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国学商道：“大道始废”说夏启》提到，经鸣条之战，夏朝被推翻，商汤称“王”，始称商朝。此后，周之代商，如商之代夏。清之代明，亦如秦之代周。中国“家天下”的王朝历史，就这样循环演绎了四千多年。《易·革·彖辞》有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的“革命”，仅指王朝更替而言。相较于“公天下”与“家天下”或“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根本性历史剧变来讲，这样的王朝更替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都是谈不上“革命性”变化的。即使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直至资本主义社会，也都仅仅只是“私天下”的“换汤不换药”。
自夏启“伐有扈氏”开始，“私天下”的建立者与维护者，便均是“依天道据法理”来惩治忤逆的。因此，除了凭借军队武力征讨外，法治体系的日渐完备就是大势所趋了。奴隶制的夏王朝是在氏族公社体制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国家的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也是以氏族父权家长制家庭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这种世袭王权与分封诸侯的宗族关系，同样是按辈分高低和族属亲疏来确定等级地位的。“私有制”与“等级制”，从来就是一对孪生体。而等级礼教和法制，也便由来就是“一手软一手硬”的连环套。从人人平等的“公天下”到人分等级的“私天下”转制过程，实际上就是“枪杆子”暴力强权和“笔杆子”等级礼制教化与法治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
夏朝的“天子”是最高统治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其下属的军队、官吏和监狱等，便是维系国家政权的支柱。自夏王朝建立之后，为了镇压各地诸侯和人民群众的反抗，就在以往的基础上制定了《禹刑》，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奴隶制法典。据《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左传》引述《夏书》所称“昏、墨、贼、杀”，是指触犯昏、墨、贼这三种罪过的人要判死刑。据说，夏后槐的“圜土”、商汤被夏桀囚禁的“夏台”，便是夏时的监狱，为中国史书记录最早的监狱。《史记·夏本纪》云，桀“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索引曰：“狱名”。
《尚书·吕刑》称：“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便是指周穆王将夏朝的《赎刑》作为制定周国刑法的参考依据。《唐律疏议·名例律》载，夏刑三千条，郑玄注《周礼》说：“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此外，夏朝除了《禹刑》，还有《政典》及《甘誓》等。
由此可见，夏朝“私天下”而“依天道据法理”的礼法体系，对中国后世各朝各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所谓“大道惟公”，“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关键是在于一个“公”字。所谓公道、公德、公理、公平、公正及公义，原本便是源自于“公天下”的上古遗风。离开了这个“公”字，又何言“天”？何言“道”？何言“理”？何言“义”？此或便是老子“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的奥义所在。
换句话说，中国自夏朝开启“私天下”以后的历史，包括“春秋争霸”和“百家争鸣”的历史，就是“大道废”而讲仁义和天道礼法的历史，也是在“私天下”礼法体系的迷雾里探寻大道复归的历史。这样的“水里捞月”，导致社会系统运行失衡乃至崩溃重构战，便是必然的周期性循环。而间或出现的所谓先贤圣王能臣，也仅仅只是在尽量缩小社会贫富等级差距方面，在矫正社会系统失衡的程度上，取得了相对有时有限的改观而已。至于“公天下”与“私天下”或“大道”与“失道”的根本性历史变革，自然都是谈不上的。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已经证明，等级不公和贫富不均，这与生产力科技发展阶段及经济产业形态变化并没有必然关系，而仅仅只是取决于“公道”与“失道”之间。当然，我们不能强求古代的先贤圣王能臣们，都能真正理解这个“大道惟公”和“天人合一”的奥理。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解读周文王的故事，再看他当时在“殷纣失道”之际，又是怎样“问道”和“行道”的？
关于周文王的故事，我们还是从“关关雎雎”的浪漫插曲开始。“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求”，这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篇之作《关睢》中的名句。诗中所描写的，正是雄姿英发的周文王与佳人太姒缠绵悱恻的情景。在《诗经·大雅·大明》篇中，对周文王迎娶新人的场面更有详细的描写：“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诗中的“洽之阳”与“渭之涘”，就在今天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这里在当时，称作“有莘国”，简称“莘国”。
据考证，《诗经》305篇中与“有莘国”有关系的就有20多篇。不仅周文王的王妃太姒出生于这里，还有周文王的母亲、商朝开国之君成汤的王妃以及夏禹的母亲等，也都是出生于这个“洽之阳”与“渭之涘”的绝代佳人。因此，这里古时建有“四圣母庙”，供奉着禹母、汤妃、文王母、文王妃的牌位。此外，“中国烹饪鼻祖”，也是辅佐成汤建立商朝天下的名相伊尹，亦为“有莘国”人。今天，在合阳县洽川风景区附近，称作“莘里村”与“莘野村”的村名，就是当时“有莘国”的“城里”与“城外”位置。合阳县的古迹遗存，不仅有“天下第一名相”伊尹的陵墓，还有黄帝曾孙帝喾的陵墓。
如此看来，这个“有莘国”之地，不仅与夏商周三代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而且与帝喾时期以前的上古历史也有密切的联系。不过，也有类似记载和民间传说称，“有莘国”和伊尹墓及帝喾陵在河南省商丘等地。但从这个“洽之阳”与“渭之涘”的关联背景来看，还是陕西省的合阳县更靠谱一些。距离合阳县不远处，就是渭水支流洛河。洛河之滨，有一个县名曰白水县。据载，当年黄帝“命仓颉造字”和“命雷公造瓷”，就是在今天的陕西省白水县。此外，“杜康造酒”和“蔡伦造纸”，也是功成于这里。因此“字圣”、“瓷圣”、“酒圣”与“纸圣”之故，白水县便有了“一县灵秀出四圣”之说。从白水县沿洛河北上，到黄土高原的南缘地带，就是黄陵县、黄龙县和洛川县。黄陵县境内的沮水河，古称姬水。而这一带，正是当年黄帝部落的发祥地。
从“黄帝起于姬水”到黄帝“命仓颉造字”和“命雷公造瓷”，直到“洽之阳”与“渭之涘”的“四圣母庙”等等，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历史巧合都汇聚于此河洛之地呢？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一个更为遥远的传说“华胥古国”。不错，从前面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已经知道，关中东部渭河中下游一带，就是古籍记载的“华胥之洲”所在。华胥、华夏、华人、华州、华山，这些“华”字印记便承载着来自远古的信息。更不用说，还有“黄帝梦游华胥国”的精神暗合。
如前所述，从有巢氏到燧人氏再到华胥氏，中华远古文明就归流积淀于这个“华胥古国”。到了“大洪水”时代，华夏部族有过一次沿渭河逆流而上的“西进运动”。到了伏羲时代，又有自天水成纪“原路返回”的“徙治陈仓”，最后出潼关“都于陈”的“东进运动”。至“伏羲氏世衰”之际，复有神农氏“起于姜水”，最后东出潼关而“承伏羲之本”。继而“神农氏世衰”，再有“炎帝起于姜水”和“黄帝起于姬水”，直到黄帝“代神农氏”而为“天子”。这种以渭河流域“华州”为中心的“西兴东衰”循环规律，在黄帝以前的“上五千年”的“三皇”时代便已有迹可循。
那么，自黄帝以后的“五帝”时代及夏商周三代，又是怎样的情形呢？从有关记载和民间传说来看，颛顼与帝喾最后的统治中心，应是在今天河南省的商丘一代。唐尧的统治中心，应是在今天河北省唐县与山西省临汾市一代。虞舜的统治中心，应是在今天山西省运城市与河南省商丘市一代。夏启的统治中心，应是在今天山西省运城市与夏县一代。商朝的统治中心，应是在今天河南省商丘市和安阳市一代。而周朝的统治中心，最初是在今天陕西省凤翔县，鼎盛时期是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东周及春秋战国时期则是在今天河南省洛阳市。绕这么大一个圈，其实还是自“黄帝起于姬水”开始，从关中渭河流域出发，顺着秦晋冀豫“大黄河三角区”范围在转圈，而“西兴东衰”的文化地理规律也依然没有变。上古“公天下”时代的最后一个鼎盛时期，应是黄帝时期。夏商周“私天下”时代的鼎盛时期，则应是肇始于周文王的西周时期。而下一个鼎盛时期，便是千年之后的秦汉时期了。
这里，就又涉及到了“河洛文化”的概念。此处的“河”，一般是指黄河，因为无论是渭河、汾河还是洛河，都是黄河水系的支流。中华文化，主要就发源于黄河流域文化。这一点，基本上不存在异议。而这个“洛”，则有北洛河与南洛河之分。所谓“北洛河”，是渭河的下游支流。其上源称头道川，发源于陕西省西北部榆林市定边县南梁山，向东南流经吴旗县于川口附近有支流周河汇入，在甘泉县拆向南流，于延安市黄陵县附近又有支流葫芦河汇入后流向东南，到渭南市大荔县南的三河口附近注入渭河，长达660 公里。而所谓“南洛河”，发源于陕西省蓝田县境华山南麓，流经陕西省洛南县，向东流入河南境，经卢氏县、洛宁县、宜阳县、洛阳市，到偃师市杨村附近纳伊河后称伊洛河，在巩义市洛口以北入黄河，全长453公里。“北洛河”自西北向东南贯穿“华州”北部，而“南洛河”则自“华州”之南流入河南省境内。
“北洛河”与“南洛河”，在“华州”南北与黄河都构成“河洛文化”区，且也都在秦晋冀豫“大黄河三角区”范围之内。那么，我们平时所说的“河洛文化”，包括“河图”与“洛书”的典故，究竟是指“北洛河”还是“南洛河”？这大概又是与“有莘国”和伊尹墓及帝喾陵是在陕西还是在河南，属于同样的问题。我们倒不必纠缠这些细节，关键是“河图”与“洛书”所涉及的“伏羲八卦”，恰正是文王故事不可或缺的情节。
《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根，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就诞生了，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它是目前所知的上古文明中层次最强、结构最严密的符号系统，也是最早运用系统论的典型。《易经》是中华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根源，是道家学说的思想根基。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同时，也对中国儒墨法兵等“诸子百家”学派及中医、文字、数术、哲学、建筑、艺术、民俗等各个社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被推崇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易经》有三个版本，即《连山易》、《归藏易》、《周易》，分别形成于夏、商、周三代。其中《连山易》最早，《周易》最晚。《周礼·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现流传于世的《周易》，据说就是周文王所著。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文王“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周文王姓姬名昌，史称西伯，是渭水流域周族的领袖。他广施仁德，礼贤下士，发展生产，深得人民的拥戴。由此引起商王纣的猜忌和不满，昏庸残暴的纣王听信谗言，将姬昌囚禁于当时的国家监狱羑里城。
据说，姬昌被囚后，殷纣王以种种野蛮手段对其进行侮辱和折磨，甚至将其长子杀害后做成肉羹逼其吞食。姬昌被囚禁7年，他根据《河图》与《洛书》，将伏羲的先天八卦改造成后天八卦。先天八卦虽成，它们代表世间万物的八种基本性质，万物万事的性质可以抽象为八种，但具体的事物则是无穷无尽的，不可能有八种，故而“八卦小成”，不能反映复杂的变化。“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就是八卦每一卦都可以为太极，以本气相推，与八卦相叠，遂成八八六十四卦，反映宇宙间不同的复杂变化。进而推演成六十四卦并系以卦爻辞，并提出“刚柔相对，变在其中”的富有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完成了《周易》这部千古不朽的著作。
于是，我们从周文王“关关雎雎”的浪漫故事中，似乎便可找到他在“华胥古国”寻根溯源汲取智慧力量的机缘。同时，从“文王拘而演周易”的故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的历史局限。中华文化有“道术用”之论，易学研究有“理象数”之说。按照西学的概念来讲，“易理”之学，是属于哲学性的，是解决“道”的原理与宗旨问题的。“象”与“数”之学，是属于科学性的，是解决“术”的方法与手段。而“用”，则是体现最终的实用效果。“道术用”的统一和“理象数”的统一，方为大道至简的浑圆一体。专精于“术”而不察其“道”，难免就会陷入去简就繁而反被其累，更难获自得其圆的妙用了。而后世宋明理学及象数之术的各自剑走偏锋，或便是自《周易》即埋下了隐患。
所谓大道至简，一阴一阳而已，亦一公一私而已，或1%与99%而已。周室崛起于西岐，最后经文王武王两代接力，伐殷纣而取天下，固然是顺应时势的成功善举。周朝前期的“礼乐昌盛”，自然也是夏商两代所不可堪比。但自成王、康王之后，仁德之政即见式微。经昭王、穆王、夷王，衰势日甚。至厉王之时，一场“国人暴动”，便直接加速了周王朝的分崩离析。短暂的宣王中兴，紧接而来的就是幽王烽火戏诸侯。周室之兴，起于文王西伐犬戎。而西周之亡，亦灭于西来之犬戎。于是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随即便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西兴东衰”的历史，亦便进入了下一个周期的循环。
此所谓灭商者，商也。亡周者，周也。犹若族夏者，亦夏也。三代相继兴亡如斯，何也？皆因一家之私或1%王公贵族奴隶主阶层之私也。可叹文王囚羑里七载推演八八六十四卦而著《周易》，却至是未曾参透“大道惟公”的玄机！而后世儒生推崇备至文王周公之圣贤，且“克己复礼”其尊卑贵贱等级之仁义道德，则更是迷途失道之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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