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国学商道：“河洛探幽”说文王》提到，所谓大道至简，一阴一阳而已，亦一公一私而已，或1%与99%而已。周室崛起于西岐，经文王武王两代接力，最后牧野之战伐殷纣而取天下，固然是顺应时势的成功善举。周朝前期的“礼乐昌盛”，自然也是夏商两代所不可堪比。但自成康之后，仁德之政即见式微。经昭王、穆王、夷王，衰势日甚。至厉王之时，一场“国人暴动”，便直接加速了周王朝的分崩离析。短暂的宣王中兴，紧接而来的就是幽王烽火戏诸侯。周室之兴，起于文王西伐犬戎。而西周之亡，亦灭于西来之犬戎。于是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随即便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西兴东衰”的历史，亦便进入了下一个周期的循环。
此所谓灭商者，商也。亡周者，周也。犹若族夏者，亦夏也。三代相继兴亡如斯，何也？皆因一家之私或1%王公贵族奴隶主阶层之私也。可叹文王囚羑里七载推演八八六十四卦而著《周易》，却至是未曾参透“大道惟公”的玄机！而后世儒生推崇备至文王周公之圣贤，且“克己复礼”其尊卑贵贱等级之仁义道德，则更是迷途失道之至了！
据说，西周等级礼法制度的主创者为周公姬旦。因此，在春秋时代“百家争鸣”之际，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以“克己复礼”为原旨，便把周公一步步推向了圣坛。孔子删编《诗》、《书》、《礼》、《易》、《乐》并著《春秋》，以“春秋笔法”演绎中国历史而作为“正统文化”教材，从而使周公的历史作用和形象进一步被放大拔高。最后，便形成了尧、舜、禹、汤、文、武及周公这样一个圣王圣贤系列，并以此作为“克己复礼”教化后世君臣万民的楷模。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千多年来，孔子所创立的这套儒家“正统文化”教材，也就真的变成中国“正统文化”主流了。而在孔子以“春秋笔法”放大拔高周公的过程中，不但歪曲了周朝的历史，而且有意淡化和忽略了与周公同期的一个重要人物召公。当然，按照儒家尊卑等级长幼排序的规矩来讲，周公为兄召公为弟，首先突出周公也是合乎其礼法规范的。但真正的原因，恐怕远不止于此。
今天，为了还原和解读这段历史故事，我们不妨先从周族的起源说起。《说文》有云：“黄帝居姬水，以姬为氏，周人嗣其姓”。就是说周族也是发源于渭河流域的姬水，其始祖为轩辕黄帝曾孙帝喾元妃姜嫄的儿子弃，即被民间尊为“农神”的后稷。至商朝初年，后稷的后代公刘率族人从邰迁到磁，即迁徙于今中国陕西省武功县和周至县一带。他们善事农耕，但却经常遭到西面戎狄等游牧部落的侵扰。于是，到古公亶父为首领时，又率族人迁到岐山南边的周原定居下来，始称为周。周部族兴盛于周文王姬昌作首领的时候，并为其子武王姬发伐纣灭商建立周朝打下了根基。
周文王姬昌的儿子，除了武王姬发，还有周公姬旦和召公姬奭。周文王死后，武王姬发继位，周公和召公共同辅政。对于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意思是说，攻杀殷纣王后，周公和召公分立于周武王左右，杀牲取血以祭社神，向上苍和天下百姓公诉殷纣王的罪行。由此可见，周公和召公在周朝创建过程中，的确是替着周武王的左膀右臂作用。
召公姬奭，又称“召伯”、“邵伯”。召音读“shào”同邵，奭音读“shì”。一般认为他是周王室宗亲，与武王姬发和周公姬旦平辈。但也有记载说他是周文王庶子，与武王为同父异母的兄弟。因受封采邑在召，音同邵，故称召公或邵伯。据《古今姓氏书辨证》载：“召公后裔孙穆公虎至简公盈，皆袭爵士，为王卿士”，即召公奭的后代世袭召公爵位，一直是辅佐周天子的政要。召公后裔在召字旁加受封采邑之“邑”，即为邵氏。《氏族博考》云：“召与邵，春秋本一姓，后分为二。”因此，今天中国的邵姓和召姓人口，即均尊奉召公姬奭为本姓始祖。
周朝有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早在周朝创建过程中，周公姬旦和召公姬奭就与太公姜望（姜子牙）共列为周初“三公”。武王死后，其子周成王年幼即位，继续由周公和召公共同辅政。《史记》有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书．君．序》亦云：“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成王为左右”。这些记述都将召公和周公相提并论，也足见两者在周朝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实是很难分伯仲的。
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 》中这样评价：“召伯作相，分陕而治。人惠其德，甘棠是思。庄送霸主，惠罗宠姬。文公从赵，苏秦骋辞。易王初立，齐宣我欺。燕哙无道，禅位子之。昭王待士，思报临菑。督亢不就，卒见芟夷。”据载，召公最早受封的采邑是在周族的周原故地。他辅佐周武王灭商有功，又受封于北燕，都于燕京即今天的北京。他派长子克去管理燕国，自己仍留在镐京即今天的西安与周公共同辅掌周朝国政。周成王时，“召伯作相，分陕而治”，“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这里的陕，是指陕州，即今天河南三门峡市陕县。今天陕西的省名由来，最早即源于此。召公常巡行乡邑体察民情，遇到问题便在乡间树荫下就地解决。《史记·燕召公》称，在召公的治理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因此倍受辖区及周境内百姓的爱戴。
《诗经·召南·甘棠》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意思是说，不要看这是一棵普通的甘棠树，但绝对不能攀折不能采伐，更不能让它枯死了，因为召公曾经在这棵树下休息过啊！后来，也因此有了“甘棠遗爱”和“甘棠之思”的成语典故。直到今天，人们也常以“召棠”典故，作为对勤政爱民善治的称颂。
在周成王年间，周公姬旦受封于鲁，为鲁国始祖。召公姬奭受封于燕，为燕国始祖。但他们都是派长子去封地管理其诸侯国政，而自己则留在镐京共同辅佐周天子。同时，他们的后代也均世袭爵位“为王卿士”。因此，“共和行政”的周公和召公，也都已经是其后世子孙了。所谓周召“共和行政”，又是起因于“国人暴动”。
周朝沿袭自夏朝以来的诸侯建藩分封制惯例，周王为“天下共主”。但这种诸侯经济朝贡赋税体系，实际上便是自夏禹分割上古“公天下”后形成的“分国承包单干”体制。而各诸侯王公奴隶主贵族“食利阶层”的自私贪婪穷奢极欲，则必然驱使他们去挖空心思地“增收节支”。所谓“增收”，就是对下变本加厉地压榨广大奴隶和平民的血汗。而所谓“节支”，就是对上处心积虑地“偷税漏税”，以减少和逃避给周朝中央财政的贡赋。再加上各诸侯国资源人口的差异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便导致其彼此之间横向矛盾和上下之间纵向矛盾的不断积聚甚至激化。
包括周王室的直辖领地在内，周朝的基本土地制度是“井田制”。王侯贵族奴隶主将其所有的大块田地分割成九块，排成“井”字形。中央一块田地由奴隶们合耕，但收获归奴隶主所有，是为“公田”。其余八块则受田于奴隶各家耕种，此劳作所得即为奴隶各家活命糊口的来源，是为“私田”。奴隶们平时还要向奴隶主和所在王侯公国交纳赋税，战时还必须承担服兵役和作战义务。另外，也有庶民“助耕公田”和承担赋税兵役的制度。王侯公国所营筑的领地城邑或大庄园，通常有两层城墙，从内到外分别为城和郭。城内称“国人”，城外的称“野人”或者“鄙人”。在这个领地范围内，除了王公贵族奴隶主和奴隶之外，还有一部分“国人”，是没落贵族和失势的官僚士族及百工商贾等工商业庶民阶层。贵族精英文士字典里的“民”，就是指这些庶民或平民。而广大奴隶们，当然是没有被称作“人”或“民”的资格。
这样，随着王侯贵族奴隶主对奴隶和庶民的盘剥加重，“国人”们为了活命，就纷纷到远离“井田”的山林湖泽去开垦“私田”或捕鱼打猎觅食。而另一方面，到了周夷王时，就已出现诸侯不来朝交纳贡赋的状况，这对周朝的中央财政收入来源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周夷王死后，其子周厉王姬胡继位。为了改变朝廷的经济窘境，周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将山林湖泽改由天子直接控制取利，不准“国人”私自进入谋生。此令一出，就连周都镐京的“国人”都怨声载道。召公虎向周厉王直言进谏说：“民不堪命矣！”可周厉王不但不听，反而又命令卫巫监谤，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杀戮。
在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国人不敢在公开场合议论朝政。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用眼色示意一下，然后就匆匆走开，这就是“道路以目”。周厉王得知后十分得意，他对召公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苦笑着劝谏道：“是障之也！”他进一步向周厉王解释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此！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意思是说，你这样堵住人们的嘴，就像堵住了一条河。河一旦决口，将会造成灭顶之灾。人们的嘴被堵住了，带来的危害远甚于河水啊！治水要采用疏导的办法，治国也要让天下人畅所欲言啊！但周厉王对此，却依然是置若罔闻。于是，不久便爆发了“国人暴动”。
公元前841年，因不满周厉王的暴政，镐京的“国人”集结起来，手持棍棒、农具围攻王宫，要杀周厉王。周厉王急忙下令调兵遣将，这时传旨意官提醒他说：“我们周朝寓兵于国人，国人就是兵，兵就是国人。国人都暴动了，还能调集谁呢？”无奈之下，周厉王只得仓皇逃离镐京，沿渭水河岸，一直逃到彘，即今天的山西省霍州市。“国人”攻进王宫，没有找到周厉王，便转而寻找太子姬静。召公将姬静藏了起来，“国人”围住召公家，要召公交出太子。于是，召穆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受死。愤怒的“国人”，便将这个被调包的“太子”杀掉了。《竹书纪年》记载道：“（国人）执召穆公之子杀之”。
接着，召公强忍丧子之痛，与周公一起劝解平息了“国人”的怨气。而此时周室无主，周公和召公根据贵族们的推举，暂时代理朝政，重要政务由六卿合议。这种政体，史称“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共和行政”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准确纪年。此后，中国的历史脉络清晰，一直到今天没有间断记载。正是这件事，让我们能够上溯几千年而不迷惘。在此之前，中国的历史只能是口头传说，文字记载的时间脉络也十分模糊，只能够通过文物考古来追溯确证。司马迁的《史记》，也是从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开始“记年记事”。但正是从“共和行政”开始，中国的历史有了确切的纪年，这是中国历史得以保证延续性的重要开端。
“共和行政”结束以后，宣王即位。周宣王在召公和周公的辅佐下，采取明智政策改善了统治，西征戎狄南伐淮夷和荆蛮也接连取得胜利，史称“宣王中兴”。但“宣王中兴”为时短暂，宣王死后其子幽王继位。幽王姬宫涅骄奢淫逸，宠幸美女褒姒，整天沉溺于后宫佳丽之中，朝政荒废，加上各种天灾人祸，闹得民怨沸腾。周幽王为取悦褒姒，数举骊山烽火，失信于诸侯。公元前771年，犬戎进攻周朝都城镐京。幽王虽以烽火报警，但各国诸侯害怕再次被戏弄，都没有发兵前来勤王。结果，周幽王被犬戎兵杀死于骊山之下。犬戎攻破镐京，杀死幽王劫掠财物后退走。第二年，朝臣们拥立太子姬宜臼即位，是为周平王。因镐京已遭战争破坏，而周边地区又大多被犬戎所占，周平王恐镐京难保，即于公元前770年在嬴秦部族军队的护送下迁都洛邑，即今河南洛阳，始称东周。平王东迁之后的周王室大权旁落，中国由此进入了列国纷争的春秋战国时代。
周朝的兴起，固然显示出文王、武王、成王及周公与召公等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而周朝的衰亡，则是由夏至周“私天下”等级礼制体系本质所决定了的历史必然。这种“礼崩乐坏”的必然，是这些帝王将相们所难以洞明的，更是后世“克己复礼”的儒生们至死也难以参悟的。但召公奭“甘棠断讼”简朴勤政的作风和后世召公“为民者宣之使言”的开明思想，却是历代王侯官僚不一定都能具备的。周公与召公共同辅佐武王伐纣创建周朝，后世周公召公“共和行政”并共同辅佐“宣王中兴”，这应是历史上周公召公共同辅周的最基本事实。可我们从这里面却很难看出，后世儒生们所推崇的“圣人”周公，究竟“圣”在何处呢？或许，非惟周公圣贤，而是因为要“克己复礼”，所以周公就必须“显圣”吧？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