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国学商道：“共和行政”说召公》提到，公元前841年，因不满周厉王的暴政，镐京的“国人”集结起来，手持棍棒、农具围攻王宫，要杀周厉王。周厉王只得仓皇逃离镐京，沿渭水河岸，一直逃到彘，即今天的山西省霍州市。“国人”攻进王宫，没有找到周厉王，便转而寻找太子姬静。召公将姬静藏了起来，“国人”围住召公家，要召公交出太子。于是，召穆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受死。愤怒的“国人”，便将这个被调包的“太子”杀掉了。《竹书纪年》记载道：“（国人）执召穆公之子杀之”。接着，召公强忍丧子之痛，与周公一起劝解平息了“国人”的怨气。而此时周室无主，周公和召公根据贵族们的推举，暂时代理朝政，重要政务由六卿合议。这种政体，史称“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由“国人暴动”而导致的“共和行政”，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准确纪年。
所谓大道至简，一阴一阳而已，亦一公一私而已，或1%与99%而已。周室崛起于西岐，经文王武王两代接力，最后牧野之战伐殷纣而取天下，固然是顺应时势的成功善举。周朝前期的“礼乐昌盛”，自然也是夏商两代所不可堪比。但自成康之后，仁德之政即见式微。经昭王、穆王、夷王，衰势日甚。至厉王之时，一场“国人暴动”，便直接加速了周王朝的分崩离析。短暂的宣王中兴，紧接而来的就是幽王烽火戏诸侯。周室之兴，起于文王西伐犬戎。而西周之亡，亦灭于西来之犬戎。于是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随即便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西兴东衰”的历史，亦便进入了下一个周期的循环。周朝的兴起，固然显示出文王、武王、成王及周公与召公等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而周朝的衰亡，则是由夏至周“私天下”等级礼制体系本质所决定了的历史必然。这种“礼崩乐坏”的必然，是这些帝王将相们所难以洞明的，更是后世“克己复礼”的儒生们至死也难以参悟的。
此所谓灭商者，商也。亡周者，周也。犹若族夏者，亦夏也。三代相继兴亡如斯，何也？皆因一家之私或1%王公贵族奴隶主阶层之私也。可叹文王囚羑里七载推演八八六十四卦而著《周易》，却至是未曾参透“大道惟公”的玄机！而后世儒生推崇备至文王周公之圣贤，且“克己复礼”其尊卑贵贱等级之仁义道德，则更是迷途失道之至了！
自上古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公天下”体制崩溃以来，中国历史从夏朝便开始正式进入了“私天下”等级礼制时代。这场“国人暴动”，是这种“私天下”等级礼制的必然产物，也是庶民阶层首次对这种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发起了反抗和挑战。而接下来长达14年的“共和行政”，则是一种君主“天子”缺位状态下的治国理政新模式。对当时已经习惯了君君臣臣体制的中国人来讲，这种“无君无天”的日子，竟然能一过就是14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奇迹。因此，“国人暴动”与“共和行政”，在中国都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
那么，我们能否将此理解为，是上古时代“公共”意识与“平等”意识的复萌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潜意识文化心理传承和影响，但也仅仅只是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意义。因为当时的“国人”，主要是指庶民或平民阶层。这些平民阶层，除了工商百贾阶层外，也包括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层和失势的士大夫阶层。而最广大的奴隶阶层，是不具有被称为“人”和“民”或“公民”资格的。至于赶走了君主“天子”之后的“共和行政”，也依然只是王公贵族阶层的“三公六卿合议”，至多算是奴隶主贵族阶层的“精英民主”罢了。这种类似于“奴隶制民主”和“寡头制”或“僭主制”模式，差不多正是同一时期古希腊商业城邦或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形态，本质上也亦如当今西方世界的“资本民主”与“精英民主”模式。而两千多年后再次成为世界流行的民主与共和概念，其实已经算不上文化创新的时髦了。
但不管怎么说，“国人暴动”与“共和行政”的发生，还是明显反映出了当时周朝“私天下”等级礼制的信仰危机与制度危机。而“共和行政”的改革探索和制度创新，最终还是没有跳出“私天下”的旧框框，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重蹈了等级礼制体系的衰亡覆辙。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文化精英们“治国平天下”的大讨论与大反思，更是鲜有超越“共和行政”的思想高度了。非但如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竟硬是将周朝“私天下”尊卑贵贱等级礼制，作为“仁义道德”的“天理”信条了！
孔子为了传播和推行他的“克己复礼”主张，不但煞费苦心地删编《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及《乐》，而且也按照“君臣义理”重新修编《春秋》，以便使所谓“儒家六经”成为一整套君臣等级礼制的伦理教科书，但却使这些古籍距历史真实原貌原义相去甚远了。孔子“春秋笔法”之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也被后世儒生奉为著书立说和记史之圣教圭臬。再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不符合“孔子之说”的“邪僻之道”便几已失传了。因此，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史书典籍文字记载，差不多都是“儒家文化”典籍了，而里面究竟“为尊者为亲者为贤者”隐讳了多少事，又夸张虚拟了多少事，实在是很难考证清楚了。中华万年历史文化的失传失真，固然有“结绳记事”文字与载体消弱的客观原因，但儒家师徒以“春秋笔法”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人为因素，是断然不容忽视的。如果说罪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但为何上古历史及列国典籍被“焚”，却唯独孔学经典会完整流传下来呢？
今天，要澄清“共和行政”这段历史，我们就不能不说一下《竹书纪年》的故事。河南省新乡卫辉市，古称汲郡。晋太康二年，即公元281年，汲郡人不准（音Fǒu Biāo）盗掘魏襄王墓冢得竹书数十车，经晋朝史官束晳整编出《竹书纪年》一书，史称“汲冢书”，又称“汲冢纪年”。《竹书纪年》被认为是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记载了自黄帝时代到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其与包括《春秋》在内的传统正史记载多有不同，但却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的相关记述比较吻合，应是一部珍贵的“信史”。该书自战国时作为陪葬品埋入地下，直到一千年后的晋朝，才因有人盗墓而重见天日，但在儒学成为“国学”正统而至盛的宋朝又一次神秘“失传”。因此，后来才形成了“今本”与“古本”这两种校注考证版本。因原文竹简亡佚，宋明时形成的“今本”被后世学者视为“伪书”，一般认为现今较为精准的是方诗铭《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那么，《竹书纪年》如此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在传承了六百年之后，为何会在宋代又一次亡佚呢？有学者认为，《竹书纪年》出土之后，势必给当时的思想学术界会带来巨大的震撼。宋代儒学成为“国学”，二程、朱熹一派的理学居于正统。与儒家史学体系冲突极大的《竹书》，理所当然地被宋儒视为异端邪说，必欲除之而后快。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直言：“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可以说，《竹书》在宋代的亡佚绝非偶然。不过，就像这位名叫“不准”的盗墓者所制造的文化大发现一样，被儒家阉割了的中国历史真相，终将会被一次次偶然的惊世发现所还原。
言归正传，再看《竹书纪年》是怎样描述“国人暴动”与“共和行政”的。《纪年》云：“厉王，名胡”，“元年戊申春正月，王即位，作夷宫。命卿士荣夷公落”，“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长父征之，不克”，“八年，初监谤”，“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十一年，西戎入于犬丘”，“十二年，王亡奔彘。国人围王宫，执召穆公之子杀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十四年，皞狁侵宗周西鄙”，“召穆公帅师追荆蛮，至于洛”，“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其国，遂大雨。大旱既久，庐舍俱焚，会汾王崩，卜于大阳，兆曰：‘厉王为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归国。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废之不怒，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宣王，名靖。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周定公、召穆公辅政。复田赋。作戎车”。
由此可见，《竹书纪年》对“国人暴动”的描述，虽与正史记载基本相符，但还扼要勾勒出了周朝当时“内忧外患”的全景。而关于“共和行政”的记载，却表明“共和”是指被称为“共伯”名叫“和”的人。不过，从“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废之不怒”来看，“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也应是具有“三公六卿合议”的“民主作风”。再从“共和遂归国”及“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来看，这位“共伯”的封地，就是在“共山”一带。看到这里，我们马上会想起一个人名，那就是“共工”。
《说文》曰：“共，同也。”在古汉语中，“共”通“恭、供、拱”。据载，在中国上古氏族公社时期，有“共工”一职，主要负责矿业、铸造和水利建设工程事宜。后来演化为一个专门负责此类工作或擅长于治水的部族，故称“共工氏”。在中国上古神话传说里，共工又被描绘成一个令人敬畏的水神。而且他的脾气还特别暴躁，经常跟人打架。从“三皇”时代，一直打到“五帝”时代。或许，这都是当时的“天子”为了给水患灾害找一个“替罪羊”，让“共工氏”代“天子”受过罢了。于是，便有了《淮南子·本经训》载：“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每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山海经·大荒西经》云：“禹攻共工国山。”《荀子·成相篇》中说：“禹有功，抑下鸿，为民除害逐共工，北决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书·尧典》云：“舜流共工于幽州，放允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可见，“共工氏”部族后代，历来便是忍辱负重代人受过的角色。那么，这个“共伯”，会不会就是“共工氏”的后代或部族首领呢？因为在当时诸侯分封各顾私利的情况下，大概也只有负责“天下”公共水利工程与大江大河治理的“共工氏”，才具备“和有至德”的威望。若果真如此，那么，“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也应是众望所归。
但《竹书纪年》对儒家史学体系的巨大冲击，并不仅仅体现在关于“共和行政”的记载。更致命的问题在于，《竹书纪年》打破了儒家塑造的尧舜禹三代“禅让”的“圣王”神话，彻底颠覆了《史记》等正史所载“有德之君”虞舜和夏禹的形象。《竹书纪年》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这也恰好佐证了《韩非子·说疑》所言：“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至此，孔子所编造的“尧、舜、禹、汤、文、武”等“圣王”君臣礼制体系，便不攻自破了。
而要真正找回“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禅让制”原貌，我们还必须上溯到尧舜禹三代以前的“公天下”时代。《竹书纪年》载：“黄帝，轩辕氏，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于寿丘。弱而能言，龙颜，有圣德，劾百神朝而使之。应龙攻蚩尤，战虎、豹、熊、罴四兽之力。以女魃止淫雨。天下既定，圣德光被，群瑞毕臻。有屈轶之草生于庭，佞人入朝，则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进。元年，帝即位，居有熊。初制冕服”，“七十七年，昌意降居弱水，产帝乾荒”，“一百年，地裂。帝陟。帝王之崩皆曰陟，《书》称“新陟王”，谓新崩也。帝以土德王，应地裂而陟。葬，群臣有左彻者，感思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庙飨之，诸侯大夫岁时朝焉”。
“帝挚，少昊氏，母曰女节，见星如虹，下流华渚，既而梦接意感，生少昊。登帝位，有凤凰之瑞。或曰名清，不居帝位，帅鸟师，居西方，以鸟纪官。帝颛顼，高阳氏，母曰女枢，见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己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首戴干戈，有圣德。生十年而佐少昊氏，二十而登帝位。元年，帝即位，居濮”，“七十八年，帝陟”。
“帝喾，高辛氏，生而骈齿，有圣德，初封辛侯，代高阳氏王天下。使瞽人拊鞞鼓，击钟磬，凤皇鼓翼而舞。元年，帝即位，居亳”，“六十三年，帝陟。帝子挚立，九年而废”。
“帝尧陶唐氏，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其上。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祐。’眉八采，须发长七尺二寸，面锐上丰下，足履翼宿。既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其状如图。及长，身长十尺，有圣德，封于唐。梦攀天而上。高辛氏衰，天下归之。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命羲和历象”，“十二年，初治兵”，“十九年，命共工治河”。
《竹书纪年》所载自黄帝至帝尧的在位时间，与《史记》等正史记载基本相符，但增加了帝颛顼“二十而登帝位”之前的帝挚少昊氏在位细节。值得注意的是帝尧“十二年，初治兵”，这一记载非常重要。所谓“治兵”，就是正式设立军队。此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公有制的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体系。随着这种公有制社会的解体和私有制的产生，便有了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体系，也便有了司法机关和军队等国家政权机器。按照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说法，国家机器是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产物。自此，“公天下”时代的“禅让制”，便只是“贵族民主”或“僭主制”的遮羞布了。到了夏朝“私天下”世袭时代，名正言顺的君权专制，就自然连“禅让”的遮羞布都不需要了。明明是“私天下”的君臣等级礼制，孔子却硬要编造尧舜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禅让”神话，这不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掩耳盗铃吗？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从上古时代人人平等人民民主的“公社制”，到人分等级王权专制的“君主制”，这应是社会循环演化的“公天下”与“私天下”两个极端形态。而“贵族民主”、“精英民主”或“资本民主”的“民主宪政”，仅仅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的“私天下”社会形态。如今，王权专制的“君主制”已经被历史所抛弃，“精英民主”或“资本民主”的“民主宪政”，也已遭遇到了“99%对1%”的强烈声讨。人类社会的大同理想，无疑还要走向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所谓“大道惟公”，恰正是中华文化的本源主脉所在。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能够创新的，往往只是形式。而永恒不变之道，才是我们必须守望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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