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国学商道：“大音希声”说老子》提到，所谓“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既然老子曾为周朝的史官，那么老子从掌握历史地理天文资料信息的丰富度，到知识视野的高度与广度，也自然就很容易达到其他“诸子”之上。故此，《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同时，老子作为周朝“史官”的知识和思想，对列国“史官”及“诸子百家”都有直接的影响。有学者考证，《左传》、《国语》、《论语》、《大戴礼记》等书中，不少属于格言性质的话，都可以从老子的《道德经》里找到出处。而且，《史记》、《礼记》、《庄子》、《天道》及《天运》等古籍中，也均记载有“孔子问礼于老子”一事。
用现在的话来讲，老子当时已经是天下公认的“学界泰斗”，而且身为周朝“史官”。孔子作为一名诸侯小国没落贵族的求学青年，慕名前往周朝东都洛阳向老子拜师学习，也应是师道传承情理之中的事。至于“孔子问礼”，应该是一语双关。一方面是向老子表示礼节性拜望问候，另一方面也包括向老子当面求教“道德仁义礼智信”的学问。当然，孔子最在意的恐怕还是“克己复礼”之“礼”。而老子则是“由道至礼”一以贯之进行讲解，并特别叮咛要“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更警示他“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目的，大约便在于“克己复礼”而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子劝他“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孔子肯定是听不进去。至于他后来“走火入魔”，硬是将“仁义道德”移花接木到“克己复礼”之“礼”，并“周游列国”企图复辟周朝“私天下”诸侯分封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礼制，显然是背离了中华易理大道的原旨方向，且违背了老子“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谆谆教诲。然而，孔子仅凭曾经数次“问礼于老子”这张“文化王牌”，就能忽悠不少求道若渴的君臣百姓，并大大抬升自己的学界声望。“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意思就是说，孔子去周都洛阳“问礼于老子”后，一回到鲁国家乡，投到他门下求学的弟子就接踵而来。“孔门学堂”的招生宣传广告市场效应，由此即可见一斑。
“百家争鸣”道为本 “大商经邦”自成家
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两千多年后远在西方的科技史学者李约瑟说：“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参天大树的根在‘道家’”。这句话，可谓是一语中的。从伏羲“始作《易》八卦”，到神农氏“尝百草”而“道法自然”，再到黄帝“治五气艺五种”，直到老子“传道”著《五千言》，中华文化由来就是“易理大道文化”。至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由此衍生的法兵儒墨纵横等诸子百家门派，仅仅只是中华“大道文化”的开枝散叶学科专术细分而已。而正是因为当时“大道废有仁义”的文化迷失，才形成了将所谓“黄老之说”称为“道家”学派，并将“道家”降至与诸子百家并列的文化扭曲格局。甚而再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派篡专中华文化道统，便更是愈发荒谬之极了！
那么，在孔子之前，有没有人对老子所传之“道”有系统的学习和领悟呢？当然有，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首推齐国人管仲，就是“诸子百家”里的管子。不过相对于孔子的没落贵族文化精英阶层出身，管仲则是出身于地位仅在奴隶阶层之上的普通平民阶层。因此，管子“问道”的学习条件，自然是比不上孔子。而且，管子当时把学习和领悟的道理知识，也首先得用于自己谋生养家。更具体来讲，就是用于经商求财。但从小本生意的经营来讲，管子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可就大资本大生意而言，管子却是天下少有的成功者。因为他后来当上了齐国的“CEO”，并把“董事长”齐桓公推上了“春秋第一霸”的巅峰。故此，他自己也被后世称为“春秋第一相”。在春秋战国时代，“商人经邦”的成功案例，还有辅佐越王勾践成就霸业的范蠡，以及秦王嬴政的“相邦”吕不韦。但作为“商人经邦”首开先河者，无疑还是“春秋第一相”管子。
如前所述，公与私、有与无、阴与阳、气与象、形与势、时与位、本与末、道与理、术与用、利与害、义与礼、贫与富、高与下、智与愚、难与易以及轻与重，所谓“国学商道”奥义尽在此中矣！而只有具体到日常的衣食住行用和谋生求利，我们对“国学商道”的玄乎其玄才能有比较直观的体会。今天，我们就此接着来解读管子的故事。
据《史记·管晏列传》：“管仲夷吾者，颖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遇，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馀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鲍叔牙不仅因此留下了“管鲍之交”、“管鲍分金”、“自知者明”、“知人者智”及“荐贤者贤”等千古佳话，而且还让我们想起了“杞人忧天”的典故。鲍叔牙亦称“鲍叔”或“鲍子”，是杞国公子鲍敬叔的儿子。杞国是中国自夏代到战国初年的一个诸侯国，其间时断时续，直到西元前445年亡于楚国。《史记》云：“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这个诸侯小国地处黄河下游，夹在周围大国强邻的缝隙之间，历史上久经水患天灾与战乱人祸磨难。因此，常被逃亡迫迁徙于今天河南省杞县、山东省新泰和昌乐及安丘一带。可见，所谓“杞人忧天”，是源于现实的忧患，而绝非“庸人自扰”。据说杞国虽小，但杞国人乃夏朝王室之后，存有“夏礼”。因此，后来孔子为了“克己复礼”还曾专门寻访杞国，但却一无所获。于是，孔子叹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一段插曲带过，却说这位杞国公子鲍敬叔，后来投奔齐国官拜大夫。而其子鲍叔牙，随后亦袭官为齐国大夫。可见，在当时的齐国，鲍叔牙应属于世袭贵族之列的“官二代”，且依然有权有势。而管子出身贫寒的平民家庭，能与鲍叔牙交好并合伙做生意，也算是极佳的“智本”与“资本”及“权力”的搭档组合。在利润分配上，管子“分财利多自与”，鲍叔牙也不在乎。管子负责操盘，生意亏损赔本了，鲍叔牙“知时有利不利也”，也并不埋怨他。管子终于打通关节入朝从政为官了，却屡次被最高领导罢免开除。在那个风云乱世，为了养家糊口，管子无奈只好入伍从军，但却连吃败仗并临阵脱逃。而对这一切，鲍叔牙都能谅解，不认为管子缺乏担当勇气，只是觉得他时运不济。
直到齐国政坛大乱，齐僖公驾崩，留下三个儿子，太子诸儿、公子纠和小白。齐僖公死后，太子诸儿即位，是为齐襄公。不久，新君齐襄公和公孙无知相继被杀，公子纠和小白两个公子接着争夺君位。当时，鲍叔牙与管子还因“押宝”站队路线不同，而分处两个敌对阵营。结果，鲍叔牙辅佐的公子小白获胜，立为桓公，而管子成了阶下囚。但鲍叔牙还是劝导齐桓公释怀“一箭之仇”，并举荐任用管子为上卿，即齐丞相。由此，才有了管子经营齐国，并创造出“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历史功业。作为商人的管子，终于做成了这笔大生意，“定国家霸诸侯”功成名就自不待言。而作为深谋远虑的“合伙人”鲍叔牙，又何尝不是这笔“商人经邦”大生意的成功者呢？“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馀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诚如斯言，所谓“管鲍分金”，鲍叔牙又何曾不是“名利双收”呢？至于“九合诸侯”的“董事长”齐桓公，自然也是乐观其成！所谓“春秋第一霸”，背后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商业故事。
当然，这个“商人经邦”的“国家智囊”和“首席执行官”，还是管子。因此，要解码其中的“国学商道”，也还是得从《管子》开始。管仲名夷吾，字仲，又称敬仲，大约生活于公元前723年至公元前645年。《管子》一书，大约成书于公元前475到公元前221年的战国时代至秦汉时期，被认为是记录管仲及管仲学派言行事迹的一部论文集。西汉刘向编定《管子》时共86篇﹐今本实存76篇。《管子》内容极为丰富，包含道家、名家、法家、阴阳家、兵家和农家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流通、贸易、消费、分配、税收、财政及市场供求关系与条件等均有论述，是研究中国先秦社会农业经济的珍贵资料，具有很高的史学文化价值。
“尊王攘夷”聚民心 一语惊醒梦中人
所谓易理大道“天人合一”，就是说从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到斗转星移的宏观宇宙世界，见微知著与见著知微道理都是相通的。经营自己与经营事业团队，经营企业与经邦济世，道理也是一样的。只是把管子的商道思维放大至“商人经邦”，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其中的细节脉络。诸葛亮的《隆中对》，历来为世人所乐道。且诸葛亮在被“三顾茅庐”之前，也“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而从《国语·齐语》、《史记》和《管子》等史籍记载里，我们能够看出管仲当年给齐桓公提出的天下形势分析与对策，远比后来的诸葛亮要全面和高明得多。
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是在周王朝“礼崩乐坏”内忧外患之际，首先从最大的天下“公”利出发，高举“民族统一战线”和爱国主义大旗，分清内外敌我聚拢人心，以占据道义的制高点。管仲倡导的“尊王攘夷”，就是呼吁诸侯各国共尊“周天子”以抵御外族的侵略，团结互助维护华夏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利益。中国人对春秋战国时代的印象，大多关注于贵族士大夫及诸侯各国为“私”利的纷争内斗。其实，“阴阳失衡则正气衰”，“内气衰则必遭外患侵”，这是“黄帝内经”的基本中医原理，也是经邦治国的基本道理。每遇“中央之国”衰败，外围边陲地带不但必然会“离心离德”，而且还会趁机内侵，中国历史上的“内忧外患”往往是如此。无大“公”则无“大”利，无“外患”之察则无以“安内”。就在当时，“世人皆醉而吾独醒”，管仲“尊王攘夷”之呼也可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如前所述，周室之兴，起于文王西伐犬戎。而西周之亡，亦灭于西来之犬戎。于是，西戎攻破镐京，周幽王被追杀于骊山脚下，平王东迁洛邑而史称“东周”，中国随即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西兴东衰”的历史，亦便进入了下一个周期的循环。当时，在西北及西南方向，秦国处于抗击戎狄的“攘夷”前线。而在东北方向，燕赵齐三国则同处抗击戎狄的“攘夷”前线。此外，在东南方向，还有荆淮“蛮夷”的侵扰。在中原各国内战不休之际，管仲能在齐国喊出“尊王攘夷”的口号，至少说明他是有着“大中华”战略意识的胸怀和视野。后来，每当中国遭遇外族入侵时，管仲的“尊王攘夷”思想，便会衍生出“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光芒。
所谓“大道废有仁义”，当时诸侯各国的内战纷争，固然是“春秋无义战”。但齐国的“尊王攘夷”和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其作用和意义则绝不可被“春秋无义战”一笔带过。而后世人却往往在“春秋无义战”的“独尊儒术”断语下，逐渐丧失了对公与私、名与利、大与小、轻与重、内与外、道与术、术与用、荣与辱及成与败的历史省察。当然，管仲的“尊王攘夷”，也包涵维护周王朝法统秩序稳定的意思。据载，公元前655年，周惠王有另立太子的意向。齐桓公即召集各诸侯国君于首止，与周天子会盟，以确定太子的正统地位。次年，齐桓公因郑文公首止“逃会”，率联军讨伐郑国。数年后，齐桓公率多国国君与周襄王派来的大夫会盟，并确立了周襄王的王位。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鲁、宋、曹等国国君及周王会盟于葵丘，周公宰代表周王正式封齐桓公为诸侯长。同年秋，齐桓公以“霸主”身份主持了葵丘之盟。此后，每遇到侵犯周王室权威的事，齐桓公都会过问和制止。
公元前 664，山戎伐燕，齐军救燕。公元前661年，狄人攻邢，齐桓公采纳管仲“请救邢”的建议，打退了毁邢都城的狄兵，并在夷仪为邢国建立了新都。次年，狄人大举攻卫，卫懿公被杀。齐桓公率诸侯国替卫国在楚丘另建新都。经过多年努力，齐桓公对楚国一再北侵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到公元前655，“中原联军”伐楚，迫使楚国同意进贡周王室，楚国也表示愿加入以齐桓公为首的联盟，听从齐国指挥，这就是“召陵之盟”。经过这样的“尊王攘夷”和“南征北战”，自然使齐桓公的霸业更加“合理合法”，同时也保护了中原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文明的存续做出了巨大贡献。
富国强兵“敢言战” 春秋变法“第一相”
管仲“尊王攘夷”的施政纲领，绝不是对周朝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等级礼法体制的“克己复礼”，而恰恰是对“旧体制”大刀阔斧的改革与变法。管仲的“变法之道”集中体现在，“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和“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的“准平”，以及“唯官山海为可也”和“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作内政而寄军令”。“作内政而寄军令”，就是国家行政军事化，实行全民皆兵官民一体。“参其国而伍其鄙”的具体措施包括，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负责军事后勤供给，实际从事作战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编制一万一千人。齐君挂“帅”为中军，两个上卿各一“帅”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
“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 齐国“尊王攘夷”敢于言战且战之能胜，便是基于这样“军民团结如一人”的举国体制。经邦若经商，治国如治军，令行禁止则胜，惟公有道则威。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管子曰：“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惟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故祸不萌”，“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失和，则政令不行”，“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地也；小义不行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爵服加于不义，则民贱其爵服。民贱其爵服，则人主不尊”，“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为之终，而慎用其六柄焉” ，“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由此可见，管仲变法的经济政策，主要是“通货积财”和“轻重鱼盐之利”，也就是搞士农工商贸百业综合发展的“市场经济”。这种齐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国际化”的“法治经济”和“信用经济”，关键还是在于“通轻重之权”和“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的“准平”，也就是用国家权力保障市场交易公平公正和国内物价稳定。这种“准平”的调节手段，既包括财政税收与货币杠杆，也包括“国营经济”直接入市调剂供求平抑物价。而所谓“徼山海之业”和“唯官山海为可也”，就是说大贾富家“私营经济”可以自由进入各个经济产业领域，但诸如食盐和铸币冶铁这样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战略性产业，却是惟有官府的“国营经济”才可以垄断经营。这样，既有“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同时又有“准平”的关税防卫手段和“盐铁专营”的“杀手锏”。管子曰：“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这种“计划经济”和“以人为本”及“教育强国”的思想，同样具有超越时代的远见。
天之所助虽小必“大” 公私权变静因之“道”
如前所述，“黄老之说”承传易理大道，至“诸子百家”则皆自引大道之理而求“术”以致“用”。“道”无处不有，亦无时不在。“道”可以为“术”，亦可以致“用”。“道”生一而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恰如老子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日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所谓大道至简，繁絮则不达其义，故称《道德经》也。据载，管子于公元前645年在齐国去世，公元前551年孔子在鲁国降生，前后相距95个年头。管子论“道”而求“经邦济世”之“法用”，孔子论“道”而求“克己复礼”之“儒术”。所谓“百家争鸣”，或皆出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
国学所言“诸子百家”之“法家”，绝非现代西学意义上的法律学家或司法专家，而是如管子之类主张和推动变法革新的思想家与实干家。因此，他们的思想、学识及观点，自然包括法治但却绝不限于法治，而是融自然科技、人文社会、政治经济及军事外交于一体的治国理政方略。当时在诸侯各国主张和推动变法革新的代表人物，除了管子以外，后来还有李悝、商鞅、韩非等人。而这类变法革新家们所面对的文化保守势力，就是以孔子、孟柯、荀卿等人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儒家以“克己复礼”为要义，极力主张和企图复辟周朝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旧制。不过，管子“尊王攘夷”之“尊王”，还是让孔子大大松了一口气。否则，“礼崩乐坏”将更加不堪，甚至连孔子本人都要改穿胡服了。“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披发左衽已！”这是孔子对管子的称赞，或也是儒家对变法革新家们绝无仅有的一次高度赞扬，亦堪称“千古之绝唱”。
然而，“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管子这种“以下犯上”的思想言论，显然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周礼及儒家教条格格不入。士农工商“准平”相待，赡贫穷而抑豪强，则难免会触动齐国王公贵族的固有特权和利益。管子权衡轻重之变求公平，即使能够通过“参其国而伍其鄙”打破“井田制”，让平民和奴隶可以均等获得自有土地。但由于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因此便注定了这种公平公正是相对的和暂时的。“圣君贤臣”人亡，则变法革新政息，“一匡天下”亦即成过眼云烟。自夏朝起“私天下”而“大道废”，上古“公天下”早已成神话传说，此“公乃全，全乃天”又岂是管子一己之力可以扭转乾坤？但管子变法，能于“公与私”之间觉察“静因之道”，就已经远超其他“百家”之“术用”了。
细品管子所言，《道德经》之韵总是隐约其间。“失天之度，虽满必涸；上下失和，虽安必危”，“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夫私者，雍蔽失位之道也”，“群臣百姓人虑利害，而以其私心举措，则法制毁而令不行矣”，“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是故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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