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国学商道：“大商经邦”说管子》提到，所谓易理大道“天人合一”，就是说从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到斗转星移的宏观宇宙世界，见微知著与见著知微道理都是相通的。经营自己与经营事业团队，经营企业与经邦济世，道理也是一样的。只是把管子的商道思维放大至“商人经邦”，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其中的细节脉络。从小本生意的经营来讲，管子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可就大资本大生意而言，管子却是天下少有的成功者。因为他后来当上了齐国的“CEO”，并把“董事长”齐桓公推上了“春秋第一霸”的巅峰。故此，他自己也被后世称为“春秋第一相”。在春秋战国时代，“商人经邦”的成功案例，后来还有辅佐越王勾践成就霸业的范蠡，以及秦王嬴政的“相邦”吕不韦。但作为“商人经邦”首开先河者，无疑还是“春秋第一相”管子。
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是在周王朝“礼崩乐坏”内忧外患之际，首先从最大的天下“公”利出发，高举“民族统一战线”和爱国主义大旗，分清内外敌我聚拢人心，以占据道义的制高点。管仲倡导的“尊王攘夷”，就是呼吁诸侯各国共尊“周天子”以抵御外族的侵略，团结互助维护华夏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利益。但管仲“尊王攘夷”的施政纲领，绝不是对周朝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等级礼法体制的“克己复礼”，而恰恰是对“旧体制”大刀阔斧的改革与变法。管仲的“变法之道”集中体现在，“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和“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的“准平”，以及“唯官山海为可也”和“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作内政而寄军令”。“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 管子“尊王攘夷”敢于言战且战之能胜，便是基于此齐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和“军民团结如一人”的举国体制。
“私天下”的“诸侯经济”和“霸道逻辑”的“国际惯例”
然而，“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管子这种“以下犯上”的思想言论，显然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周礼及儒家教条格格不入。士农工商皆“准平”相待，赡贫穷而抑豪强，则难免会触动齐国王公贵族阶层的固有特权和利益。管子权衡轻重之变求公平，即使能够通过“参其国而伍其鄙”打破“井田制”，让平民和奴隶可以均等获得自有土地。但由于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因此便注定了这种公平公正是相对的和暂时的。“圣君贤臣”人亡，则“变法革新”政息，“霸诸侯一匡天下”亦即成过眼云烟。自夏朝起“私天下”而“大道废有仁义”，上古“公天下”早已成神话传说，此“公乃全，全乃天”又岂是管子一己之力可以扭转乾坤？但管子变法，能于“公与私”之间觉察“静因之道”，就已经远超其他“百家”之“术用”了。
如前所述，“黄老之说”承传易理大道，至“诸子百家”则皆自引大道之理而求“术”以致“用”。管子论“道”而求“经邦济世”之“法用”，孔子论“道”而求“克己复礼”之“儒术”。所谓“百家争鸣”，或皆出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可见，孔子的“克己复礼”，不仅仅是复辟“周礼”，而且正是循源于夏朝“私天下”诸侯分封的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等级礼法体制。夏朝“家天下”体系的创立，正式宣告了上古“公天下”时代氏族公社制度的解体。诸侯分封建藩，便孕育了各自为政的“诸侯经济”体系，并给周期性的“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埋下了祸根。“诸侯经济体”的“市场竞争”与弱肉强食的“兼并重组”，则必然形成“弱国无外交”和“金戈铁马”的“强权出公理”，或称“霸道逻辑”的“国际惯例”。至于管子“尊王攘夷”而“霸诸侯一匡天下”，只不过是给这种“霸道逻辑”的“国际惯例”披上以“王道”外衣而已。所谓春秋争霸战国争雄，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假“王道”之名以行“霸道”之实的市场经济“国际惯例”历史故事。
到了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创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算是对春秋战国五百多年“诸侯经济”的统一“没收充公”。汉承秦制，却为了在复辟“诸侯分封”与“尊王削藩”之间走钢丝搞和谐平衡，于是便弄出了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国策，从而给君臣上下尊卑等级的“孔子之说”换上了时代新衣。但是，同样因为自夏朝“家天下”以来的“私有制”痼疾，使得“礼崩乐坏”改朝换代的“历史周期律”依然难以打破。故此，所谓“王道”与“孔孟圣言”的“失灵”，根本还是在于“私天下”的“失公”与“大道废有仁义”。可这些都是后话，却说当年就在管子相齐“霸诸侯一匡天下”期间，曾有一位晋国公子到齐国流亡避难。这位晋国公子名叫重耳，就是继齐桓公之后“尊王攘夷”和“霸诸侯一匡天下”的晋文公。或也正是因为这段流亡齐国的“留学”经历，才使他能够心领神会地接过这个“霸道逻辑”的“国际惯例”衣钵。
“晋文称霸”背后的“政治姻缘”
世界历史上著名的“英法百年战争”，是中世纪欧洲各封建王国宗室之间通婚联姻关系及利益冲突的典型反映。而据“英法百年战争”约两千多年前，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的相互征伐，同样是与其王室宗族彼此通婚联姻的恩怨情仇关系交织在一起。此历史印记，在“秦晋之好”这一成语典故中就能集中体现出来。关于“春秋五霸”究竟指谁，这个问题历来说法不一。但就像古汉语里“三皇五帝”的“三”与“五”一样，其实都是数量上的叠加泛指，而并非绝对概念的“三”或“五”。自齐桓公“尊王攘夷”成为“春秋首霸”之后，接下来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霸主”，当数晋文公和秦穆公。从时间先后来讲，是由齐桓公到晋文公至秦穆公。从地理位置变化转移来看，则是沿黄河流域“山海相接”之处自东向西的回归。在这个过程中，晋国位于自齐国至秦国的必经之地。于是，在这三位“霸主”交接班的过程中，也便演出了“齐晋之好”与“秦晋之好”的姻缘大戏。而“晋文称霸”，或正是齐秦双簧协奏的历史必然。
自管子死后，齐桓公“尊王攘夷”的霸业即开始日见颓势。当此期间，西部“攘夷”前线的秦国，正在一步步发展壮大。到秦穆公继位后，在对外抗击戎狄收复周朝失地的同时，也已经开始关注和参与中原地区的“尊王”大政了。而此时的晋国，却长期处于内乱不定状态。齐桓公与秦穆公的隔代隔空交手，也便在三晋大地展开了。据载，齐桓公之女曰齐姜，初嫁于晋武公为妾。但武公年老不能行房事，献公遂与齐姜私通，生子名申生。晋献公初娶贾氏为妻，无子。继娶齐姜，生秦穆公夫人及太子申生。晋献公继位后，以齐姜为夫人，申生为太子。献公再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生夷吾。他后来又娶骊姬，生奚齐。
通过梳理这些错综复杂的姻缘关系，我们就可以看出，齐桓公与晋献公为翁婿关系，而秦穆公则为齐桓公的外孙女婿。从辈分来讲，秦穆公夫人穆姬与晋文公重耳为同父异母的姐弟，而齐桓公则应属晋文公之父的老岳父。这种“秦晋之好”与“齐晋之好”的姻缘关系，就是接下来晋国君位之争及“晋文称霸”的国际政治背景。
晋献公晚年宠爱骊姬，常听其谗言，先逼死太子申生，又欲加害公子重耳和夷吾，以达到让奚齐继位的目的，史称“骊姬之乱”。在太子申生自杀后，公子重耳和夷吾出逃。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骊姬子奚齐继位，旋即被其臣里克杀死。于是，秦穆公派百里奚带兵护送夷吾回国继位，是为晋惠公。夷吾此前为表示对秦穆公的感激，曾承诺将河西八城割给秦国作为回报，但夷吾继位后却毁约不报。公元前648年，晋国发生大旱灾，秦穆公又运了大量粟米给晋。谁料，公元前646年，秦国又发生饥荒。这时，晋国不仅不给秦国粮食救灾，反而乘机出兵，於次年攻打秦国。经“韩原之战”，秦军大败晋军并生俘晋惠公。最后，在周襄王和秦穆公夫人穆姬的请求下，秦穆公与晋惠公缔约结盟，将其放回。按照盟约，晋惠公送太子圉到秦国为质子，并将黄河以西的地方献给秦国以履前诺，秦晋由此重修旧好。
长线“潜力股”的国际化市场运作
且说晋献公当年娶齐姜、大戎小戎二女、骊姬，乃至酿成“骊姬之乱”。在诸子争夺君位的内乱角逐中，背后也交织着外戚干预晋政的影子。当初太子申生的外公是齐桓公，应该说后台最硬。怎奈齐桓公霸主雄风已经江河日下，故此申生的提前出局似为必然。奚齐的君位随“骊姬之乱”而丧失，夷吾则因“秦晋之好”的援手而得大位。戎国乃部落小国，对重耳角逐君位提供不了太大的帮助，所以重耳就只剩下出逃流亡了。然而，重耳的舅家人却非等闲之辈。特别是他的舅舅狐偃，是属于比较优秀的“经邦济世”栋梁之才。如果把当时晋国有望承继君位的公子们比作股票，那么以狐偃、赵衰、先轸、贾佗、魏犨为代表的“五贤”，便是始终将重耳视为最佳投资“潜力股”的经纪人班子。而最终“晋文称霸”的成功，其实就是狐偃等人“经邦济世”的成功。
据载，当年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在狐姬嫁给晋献公时，其父狐突即“事晋为大夫”。狐姬的两个哥哥狐毛和子犯，也便随其父入晋。子犯就是狐偃，亦称舅犯、咎犯、臼犯、狐子。因为他是晋文公重耳之舅，故又称舅氏。公子重耳少年时期，便受教于狐偃、赵衰等人。狐偃随重耳出亡时已逾花甲之年，但仍不辞劳苦护辅重耳颠沛流离十九载。他们先是居戎狄之地翟国，蓄力待时。春去秋来，一眨眼12年就过去了。戎狄之国虽无力帮助重耳回晋国继位，但终究是重耳的母国，所以对重耳一行的生活照料还算比较优越。重耳在这里也已经娶妻生子，甚至都有些意志消沉“乐不思晋”了。
可树欲静而风不止，晋惠公担心国人依附重耳威胁自己的君位，于是便派人去翟国刺杀重耳。狐偃等人闻讯后，即匆忙备车带着重耳出逃，方才甩掉了刺客的追杀。他们自翟国往东，一路狂奔颠簸。来到卫国境内时，卫文公对这位落魄的晋公子不但毫无收留接待之意，甚至连一点钱财和食物帮助都不给。在卫国五鹿，这一行饥饿难耐的落难人，在向当地人乞讨时还受到了戏弄。于是，为了让重耳活命，有一位名叫介子推的随从就跑到山沟里，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了一块，并与采摘来的野菜同煮成汤给重耳吃。当重耳饱餐后，知道吃的是介子推腿上的肉时，心里大受感动，这便是介子推割肉救重耳的典故由来。
那么，下一站给投奔何方呢？这时狐偃等人分析，当世“霸主”齐桓公素有爱贤之名，且“管仲殁没哀而思始”，定会收留人才济济的重耳一行。于是，他们一路颠簸至齐后，果然受到桓公的热情款待，对重耳更是深加恩渥。桓公以其宗女嫁于重耳，盼能捆住重耳，即便重耳最终复国，也可续“齐晋之好”。谁料，公元前643年齐桓公病逝，五子争位，诸侯叛齐，齐国陷入内外交困。此时，以齐之力复国已经无望，但重耳在这里却已“乐不思晋”，更不愿再去品尝颠沛流离之苦。虽然狐偃、赵衰等人多次催促提醒重耳，可重耳就是不从。
重耳出亡时是四十二岁，到齐国已经五十五岁，能获得一个安适的生活环境，又有如花似玉的齐国宗室女子为妻，人生苦短，国事如麻，但求安乐，哪里还记得别的事情呢？但随他出亡的狐偃等人，却一直将“重耳复国”视作自己毕生的事业追求，眼看一转眼近二十载光阴就要过去了，他们心里都十分焦急。有一天，狐偃、赵衰等人正在为此谋划密谈，恰有一侍女窃听，遂报与宗女。嫁于重耳的这位齐国宗女姜氏胆识不凡，她立即杀死泄密报信的侍女，并与狐、赵二人合谋，将重耳灌醉。然后拖上马车，快马出城，离开齐国临淄。等重耳一觉醒来，却为时已晚。重耳气得操戈要砍狐偃：“如果不能复国，我吃你的肉！”狐偃边逃边半开玩笑：“如果复国失败，我死在荒野，也是被狼吃。若你能复国，晋国的肉都是你的，我的肉不好吃！” 重耳无奈，只好硬着头皮上路。
为了寻求复国的帮助，重耳一行离开齐国，先后经曹国、宋国和郑国，但都大失所望。最后，他们便一路南行到达楚国。自平王东迁后，以东都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周围诸国，向来以中国正统文化自居，就连周朝镐京故地的秦国都常被视为与西戎同类，楚、吴、越诸国则被更是被鄙视为南方“蛮夷”。齐桓公“尊王”之“攘夷”，有很大成分就是针对楚国的。而楚人对“周礼”的“凤歌笑孔丘”，也是其民风秉性的一贯使然。重耳一行到底楚国时，正值楚成王在位。且说在齐国霸主地位衰落之际，有中原大国的公子来楚国避难，楚成王对重耳一行的热情款待，实际上也有几分自尊自豪与自信的心理满足感。当然，楚成王也同样抱有“逐鹿中原”的称霸雄心。有一日，楚成王在酒宴中问重耳：“今日，我待你如何？”重耳答曰：“甚厚！”楚成王又问：“他日若你返国，将作何报答？”重耳思忖一会，答道：“若返国，皆君之福。倘晋、楚对战于中原，我必然退避三舍，以报今日之恩！”
公元前637年，晋惠公死，公子圉自秦私逃回国继位，是为晋怀公，并继续迫害逃亡的公子重耳。于是，秦穆公将重耳从楚国迎来，以极为隆重的礼节接待。秦穆公还将自己最宠爱的女儿文嬴嫁于重耳，另外还将四位宗室女子一起作为陪嫁，以继修“秦晋之好”。公元前636年春，秦穆公派秦军三千护送重耳渡过黄河入晋，杀死子圉并继位晋君，是为晋文公。后来，晋文公又在秦国的协助参下，“尊王攘夷”，并败楚于城濮，由此而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中原霸主。
效“管子变法”富国强兵“尊王攘夷”
在重耳流亡十九年间，晋国内讧动荡不已，元气大伤。但重耳一行在游历诸国备尝险阻艰难的同时，也大大开阔了视野，积累了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特别是“管子变法”的经邦济世的模式，在晋国随后的新政中处处都留下了印记。晋文公授权狐偃理政，赵衰辅之，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据《国语》记载：他们“安排百官，赋职任功，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耇老，礼宾旅，友故旧。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
同时，“大搜于被庐”，改上下两军之制为上中下三军之制。这些改革举措，可以说简直就是管子“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和“作内政而寄军令”的翻版。从而在短短三四年间，就使晋国呈现了“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昌盛景象，并奠定了与秦楚抗衡的国力基础。
公元前636年，周室内乱，襄王弟昭叔伙同狄人伐周，占洛邑。襄王避难于郑，派使者求救于晋和秦。但晋文公考虑到晋国国力尚在恢复中，因此迟疑不决。狐偃敏锐地捕捉到，这是晋国“尊王攘夷”称霸中原的天赐良机。他力劝文公：“继父之业，定武之功启土安疆，于此乎在矣！”第二年，文公终于出兵勤王。他撇开秦穆公，径直向王畿腹地推进，杀王子带于隰城，护襄王回周都洛邑。周襄王为答谢晋文公，将阳樊、温、原、欑茅等四个城池赐予晋。于是，晋国南部疆域扩展至今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地带，“逐鹿中原”的大门即豁然敞开。
公元前634年，楚胁迫陈蔡攻宋，宋求救于晋。在当时，晋军的实力还远逊于楚军。但面对强敌，狐偃采取“调虎离山之计”，避其锋芒，以智取胜。于是，晋军伐曹卫取五鹿，攻占曹国都城，迫使楚军撒出宋国。当楚军复攻宋国时，狐偃毫不畏惧，决心同楚国决一雌雄。他预言：“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吕氏春秋》云：“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曰‘楚众我寡，为之奈何’，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以文，繁战之君，不足以诈，君亦诈之而已。”在城濮之战中，晋军始终贯彻狐偃“诈”的策略。战争初期，晋军“退三舍避之”，使楚军更加骄横轻敌。战争中间，狐偃、先轸命令晋军以虎皮蒙马，马后拖着树枝，扬起尘土，制造逃跑假象，“伐其木以盖其兵”，迷惑楚军，使楚军处处被动挨打而以“败绩”告终。
城濮之战打败楚国，晋文公亲自至周都，告捷献俘。周襄王万分感激，并正式策命文公为侯伯，意为诸侯之长，准许其保卫王室，讨伐不臣诸侯之权。自此，晋文公即正式接了齐桓公“尊王攘夷”的班，成为新一代“霸主”，这也便是春秋战国时代“霸道逻辑”的市场经济“国际惯例”。
晋文公在外流亡漂泊19年后终复国，选贤任能，以狐偃为相，先轸为帅，赵衰、胥臣辅其政。内效“管子变法”富国强兵，外联秦合齐，保宋制郑，“尊王攘夷”。败楚师于城濮，盟诸侯于践土，继齐桓公后“霸诸侯一匡天下”，文治武功彪炳史册。但如前所述，同样因为自夏朝“家天下”以来的“私有制”痼疾，使得“礼崩乐坏”改朝换代的“历史周期律”依然难以打破。故此，所谓“王道”与“孔孟圣言”的“失灵”，根本还是在于“私天下”的“失公”与“大道废有仁义”。所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晋文公的霸业辉煌，也因此埋下了“三家分晋”的邦国解体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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