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奸》、《十过》的针砭
在谈韩非子这两篇文章前，先拜读《孔子家语》第一篇《相鲁》中的一段：
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请具左右司马。定公从之。……齐奏宫中之乐，俳优侏儒戏于前。孔子趋进，历阶而上，不尽一等，曰，匹夫荧侮诸候者，罪应诛。请右司马速加刑焉。于是斩侏儒，手足异处。齐侯惧，有惭色。
齐侯之所以“有惭色”，是因为在“礼”的大专家孔子面前，明白了自己的不懂“君子道”，而奉行了“夷翟道”，竟然安排侏儒俳优前来献丑以尽余兴，真乃“有损侯格”。
那可怜的侏儒，竟就这样祸从天降，被斩得“手足异处”，死得很惨、很冤。
我们曾引用过苏东坡指责韩非子的话：
敢为残忍而无疑。不忍杀人而不足以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则是杀人不足以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此其所以轻杀人欤！
这些话，移用于《孔子家语》所载下令斩杀无辜侏儒的孔子，每一个字都是十分恰当的。据万有文库出版社说，《孔子家语》并非伪书，当然，反之就是长期以来它曾被认为是伪书。我们不管它是真是伪，且立足于此书本身来谈论一番。
所以，若移来司马迁评韩非子那句名言，用在此书所载此时此地的孔子身上，倒能算是很恰当的：“其极惨礉少恩”。
当然，还可接着举出《孔子家语》的第二篇《始诛》来，孔子诛少正卯也是那样很坚决、毫不含糊的：
孔子为鲁司寇，……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
孔子诛齐国诛儒，他说了理由，很令齐侯有惭色；孔子诛本国的少正卯，也说了理由，认为少正卯是“大恶”，而他作为鲁司寇，所行是“君子之诛”。原来，君子也杀人的，从身份低贱的诛儒，到身为鲁国大夫的少正卯，都可以杀。“君子之诛”，是天经地义，不可以指责的。
那么，韩非子出于拯救岌岌可危的自己的祖国，针对国家社会的种种乱象，而大声疾呼，要求国君“法不阿贵”，以“法”而“一民之轨”，为何就不可以呢？韩非子的那点“战时紧急法”的色彩，今日读来，一点也不过份，都是当时很糟糕的国情所逼而产生的可以想象的应急措施，要真能办到，韩国不至于数年之后在东方六国中的第一个亡国。而韩非子的著作中体现出的“法，术，势”的一整套理论，对于封建集权统治的国家，无疑是真理，要不然何以实际上被奉行了两千多年？所以，苏东坡对韩非子的指责，如果是借题发挥，则另当别论，否则，那就是不对的。
韩非子《八奸》篇对于“人臣之所以成奸”，列出了八种情况：
1，在同床。贵夫人，爱孺子，便僻好色。……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
2，在旁。优笑侏儒，左近近习。……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玩好，外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
3，父兄。为人臣者，事公子侧室以音声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辞言，处约言事，事成则进爵益禄，以劝其心，使犯其主。
4，养殃。为人臣者，尽民力以美宫室台池，重赋敛以饰子女狗马，以娱其主而乱其心，从其所欲，而树私利其间。
5，民萌。为人臣者，散公财以悦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劝誉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
6，流行。为人臣者，求诸侯之辩士，养国中之能说者，使之以语其私，为巧文之言，流行之辞，示之以利势，惧之以患害，施属虚辞，以坏其主。
7，威强。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
8，四方。为人臣者，重赋敛，尽府库，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其威，求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群，使之恐惧。
八条之中，前五条，是关于政治与生活腐败方面的，可算是某种通病和常见病。而后三条，大约该算是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特点，其第六条是利用“辩士”鼓吹“流行之辞”， 而且不仅是鼓吹而已，暗中还有活动，“示之以利势，惧之以患害”，第七条是豢养黑社会，第八条是与大国勾结。韩非子目光犀利，直陈时弊，抓住了里里外外的问题。
在《孔子家语》第二篇《始诛》里，孔子给少正卯定为“大恶”的理由，共计五条：
一曰心逆而险，
二曰行辟而坚，
三曰言伪而辩，
四曰记丑而博，
五曰顺非而泽
孔子说，“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他认为少正卯全犯了，所以必诛，孔子早就把他看在眼里，执政才七天，就把他办了。
且不说孔子的办事效率之高，孔子给少正卯定下“大恶”之罪的理由，也许还成了后来“君子”给“小人”定罪的重要参考，乃至只要按这意思去说，总不会错。比如，苏洵的著名的《辨奸论》里的“今有人”，指的是王安石，认为王安石将会是像历史上王衍、卢杞那样“误天下苍生”、使得“吾子孙无遗类矣”的大奸大恶之人，其揭露王安石的几句话，正是孔子给少正卯定罪的一种翻版，对应如下：
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言伪而辨，心逆而险）
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行辟而坚，顺非而泽）
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记丑而博，心逆而险）
阴贼险狠，与人异趣。（心逆而险，行辟而坚）
这些理由，都不具体，据说当时王安石尚未执政，苏洵看王安石不顺眼，作此文以暗指其人，结果事实证明王安石确实是乱国的大奸。这样说来，这就是一面之词了。从北宋末年朝争之激烈、朝廷言论之自由看，此文写在王安石执政的或前或后，并且在士大夫中间传开，都是可能的。令人发生感想的是，何以这些“罪名”，竟与孔子给少正卯的定罪很相似？
模糊判断，攻心判断，大约是炼成这种罪名的方法。模糊判断，就是无须具体罪状，凭着言行的大体，作出根本性判断，认为很本质很深刻。攻心判断，就是拨开外部事实，直指内在心机，捉出其深心的阴暗的东西。这两种判断，带着很大主观性，但又确实有一个认识对象的存在，这些罪名也是一种认识的结果。此外，这种判断，有一个标准，就是“礼”的标准。
这个“礼”的标准的存在，也许就是苏洵不约而同于孔子的原因。
人之常情是“面垢而不忘洗，衣垢而不忘浣”，这应当在“礼”的范围内，但王安石平时却是邋蹋不拘：“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这是很不符合“礼”的要求的。打开《礼记》，其中所立“礼”的规矩很多，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随手就能翻到几条，比如，“敛髪毋卷，毋箕，寝毋伏，冠毋免，劳毋袒，暑毋褰裳。侍坐于长者，履不上于堂。解履不敢当阶，就履跪而举之，屏于侧……”有一些是符合生理卫生的，有很多是繁琐的，有很多是体现严格的等级制的。
但苏洵对王安石的不满，并且认为能看透王安石是一个大奸，当然不仅是依据这些小节，而是依据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对王安石准备“变法”的一套极不赞成，这极不赞成，最终一定都可以归结到“礼”上去，所以那才是义正辞严的，也才能有朝一日实行“君子之诛”。
韩非子《八奸》里的这八条，跟孔子诛少正卯的五条，跟苏洵“诛”王安石的几条，显得不太一样。这八条，条条具体，条条都是陈述当时的现实，并且也应该是国人心中所有，只是笔下所无的。韩非子重在描述，只给予一个总的概括，叫做“八奸”，判断这八种行为危害国家。
少正卯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苏洵给王安石列的罪状，也可以说，都是似是而非，捉摸不定的：
“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当时一个士大夫难道不当如此吗？士大夫能这样有何不好呢？你怎么能断定他这样是不真诚的呢？
“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什么叫“好名之士”，什么叫“不得志之人”？你苏洵不也千里迢迢，从四川到朝廷求功名来了吗？你好名不好名？你不想得志么？你凭什么这样说别人？
“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这是说王安石和他的追随者们正在提出他们的政见和主张。这为什么就叫做“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他们没有在朝廷上提出自己主张的权利么？至于“以为颜渊孟轲复出”，简直就是后来的“莫须有”了。
最后一句“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更不具体，而且，“与人异趣”也能成为罪名么？
从这个角度看，苏洵此文，确实写于王安石正在跃跃欲试的执政之前，因为这时候要罗列具体罪名是很困难的，等到王安石变法实行了一阵，利弊呈现，具体的东西就有了，那时候罪名就能具体些了。所以，苏洵只不过站在某一种利益的立场上，凭着预感（“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以及所产生的反感，对王安石发出诛心之语的咒骂而已，这就是模糊判断加攻心判断。因此，孔子给少正卯定的“五条”，条条是“诛心之语”，它不用一一罗列具体罪状，而只要从或多或少乃至捕风捉影的“罪行”上升到这个高度上，就能置其死地，进而十分具体地消灭其生命，还要在朝廷上暴尸三日。要说“心学”，也早就从这里开始了。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下令诛杀齐国侏儒，是作为孔子的大仁大勇，作为“君子之道”来记载与赞颂的，然而今日看来，却令人感到大异其趣。
有一位先生的文章说：“后世部分儒家，包括朱熹、康有为，从尊孔出发，亦侈言‘诛卯’，原因是儒学独尊后，部分儒生挤进官场，情不自禁地想用手中权力，或借助统治者手中权力排斥异端，乃至政治上对手。忘记先师‘焉用杀’的教导。其下滥者借此为兴文字狱者立论造说，推波助澜，去先儒仁者爱人思想尤为遥远。”
这位先生言下颇愿意“客观，公正”。其否认有孔子诛少正卯之事，说只是荀子《宥坐》篇创造的故事。确实，孔子说过“仁者爱人”的话，能说这样的话总是好事情，不过，也要看到，那时并不存在这位先生言下的泛爱主义、普世之爱，人分等级是那时最鲜明的时代社会现象，儒家不但决不反对，而且是等级制的专门家，《礼记》就是记载等级制的大经典。“礼”也不是他们的原创，他们是记载着，维护着、推崇着。
在《礼记》上，人的生老病死葬祭，什么都很有等级秩序，不可越制乱来。《礼记》中甚至记载了孔子的这样一句话：
杀人之中，又有礼焉。
当然，这只是孔子对于楚军追杀吴军时某一细节的评论，上升到“礼”，归结为“礼”，而加以赞赏。他真是“礼”的大专家。
如今我们究竟要不要“礼”呢？事实上，“儒术独尊”了几千年，儒家之“礼”无所不在溶化在现实生活之中，其中有着人类作为社会群体的必要的合理的东西，即社会文明通常的最基本的一些东西。“礼”也不全是儒士们的发明，儒学在孔子之前就当有，孔子有其师承，“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主要是继承和发扬“周礼”，孔门儒士进行了记载、总结、规范、推广的工作。
几千年历史长河浪淘着“礼”，凡是生活必需方面的，都会保留下来，凡是讲尊卑等级的，就会被淘汰而去，凡是有悖人的平等的，就会受到人们的责疑和抵制。
我们讨论的，是“礼”的真实历史状况的某一方面，涉及孔子以“礼”的崇高名义行其“诛杀”的事情，以至看到了齐国侏儒的可怜的死，还有少正卯之死的历史迷雾。
所以，当后世人们，要以“礼”来纠正或弥补韩非子，比如东汉的王充，那充其量就只是些小礼，恰如王充所说，好比一个人总得要有衣有冠有履的出来见人才是。
“礼”之中，本来包含了“法”与“刑”这些重大部分，孔子对于自己能掌握到国家权力，以贯彻自古以来崇高的礼义体系，很执著，也很自信，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斯言也”（《论语·子路》篇）。结合《孔子家语》记载的孔子执政情况，有助于深入理解《论语》中的这些话，而不至于以为只要口念“仁爱”，不用“法，刑”，就能“三年有成”或“胜残去杀”。
《礼记·王制》篇关于“法，刑”有这样一段话：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
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接下来的一句话也很重要，它给坐上大司寇宝座的人留下了临机处置之权：
此四诛者，不以听。
就是说，这四“杀”，是不用“三公参听之”的，也无须“以狱之成告于王”。
其中之第一杀，第四杀，不就是杀少正卯的充足理由吗？孔子诛少正卯，真正不假是有他的“法律依据”的，不是临时自编的理由。
从《礼记》这部大法来说，孔子杀少正卯不用听取上面的意见，可以自行决定，“不以听”，所以《家语》上就没有记载孔子请示了谁，也没有记载职级高于孔子的执政大夫的意见，也没有记载鲁公的态度，于是才只是记了那么一句话，“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确实，如果要请示汇报，哪有这么爽利？
所以，韩非子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法家”，其学说实际上是从声声言“杀”的“礼”中分化发展出来，加以了系统化理论化专门化，他认为这些是他的时代国家所急需。后世儒家如苏东坡王船山竟好像不认得“刑、法”了，以至于痛骂之，却不知其实也骂到了祖宗的头上。我们不由得想到司马迁的深刻，他在《论六家指要》中早就说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各家之说有各家之说的侧重与偏颇，它们却同样是为治理天下出主意，出发点与落脚点一样，是同源而且同归的。苏东坡痛骂韩非子，一时是忘记司马迁曾经这样说过的了。
但是，作为所谓“其极惨礉少恩”的韩非子，与作为鲁国大司寇而加刑于齐国侏儒、诛杀大夫少正卯的孔圣，区别又何在呢？
从形式上看，他们可算是没有区别的，都高悬“法”，有“刑”在手（韩非子著书是停留在文字上，孔子是具体执掌过鲁国的司法大权），而从社会时代的内容上看，他们的区别就显出来了：
处于春秋末世的孔子是为了维护《礼记》所体现的那个等级森然、也秩序井然的国家社会（井田制是其经济社会基础。《孔子家语》之《正论解》中记载孔子不赞成“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赋焉”，认为是违背“周公之典”的“犯法”行为，是苟且之行），其政治纲领可以“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来表达（《论语》之《尧曰》）。
处于战国末世的韩非子则是替自己岌岌将亡的国家着想，要求能立足于“争于气力”的时代特点（井田制早已崩溃，到处土地兼并，国家之间也在兼并），来决定拯救国家的良策，强化一些东西，去除一些东西，其中甚至把“儒”列为国家“五蠹”之首加以排斥。
本来同源的，就这样变成了对立的。但毕竟，它们同源于“帝王之术”，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务为治”，而在理论上朝着不同的流向发展开去，最后又同归于“帝王之术”，这就是它们既有似乎相同之处，却又截然对立的原因。
“独尊儒术”之后，韩非子实际上被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充分吸收，然而，却没有他的地位，也没有他的好名声，他实际上是被儒家很成功地既包容又污蔑了。
韩非子的《十过》篇，看来较简单，就是罗列了君主的十种有害于自己以及国家的过失，并且围绕这“十过”，讲了一些故事，也就是举出生动的历史事例，以证明这“十过”确实是缺点、错误、过失、罪过，要不得。
看这“十过”，觉得换了孔圣或孔门弟子，大体也会这样认为的，但是不是能这样陈出忠言，就难说了。因为孔圣给了他们一些教导，让他们对君主进谏要很有礼貌，要适可而止，所以他们不可能做到韩非子这么剖心而忠的地步。
韩非子从他的时代社会国家情况出发，高举所谓“因法数”的旗帜，而“法，刑”之本源乃出于《礼记》忠实记载和阐释的古时“帝王之术”。 《礼记》之《礼器》说，夏商周三代以来“礼”是一致的：
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
韩非子《十过》篇体现的“忠君”思想，以及要求国君遵循“礼”，其源也只能说，仍在三代以来的“帝王之术”即“礼”的政治理论之中，在《礼记》等儒家经典中就能找到对应的话语，韩非子只是在他的时空条件下予以重提和强调而己。
“十过”是：
1，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
2，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也。
3，行僻自用，无礼诸侯，则亡身之至也。
4，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
5，贪愎喜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
6，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
7，离内远游，而忽于谏士，则危身之道也。
8，过而不听于忠臣，而独行其意，则灭高名为人笑之始也。
9，内不量力，外恃诸侯，则削国之患也。
10，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势也。
十条里面，以“谏士”来说，每一“过”产生之时，都该有他们及时进谏的身影出现，虽然十条中只提到三次，即“忽于谏士”、“不听忠臣”、“不用谏臣”，但这三次即可看作十次以至更多次。
第三，第九，第十条，涉及外交，其余是内政。无论内政、外交，要能正确，都要靠君主的英明。既然指出“十过”，则是指出不英明或不正确的情况。我们试着来对应一下：
1，“行小忠，则大忠之贼”，
在儒家经典里，至少这意思是有的，《论语》的《阳货》篇有一名言，“孔子曰，乡愿，德之贼也。”那种“行小忠”而不顾大忠以至害了大忠的臣子，就是一种“乡愿”之人，把以无原则为其特点的“乡愿”的德性带到朝廷中来，损害着国家大计。
2，“顾小利，则大利之残”。
《论语》里说，孔子是“罕言利”的，《孟子》里名言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不是主张不要利，而是认为“仁义”才是国家的大利，那“上下交征”的“利”，是小利，小利而上下交征，则“国危矣”，国危当然是大不利、失大利。《论语》的《子路》篇说，“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谷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3，“行僻自用，无礼诸侯”。
《礼记》的《聘义》篇说，“敬让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诸侯相接以敬让，则不相侵陵。”
战国时代，光靠待诸侯有礼，大约是不能保证国家安全的，但也不必待诸侯无礼，给人家以前来讨伐的借口。
4，“不务听治，而好五音”。
《礼记》的《乐记》里说，“宫商角征羽”五音并不总是好听的，“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臣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征乱，则哀其事动。羽乱，则危其财匮。五音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
5，“贪愎喜利”。
《大学》里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6，“耽于女乐，不顾国政”。
《论语》记载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对于君子的好色不好德，很反感的。《礼记》的《坊记》中说，“诸侯不下渔色”，“君子远色”。这是鉴于“民犹淫失而乱于族”。
7，“离内远游，忽于谏士”。
万经之首的《易经》的《文言传》里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孟子》里说，“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8，“过而不听于忠臣，而独行其意”。
《易经》之《系辞传》第六章说，“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9，“内不量力，外恃诸侯”。
《易经》的《文言传》说，“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失，其为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10，“国小无礼，不用谏臣”。
《礼记》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者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对于“谏”，《礼记》的《少仪》里倒是对于进谏者提出了要求：
“为人臣下者，有谏而无讪，有亡而无疾，颂而无调，谏而无骄。怠则张而相之，废则扫而更之，谓之社稷之役。”
查《论语》，可知孔子不主张硬谏、死谏，而主张要察颜观色，放乖觉些：
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八佾》）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也。（《卫灵公》）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季氏》）
在《礼记》的《曲礼》篇，明确写着：
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
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
至此，可见，以孔子为代表的一路，在对“十过”的认定上应当不至于不赞成韩非子，但要说能像韩非子这样敏锐地发现问题、指出问题，直谏、硬谏、冒死而谏，大约不可能，因为这样不留情面指出君主之过，是会引起君主大怒而于己不利，韩非子却是这样敢于触拂逆鳞。在儒家经典里很难查到劝告君主应当如何纳谏的话，也就不奇怪了，至于指着鼻子责备君主“忽于谏士”、“不听忠臣”、“不用谏臣”，就更不可能了，虽然说“三谏而不听则逃之”，但这样的人也只能是伯夷叔齐之类的凤毛麟角而已。但是，也要承认，孔子对于能进谏、以至于能死谏的人，还是很佩服的（《论语》之《微子》篇）：
微子去之，箕子为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但是，设身处地，可以说，孔子不会像微子、箕子、比干他们那样做，他只是佩服他们而已。
我们该是要向孔子学呢，还是要向韩非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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