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学”之一瞥
黄宗羲《明儒学案》以《师说》开篇，放在众卷之前。各卷皆记“学案”，叙评有明一代儒学门派。“师说”篇所说，是大师级的人，学术上某一派的先驱。其第一，是《方正学孝孺》。明成祖杀方孝孺（1402年），距离黄宗羲作成此书（《序》年为1693），已近三百年。黄宗羲将方孝孺列在《师说》第一位，仍有点惊世骇俗。可见，明成祖这一刀下去，于儒林以至天下影响之大。
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从明成祖开始的，也并不单是“刀”的力量，还有“学”的力量。黄宗羲认为，“学士大夫有以生民为虑、王道为心者绝少。宋没，益不可问。”
黄宗羲说，其实方孝孺在学问道德上当时已有程子朱子再世的称誉，但后来人们却以他被明成祖诛杀，而不这样提他了，还自欺地说，实际能做到的节义，与我们日日而讲习的理学，是两回事。这样认识的结果，是“成仁取义之训”变成了空谈，乃至成为人们在行为上躲避的东西，于是，“乱臣贼子，将接踵于天下矣，悲乎！”可见，思想文化的力量真的不能小看了。
黄宗羲所说，令人想到鲁迅“宋以道学替金元治心”这句话，二者所说是一致的，就是指“学”的这方面对于“学士大夫”的心死，也是有责任的，从而百姓之心也死了，于是金与元也就顺顺当当灭了北宋与南宋。
黄宗羲写道，还有人说，虽然方先生的忠义是没话说的，但最后闹到被皇上诛杀十族，是不是因为方先生也偏激了些？这些陋见，黄宗羲决不赞成，他认为，方先生的道德学问，影响天下已有数十年之久，几乎就要取得使天下移风易俗的功效，他被明成祖诛杀，其实是在这一天“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遏，……非人力之所几及也”，如果称赞方先生是以一死来体现了“中庸之道”也是可以的。先生是“自办一死”，同样，因他而死的十族，难道不当死乎？“十族各办其一死耳”，就是说，方先生和他的十族，都是死得其所。
黄宗羲这些议论，在我们今天读来，也仍感到咄咄逼人，可见他当时写下这些时，似仍面对着三百年前明成祖的淫威与“学士大夫”们三百年来的那种胆怯和那种贪生怕死自欺欺人的话头，于是笔下不免带着些激愤。
方孝孺的情况，我们从鲁迅《坟·杂议》的一段注释可见其大概：
字希直，浙江宁海人。建文四年（1409）惠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入南京，自立为帝（即永乐帝），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他坚决不从，遂遭杀害，被灭十族，死者多达八百七十余人。
《明史·方孝孺列传》有一段生动记载：
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
这“命磔诸市”是史家一笔带过，其实有当场“敲齿钩舌”之类的绝活表演，总之方孝孺是被弄得血糊淋剌以至处死的。
黄宗羲列方孝孺为“方正学”这一派的先驱，其依据，大约就是方孝孺的斋名“正学”，而世又称其“正学先生”，而最后，方孝孺受尽酷刑，不屈而死，孤忠赴难，其一生的学术，言行一致，称为“方正学”是恰当的，认为这“方正”二字，最得儒学之精髓。
鲁迅笔下，时常顺便就提到一下方孝孺，扬其刚正、讥讽专制。如《花边文学·序言》写道，“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现在有些人不在拼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么，幸而他们是宋明人，如果活到现在，他们的言行是谁也无从知道的。”
这段文字是说，文天祥方孝孺的刚正事迹，当时还能被传播出来，倘若活在鲁迅他们当时社会，可能就会被媒体有意地“抽去骨头”而令人“无从知道”了，这种手段，正是“瞒”和“骗”。方孝孺的刚正不阿，是这段文字立论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
鲁迅在《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回忆柔石，说：“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明代学士大夫们认为方孝孺是否也偏激了些，黄宗羲不同意这种所谓“中庸”的俗见，而认为方孝孺的“方正”才是真正的“中庸”，鲁迅这句“颇有点迂”是否与明代持那种俗见的学士大夫们接近了？不是的。因为，“偏激”是对立场的评论，“有点迂”，是对一种神态的描写；“偏激”，是一种批评，一种责怪，“有点迂”，是一种喜欢，一种欣赏。
查2009年《读者》第十五期有《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一文，对东西方这两位“杀身成仁”的志士作了比较，议论得是不错的：
方孝孺死难的年代是1402年，是15世纪的开始。斯时也，文艺复兴的朝阳升起在欧洲上空。先有1401年德国人库萨率先破除地球中心论的托勒密体系，后有100年后波兰哥白尼的“日心说”问世，紧接着布鲁诺诞生于意大利(1548年)，发展了哥白尼学说，并提出宇宙无限论。因被人向宗教法庭告发传播异端邪说，布鲁诺于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审，后来又被引渡到了罗马。他在罗马狱中受审讯长达7年，种种辩护都无效，罗马教廷给他的唯一出路是公开、无条件否定自己的学说，这点他坚决拒绝。最后被判处烙刑，临刑前舌头给夹住，足见他的言论有多大的威慑力。在向他宣读判决书时，布鲁诺有一句名言：“也许你们判决我时比我收到判决时更感到恐惧。”不过布鲁诺只一人殉难，未见株连到其他人。
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对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且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这就是科学。与此有关的人在压力面前可能表现不一。例如哥白尼慑于可以预料的压力，迟迟不敢公开其发现，直到死前不久才正式发表，伽利略有坚持，有妥协，在教会的淫威下也说过“违心”的话，而布鲁诺则刚直不屈，卒至殉身。但是不论怎样，他们还是公开说出并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发现，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与先进的科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其本人是人类进步历史长河中的灿烂群星之一。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儿子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
古代欧洲哲人着迷于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却得罪了宗教）的真知而献身，中国早熟的是政治文化，是处理人际关系。不过唯其早熟，政治文化本身也受传统之累。当近代西方人争取到了思想言论自由，建立了保护这种自由的民主制度，再不必因“异端”而获罪，从而进一步释放出无限创造力时，中国一方面以八股文章使天下读书人皓首穷经，一方面发明文字狱禁锢思想。结果的差异可想而知。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有大批超越于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历史上的士，唯一出路是“仕”，只能把智慧（及其敢于“杀身以成仁”的精神）贡献给政治和朝廷。
附：一则书讯
作品简介
《苏中风云录》27万字，写的是抗战时期一支国民党军队“鲁苏皖游击总部”在江苏中部地区兴起和消亡的历史，以及这支军队的首领李明扬与李长江个人命运的演化。本书风格雄浑，笔力文史兼具，对李明扬的政治智慧、李长江的草莽本色，刻画生动而又含蓄不尽，对当时苏中抗战的政治军事形势，作出了深度透视和鸟瞰式的勾勒。文学欣赏者，历史研究者，文艺创，都将从中有所收获。
：沙黑
目录
序--------------------------------------------王干
第一章 一方地盘，有一座古城叫泰州
第二章 纷纭局面，有一种势力叫中间
第三章 翻脸一战，十三个团十路进攻
第四章 助陈抑韩，酝酿二对一的态势
第五章 波峰浪谷，堂堂之阵败于骄狂
第六章 易帜分道，不仅是智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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