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把《水浒传》看作是写“农民起义”吗?
马幼垣先生在《水浒论衡·架空晁盖》中说，《水浒传》是“讲穷途末路、争取生存、谋求自保的故事”，“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
他在《水浒二论》(三联书店07年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的第239-240页写道，不应“政治挂帅地强说前无计划、后无步骤、因应行事、以中上层社会分子为主干的梁山聚义是农民起义”。
在接着的第335页写道：“东平、东昌两府与梁山从无过节，梁山为了消弭内部矛盾便随意起兵攻打，不论城池被攻破与否，人民生命财产遭严重损害势不可免。为何此两地的人民该充当解决宋江政治难题的牺牲品?这样子就是替天行道吗?可容别具用心，硬给《水浒》套上现代政治解说者不顾书中所说的事而盲目美其名为农民起义吗?”
在第339页写道：“从‘逼上梁山’、‘替天行道’、‘官逼民反’等陈腔滥调所代表的角度去看《水浒》固然无法窥其堂奥，套用‘农民起义’、‘英雄传奇’、‘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类新八股亦难得要领。两者均会导致得出肤浅且似是而非的结论。”
马幼垣先生提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水浒传》里的梁山聚义，不应看作是农民起义吗?不应把《水浒传》看作是对那一社会里农民起义的描写吗?
作为读者，我很想看到马先生对此有较为详尽的论述，但马先生的这厚厚两大本书，重点并不是讨论这个问题，而只是在论述其它问题时顺笔一带说了这样的一些话。现在，我只有遵照马先生指示的“就书论书”这一“简单、正确”的方法，来考虑《水浒传》是不是不能当作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书来看?又因为《水浒传》写的是宋江的事情，书中还写了宋江去打方腊，这都与北宋历史有关，不可避免就应当粗略看一下北宋历史上宋江、方腊以及其他“盗贼”的情况。历史上的农民的反抗或起义总是被用“盗贼”这个字眼来记录的，并无现成的“农民起义”这四个字，关于这一点，应当没有疑义，要不然，中国这么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就不存在“农民起义”这回事而成为世界史上的奇闻了。
为了避免过多引用人们早就熟知的《水浒传》故事，我们不如先看看北宋历史上有关“盗贼”的情况，他们起事的原因、队伍的组成如何?他们的所言所行如何?朝廷对他们的政策如何?他们的结局如何?然后与《水浒传》作一对照，二者是否一致?这样，我们既符合马先生的要求“就书论书”，又增加了参照系，应当较能说清楚这个问题了。至于理论上的引经据典，就不费那事了，免得“肤浅且似是而非”，被马先生戴上“政治强说”、“陈腔滥调”、“新八股”这几顶大帽子。
据何竹淇先生《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上编第二分册所录《宋史卷一八八》载：“元祐元年，司马光言：‘近岁灾伤，盗贼颇多……万一有李顺、王伦、王均、王则之事，乘间窃发，攻陷郡县，岂不为朝廷忧?”
马司光言及的这几个“盗贼”，发生在《水浒传》的年代之前，为北宋前期(太宗、真宗、仁宗)。我们不妨先来作一简略的考察。材料来自《汇编》上编第一分册。
1，关于李顺。
淳化四年，四川“民王小波聚徒，起而为乱，谓众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民多来附，遂攻劫邛、蜀诸县……小波病创卒，众推小波之妻弟李顺为帅……贼势日盛”。兵力达到十多万以上，在与官军多次作战中失利，李顺等人被捕遭极刑，余部继续与官军作战。我们从《汇编》所录曾巩《妖寇传·王小波传·附李顺传》等资料可知，这是一次官逼民反，他们杀贪官，并建立自己的政权，最终失败。
2，关于王伦。
庆历三年，欧阳修《论沂州军贼王伦事宜》说，沂州卒“王伦等杀却忠佐朱进，打劫沂、密、海、扬、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无人……及至高邮，已二三百人……王伦仍衣黄衣衫，据其所为，岂是常贼?……江海诸处，先有盗贼，渐与王伦合势，而凶徒转炽……”。《再论王伦事宜》：“近日四方盗贼渐多，凶锋渐炽……王伦所过楚、泰等州，知县、县尉、巡检等并不斗敌，却赴王伦酒茶”，《论谏院宜知外事》：“王伦驱杀士民，攻劫州县，江淮之上，千里惊骚”。王伦最后遭官兵剿杀。
3，关于王均。
何竹淇先生按说，王均起事形式上属于兵变，但时间上是继王小波李顺之后，彼此不无相关。
咸平二年，益州叛军推王均为首，据成都，陷绵、汉诸郡，知益州牛冕出奔汉州，都巡检使刘昭战死，均遂号大蜀，建元化顺。王均战败，在狱中自尽。
4，关于王则。
庆历七年，贝州卒王则据城反，号东平郡王，建国曰安阳，改元曰德圣，旗帜皆为佛字，王则原为涿州饥民，流至贝州为卒。起事前与州吏张峦、卜吉结党预谋起事，后来事觉亟叛。文彦博募死士穴城，破之，槛送王则京师，剐于马市。
综析司马光提到的上述四例，其领头起事的有小民，如王小波、李顺，有士卒，如王伦、王则，有中级军官，如王均。除了王伦之外，规模皆很可观，王伦的人马大约只有千百，其他三人的兵力都在万人以上，或多达十数万，起事之后往往有“徒党渐多”的现象。李顺、王均、王则都曾“建元”，即使王伦，欧阳修也从其“衣黄衣衫”的行为断其不是“常贼”，也就是距离“建元”之类只差着一步。有意思的是，欧阳修忧心如焚上书陈说如何从各方面加强政权的建设，却无一字论及“盗贼”的起因，他是治标不治本;而刘敞却从根本上找原因，他作了一篇《患盗论》，提出“盗有源”的问题，他认为“盗源”是“衣食不足，政赋不均，教化不修”，如果是“丰世，治世，化世”，则无“盗，贼，乱”的问题。可见，那些或千百或数万十数万的“盗贼”队伍，绝大多数人当如欧阳修所说“皆是平民”，即普通民众或普通兵士。朝廷对这些“盗贼”的基本方针，是镇压、剿灭、杀戮。
那么我们再来看《水浒传》故事年代(哲宗、徽宗)的历史情况如何。史料依据何竹淇先生《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上编第二分册。
《续资治通鉴长编，哲宗纪》：元祐元年，广州岑探率群党四五千人围新州。
《宋史》蒲宗孟传：元祐初，梁山泺，素多盗。
元祐六年，苏东坡《赈济淮浙流民状》：寿州盗贼已渐昌炽……恐淮南群盗不止，流入颍州界，饥民附之。《与李直方酬奖状》：知颍州苏轼状奏，臣自到任以来，访得本州旧出恶贼，自元祐二三年间，管三等啸聚为寇，已而又有陈钦，邹立等亦是群党劫杀，累至与捕盗官吏斗敌，……近日寿州界内强贼甚多，打劫魏解元、施助教等家，皆一二十人，白昼骑马于镇市中劫人。
《宋会要辑稿》6791页：绍圣四年，知福州温益言，京东奸民，多匿深山穷谷之间，时出为盗。
元符三年，陈次升《上徽宗奏论永安县强盗》：“今永安县陵寝侧近，贼盗公行，杀人无忌”
大观年，《宋会要辑稿》6959页：“中书省勘会诸路并京畿贼盗，未至衰息”。
《宋史曾公亮传》：“时京邑有盗，徽宗期三日不获，坐尹罪”。“畿内饥，多盗”。陈次升《上徽宗奏论京师强盗》：“臣窃以京师浩穰之地，人物繁伙夥，寇盗颇多”。
《宋会要辑稿》6959页：“河朔沿西山一带，林木茂密，多有逋逃藏匿其间”。
苏过《斜川集》：大观初，太行有黠盗李免(勉)者，聚徒山谷，时出寇掠，惊扰郡邑。
《宋史》陶节夫传，蔡居厚传，石公弼传：太原府群盗李勉起辽州、北平之间，河东河北骚动。河北河东群盗起，太原、真定守皆以不能擒捕，罪去。江贼巢藏菰芦中，白昼出剽，吏畏不敢问。
《湖北金石志》卷11，随州大洪山慧照禅师塔铭：政和三年，草寇李鬲，窃发于邓之鄙，寺之运粮丁数十辈，偶为贼所掩，尽夺其粮以去。
《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1：政和五年，晏州多罔多大首领卜漏，以其州六县水路十二村及思峨之众，并十州五村团罗始党诸夷，凡十余万，分兵四出，……蜀土大震。
政和六年，李纲《与郑少傅书》：往年刘五起于淮南，不过有众数千人，窜伏山谷间。
《十朝纲要徽宗纪》：戊戌重和元年五月，淮南庐、寿州平，生擒贼首刘五。
方勺《泊宅编》卷下：庐州慎县黄山，连接无为军、寿州、六安界，盖贼穴也，居民千余户，而藏贼以活者八百余家。
元好问《遗山集》卷22：西山(太行山)剧贼千余人，据险为栅……公(太中大夫刘汝翼)乃常服诣贼栅，辞情慷慨，群盗惭服，明日，与其酋把肩俱下，而无亡镞之费。
《京口耆旧传》卷八：刘宾王起黄冈，据险守要，官兵不能下。
陆心源《宋史翼卷李珙传》：剧贼刘花三啸聚，自虔、吉入寇广东。
王偁《东都事略徽宗纪》：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楚州，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东京、河北，入楚、海州。
以上记录说明这个年代也是大小“盗贼”频起，这正与《水浒传》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一致。虽然《水浒传》综合利用了元杂剧、元话本等资料，但不是简单汇总加工就能作成这部小说的，在内容的深度广度上都说明它是一次全新的创作，这个创作所依据的社会历史事实，它的灵感的来源，这些宋史材料就是一个生动的说明。把《水浒传》一书轻描淡写、普泛化地说成是“讲穷途末路、争取生存、谋求自保的故事”，“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看来是很难成立的。
哲宗徽宗年代这些大小“盗贼”，其中规模较大、资料较多的是徽宗年间的卜漏、方腊、宋江。
卜漏是泸南晏州诸夷的一个大首领，因不满“泸帅”贾宗谅为代表的统治者对夷人的压迫剥削，率众起事，兵力达十多万人，最后被朝廷镇压，夷民惨遭大规模屠杀。
方腊是当地“摩尼教”首领，家有漆树园之类，该属当地社会中上层人士，起事的原因是北宋政府的横征暴敛，他以“声色狗马、甲兵花石，糜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吾民求一日饱食不可得……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为号召，几天之内，其队伍就有十多万人，三个月内攻占了睦州、歙州、杭州、婺州、衢州、处州以及青溪五十二县，各处响应，人马发展到百万以上。方腊起义最后被朝廷血腥镇压下去(《汇编》记方腊事甚详，亦可参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
以上列出的较小规模“盗贼”中，有一处不是武力镇压的，而是运用了“招降”的一手，这就是元好问在《遗山集》中所记的：“西山剧贼千余人，据险为栅……公(太中大夫刘汝翼)乃常服诣贼栅，辞情慷慨，群盗惭服，明日，与其酋把肩俱下，而无亡镞之费”。这一手有人主张用来对付“淮南盗宋江”，这就是著名的“侯蒙上书”，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徽宗对这条建议颇为欣赏，称侯蒙“忠臣也”(《汇编》引王偁《东都事略》卷11《徽宗纪》)。
《汇编》的编者何竹淇先生经考证认为，“宋江之讨方腊，固有明证”，是一个历史事实(见《汇编》上编第二册第415页)。侯蒙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采纳，北宋历史上“淮南盗宋江”是受了招安并且被派去参加镇压方腊。但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认为宋江未降，而在方腊失败后被朝廷镇压。至于宋江原来的身份，《宣和遗事》称他为“宋押司”，别处资料只称他为“盗”。
从以上简略所陈可知，北宋徽宗年间这三起较大“盗贼”事件中，卜漏、方腊是当地社会中层以上人士，振臂一呼领导了规模巨大的民众起义，宋江从《宣和遗事》以及他的才能上推测，是个下层吏员，他手下骨干有三十六人，队伍至少也当有数千人众。他们起事的原因在卜漏、方腊事迹中记载最明确，宋江事中未有说明，只说是为“盗”，应当说那原因也与卜漏方腊起事原因差不多，是以民不聊生和反抗朝廷暴政为号召的。《汇编》中录入的《挥麈后录》说得对，朝廷动脑筋搜刮天下，而州县吏对民亦无“却顾之心”，他们“竭泽而渔，急如星火”，于是“民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这就是“盗”的来源了。卜漏方腊宋江的基本队伍，当然就是贫苦的农民以至饥民，而方腊更有一种宗教做思想和组织的基础。他们的所言是反抗腐败黑暗的朝廷，他们的所行是与朝廷武装的作战。朝廷对于他们主要采取血腥的镇压，必要时也采取抚降招安的办法。他们的结局是被镇压下去，如果是受了招安，就要被派去镇压别的“盗贼”，其结局可想而知，《水浒传》对梁山英雄悲惨结局的描述，该是有充分的现实基础的，而不是凭空的文学想象。
以上大小“盗贼”，除了有时急如飘风横行千里无人敢挡之外，一般是藏身深山穷谷茂密林木以及江湖菰芦之中，正如《水浒传》里大小山头的英雄们一样。
《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即朝廷眼中的“盗贼”，在起事的原因、队伍的组成、所言所行的方面，与史实所载的这些大小“盗贼”是一致的还是有何根本不同?另外，朝廷对他们的政策、他们的结局，与以上史实所载的是一致、还是大为不同?
我想，这是一道不难给出正确答案的问题，这题目交给任何一个良等以上的中学生即可完成，而且《水浒传》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很明确的理念，生动体现在他的谋篇布局、人物安排、故事描写这些方面，他就是要以这部小说给历史上这些大小“盗贼”写一部正史。比如打劫生辰纲，在官府看来是发生了不算小的“盗贼”事件，而在晁盖吴用等七人看来，这不过是收缴贪官所得的不义之财。《水浒传》中以高俅为代表的那些大大小小为非作歹的赃官污吏，不正是宋史资料中时时写到的那些造成“民不堪命，去而为盗”的文武官员们的写照吗?《水浒传》写得明明白白，高俅们的总后台就是宋徽宗，的笔一点也没有饶过他，尽管知道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书画家。也没有饶过蔡太师，尽管就连梁山好汉也晓得他是当代四大书法家之首。王教头为何要“私走延安府”?林教头是怎样被逼上梁山的?武松是怎样无奈何亲手杀嫂的?所谓“十万贯生辰纲”之类，不正是北宋历史上朝廷巧立名目、官府到处搜刮的一个缩影?刘敞所说的“盗源”不正在此?至于梁山首领，正如上述历史资料显示的，并不一定要个个都是一个普通农民，才能称为农民领袖，方腊、卜漏就是最好的榜样，我们在这方面也不应当坚持“出身论”的标准。事实上梁山头领中出身农民渔夫之类的也大有人在。如果说到梁山那上万的人马，不用说，其绝大多数皆是普通农民。一部《水浒》，真是写得很分明，写的是英雄好汉“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直教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
梁山好汉们口口声声放在嘴上的“替天行道”，“反贪官”之类的话不重要吗?是没有意义的“陈腔滥调”吗?显然不是，因为这正如王小波、方腊对他们的群众所作的政治宣言一样重要。更不用说李逵老是放在嘴上的要宋大哥夺了宋朝皇帝的“鸟位”的话，对于我们分析梁山好汉们的政治性质的学术重要性了。虽然鲁智深的上梁山并无林冲等人直接的遭迫害作为原因，但他也是因“打抱不平”而改变了个人生活道路的，而所谓“打抱不平”，这“不平”的原因，在《水浒》中出于赃官与豪强，这正是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鲁智深第一个打抱不平，是因拯救金老父女，第二打抱不平，是直接反抗了高太尉，所以他才沦为造反的好汉。在英雄排座次的大聚义大欢庆之时，宋江吟出“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词来，惹得李逵大闹，而说出一句最为深刻的话来的是鲁智深，他把朝廷比作他穿的黑色僧衣，说“洗杀怎得干净?”他表示，“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这个粗莽之人，却是粗中有细，他算得上是一个有较明确意识反抗黑暗统治的人。如此等等，在一部《水浒》中闪耀光芒，不但不是少得可怜的凤毛麟角，而且是一部书的整体性存在，决定了这部书是写农民起义的性质。难道，马幼垣先生对这一切都是视而不见、都可以轻描淡写吗?
说到朝廷对梁山的态度，也完全与历史资料中揭示的一样，以血腥镇压为主，必要时则实行招降政策，而《水浒传》不但写宋江受招安，还写宋江想受招安，他把梁山队伍一步步带上了受招安的道路，至于这条道上英雄们的结局，只能是历史所给出的悲剧的必然。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着，《水浒传》是以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情况为事实依据来写就的，它写的就是一场模模宏大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
至于马先生说到的梁山攻打两府的事件，我们就不赘论了，我们只问，作为反抗朝廷的梁山好汉，他们有没有权利命令两府投降?此是一;第二，我们能要求梁山好汉像马先生要求的做事总那么正确吗?历史上的大小“盗贼”，比如方腊，他一起事，三个月内就攻占了睦州、歙州、杭州、婺州、衢州、处州以及青溪五十二县，马先生是否要对方腊说：你这样做是正确的吗?这些地方的官民都得罪了你吗?人民该充当解决你的政治难题的牺牲品吗?你这样子就是替天行道吗?你的主要骨干该都不是普通农民吧?你和你的一伙们只不过是演绎了又一个讲穷途末路、争取生存、谋求自保的故事，而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马先生的轻描淡写已经成了强词夺理。
又，有人提出了一种判断标准，即以队伍的首领来定队伍的性质，并举出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两军为例。本文认为，在封建统治的社会中(《水浒》所描写的社会，就是十分典型的封建社会)，主要矛盾是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凡是农民的反抗、暴动，不论其规模大小，都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打击，都应当计算在农民起义这个总量当中。至于领着头干的人，或后来担任其领导角色、左右其发展前途的人，是个什么思想，是不是处处都能忠诚地代表农民，乃至最后是不是利用农民的反抗、暴动、起义，来别有用心地做他的政治资本(如《水浒》中的宋江)，以至趁着农民起义的势头并利用其力量做了改朝换代的工具(如刘邦、朱元璋等)，那都是另外一回事。《水浒》中王伦、晁盖、宋江这三代首领思想意识各不相同，这并不能改变众多下层人民(其主体在当时只能是农民)跟着他们在山上与当时地主阶级国家政权对峙这样的情况，这情况(以及书中写到的各个山头各路英雄)的存在，沉重打击和动摇了宋朝政权，而这个政权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所以，在《水浒》中梁山好汉们的存在，就是农民的反抗、暴动、起义的存在。在此，毛泽东主席的几条论述最能深刻而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从秦朝的陈胜、吴广……直至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至于说到民主革命时期的国共双方，确实与农民有很大关系，因为当时农民仍是中国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处在社会最下层，他们的痛苦最大最深，在那样动荡的社会中，军队的最大量人数，也只能是来自农民(不论是以何种方式当了哪一方面的兵)。但在那个时代，不管天下有多少自发的农民暴动，都已经不存在历史意义上的“农民起义”了，因为时代社会的矛盾虽然仍有“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因而仍有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但又有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有了共产党与国民党，一切集中表现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矛盾，至于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建立新的封建皇朝已经是历史的陈迹，更不可能是时代之特点了。所以，以民主革命时期的情况来考察《水浒》是否写农民起义，分析离开了作品的语境，是不能得出正确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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