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8日，是“书生领袖”瞿秋白以36岁盛年殉难整整77载的纪念日。在中国跌宕起伏、曲折多变的20世纪里，瞿秋白肩负救亡、启蒙的伟大使命，活跃在云谲波诡的政治舞台上，先后两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徜徉于文人骚客聚集的笔林墨池中，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为后世留下了洋洋洒洒500万文字，也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一个复杂而独特的“长长的影子”。
1899年1月，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世代相传的仕宦之家。1917年，18岁的他来到北京，考入了免收学费的俄文专修馆。
两年后，性格内向的瞿秋白被推举为俄文专修馆总代表，参加了“五四”运动，成了一名学生领袖。他还加入了李大钊、张嵩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与郑振铎等人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宣告以改造社会为己任。当时的北京政府视该刊为洪水猛兽，1920年5月，以“主张反对政府”的罪名将其查封。五个月后，瞿秋白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同俞颂华一起被派赴苏俄采访。从此，瞿秋白的命运便与中国革命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从翻译、助手到中共最高领导人至首次离开政治巅峰
1922年，经同乡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担任翻译兼助教。当时，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等30多人是中共派往东方大学学习的第一批学员。
1922年底，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率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会议，瞿秋白任陈独秀的翻译。会后，在陈独秀的邀请下，他于1923年1月回到北京，主编《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并参与《向导》的编辑工作。 1923年夏，于右任、邓中夏创办上海大学，瞿秋白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同时兼管中共宣传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就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就国共两党是否应该合作、怎样合作的问题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受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称赞，说瞿秋白是中共“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唯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由此，瞿秋白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被来华担任国民党政治总顾问的鲍罗廷点将，成为他的主要助手和翻译。
随着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的推进，鲍罗廷逐渐成为国共两党与莫斯科之间的政治枢纽。因此，瞿秋白的地位也日显重要。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瞿秋白首次当选为中央局成员。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大会明确规定实行民主集中制，并将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中央委员会，设立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5月底，共产国际发来紧急指示，要求中共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允许之下，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革命;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武装党员、群众，组建七万革命军队;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等。陈独秀认为，武汉国民政府不可能“允许”中共这么干，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根本就是前后矛盾，难以执行的。6月3日，在前不久举行的五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即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
同年7月8日，共产国际又向中共发出“七月指示”，要求中共中央“从政治上纯洁党的领导成分”，也就是说，共产国际要撤换陈独秀了。7月15日，继江西的朱培德以及被共产国际寄予厚望的冯玉祥相继和平“分共”之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亦公开“分共”，共产国际企图拉住汪精卫的计划落空了。共产党人决心采取武装行动。 1927年7月25日，瞿秋白主持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先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然后立即南下广东，占领海口，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再举北伐。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任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李立三、恽代英、澎湃为委员。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意义。紧随其后在汉口举行的“八七会议”，更被认为是纠正了“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会议仅开了一天，将近一个上午，都由取代鲍罗廷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作报告。他根据共产国际的文件，把中共中央的错误定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瞿秋白代表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在会上做工作报告，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着重批判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陈独秀没有接到参加会议的通知，从此淡出了党的领导层。会议选举产生了由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委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由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瞿秋白临危受命，被推上了政治巅峰——担任了中共最高领导人，时年28岁。
“八七”会议后，中共在湖北、广东、江西、陕西、河南、直隶(今河北省一带)等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但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地要求一些地区举行武装起义的做法，明显地带有“左”倾盲动色彩。对于罗明那兹过左的政策，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其实是有看法的。如早在1928年1月12日，中央即发出了《中央通告二十八号——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批评了“‘不暴动即是机会主义’，无往而不暴动，天天可以马上暴动，时时可以马上暴动”和“‘无动不暴’的倾向”。但在共产国际代表的重压下，与当年的陈独秀一样，瞿秋白深感无能为力，内心甚为无奈。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也批评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由共产国际提名，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瞿秋白仍留在政治局，但未进入常委会。他第一次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使命便就此结束。
从代表团长到再度出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至二次下台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后，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留驻莫斯科，并参加了当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此后，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等，都要经过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等人的修改，并须由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以至斯大林审查通过后方可发出，这使得中国革命“左”倾指导思想愈演愈烈。
1929年4月，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的“二月指示”，政策急速“左”倾，准备冒险进攻。此时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第二年(1930)国内中原大战爆发，中共中央实际主持者李立三根据共产国际上述一系列错误指示，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试图在短时期内“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以至夺取全国胜利。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了严重损失。瞿秋白衔命回国，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针对李立三的冒险错误，共产国际1930年7月23日通过决议，给予“温和”的批评，而且没有点向忠发、李立三的名，更没有说他们犯了“路线错误”。瞿秋白和周恩来正是按照这个“七月决议”从莫斯科回国纠正李立三错误的。
但是，当瞿秋白和周恩来正在回国途中时，国内局势剧变：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一度攻占长沙，这使李立三欣喜若狂，于是决定在哈尔滨、大连等地举行暴动，试图引起日本和苏联之间的冲突，并要求共产国际配合中国革命。斯大林闻讯后勃然大怒，因为他不希望苏联因此卷入战争，更不容李立三对莫斯科指手画脚。因此，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态度一改此前的“温和”面孔，骤然变得严厉，点名道姓予以痛批。但已离开莫斯科正在回国途中的瞿秋白和周恩来对这个变化一无所知。
回到上海后，瞿秋白和周恩来便落实“七月决议”精神，于9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会后，李立三仅保留政治局委员名义并即将去莫斯科。瞿秋白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再度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193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姗姗来迟的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即《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而此前三天已暗中获悉“十月来信”精神的王明，极富“预见性”地上书中央，声称六届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错误的“机会主义的实质”，继续延续着“李立三路线”。在新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米夫亲临上海指导和支持下，王明等大搞宗派活动，将矛头直指六届三中全会和瞿秋白。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摇旗呐喊，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说的一无是处，批判瞿秋白的“调和主义和两面派行为”，并称赞王明等人懂得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要求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改组中共领导层。
1931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仅仅举行了一天，便确立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瞿秋白就这样结束了他第二次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短暂任期。
为了彻底消除瞿秋白在党内的威望，也为了给六届五中全会造势，1933年秋天，王明宗派在全党全军展开了对瞿秋白的大批评，将他的文章断章取义后无限上纲，认定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作为惩罚，1934年1月11日，把身体已每况愈下的瞿秋白派到缺医少药，并即将沦陷的中央苏区，且不许妻子杨之华随行照料。瞿秋白2月5日抵达瑞金后，担任教育人民委员，这是一个闲职。毛泽东时任苏区中央执委会主席，亦无实权。两人同属靠边站的人物。惺惺相惜，关系莫逆。常在瑞金的草坪上席地而坐，两背相靠吟诗诵词。瞿秋白往往沉默，若有所思，毛泽东则总是逗他：“是不是想杨之华了?”
1934年4月，广昌失守，第五次反“围剿”已无胜算。5月，中央书记处决定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罹患重病又为敌人熟知的瞿秋白被留在了赣闽地区，不久即被蒋军俘获。从1935年4月24日到6月18日的56天中，瞿秋白以巨大的勇气和深刻的思索，写下了一万八千字的《多余的话》，并以坚强的意志、不屈的气概和过人的智慧，击破了军统、中统特工的反复劝降，最后迈着从容不迫的步伐，低沉有力地吟唱着《国际歌》、《红军歌》，坦然冷静地走向刑场，席地盘膝缓缓而坐，饮弹洒血慷慨就义。 1955年，经过20年的努力寻找，遗孀杨之华终于在福建长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运回北京，隆重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铭。
身后第三次遭遇政治沉浮
瞿秋白在敌人牢狱中所写的《多余的话》，曲折地表达了他对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和党内不正常斗争状况的批评，展现了一生的思想、心理变化，是瞿秋白所特有的，融史、诗、论于一炉的绝妙散文写作，表露了毕生追求的一种文学境界。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复杂，不具备一定文学修养的人，恐怕难以体会文中所含的深意。
1950年，杨之华为四卷本《瞿秋白文集》的出版，曾致函毛泽东，请他为文集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对瞿秋白作了这样的高度评价：“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他在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下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集体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把这篇题词装进信封，并写下了“送交杨之华收启”后却没有发出。直到1980年，人们才从毛泽东私人档案中意外地发现了这件尘封30年、写而未发的信件。个中原因，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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