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政治军事”思想十九条
王世荣
（政治学教授 文化复兴主编）
摘要：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也是天才的军事家、战略家。毛泽东天姿英发，文韬武略，旷世奇才，“运筹帷幄，决战于千里之外”，创造了“四渡赤水”，“三大战役”“抗美援朝”等战争奇迹！政治与军事是密不可分的，正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毛泽东“政治军事”思想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引导中国革命由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笔杆子，革命就靠这两杆子！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游击战十六字令；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文治武略，文以载道，武可定国；对敌斗争策略：有理、有利、有节！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国际战略思维；兵民是胜利之本，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决定战争胜负的绝不是武器，而是人，是人心的向背！正义战争一定能够战胜非正义战争！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毛泽东“政治军事”思想对我们开展复杂的斗争，尤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政治军事思想，文韬武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兵民是胜利之本；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也是天才的军事家、战略家。毛泽东天姿英发，文韬武略，旷世奇才，“运筹帷幄，决战于千里之外”，创造了“四渡赤水”，“三大战役”“抗美援朝”等战争奇迹！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与解放，给人民带来安宁与秩序。
著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名军事著作。他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宝库的璀璨明珠，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是对世界军事科学的卓越贡献。
政治与军事是密不可分的，正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从《孙子兵法》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 《谋攻篇》：“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必以全策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曹刿论述作战，也是把军事与政治联系起来看待。孔明隆中对，对三国形势的分析，到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都是高瞻远瞩，政治军事思维融为一体！这可以说是中国优良传统，而西方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可见它反映了战争的规律。
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任重道远。研究和继承毛泽东“政治军事”思想，对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针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建设强大的国防，开展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尤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毛泽东对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著作《战争论》中提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和发挥。《论持久战》一书中，他发挥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明确提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开政治。
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日本现在用战争来压迫，要完全断绝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争，决心要扫除这个障碍。障碍扫除，政治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46-447页）
十九世纪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经典著作，反映了资产阶级初期的进步倾向和革新精神，对战争本质等问题提出来一些正确的见解，对军事思想的发展曾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他是第一个自觉采用辩证法研究战争理论的军事家。恩格斯和列宁对其中某些观点也有过好评。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曾说：“面前我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思考问题的方法是奇特的，而书的本身是很好的。”（《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3卷，解放军总参谋部出版社，1961年版，第583页）
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中，曾不止一次引用过的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同时还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的看作探讨每一战争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5页、124页、第24卷第368页）可以说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揭明战争与政治的内在关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而毛泽东《论持久战》进一步系体阐述了二者关系，并且把它应用于抗日战争，揭示战争的内在逻辑。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84页）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
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
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5-136页）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两种生存方式，战争与政治本来就密不可分，战争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不可分离，在毛泽东那里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政治军事思想浑然一体，是《孙子兵法》等传统军事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特色。
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笔杆子，革命就靠这两杆子！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就开始认识到暴力革命和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申明，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蔡和森和周恩来也曾在当时的党刊上提出“解除旧支配阶级的武装”，“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二七大罢工和五卅运动遭到血腥镇压后，瞿秋白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组织人民自己的武力才能完全胜利。毛泽东在深入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领导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地主武装的主张。但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受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的影响，没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独立领导的新型军队。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由于过去党组织不重视军事运动而专做群众运动，结果靠枪杆子起家的蒋介石、唐生智一旦反动，一切群众运动都失败了。因此，“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2页）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193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结论《战争和战略问题》中，从理论上完整地阐发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明确提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7页）此后，毛泽东又多次论述了这一观点。
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国家学说认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而军队又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式上，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强调暴力革命，但是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又不排除特殊条件下的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毛泽东则进一步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1页）在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俄国与中国走的就是不同的道路。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内部有着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进行长期合法斗争，利用议会讲坛，开展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通过合法组织和不流血的斗争形式积蓄力量，准备最后推翻资本主义。暴力革命只有在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在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在无产阶级有了农民群众的自愿援助之时，才可以进行，战争发动之后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条道路。中国则具有不同的特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群众的组织和群众的斗争等，都是重要的，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符合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科学论断。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反动统治阶级视军队如生命。革命人民只有向敌人学习，拿起枪杆子与其作拼死的斗争，才能建立革命政权。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武装夺取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坚持不懈地把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以武装斗争去夺取政权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才最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夺取政权靠军队，巩固政权也要靠军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6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把人民军队的建设放在重要地位。在人民当家作主、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政权之后，人民军队成为巩固国家政权的坚强柱石。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人民军队的战斗力不断提高，为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无论历史条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一思想中蕴涵的基本原理，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需要人们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具体的领会和贯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
一个笔杆子，一个枪杆子，革命就靠这两杆子。笔杆子有时比枪杆子还重要。毛泽东说，“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的第一个重大的工作”，因为 “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 标语是发动群众的一个十分简便、直接、有效的手段。在革命战争年代，常常是“兵马未动，标语先行”。
“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1954年6月16日《人民日报》）“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12页）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引自列宁《怎么办？》第1章弟4节），“意识不仅可以反映世界，而且可以创造世界。”（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28页）“思想的闪电，一旦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467页）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历史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对一个政党、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战争的最终目的；真理的力量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集体实际相结合；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成为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科学理论。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的宪法》《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两个中国的命运》《论联合政府》《关于重庆谈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新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唯心史观的破产》毛泽东的这些闪烁着真理光芒的著作，是指引中国革命从胜利正向胜利的灯塔！毛泽东的枪杆子，笔杆子都是高手，他是前无古人的伟大领袖和英明统帅！
三、支部建在连上，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1927年9月，毛泽东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三湾改编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各级组织，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营以上建立各级党委，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实施组织领导的一整套制度，成为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毛泽东认为，连队是部队生活、工作、训练、作战的基层单位，是军队的基础。连队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广大战士的基本纽带，负责统一领导连队工作，讨论决定连队一切重大问题，团结带领全连人员完成上级所赋予的一切任务。连队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得到落实。1928年11月，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时期的革命斗争经验时明确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66页）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他所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规定：“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97页）
毛泽东确立的“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组织原则，为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牢固的基石，今后仍将是人民军队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组织制度。（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
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中共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应懂得中国战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11-512页）
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我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一切行动听从指挥。
习近平指出：“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千千万万革命将士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在挫折中愈加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铸就了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铁雄师。在风雨如磐的漫长革命道路上，我军将士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忠诚，造就了人民军队对党的赤胆忠心，造就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的鱼水情意，造就了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冲锋陷阵的坚定意志。”（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7年8月1日）
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930年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出：“在对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相互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相互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相互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周白色政权中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与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说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我们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经光芒四射喷薄而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4-103页）
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实践证明毛泽东确立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正确的。
在某些地区(如北岳区、太行山、山东)有了革命的武装、革命的政权、革命的群众组织、革命的政党--共产党(而且前面的三种组织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这四种组织在一定地区能够公开的合法的存在，各自执行自己的职权(如政权执行自己的法令、纪律、各种制度)，这样的地区，就叫做革命根据地。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全国存在的革命根据地主要有：中央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等。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抗日根据地主要包括晋察冀、晋绥、陕甘宁、晋冀鲁豫、冀鲁豫、山东、苏南、皖东等。（360百度）
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伟大的创造，是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大本营、大后方，也是毛泽东政治军事思想的一大特色，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如井冈山、延安、沂蒙是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最重要的三大老革命根据地。
五、游击战十六字令：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游击战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游击”一词见于汉初，汉高祖设置游击将军，把游击部队称为“游兵”“游骑”“游军”。《史记·彭越列传》载：“汉王三年，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于梁地。”《握奇经·八阵总述》中游军一节记述：“游军之行，乍动乍静，避实击虚，视羸挠盛，结陈（阵）趋地，断绕四径。后贤审之，势无常定。”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准备攻打楚国，采纳了伍子胥提出的先疲楚后决战的建议，先派部分兵力到楚国许多地方以游击战袭扰楚军6年之久，致使楚军疲惫不堪，而后派主力入楚决战，大败楚军。中国历史上较大的农民战争，都曾把游击战作为一种重要的作战形式。唐末黄巢领导的起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起义，19世纪中叶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农民军处于弱小时期，大都采用出没无常，避实击虚，声东击西，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的游击战法，常使官军顾此失彼、腹背受击、疲于奔命。这种农民战争中的游击战，曾在反抗和推翻封建王朝的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
游击战在外国也有较长的历史。在1337～1453年的百年战争中，法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抗英游击战。在1775～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中，1808～1814年西班牙抗法战争中，1812年俄国抗击拿破仑入侵的战争中，广大人民所进行的游击战，有力地配合了正规战，对战胜侵略者发挥了重大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侵略的一些国家人民所进行的游击战，对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伟大的战略作用。战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以长期的游击战，发展、壮大革命力量，赢得了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印度支那、阿富汗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创造了农村游击战与城市游击战相配合，袭击战与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打武装直升机相配合的新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中，游击战是人民战争的重要作战形式之一，相当长的时期内曾作为一种主要作战形式。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弱小的红军依托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发展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和人民政权，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形成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抗击着64％的侵华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解放战争初期，游击战有力地配合了正规战，对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重大的辅助作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以往游击战的经验并形成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游击战理论和原则，主要有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消耗消灭敌人，保存发展自己；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以袭击为主要战法，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保持高度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力求有计划有准备地开展游击活动；扬长避短，“游”与“击”巧为配合；政治主张公开明确，军事行动秘密诡诈；从战略、战役、战术上配合正规战，并适时向正规战发展；依托根据地，自力更生地坚持长期斗争；战略上集中统一指挥，战役、战斗上分散指挥等。（360百科）
朱德1938年在《论抗日游击战争》指出：“抗日游击战争是整个抗日战争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
抗日的民族自卫战争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仅仅依靠游击队，谁也知道是不够的；必须有政治坚定、指挥统一、装备优良的数百万正规的现代化的革命军为主力才能达到目的。
但是，我国的抗日民族自卫战争，究竟是弱国反抗强大的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军事技术方面我们处在劣势地位，我们用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主要因素，乃是政治上的理直气壮和人力方面的无穷源泉。正因如此，抗日游击战争即抗日的大众战、民兵战，成为我们抗战自卫战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成为争取这一战争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
抗日游击战争的作用，具体地表现在哪些方面？
第一， 在于抗日游击队是民众抗日学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武装宣传者和组织者。
第二， 在于抗日游击战争能够部分地恢复国家领土和维系失地的人心。
第三， 在于抗日游击战争能够使日寇无法从它所占领的地区取得人力和资财的补充来灭亡我国。
第四， 在于抗日游击战争能够配合正规军作战。
第五， 在于抗日游击战争能够为正规军创造优良的后备军和新的兵团。”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8页）
六、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战略上藐视敌人，即从长远的观点看，一切貌似强大的反动势力，都是必然要灭亡的，人民的力量必定战胜它们。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战术上重视敌人，即在具体问题上，要认识到斗争过程的艰难曲折，采取慎重态度，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是：把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与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的科学态度很好地结合起来，以战胜强大的敌人，夺取斗争的胜利。
1935年毛泽东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指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47页）
1939年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86页）
1938年在《论持久战》指出：“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这些就是结论。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81-482页）
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5页）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A.L.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87页）的著名论断。1948年1月，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他进一步阐述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他明确指出：“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28页）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两者是相反相成、辩证统一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敢于同敌人作斗争，是取得胜利的前提；战术上重视敌人，善于同敌人作斗争，是取得胜利的保证。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都是为了战胜敌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具有两重性，它们既是铁老虎、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假老虎。从全局和长远看，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外强中干，本质上是虚弱的、腐朽的，必将被人民所战胜，在战略上应当藐视它们，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应从这一点上确立自己的战略思想。但从局部和现实看，它们又是凶狠的、有力量的，打倒它们并非轻而易举，在具体问题上一定要高度重视力量准备，讲究斗争艺术。应从这一点上确立自己的策略思想。如果在战略上过高地估计敌人，就会被敌人所吓倒，不敢斗争，不敢胜利，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如果在战术上轻视敌人，不采取谨慎态度，不集中全力进行斗争，不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不讲究斗争策略，就会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只有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才能把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做到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从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出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孤立和消灭敌人，争取好的结果，以至夺取最后胜利。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在实际斗争中对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体现了战略与策略、本质与现象、目的与手段的辩证统一。这一战略策略思想，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的斗争，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指导作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
五、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重要内容。指坚持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坚持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
古今中外一切有作为的军事家和有价值的军事理论，无不强调集中使用兵力。孙武主张在战争中要做到“我专敌分”，“以众击寡”。C.von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指出，在决定性的时机和决定性的地点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是取得军事胜利的规律。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精华。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红军以集中为原则，指出：“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7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1页）的思想。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要达到迅速恢复主动地位的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3页）。毛泽东认为，红军的战略是“以一当十”，红军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红军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认为集中大力、打敌小部，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主张在抗击日军进攻中，对数路进攻之敌，应集中兵力打破敌之一路，而后再转移兵力去打破敌之另一路，如此将其各个击破。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党内指示，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7页）他强调，人民解放军在作战中应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随后，毛泽东在《三个月总结》《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中也一再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并将其列入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中。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以集中兵力为手段，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是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这样做的效果，一是能全歼，二是能速决。既能最有效地打击敌人，又能最充分地补充自己，逐步改变敌对双方进退、攻守、内外线形势，取得战略全局上的主动地位。运用这条原则，在作战指导上的要点是：在战役战斗的部署上，必须集中六倍、五倍的绝对优势，至少也要三倍于敌的兵力，而不能平分兵力；当己方处于防御地位，敌方以多路或分路向己方进攻时，己方应集中兵力首先围歼敌诸路中较弱或较少援助的一路或一部，得手后再及其余；当己方处于进攻地位且兵力多而敌方兵力弱时，可同时攻击敌之若干部分；如己方兵力不足，则应对敌一个一个地消灭之；主力部队集中歼敌时，须同地方兵团、地方游击队和民兵的积极行动互相配合；地方部队在攻击弱小目标时，也应采取集中歼敌的战法。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运用这一原则，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由弱变强，最后取得了全面胜利。
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打赢信息化战争不仅要研究信息化条件下如何集中兵力，更要研究如何集中火力和集中效能，积极探索歼灭敌人的新战法。（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
八、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运动战与消耗战、歼灭战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指出：“防御的和攻击的阵地战，在中国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一般都不能执行，这也就是我们表现弱的地方。再则敌人又利用中国土地广大一点，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因此阵地战就不能用为重要手段，更不待说用为主要手段。然而在战争的第一第二两阶段中，包括于运动战范围，而在战役作战上起其辅助作用的局部的阵地战，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为着节节抵抗以求消耗敌人和争取余裕时间之目的，而采取半阵地性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更是属于运动战的必要部分。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使在战略反攻阶段中能够充分地执行阵地攻击的任务。战略反攻阶段，无疑地将提高阵地战的地位，因为那时敌人将坚守阵地，没有我之有力的阵地攻击以配合运动战，将不能达到收复失地之目的。虽然如此，第三阶段中，我们仍须力争以运动战为战争的主要形式。因为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临到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期以后西欧地区那样的阵地战，就死了一大半。然而在广大版图的中国境内作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方面又还保存着技术贫弱这种情况，“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的事，就自然出现。就在第三阶段，中国技术条件虽已增进，但仍不见得能够超过敌人，这样也就被逼着非努力讲求高度的运动战，不能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这样，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在这些战争形式中，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能够得到充分地发挥的机会，这又是我们不幸中的幸事啊！
前头说过，战争本质即战争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然而达此目的的战争形式，有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实现时的效果就有程度的不同，因而一般地有所谓消耗战和歼灭战之别。
我们首先可以说，抗日战争是消耗战，同时又是歼灭战。为什么？敌之强的因素尚在发挥，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依然存在，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减杀其强的因素，破坏其优势和主动。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还未脱离，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国内国际条件，改变自己的不利状态，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也不能成功。因此，战役的歼灭战是达到战略的消耗战之目的的手段。在这点上说，歼灭战就是消耗战。中国之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
但达到战略消耗目的的，还有战役的消耗战。大抵运动战是执行歼灭任务的，阵地战是执行消耗任务的，游击战是执行消耗任务同时又执行歼灭任务的，三者互有区别。在这点上说，歼灭战不同于消耗战。战役的消耗战，是辅助的，但也是持久作战所需要的。
从理论上和需要上说来，中国在防御阶段中，应该利用运动战之主要的歼灭性，游击战之部分的歼灭性，加上辅助性质的阵地战之主要的消耗性和游击战之部分的消耗性，用以达到大量消耗敌人的战略目的。在相持阶段中，继续利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歼灭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敌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战局持久，逐渐地转变敌我形势，准备反攻的条件。战略反攻时，继续用歼灭达到消耗，以便最后地驱逐敌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67-469页）
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意为如果对敌我双方的情况都能了解透彻，打起仗来百战就不会有危险。语出《孙子·谋攻篇》:“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孙子兵法最光辉的军事思想，同时他提倡的谋略也是建立在了解敌我双方力量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认为它始终贯穿于《孙子兵法》之中。何谓"知己"，知胜有五，对自身条件的严格审查和分析，这样才能做好客观的分析，才能知道我方的军事优势何在，以此进行谋略和战术安排。何谓"知彼"，知彼即对敌方的力量能进行深入的了解，分析敌人的优势和劣势，以做到避强击弱，因敌谋略，采取不同的应战方案。所谓"知己知彼"即为了"运筹于帷幄之中"，以"决胜于千里之外"。
政治斗争中，进行的双方必定都各有优缺点。在激烈的竞争中要赢得对手，必定要先了解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也在任何一个时候是可表现。对于对手，要充分了解他的缺点，以进行目的性的攻击，或者制造机会让对手出错，以此战胜。(<知己知彼,百战不殆>360百度)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孙子论军事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引自列宁《再论职工会、时局及托洛茨基、布哈林之错误》）我们应该记得他的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88页）
《论持久战》：“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种侦察手段，继之以指挥员的聪明的推论和判断，减少错误，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是做得到的。我们有了这个“一般地正确的指导”做武器，就能多打胜仗，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这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之间的关系。”（《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58页）
《孙子兵法·计篇》：“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兵圣孙武子说，凡是打仗之前就能预料可以打胜仗的，是因为筹划周密，胜利的条件充分；没打仗之前估计不能打胜仗的，是因为胜利的条件不充分。条件充分的能胜利，准备不充分的就不能胜利。何况毫无条件与准备呢！
“兵者，诡道也。”统兵打仗的人，无不擅长谋略。所谓谋略，其实并不神秘。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乃领军之道；知彼，就是搞敌方的情报。一个合格的将帅，不能不重视情报保卫工作。
其实，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毛泽东对制胜之道早有总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是化用孙子之言，却有所升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说情报工作做好了可以避免失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毛泽东说情报工作做好了可以取得胜利。两字之差，毛泽东对情报保卫工作重要性的评价超过孙子！（郝在今：《毛泽东的“武林秘籍”是什么？》.人民网。2013-07-19.）
毛泽东深谙其中精义，更高明的是他人家还把这句之乎者也的兵法，总结归纳成一句通俗易懂的话，让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将士一听就懂。1936年12月，毛泽东在抗大做《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演讲：对于敌人的一次有计划的“围剿”，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促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大做《论持久战》演讲：“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寒牛出栏《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搜狐.2019-03-12.）
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的口号之一。它的意思是：你不招惹我。我也不会招惹你，但是你要是招惹我； 我一定会反击。
最早见于毛泽东《论政策》：“对于国民党军队，应继续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尽量地发展交朋友的工作”。释义：人家不侵犯我，我也不侵犯人家。
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些事件的严正立场。他说：“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53页）对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继续扩大事态，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毛泽东1940年12月在《论政策》指出：“关于军事政策。应尽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坚持民族抗战的最可靠的武装力量。对于国民党军队，应继续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尽量地发展交朋友的工作。应尽可能地吸收那些同情我们的国民党军官和无党派军官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加强我军的军事建设。在我军中共产党员在数量上垄断一切的情况，现在也应有所改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727页）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正义，为了人民和民族利益，敢于打击和消灭一切来犯之敌的斗争口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百度知道）
印度1947年独立后，不仅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中国西藏、新疆的部分领土，还进一步扩大其占领范围。至1951年前后，印度军队先后侵占了中印边界东段传统习惯线以北、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约9万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而后，又侵占了中段2000平方千米以及西段的巴里加斯，并企图侵占西段3.3万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印度政府还私自改画地图，把已占领和想占领的中印边界东段、中段、西段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1959年，印度政府正式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同时不断单方面改变边界现状，蚕食中国领土。1959年8月和10月，印度军队制造了朗久、空喀山口两个武装冲突流血事件。从1962年4月起，印军入侵中国领土变本加厉，至战前，仅在中印边境西段即建立了43个侵略据点。9月，印军第7旅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克节朗地区，并连续进攻驻守择绕桥的中国边防部队哨所，打死打伤中国官兵47人。中国边防部队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忍让，中国政府曾多次向印度政府提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但印度政府拒绝谈判，并在中印边境地区集结2.2万余人的兵力。10月20日，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大规模武装进攻，企图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
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于10月20日被迫在东、西两段同时实施自卫反击战。在东段，西藏边防部队针对印军第7旅沿克节朗河右岸一线展开的进攻部署，集中优势兵力，采取两翼迂回、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法，全歼印军第7旅。接着兵分五路反击，于24日收复达旺地区。东段其他地区的西藏边防部队同时向当面入侵的印军实施反击，拔除印军侵略据点10余处，进逼瓦弄。在西段，新疆边防部队发起反击后，首先全歼了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等地区的印军，而后向巴里加斯地区转用兵力，于28日收复该地区，拔除印军入侵据点37个。
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3项建议，又遭印度政府拒绝，并于26日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成立“应付紧急情况内阁”，进行战争动员。至11月中旬，印军在边境的兵力增至3万余人，并于11月14日和16日，再次全线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进攻。中国边防部队以东段的西山口—邦迪拉为主要反击方向，以一部兵力正面钳制，一部向邦迪拉方向迂回，集中主力沿西山口两侧实施迂回攻击。18日晨，歼灭侵入西山口地区印军大部。接着继续向南反击，至21日，先后收复了德让宗、打陇宗、邦迪拉及其以南鹰窠山口等几个山口，逼近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东段瓦弄等方向反击作战部队攻占了瓦弄、梅楚卡、塔克辛等地区。西段新疆边防部队同时向当面入侵的印军实施反击，拔除了印军在班公洛地区的6个据点。至此，印军设在中国境内的侵略据点全部被清除，入侵印军遭到彻底惨败。
在打退印军入侵后，中国政府于1962年11月21日发表声明，宣布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全线停火，主动后撤。人民解放军西藏、新疆边防部队遂于11月22日零时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12月1日开始全线后撤。至1963年3月1日，全线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20千米以内地区。停战后，中国政府主动将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和军用物资交还印度，并于1963年5月26日前释放了全部印军被俘人员。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共毙印军4800余人，俘3900余人，打退了入侵中国领土的印度军队，保卫了中国领土主权，在国际上开创了胜利军队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主动交还缴获物资的先例。（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
十一、对敌斗争策略：有理、有利、有节！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原则是：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于1940年3月11日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明确提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
顽固势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这些阶级，现在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以后还要逐渐分化。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区别的。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因为他们还愿团结抗日，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忽视这种争取政策，忽视同他们合作的政策，认为他们已经是事实上的投降派，已经就要举行反共战争了，这种意见是错误的。但又因为他们在全国普遍地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反动政策，不实行革命三民主义这个共同纲领，还坚决反对我们实行这个纲领，坚决反对我们超越他们所许可的范围，即只让我们同他们一样实行消极抗战，并且企图同化我们，否则就加以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压迫，所以我们又必须采取反抗他们这种反动政策的斗争策略，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我们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政策，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如果我们能够在思想上提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对于他们的反革命理论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在政治上采取适合时宜的策略步骤，对于他们的反共反进步政策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军事步骤，对于他们的军事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那末，就有可能限制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就有可能逼迫他们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就有可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而使他们陷于孤立。同时，也就有可能争取还愿抗日的顽固派，延长其留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时间，就有可能避免如同过去那样的大内战。所以，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如果没有斗争，进步势力就会被顽固势力消灭，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顽固派对敌投降就会没有阻力，内战也就会发生了。所以，同顽固派斗争，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大规模内战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这一真理，已被一切经验证明了。
但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703-708页）三项原则是毛泽东的机动灵活的战略策略思想，在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和进一步发展。
十二、战争的目的是保护自己，消灭敌人！
毛泽东1938年在《论持久战》指出：“这里不是说战争的政治目的，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说的，是作为人类流血的政治的所谓战争，两军相杀的战争，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还是这二者的继续。轰炸机、机关枪、远射程炮、毒气，是矛的发展；防空掩蔽部、钢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发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结合为一的新式武器。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但防御也是不能废的。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则自己将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退却，属于防御一类，是防御的继续；而追击，则是进攻的继续。应该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战争实际中，虽有许多时候以防御为主，而在其余时候以进攻为主，然而通战争的全体来看，进攻仍然是主要的。
怎样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岂非与“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我们说，基本上为着消灭敌人的进攻手段中，同时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理由就在这里。防御必须同时有进攻，而不应是单纯的防御，也是这个道理。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射击原则的“荫蔽身体，发扬火力”是什么意思呢？前者为了保存自己，后者为了消灭敌人。因为前者，于是利用地形地物，采取跃进运动，疏开队形，种种方法都发生了。因为后者，于是扫清射界，组织火网，种种方法也发生了。战术上的突击队、钳制队、预备队，第一种为了消灭敌人，第二种为了保存自己，第三种准备依情况使用于两个目的——或者增援突击队，或者作为追击队，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或者增援钳制队，或者作为掩护队，都是为了保存自己。照这样，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原则，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行动，一点也离不开战争的目的，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
抗日战争的各级指导者，不能离开中日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也不能离开这个战争目的去指导战争。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展开于战争的行动中，就变成互相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斗争。我们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在于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驱敌出国，保卫祖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目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49-451页）
十三、兵民是胜利之本，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要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22-155页）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76-480页）
这一思想主要包括：①人民群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进行革命战争的主体以及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只有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才能越战越强，取得最后胜利。战争的实践表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有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发展的正义战争，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和全力以赴的支持。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中国革命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能够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使他们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进行最彻底的人民战争，并获得最终的胜利。
②军队和人民的团结与进步是战胜强敌的根本条件。首先，必须善于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制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全国的团结和各方面较之过去有十百倍的进步，特别是军队和人民的团结与进步。为了充分发挥兵民在战争中的作用，必须进行深入广泛的政治动员，通过政治工作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兵民之中，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使几万万人民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激发兵民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发扬兵民在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把数万万民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抗日战争就有了胜利的基础。其次，必须在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的基础上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军队是进行战争的骨干力量，军队的基础在士兵，广大士兵群众就是穿军装拿武器的人民群众。军队和民众打成一片，使民众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同甘共苦，团结战斗，形成了鱼水之情，最终不但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军队也得以发展壮大。
毛泽东关于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重要思想，揭示了人民群众对于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在军事领域里的运用，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军事领域的反映，对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军事斗争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出自毛泽东的《杂言诗·八连颂》。写于1963年。这首诗从八连写道全军，写到全国，高度赞扬了60年代初全党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扭转困难局面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赞扬了中华儿女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这首诗最早发表在1982年12月26日《解放军报》。
十四、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同时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国家安全环境恶化。美国加紧对中国实施战略包围，扩大侵越战争，将战火引至中越边境，并经常派侦察飞机侵入中国领空；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大量增兵，并多次在边境挑起事端。面对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毛泽东于1965年1月12日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谈话中，提出要“备战、备荒、为人民”。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复信中指出：“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405页）
毛泽东的论述，包含了正确处理平时与战时、中央与地方、消费与积累、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等互相关系的思想，要求在制定国家发展的全局性规划时，必须把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与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结合起来考虑；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应该独立地做好本地区反侵略战争的物质准备工作和应付荒年的物资储备工作，不能单纯依赖国家和外省的支援帮助；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处理和平时期各项工作与未来反侵略战争准备工作关系时，必须处理好国家利益与群众个人利益的关系，尽量减少国家积累，减轻人民负担，尽可能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备战、备荒、为人民”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对于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遏制超级大国的战争企图；对于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势中搞好国家的工农业生产，保障人民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对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估计过高，把“备战”放在首要位置，导致“备战”工作摊子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反侵略战争准备和外交活动的基本方针。
1972年，毛泽东根据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的方针。同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转述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
批语说:毛泽东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
“深挖洞”的直接含义是构筑坚固的地下防空工事，特别是加强战略要地和大中城市的防护工程建设，防备敌人的大规模战略空袭；其广泛含义是全党、全国和全军要抓紧时间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准备敌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广积粮”的直接含义是增加粮食储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或自然灾害；其广泛含义是发展工农业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厚积国力，搞好战略物资储备。
“不称霸”是强调中国抓紧战备、增强国力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中国不搞霸权主义，并坚决反对超级大国推行的霸权主义政策。
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方针的指引下，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加强了重要战略方向的国防工程建设，全国各重点防空城市掀起了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的热潮，构筑了大量打防结合、平战结合的地下工事，大大增强了国家的整体防御能力；军队和地方按照布局适当、储存安全、调用方便、经济合理的原则，加强了战略物资储备，形成了国家、军队和地方分级储备的战略储备体系，在应对局部战争和自然灾害以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毛泽东针对当时国际国内客观存在的危机，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更加具体化，并从对内政策延伸到对外政策，对于遏制大规模侵略战争、推进国家经济建设、在国际上树立中国的和平形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对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估计过高，国家把过多的力量用于反侵略战争准备，军队过分地偏重于临战性准备，给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
十五、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召之即来，来自能战，战之必胜！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语出毛泽东为某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会议的题词(见1953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军队永远是一个战斗队，是抵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武装力量。保卫祖国安全，是军队的神圣职责，因此，军队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随时准备消灭敢于来犯之敌。
军人生来为战胜，军队价值在打赢。
习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多次强调能打仗、打胜仗，要求按照打仗标准搞建设抓准备，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习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刻揭示了军队建设的客观规律，充分阐明了能打胜仗在强军兴军中的核心牵引作用。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遏制战争、打赢战争是军队存在的根本意义、根本价值。毛泽东曾说过，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我军在不同历史时期虽然担负的具体任务不同，但作为战斗队的根本职能始终没有改变。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是我军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根本保证，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必然要求。
“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可能来。”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军队的生命系于战斗力，战场上的胜败直接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一旦发生战事，军队必须能够决战决胜，否则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党和国家动用军事力量是最后手段、最后选项；但对军队来讲，则是唯一手段、唯一选项，必须做到党中央、中央军委、习主席一声令下，能够上得去、打得赢。
当今世界的军事竞争，本质上是打赢能力的竞争。我军虽以能征善战著称于世，但能打胜仗的能力标准是随着战争实践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以前能打胜仗不等于现在能打胜仗，现在能打胜仗不等于永远能打胜仗。信息化战争是联合作战、精确作战、读秒作战，对打赢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能否解决好“两个差距很大”“两个能力不够”的问题，能否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是对人民军队履行职能使命的现实考验。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必须紧紧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不断强化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思想，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一切建设和工作向能打胜仗聚焦；必须着力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坚决贯彻战训一致原则，练就过硬的打赢本领；必须加强战斗精神培育，发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始终保持旺盛革命热情和高昂战斗意志，切实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解放军报评论员：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四谈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讲话精神》,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12-20.）
十六、文韬武略，文治武略：文以载道，武可定国！
韬：汉人编写的古兵书《六韬》，内分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共六韬。略：古兵书《三略》。指用兵的谋略。明·施耐庵《水浒》：“你便有文韬武略；怎逃出地网天罗？”
文韬武略，文，天地万物的信息产生出来的现象、纹路、轨迹等；韬，皮革做成的刀、剑的套子；武，消停战事；略，举其要而用其精、用功少。合起来的意思是，以天地万物的信息规律做外形（意识的形态）以作保护、以最精要的方式来操作，是为文武双全、大智大勇也！
文武之道，指周文王周武王治理国家的道理 。文:指周文王。武:指周武王。文王、武王都是国人推崇的贤君，他们治理国家的办法是有宽有严的，后泛指治理国家要宽严结合。也比喻工作和生活要劳逸适度，有紧有松。后面常跟"一张一弛"。《礼记·杂记下》中也记载为: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我们中国人评价一个人，喜欢讲文治武功、文韬武略。文治，他有；武功，他也有。从这样一些事实来看，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个当之无愧的领袖，一个当之无愧的英雄。
作为一个先行者，他必须是一个战略家，能够提出宏观的战略规划，否则就无法带领大家往前走，不能领着大家去做事。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战略家。他熟读历史、纵谈古今，对现实有良好的大局观，有人所未有的国际眼光、世界视野，对未来有超凡的预判能力，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作为一个先行者，需要有挑战精神，需要对现实有批判精神。毛泽东立足于现实又不满足于现实，为了实现理想、实施战略，他会向传统挑战，包括向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传统；他会向权威挑战，包括国际上的、党内的，甚至包括知识权威；他会向体制挑战，包括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苏联计划经济集权体制；他还会向现实挑战，向特权挑战，向群体挑战，向既得利益集团挑战，甚至不惜向自然挑战，向人性挑战。
总之，毛泽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我们研究他，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许多看似矛盾的东西，在他那里却是内在统一的。如涉及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他是一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涉及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霸权主义、支持世界民族民主独立运动，他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际主义者，对亚非拉和第三世界的支持，不遗余力。在一些战略层面的问题上，他的原则性特别强；但在一些战术层面的问题上，他的灵活性又特别强。这就又回到了我开头所讲的，他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是虎气与猴气的统一，七分虎气，三分猴气。（唐洲雁：《走近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12-23.）
文治武略是中国政治思维的优良传统。文治包括德治、仁政、文明、文官当政、教育、教化等内容，现代社会讲的文治主要指用民主政治来治理国家，用制度文明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武略指武装力量，军队、法院、监狱、警察，首先是为了保护领土和主权不受侵犯，其次是为了镇压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和破坏分子，维护国家安全和正常的工作秩序、生活秩序。武略还包括国家战略方针，国防意识和国防教育等内容，武略主要指国家的专政职能。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社会主义时期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了政治生活的主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十大关系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7页）这些思想实际上是要用文治、民主办法治理国家。（王世荣：《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中国社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7页）
毛泽东说：“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75页）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核心要素。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我们还是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以及抗美援越战争是胜利。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建设强大的国防，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为共和国挺起了脊梁！文以载道，武可定国！文治与武略相结合是毛泽东治国思想的显著特征。
十七、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运筹帷幄，决战于千里之外！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意思是摆好阵势以后出战，这是打仗的常规，但运用的巧妙灵活，全在于善于思考。指高超的指挥作战的艺术。出处：《宋史·岳飞传》记载，岳飞对宗泽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指出：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地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于我们了。毛泽东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确定为抗日军政大学的教育方针。（《毛泽东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什么是不意？就是无准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我们说运动之敌好打，就是因为敌在不意即无准备中。这两件事——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即是以战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用以争取我之优势和主动，争取我之胜利。要做到这些，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因此，发动所有一切反对敌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装起来，对敌进行广泛的袭击，同时即用以封锁消息，掩护我军，使敌无从知道我军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攻击他，造成他的错觉和不意的客观基础，是非常之重要的。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争照规矩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可是因为历史的错误，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在这个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所有这些，也都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相互关系。战胜日本是少不了这种主观指导的。
现在来说计划性。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实性，实现计划性于战争，较之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然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近代技术(有线电、无线电、飞机、汽车、铁道、轮船等)的发达，又使战争的计划性增大了可能。但由于战争只有程度颇低和时间颇暂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很难完全和固定，它随战争的运动(或流动，或推移)而运动，且依战争范围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战术计划，例如小兵团和小部队的攻击或防御计划，常须一日数变。战役计划，即大兵团的行动计划，大体能终战役之局，但在该战役内，部分的改变是常有的，全部的改变也间或有之。战略计划，是基于战争双方总的情况而来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适用，战争向着新的阶段推移，战略计划便须改变。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之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也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的实施，也即是实际的运用之妙。抗日战争的各级指挥员，对此应当加以注意。
有些人，基于战争的流动性，就从根本上否认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之相对的固定性，说这样的计划或方针是‘机械的’东西。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如上条所述，我们完全承认：由于战争情况之只有相对的确实性和战争是迅速地向前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战争的计划或方针，也只应给以相对的固定性，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流动而适时地加以更换或修改，不这样做，我们就变成机械主义者。然而决不能否认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地固定的战争计划或方针；否认了这点，就否认了一切，连战争本身，连说话的人，都否认了。由于战争的情况和行动都有其相对的固定性，因而应之而生的战争计划或方针，也就必须拿相对的固定性赋予它。例如，由于华北战争的情况和八路军分散作战的行动有其在一定阶段内的固定性，因而在这一定阶段内赋予相对的固定性于八路军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种战略的作战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战役方针，较之上述战略方针适用的时间要短促些，战术方针更加短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时间的固定性。否认了这点，战争就无从着手，成为毫无定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这也是、那也是的战争相对主义了。没有人否认，就是在某一一定时间内适用的方针，它也是在流动的，没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这一方针的废止和另一方针的采用。然而这种流动是有限制的，即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战争行动的范围中，而不是这一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流动，即是说，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这种根本性质，在一定时间内是决不流动的，我们所谓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的固定性，就是指的这一点。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这就是我们对于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意见。
在说过了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又说过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之后，我们可以总起来说几句。抗日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战争计划即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要带灵活性，使之能适应战争的情况。要处处照顾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以便改变敌我之间的形势。而一切这些，都表现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同时也就表现于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之中。”（《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59-464页）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形容雄才大略，指挥若定。比喻很有才智的人无需上阵，只需做好前期的完善战略部署，就能够让事情获得成功 。
西汉时期，刘邦当皇帝后在都城洛阳南宫摆酒宴，招待文武百官。他问百官他与项羽的区别，百官纷纷夸赞他大仁大义。刘邦说运筹帷幄不如张良，安抚百姓不如萧何，率军打仗不如韩信，但他能合理地使用他们三位俊杰，所以能得天下。（《业百科》）
朱毛红军粉碎了国民党三次围剿，遵义会议扭转乾坤，四渡赤水出奇兵，强渡大渡河，摆脱了敌军围追堵截，建设延安革命根据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毛泽东统帅八路军、新四军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毛泽东亲自制定“三大战役”作战方针，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决策并领导抗美援朝战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联合国部队！真可谓“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
十八、“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国际战略思维
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人们广泛认识到需要一个术语来描述正在出现的在许多人看来与北美和欧洲旧国家有质的差异的国家。因此，这一概念也很快流行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个世界理论。其中，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是第一世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第二世界，而两大阵营之间是一大批刚获得独立的新国家。
七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美国由于长期对外扩张，特别是陷入侵越战争的泥潭中，实力遭到削弱，霸权地位受到挑战。而苏联则乘机加紧扩充军备，并依仗其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对外扩张。在双方激烈争夺中，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为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美国调整对外政策，在亚洲实行收缩战略，打开中美关系大门，谋求从印度支那脱身，以集中力量确保欧洲重点。
毛泽东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把世界划分为3个部分的理论。毛泽东这一思想萌芽于40年代的中间地带论思想，雏形于60年代的中间地带论外交战略，形成于70年代。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公开提出这一思想。（《三个世界战略思想》360百度）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指出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是当前世界不得安宁的主要根源。第二世界的国家具有两面性，它们既有压迫、剥削和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一面，又有在不同程度上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控制、威胁和欺侮的一面，因此是可以争取联合的力量。第三世界国家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与剥削，是世界革命的主力军。三个世界的划分指明了国际斗争的大方向，概括了当代世界范围的战略态势，对动员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起了巨大作用。（《360百度》）
1974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问题》（这是毛泽东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的一部分）指出：
毛泽东: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
卡翁达:对。
毛:谁是第一世界?
卡:我想应该是那些剥削者和帝国主义者的世界。
毛:第二世界呢?
卡:是那些已经变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
毛: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卡: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
毛: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你看这个解释好不好?
卡:主席先生，你的分析很确切，十分准确。
毛:研究一下吧。
卡:我想不用研究，我们的意见就可以取得一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分析已经很确切了。
毛: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卡:确实如此。
毛: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442页）
1964年1月毛泽东《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指出：“关于美国是否在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我们过去讲过，现在也还是那样看。可以看一看历史，美国总是要到最后才参加国际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用四川人的话来说，是十个手指按住了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你们不信，自己张开十个手指去抓抓跳蚤试试！
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第一个“第三世界”中，有一个地方叫南越，美国就是没有办法把那里的人民压下去。而且这样的事以后还会不断地出现。
不能设想，美国只在两个“第三世界”遇到抵抗，而独独在苏联和东欧会不遇到抵抗。
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据统计，从苏共二十大以来，苏共主席团的老人已换得剩不了几个。这个现象说明那里不稳定。东欧也是这样，例如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都是不断换领导人。有些人是在激烈反华之后下台的，而下台之后就不反华了，例如于哥夫、西罗基。为什么呢？他们反华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力量和地位，所以被赶下台以后就不反了。这说明了两点：第一，有些人反对中国并不是真心的；第二，中国现在有了一个地位，能引起人家反对，刺激人家写文章和发表讲话来攻击。我们有了资格，有人要靠反华来保住自己的地位。
实际上，赫鲁晓夫现在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十三个国家中，支持他的并没有占多大的多数。罗马尼亚就同他不一致，波兰也只能算半个支持。他是要控制别人，像美国人一样。他要人家搞单一经济，这行不通，罗马尼亚不干，古巴也在同他吵。”（《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6-359页）
十九、决定战争胜负的绝不是武器，而是人，是人心的向背！正义战争一定能够战胜非正义战争！
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条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地理和自然环境等，但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
这些因素加上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构成了战争矛盾的整体。它们相互作用，推动战争的发展，导致了一定的战争结局。政治决定战争的性质，是对战争胜负起主要作用的因素。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军事是直接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
它与战争的其它因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推动战争的发展和结束。科学技术是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因而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另外，任何战争都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进行的，因此，天候、地理等自然条件是战争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
战争既是物质力量的竞赛，又是精神力量的竞赛。任何战争说到底，都受人和物这两个因素的制约。一般地说，武器装备等物质力量是战争的重要因素，武器装备优越的一方，取得胜利的物质力量就强大一些。
然而武器装备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是具有良好素质，能驾驭现代化技术装备的人。（《360问答》）
决定战争胜负关键是人心向背。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先》），“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荀子“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荀子·哀公》）。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指出：“这就是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末，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的军力和经济力，还能算是优势吗？它不是优势，那末，掌握比较劣势的军力和经济力的中国，不就成了优势吗？没有疑义，中国只要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其军力和经济力是能够逐渐地加强的。而我们的敌人，经过长期战争和内外矛盾的削弱，其军力和经济力又必然要起相反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中国也不能变成优势吗？还不止此，目前我们不能把别国的军力和经济力大量地公开地算作自己方面的力量，难道将来也不能吗？如果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如果将来有一国或几国以其相当大量的军力和经济力公开地防御或攻击日本，公开地援助我们，那末，优势不更在我们一方面吗？日本是小国，其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孤立；中国是大国，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多助。所有这些，经过长期发展，难道还不能使敌我优劣的形势确定地发生变化吗？”（《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37-438页）
1964年6月毛泽东在《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指出： “打仗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要进行建设，打仗就会把我们进行的建设打烂了。国民党打内战，跟我们打了好多年。后来我们又跟日本打了八年，不是我们打到日本去，而是日本打到中国来。讲长远一点，都是外国打到中国来。中国曾和英国进行了几次战争，如一八四○年在广东开始的鸦片战争，又如八国联军的战争，英国等八个国家的军队占领了天津，打到北京。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在旅顺、大连等地打的。以后日本占领了我们东北。在那以前，沙皇俄国同日本还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过仗，那是在旅顺、辽阳、沈阳一带。最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几乎侵占全中国。这些都不是我们打到外国去，都是外国人打到中国来。中国人打到外国去，在古代有过，那是中国的皇帝，打到越南、朝鲜。以后日本占领了朝鲜，法国占领了越南。
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也是支持的。这些革命是他们自己搞起来的。比如古巴，不是我们叫卡斯特罗起来革命，是他自己起来革命的。你们相信吗?是美国叫他革命的，是美国走狗叫他革命的。又如阿尔及利亚，是我们叫本·贝拉革命的吗?以前我们认都不认识这个人，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他。是他们自己起来革命的，他们成立了临时政府，我们就承认。他们要求支持，我们就给他们支持。帝国主义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在某一点上讲也有些道理。因为我们支持卡斯特罗，支持本·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战争。还有一次，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美国侵略朝鲜时，我们支持了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的这一方针是公开宣布的，是不会放弃它的，就是说，我们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你们知道，阿联总统纳赛尔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支持过阿尔及利亚革命。他不是共产党员能支持阿尔及利亚，难道我们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支持阿尔及利亚吗?当一百八十多年以前，华盛顿起来反对英国的时候，法国支持了华盛顿，难道当时法国人是共产党员吗?那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全世界都还没有共产党。共产党出世是十九世纪的事。大概我们这个“好战分子”的称号还要继续下去。
主要一条还是我们国内问题。在国内，我们把美国走狗蒋介石赶走了，把美国的势力也赶走了。所以美国对我们不那么高兴。我不是指美国人民，而是指美国资本家。在北京也有一些美国人，他们对我们是友好的。
美国要把拉丁美洲变成它的殖民地，这是指在经济上，许多时候也是在政治上。比如说，巴西前总统古拉特，我见过他，他的党是工人党，不是共产党，美国都不能容忍他，把他推翻了。甚至稍微不听美国话的吴庭艳，美国竟把他杀掉了。在美国国内也不是那么和平的。吴庭艳是被美国肯尼迪政府杀掉的，没过一个月，肯尼迪也见上帝去了。
美国说我们是“侵略者”，我们说它是侵略者；它说我们是“好战分子”，我们说美国政府的大资本家是好战分子。究竟谁是侵略者、好战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来看。美国在中国周围市满了军事基地，而且侵占了中国的台湾。我们没有占领美国的什么岛屿，没有侵略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只“侵略”了亚洲一个国家——中国。我们跟帝国主义打了几十年仗，把它们赶走了。这件事情使美国很不高兴，其他帝国主义也不高兴。不过它们现在没有办法，总不能从地球上把我们搬走，就同不能从地球上把你们智利搬走一样。它们想把古巴搬走也不行，甚至很小的国家比如阿尔巴尼亚，它们要搬走也不行。
美国人说我们政府不是今年要倒台，就是明年要倒台，这件事恐怕不那么真实。看来今年不会倒，明年不会倒，后年呢，我说也不会倒。要把我们政府打倒，需要美国、蒋介石打到我们这里来。即使他们来了，也不一定达到目的。他们曾经来过，可是打输了。现在南越只有一千四百万人口，美国在那里进也不好，退也不好，陷在泥坑里。对拉丁美洲，美国也是感到头痛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乐观的。全世界人民总要起来，要自己做主人，不要资本家做主人。因为我们相信这一点，并且公开说出这一点，所以那些资本家对我们不是那么有好感。但是，除了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资本家跟我们做生意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干涉我们的内政。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新闻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所以智利新闻工代表团能来中国，美国记者就来不了。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来的，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因为已经过了十五年了，再加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还不够，就再加嘛。”（这是毛泽东同智利新闻工代表团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7-381页）
列宁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帝国主义战争是为掠夺、奴役和侵略而进行的战争，而资本家则得到好处：发战争财，挑起民族偏见，加强反动势力”。他们的强盗逻辑就是，凡是不符合西方列强利益的国家，就可以武力推翻，或者支持反政府力量打代理人战争。
我们要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观点，凡是非正义战争，我们坚决反对之，凡是正义战争，我们大胆实行之！凡是侵略战争，我们坚决声讨之；凡是反侵略战争，我们大胆声援之！而且只要我们带头坚决反对非正义战争，我们终将在国际社会中赢得正义力量的支持，同时也能占领道德高地。（罗援《对非正义战争说不》《环球时报》2012-02-11.）
简介：王世荣，笔名柳望河，陕西眉县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宝鸡师范学院政教系、西北大学哲学系。宝鸡文理学院政治学教授，政治学教研室主任，学院学科带头人，陕西政治学会理事，文化复兴丛书主编。著有《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政治科学新论》《周秦政治文化与政治伦理》，《凡人与伟人之间》，参编《中国古代道德生活史》《周秦伦理文化概论》等，其中《文明大走向》被长安街读书会第20181104期“干部学习新书书单”隆重推介，列入中国社科学文库，中国文明网、百度百科、文轩网、读书网等推介。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6篇，中国社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网转载多篇，文汇报、哲学研究等均有介绍。发表诗歌散文1000余首，中国诗歌网会员，百度百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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