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我们需要相对保守的金融体制"
日期：2009-03-17 ：姜澎 来源：文汇报
本报记者 姜澎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制订的很多政策和规则对发展中国家很不公平。如果中国按照有人曾经要求的那样‘更全球化’、‘更开放’，那么在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之下，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会比我们预想到的更糟糕。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进程不应该过快，否则将给经济发展带来风险。”昨天，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教授应复旦大学上海论坛邀请，作了题为“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对经济理论与政策意味着什么”的主题演讲，并接受了记者专访。他谈到，此次经济危机持续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是否具有全球观念；缺乏全球性的应对措施，将导致经济危机难以结束。
“金融海啸现在可能是十年一遇”
“因为缺乏风险意识，或者说是某种动力和刺激压过了风险意识，那就会有人不顾一切地尝试过度的风险，想换取更大的利益。所以风险应当是所有学经济的人的必修课。”在昨天的演讲中，斯蒂格利茨教授这样忠告。
他举例说，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不少金融企业本已面临破产，但为了“翻身”，他们愿意冒巨大的风险，因为如果在这样的“赌博”中输了，他们不会死得更惨，但如果赢了，则可以彻底复活。他坦率指出，那些律师和金融从业人员，从来不听有关风险的课程，甚至一些新入行的金融师认为风险一说已经过时。他说：“当我在普林斯顿读书时，风险是我们学的第一课；可那些年轻人到华尔街开始工作时，他们从来不去听其他人谈论风险问题。”
他提到，信息不对称也会带来严重后果，“对于金融市场来说，最愚蠢的事情就是那些金融家相信他们正在做会使市场发生大变化的大事，但评估风险时，却往往使用前10年到15年的数据。用落后的数据作为新产品推出的风险评估依据，结果可想而知。”
“还有另外一点需要我们考虑，那就是我们曾经认为金融海啸应该百年一遇，但现在可能是十年一遇——所以我们用于金融分析的模型，不能再用时间跨度那么长的模型，而应该选用跨度比较短的模型”，斯蒂格利茨称：“总而言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相对保守的金融体制”。
“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进程要慎重”
“发展中国家对于自己的全球化进程要十分慎重”，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在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开放上尤其要慎重。
他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给经济的发展带来好处，但事情的另一面是经济全球化使得任何金融危机都会以最快速度影响到全世界。“我觉得在目前情况下，应当重新定义‘全球化’。尽管全世界都被纳入全球化体系，但我们可以发现，发达国家提出的很多政策和游戏规则，其实很不公平，特别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显得更不公平。”
斯蒂格利茨说他注意到，联合国不久前提出了三点重要建议，提出需要有一个全球的金融体制、全球的金融协调机构、全球的新金融系统。“中国在全球经济恢复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应当起到能让全球经济稳定下来的作用”。
斯蒂格利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是当今世界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是世界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最著名的专家。他26岁时成为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93年至1997年在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后任主席。1997年至1999年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斯蒂格利茨教授为信息经济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2001年，他由于在“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的分析”方面的理论建树，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1981年至今，斯蒂格利茨多次来中国，对中国有较多较深入的了解。
斯蒂格利茨：中国若注资IMF 游戏规则先要改
2009年3月17日 来源：东方早报 ：王诚诚
“与其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中国不如选择更能尊重本国基本原则的组织进行资金援助。”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昨日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上海论坛”发表演讲时表示。
斯蒂格利茨举例说明，不允许干涉国家内政是中国的基本原则，但IMF多次违规。他认为，不仅针对中国，IMF等国际组织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经常都是有条件的，而这显然有失公平。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此前作为IMF等国际组织资金提供者的发达国家纷纷自顾不暇，因此IMF等组织开始向外汇储备充裕的中国申请援助。对此，有专家提议，中国有可以考虑注资IMF，但在帮助其渡过难关的同时，应提高中国在这些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而这一提议显然被斯蒂格利茨泼了冷水。
斯蒂格利茨强调，国际货币储备体系、金融监管等游戏规则均有待于改变，发展中国家应获更多支持与保护。
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是IMF等国际经济组织的一贯批评者，在昨日的论坛中，他又多次提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系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他尤其提到，为应对经济危机，美国所提出的很多政策，其实是很不公平的，特别是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
斯蒂格利茨称，这次金融危机是“美国制造”，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很多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中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情况还不算太糟，而对很多资金相对匮乏的国家来说，则面临更为艰难的困境。”
“是时候改变游戏规则了。”他呼吁，“我们的金融政策的整个框架其实是有错误的，没有办法让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经济全球化可以带来一些好处，但它同样也会带来一些问题。经济全球化使得现在的这个问题以最快的速度向全球蔓延。现在需要重新定义全球化了。”
斯蒂格利茨表示，未来我们需要的金融体制应该是全球性的，应该具有一个全球的金融协调机构，以及一个全球性的新金融系统。
在为发展中国家鸣不平的同时，斯蒂格利茨也表示，寄希望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尽快恢复增长，以带动全球经济走出阴霾的想法“显得过于乐观”。
在他看来：“在全球化如此广泛的背景下，美国遇到如此大的金融危机，你很难说中国还能够一直保持不变。2009年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将是负数，这样的危机会危及所有的国家，不仅仅是在出口方面，包括住房、消费在内所有增长都将有所下降。”
不过，斯蒂格利茨也肯定了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意义，他表示，中国在全球经济的恢复当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需要恢复自己的信心，以帮助全球经济稳定下来。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终结IMF一家独大
【：李关云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现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资金,并不是最佳选择。”3月16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应“上海论坛2009”邀请,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之际,依然旗帜鲜明地扮演IMF批评者的角色。
而在2天之前,3月14日举行的G20财长会议上,与会各国已经原则上同意对IMF注入资金。但是,斯蒂格利茨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2001年,斯蒂格利茨因为在市场非对称信息上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进行有效监管。正因为如此,斯蒂格利茨一向重视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与向来提倡“去监管化”的IMF意见相左。
斯蒂格利茨认为,去监管化是金融危机的源头之一,倡导去监管化的IMF的信誉最近也受到影响。“如果不改变监管规则,市场很难恢复信心。”
“75年前凯恩斯已经说过,全球货币储备存在问题,他认为创立IMF应该会有所作为,但是IMF没有发挥作用。”斯蒂格利茨指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体系有过很多改革倡议,但一旦经济恢复,改革的议题就束之高阁。
上海市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是斯蒂格利茨的弟子,他戏称斯蒂格利茨走的也是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在普林斯顿、斯坦福、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一流大学任教多年之后,斯蒂格利茨一度出任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之职,1997年起又担任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职务。
斯蒂格利茨向本报记者表示,今年是50年来第一次全球经济负增长,这也是全球化时代遭遇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要走出衰退,各国必须携手应对。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东南亚各国还可以依靠出口增长迅速走出衰退,但这一次全球步入衰退,不可能依靠出口。” 斯蒂格利茨说。
除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冲击之外,斯蒂格利茨认为,宏观经济层面的一些深层次原因,也是本次全球经济衰退的根源所在。他指出,“根本问题是全球需求不足,现在资金从发展中国家汇聚到美国,由美国来拉动消费,这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全球需求不足问题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关,斯蒂格利茨认为,“当时世界银行和IMF处理得很糟糕,发展中国家认为必须要积累外汇储备。一个东南亚国家的首相非常坦白地说,1997年金融危机让他们认识到,如果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一旦陷入支付危机而向IMF求救,其附加条款要求的一系列紧缩政策会让本国经济长期衰退。”
单个国家的理性决策,导致全球都在积累资金,而不是进行消费。这就导致全球最富裕的美国,需要入不敷出的花钱,今天去花明天的钱,从而保证全球经济正常运转。斯蒂格利茨说,“这种增长模式本身就是畸形的,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全球经济根本性的问题？现有的解决危机的机制是否有效？在对斯蒂格利茨采访之中,本报记者试图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拒绝IMF的理由
《21世纪》:在3月14日召开的G20财长会议上,中国也与其它成员国一样,承诺为IMF提供更多资金,你如何评价中国的这个决定？
斯蒂格利茨:我觉得中国更应该为新的援助机制,或者区域性的货币共同基金提供资金,而不是把钱给IMF。
《21世纪》:你在演讲中提到,全球需求不足是此次经济衰退的根源,有能力的国家必须帮助那些缺乏资金的发展中国家刺激经济,但你又强调各国向IMF提供资金并非最佳选择,这是为什么？
斯蒂格利茨:我们需要让分配救助资金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以往我们给予IMF这个机构过大的权力。而IMF自身在治理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他们一直在倡导去监管化,而这正是这一轮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而IMF以前的贷款一般都有附加条款要求实行紧缩性货币和财政政策,正因为这些附加条件,实际上很多国家在需要资金的时候并不情愿去找IMF。而我们需要所有的国家都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来应对全球需求不足,这样就有必要去创造新的援助贷款机制,建立新的国际货币贷款机构。
考虑注资区域性的货币稳定基金
《21世纪》:但如果不对IMF注资的话,各国还有其他选择吗？你认为将由什么机构来代替IMF实施资金管理的职能？
斯蒂格利茨:作为联合国大会国际货币及金融体系改革协会专家组的主席,我非常乐意向愿意出资的各国推荐这个机构。我们正在做一项研究报告,去探讨进行这一项变革的具体步骤。在新贷款机制的监管体制方面,我们会广泛考虑发展中国家以及出资者的利益。比如,“国家事务不受外部干扰”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原则,但IMF就没有很好地尊重这个原则。所以,我觉得中国至少应该找一个尊重自己基本原则的机构进行注资。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联合起来,完全可以迅速建立一个新的贷款机制。
我觉得中国提供资金帮助别国刺激经济是必不可少的,但这种援助模式必须要有可持续性,也符合中国一直以来所要求的基本原则。如果新的贷款机制不能迅速建立,中国可以先考虑一些区域性的货币稳定基金,比如清迈协议所倡导建立的亚洲区域性外汇储备基金（规模确定为1200亿美元,但由于中日韩三方出资比率尚未确定,还未注资）,再比如南美洲部分国家组建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FLAR。这些基金都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21世纪》:你率领的联合国专家组正在寻求更好的调动贷款机制,目前是否已经有了一个具体的计划？
斯蒂格利茨:我们在未来几周内就会做出一个方案,目前还不方便透露。
创造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21世纪》:你目前就职的联合国大会国际货币及金融体系改革协会,是否打算建立一个新的IMF？
斯蒂格利茨:不是新的IMF,我们希望所建立的机构的职责不会像IMF那么广,而是专注于建立国际货币储备体系。
《21世纪》:你既然认为美元本位的外汇储备体系问题很大,欧元美元二元储备体系则更加糟糕,那么你如何定义理想中的外汇储备体系？
斯蒂格利茨:我说的这个全球外汇储备系统,有一点类似于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这是一种新的信用货币,但并非由IMF所主导。类似于清迈协议那样,各国按照份额注入资金,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渠道来创造一种新的全球硬通货,各国持有这种新的货币,并且承诺进行兑换。现在的SDR在外汇储备中所起的作用太小了,我们要更加频繁的利用这种新创造的国际货币来平衡国际收支,而且以前SDR在分配上倾向于发达国家,未来的国际货币的份额应该更加公平地进行分配。
《21世纪》:如何建立这一个全新的全球货币体系？是自上而下地签订全球统一协定,还是自下而上从区域性货币基金入手逐渐走向联合？你认为走哪一条路的成功率比较高？
斯蒂格利茨:签订全球协定建立统一的全球货币体系肯定是最理想的模式,但从清迈协议和南美洲FLAR起步的可操作性要高很多。因为,美国肯定会拒绝放弃发行美元这种全球货币从而以低成本获得各国资金的资格。但反过来看,如果所有国家都选择了新的货币体系,美国的那个优势也就自然丧失了。
G20峰会或将受阻于
“细节里的魔鬼”
《21世纪》:你对4月份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G20）峰会有什么预期？各国是否能够达成一些实质性的合作框架,来扭转全球经济衰退？
斯蒂格利茨:我相信他们肯定会提出一些合作机制,会谈经济刺激计划的必要性、加强监管的必要性、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必要性,但他们能做的也就仅此而已。
我的意思是,各国将很难针对一些复杂问题达成共识,比如说加强监管的程度方面,欧洲期望的监管强度肯定要比美国高,二者很难协调。各国都会宣称欢迎强劲的经济刺激计划,但我们很难去量化评估全球经济刺激计划之中各国所做的贡献。就算是美国这一个国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刺激经济方面都会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联邦政府现在推出2年8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增加开支,但根据最近的预测数据,各个州政府每年的收入总共要减少1500亿到2000亿美元,其支出也将相应减少。两相抵消之后,美国每年经济刺激计划仅有2000亿美元,不足GDP的2%,远远不够。
而世界各国都会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那就更难达成一致。各国都会同意说要帮助发展中国家,但我觉得美国更愿意说,IMF应该从更多国家借钱来帮助美国,我觉得在一些重要的细节问题上,G20很难达成共识。
《21世纪》:G20各国为何会产生这些分歧？
斯蒂格利茨:产生分歧是可以理解的。第一,发达工业国希望支持IMF,因为这是由他们控制的,他们甚至宣称IMF是他们的机构;第二,美国希望IMF向其他国家募资,但问题是其他国家为什么要向IMF这样一个理念与本国差异巨大的机构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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