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德国与解放前民国之货币政策的毫厘千里
沙赫特与孔祥熙的天壤之别
通货膨胀历来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威胁，尤其是恶性通货膨胀（一种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一般指每月通胀率50%以上）。德国在上世纪20年代初，物价曾在48小时内上涨一倍，前苏联解体时，也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我国在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曾经发生过12年间物价上涨85000多亿倍的恶性通货膨胀。
回顾历史，历史上的似是而非是很多的，这里我们要从历史的进程深度的理解恶性通货膨胀，在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东西方金融人物，一个是为希特勒创造经济奇迹的德意志银行行长沙赫特，另外一个是给中国解放前带来金融灾难的民国央行行长孔祥熙，他们都是实行得赤字性的货币和财政扩张政策，我们试图分析他们的政策环境的不同，来认识金融、货币、通胀的复杂性和关联性等等经济问题。
对于沙赫特和孔祥熙，他们都是经济的翘楚级人物而不是战争狂人，都因为对于后来战争的态度问题而失去了经济决策的大权，而我们对于他们的讨论也仅仅从经济建设的角度出发，把他们所属的政府的政治和军事的问题分离开来，让我们排除失真更好的认识这样的经济行为的效果，也不因为他们政府的其他错误而曲解、贬低、夸大他们的经济方面的评价。
纳粹统治初期，德国经济在金融业奇才沙赫特的治理下得到快速恢复发展，民众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纳粹德国的这段经济时期被人们称为“沙赫特时代”在这里我们不说纳粹后来的极端主义和侵略给德国和世界所带来的灾难，我们要从其经济成就来认识其经济政策的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此时，德国政府的赤字仍然高得吓人，失业人数超过600万，莱茵河西岸地区虽然已被盟军在1930年6月归还，但却百废待兴；而且法国还占领着萨尔州，并企图用培植当地分裂势力和亲法分子的做法，通过全民公决，把这个州正式吞并掉。只要德国的经济形势不好转，法国人的这个阴谋就随时可能得逞。
在纳粹当局的努力下，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降到了1.3%，而同期美国失业率为1.89%，英国为8.1%，这样对比一下，纳粹党宣传自己“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还真不全是在自吹自擂。 希特勒上任后的第二把火，烧向了德国几乎陷于停顿的经济状态，宣称要尽快让德国经济发动机高速并持续地运转起来。从1932年到1937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这些实在的数据表明：纳粹当局的确在不长的时间里，创造了德国经济复兴的奇迹。 希特勒对内烧的第三把火，是重建社会保障体系、落实社会福利政策。希特勒上台后大力推选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在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的同时，还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纳粹的属下工会劳动阵线，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仅1937年一年内，全德就约有一千万工人享受到了这项福利。以上的成就，即使是放到今日，也是可以令世界各国难以企及的，如果希特勒那时立即死去没有后来的世界大战，希特勒会成为人类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而在同样的历史时期，东方的孔祥熙随着国民党的执政也登上中国金融权力的顶峰。1933年3月，孔祥熙从欧洲回国，随即于4月初出任中央银行总裁，积极协助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实施废两改元，以在中国确立统一的银本位币制。同年10月，宋子文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职务由孔祥熙接任这两个职务。孔祥熙于10月底就任行政院副院长，又于11月初就任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从此，他掌握中国财政金融大权，长达11年之久。他一反前任宋子文力图实行的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实行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实行这一财政政策的结果是导致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公债数量的急剧增加，进而使得国家的财政更加困难。后来，由于受西方干涉主义经济思潮和抗日战争的影响，他又将赤字财政政策长期化，以此来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提供军费。也就是说，他在长达11年的财政部长任内，基本上奉行了赤字财政政策。这样的政策在初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功地清洗了日本在华资产，同时给中国的抗战源源不断的输入战争的经济力量。
但是在二战以后，孔祥熙的政策导致的结果却与沙赫特的政策结果截然相反，中国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1937年可买2头黄牛的钱，到1948年只能买三粒大米。严重通货膨胀是国民党统治最终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样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而德国由于有道威斯计划和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赔款，这样的货币投放力度远远多于民国当年，但是德国就是世界震惊的经济成就中国就是政府垮台的经济崩溃，而造成这样天壤之别的关键，我们通过历史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到有以下几点：
首先就是在德国非常好的控制了有关渔利者的投机，在德国当时社会上的高利贷者和民间金融，从中世纪以来的传统就是由犹太人经营的，犹太人的投机还造成德国1921-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但是德国对于这些金融势力的打击残酷到了肉体消灭的程度。但是中国的投机者是非常有传统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关键就是投机囤积居奇需求曲线非常刚性的粮食等等商品，这粮食投机中国的历史传统特别深厚，而国民党对于这样的投机控制不力，腐败横行，尤其是在国际资本面前面对洋人束手无策，中国的物资渠道实际上在上百年以前就逐步的被洋人所控制，没有自己能够控制的物流渠道就难以有效的遏制投机，因此在这样的投机下，恶性通货膨胀怎样控制？现在高盛开始养猪和ABCD四大粮商控制我们的粮站甚至到地头收购粮食，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是要深思的。
而希特勒的德国在实行粮食价格和钢铁价格的严格管制政策，抑制了刚性需求商品的价格飙升，从而很好的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幅度。这里从法律的条文与社会的公平是有冲突的，高利贷逼死人不偿命是有问题的，因此为了控制这样的物价就要有国家征用等等手段，法律上就要有显失公平、乘人之危和紧急避险等等的救济，对于非常时期的投机巨额利益进行限制，就如中国过去地主的高利贷和地租要断绝穷人生路的时候，法律再予以保护就引发了社会的巨大革命，而犹太人贪婪的金融投机的恶果也就是引发了社会报复性的仇杀，这些问题是有经济基础的，不能以历史英雄主义把事件变成个人的意志行为。
而对于控制货币市场和通货膨胀国家这样的控制力也不一样，德国人是世界上著名的遵守纪律的，其国家的传统也是一样，在希特勒德国由于法西斯的洗脑这样的意志纪律性又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德国人的纪律性使得国家调控经济的成本极大的降低，效果极大的提高。中国人是最讲究变通的，有空子就钻，当时的民国政府刚刚从军阀割据混战中走了出来，政府中各种派别和利益集团倾轧严重，最高权力为了统治权和利益平衡不得不进行多种折中和妥协，政策出台本身就受到各方限制而打折扣，政府的中下层官僚系统更是腐败逐利的天堂，相关政策到了下面还要扭曲变质，造成政府调控甚至成为了捣乱还不如不管，完全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公信力陷于失控的边缘，这样一来经济上的压力就随时有可能变成政治上的动荡，而对于政治上的动荡的担忧又极易引发社会恐慌造成经济上更大的问题，促成经济的全面的恶性通货膨胀。
再者我们看到的就是当年德国建立了当年举世无双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劳动者的收入大幅的提高，并且使得德国的普通工人可以休假，甚至到外国度假，这样的举动实际上是提高了德国的社会内需，使得社会的购买力多元化而不是集中于大家恐慌的商品囤积，社会的发展提高了消化货币增发和积极财政的能力，新增发的货币成为了老百姓消费和拉动内需的动力，德国当年的公路建设和汽车消费就是如此。而我们还要注意得就是当时德国的经济环境，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多年，在各种生产领域有大量的过剩富裕产能，只要控制住粮食、钢铁等等需求曲线非常刚性的产品，老百姓的收入提高所带来的巨大购买力是一个被过剩的产能所消化的！
但是对于民国的政府，高昂的赤字性政策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收入的提高，更不要说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了，因此这样的超额发行的货币造成贫富分化的加剧，给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样的结果就是增加了社会动荡的矛盾，促发了社会的低层革命，一切再次推倒重来。社会矛盾的加剧，本身就会使得各种经济行为的隐性社会成本和国家管理成本极大的提高，这些成本因素也一定要让你在经济发展上付出代价。
民国当时是刚刚从封建自给自足的经济进入资本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的产能还是很大的不足处于紧缺经济的状态，即使是有了其他需求也没有足够的产能可以满足需要，这与德国等西方发生经济危机的情况是根本的不同的，经济危机是产能大量的过剩，所有的新增需求正好满足了过剩产能的需要，因此经济大发展，而中国当时刚刚结束战争百废待兴，根本没有过剩产能而是产能严重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超额发行货币制造需求，结果一定是供给的严重不足，肯定要有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在有通货膨胀预期的情况下，立即就会产生投机性和恐慌性的需求，这些需求是什么紧缺买什么而且不问价格的，这些需求会导致超量货币最后全部进入了投机和恐慌领域，加重那里的经济负担和通货膨胀。
对于德国这样的经济做法，世界各国在二战后虽然妖魔化了纳粹但是却普遍吸取了他们的经济经验采取了提高工人福利和工资、带薪休假和缩短工作时间等等的做法，我们书本上马克思时代的残酷剥削基本上成为了历史。而对于中国的解放初期，同样采取了建立福利体系、提高工资并且严厉的打击投机的做法，使得国力有了一个飞跃，成为了在朝鲜对抗全世界的联合国军的经济基础。但是对于这样的制度安排，还有一个关键的基础就是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基础，德国的世界大战的背后就是要求重新划分世界的资源版图，德国战败所以被妖魔化而西方现在可以实现这样的福利，背后就是可以通过货币的贬值而把泡沫输出世界得到资源，在西方幸福的福利背后就是西方各国在二战以后均从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美国从资源出口国变成了最大的资源进口国和消费国，美国的不足世界5%的人口消费了大约世界45%的资源，人均碳排放达到19吨，没有了资源保障也是不行的，而对于没有保障的东西，需要的就是国家强力控制，就如希特勒对于物资的控制，所以需求不是万能的，依靠需求拉动经济的前提是供给过剩的过剩经济。
对于沙赫特与孔祥熙还有一点的区别在于当时两国的科技实力截然不同，德国虽然战败但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世界科技的中心，在此成为发展了划时代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学术中心，德国的奔驰、克虏伯、大众等等公司在汽车、钢铁、军工、化工等等方面是世界领先的，但是中国当年没有什么工业基础，更不要说是科技发展了，新兴的科学技术永远是承受各种货币金融泡沫最好的场所，而且通过这样的泡沫也是西方促进科技发展的一种机制，这样科技泡沫的损失是社会富裕阶层承担，承受能力强不会有社会动荡，而科技成功所带来的技术发展和经济力量，完全可以与增发货币所人为创造的财富对应，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国家多印了这样多的货币，而技术带来的价值，即对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省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甚至超过货币的增发。德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成就是伴随着科技空前发展为背景的，就如当今美国这样的货币政策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也与美国的航天、网络、半导体等等全新领域的发展有关，所以科技的发展与金融的货币实际上也是紧密联系的，科技可以消化金融的泡沫，而金融的货币泡沫与科技结合后可以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向科技集中，通过货币的泡沫的再分配来促进科技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而货币的泡沫找到科技的出口，货币的恶性通货膨胀就被科技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和财富所兼容并蓄了，因此更加深度的认识科技的威力和对于经济金融的影响，也是我们解读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泡沫规则的一个钥匙。
同时我们对于沙赫特与孔祥熙的对比，更要有国际化的大视野，如果把这样的通胀和泡沫能够放眼到国际化的大视角之下，我们还会看到另外的结果，那就是一个泡沫的国际输出、输入和平衡的问题。对于德国的经济重建是依靠华尔街的债券的，道威斯债券和杨债券都是美国发行的，债券资金偿还战争赔款的同时也协助德国的经济发展，德国的当初的经济是一个高度的外向型经济，德国的通胀是可以向世界输出的，德国已经是一个与国际金融体系挂钩的货币体系了。而中国解放前的法币发行起初是挂钩英美货币，后来在战争贬值的需求下脱离了英美货币，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向外输出通胀的能力是不足的，更进一步的是在北方解放专政地主资本家的前提下北部的有产者带着所有的货币向南方逃难，革命政权专政取得的货币也要通过各种方式到江南购买革命斗争所需要的物资，这样的结果就是半个中国的所有货币存款都提取了到另外半个中国去消费，造成大量的货币通胀输入，这样的结果在北宋灭亡的情况下也发生过，当时的粮食价格就成为天价，其后南宋的物价一直是极大的高于北宋时代，在以贵金属为主要货币的时代都如此，以信用纸币的社会更难以承受。就如当今的美国大量的发行纸币而可以不通胀很高，背后就是全世界在承受它美元贬值的结果，这样的货币泡沫运作产生了巨大了利益，其中的泡沫规则是我们需要深入体会的。
我们的很多学者把腐败当作了一个重点，而且还特别强调一个重要的事例就是太子蒋经国上海打虎打到孔家人的时候就打不动了，以此来说明政府的腐败！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央行也是归四大家族所有的，孔祥熙的资产更重要的是他的金融资本，如果货币崩溃则他损失巨大，投机攻击金融是得不偿失的，他根本没有囤积居奇投机攻击金融币值的需要，蒋经国所查到的大量物资实际上应当理解为银行的战略储备，有关人等不怀好意的让不懂经济金融的蒋公子做了傻事，在这里官僚资本的立场与官府是统一的，因此所谓的腐败说是不成立的，是蒋介石的政敌和反对派的政治需要。而面对以公有、没收伪产和货币兑换等等手段在自己的占领区征收了大量货币的反对派、敌对派等军阀，保住币值就等于给敌人输送物资的资敌行为，因此主动让货币贬值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在民怨沸腾的时候，所谓的打老虎更主要的目的是打击掌握被征收货币的敌对方的大量采购行为和平息民怨的表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是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同样的货币扩张政策却造成了经济奇迹和经济崩溃两个天壤之别的结果，我们的经济政策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一个政策出台的同时需要看到的我们的政策环境，我们的国际环境，我们的货币流动性是输出还是输入，还有我们的司法公平、公信力、社会保障、科技实力等等对于货币政策有绝对的影响，但是我们的经济金融问题分析思考时，对于这样的间接影响的重视是不足的，很多政策别的国家可以做，我们却做不得，南橘北枳的故事会真实的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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