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把中国经济推向歧路？--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

是谁把中国经济推向歧路？——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

郭春孚

中国经济走上私有化的道路有复杂的原因，但在经济理论上有三个重要人物发挥了“领头羊”和吹鼓手的作用，而且长期左右主流舆论，成为改革开放时期精英主导的奇特现象。这三个经济学家是：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　　

吴敬琏：追求“好的市场经济”　　

吴敬琏在中国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经济理论界“市场经济论”和“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坚持市场化改革而被称为“吴市场”。他在不同时期提出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如建设市场经济、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等，对中国改革发挥了推动作用。　　

2009年5月4日，吴敬琏在《北京日报》上撰文指出，“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警惕假马克思主义鱼目混珠”。他还说，整个改革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互动的过程。自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以后，两种前途就严峻地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扼制后者的势头，来自另一极端的势力就有可能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告诉我们，极“左”和极“右”都会带来民族的灾难。　　

吴敬琏用“学术语言”概括了当前中国的严峻状况、社会主要势力的博弈格局和三种前途的可能。他对“三种前途”是分开表述的，第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第二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是极端势力把中国引向极“左”路线。他所说的“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其实就是完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资本主义道路。他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就是权力与资本合谋，以霸占和垄断社会的财富，断掉非权贵通过勤劳与智慧公平获得财富的道路。权贵资本主义就是官僚资本主义，指的是“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权贵阶层贪污腐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任人唯亲、官黑一家等，都是官僚资本主义的表现。他所说的“极端势力把中国引向极‘左’路线”，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势力将中国引向“计划经济回头路”。他一贯认为，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歧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另一条歧路，并将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道路视为极“左”路线。　　

究竟谁是“极端势力”？谁在把中国引向“歧路”？　　

事实告诉我们，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是巨大的，这是不容否定的；但是也有明显的不足和弊端。公有资产早已被私有化和权贵资本化了，两极分化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大大超过国际标准的警戒线，“共同富裕”成为笑柄……这难道还不是走“歧路”？而引导中国走邪路的，不正是那股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帜，推行全盘西化，极力把中国推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极右势力吗？吴敬琏也在其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被视为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尽管人们最忌讳讲“复辟资本主义”，但事实上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此前，中国没有经历过典型的资本主义，现在这一课终于补上了。“补课论”终于从观念变成了现实。　　

吴敬琏为什么不顾本人就是极右势力的事实，胆敢挑战宪法、公理和民意，肆意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当前，中国社会形成的不同利益群体及其相互之间的博弈，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吴敬琏凭着职业敏感，看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变数，内心充满焦虑。他不希望中国走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更害怕左派力量唤起民众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对此，吴敬琏撕破脸皮，用妖魔化的语言，攻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左派是“极端势力”，污蔑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的主张是“极左路线”，恐吓民众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走“另一条歧路”。　　

吴敬琏一直在追求“好的市场经济”，即所谓私有化、自由化和依法治理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全盘西化”的市场经济。但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完全按照吴敬琏的设想去发展，而是以反对“全盘西化”的名义拒绝政治改革，打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号，采用“经济上搞资本主义、政治上维持一党专政”的模式，走了一条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个结果不是吴敬琏所追求的目标，恰恰是他认为的“坏的市场经济”。但是，权贵垄断资本主义毕竟也是一种市场经济。这个事实，连“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的吴敬琏也不想再隐瞒了。　　

既然改革改出了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果，那么中国社会就势必要分裂为官员、资本家和劳动者三个群体。而由官僚主导的资本主义改革路径，又必然使资本家群体分化为官僚资本利益集团和私人资本利益群体。所以，目前中国已经形成官员、私人资本家、官僚资本家和劳动者四大社会势力并存的社会格局，这是30多年“利益结构的大调整”的必然结果，是利益的掠夺与被掠夺、瓜分与平衡的结果。由此引发了四大利益群体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产生严重的分歧和对立。　　

初期，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拥护改革开放的。但是，围绕究竟怎么改的问题，很快就分化出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主张在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的前提下，改革计划经济的各种弊端，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种是以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兼顾公平与效率，克服计划经济的弊端，走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第三种是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全面推进市场经济，实行私有化，强调效率优先，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争论中，前者一再警告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必然会瓦解公有制、恢复剥削制度、复辟资本主义。而第三者却认为市场经济只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是中性的，没有社会属性，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而且比计划经济要优越得多，应该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全面实行市场化。吴敬琏就是持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之一，为此他获得了“吴市场”的美名。前者曾被指责为“保守派”，现在吴敬琏把它升级为推行“极左”路线的“极端势力”。最后，最高权力武断地宣布“不争论”，用“解放思想”的名义，封杀前者的言论，让第三种人独霸话语权，成为主流派。主流派自称是“改革派”，准确的表达应该称为“资改派”。他们利用假马克思主义的“初级阶段”谎言，用“开左灯往右拐”的方式，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名，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竭尽全力贩卖那套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终于把改革一步步引向邪路。　　

客观地讲，我们在理论上选择了第二种观点，也就是中性的观点，但在实践上并没有真正坚持“两个主体”，实际上比资本主义国家走得还远。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将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引入了社会领域，公民幸福指数是比较高的；而我们却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认为社会福利是“包袱”，应该“甩包袱”，给政府“减负”，不仅否定福利制度，而且当成“极左”和平均主义加以否定和排斥。　　

集体企业和国营企业改制，以流失20多万亿元国有资产的代价，快速培植了一个庞大的新富翁阶层，其中一部分人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大富豪。所以，这场改革，在民众的眼里，就是一场荒唐的历史闹剧。有几个人是靠炒瓜子、做小买卖“先富起来”的？大部分富翁的致富之路大同小异：攀附权势、官商勾结，炮制假材料、伪造假帐，然后骗取银行贷款、偷税漏税、盗取公有资产、霸占矿产资源、上市圈钱……“合法”地把偷来抢来盗来骗来的巨额财富据为己有。现在，他们又在啃最后的一块肥肉——农民的土地。然而，这种“资本原罪”竟然不能追究，还受法律保护。这样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怎么能让老百姓服气？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怎么搞改革存在意见分歧，还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那么今天这种分歧早已超越理论的圈子，现实的利益已经把中国社会分裂成四大群体，主宰中国的“资改派”亲手制造了自己的对立面。　　

真正拥护改革开放的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也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即官僚和资本及其附庸。普通民众虽然随着“水涨船高”也分得了一点残羹剩饭，但总体上是改革的牺牲品。事实越来越证明，“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就是一场“零和游戏”。　　

改革的性质是一场货真价实的资本革命，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官僚资本阶层。对于资本利益群体来说，这场不流血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因而得到了国内外权力和资本拥有者的赞赏，尤其是从新中国刚成立时就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第四代进行“和平演变”的美国，更是为梦想成真倍感欢欣鼓舞。他们由衷地欢迎中国加入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竭力捧杀中国，威胁利诱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债券，维持美国人的高消费。　　

私人资本与官僚资本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别。官僚资本集团是私有化改革的始作俑者，也是改革的最大的得利者，因而打心眼里赞颂改革，不遗余力地推动改革。私人资本阶层也是因为改革开放而成为富翁的，所以也拥护改革开放；在剥削工人，追逐利润最大化上，私人资本家阶层与官僚资本集团也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他们主要是靠自我创业发展起来的，而且在发展中深受官僚体制之害，对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等腐败现象是深恶痛绝的。他们一方面依附于官僚，极力收买和利用官僚的权力为自己服务，又将他们视如寇仇。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普通民众所能享受到的改革开放的成果越来越少，劳动者下岗、失业，在经济上陷入相对贫困化，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政治上丧失了话语权和“主人翁”地位，沦为雇佣劳动者，没有社会地位，受尽官霸、商霸、学霸、恶霸的欺凌而无处申冤，而且冒出了村霸，欺凌乡亲邻里；黑社会公开活动，不仅欺压百姓，而且公开通缉刑警队长。所以，劳动者对改革的态度，从最初的双手赞成，逐步变为看不惯、怀疑、不满，最后愤懑、否定、反对。根源就在改革开放脱离了社会主义的轨道。　　

现在，一些人肆无忌惮地为旧社会的剥削者翻案，评功摆好，“刘文彩”、“周扒皮”、“南霸天”、“黄世仁”等竟然成了“行善积德”的大好人，甚至成了靓女要嫁的对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人戏说、恶搞，甚至怀疑、丑化或否定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闪闪的红星》中的小英雄潘冬子竟然变成了整日做梦挣大钱的地产巨商之子；《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竟然成了“谁不知道你和坐台小姐熟啊”之类的低俗之人；《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沙家浜》中的阿庆嫂，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恶搞。刘胡兰也成了恶搞的对象，说她是被农民铡死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雷锋、金训华等，都有人表示怀疑，或者认为死得不值。这是在怀疑英雄，还是在怀疑英雄的时代？　　

2005年3月24日，央视直播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仪式上所宣读的颁奖词，是这样表彰吴敬琏的：“他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一些关键时刻，对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确定对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的战略方针，……在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组中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以及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等重要问题，向中央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人们没有忘记吴敬琏曾经获得“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也没有忘记对他的评价。　　

吴敬琏曾经提出中国股市“赌场论”，主张维护市场规则，保护草根阶层生计，因而他的言论很能迷惑人；多次批判权贵资本主义、抨击官僚腐败和政府垄断，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其实，这只是他的一面。他对权贵资本、腐败、垄断的批判，与民众的批判是有本质区别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出发点不同。民众批判权贵资本主义的出发点，是从根子上批判资本剥削，不管权贵资本，还是私人资本，都是批判的对象。而吴敬琏则是在赞同资本剥削的前提下批判权贵资本主义。他一边批判权贵资本主义，一边赞赏自由资本主义。所以，他批判权贵资本主义的出发点，是为了替私人资本利益集团说话，站在私人资本的立场上，为他们能够“公平”地从权贵资本手中争得更多的资源和利益，以壮大私人资本的力量。如果把他这种对权贵资本的批判，当作“良知”、“为民请命”，那就完全误读了这位“吴市场”。　　

二是批判的实质内容不同。吴敬琏批判权贵资本主义，其实并没有击中要害。他批判权贵资本主义，主要是批判权力的腐败和垄断的不公平现象，这种批判虽然没错，但他不深挖腐败和垄断的根源，只做表面文章，根本不敢触及问题的本质。腐败和垄断只是两种“病症”，如果只谈“病症”而不找“病根”，那就是治表不治本，避重就轻。腐败与垄断，固然有着深刻的政治体制的原因，但作为经济学家，完全有责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找原因。而吴敬琏只谈权力寻租、腐败、垄断的表面现象，回避其经济根源。他之所以回避挖掘经济上的“病根”，是因为一旦挖经济“病根”，就挖到他自己头上了。吴敬琏反复批判腐败和垄断的根源是政府和官员的权力过大。其实这并不是腐败和垄断的根源，而是造成腐败和垄断的直接原因。权贵资本搞寻租、腐败、垄断的根源并不是权力过大，而是权力、资源被私有化和资本化。当权力、资源变成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时，权力和资本必然变得贪婪。因此，握有权力与资源的权贵们必然会腐败。而权力与资源之所以能够被私有化和资本化，根子恰恰就是市场化改革。权钱交易本身就是一种市场行为。可见，不从市场化改革本身找原因，所谓反腐败、反垄断，目的就是反了行政垄断，再搞市场垄断，用市场垄断取代行政垄断。这种忽悠的伎俩，不仅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而且是在利用民众对腐败和垄断的不满，与权贵资本讨价还价，为私人资本献媚的“请命”。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为私人资本阶层排除发展的障碍，这是哪门子的“良知”？　　

三是批判的目的不同。民众批判权贵资本主义是为了反对改革走邪路，但吴敬琏正相反，他批判权贵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为了继续走邪路，而且想走得更快更远。他反反复复强调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都是因为“改革不彻底”、“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旧体制”带来的。事实上，公有制经济蜕变成权贵资本主义以后，本身已经是一种新体制了。但吴敬琏认为这种权贵资本的新体制还是改革“不彻底”、“不到位”，潜台词就是还没有完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他所说的“旧体制”的问题，除了权力过大、垄断以外，就是指政府的行政手段和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在他心目中“好的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竞争，不需要行政手段和国家干预的，一切都交给市场，由那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因此，他贬斥权贵资本还在使用“旧体制”的行政干预，有一石二乌的目的：一是通过贬斥“旧体制”来丑化计划经济，“旧体制”是他表述计划经济的代名词，丑化计划经济就是否定社会主义。二是通过贬斥“旧体制”来丑化行政手段、排除国家干预，以强调经济手段(即市场手段)之名，行排斥宏观调控之实。“主流派”的名将张维迎、许小年则以打倒、埋葬凯恩斯主义的名义，赤裸裸反对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所以，说来说去，万变不离其宗，吴敬琏批判权贵资本主义，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兜售新自由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如果不是外汇管理体制还保留着“旧体制”的框架、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中国能躲过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吗？如果没有这道“防火墙”，中国在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中能仅仅只受这点损失吗？如果改革真的按吴敬琏贩卖的那套新自由主义垃圾彻底到位，今天的中国可能早已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媒体吹嘘吴敬琏有“良知”，有阿谀奉承的嫌疑。　　

吴敬琏说，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中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或者是确立宪政，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是沿着重商主义的道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他强调：“政治改革必须加快。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法治国家和十六大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承诺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许多个年头。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　　

由此可见，吴敬琏将宪政、民主、法治视为深化经济改革的主攻方向。不仅主张经济市场化，而且主张全盘西化。在吴敬琏等人声嘶力竭的叫喊下，教育、医疗、住房、文化、体育等与经济较远、而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也实现了产业化、市场化。这样做的效果很不好，怨声载道。现在他们又主张权力地方化、市场化，目的显然是将中央的权力分光，让中央成为一个摆设。　　

吴敬琏认为，某些能够从寻租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法治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免自己的寻租权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的名义扩大权力的干预，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空间。经济和政治改革迟滞造成的主要不良后果，则是寻租基础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导致大众强烈不满，威胁社会安定。由于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和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动日益猖獗。　　

既得利益集团不仅不害怕“市场化改革”，而且希望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否则他们的既得利益就有可能在某一天丧失。他们害怕的是中国的改革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吴敬琏借既得利益集团和腐败猖獗说事，实则是虚晃一枪，混淆视听，欺骗民众。　　

在1978年前，新中国不仅没有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而且基本上没有腐败。中国台湾早就实行了完全市场化，而且“总统”是民选的，也有数不清的法律，可是陈水扁却是一个大贪污犯，一家五口都参与洗钱。日本也是实行宪政、民主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的国家，可民选的首相却像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由此看来，吴敬琏顶礼膜拜的宪政、民主和法治三位一体的政治体制也不是最好的，并不能保证不产生既得利益集团和腐败。　　

吴敬琏说：“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　　

在吴敬琏看来，农村的土地也要私有化、市场化。宪法规定，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事实上，对于集体经济来说，土地是唯一的、最后的资产了。吴敬琏所要解决的“土地产权问题”，就是要把集体经济完全消灭掉。如果我们真的按照吴敬琏的说教将土地私有化、市场化，那么就会有许多农民在10年之内完全失去土地，变成赤贫，成为雇农。最后我们还得重新来一次土地革命。　　

吴敬琏说，当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　　

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是一项基本国策，写进了党章和宪法，任何一种反对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言行，都是违反党章规定的，都是违宪言行。在某些领域中出现“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现象本来是正确的、正常的，他却认为这是“开倒车的现象”。在吴敬琏的心中，只要你不按照我说的去做，就是错误的；只要你不搞私有化、市场化，就是倒退。　　

吴敬琏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目标。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退路可寻。”
当今的世界潮流是什么？难道是“建立宪政、民主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吗？难道是实行全盘私有化、完全市场化吗？难道是实行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吗？　　

我看不是。　　

厉以宁：以股份制推动私有化　　

厉以宁是中国改革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经济学元老。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包括用股份制改造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其它所有权不明晰的企业，因此理论界与政策制定者广泛接受，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被称为“厉股份”。在对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经济运行的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运行。他认为，中国经济的主要特点就是不均衡，并且现在还处在不均衡之中。　　

厉以宁一直极力倡导股份制，认为“股份制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回头看，国营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并不是最优选择，而且结果是非良性的，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人民几十年的血汗积累在一夜之间装入了私人腰包。这种制度的倡导和设计者，是为官僚资本集团的产生立了很大功劳的。　　

2007年11月13日，厉以宁教授做客强国论坛，在回答网民质疑张维迎在《小康》杂志访谈时提出的“中国所有人都是改革受益者”的问题时，提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创新性理论”，即中国的穷人不应叫穷人而应称为“待富者”。　　

厉以宁认为，大家对都在改革中受益要有正确的理解。你现在是穷人没有受益没关系，但你将来有可能成为富人，因为改革还没完，并不是说改革到现在为止了。所以穷人就是“待富者”。照厉以宁的说法，晚上可以称为“待白天”。　　

2008年7月7日，厉以宁在《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看法》一文中说，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四个条件：资本、市场、技术、管理。　　

我认为，资本、市场、技术、管理是经济增长的四个条件，但不是经济增长的全部条件。马克思指出，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发展最重要、最基本的条件。如果没有劳动要素，生产就无法进行；如果没有劳动者，资本、市场、技术、管理等都是摆设，根本无法产生作用。换句话说，只有劳动要素才是活要素，没有劳动要素，其它要素都是死要素，生产根本就无法进行。对这个道理，厉以宁不会不懂，但他把“劳动”从经济要素中剔除了。这是故意抹煞劳动者和劳动要素的重要性。在他的心目中只有“资本”以及与资本有关的因素是重要的，根本就看不起劳动者和劳动要素。对劳动者和劳动要素的轻视，反映出他的屁股坐在资本家一边。厉以宁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是“资改派”的专家、学者。　　

我是赞成股份制的。但必须指出的是，实际上有两种性质不同的股份制，一种是私有化的股份制，另一种是公有化的股份制。所谓私有化的股份制，就是将国有企业的一部分股权贱卖给私人，或者以各种名目将国有资产转化为私人资本，官僚与商人联手侵吞全民财富，化公为私。这一种又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国家控股，另一种是私人控股。其实不管国家控股，还是私人控股，企业都是私人的，因为企业主管早已资本化，是私人资本的代理人。他们在利益分配上想方设法向私人倾斜，掏空国家，受损的是国家利益和全民利益。　　

所谓公有化的股份制，是国家和私人共同投资创办股份制企业，其中国家投资占多数，私人资本占少数，企业主管代表国家行使管理权，私人资本一方可以参与管理，但不起决定作用。　　

这种公有化的股份制有三个要素：一是零起点，也就是说企业是新创办的，不占有劳动者的成果。而私有化的股份制则是将劳动者几十年的劳动创造积累下来的财富据为己有，是半道抢掠。二是国家的股份占多数，私人的股份占少数，在利益分配上，必须确保国家得大头，私人得小头。而私有化的股份制则是无论谁控股，在利益分配上，私人永远得大头，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择手段，会把企业账目做成微利或亏损。三是企业主管代表全民，最初由国家选派，其后由工人选举产生，工人、技术人员也参与管理，管理人员必须参加劳动。而私有化的股份制则是企业主管由私人资本方担任，管理者是企业的总裁，工人成了雇佣劳动者。　　

我们拥护的股份制是公有化的股份制。　　

虽然中国在少数人的引导下走上了“坏的市场经济”之路，进入了一个以资本赚钱的时代，劳动者再一次沦为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地，但是今天的劳动者与旧社会的劳动者相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如果有人欲将劳动者置于生产要素之外，是决不能允许的。不管你是什么理论，只要你轻视广大劳动者的作用，你的理论就没有“市场”；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站在广大劳动者的对立面，你迟早都会被历史抛弃。　　

2005年，中国政府多部委联合出台“非公经济36条”，在这份被一些人视为“民营经济宪法”的文件中，首次提出了民营经济在行业准入方面“非禁即入”的原则，即除去法律中明确禁止民营资本进入的投资领域之外，民营资本都可以进入，相关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设置障碍。　　

所谓“玻璃门”，即是看得见，没有显性障碍，却无法进入，问题出现在隐性障碍方面；而所谓“弹簧门”，则是虽然允许私人资本进入，也确实进入了，但最终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私人资本不得不自动退出。　　

2010年3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经济、农业联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第一个发言，提出避免“政府投资冲动陷入怪圈”需要厘清政府以及国有资本投入的边界，同时解决民营资本在各个行业的“平等准入”问题。由此可见，厉以宁还在为富人说话，而且认为私人资本投资受到限制。　　

据了解，除了航天、军工、石油等少数领域未对私人资本开放外，其他领域都有私人资本进入。然而，厉以宁仍然嫌不够开放，不够平等，限制太多。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对私人资本必须设置一道栅栏，阻止其进入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这可以说是一条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生命红线”，是劳动者可以接受的“经济底线”。私人资本在各个行业的“平等准入”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不可能成为现实。如果允许私人资本进入航天、军工、石油等领域，不仅中国的经济秩序会乱糟糟，而且社会秩序也会乱成一团。　　

中国可能在个别行业、个别地区存在“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但决不是普遍现象。我们知道的是，中国的省、市、县、乡各级政府都在招商引资，甚至一些村也在招商引资，为了引资成功，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可以说是挖空心思、想尽办法。怎么能说存在“隐性障碍”呢？的确有私人资本进入后又自动退出的现象，但是退出的原因是什么？难道是国家法律或地方政策不允许它继续经营下去吗？显然不是，因为国家允许进入，地方政府欢迎投资。私人资本自动退出的主要原因是发现投资决策失误，在这个领域、这个项目上难以赚到大钱，甚至难以盈利，有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但是他们将罪名强加在政府上。对这种强词夺理的行为，一定要加以批评教育，决不能姑息迁就。　　

为私人资本鸣怨叫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就站在富人的立场上说话；但国家对私人资本的投资领域应该有一定的限制，不能任其为所欲为。私人资本“平等准入”是在限制范围之外，而不是“各个行业”。　　

有人说，“转型”才是目的。我认为，“转型”也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种手段，达到更好地发展经济的目的。其实，发展经济也不是最终的目的，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论”很多，但多数都是谬种流传，害人不浅。我们千万不能把手段当成目的，否则就会过多地把力量投入在手段上，犯本末倒置的错误。无论采取什么正当的手段，只要有利于发展经济就行，只要有利于达到目的就行，“转型”只是手段之一，而不是全部手段。一定要坚持既定的“目的论”——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的需求，始终如一地为此而努力。　　

与“转型”有关的另一个话题是：这个“型”要转到哪里去？是转到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方向，还是转到计划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方向？　　

厉以宁的主张很明白，就是要转到自由市场经济和全面私有化，消灭国有企业。我们的主张与他的正好相反，就是转到计划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是根本不同的、完全对立的两种主张。但愿厉以宁遭遇“显性障碍”。　　

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以资源高消耗和环境高污染为代价，过度依赖出口创汇，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高速增长，牺牲劳动者的利益，所获取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就是劳动力价值的压低部分。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是以牺牲资源、环境和劳动者利益为代价的外向型经济，国家廉价出卖资源，劳动者廉价出卖劳动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部分就是出卖资源的收入和劳动收入减少的部分。这种高速增长的市场经济不仅损害劳动者的短期利益，也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　　

厉以宁还有很多“名言”：　　

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　　

房价涨的快是好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　　

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　　

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　　

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　　

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应该持续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因为不这样做，中国的GDP就要掉下来，就会有更多的工人失业。　　

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很多人失业不是坏事。　　

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的。　　

国有资产要就是一碗饭，要往上面吐吐沫。　　

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重工业化是必经阶段，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但我们获得了收益。　　

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　　

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下岗工人到农村去。　　

我知道我做的是得罪人的事情，会遭人骂的，但是我不在乎！　　

“经济学家”要顶住互联网压力。　　

……　　

对于厉以宁的奇谈怪论，我们不可能在此一一分析，相信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完全可以分辨对错。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厉以宁至少有两套住房，早已过上了小康生活。　　

茅于轼：替富人说话　　

茅于轼自称50岁时才发现自己的优势，“改做经济”。可能是因为“半路出家”的缘故，经常发表非理性的观点，甚至讲一些过激言论，因而被追捧者称为“经济学界的鲁迅”。　　

茅于轼是很推崇新自由主义的。但说来也很可悲，作为一名新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竟然连新自由主义的老祖宗是谁都搞不清。2009年3月，他在广东电视台公开宣称：要推翻劳动价值论，不批倒劳动价值论，资本剥削的罪名就去不掉。他以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的发明，殊不知，那是古典自由主义创始人亚当·斯密的专利。亚当·斯密才是新自由主义的老祖宗。说明老眼昏花的茅于轼无知得离谱，当学生都不合格，水平实在太差。茅于轼一心要维护私有制、充当资本剥削的辩护士，真是利令智昏。　　

与他臭味相投、曾经受过新自由主义熏陶的“海龟”教授许小年，2009年3月18日，在《财经》杂志发表了《陆克文和凯恩斯错在哪里？》，对这次金融海啸的成因作了分析，不仅把责任推到政府身上、归咎于央行的低利率政策，更可笑的是怪怨民众都去炒楼、买股票，是民众制造了经济泡沫、引发了危机，而把金融危机的真正元凶——新自由主义的责任洗得一干二净。真是文过饰非、欲盖弥彰。　　

还有一位“改革开放研究会”会长、号称“改革专家”的高尚全，在2006年3月的一次“资改派”的内部座谈会上竟问：“新自由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再有一位满嘴喷粪的张五常，主张“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还恶狠狠地说：“马克思就是盖棺论定了，也还要踏一脚！”　　

这些经济学界的“精英”，毫无学术上的见解，只有一些政治偏见，其实就是几个学术骗子、学术政客。他们的共同特长，就是敢于将学来的新自由主义的一点皮毛进行大肆兜售，而且偏激到了极端的程度。　　

保护耕地，不允许侵占耕地，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茅于轼却大唱反调：“我不得不说，这个观点是片面的，甚至于是害多于利的。不允许侵占耕地的原因是我国耕地十分稀缺，为了保证粮食生产必须保护耕地，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制约发展的因素，不论在我国，或者在全世界，粮食和其他绝大部分商品一样，是供过于求的，这个重大转变发生在最近的50年中。可是老观点还没有转变过来。我们需要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粮食问题，也要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保护耕地的问题。”　　

中国究竟缺不缺粮食呢？从现阶段的市场信息来看，中国粮食价格持续上涨，虽然与个别地方流通不畅有关，但在排除了囤积居奇外，追根究底就是粮食产量减少了。当然，现阶段的粮食缺口不大。　　

难道粮食缺口不大就等于不缺粮食吗？如果真到了闹粮荒的时候，恐怕茅于轼又要振振有词地怪怨，国家怎么搞的，连吃饭问题也解决不了？！　　

茅于轼说，1959—1961年饥荒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肯利用世界市场。粮食这么缺，不但不进口，1959年还出口了400多万吨，够2000万人吃一年。万一我们的粮食不够，可以用进口来解决。　　

这样的思维方式好像只有儿童水平。1959—1961年闹饥荒的根本原因，一是天灾，有的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有的地方则干旱少雨，而我们的水利设施落后，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二是人祸，盲目跃进，刮浮夸风，有的农民也大炼钢铁，农作物撂在田里都无人收割，等等。总之，是天灾人祸造成粮食大量减产，从而引发饥荒。　　

难道说是政府不肯利用世界市场吗？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封锁，政府想利用世界市场，但他们不让利用，目的就是要把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至于说1959年还出口了400多万吨，一是因为对国内粮食产量误判。在1958年以前中国粮食产量持续上升，形势喜人，于是自上而下盲目乐观。在这一阶段，刘少奇犯了“左”的错误，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毛泽东是一直泼冷水的。二是因为国家领导人想通过出口粮食挤进世界市场，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这正是利用世界市场的表现。　　

茅于轼还说，中国一般用地比耕地更为稀缺。只保护耕地而不保护其他用地是十分片面的口号。保护耕地对城市建设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中国缺不缺耕地？按人均计算，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耕地数量显少；改革开放以来大建高楼、工厂，近郊的大量农田被侵占；有的开发商侵占了良田，把荒山荒坡“改造”成农田，虽然总量未减，其实不然。既然耕地短缺，怎么能不保护呢？　　

马不吃草不行，人不吃饭不行。对于中国来说，农业再过100年仍应该是毫不动摇的基础，谁动摇了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谁就必将会成为民族的罪人。正确的东西就应该坚持，解放思想是针对错误的思想讲的，而不能针对正确的思想。　　

中国一般用地比耕地更为稀缺吗？保护耕地对城市建设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中国一般用地并不稀缺，因为盖高楼、建大桥、修公路等等大型工程并未因土地短缺而受到限制，该盖的照样盖，该建的照样建，该修的照样修。如果没有土地，怎么盖、怎么建、怎么修呢？保护耕地不仅未对城市建设造成巨大的障碍，反而是城市建设对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有的地方甚至造成了严重破坏。　　

茅于轼将腐败归咎于“现在这种保护耕地的制度”。他说，当前很大一部分的贪污案件都和用地有关，这些贪污犯犯错误固然是因为不能洁身自好，但也与占用耕地的审批制度有关，好制度可以防止人贪污腐化，坏制度则造就贪污腐化，现在这种保护耕地的制度确实是害多利少，应该及早调整。　　

现行的用地审批制度固然存在弊端，易于产生腐败，需要改革，但不能与保护耕地混为一谈。保护耕地是对的，贪污腐败是错的，我们决不能把用地审批中产生的腐败现象归罪于保护耕地，就像不能把医生接生索要红包的错误归罪于婴儿诞生一样。如果我们按照茅于轼的观点“改革”土地制度，恐怕都会被饿死。　　

土地私有制度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少数人兼并土地，使大量耕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而现行的土地公有制特别是土地审批制度并不完善，存在着产生腐败的漏洞。但是相关制度无论怎样改，都不能实行私有制。解放思想不等于搞私有化。　　

粮食减少的根本原因，一是耕地大量减少，二是农民进城打工，三是政策脱离实际。我们一定要对症下药，在这些方面下功夫、做文章，而不是远离实际，按照一些所谓的“新观点”去胡来。　　

茅于轼极力指责“现在这种保护耕地的制度”产生腐败，却认为“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说什么“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5000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5000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茅于轼及其“资改派”精英竟然赞美腐败是“推进改革的润滑剂”。　　

2009年11月15日下午2时，80岁高龄的茅于轼冒雪来到了河南青年创业大讲堂，进行了4个多小时的演讲和沟通。现场有2400多人，包括领导干部、青年企业家、青年创业者、大学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　　

茅于轼出语惊人：对大学生来讲，什么是第一位的？赚钱。不是空谈大抱负，也不是只想做大事，而是赚钱，自己先养活自己。　　

“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人是没办法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茅于轼认为，一个人能赚钱，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以前大家的看法，一说赚钱，一说雇佣就是剥削，其实这个观点已经被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所否认。姚明打篮球挣好几千万，唱歌的迈克尔·杰克逊死了还能挣一亿美元，你能说他们创造的财富是剥削别人吗？”有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球星、歌星等并没有创造财富，而是参与了财富分配。无论姚明和迈克尔·杰克逊挣多少钱，其实他们并没有参与生产劳动，并没有创造财富。　　

“我不赞成不赚钱的为人民服务。”茅于轼说，“免费的为人民服务未必是好事。在市场经济中赚钱，不是免费服务，也不是低价服务，而是按照经济规律的服务，赚钱本身就是一种为人民服务。”比如街头的免费理发，看起来是纯粹的服务行为，但一些人不需要理发而去理了，一些人又理得不好需要重理，反而不一定达到满意的目的，而其他的理发店也因此流失了一大批顾客。按照市场规则，消费者掏钱去理发，不仅享受到了好的服务，也可以促进消费，这就完成了交换。　　

茅于轼仍然不忘否定劳动价值论，说：“劳动创造财富吗？否，是交换产生了财富。”　　

青年人该如何赚钱？　　

茅于轼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有100个香蕉，我有100个苹果。我们俩互相交换了一个，总数没有变化，但是财富增加了。再比如香蕉在广东，也许只值几毛钱，但到了北京，肯定就要价值上升。中国的洞洞鞋，运到美国就身价翻几倍。劳动只是产生创造了物，提供了财富的源泉，真要产生财富，还得靠交换。”　　

“找到最佳的交换机会，发现一个需求，满足它，就是你最大的本事。”茅于轼说，青年人要想赚到钱，最关键的是找到交换的机会，发现市场的需求。　　

“不同收入的人，需求是不同的，收入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富人需要1000万元一辆的汽车，工薪族可能会觉得不理解，但是你发现并满足了这个需求，就能赚到钱。”他说。　　

在茅于轼看来，交换的机会就是赚钱的机会。一个香蕉与一个苹果互相交换后财富真的增加吗？没有。因为俩个人的财富总量没有变化。香蕉在广东只值几毛钱，但到了北京价格上升，是因为增加了运输、储存成本和损耗。中国的洞洞鞋，运到美国就身价翻几倍。道理也是一样的。尽管价格与需求量有关，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劳动形成的价值量。劳动创造了财富，是“财富的源泉”，交换只是使商品价值得到实现。　　

“赚钱就是为人民服务”与“发展是硬道理”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处。“赚钱”的前提是，赚钱的手段要合理合法，要凭借自己的勤劳与智慧，以损害他人利益、靠不正当手段敛财显然与为人民服务背道而驰。关于“发展”涉及到如何发展和发展后利益如何分配等重大问题，我们不能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这样的发展得不偿失；我们也不能以长期压低劳动报酬为手段，这样的发展对广大劳动者没有意义。　　

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法则之一。我们崇尚无偿服务，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偿服务体现了劳动的价值，应该将为人民服务与获得合理报酬有机结合起来。在服务业中就应该是这样。但是，有偿服务原则不能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是绝对的、普遍的原则。一个生命垂危的人，需要你把他送往医院，难道也要收费吗？不付费就不送吗？长江大学的三名大学生救人时遇险，附近的船员不积极施救，而是等着索要捞尸费，难道是合理的吗？　　

那些靠剥削、欺骗、抢劫得来的钱财永远不会被这个世界认同，因为劳动人民不答应。　　

茅于轼有很多“惊人之语”：　　

经济适用房是席卷全国的最大的腐败。　　

房价是被买房者自己抬高的。　　

我主张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　　

现在一个服务员给布什总统倒一杯咖啡，总统也得说一句“谢谢”，但当年慈禧太后绝对不会对李莲英说“谢谢”。　　

现在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我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降低学费是让不穷的人搭了便车。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长处，我的长处是做研究而不是办企业，我办天则所是很失败的。所以我奉劝每个人要给自己定位，如果你适合做企业家，你就干企业。　　

……　　

错误的连锁反应　　

改革一方面造就了一批富翁，其中拥有亿万以上财产的富翁，有权力背景的就占了80％；另一方面又制造了庞大的弱势群体，不仅没有工作的流浪者是弱势群体，农民工是弱势群体，而且工人也成了弱势群体，现在大学生接近弱势群体，或者说好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已经加入了弱势群体的行列。广大劳动者深陷弱势处境，只能忍受痛苦的煎熬。　　

以富士康科技集团为例，2010年5月25日凌晨，富士康科技集团观澜园区华南培训中心又一名员工坠楼死亡。不到半年就先后有11名员工坠楼，造成9死2重伤。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管理者野蛮粗暴，随意殴打员工，有的是被用器械打死后扔下楼的。基层员工是12小时一个轮班，每天工作10时以上，导致一些员工的身心健康受到影响。企业文化出现了恐怖化趋势。国家和政府提出让人民体面地劳动，活得更有尊严、更加幸福，在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劳动者哪里有“体面”、“尊严”和“幸福”？最可悲的是“11连跳”只跳出深圳工会一个不痛不痒的关注，要多少跳才能让工会真正站到工人一边？　　

中国的不少企业成了“黑色王国”，黑煤窑、黑砖厂是黑色典型，富士康也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在同一个企业，半年内有一个人跳楼能自圆其说，二个人跳楼能自圆其说，三个人跳楼能自圆其说，11个人跳楼也能自圆其说？恐怕黑社会也自愧弗如。难道还要让第12名、第N名的自杀出现才会引起重视？如果“11连跳”后跳楼现象还会继续重演，那么这样的社会就很危险了。　　

请听听来自民众的心声：　　

我跳的不是楼是对富士康的恨。　　

跳，是永久性的罢工！回乡吧，也是罢工。你越想多赚钱，你的命就越贱！　　

富士康发生的“11连跳”，跳下的不只是活生生的生命，更是对血汗工厂和有关方面失望的控诉！　　

富士康跳楼事件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迫切问题，正是“转型中国”问题的缩影，打工者的社会权益、生活权益保障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每年数千万人口迁移，却没有配套的社会管理机制和服务体系，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等障碍仍把外来打工者们远远地挡在了城市之外。　　

一些富人在校园内公开招聘“二奶”，明目张胆地向社会良知和伦理道德发起挑战。　　

从20世纪90年代初始，收费在中国成了一种最常见的现象：在马路旁丢个烟头，如果让戴红袖标的老头、老太太发现，要收5元罚款。上海的老头、老太太最“认真”，发现有人抽烟，就偷偷地跟在后面，像地下工盯梢一样，直到你找不到垃圾筒，将烟头扔在地上，他们会突然出现在你面前，撕下一张早已填好的罚款单，逼迫你交罚款，否则你就甭想走。那个时候，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街道两旁还很少有垃圾筒。　　

上一次厕所，一人要收5角钱。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厕所每人次要收1元钱，顺便还卖手纸。即使你内急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那也得先交钱，不交钱是坚决不行的。　　

过桥要收过桥费，走路要收养路费，办证要收办证费……名目繁多，只要编个名目就可以收费，多得数不过来，而且理直气壮，冠冕堂皇。这一现象前所未有，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尽管连厕所都市场化了，可是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教授还在那里叫嚷“市场化程度不够”。　　

以厕所收费为代表的乱收费现象的泛滥成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不良影响，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价值观明显劣化、社会体制扭曲变形。使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搞市场经济就是什么都收费。于是有权力背景的人就想方设法收费，在路上随便设一个关卡，就开始收过路费。外商来投资办厂，汽车压坏了草场，牧民就躺在车轮下，向业主索要草场损害赔偿费。有人到呼市农村办农牧场，村民说地是她家的，到地里阻拦员工干活，强要地皮费。　　

各种错误观点和时髦理论打扮得漂漂亮亮，粉墨登场，成为“新思想”、“新理念”。特别是实用主义猖獗，将社会主义思想挤逼到角落里。　　

思想的混乱导致了行为的无序，对内搞活实则变成了对内搞乱，出现了“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局。这种局面也是空前的。　　

为了适应市场化的要求，社会体制不断转型，名为新举措，实则是复旧。一些被社会实践早已证明是落后的、错误的、反动的东西，被一些人当新事物抬出来加以标榜、推广。旧社会，一直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一家一户单干的小农经济，事实证明这种生产方式只能解决温饱，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而且一部分农民会因天灾人祸返贫。我们却把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看成救命稻草，拾起来重新利用，所不同的是土地仍然归集体所有。有人甚至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化是救世良方，无论解决什么问题，都开同一个药方：私有化＋市场化。　　

在错误的时期，在错误的理论引导下，错误行为形成了连锁反应。既然上厕所都收费，上学、看病、住房能不收费？能不高收费？于是就出现了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现象，个别人被逼得投河、上吊、服毒。从而，一个被金钱化的、无情的、只重效率不讲公平的社会体制就形成了。少数人的错误行为构建的社会体制，反过来又成为奴役大多数人的工具。　　

上厕所都收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哪里呢？市场经济不是收费经济。上厕所收费应该取缔，类似的收费也应该取缔。而且马路两边的厕所太少，有时内急，半天都找不到，应该多增加一些，要为老百姓提供最起码的方面条件。　　

勤劳的中国人初期轻信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然后实现共同富裕”的谎言。结果却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基尼系数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更令人悲哀的是，靠诚实劳动致富成为根本不可能。要致富，就得走歪门邪道、投机钻营、强取豪夺，就得攀附权势、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就得铤而走险、敢打擦边球、会诈骗会造假……总之，只有抹着良心才能致富，越无耻则越富。　　

天真的中国人初期轻信了“发展是硬道理”，只要发展起来了，就可以实现民富国强的谎言。结果发现国内生产总值（GDP）才是硬道理，官员的乌纱帽才是硬道理，资本权力才是硬道理，极少数人富了，而广大民众却穷了。经济发展了，不等于每个人都能富起来；分配问题也是一个重大问题，不能公平分配社会财富，那就等于没有财富。国内生产总值并不是老百姓生活好坏的标志，而是权贵争权夺利的工具。官员追求国内生产总值高增长的热情经久不衰，动力十足，就是为了戴上更大的乌纱帽。这种错误的经济设计和安排，不仅吞噬了穷人的福利，而且绑架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遗祸后代。　　

诚实的中国人初期轻信了市场万能，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先效率后公平的谎言。原以为市场能够解决“计划”不能解决的所有问题，结果发现市场经济不仅不可能实现“后公平”，而且连“先效率”都不存在。统计数据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只有速度，没有效率，投入产出比还不如以前的计划经济。“看不见的手”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劳动力贬值和新“三座大山”，产生了泡沫经济、通胀等恶性经济现象，降低了经济质量，压得穷人喘不过气来。　　

善良的中国人初期轻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私有化，而是“中国特色”的谎言。结果发现市场经济必须要以私有制为前提，因为没有众多的市场主体就无法市场化，公有制不得不一步步走向私有化。要么以“抓大放小”、破产重组等形式贱卖公有资产，明着搞私有化；要么通过股份制改造、“轮流坐庄”等隐蔽的形式化公为私，使公有企业蜕变为权贵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利用拥有的国营企业及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的使用权、支配权、分配权、处置权等，使企业在任职期间变成“自己”的企业。改革后国有企业的生产关系丧失了所有的社会主义元素：(1)国营企业6000多万职工下岗，被赶出企业大门，职工由“主人翁”变成雇佣劳动力。(2)权贵管理层直接参与瓜分企业利润，除了用公款进行各种高消费的方式侵占企业收入外，即使不算灰色收入，仅是合法的薪水收入，也大大高于普通职工，有的企业管理者年薪高大字几百万、几千万。这种高薪收入早已超出高管自身的劳动力价值。(3)按劳分配被按资分配取代，国企的出资人是国家，但这个出资人没有把利润拿出来让民众分享，而是只给企业管理层、公务员和官员等大幅加新、提高各种福利待遇，以及用于公款吃喝嫖赌、公款旅游、公车私用等消费，剩下的继续进行投资，形成新一轮的权贵资本剥削。要说“中国特色”，这是最大的中国特色。　　

愚蠢的中国人初期轻信了实行开放政策，是为了引进外资、引进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的谎言。结果发现以优惠政策引进来的外资，形成了一个跨国特殊利益集团，将中国劳动者创造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回本国，像无数台抽血机一样吸着中国和劳动者的血。引进外资所付出的代价，除了长期减免税收、少收甚至不收土地使用费，更惨的是资源被破坏、环境被污染。引进的设备大部分是过时的落后设备，甚至是发达国家淘汰的设备，花高价买回一堆垃圾。先进技术属于企业和国家机密，有特殊保护，开多高的价都买不到，美其名曰“知识产权”。日本工业发达，又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就去日体取经吧，可人家说我们实行的就是你们的鞍钢宪法。结果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没学到，却制造了罄竹难书的野蛮残酷的“血汗工厂”经验。外向型出口企业使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但中国除了赚取少得可怜的一点加工费外，根本就是得不偿失的买卖。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产品依赖出口，外贸顺差形成的巨额外汇储备又去购买低利率的美国债券，等于低利借钱给美国，美国人就用这些钱去侵略别的国家，或用来再投资，进行新一轮的剥削、污染和破坏。这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其实就是消耗中国的资源、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维持发达国家高消费水平和满足国际资本剥削的殖民经济。这种开放政策，本质上就是卖国政策。更为严重的是，国际资本通过企业重组、兼并，在中国28个行业中已经获得22个行业的实际控制权；并以“战略投资者”身份浸透到金融领域，试图控制中国的金融命脉，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在30多年经济殖民化的过程中，国际资本培植了一大批汉奸、走狗、买办、间谍和卖国贼。他们用“双蠃”、“共嬴”的时髦语言忽悠民众，绞尽脑汁为国际资本输送利益，尔后去主子那里领赏，中饱私囊。国际资本在60年前曾用枪炮一直想得到却未能如愿的利益，如今不费一枪一弹都一一实现。　　

可悲的中国人初期轻信了“依法办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谎言。结果发现法律是专门维护权力、资本利益的，是为权贵服务的，为民维权的律师是很难生存的，民告官很难胜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一句空话。所谓“依法办事”，原来是非法为富人办事。所谓“以法治国”，原来是“恶法治国”。一个个不公平的案件的曝光，撕下了法律“公正”的伪装，揭露了恶法对付百姓的狰狞面目。　　

令人鄙夷的是，共产党员热衷于私有化、推崇资本剥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既然改变了信仰，却又不退出共产党，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迷惑大众。干的是新自由主义，却用共产党的牌子招摇撞骗。　　

虽然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等“资改派”专家的言论没有多少学术含量，但他们不会赤膊上阵，而是很善于利用民众的情绪，用“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贩卖新自由主义。因此，他们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民众的觉悟亟待进一步提高，尽快从迷惘、困惑中走出来。如果身受剥削压迫而不感到痛苦，自甘认命，那就是没觉悟；如果别人一再揭露社会真相，指出发展方向，仍然执迷不悟，那就是不觉醒。劳动者必须首先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认清自己的地位和历史使命。否则，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不采取行动，光凭对现实的不满是不可能改变现状的。　　

穷怕了的中国人，在“管它什么主义不主义，谁能让百姓过好日子就拥护谁”的心态下，盲目拥护改革，赞成“猫论”。事实证明，没有原则的实用主义，没有正确目标的“摸着石头过河”，会在物质利诱面前迷失方向，最终成为牺牲品。最令人担忧的是，许多人对改变不公平的现实不抱希望，认为现实积重难返，无法改变，唯一的出路是寻找同流合污的机会，一起参与肮脏的游戏，希望能够胜过别人，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市侩哲学、犬儒主义十分流行，千方百计攀附权贵，一旦“成功”，又反过来压榨自己的同胞……这种恶性社会循环，正说明提高民众觉悟的任务还很重。　　

为了中国的解放，为了建设新中国，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不惜流血牺牲，他们的理想是要建设一个比旧中国更美好的社会，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2009年国庆节，党中央举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活动，重庆等地也举行类似活动，表明了共产党人的信仰、立场和态度。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说，今天的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成为世界瞩目的大国。但我们不能忘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才推翻了三座大山，奠定了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政治基础，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毛主席曾深情地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没有革命先烈的奋斗牺牲，中国今天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无从谈起。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要永远记住前辈的理想和热血；“如果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绝不能生活好了，时间长了，对历史就淡漠了。　　

中国决不能成为西方国家的追随者，应该继承革命先烈和前辈的遗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六、结  论　　

中国正在崛起，世界仍在前行。但我们的思想该在止停歇。　　

所有的思考都以果实的形态挂满枝头，如同金钟在风中鸣响，告诉人们的不仅是历史演进的趋势，更多的是对现实的关切和对未来的展望。　　

也许是世界潮流的冲击波在心中激荡的缘故吧，我们在心血耗尽时仍想多说几句。　　

1．五对化律是世界发展的基本规律。　　

政治单极化与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文化趋同化与民族化、社会一体化与多样化、思想一元化与多元化及其相互关系原理，全面地、系统地、生动地揭示了世界发展趋势。世界正是按照这样的规律发展的。我们称之为“五对化律”。　　

需要强调的是，对世界呈现出的成双成对的并存趋势，不能机械地理解，而要辩证地看待。单极化与多极化、全球化与区域化、趋同化与民族化、一体化与多样化、一元化与多元化是相互区别的，是五种不同的并行趋势，不能互相取代，谁也取代不了谁。这是由它们的质的规定性决定的，也就是由自主性决定的。如果想用前一种趋势消灭后一种趋势，或用后一种趋势取代前一种趋势，都是违背世界潮流的，都必然会失败。　　

但是，它们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单极化与多极化、全球化与区域化、趋同化与民族化、一体化与多样化、一元化与多元化组成了世界趋势的共生格局，它们在世界舞台上翩翩起舞，像五对恋人，动作优美，配合默契。它们不停地旋动，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姿态。这是由它们的自变量决定的。　　

事物都是由自主性和自变量决定的。　　

透过纷繁复杂的世界景象，我们将乱麻一样的思想梳理成脉络清晰的理论，终于发现：世界趋势就是这样的，就是按照五对化律发展的。　　

五对化律不是臆造出来的，而是世界客观存在的大趋势。我们发现了有关规律，并将苦苦求索的结果告诉世界。　　

2．民主是人民改变世界的一面旗帜。　　

民主是政治和社会进步的催化剂，是产生伟大思想和伟大人物的沃土。它曾经使西方国家走向发达，也使世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现在帝国主义国家正在用一切手段消灭民主，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企图建立单一世界政府。他们策划已久，就是要建立基督教封建合一的“文明的资本主义”。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资本主义是最优越的文明，所以要把人类社会推回到中世纪再起步，他们称之为“文明的中世纪”。　　

民主属于人民，不属于统治者。统治者是不讲民主的，民主只是他们自欺欺人的标榜，是政治作秀。他们实行统治的靠山，一个是财团，任何一个民主选举的总统后面都站着财团。总统是按届轮换的，政府官员也是流动的，但站在总统背后的财团始终不变。实际上是少数的几个私人大财团、基金会和智库统治着国家，而不是总统。没有财团的支持，耶稣也当不了总统。洛克菲勒财团才是美国最大的统治者。他们是西方世界的影子政府。他们想让世界什么样，世界只能什么样。　　

另一个是军事，用武装力量压制国内民从，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他们把战争作为对内拉动经济，化解社会矛盾，对外掠夺资源，输出政治制度的最有效的手段。只要黔驴技穷，就制造借口，发动战争。　　

也就是说，经济和军事是国家的两大支柱。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就必须确保经济和军事不出问题，特别是金融和军队不能出问题。中国的经济支柱被风化掉了，已经变得非常脆弱，亟待采取措施加以巩固和强化。特别是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迟早要破裂。美国最害怕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军队，但军队的现状令人不安。　　

民主是人类创造的一个好东西，它不是西方统治者用来骗人的“专利”，劳动人民比统治者更需要民主、更欢迎民主。人民民主与精英民主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后者是极少数人的民主。我们要建立和健全大众民主制度，让人民享有最充分的民主权利，真正当家作主，而不是搞假民主。　　

人民代表中不应该有官员和企业家，至少要让普通公民占绝大多数。政协委员要让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担任，不应该成为名星俱乐部。人民代表大会是议决国家大事、表达人民心声的国家权力机关，不是官员聚餐会，更不是官商联谊会；政治协商会议是商讨国家重大问题的政治机关，不是演出团体，更不是舞台。　　

某些国家的统治者在玷污民主。我们要高扬民主的旗帜，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开创人民民主的新时代。　　

3．自由是人民服务自己的另一面旗帜。　　

自由主义产生于西方，但新自由主义已经远离自由。新自由主义就是保守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倒退的自由主义。在某些发达国家，人民没有自由，长期存在着两个世界、两部历史：一个世界是统治者的世界，一部历史是统治者的历史；另一个世界是劳动人民的世界，另一部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　　

发达国家正在一点点地剥夺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自由。他们发动侵略战争，扶植傀儡政府，驻扎军队，对失败国家的人民实行残酷统治。　　

自由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不是哪个统治者发明的，自由不属于统治者，而是属于人民。要让自由回归人民、服务人民，它不应该成为统治者独享的人权。因为统治者有了自由，就不会给人民自由，人民就没有自由了。　　

自由是每个人都渴望的，谁限制人民的自由，谁就是人民的敌人。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自由而伤害别人的自由。如果你尊重他，那么就给予他最大的自由，决不能限制他的自由。　　

自由不是统治者恩赐的，而是人民争取来的。自由里流淌着人民的鲜血。　　

自由是最可贵的，与我们的生命一样宝贵。　　

目前，世界危在旦夕，信仰自由面临毁灭。　　

某些国家的统治者在亵渎自由。我们要高扬自由的旗帜，让自由与人民同在，与人类同在。　　

4．平等是人类的终极理想之一。　　

我们渴望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享有相同的待遇。但是，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把公民划分成不同的等级，高高在上的是统治者，过着奢侈的生活。统治者的目的是制造贵族。他们认为，贵族代表文明，劳动者就应该处在社会最低层，为他们服务；丛林法则是必须遵循的社会法则，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如果你想过上好日子，那么你就必须成为强者。羊要么变成狼，要么被狼吃掉。　　

现代社会的进步，就是人和人之间从不平等走向平等的过程，是平等逐渐实现的过程。奴隶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消亡就证明了这一点。没有人是天生的奴隶，生来就低人一等；没有人任由他人指使，生来就没有自己的主张。　　

奴隶制度灭亡了，但现在还存在着种族、阶层、性别和城乡等差别。共同的原则只能是平等原则，只有平等才能消解人与人之间的歧视、轻蔑和敌意，只有平等才能实现相互理解和共同合作。　　

人人平等是法律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法律就会成为强权的借口，法律的存在就会失去神圣性，成为被强权利用的工具。　　

现实中到处都存在着不平等，弱势群体时刻都遭受着强势群体的不公平待遇，事实上的不平等如影随形。我们经常见到平等原则被权力践踏，我们也经常遇到平等原则被资本蹂躏。高高在上的是权力和资本，他们相互勾结剥夺人民的平等权利和地位。　　

权力失去制约就会变成伤害人民的猛虎，资本多到一定数量时就会变成吸血的工具，如果权力和资本联姻就会变成无所不能的罪恶机器。　　

互相利用是权力和资本的共性，只有利用才能使二者形成平等。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平等，就像没有绝对平的水面。我们主张的是公平，而不是平均主义。　　

平等地对待平等是一种平等，不平等地对待不平等也是一种平等。　　

人类只有更好地理解平等，才能更好地实践平等。　　

某些国家的统治者在极力维护不平等。我们要高扬平等的旗帜，采取实际行动，为建立平等社会而奋斗。　　

5．正义是区别良法和恶法的标准。　　

公平正义是古往今来衡量理想社会的标准之一，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　　

正义与邪恶相伴生。是正义战胜邪恶，还是邪恶压制正义？　　

人是正义反映的主体，也是评价正义的主体。　　

如果大多数人得不到平等的待遇，说明这是一个不公正的社会。　　

与人直接相关的事物，主导着人们的评价。例如，地位高低、收入多寡、待遇优劣等。　　

公平、公正、公道、正直、正当等，是正义的注解和表达。没有公平，就没有公正；没有公正，就没有正义。　　

公平指的是一种合理的社会状态，包括社会成员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　　

公民的权利不应该因职业和职位的差别而有所不同，他们合法的生存、居住、迁移、教育、就业等权利必须得到同等的保障与尊重。　　

公民能普遍地参与社会发展，并分享由此带来的成果。　　

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项活动的过程公开透明，不允许某些人通过对过程的控制而谋取不当利益。　　

在分配上兼顾全体公民的利益，防止过于悬殊的两极分化，以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正义的力量呼唤社会正气，谴责歪风邪气，与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水火不容。　　

主张正义、追求正义，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实现正义、维护正义，就需要公民和国家共同行动。每一个人都可以主张正义，都可以追求正义，这是最基本的权利；但是，要实现正义、维护正义，光有公民的行动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国家层次的行动，就不可能实现正义、维护正义。如果国家权力掌握在非正义者手里，公民的正义行动就会被镇压。　　

在法律层面，正义分为制度正义、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正义是法律进步的精神驱动力，法律是实现正义的重要手段，正义的最低要求是限制任意暴力。法律运用国家强制性，保护社会主体的合法利益，通过裁决纠纷，惩治非正义的违法行为，实现社会正义。　　

正义是法律追求的最高目标，是区别良法和恶法的标准，也是评价法律和审判是否公正的标准之一。只有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给予正确的人，才是真正的正义。法律是获得和保障正义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法律有良法与恶法之分，恶法越完备，距离正义越远。　　

依法治国是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但法律不是万能的，不要迷信法律。　　

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也是实现正义的有效手段。　　

没有公平正义，社会诚信、团结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等等也都无法实现。　　

某些国家的统治者在破坏正义。我们要，高扬公平正义的旗帜，走出正义困境，从各个层面实现和推进公平正义的理念，构建文明社会。　　

邪不压正，正义必将战胜一切邪恶。　　

6．民族独立是世界文明多样性的保障。　　

世界文明多样性是由民族文化多样性决定的，没有千姿百态的民族文化，就不会有多种世界文明。民族独立是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险柜”，一旦失去保障机制，民族文化就会被强势文化消解。强势文化一统天下，是人类的不幸，而不是福音。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是各国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独立存在的权利，尽管民族融合时刻都在威胁着民族存在。美国统治者企图消灭阿拉伯人、犹太人，但可以断定谁都无法消灭任何一个主要的民族。当民族的敌人到来时，全民族会奋起反击，绝不会袖手旁观，更不会奉上美酒佳肴。　　

迄今为止，有一些民族还处在未独立或半独立状态，但是世界各民族迟早会走向独立。民族压迫必将成为历史。但民族独立是指国家独立，而不是指所有的民族都闹独立。例如，中国有56个民族，所谓民族独立是指中华民族独立，而不是说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都搞独立，更不是说56个民族全部独立。台湾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决不允许再制造新的分裂。我们要坚决反对极端民族主义。　　

民族独立是彰显民族精神的需要，是民族走向强大的必由之路。　　

只有实现民族解放，民族才能真正走向独立。解放是实现独立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　　

民族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但民族隔阂、民族对立和民族冲突是必须化解的，因为它们不可能让民族兴旺起来，在民族仇杀中必然会两败俱伤。　　

美国统治精英利用资本输出、外贸和金融手段，控制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脉；他们输出文化，输出制度，发动战争，企图把其他国家变成新的殖民地。　　

跨国资本不仅是资本输出的主要形式，而且是政治输出的主要手段，庞大的跨国财团建立的是跨国统治。一方面，他们将掠夺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回本国，太平洋上昼夜航行着装满物资的巨轮，而这些货轮都是从中国启航的。跨国资本就像不停运转的水泵一样抽取着中国的财富；另一方面，他们控制主导产业和关系民生的咽喉行业，进而达到对政府的控制。在美国，自来水行业是由国防部管制的；跨国资本抢滩中国后，控制了大中城市的自来水公司，推动水价一波又一波上涨。美国威逼利诱中国购买美国债券，借钱维持美国人富裕的生活，支付战争费用。　　

中国正在成为美国的财富基地，有可能沦为经济殖民地。一旦中国成为美国的厨房，中国劳动者就成了为美国种菜的菜农，中国官员就成了为美国烹调佳肴的厨师。1949年站起来的中国人，面临着再次趴下的危险。　　

美国企图霸占月球和火星。2010年5月26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召开的听证会上，宇航员赛南称，“我们要重返月球的目的，就是要在月球上插上美国国旗，而不能让别国插上他们的红旗”。美航空航天局局长查尔斯·博尔登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够实现人类登陆火星，这与奥巴马的“火星计划”不谋而合。令他们担忧的是中国航天的发展会使美国的霸主地位不保。一名众议员说，美国一旦取消“星战计划”，中国的火箭技术就会超过美国。博尔登则意味深长地提醒说，更令人担心的是美国的年轻一代，因为中国的航天工程毕业生是美国的７倍。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只有那些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某些国家的统治者在践踏民族。我们要高扬民族独立的旗帜，促进民族和解，推动民族解放，捍卫民族独立。　　

7．爱国主义是人民的良心。　　

国家主权是国家的固有权利，一个国家拥有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内外事务，管理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力。　　

国家主权是不允许侵犯的，即使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也不能侵犯一个非常弱小的国家。　　

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对国家主权形成的挑战，国家主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受到日益严重的侵蚀。　　

国家主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属于这个国家的所有公民。　　

每一个人都是有祖国的，你的家在祖国，你的根在祖国。　　

一个人可以移居国外，但不能忘本。　　

你不能吃着母亲的奶水，却辱骂母亲；祖国养育了你，你不能出卖国家利益；你不能因为政治上的分歧或背叛，反国家、反政府、反人民。　　

爱国主义是绿叶对根的眷恋，是儿女对母亲的爱恋，是游子对家的思恋。　　

爱国主义是人民的良心，是民族的脊梁，是国家的灵魂。　　

叛国者是民族的敌人，也是国家的敌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叛徒都没有好下场。我们要严惩汉奸卖国贼。　　

作为专家一定要爱国，要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心上。一个人如果不爱国，能力再强，对国家也是没有用的，甚至还会起破坏作用。我们决不能像一些经济学家那样去忽悠。专家不能成为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更不能成为帝国主义的代表，不能帮着美国来忽悠中国。　　

军人更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心中时刻装着祖国。　　

某些国家的统治者在毁灭国家。我们要高扬爱国主义的旗帜，建设强大的祖国，为保卫祖国奉献一切。　　

8．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变的。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呈现出许多新特征，但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而且资本主义固有的属性在某些方面得到进一步强化；在帝国主义国家，不管是谁当总统，帝国主义的本质是绝对不会变的，只是为了国家利益所采取的手法不同而已。美国总统，无论是小布什，还是奥巴马，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统治集团，维护美国利益。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说，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今天，垄断已经不是一般的垄断，而是高度集中的国际垄断；垄断组织也不再是最初的“国际托拉斯”，而是庞大的跨国公司以及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的子公司。金融资本在经济全球化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推动资本和财富迅速向发达国家和少数人集中，在世界上形成了空前巨大的财团和富豪。寡头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发达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发展中国家，靠发行债券维持国民高消费，已经成为“食利国”；这种资本主义国家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赚取高额利润，因而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根据对帝国主义经济实质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的垄断性、寄生性或腐朽性、垂死性这些特征，并没有改变。美国不会让中国和平崛起，他们不断加大对中国的封锁和围堵，企图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霸权。　　

美国肯定要发动战争，因为不发动战争，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如果不打仗，美国的军工企业怎么活，银行怎么赚钱？没有消耗怎么能拉动国家发展，怎么能促进就业？　　

忧患意识是现在最缺乏的。我们要准备打仗。　　

9．全球金融危机是一次经济侵略。　　

2007年8月9日开始浮现的这次金融危机，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波，多国中央银行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也无法阻止金融危机的爆发。直到2008年，这次金融危机开始失控，并导致多家超大型的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从表象上看，这是因为虚拟经济过度扩张，在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致使华尔街风暴袭卷全球。　　

如果说这场金融危机是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促成的，那么实在是低估了华尔街精英的智商。虽然住宅市场泡沫也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但它不是故意的；重要的是这次金融危机有许多故意的因素，至少在危机爆发后，有人故意操纵危机向世界蔓延。可能是白宫与华尔街联手策划了这次大危机。因为危机初期，有几家大型老子号企业连续倒闭，美国政府坐视不管，这不符合美国的惯例。其后采取的应对措施就让人看得更明白了：美国政府让美元持续贬值，却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元贬值就等于从别的国家抢钱。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而美国媒体宣称美国永远不会偿还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严重缩水，外向型企业受到沉重打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对于中国来说，这次金融危机就是一次经济侵略。　　

10．美国历史已经终结。　　

美国衰落了，美国历史已经终结，这是勿庸置疑的。　　

但是美国再衰落，还能维持几十年霸主地位。中国要赶上美国还需二三十年。主要是中国农村广大，农业落后，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赶上或超过美国，但中国的人均水平还较低，无法与美国相比。中国还不是强国。　　

奥巴马认为，中国现在只是美国1910年的水平，要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　　

有一些人妖魔化中国，另一些人却在捧杀中国。美国吹捧中国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让中国多买它的债券，最后哪天掏空你，把你搞垮。美国从来都是靠忽悠的，要警惕美国对中国进行新忽悠。　　

中国正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不能靠牺牲环境和劳动者的利益片面追求高速度。21世界是中国世纪。中国人对此要充满信心。　　

亚洲经济持续发展，欧盟如不实施变革，将“陷入边缘化”，变成亚洲的“西部半岛”。这是一句真话。　　

11．要把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捆在一起研究。　　

战争是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使用暴力手段对秩序的破坏与维护、摧毁与重建，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　　

战争是由于参战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国内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也有可能导致冲突，引发暴力事件，甚至会引起战争。世界上的战争，大多数是由世界多极化与单极化的矛盾激化而导致的；因宗教、文化、民族冲突引发的战争也时有发生，如巴以冲突。　　

经济和战争是互动性很强的两个因素，文化冲突成为战争诱因的比重与日俱增。世界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必须把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捆在一起研究，决不能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中国面临着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国防安全的现实威胁，经济学家只研究经济，文化专家只研究文化，军事专家只研究军事，肯定是不行的。每一个专家既要有研究重点，又要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同时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国家要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共同研究。　　

为了搞垮中国，帝国主义国家一直对中国进行文化输出，包括发动网络战，目的是搞乱中国人的思想，甚至对中国人进行思想控制和行为控制。他们通过经济手段，企图将中国变成一座“世界工厂”，为他们创造财富，维持由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的局面。他们还通过军事手段，对中国形成U形包围圈。他们正在用各种手段打压中国，策划发动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　　

阴谋像荆棘一样布满道路。在国际活动中，强国代表的笑容里肯定暗藏着阴谋，而且笑得越灿烂掩藏的阴谋越大。我们要防止坠入他们的阴谋陷阱，要向世界揭露他们的阴谋诡计，要阻止阴谋变成现实。　　

12．思想爆炸的威力比核武器大一万倍。　　

核武器的威力是巨大的，可以毁灭中东，可以毁灭中国，也可以毁灭地球。　　

但是核武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思想萎缩，精神萎靡不振。只要阿拉伯人、犹太人、中国人觉醒并团结起来了，只要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了，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　　

世界上的精英正在把人类推向毁灭的边缘。在我看来，他们就是一小撮嗡嗡乱叫的苍蝇，已经被魔鬼装进瓶里，正在瓶颈处垂死挣扎。现在，我给这些疯狂的苍蝇指出一条逃出魔瓶的道路，那就是将魔瓶打碎，与苍蝇告别，重新做人。　　

思想不是物质，但它是物质的产物，只要用来武装人民，就可以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　　

思想爆炸的威力比核武器大一万倍。我们正在将思想库中的智慧搬运出来。我们已经启动了思想爆炸的按钮。　　

我们的思想正在爆炸。　　

我们的思想是正义的思想。　　

后  记　　

我们的理论可以简称为“五对化论”。　　

“化”意为“使成为，使变成”，用在名词或形容词后面，以构成动词。这个意义的用法极其普遍，例如绿化、美化、电气化、现代化、标准化、内化、外化等。在这本书里，我们站在全球视角，提出了政治单极化与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文化趋同化与民族化、社会一体化与多样化、思想一元化与多元化五对概念，系统地阐述了相对的两种趋势之间的关系，并采用古今中外的事例对基本原理加以论证，选择理论相关性紧密、现实针对性较强的具体问题作了专题研究，力求既具有理论高度，又结合实际问题，突出关注了理论的实际运用。　　

理论是一个严密的体系，而概念的准确定性是进行逻辑思维的首要条件。在此之前，有关的文章和论著并不少，但普遍存在概念模糊、系统混乱、远离实际等问题。有的人用“全球化”指代所有重大全球问题的同一性趋势，用“多元化”指代所有重大世界问题的多样性趋势，不仅涵盖面过于宽泛，而且没有针对性，无法形成清晰的逻辑体系，使人看了如坠云里雾里。特别是由于理论混乱导致人们对同一个问题有多种不同的解读，严重削弱了理论的实用价值。　　

理论就是理论，它不是一块抹布。它反映特定的对象，清晰地映照着事物，具有确定的生命显象。这是心灵与认识对象的签约。可以到处乱套的理论，肯定是无用的说教。概念是建造理论大厦的砖块，我们要让它的内涵固定化，把它放在该用的地方；还要让原理清晰明白，或串联或并联，谱写出让心灵感动的交响曲。　　

我们还对五种相对的世界趋势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缜密研究，努力做到准确地解构它们的规律性。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引起世界格局进入大躁动、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看上去纷繁复杂，深入分析则会发现其中的规律，以变化的姿态延续着历史。社会规律是在历史的流水线上跳舞的少男少女。政治单极化与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文化趋同化与民族化、社会一体化与多样化、思想一元化与多元化五对趋势，按照固有的规律演进，引导着人类前行的方向，推动着社会运转的巨轮。　　

这五大相对的趋势将把人类推向什么样的未来？这是一个迷惘的时代，人们生活在多种困惑之中。为了解开时代困惑，我们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揭示出来；为了避免世界发展偏离正确的轨道，我们把需要注意的规律性问题和解决方法列举出来；为了让人们用最少的时间了解更多的世界问题，我们把一系列研究结论简明扼要地表达出来……在读过本书之后，你就会对世界的未来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谁掌握了真理，不在于谁的嗓门大，不在于谁掌控着媒体，不在于谁手里拿着枪，也不在于谁的核武器大，而在于谁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由于事物都有并存的两个对立的方面，所以总是对它的发展方向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制约力量。尽管两个对立的方面在力量对比上此消彼长，但从一个较长的过程来考察，它们是基本平衡的，是互动互决的。如果消极因素的力量大于积极因素的力量，世界的航船可能会在某一个时期内偏离正常轨道；但积极因素会在较量中逐步强大起来，扭正前行的方向。两个人在争夺方向盘，最后获胜者是超越个人主观意志的力量。　　

我们对世界的未来充满信心，因为人类的愿景是美好的，也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人类战无不胜。　　

前人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和走向成功的基本理念，这是我们今天登高望远的台阶。曾国藩说：“古之成大事者，胸怀远大与综理密微缺一不可。”我们胸怀远大理想，并学会了缜密思维，从实际出发制定我们的路线、描绘我们的蓝图、设计我们的方案。我们可以开辟一条成功之路。　　

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书中汇集了一些人的研究成果，也引用了一些思想家、理论家的名言，但为了表述简洁，方便阅读，没有一一加以标注和指明出处。我相信这不是个问题，因为思想是金子，不是金钱，是金子放在哪里都发光，而金钱是交易的资源，必须计账和算账。　　

我们从大山一样的垃圾堆里捡拾金子，费工是肯定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表达自己的有意味的思想，不费一点功夫是不行的。我们需要把千辛万苦才找到的金子擦亮，更需要把自己的思想提炼成金子，用新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们需要不断地努力。前面是座高峰，不努力攀登，我们就到不了顶峰。　　

这就是我们的思想库，在你看过之后，它也成了你的。思想属于阅读它的每一个人，属于我们深爱着的世界。　　

在这里，我要表达真诚的谢意：感谢每一个为研究世界趋势付出心血的同仁，感谢来自家庭内外的哪怕是丁点的支持，感谢这个时代的呼唤和赋予我的使命。　　

举目远眺，世界一半是和平，一半是对峙；一面是笑脸，一面是怒视；一边在握手，一边在挥拳……谁能笑到最后？　　

愿“五对化论”陪你走出困惑，笑到辉煌的明天。　　

2010年4月25日～5月27日北京明春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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