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下实体经济最重要

进入通胀时代，生产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通胀本身对于实物资产并不会因此而减少，通胀是价值转移而不是价值的消失，对于已有的资产是一个再重新分配的过程，所以在通胀中肯定要有资产和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如果是伴随着经济危机，也肯定要有人经受损失，但是对于不同的经济体制，到底是哪一个方面经受损失却是可以不同的。

对于通胀我们要知道的就是通胀是有多种类型的，首先通胀就分为恶性通胀和一般受控的通胀，对于恶性通胀的历史中国人是有非常痛苦的经历的，而受控通胀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通胀，这样的通胀在二战以后，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以后就一直处于这样的通胀的长期趋势之中。按照通胀的动力来源，通胀类型有供给不足的通胀和需求过剩的通胀，在当今世界产能过剩的时代，再大的需求也会被迅速增加的生产所满足，这样的通胀是有限的和难以发生的，在当今的通胀主要就是供给不足，一方面是货币等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的货币脱节，相对于泛滥的货币流动性实体经济供给不足肯定就要发生通胀。另外要产生通胀的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资源、能源消费量与这个世界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有差距而产生的通胀，中国经济发展对于资源的需求和消耗就大大增加，中国的能源消费量已经超过美国，中国需要大量进口石油，在这样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物质需求下，地球所能够提供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必定会产生由于这些大宗商品的涨价所带来的通胀，我们国家就是饱受紧缺资源涨价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对于这样的资源供给不足的通胀结果全球是一个零和博弈，也就是有的人在资源品的涨价中被输入了通胀，但是同样也有资源国家在资源高涨贵卖的过程中取得了大量货币可以购买大量物资造成该国供应过剩通缩的因素，而且这样的通胀由于人们的需求是有弹性的,涨价过高需求就下降,也不会发展到恶性通胀，因此当今世界的恶性通胀的机会大为减少，除非是货币的投放出现了问题和正反馈，过多的货币投放是一定要强行的从市场中获取财富的，这样的原因所造成的通胀与需求通胀的弹性是不同的，这样的通胀是刚性的，在刚性的货币压力下，如果再在经济体产生正反馈，通胀就会变成恶性通胀，在货币主义经济理论下世界的目标就是注入适度的受控通胀避免社会的食利而避免恶性通胀。

在我们的过剩经济背景下除了资源紧缺被输入通胀意外，内部的原因惟有过度的货币与实体脱节才有可能造成恶性通胀，保住实体经济不垮台的结果就是避免了虚拟的货币与实体经济的差距，也就遏制了通胀，如果实体经济在通胀中垮台，其结果就是原来已经过剩的虚拟的货币与实体经济的差距更大，通胀就将进一步的加剧，与此同时通胀的加剧又促进了实体经济进一步的萎缩，这样的通胀正反馈就发生了，在不断的反馈之下必然会把受控的通胀变成不可控制的恶性通胀。因此在通胀的模式在保护实体经济是最重要的，保护了实体经济就避免了通胀的正反馈和通胀演变成不受控制的恶性社会、经济的灾难。而且对于资源输入性的通胀，如果你的实体经济能够生产资源国家不能生产的产品，你也可以通过提高你的优势产品的利润来博弈资源涨价的渔利，美国的高科技就是这样的，美国的医药产品的超高利润出口就换取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为了活命资源持有者会高价购买的，因此这样的实体经济体系在通胀和危机的过程中就显得更加重要。

对于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已经做出了明确的选择，就是可以让金融机构破产而要保住实体经济，在危机中美国放任了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之前还有贝尔斯登，但是却对于美国的汽车公司采取了国家强力救助措施，保住美国的实体经济是美国在08年危机时的明确选择。高端和强大的制造业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德国正是通过它的精密仪器和高端制造业，而迅速崛起。当别人都在玩金融、玩虚拟经济的时候，德国却在老老实实地打造其高端制造业。德国人的严谨和务实，是它立于不败之地的秘密。美国的制造业也是如此，美国的制造在比德国更高端的半导体方面，不仅仅是世界的高端CPU的制造被美国垄断，更关键的是半导体生产的仪器、设备等等也是美国的为主，中国的、日本的、台湾的芯片工业的背后是都要买美国的设备，最后这些设备的售价盘剥了销售额中的主要部分。而美国的飞机制造、军工制造更是世界的执牛耳者。如果我们把制造业再广义一些，实际上软件产品也是类似制造业的，而软件工程属于服务业，世界的产品软件基本上也是在美国的，从操作系统到数据库基本如此，这些都是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相对于现代货币纸币体系，所有的虚拟的东西要最终落实到实体上才有意义，所以美国等发达国家都非常清楚的一个事实就是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更加关键，在危机和通胀的过程中首先要保障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安全，而对于金融业等虚拟经济的部分采取负利率和放任金融业的破产就是对于制造业的保护。而美国的08年金融危机也来自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脱节，美国制造业占美国非农产业就业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从1960年的28.4%下降到2004年的11%，44年中下降了17个百分点。而在绝对就业人数方面， 2005年比2000年减少了298.4万人——仅仅有1428万人，比战后最低的1946年1470万人更少。美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其全部GDP的比例已经从1950年的61.78%，下降到2007年的33.99%，美国战后的3大支柱产业，汽车、钢铁和建筑业早已失去去日辉煌，取而代之的是金融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房地产更多的是开发建设而不是服务，土地的增值也来自于附属设施的投资）。上述美国官方提供的统计数字仍旧过高的计算了制造业在其GDP中的比重。以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为例，该公司曾经是美国制造业强盛的象征之一，但宣布的财务报表显示，福特公司出售汽车创造的货币利润遥遥低于其从事金融活动获得的收益。实体经济的萎缩造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比例失调是发生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

而中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通胀危机下，金融业要求货币不贬值，让多出来的货币还要有原来的价值，让利率浮动到超过通胀的结果就是所有所有多发行的货币所对应的财富要从实体经济中掠夺，实体经济就要被挤垮。更进一步的是中国进入通胀，在中国生产型增值税的模式下，价值没有增长只不过是货币的数字变化，却要直接导致增值税的增加，在西方国家一般是消费性的增值税，是对于消费性的产品征税，税收加在社会消费和通胀的投机者身上，而对于生产者的实业投资是免税的，中国这样的税收体制下，在通胀的模式下实体经济还要再度遭受额外的税收盘剥，所以在08年的经济危机中西方国家经过多次经济危机的洗礼和改革可以有信心的说不会发展到实体危机，而中国却实体经济受到巨大压力，不仅仅是中国的股市领跌世界，目前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一出现了放缓的信号。保障了金融利率的收益，实体经济就要受到压力，实体经济受到压力的结果不是产品的最外涨价就是对内的人力成本的压缩，在我们大力调控不让CPI和PPI涨价的背景下就是老百姓的工资收入的降低，我们的工资收入占据GDP的比例是连年下降，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如果对于老百姓的收入再进行购买力评价计算，我国的老百姓收入水平降低的还要厉害，社会收入的非正常的降低导致消费不足实体经济就要非正常的进入过剩，这样的过剩只有向国外输出造成过于依赖出口的经济和出口价格过低资源外流，一系列的问题就此产生。最后是老百姓的收入压无可压得时候各种社会问题就要发生了，富士康的十多次连续跳楼已经是这样的问题最温和的反映，而放开工资上涨又要承担报复性上涨和报复性通胀压力下不要让经济无法承受导致恶性通胀的危机或者失业率大幅度提高的就业危机，所以2010年8月6日的人民日报人民网发表文章《国经中心专家称避免工资上涨幅度过急过高》，这样的危险和担忧是如影随形的存在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负利率的政策以时间换取空间把通胀的压力和风险留在金融系统不传导到实体经济的重要。

对于中国与世界的不同，我们还可以从体制上进行分析，中国的货币政策来源完全被金融利益集团掌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货币政策委员会由下列单位的人员组成：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二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一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一人；财政部副部长一人；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长二人；金融专家三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货币政策委员会其他委员人选，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名或者中国人民银行商有关部门提名，报请国务院任命。货币政策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主席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担任；副主席由主席指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长以及金融专家，任期２年。其他人员任职期间因职务变动，已经不能代表有关单位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由人民银行报请国务院任免。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这个委员会全部是央行提名的，任期也很短，二年的任期不足以维护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即使是部委的官员也与职务任期一样不超过5年，而世界又是如何呢？我们再次看一下美国：美联储总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Federal Reserve System，简称Fed)负责履行美国的中央银行的职责，这个系统是根据《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于1913年成立的。这个系统主要由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储备银行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等组成。美联储理事会由七名成员组成（其中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位，委员五名），须由美国总统提名，经美国国会上院之参议院批准方可上任，任期为十四年（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为四年，可连任）。从这样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货币政策是总统提名和议会任命的，这些人员要对于整个国家经济和总统负责，而且任期长达十四年，超过总统连任的任期，也就是总统换届换人换党执政，这样的委员会成员都有一定的人是不变的，维持了一个国家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所以在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的美联储可以不顾金融业的利益把利率迅速减低趋于零，保障了其他产业的财务负担的减轻，保障了证券的估值。美联储虽然是私有的但是他的管理者却由政府任命，达成了各行各业与金融业利益的一个平衡和国家政府与金融资本的一个平衡，这样的平衡使得在通胀模式下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均衡，而中国的货币政策一边倒的由金融人士掌握，而中国金融体制又是降息就降低了银行贷款与主要存款——活期存款的息差，也就是降低了银行利润率，增加准备金又是使得央行得到低成本的资金应付外汇占款的压力，这样的体制造成金融街利益的单边性，使得金融业的利益与实体产业的利益取向不一致，这样的情况下再由金融业完全掌握货币政策没有实体经济代表可以制约，膨胀的部门利益一定会对于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因此我们看到的是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蔓延，西方的金融危机中国可以一枝独秀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金融体制，而西方金融危机在实体经济领域得到了控制，而中国的实体经济却在走向危机。这里西方由私人央行发行货币的方式使得政府可以独立于事外，对于金融体系内的风险政府的责任是低的，政府可以放手干预金融市场的过度行为保护实体经济，而西方的金融资本要对于自己负责在通胀过程中就要维护市场的稳定避免恶性通胀的发生，而不是冲击市场进行投机渔利；相反中国以政府直接发行货币的方式，在通胀的模式下政府直接承担巨大的责任，对于金融市场的操作是有顾忌的，为了保障金融业的利益会加重实体经济的负担，而中国的民间资本、游资热钱却可以不负责任的恶意投机囤积居奇进一步增加恶性通胀的风险。

对于现代经济，大家都知道金融业是国家的经济核心，为什么西方却可以让金融业的机构进入破产呢？这里我们还要看到西方对于金融机构的倒闭实际上也是做足功课的，首先就是所有权与决策权的分离，不要以为你是大股东就可以决定一切，我们的中国平安投资富通成为富通就巨亏几百亿的背后，还有就是对于大股东和小股东的赔偿不同，比利时政府成立了一个特别基金，与居住在欧盟境内的富通集团股东分享股权出售的部分利润，但最大股东中国平安被排除在外，与此同时排除了股东会由政府和董事会层面对于富通集团的资产进行了剥离转移，比利时、荷兰及卢森堡三国政府宣布联合向富通出资 112亿欧元，持有富通集团下属富通银行在三地49%的股权。10月初，荷兰政府宣布斥资168亿欧元收购原富通全部在荷业务；紧接着，比利时政府和法国巴黎银行公布了一项股权互换协议，巴黎银行获得了富通银行比利时业务75%的股权、富通银行在比利时的全部保险业务和富通银行在卢森堡66%的股权。至此，“银保双头鹰”的银行业务完全被剥离，仅剩下国际保险业务和一个总值104亿欧元的结构型商品投资组合。因此在西方的体制内股东会是会被董事会盘剥的，就是最近发生的国美电器董事会诉讼控股股东黄光裕一样。因此对于西方的私有的央行体制，也不是像国内的愤青乃至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可以绝对的为所欲为，在金融机构破产的时候，西方的政府也会有特别的手段，对于外来的大股东歧视待遇，保护本地股东和小股东，维持社会的稳定，这样的法律体系上的准备是很完善的。

这里我们还要认识到的就是金融机构是一般的商业机构会在这样的政策下倒闭，但是作为央行的美联储是不会受到威胁的，最高端的金融货币控制和央行的权威是不能被动摇的，下面的商业银行倒闭只是货币上的数字游戏，财富被再分配但是没有流出社会也没有挥发是肉烂在锅里，而金融货币信用所代表的实物还是存在的，同时现代的货币体系是一个信用体系，这样的实体经济是这信用的最终来源，只要最高的控制体系和最低的实体经济信用基础在，中间环节是可以重建的，这样的重建过程本身还可以成为资本大额渔利剪羊毛的过程，而如果基础的实体经济不在，金融也就成为了无源之水，你的金融体系再完备最后也是空中楼阁。所以在通胀的危机下实体经济最重要，西方在多次经济危机中所积累的经验就是保护其实体经济不受损失，以此作为日后竞争的资本。在经济危机和通胀下损失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怎样损失却是可以选择的，比你的竞争对手保护更多的实体经济作为日后发展的资本才是最关键，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危机中会不惜代价的保护通用不破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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