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转瞬即逝，我们将“辞虎迎兔庆新年（农历）”。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虎”、“兔”这两个生肖，亦似有画龙点睛之意。
回顾2010年，在诸多中国经济的标签中，“通胀如虎”也许是最具代表性的事件；预测2011年，在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冷静评估之后，“温和如兔”也许是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作出的最合理的判断。而2011年“温和”的底部盘整，则会为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提供“动如脱兔”的能量。
也许，我们不应如此乐观，一国经济的增长总是伴随着诸多的不确定性——2011年，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是否真正告别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不是假性恢复？金融体制改革是否跟得上金融开放的脚步，而不致陷入更大的风险？民生和社保的投入幅度，是否能够拉开内需之闸？货币供应的收紧，会不会束缚产业的转型和创新？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何况中国经济已经告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亦经受住2010年经济二次探底的考验。虽然201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出口31.3%和GDP10.1%的增长，但这是以1.05万亿元的财政赤字（占GDP2.8%）和通胀3.3%为代价，亦为2011年的经济带来隐患。
就一国经济体健康的三个指标——产出、失业率和通胀而言，与美欧（德国除外）日等发达经济体需突破“低产出”和“高失业率”的瓶颈相比，中国显然要幸运得多；在所有的新兴经济体中，与巴西、俄罗斯、印度、越南6%~12%区间的通胀水平相比，中国的通胀水平尚未失控。
如何控制尚未失控但仍呈上升之势的通胀，已成为2011年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但控制通胀的前提是不致引发中国经济过大的倒退（8%的GDP增长红线），且控制通胀本身即是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服务的。
由于“控通胀”、“保增长”之于调控政策的不可协调性，所以，如何平衡两者非此即彼的关系，亦是考验中国当局政策平衡力的关键。之于此，如无全球性的突发事件，2011年的中国经济将在“通胀中前行”——通胀水平将处于5%~5.3%区间，超过2010年的通胀水平；而GDP增速将维持在8.6%~8.9%区间，低于2010年的经济增速。
通胀与增长
2011年1月14日 ，央行再次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的消息，这是2010年以来的第7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此，中国大型、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分别高达19%和15.5%的历史高位。央行之所以不选择相对于“控通胀”杀伤力更大的加息，显然有“好了通胀，伤了增长”的心理顾虑。
事实上，这样的心理顾虑，我们从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布署亦可得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2011中国经济工作的基调。虽然“稳定物价”也是2011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但对应的货币政策却是“稳健”，而非“紧缩”；而作为“财政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赤字规模，2011年的预算为9,000亿左右，虽然比2010年的1.05万的赤字规模略微下降，但仍高出2009年7,400亿财政赤字21%。财政政策的定位从“扩张”调整为“积极”，但中国政府保增长的决心仍然隐约可见。
“控通胀”和“保增长”常为一对矛盾体。“控通胀”势必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紧缩；而“保增长”则需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相挂钩（长期来说并非如此）。而中国政府正试图跳出经济学的规范用语，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貌似文字游戏的命名，竭力在“控通胀”和“保增长”之间实现某种平衡。
在努力“控通胀”之时，中国政府亦试图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倒逼商业银行更加稳健。1月5日至6日召开的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即明确自2011年起，对商业银行按月测算及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此举既可将信贷个体调节与总量控制结合起来，使实体经济的“优等生”不因货币流动性的收紧而产生资金困难；又可通过各商业银行的系统重要性、资本充足率和稳健经营等综合指标的不同，执行差别准备金率（及准备金付息）政策，迫使商业银行进入“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
而在配合“保增长”之时，中国政府亦将“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侧重点，偏向于民生与社保。2011年财政支出预算超出2009年、2010年财政实际支出的27%、10%，总量高达97,910亿，而这其中最大的亮点即为“农民和城镇居民基本医保补助标准由120元提高到200元”，以及“中央财政支出的25%左右用于三农。而与财政支出相对应，2011年财政收入预算为88,910亿元，比2009年、2010年的财政实际收入，分别高出34%和10%，而为了控制财政赤字规模，2011年中国政府在不影响低收入群体的基础上，加大了个税、车船税、房产税（试点）的相对比例，但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复苏势头，对于实体经济仍然延续了2008年以来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增值税出口退税、小型微利企业实施所得税优惠政策、农业税减免等）。
实际上，对于2011年的中国经济而言，“控通胀”是前提，“保增长”才是根本——不能为了对抗“通胀”的危机，而添了“增长”的危机。我们透过中国政府“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稳定物价”的官方语言，可以理解为：物价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小幅上涨亦可），但不可过快上涨或引发全面上涨。这就不难理解，中国央行为何屡次增加存款准备金率而慎用加息政策。而中国政府2011年近10万亿元的天量财政支出预算，更是告诉我们，“保增长”才是2011年经济的根本任务。
盘整中上升
当下全球经济已经告别了最困难的时期——美国经济经过2008年GDP增幅1.3%和2009年GDP下降2.4%之后，终于呈现复苏势头，虽然高达10%的失业率和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仍将是美国经济未来的隐患，但其2010年2.5%左右的GDP增幅，确实为全球经济的复苏作出了贡献。与美国一样，2010年日本的GDP增速也罕见地达到3.0%左右。当然，为希腊、西班牙、爱尔兰经济所拖累的欧盟，2010年GDP增速仅为1.8%，但欧盟经济持续恶化的趋势明显受到抑制——这其中，德国的GDP增速甚至达到3.7%，其经常项目盈余甚至已与中国并驾齐驱。而2010年全球资本市场的表现，更证明了大多数地区的人们，对未来经济的发展已由悲观转向相对乐观——2010年，美国股市上升了近10%，日本股市因日元升值也上升了10%左右，当然，欧盟下降了约10%（上升10%的德国股市除外）；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经济体的股市上涨了13%，其中泰国和印尼竟高达50%以上。
资本市场普遍乐观的情绪，说明全球经济已经逐渐走出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甚至预测2011年美国经济增长将达到3%~4%；而看起来形势最为危险的欧盟，其经济也逐渐探底回调，欧盟执委会给出了2011年、2012年分别达1.7%、2.0%增长的经济预测。与发达经济体忧心经济增长和失业率不同，新兴经济体普遍陷入到高通胀的困扰之中，为避免经济“过热”纷纷收缩货币流动性——自2010年起，印度已连续6次加息，回购利率达6.25%；巴西累计加息200个基点，目前利率水平高达10.75%；俄罗斯未加息，但其一年期存款利率在7.2%以上；中国政府虽然加息力度较弱，但连续7次增加存款准备金率，其19%的高位（大型金融机构）亦是史无前例。
对于“十二五”的五年来说，2011年既是中国经济起始之年，又是处于底部盘整之年。2011年中国经济的底部盘整，直接兆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经过2008~2009年的急速探底，2010年的探底回调之后，全球经济环境逐渐向好，为2011年中国经济的底部盘整提供了相对空间。在此环境下，中国政府采取相对从紧的货币政策，在抑制通胀过快增长的同时，也让已经复苏的经济亦不易出现过大的跌幅。
相对于2011年是“十二五”的底部盘整期而言，2011年的一、二季度之于全年，亦可能是底部盘整阶段，这一阶段因翘尾及热钱冲击的延续，通胀压力（可能在5%~6%区间）仍然存在，央行亦会继续加大对货币流动性的收紧，全年的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及加息政策亦会主要集中在此阶段。而进入三、四季度，在通胀预期逐渐走低（可能会进入3%~4%区间）的同时，央行可能会释放部分流动性，而经济增长在这个阶段亦会出现相对“升势”。
从当前仍然泛滥的货币流动性，我们可以感知2011年控通胀的压力——央行数据显示，2010年12月新增人民币贷款4,807亿元（致使2010年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7.95万亿元，高出年初设定目标4,500亿元）；而2011年第一周的信贷投放则更是来势汹汹，商业银行新增信贷近5,000亿元，超过2010年12月的整月信贷量；与此同时，2010第四季度新增外汇储备1,990.35亿美元，创单季度之最，亦为本已泛滥的货币流动性推波助澜（这其中，贸易顺差为625亿美元，FDI以300亿美元预计，如此算来，短期套利的热钱占到一半左右）。
鉴于此，为压制通胀加速的预期，中国政府在不过分伤及实体经济的前提下，正加大对货币流动性紧缩的力度——2010年12月底，银监会一度叫停商业银行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贷款；2011年1月14日，央行自2010年起，第7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冻结商业银行资金逾3,500亿元；2011年第二周，央行进行600亿额度的14天正回购，接着又增量3个月央票，以对冲当周公开市场1,110亿元释放资金的流动性；除此之外，央行还通过差别存款准备金的推行，在防范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同时，收缩各商业银行的信贷冲动。
“辞虎迎兔”之际，国际忧心经济增长的发达经济体与通胀压力临头的新兴经济体相伴而行，国内裹挟着“热钱”的信贷冲动与浓郁的货币紧缩政策交叉相搏，似乎均在暗示我们：2011年的中国经济正步入一个盘整期，渡过这个盘整期，中国经济的走势将更为明朗；而之于2011年全年，其第一、二季度又将是一个盘整期，渡过这个盘整期，第三、第四季度的中国经济走势亦会“升势”渐明。
潜在的隐忧
2011年之于十二五处于底部盘整的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的触底复苏之际，虽无大患，但隐患犹在——发达经济体是否会二次触底？金融开放的风险是否可控？从紧的货币政策会不会重创实体经济？
这些事关2011年中国经济隐患的变量，并非独立存在，它们彼此反馈、互为促进。而且宏观经济本身并非绝缘体，它们更与难以预测的地缘政治、大国外交、文化思潮，甚至天气变化相关联。而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点，如果骤然裂变，都会冲击中国政府之于2011年“底部盘整”的先行定位，将中国经济带入持续的衰退之中。
客观地说，作为小概率事件，2011年发达经济体出现二次探底亦有可能。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由两个因素导致：其一，美国为加大经济刺激力度，或为降低失业率以迎合大选所需，再度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5,000亿美元以上的QE3；其二，欧债危机持续恶化，将欧盟最为健康的经济体德国拖入其中，造成欧盟各国流动性过分紧缩，致使欧盟经济长期停滞（甚至出现欧元解体）。无可置疑，这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均会导致全球经济陷入到持续的危机之中。
无论是自身发展所需，还是国际事关人民币汇率开放的压力，我们可以清楚看到，2011年人民币国际化正在加速推进——1月，中行在美国开放人民币交易，这是继人民币在东盟、非洲、日韩、欧盟展开结算试点之后，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了人民币的结算布点；1月13日，央行发布“一号文件”，允许获批境内企业采用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推动了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开放；1月14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达到6.5891。虽然，央行采取了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倒逼国内金融机构的肌体健康，人民币境外交易的数额亦有限制，外汇局亦将打击“热钱”列入2011年的首要工作，但是在国内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的情况下人民币如果升值过快，“热钱”通过经常项目可兑换采取蚂蚁搬家式的方式悄悄进入，均会对中国金融安全和经济健康形成极大的挑战。
如果2011年美国持续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推出5,000亿美元以上的QE3，同时中国的金融监管跟不上金融开放的速度，导致“热钱”的大规模涌入、人民币升值过快，均将使中国的通胀水平产生阶段性失控。而通胀失控一旦产生，更为从紧的货币政策则必然出台，从而使“控通胀”、“保增长”两者之间失去平衡，对实体经济形成严重的打击。
诚然，2011年的中国必将与以上诸多隐患相伴而行，它们中的可测、不可测的风险均将给中国经济产生直接影响。但是，我们更有理由相信，2011年的中国在更为审慎、系统的经济政策的护航下，能够化险为夷；在全球经济逐渐向好的大环境下，2011年“中国热”将在“通胀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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