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批判

      通货膨胀批判             　　　　

清湖渔夫　　　　

内容提要：　　　　

近现代以来，还没有一个资本主义政府能够有效“治理”本国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属于分配范畴，是资本通过投机操纵的大众行为过程的产物。通货膨胀属于信用范畴，是资本对国家信用掺水引起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不是因果关系，仅存在某些相关性。　　　　

西方的通货膨胀理论都是一些概念性思维游戏，缺乏可靠的社会行为机制支持。西方经济学将通货膨胀与物价普遍上涨混为一谈恰恰是在资本控制国家并将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国家信用被滥用源于掌控国家政权的利益集团的私欲，自国家产生之日起就存在；在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国家政权转到资本利益集团手中，国家信用的被滥用和利用货币发行对国家信用掺水，就成为资本统治的基本方式之一。西方经济学利用货币数量论将物价上涨的责任转嫁到国家身上，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通过投机推动的物价上涨的代罪羔羊。所谓恶性通货膨胀过程也是国家信用的崩解过程。　　　　

就国家政权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工具性意义而言，资本利用货币政策有效管理和规范国家信用从来就不是真心的。运用货币政策来反通货膨胀在国家政权被资本左右的前提下，只会是一种徒劳和隔靴搔痒，通货膨胀与这些货币政策措施同时大行其道，但是各走各路。中央银行不能逼迫资本借钱去做一宗无利可图的生意，也不能阻止资本借钱去做一笔有利可图的买卖。　　　　

价格政策目标应该是对物价的波动进行调节，由着眼于货币转向管理住资本，对资本利润征税，对暴利征收重税；重构国家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利用税收对社会收入进行调节。　　　　

引言：通货膨胀治理的失灵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通货膨胀(Inflation)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亦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普遍上涨的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供远小于求）。与之相对的是通货紧缩。通货紧缩(deflation)指当市场上流通货币减少，人民的货币所得减少，购买力下降，导致物价下跌的现象。自纸币流通制度建立以来，通货膨胀，或者说物价反复上涨过程持续了近百年，几乎成为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顽疾和梦魇。各种所谓的通货膨胀的理论层出不穷，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更是花样翻新，以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为基本内容的的所谓宏观政策组合不停地改头换面，以货币“新政”的面目推出，换汤不换药。近现代以来，不仅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政府能够有效“治理”本国通货膨胀，更谈不上有效“治理”全球性通货膨胀！物价水平百年来却是毫不理睬一轮轮的反通货膨胀治理，反复地走向更高。治病重病理，要对症下药；没搞清楚是什么原因致病就开始下猛药，既愚不可及，又误世害人！而我国的的反通货膨胀同样也跌入了一个怪圈：在西方国家被大肆证明而屡试无效的所谓货币政策措施，却被我们的政府有关人士奉为圭臬，屡败屡试，既说明了国内的西方经济学的贤达们理论上的无能、无知和无奈，又白白浪费政府资源，更导致了物价上涨的长期持续而加重了普通百姓的困苦。西方的通货膨胀理论本身是一个搅混了信用问题和价格问题、并且为了掩盖资本的掠夺本质的伪科学体系。本文力图从资本和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个混乱的体系进行批判，为新的政策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第一部分：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行为经济学观点　　　　

大众行为过程中的价格上涨机制（注①）　　　　

按照行为经济学观点，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这两个概念背后的不同内涵和外延。　　　　

在货币化的市场中，市场价值是一种观念体系，市场价格则是价值的外在表现和标准化，市场价格的形成是一个社会化过程，市场价值和价格都是市场大众行为过程的结果。资本通过投机获得利润，同时操纵商品市场大众行为过程，对商品市场供给和需求进行两方面的控制和影响，创造市场价格过程和机制，市场价格在群体行为中形成。剩余价值是通过价格的实现的，是资本借投机之手操纵的市场大众行为过程来完成的。资本获取利润的过程同时也是价格形成的过程。　　　　

我们知道，商人资本和投机对市场价值和群体行为具有塑造功能。在完成必要的商品低价收购或者对低价商品来源获得足够的控制后，为了获得差价利益或者资本增值，商人资本会推动商品价格上涨，开始投机过程。在商品涨价过程之初，商人资本会根据市场里历史经验和已经塑造完成的市场理念或者市场价值，释放相关信息或者理由，这些信息和理由如果在市场参与者人群中已经熟识，那么随着消息和理由的发布，涨价就会被市场再次证明“合理”而自然而然。这种市场的既有理念，是一个奇怪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中，可能包括各种观念和想法，甚至还有某些复杂逻辑的理论体系，但是这些想法、观念和理论的合理性，不是由所谓的经济或者市场科学来证明的，而是由市场本身的历史经验来反复“证明”的，如所谓的“需求增加”导致“价格上涨”，一次又一次的“需求增加”的消息和理由发布，与在某个时间段上的“价格上涨”相对应。商人资本需要的只是价格上涨，在更高的价格上将商品卖出去。至于价格上涨的“原因”——“需求增加”是否真实，增加多少，只要市场相信这些消息是所谓价格上涨的“原因”就行了，其他并不重要。价格上涨的消息和理由，可以来自于既有的市场理念体系之中，也可以是新的市场理念。新的市场理念能否建立，并且被广大消费者认可，同样要通过涨价过程来证明，如果发布一次有关新理念的消息和理由并且价格随之上涨还不够，那么多发布几次消息或者理由，通过商人资本的主动买入提价和成交，反复来几次就“证明”了。　　　　

随着一次次导致价格上涨的消息的发布，交易价格的反复上扬，价格上涨的趋势在越来越多的市场参与者当中确立，消费者的趁“低价”买入和价格的上涨将反复自我推动和自我强化，商品交易量不断增加，一方面，交易价格不断攀登新高，另一方面消费者人群不断入市和扩大，在价格的高位形成消费者的买方市场。这个由消费者们自发集合而形成的买方市场，就是商人资本所需要的；消费者蜂拥而入，形成消费热潮和市场高潮，商人资本原先在相对低价收购的的商品则源源而出，市场的交易量更是骤增。随着商人资本的投机性卖出逐步走向尾声，商品高价套现活动结束，商人资本实现了商品到货币的转变，继续推高价格已经没有意义；同时由于“导致”价格下降的消息或者理由的露面，市场会转向下降。同样，因为“导致降价消息和理由”与价格的“联系”或者关联，市场的价格下降过程会自我强化，直到价格跌到商人资本认可的低价为止。商人资本在自身认可的低价区域，又开始缓慢的收购活动。在完成必要的商品低价收购或者对相对低价商品来源获得足够的控制后，新的涨价过程又重新开始。如此反复不已。　　　　

这些就是价格的市场波动过程和价格升降机理。物价上涨过程，也就是资本通过投机实现利润或者获得剩余价值的过程，这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和机制。　　　　

通货膨胀机制（注②）　　　　

通货膨胀则源于货币的观念化特征被发现，在西方也就是著名的“格雷欣法则”。通货膨胀并不限于纸币，但是由于纸币等观念性货币的容易制作和分解，所以在纸币和其他观念性货币上表现的更加充分。通货膨胀产生于货币经营业或者说早期的银行业，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为了利用存款并且尽可能放大地发放贷款以获取利息的信用掺水过程。银行券和银票是纸币的前身；在货币经营业者的经营持续的情况下，如果货币经营者发出的银行券或者银票能够保证见票兑付，那么银行券或者银票和金银一样，都能够行使货币职能，并且在所有持有者的观念中具有和金银同样的市场价值，发出银行券或者银票的货币经营者在这些人当中的信用也不会受到怀疑，这种信任不是来自于货币经营者的自我吹捧，而是在一次次的见票兑付金银的行为中和银行券或者银票一次次地在商品交换中被人所接受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在这种信任的社会氛围和行为过程中，货币经营者为了扩大利息收入以追求更大利润，开始在有限的存款的基础上扩大授信行为，更多地获得贷款利息，从而使外出流通的银行券或者银票，大大超过存入的金银量，在比较广泛的的市场信誉中不自觉地加入了自己的私利。银行券和银票的发行量，甚至达到库存金银量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更多地发放贷款以获取利息；纸币更多地表现为观念化的存在，生存于一种社会化的市场机制当中。所有的银行券和银票的持有人对货币经营业者的信任被一次次掺水了，这种掺入的“水分”，只要经过一次集中的同时的一群人的挤兑行为或者风潮，不仅会把水分挤干，而且相应的信誉也荡然无存，银行券或者银票成为废纸，膨胀的信用一朝崩溃，商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不得不重新回到金银之上。当挤兑发生时，大多数作为贷款发出的银行券或者银票，尚处于资本循环中，未能全部收回，货币经营者因为拿不出足够的金银兑付，被逼破产；或者某个对银行券或者银票有心的收集者，拿了一大堆库存金银不够兑付的银行券或者银票来夺去货币经营者的产业。信用和信用掺水都是人的行为的产物，也是资本逐利本性的结果，信用膨胀或者通货膨胀肇始于资本的无节制地追求利润的动机，通过发行银行券和银票来膨胀信用，获取贷款的利息。这是通货膨胀最初的形式，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个信用问题。　　　　

通过国家机构运行体现的国家信用或者说国家行为，本应具有公益特征。利用国家公权力为某个人群谋取利益，使得国家信用和国家行为脱离了国家公益的本来方向，从而忽视甚至损害这个国家的所有人的整体利益，国家就成为为某个人群或者某一部分人谋取利益的工具，国家信用或相应的国家行为的公信力会下降。这种偏离纯公益特征并且为某一部分人利益服务的国家行为，就是国家信用的滥用。在资本主义时期，资本首先通过市场对社会财富的生产与消费进行控制，并且利用国家信用被滥用和执掌公权力的人们扩张国家消费的倾向，逐步对国家行为加强影响和控制，将国家机构作为维护资本统治和进一步追逐利润的工具，国家信用在公益的幌子下被塞进了资本自身增值欲望的大量私货，国家信用因为资本的利益而被滥用，国家信用因此被大量掺水。　　　　

国家首先是作为受信者进入信用市场的。由于资本对社会财富的控制和在社会分配中占据绝大部分份额，越来越多的人群加入无产者的行列，仅能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资本主义的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仍然是资本所获得的利润；如果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能满足国家消费的需要，国家只能通过对外借债来暂时弥补财政赤字，借入资本化的货币才能维持国家机构的运行。因为资本对国家的经济命脉的控制，是国家机构运行的资源的最主要的提供者，对国家行为就有了决定性影响，国家行为也就有必要看资本的脸色，为钱着想；否则国家机构的生存和运转将难以为继。这样，国家信用就成为了资本增值的新途径和新方式，首先要满足资本的增值要求，国家要向授信的资本支付利息；其次，国家行为不仅要支付利息，而且要将资本的规则和体系在国家和社会的范畴上进行规定，作为国家的具体形式的政权以及被市场覆盖越来越深广的社会和人群必须置于资本的控制之下，以利于资本获取利润。再三，资本操纵国家行为对外发动战争，对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掠夺，也成了一种独特的资本循环方式，资本通过国债和税收为国家提供财力支持，国家对外采取行动，比如发动战争，所获得利益再由资本参与分配。这样，国家消费的扩张不仅依赖于资本提供的信用，而且国家消费还必须顺应资本增值的欲望而无止境地扩张，越来越大的国家债务使得国家行为越来越依赖于资本提供的信用，这也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债务越滚越大的根源。　　　　

国家其次是作为授信者进入信用市场的。在资本控制国家政权以前，银行体系的最后贷款者并不是国家或者中央银行，而是私有的大银行或者中央银行。银行券的发行集中在这些私有的大银行或者中央银行手中；这些私有大银行又通过代理国库，其银行券的发行获得国家认可并且通过法令强制流通。资本由此获得了滥用国家信用的自由，纸币开始大量发行。基于市场信用的货币在转变为依赖国家信用的纸币的同时，资本也就将货币经营业或者银行业中的利用货币信用掺水获取利润的方式植入到以国家信用名义发行的银行券之中，将国家信用开始掺水。发行货币意味着国家向资本提供信用，首先扩张的是以货币信用表示的资本总量；一方面，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让扩大的商品流通更加顺畅；另一方面，巩固和扩大资本优势，推动资本透过投机主导的市场价格过程，扩大资本获取利润和掠夺社会财富的份额。增加的货币量参加了资本的循环，资本通过吸收增发的货币加强自己在市场中的地位的同时，也赋予了这部分货币的增值欲望。资本对国家信用进行控制和掺水最露骨的例子莫过于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内森·罗斯柴尔德，他在控制了英格兰银行之后毫不掩饰地说：“我不在乎什么样的英格兰傀儡被放在王位上来统治这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谁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谁就控制了大英帝国，而我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他还说：“那些少数能理解这个系统（支票货币和信用货币）的人，要么是对这个系统所产生的利润非常感兴趣，要么就是非常依赖这个系统的施舍(政治家)，这个阶层的人是不会反对我们的。在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人民在智力上是不足以理解基于这个系统所衍生出的资本所带来的巨大优势，他们将承受压迫而且毫无怨言，甚至一点都不会怀疑这个系统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大量纸币增发的结果，日益侵蚀和动摇以黄金为纸币发行储备并且能够以纸币兑换黄金的货币体制。在此方面最具标志性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过程，黄金彻底退出货币流通领域，美元纸币的全球信用完全由美国资本控制的国家信用作为支撑。就货币经营业者而言，信用过度掺水的后果是其自身的破产，而就国家信用而言，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给美元掺水的后果，只能是美国采取赖账的国家行为，不再承担以美元兑换黄金的国际义务。美元自此以后的通货膨胀更加猛烈，更加没有约束。因为资本的追逐利润的无休止动机和行为带来的一切社会后果，在资本对国家政权的运行完全控制的条件下，被资本通过国家体制向国家范围内的市场人群转嫁，这些后果都由国家来最后付费。资本不断给国家信用掺水，国家也就不断地为这些无止无休的市场危机买单，这也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信用膨胀或者通货膨胀有增无已的深刻根源。　　　　

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　　　　

西方的所谓“通货膨胀”，是以他们传统的供求模型以及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分析基础的，而供求模型本身，与实际的市场过程严重不符（注③）。并且“通货膨胀”理论还将信用问题和价格问题搅混在一起，顽固地认为物价上涨是由于通货原因引起的，于是就将通货膨胀定义为一国物价普遍且持续上升的现象。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搅混蛮缠。在资本通过投机主导的大众行为的市场过程中，资本对市场需求和供给是双向控制的，一方面，通过低价收购对生产的商品进行选择，控制商品进入市场的数量和节奏；另一方面，通过操纵市场观念和看法，引导市场价值形成和变化，证明资本获取利润的价格的合理性以及价格会持续上涨的合理性，将消费者持有的货币吸引到市场中来，推动消费者的追买行为，强化价格上涨过程，发掘市场需求。在整个过程中，资本力求保证供给和需求的匹配，并且以市场需求作为吸收生产供给的限制。在整个价格上升的过程中，供给和需求是同向增长的，彼此增长的的节奏服从于资本通过投机获取利润的需要；买进低价优先，卖出高价优先。而在整个价格下降过程中，因为消费出现饱和，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现象就会出现，但是实际能够进入市场并且交换的商品，仍然以商业资本应投机需要的低价收购为限；高生产价格的商品因为市场选择的低价优先而被赶出商品交换和流通之外。随着价格下降，商品到货币的转换过程中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都在下降。　　　　

在物价上涨的过程中，由于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不断增加，同时商品价格不断上涨，在商品交换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也在不断增加，这是商品交换的现实需要，在这里商品数量、商品价格以及商品交换价格总额都在上升；即便是价格停滞，如果商品数量增加，也可能要求参与商品交换的货币增加。很显然，是商品交换的价格总额的增加直接推动了货币数量的增加，而不是相反；但是由于商业信用交易的存在，由于商业信用链条的长短和商业信用数量的大小，商品交换价格总额增长和实际需要的货币量或者说货币信用的增长并不同步；而且资本循环的快慢和货币流通速度也会产生影响。　　　　

商品交换价格总额在市场中的不断增长是货币需要量增加的动因和必要条件，货币经营业者也只能在商品交换价格总额不断增加的这个机会和空间进行通货膨胀，通过利息方式分割资本获取的的利润。如果说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之间存在关系，可能也是极不稳定的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在这里，随着物价上涨，逐步扩大的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过程同时也是信用逐步膨胀的过程，信用膨胀因为商品交换和流通的扩大而膨胀，是商品交换和流通吸收了增加的货币。因为物价上涨的持续，是资本通过投机主导的大众行为过程，整个过程在一般的资本看来，能够获得更多的获利机会，因此引起社会资本向这个过程集中，资本集中的过程本身就是信用膨胀的过程，货币信用如何膨胀，不仅受到商业信用和货币信用的构成比例影响，而且受到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对授信的选择当然是从较低利率的信用开始，然后转向高一些的利率的授信，这是中央银行再贷款能够发放出去的先决条件。如果中央银行提供的是一笔有限的纸币信用，这笔有限的货币信用因为利率较低的原因，会被优先使用，然后才轮到更高利率的货币信用和商业信用进入市场过程。物价上涨过程中的资本通过投机获取的利润率水平，决定了参与市场过程的信用的利率上限，更高的利率授信将不会被使用。相对于社会资本总量而言，如果中央银行提供的货币信用的比例相当有限，商品在物价上涨的过程中仍然会吸收这些货币信用，资本通过投机主导的大众行为过程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价格上涨到自我强化的市场过程能够达到的高点为止，随后进入下降的市场过程，价格维持升降循环。中央银行增发的货币，只不过使社会资本的过剩状况有所加重，在社会资本中更多的较高利率的资本未必会被使用。　　　　

物价上涨过程和通货膨胀过程都是因资本投机的需要而产生的，物价上涨发生于商品交换市场，通货膨胀则发生于货币信用市场。资本通过投机在商品交换市场获取利润，在信用交易市场获取利差。利息是对利润的分割，利息的实现是以利润的实现为前提的。通货膨胀过程本身是社会资本集中和参与物价上涨的市场的过程，物价上涨过程为货币信用膨胀过程提供了可能，而不是相反；即使是在中央银行不增加货币供应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因为市场中的资本的牟利机制仍然存在；中央银行在原有的社会信用规模基础上以低于市场大部分利率的条件向市场强行注入一定量的新货币，将会引起信用替代，从而加重社会资本过剩的状况。物价上涨过程是资本获取利润的基本方式，通过投机，通过物价上涨，资本竭力地扩大自己的利润。通货膨胀是资本的增值机制在信用市场的产物，通货膨胀对物价的可能影响不是因为通货膨胀本身，而是因为资本的利润动机，必须经由资本通过投机主导的大众行为的市场过程。　　　　

纸币的价值 　　　　

与金银相比，纸币自身的价值更加具有观念性特征。纸币因为国家信用被接受，其自身价值却不是国家信用所规定，而是依赖于资本通过投机主导的市场过程。一个商品的价值通过纸币来衡量，体现为商品价格，由资本通过投机主导的市场大众行为过程，将商品价值发现于一组变动的价格过程之中，通过一个个交易行为来表现。纸币因为这种社会化的过程而存在和被广泛接受。纸币本身的价值和商品价值在这种交换过程中被相互界定，两者均内涵于价格过程之中。纸币作为市场商品交换的中心，同时与千千万万种商品发生转换，其价值和这千千万万种商品的价值一样，都是通过市场过程来确定。纸币的价值，就存在于千千万万个交换行为中。纸币的数量和物价之间并不是一种算术关系，而是一个社会过程，纸币通过市场的大众行为过程，与商品交换，被整个市场体系吸收，纸币与商品之间的数量关系或者说价格也在相互变动。　　　　

第二部分：通货膨胀批判　　　　

尽管在西方经济学中的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是混为一谈的，但是为了批判论述的方便，我们暂且沿用通货膨胀指代物价上涨的称谓。西方经济学对通货膨胀的解释，大致分为三种类型：需求拉动性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和结构性通货膨胀。西方经济学对各种类型的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都是以供求模型作为理论基础的，这种理论基础，因为供求关系影响价格波动的命题的的虚幻性，使得人们对通货膨胀问题的思考和理解步入歧途。　　　　

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demand-pull inflation)——通货膨胀发生于因GDP所产生的高需求与低失业，又称菲利普斯曲线型通货膨胀。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无法成立。在市场中，投机的完成过程是价格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在资本主义过程中，因为剩余价值的存在，或者说资本利润的存在，资本无偿分配社会产品和财富，同时进行资本积累，生产能力过剩具有长期支配性。在任何一个新产品的消费高潮期后，新产品迅速向全社会普及，消费会出现饱和；同时新兴产业的资本流入和生产能力扩张，是为了满足新产品的消费高潮而进行的，在消费高潮过后，市场需求总量会回落至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主要来至于产品的新旧更替，而物化的产业资本和生产能力因为路径依赖无法缩减，商品的供给能力会出现过剩。换言之，市场需求长期超过市场供给的局面难以出现。即使是在产业周期或者经济周期的上升期，价格上涨，是资本通过投机为了获取差价利润而创造出来的：通过产业资本循环，资本控制了市场的供给方面；通过对市场理念和价值的塑造，将大量的消费者网罗到市场中来，创造和控制了市场的需求方面；通过投机，推动了市场的需求和供给的同向增长和价格的上涨，在以资本通过投机操纵的大众行为过程中实现市场供求的的双向匹配，实现“商品到货币的惊险跳跃”。市场供给的扩张，仍然依赖于资本对市场需求的组织和创造；迅速增长的需求很快就被产业扩张所填补，而生产过剩的产品，会难以实现商品向货币的转换。资本对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双向控制，是为了通过投机获取利润的需要，在更高的价格上寻找需求，将产品卖出去；而不是抛弃利润企图，去满足什么不断增长的需求。价格上涨从来就不是由于需求推动，而是由于资本的投机推动。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cost-push inflation)，又称“供给震荡型通货膨胀”（supply shock inflation），是指在没有超额需求的情况下由于供给方面成本的提高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持续和显著的上涨。西方学者认为，来自供给方面的冲击主要是受国际市场供给价格和数量的变化，农业的丰欠以及劳动生产率变化而造成的“工资推动”或“利润推动”。工资推动通货膨胀，是指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市场造成的过高工资所导致的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利润推进通货膨胀是指寡头企业和垄断企业为保持利润水平不变，依靠其垄断市场的力量，运用价格上涨的手段来抵消成本的增加；或者为追求更大利润，以成本增加作为借口提高商品价格，从而导致价格总水平上升。　　　　

在大众行为的市场过程中上，工资-价格螺旋机制是不存在的，就工资而言，只是成本价格或者生产价格的一部分，这种生产价格，仅存在于商品所有者的观念中，以投入的货币予以计量。至于商品能不能卖出去，以什么价格卖出去，不是商品生产者说了算；即便商品生产者心中怀揣着成本价格，还是得到市场中去寻找买家，最后的成交价格是多方寻找比较、与买家讨价还价的结果，这个成交价格，可能高于成本价格，也有可能低于成本价格。工资上涨，可能是作为卖方的商品所有者提价的理由，但是这个理由，必须为商品买方所接受，否则只能算是卖方的商品所有者的个人主张。以工资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成本价格，存在于商品所有者心中；而市场价格的形成，却要经历一个社会化过程，这是两者的本质不同。在价格的持续上涨中，会出现工资的渐次提升的情形；首先，工资的提升，常常滞后于价格的上涨，在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中，工资的被迫提升是因为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是对资本主导的市场价格过程的分配结果和份额的反复再调整；其次，工资的提升，是因为物价上涨的结果，而不是物价上涨的原因。　　　　

利润，作为资本的追逐目标，其实现是大众行为的市场价格过程的结果，而不是价格上涨的原因。资本在市场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价格上涨，是资本通过投机为了获取差价利润而创造出来的：在通过投机操纵的大众行为过程中实现市场供求的的双向匹配，实现“商品到货币的惊险跳跃”。资本具有投机的内在冲动，利用其在市场的主导地位，在投机中可以压低收购价格，也可以抬高销售价格，即使是垄断价格的形成，仍然受到市场的限制，受到资本循环的限制。在收购价格上，市场上起主导作用的资本会受到产业资本利益的抵抗，市场优势是相对的；在销售价格上，会受到消费者的财力限制，消费者实际发生的购买行为和商品交换的价格总额将直接决定资本循环的实现程度，这一点在资本循环中更加关键。商品提高报价可以是商品卖方单方面的意愿，和其他无数由商品卖方找出的加价理由一样，以成本增加作为价格上涨的理由可以反映在这个意愿之中，但是这个报价需要商品的买方来认可，买方必须拿货币并且通过交换行为来认可。如果没有在这个报价上的商品交换行为，商品向货币的惊险一跳就不会发生，商品卖方的加价就没有任何意义。　　　　

结构性通货膨胀　　　　

结构性通货膨胀（structural inflation）是指由于一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在整体经济中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但却有相同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因此，当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较高的部门货币工资增长时，就给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部门形成了一种增加工资成本的压力，因为尽管这些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较低，但各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却是一致的，在成本加成的定价规则下，这一现象使整个经济产生一种由工资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这一理论实际上仍是对前两种理论的修改与综合。　　　　

产业资本循环对市场的大众行为过程同样具有依赖性，产业的扩张和收缩，依赖于市场价格，并且随着价格过程的涨跌进行。和产业周期一样，经济周期的扩张和收缩，仍然是资本推动的社会化的大众行为过程。在一个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体系中，经济周期的出现，一般和一个甚至几个的产业周期的发生有关。物价水平的上涨，未必是所有产品或者消费品的上涨，在周期中的新兴产业及其相关联产业的产品价格上涨是导致物价水平总体上涨的主要原因，资本通过投机获取利润是每一种商品各自上涨的直接动力。产业和经济均衡只存在于西方经济学者的个人观念中，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资本对利润的永恒追求，导致社会财富分配极为不平衡的结果，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也就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产业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常态，产业之间也会发生经常性的相对变化，从而导致不同的大众行为过程和市场价格过程，一些产业也就会发生相对幅度较大的价格上涨，产业之间的价格相对变动是资本循环在这些产业发生的结果。　　　　

停滞膨胀　　　　

停滞膨胀（stagflation）是指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交织并存的现象。简称滞胀。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经济停滞，包括危机期间的生产下降和非危机期间的经济增长缓慢和波动,以及由此引起的大量失业;另一方面是持续的通货膨胀。西方经济学家把停滞（stagnation）和通货膨胀 （inflation）两词合起来，构成停滞膨胀（stagflation）这一概念,就表明两者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由于资本的积累与集中，特别是对中小资本的掠夺，垄断资本在市场中的统治地位得到空前加强，同时，在产业资本领域，商品生产也形成垄断。为了维持产业资本的循环，为了维持成本加利润的商品出厂价格，商人资本的对商品收购价格压低受到了已经形成垄断的产业资本更强的抵抗。这样，为了维持商人资本的投机利润，商人资本通过投机操纵大众行为的市场过程，只能将市场价格推向更高。但是在市场价格持续走高的过程中，对市场更高价格的接受，受到了市场参与者收入的限制，工资因为资本对社会财富分配比例的维持和巩固而提高相对较慢。这样，能够实际参与市场过程的消费者数量，无法形成在市场高价区的足够资本投机卖出商品的买方市场，商品到货币的惊险跳跃只有其中一部分成功，未能转化为货币的商品只能在市场中待售，一方面，资本循环的时间因为循环受到阻滞而延长，另一方面垄断性卖方维持普遍高价而消费者因为生存的需要对价格别无选择，价格居高不下。在生产上，产业资本因为资本循环受阻，部分工资对劳动力的购买会中断，同时因为被迫关闭过剩的生产能力，导致失业增加；由于失业增加，市场消费会进一步萎缩。消费实际形成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始终具有关键性作用。资本主义生产相对于消费而言过剩始终是一个常态，试图对抗经济周期的信用扩张或者信用膨胀在这里似乎熨平了价格的大幅起落的周期性循环，但是社会资本循环的周期性萎缩仍然无法改变；信用膨胀越多，等待在资本循环最后关口——商品向货币的跳跃——的商品量就越多，因为劳动者收入的相对下降和失业的增加，资本循环就会越来越慢。这样，短期内因为资本循环缓慢，能够成功实现循环的资本总量越来越少，经济处于实际上的停滞和下降。西方国家石油危机后的滞涨，表面上看，是因为能源价格大幅上升而引起的商品比价结构体系调整和重置，实际上是垄断资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或者说在社会财富中占有的既有比例，利用垄断地位推高和维持垄断高价，由此引起社会资本循环因消费方面的原因的萎缩，同时社会消费也在相对下降。信用膨胀因为贷款发工资的原因而缓和资本循环的阻滞，同时也会延长等待商品向货币转化的循环的资本总量。　　　　

通货膨胀预期　　　　

通货膨胀预期指公众对后一段时期内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及其幅度大小的事前估计。预期行为本身具有主观性，但人们进行预期所依据的却是客观事实。在通货膨胀预期中充分考虑政府政策的作用是现代预期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胀预期是导致通胀的重要原因。一旦消费者和投资者形成强烈的通胀预期，就会改变其消费和投资行为，从而加剧通胀，并可能造成通胀螺旋式的上升。这种预期导致的对产品和资产的需求会导致此类资产价格加速上涨。而这些产品或资产的价格一旦形成上涨趋势，会进一步加剧通胀预期，从而进一步加大购买需求，导致通胀的螺旋式上升。　　　　

在市场中，资本和投机对市场价值和群体行为具有塑造功能。在商品涨价过程之初，商人资本会根据市场里历史经验和已经塑造完成的市场理念或者市场价值，选择性地释放相关信息或者理由，这些信息和理由都是在市场起主导作用的资本希望参与市场的人群看到的，并且按照资本的愿望被参与市场的人群理解为价格上涨的根据，如过去一段时期中物价总水平变动的情况和发展趋势、整个经济发展变动的趋势、政府所宣布的将要执行的各种经济政策、主要是物价和货币政策、政府贯彻政策的可信程度等。这些信息和理由，支持了资本的提价行为，促使市场参与者按照新的价格进行交易。一个个的消息和理由的发布和一轮轮的价格上涨在市场里相互印证，在参与市场的人们中间价格上涨的看法就会流传得越来越广泛，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市场中来，趁现在的“低价”买进，直到与这些商品有关的投机者和消费者全部加入买入行动为止，这是一个阶段性自我强化的市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关于价格继续上涨的看法就是预期，这种预期和价格上涨之间是相互强化的，直到没有在更高的价格水平上出现交易行为为止。关于预期的概念，是西方通货膨胀理论中的一个合理成分，它实际上反映了对商品的市场看法的变化和大众心理因素，也就是商品的市场价值；商品的市场价值存在于一个个交易行为产生的一组价格当中。预期是资本通过投机操纵价格的需要所创造和推动的；在这里，资本并不要求这些信息和理由的科学性，资本要求的是通过这些信息和理由的发布，推动一个资本希望得到的大众行为过程。预期是所有的市场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仅在价格上涨的过程中存在，而且在价格下跌的过程中存在。　　　　

恶性通货膨胀与国家信用崩溃　　　　

恶性通货膨胀在西方经济学中没有一个普遍公认的标准界定。一般界定为每月通货膨胀50%或更多，但很多时候在宽松上使用的比率会更低；多数的经济学家认为的定义为“一个没有任何平衡趋势的通货膨胀循环”。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将国家政权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资本自身产生于市场并且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又通过国家将社会置于控制之下，从而为资本的获取利润服务。资本对国家的控制具体表现为特定的资本利益集团对国家行为的操纵。纸币的广泛流通为资本利益集团滥用国家信用，对国家信用掺水提供了更加宽广的余地；一方面，通过国家增发货币，强化资本在市场上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极力地扩张国家消费，在强化对社会控制的同时为资本牟利提供更有利的条件，掠夺社会财富，如美国国债的持续扩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对外发动战争，通过战争抢劫其他国家的资源和财富，同时也是为了支持美国庞大的军工产业集团的生意。恶性通货膨胀仍然发生于资本主导的大众行为过程，由于物价在有限的时间内上涨到甚至是天文数字，导致了纸币对市场价值而言已经失去意义，既有的市场体系和市场中的商品交换关系已经崩解，作为纸币被广泛接受基础的国家信用实际上已经崩溃。这种国家信用崩溃，是国家行为、资本行为和大众行为共同促进的。　　　　

恶性通货膨胀一般发生在生产能力相对有限和物资匮乏的条件下，肇事因素是大规模战争和灾难过后的国家消费大规模扩张，国家发生庞大的财政赤字，与普通大众在商品领域发生的竞争行为，抢夺资源，一战后的德国、二战后的匈牙利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政府都是这样的情形。在资本主导国家政权的条件下，国家行为只能为资本利益服务。就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分配而言，大资本或者垄断资本因为反复的利润积累以及对中小资本的吞并和掠夺，占有社会收入或者财富的绝大部分，社会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收入在维持生存之外所剩无几。庞大的国家财政赤字的弥补首先考虑的是发行国债，向资本利益集团融资；在资本利益集团无力或者拒绝购买新的庞大国债的和税收杯水车薪的情况下，为了维持政权的运行和统治，国家就只剩下滥用国家信用之一途，开始大规模发行纸币，从商品市场抽吸必要的资源。在国家用新发行的货币直接从资本控制的生产商和销售商购买商品的情况下，资本占有的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就被国家使用和消费。资本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权的行为心知肚明，为了维护资本集团自身的利益，在市场上对商品加价出售，开始推动涨价过程，减少和向社会大众转嫁损失。在这里，国家是作为市场参与者出现的，国家持续地在越来越高的价格上购买商品，其行为向市场验证了商品涨价的合理性，其他商品购买者只能按照新的较高的商品价格成交，反复频繁出现的交易行为推动了价格上涨和商品成交金额的不断扩大，促使了涨价预期的形成，所有的市场参与方都对价格看涨。国家因为价格上涨，为了收购必要的商品资源达到消费目标，只能发行更多的纸币来参与抢购。资本利益集团会利用卖出商品收回的货币，加大商品的囤积，同时进一步提价。国家之外的其他商品购买者随着涨价预期的形成会引发抢购风潮，首先是提取存款，这会引起银行信用的逐步萎缩，其后是要求增加工资；有限的商品因被集中购买纷纷进入消费领域，或转化为人们的生活物资储存，同时人们短期具有的能够买入商品的货币（包括提取银行存款的部分）迅速减少，后续的买入只能靠工资维系。由于涨价预期的确立，资本利益集团不断提价，同时囤积商品，控制商品出售节奏，尽量推迟商品向货币的转换，以避免价格上涨过快而卖出过早带来的损失；甚至坐拥大量实物商品而旁观价格起飞。商品价格的迅速上涨同时使货币贬值加速，纸币变得越来越烫手。国家争夺资源的货币发行也越来越快，数量也越来越大。出现在市场的商品会以不可思议的价格和速度迅速从市场消失。商品标价的巨大的数额使纸币完全丧失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功能，人们关于纸币和万千种商品的交换比例的经验和观念荡然无存，纸币在越来越烫手后被广泛拒绝，大量流落在个人手中的纸币成为废纸。实际需要的商品交换会再选择人们接受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如金、银或者外币，甚至发生物物交换。商店有价无市，银行除了空荡荡的物业之外人去楼空，社会生产停顿下来，失业大量增加并且劳动者最先变得一无所有而面临生存威胁。所有的经济关系就此断绝，市场消失，国家的权威丧失和政权的运行难以为继。物价的飞涨过程摧毁了经济，市场所有的各方几乎全部被打击，但是就剩下的社会财富的占有而言，向资本利益集团高度集中；在国家弥补财政赤字的货币发行中，资本利益集团作为商品供给者，通过持续地提价、囤积实物财富最大限度维护自己的利益。国家实际上是与无数百姓争夺有限的资源，结果未必能如所愿。　　　　

物价飞涨导致纸币成为废纸的国家信用崩溃过程与正常的大众行为过程中的市场价格升降循环过程不同的是：前者是在物资相对匮乏的条件下发生的，国家的财政赤字过大直接采取货币发行从市场抽吸资源，资本为了继续保有其占有社会财富的份额，在囤积居奇的同时利用涨价机制向市场大众转嫁损失，由于货币发行已经失去必要的约束，国家在资本操纵的涨价过程中持续扩大货币发行收购一切能得到的资源，由于货币相对商品的快速贬值，作为资本主义在生产过程的劳动者因为持续的物价飞涨而失去生存的必要条件，凝聚在纸币上的国家信用在全社会范围内崩溃。而正常的大众行为过程中的市场价格升降机制，则是发生在有限的商品种类和市场范围，在社会对商品的消费暂时达到高峰后价格会转向下降，这个过程中的社会生产的其他行业的商品因为生产能力过剩，消费早就饱和，价格处于稳定甚至下降之中；市场总体的物价水平仍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纸币和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国家信用崩溃过程与正常的大众行为过程中的市场价格升降循环过程之间，相同的是涨价过程都是由于资本发动的。　　　　

物价飞涨导致纸币成为废纸的国家信用崩溃过程与正常的大众行为过程中的市场价格升降循环过程中市场有关各方的行为特征也具有明显的不同。正常的大众行为过程中的市场价格升降循环过程中，国家也可以作为消费者和信用授受者进入市场，相对整个市场而言，参与的消费量有限，提供的信用加强市场中资本的优势，信用有退出市场的机制；资本利益集团为了投机获利推动价格上涨，在价格的高位创造一个集中的买方市场，尽量卖出商品实现资本循环，随后操纵价格下降的市场过程，利用整个过程给商品界定市场价值；劳动者是作为消费者进入市场的，在价格上涨过程中有涨价预期，在价格下降中有跌价预期，市场的群体行为被资本引导和操纵，追涨杀跌。在国家信用崩溃过程中，国家作为市场消费者对国家信用滥用和过度掺水，放任货币发行，政府严重不负责任；资本利益集团采取自保行为，囤积居奇，放任并且推动了涨价过程无止境地发展，即使是物价发展到某个水平也未发生较大规模的物资抛售以便商品和纸币的关系经过大幅调整后趋于稳定；劳动者形成和积累了涨价预期，自保性质的群体性的抢购行为成为风潮。资本因此失去了市场，劳动者因此失去了工作，国家政权未必能够得到足够的物资，却失去了信用而成为这个国家所有人的怨恨对象。以纸币联接起来的市场市场因此崩解，出售商品的价格标签上的可以随时加上几个零的天文数字传递的信息只有一个：不收纸币！　　　　

通货膨胀批判的小结　　　　

资本在商品市场通过投机获取利润是价格上涨的根源和直接动力，几乎所有的资本循环都依赖于这个过程，利用商品差价不劳而获，是资本的利润的本质。信用产生于商品交换和流通，利息的出现是信用资本化的结果，从而所有的信用都深深地浸透了资本的本色。是市场价格过程和资本循环过程引发了信用的循环过程，以信用形式出现的资本，只是被资本循环过程吸收；就缺乏利润生成并且不能向信用资本分配利息的资本循环过程而言，信用资本无法被吸收和广泛使用，也就不会发生信用膨胀。西方经济学将通货膨胀与物价普遍上涨混为一谈恰恰是在资本控制国家并将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之后，资本通过操控国家的纸币发行，将国家信用肆意玩弄和掺水，从中谋求利益，同时利用货币数量论将物价上涨的责任转嫁到国家身上，国家政权就成为物价上涨的代罪羔羊，而物价上涨的罪魁祸首——资本就被掩盖。对资本而言，市场是一个魔方，只有价格波动，资本才能利用投机获取差价，也就有了利润。国家信用被滥用源于掌控国家政权的利益集团的私欲，自国家产生之日起就存在；在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国家政权转到资本利益集团手中，国家信用的被滥用和利用货币发行对国家信用掺水，就成为资本统治的基本方式之一。弥补财政赤字的货币发行，是国家政权为了维护自身存在和运行的需要而与资本利益不一致甚至发生冲突的结果，起因于在特定经济状况下的国家政权不能给资本带来利益，以致于资本不愿意对国家融资；国家政权只是资本的工具，资本不会为了工具而殉葬；国家信用被滥用和信用被掺水的所有被积累的后果都暴露出来，由这个国家的所有人群来承担，货币大幅贬值甚至成为废纸不过是国家信用崩溃的经济上的活剧。　　　　

第三部分：货币政策批判　　　　

在任何关于价格上涨的过程中，资本都是主要的策动者和控制者。西方经济学将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混同，是在资本获得国家货币发行权之后出现的。就国家政权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工具性意义而言，资本利用货币政策有效管理和规范国家信用从来就不是真心的。资本主义国家干预，肇始于“罗斯福新政”，其政策的思想依据来自于北欧学派，实际上还是将国家信用作为工具挽救资本主义体系，借尸还魂于国家信用来维持市场信心，利用国家公共投资来部分启动就业，复苏资本循环过程。西方的通货膨胀理论将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混为一谈，其意图在于将资本造成市场问题的责任推给国家；在资本获得国家货币发行权的条件下，几乎所有的国家信用的滥用和对国家信用的掺水，都与资本的利益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表面上冠冕堂皇的货币政策只不过是转移大众视线、避免国家对资本采取实际措施、掩盖资本通过价格上涨获取利润的实质的烟幕弹和遮羞布。运用货币政策来反通货膨胀在国家政权被资本左右的前提下，只会是一种徒劳，通货膨胀也就与这些货币政策措施一起大行其道。　　　　

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和再贷款　　　　

公开市场业务是西方货币政策工具之一，其主要方式是通过中央银行的有价证券买卖来提供和回笼货币。就整个信用市场而言，国家只是信用市场的一个参与者。中央银行通过买进有价证券，提供货币，向市场提供国家信用。在这里，中央银行只是从某个证券市场参与者手里将证券买过来，至于卖出证券的市场参与者拿到这笔货币后去干什么就和中央银行的意愿无关，是参与一个商品或者资产的买进过程，还是加入某个商品或者资产的做空过程，是拿到这笔货币的人的自由；即使这笔货币的总额较大，在市场上也没有一个有效的社会行为机制，将这笔货币赶向某个商品市场，而且恰巧这个商品正在演绎某种价格上涨过程。如果中央银行卖出有价证券，回笼一部分货币，那么同样因为不存在相应的能够只指引商品或者证券的市场价格下降的有效行为机制。在这里，公开市场业务只是中央银行的一种一厢情愿的举动，作为主导价格升降过程的资本以及众多的市场参与者，是不是能够理解中央银行样的苦心并且采取某种市场行动，那要看这种被中央银行指望的行动能否符合市场相关各方的利益和牟利动机。　　　　

与公开市场业务稍有不同的是再贷款和再贴现业务。就再贴现业务而言，它是对商业信用的一种替代，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商业汇票或者说期限债务，作为一种交换媒介，已经被创造出来，贴现获取银行现金，只不过是商品交换的价值转移最终完成，既有的商品交换价格早就确定。贴现和再贴现只不过是商业信用转换为银行信用和国家信用，对市场的信用总额而言，不会产生增加或者减少。再贷款来自于银行向中央银行的申请，中央银行也因此增加了货币供应，而就信用市场而言，只不过是增加了一笔信用，因为再贷款的利率一般比存款利率低，所以会被银行优先使用；如果再贷款利率高于存款，银行宁愿从其他地方去吸收存款，以满足自己的放贷需要。再贷款的发生，在社会信用不足、也就是社会资本全部被吸纳进资本循环过程的情况下，会增加社会信用总额，此时不仅低利率的资本被使用，而且高利率的资本也被使用。在社会资本长期过剩的情况下，再贷款的发生，只会替代在利率要求序列中较高水平的资本，利率较高的资本会被替换出来，退出资本循环过程。再贷款和再贴现和公开市场业务一样，在货币投放后，根本就无法确定货币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市场行为机制，在货币回笼时，事先也无法知道这些货币来自于什么样的市场过程。　　　　

存款准备金政策　　　　

存款准备金政策对银行业的影响巨大，存款准备金率的升降会直接影响银行放款的收缩和扩张。我们知道，银行业处于信用市场的中心环节，是信用投机的主角，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具有扩大放贷的冲动和膨胀信用的内部机制；因此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对银行的信用膨胀具有调节作用。在存款利率既定的条件下，如果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会引起银行放款总额的收缩；为了保持原有的利润水平，银行有提高贷款利率的要求，以弥补存款准备金率上升而缴存中央银行的部分存款的利息；如果银行提高贷款利息，会诱使部分存款流出银行，进入直接融资市场，这就是信用脱媒。如果存贷款利率都处于管制状态，存款准备金率的上升，除了收缩银行放款规模外，银行利润下降可能是另一个后果。而存款准备金率下降，就会发生相反的情形。就整个信用市场而言，为了维持既有的资本循环，信用结构能够发生调整；间接融资的收缩会导致直接融资的扩大，反之亦反是。　　　　

利率　　　　

利率是资本在信用领域的价格。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展，暂时游离出商品交换和流通的货币，因为信用市场的发展而被资本化，由窖藏货币向生息资本转化，这种转化的最直接的结果是储蓄存款或者其他存款，并且由此建立起庞大的信用市场，因此在资本化的世界，通过提高利率来扩大信用总量努力也就走到了尽头。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资本的再生产始终是扩大的再生产，而劳动力的再生产基本是简单再生产，就整个市场和经济体系而言，资本始终处于过剩的状态。资本的使用是以资本能够获取利润为前提的，在一个资本主导的大众行为的价格循环和资本循环过程中，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是伴随着产业资本循环的扩张和收缩进行的，利率的上升和下降只是说明作为信用参与资本循环的资本要求更多或者更少的利润分配份额，但是这种利息的实现，是以资本循环正常为前提和基础的！在资本循环过程中，对信用资本的吸纳和使用，无疑是贯彻低利率优先原则，利率提高和降低不会导致资本循环变化，只会导致相对较低利率的资本参与循环。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虽然以国家信用的形式出现，但是在社会资本过剩的条件下，中央银行也仅仅是货币信用市场的一个参与者，再贷款有可能替代其他货币信用而被资本循环吸收，将其他货币信用挤出资本循环领域。就一个产业周期的上升阶段而言，信用的膨胀或者说对信用资本的使用，受到产业循环本身的限制，因为产业扩张以产品的消费饱和为限；在此过程中的利率上升，不会引起信用收缩，而是会维持必要的信用资本使用量，只是利润的分配结果会发生变化；而且就更多的处于周期性下降的产业而言，由于资本循环处于收缩之中，信用资本是从这些产业流出而不是流入。因此利率的升降不会改变社会资本的流向，也不会对物价的升降产生影响。西方经济学关于利率的经济结构调节理论和反通货膨胀理论都是站不住脚的。　　　　

所有的货币数量论者和将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混为一谈的人，将货币或者通货指为物价上涨的原因，而且相应的理论和方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行其道，各种所谓的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工具屡试屡败也能成为资本和国家的最爱，不外乎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动机：掩盖资本通过投机获取利润才是物价上涨的根源和动力的本质。这些人将国家推出来作为代罪羔羊，更加证明了是资本主导国家，而不是国家主导资本，国家政权已经成为资本的工具。同时，他们也忘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央银行不能逼迫资本借钱去做一宗无利可图的生意，也不能阻止资本借钱去做一笔有利可图的买卖。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物价上涨从来也没有理会过什么货币政策，徒劳的货币政策的屡试无效的结果就是货币政策执行者要么抱怨市场机制不健全，那些在市场中的人们没有理睬他们；要么就是换用以前也不怎么灵光的政策工具，换上某种他们自己都不知所云的新概念和新词汇，尽管心中无底无奈还是将把戏继续玩下去！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所谓“通货膨胀”，是一些社会资本对粮食、蔬菜和其他日用消费品的轮番炒作引起的，从炒作的品种来看，其中明显含有境外资本策动和参与的因素，以破坏人民基本生活的稳定，同时谋取暴利。到今年年中为止，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加息和堪称猛烈的存款准备金政策，但是各种消费物价的轮换炒作却反而有升温迹象。消费物价没有理会2011年1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纪要，估计也不会感动于2011年6月份出台的《2011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华丽的词藻；“央行将在二零一一年下半年有效控制通胀” 一语成谶只能祈祷下半年消费品价格不再被炒而自动降下来。货币主义的药方只不过是再多一次失灵，人民大众恐怕还是会继续收到那种漂亮深奥而又一无是处的央行报告。更加具有调侃和嘲弄意味的是：5月19-21日在上海市政府和中国一行三会共同主办的2011陆家嘴金融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实行以后会带来负作用，就是事后会引发物价的上升。此论被凤凰网财经以《北京承认：中国物价上升是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负作用》为题作为大新闻广告天下，可谓老话新说，故作惊诧。　　　　

结语：针对资本的物价调控政策思路　　　　

资本通过投机主导的市场价格波动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础性机制，其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体制，都是在这个基础性机制上建立起来的。如果想消灭价格波动，就有必要消灭资本和市场本身；做到这一点目前尚不具备社会条件和基础，即使是在最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因为私有财产和私利仍然存在于经济的某个角落，而市场的存在是资本发育的温床。但是，对物价波动进行调节，尽量降低物价波动对对人民大众生活的影响，仍有必要。实现这个目标应该从以下方面努力。　　　　

一、对国家行为进行规范，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重新树立国家对资本的控制，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优先于资本利益，推动国有企业真正走向市场。同时加强对国家信用的管理，使国家信用完全服务于公益性质，隔绝利益集团对国家信用的滥用，国家信用滥用的后果具有累积性，在特定条件下会引起国家信用的崩溃。　　　　

二、物价调节本身是一个社会财富分配范畴。应着眼于建立针对资本利润的税收机制，尤其是要对资本暴利征收重税，既要保持必要的资本利润以维持资本主导市场运行机制的动力，又要阻止资本为了追求暴利而扩大价格投机和由此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建立国内资本的联合阵线，对国内市场进行主导，保障我们自身的市场独立和经济独立，取消境外资本的超国民待遇，加强境外资本活动的监控。针对资本利润的税收，广泛用于社会公益如社会保障、社会性物资战略储备和国民的收入补贴，使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向更加公平的趋势发展。　　　　

上述两个方面都是庞大的政策系统工程，需要经济体制到机制的系统性变革。　　　　

参考文献: 　　　　

注①:《大众行为过程中的市场价格和经济周期》，清湖渔夫，>>文章中心>>财经视点，2011年5月24日，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05/235993.html　　　　

注②:《论信用》，清湖渔夫，>>文章中心>>财经视点，2011年6月20日，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06/242913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