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3日，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先生在家中接受凤凰财经专访，由此发表了“扭转百姓‘打土豪’心态 消除企业家恐惧”一文。吴老先生谈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这句话好像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吴老先生随后说，“说实话，这句话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把所有的定语都去掉，意思就是：计划经济就是商品经济。”这就让人不解了。今天世界上哪个发达国家实行的不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按IMF《政府财政统计手册2001》统计口径计算，2010年中国政府支出为110502.56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7.8%;美国政府总支出为57988.46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39.6%;日本中央一般会计预算、特别会计预算、政府关联机构预算加上地方普通会计预算收入合计(扣除重复额及债务收入)支出为2697150亿日元，占GDP的57.3%;德国政府支出为11641.00亿欧元，占GDP的46.6%;法国政府支出为10947.57亿欧元，占GDP的56.3%;意大利政府支出为7824.70亿欧元，占GDP的50.5%;英国政府支出为7395.46亿英镑，占GDP的比重为50.9%。
综合起来看，恰恰是中国实行的是更为“纯粹自由”的市场经济，而美、日、英、德、法、意等西方国家实行正是吴老先生所批判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也很显然，对于那些政府支出占GDP一半以上的西方国家来说，恐怕他们也不知道吴老先生所说的“商品经济就是让自由价格去决定资源配置”中的“自由价格”从何谈起。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政府起重大作用的欧美市场上，企业家们好像也仍然很Happy，并没有吴老先生所担忧的老百姓打土豪导致企业家“恐惧”的普遍现象。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欧美国家法治相对清晰，国家的依法归国家，私人的依法归私人。国家非法侵夺私人财产固然会让企业家们“恐惧”，但私人非法侵夺国家财产，也未必会让企业家们轻松。私人非法侵夺国家财产，必然让企业家们背上原罪，一辈子都见不得阳光，哪天别人想收拾你，照着原罪清单点就是了。这才是让企业家们“恐惧”的真正原因。
今天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实际操作层面，纯粹概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实际操作层面，中国有很多学者的学术准备是不足的。而学术准备不足的学者之间还相互吹捧引用，那就形成了较为封闭的圈子，可能成为较有影响的力量了。
以吴老先生这篇文章中所引秦晖先生关于土地问题的看法来说，根据我的了解，秦晖先生虽然冀由关中模式研究起家，鼓吹土地自由流动并不会导致土地兼并，但他从未真正严谨地证明这一点。就秦晖先生的著作来说，我们可以得到以下逻辑链。
一 中国古代政府的“平调政策”抑制了土地集中
如果我们承认秦晖先生的主要论据，那么他指责解放前的关中地区政府权力(“关中重赋以平调财富”，见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之“问渠哪得浑如许”)，恰好证明了当时的关中地区处于抑制兼并的行政力量之下，而不是所谓的自由市场。正是秦晖所指责这种“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均贫富的“平调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关中土地集中。在秦晖的同一著作中，也承认了更为自由的江南存在大量土地集中兼并。
因此秦晖先生事实上已经代为回答了：自由市场上，土地会集中;中国古代的政府干预抑制了土地集中。
二 土地集中的基尼系数严重影响收入分配
基尼系数一直是秦晖先生论证土地集中不会导致农村贫富分化的有力武器。秦晖在深圳万科国际会议中心 做“土地问题的历史与现实”的报告中说(这个案例早已发表在其《关于传统租佃制若干问题的商榷》一文)：
“若大地主占有全部土地(土地分配基尼系数1)，按照收入五五分成，则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5。虽然两个系数之间没有固定的比例，但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纯经济环境下一般要低于资本分配的基尼系数。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经验性的研究，两者在一般情况下的比例大约在0.5到0.6左右，用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0.53去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则后者只有0.2几。”
秦晖先生在这个案例中计算基尼系数时，至少应该考虑以下三个因素：
1 佃农的五成收入中，还包括了帮工工资、种子、肥料、灌溉、农具修理、耕牛等成本。计算收入基尼系数时，这部分成本不能算入佃农收入
20世纪30年代，江苏无锡一个生活极为简单的佃农，每人全年需生活费44.15元，一亩租田年收24元，扣除地租、工资、种子、肥料、灌溉、农机修理等开支18元，仅余6元，必须租种7亩半水田，方能勉强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而妻子儿女的生活费用全无着落。该地一个家有3口、租种10亩水田的佃农，全年米麦收入316元，种子、肥料、车水、除草人工以及全家生活费支出共330元。尚未计算地租，已亏短14元。[ 章子键：“中国佃农问题之检讨”，《新中华》，1933年7月第1卷第14期，第26页。]
2 土地集中下的失业农民将提高收入基尼系数
秦晖先生在这个案例中，假设农民平均获得五五分成的收入。然而在土地集中的情况下，特别基于中国人均耕地少的现实，将有大量农民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这里的所谓半失业，指其耕种土地数量低于平均水平(不管是否有劳动能力)。在秦晖先生这个案例中，即使地主分成比例不变，也会再次提高收入基尼系数。
不知秦晖先生是否计算过，如果有一天农业集约化极大提高(注意，不是单位亩产量提高)，农民失业人数更加剧烈增加，他那个案例中的基尼系数会不会高到天上去?
3 贫富差距的根本标志是财产基尼系数
秦晖先生对收入基尼系数感兴趣，但是贫富差距的根本标志是财产基尼系数。收入基尼系数是流量系数，财产基尼系数是存量系数。乍一看，存量是流量的累加，因此收入流量比例也就是财产存量比例。但在考虑农民和地主消费的情况下，如果单个农民每年收入100元，消费100元，地主每年收入10000元，消费400元，那么农民每年的净财富累积为0，地主每年净财富累积为9600元。财产基尼系数始终为1。现在令农民和地主的消费不变，收入同比例增长1倍，即农民每年收入200元，消费100元，地主每年收入20000元，消费400元，则年底的财产基尼系数必然小于1。
因此，同样的收入基尼系数，在不同的收入消费水平下，财产基尼系数不同。收入水平越低，财产基尼系数将越大，反映的贫富差距越大。
三 历史告诉我们什么?
在秦晖先生“土地问题的历史与现实”一文中，说中国“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一治一乱的周期……全世界各个民族，没有哪一个民族有像中国这样的农民战争的。”秦晖先生无疑是期望从历史的角度告诉我们，由于中国自古政府权力压迫农民，导致中国有一治一乱的周期，而欧洲相对就是桃花源。
说实在的，如果秦晖先生认为在欧洲奴隶庄园制下的农奴比中国的农民生活得更滋润，因而不愿意像中国这样起义，那真是奇怪的想法。
事实是，欧洲无论罗马帝国覆灭前后都战火连天，直到公元八、九世纪还是野蛮部落而非国家形态。欧洲基本上没有中国这样动则数百年稳定的朝代如夏、商、周、汉、唐、宋、明、清。所谓罗马帝国，也仅仅是人种意义上的延续，依照中国改朝换代的标准，早就换无数朝代了。
所以正是中国自古的宏观调控技术，使得中国比欧洲更能保持长久的稳定，大多数指标优于同时代的欧洲。但由于时代的局限，这种宏观调控技术也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这是古代中国延续较长时间后，仍然不免走向动乱的重要原因。
当然，需要指出，相对古代欧洲而言，中国自古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和制度也成熟得多，并且与宏观调控技术结合为一体。但这不在本文探讨范围内，不予展开。
综合吴老先生及其引证秦晖的论点，我们可以想像这两者的结合是什么图景：在市场的名义下极端削弱政府能力，大批农民在土地完全自由流动中失去土地，同时又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吴老先生所谓的不养懒人)。
权力归己，就美其名曰“顶层设计”，权力归他人，就贬斥之为“计划经济”，这不是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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