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老百姓一直不知道所谓“改革”是咋回事。一开始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可是在改革中却不见丝毫社会主义的完善与发展。改来改去，除了备受指责的党领导外，就剩下少数同样备受指责但早已失去主体地位，失去社会主义目标和意义的国有企业了。而奇怪的是，这种指责往往都是来自于党的官员们自己，或者党和政府所雇佣的学者、专家、教授。现在，习近平、李克强等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但中国人民自己对于中国的改革依然是“找不着北”、莫名其妙。
中国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不知道。混合所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显只是对现状的一种描述。可人们知道，混合所有制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只是某种改革的借口和开脱而已。对于这种改革，中国民间早已发出大量不满的声音，但党和政府根本不理不睬，依然我行我素。也许，“愚民”是政治需要?治国策略?但欺骗人民的祸患可不小，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愚民”反被“愚民”误!
但在观察者网的一篇采访文章《再谈李克强的“微刺激”》(又名《比“争论要不要刺激”更重要的事》)中，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张军的一席谈话让笔者有点茅塞大开：原来“改革核心在于释放非公经济活力”。显然，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就是以此为思路、借口和方式的，张军教授的这种判断和解释非常准确。这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各项改革政策措施及其结果就都有了合乎逻辑的解释。由于这种改革是以“释放非公经济活力”为核心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与“非公经济”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国企大部分被私有化;贫富差距变为世界第一;三农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人民因贫穷、失业而对现状严重不满;官私勾结欺压民众，官员普遍腐败，导致官民严重对立;生产过剩现象出现，经济危机开始定期爆发;共产党政权受到自由、民主、宪政的威胁等等。显然，所有这些都是“释放非公经济活力”的改革的必然结果。
但是，无论怎样，这种改革却都有两个明显的好处，一是可以让国内外的官僚和资本家们大发其财;二是这种本质上是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革，在其初始阶段可以非常有效地发展经济，从而官员们很容易取得政绩，党和政府也可以轻松获地人民对这种改革的支持。因此，改革虽然是有代价的，但领导们似乎都愿意让中国付出这种代价，以换取上述两点改革的好处。其实，这也算得上是难能可贵，因为即便存在这种代价，这种改革对全世界来说都算得上是一个“成功”的奇迹。
但是，在当下中国，如果当政者仍要延续这种方法和改革，却是非常愚蠢、错误和危险的。因为时过境迁，改革36年之后，中国已经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环境和条件都变了，继续过去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今日中国，“非公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已从“原始扩张”阶段发展到“初步饱和”阶段，“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即将进入一种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
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经济处于滞涨状态，增长异常艰难，社会贫富差距巨大，贫穷与失业现象严重，社会矛盾重重，人民对政府严重不满。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点，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们不得不依靠对外扩张、殖民、掠夺，甚至战争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促进就业，以维护统治者的合理合法性。毫无疑问，对于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意味着经济危机的必然到来，“苏东剧变”的必然爆发，国家和民族将面临巨大灾难。
显然，在当前中国的这种经济形势下，中国仍以“释放非公经济活力”为改革的核心，继续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当作所有工作的重点，无疑是一件非常愚蠢、错误的事情。
一、在资本主义经济趋于饱和，资本利润率下降，经济面临衰退的情况下，“释放非公经济活力”其实是件力不从心，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事情。因为这时的资本利润率非常低，资本家们根本就不愿意进行投资和生产。即便为非公经济提供更多、更好的投资便利和渠道，都无法让资本家们投入更多的资本于社会生产之中。即使有一点效果，也必然是微不足道的。无论是增加货币供应，还是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无论是简政放权，还是促进投资的便利化;无论是减税，还是调结构，都不足以解决经济增长与危机问题，都克服不了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生产过剩问题。资本投资的利润率稍微被各种刺激政策提高一点，就又会被资本之间的激烈竞争所吞噬，远远不足以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无法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
二、继续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改革的核心，只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程度，增加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从而加剧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以穷者更穷、富者更富为特点的，任何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有利于资本家阶层的利益，却未必有利于劳动者阶层的利益。因为，资本家虽然得到更多减税、信贷支持、政治权利上的各种好处，却未必就会投资于社会生产。前几年美国以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社会经济投入了大量的货币资金，却几乎没有带来多少经济投资与增长，基本都被资本家阶层以现金为王的理念闲置了起来。因此，中国若在经济危机期间继续以“释放非公经济为改革核心”，那么其结果对老百姓是不利的，只会导致老百姓更加贫穷，社会贫富差距更大。中国早先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有充分的基础，中国人民普遍知道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和结果。因此，党和政府把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当作改革的核心，只会弄巧成拙，导致社会动荡。对于这种改革，人民不会买帐，根本无法缓和人民群众对社会、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三、继续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改革核心，只会增加社会的不公平、不平等。现在的中国社会，人民群众最大的不满就是官僚和资本家们富得流油，而老百姓则贫穷困苦。由于中国长期坚持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改革政策，导致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政策、制度都偏向于官僚和资本家的利益，这一切都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们都看在眼中、恨在心里的。因此，如果中国继续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改革核心，那么这一系列偏向于资本家利益的政策、制度就不但无法改善，反而会更加不平衡，老百姓更加不满意。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招商引资，全国各地政府就会进一步对资本家的投资进行利益上的倾斜和补贴，经济不会有多大的起色，反而增加了社会的不公平，官僚和资本家的特权会进一步增加。
四、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会对中国党和政府的“领导地位”提出要求和挑战。以“释放非公经济为核心”的改革，客观上要求国有企业进一步私有化，要求一小政府、大社会，宪政民主、自由民主、简政放权、向资本家阶层减税让利，要求降低民众社会保障与民生福利。所谓“福利陷阱”，就是因为民众的福利过高而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面前，国有企业、强势政府、民生福利、社会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都是经济发展的所谓“陷阱”。这其实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弊端和表现，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趋势。
显然，当下中国继续以“释放非公经济活力为改革核心”的政策是非常愚蠢的，是种让自己继续沉沦下去、以至灭亡的政策。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帝国主义初期阶段，继续以“释放非公经济的活力”为改革核心不但无助于中国经济摆脱衰退的困境，反而会导致更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更加危险。
正确的做法其实与现行的改革政策恰恰相反，中国应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转变发展方式，抛弃已经过时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挣脱资本生产关系的束缚，转而依靠公有制经济来解决经济增长、就业和社会公平等方面的问题。只有公有制经济才能化解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与增长。当前中国的改革，应以“释放公有制经济活力”为核心和重点。
国有企业制度固然无效化，难有活力可言，无法取代私有经济。但是，公有制经济除了国有经济之外，还有集体经济。当然，这里的集体经济并非过去那些名不副实的虚假的集体经济，而是一种企业所有权真正归企业劳动者集体自己平等共有的集体经济。这种集体经济有明确的自然人所有者，产权明晰、有效，既是公有制经济，也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和要求，既可以克服解决经济上的问题，又可以化解中国政治、社会上的矛盾，实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政策和措施。
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利润率过低，导致资本家不愿意继续投资于社会生产，使社会生产突然陷于停顿的结果和表现。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是无穷的，对投资条件和利润空间的追求也是无穷的。但是，根源于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也是对人民贫穷和失业的追求。人民越是贫穷，失业者越多，资本的利润就越高，资本家就越高兴。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高福利才成为了增长陷阱。因此，化解经济危机的关键其实不是涸泽而渔地为资本投资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多的利润空间，而是以某种新的方式，把资金和劳动力重新结合起来，绕过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去产生、形成新的社会生产。在经济危机时刻，资本家不愿意生产，也可以不去生产。但是劳动者无论怎样却都离不开社会生产，时刻需要工作和收入去实现自己的生存。因此，只要中国以某种信贷的方式，为劳动者的生产劳动提供某种生产资料服务，协助劳动者建立平等合作、没有雇佣关系的集体所有制企业，那么经济危机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不但可以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也可以解决让党和政府头痛的人民贫穷与失业、政治与社会问题。
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经济的发展、生产的形成无非是资金和劳动力的结合而已。而结合方式只有两种，一种资金雇佣劳动力;另一种是劳动者自己掌握资金。私私企和国企都是资金雇佣劳动力;只有集体所有制企业才是劳动者自己掌握资金。显然，在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上，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转换一下思路，不能让劳动者自己掌握生产资金，通过劳动者自己的平等合作来组织和发展社会生产呢?
实际上，适合于人类需要的21世纪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既非私有经济，亦非国有经济，而是一种升级换代的高级集体经济。这种升级换代后的高级集体经济以两种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配合为特点，以劳动者的平等合作为具体方式，消除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雇佣关系，实现了人类社会自主、自愿、平等的劳动分工，实现了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进而也实现人和生产力的解放，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目标。
低级、幼稚、肤浅的思想会认为劳动者的这种平等合作必然会由于劳动者内部必然存在的分歧而无法持久，从而使这种生产方式难以深入发展和全面普及。但是，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华呢?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思想主张告诉我们，从事社会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是可以以某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来为劳动者的生产劳动提供服务的。也就是说，生产资料在不要求获得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前提下，也是可以提供给劳动者，让劳动者借此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企业生产的。而这对社会经济，对于劳动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真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大事情。社会经济将因此而迎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没有资金的劳动者也可以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企业生产，借此可以成为自己和自己劳动的主人，既拿工资、又拿利润，占有自己全部企业生产的收入了!
显然，一个国家和社会，一旦通过某种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方式实现了这一点，为劳动者提供了这种不以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为代价的生产资料服务，那么就没有劳动者会再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再原意被国家或资本家雇佣、奴役下，屈辱的为别人劳动，在别人的安排和管理下，仅仅获得一点甚至不够生活费用的工资收入了。而一旦一个社会再没有劳动者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那么这种劳动者平等合作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就是这个社会唯一可能的企业制度、生产方式。显然，这时，雇佣劳动关系被消灭了，阶级分化消除了，人和生产力解放了。表面上容易因内部分歧而无法持久的集体经济，将因劳动者没有别的更好选择而继续存在、发展下去，并在智慧的劳动者面前得以升级换代、日益完善和发达。
因此，当前中国的党和政府，应该具有跨时代的战略眼光，深入吸取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的思想精华，创新发展出适合人类社会需要的21世纪的以集体所有制为特点的科学生产方式来。只有如此，中国才能摆脱爆发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而爆发中国版的苏东剧变，出现政权垮台、国家和民族陷入灾难的悲惨命运。只有这种科学、高级的集体所有制生产方式，才能克服和解决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济危机、社会动乱等社会弊端。这种唯一没有雇佣关系的集体所有制生产方式，是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弊病的唯一有效方法和方式。
显然，对于中国来说，真正难能可贵的是，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建立一个由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目标、原则的共产党仍是中国法定的唯一执政党。而且，虽然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理想的国有企业大部分已经被私有化，但中国仍有庞大的国有资产存在。通过党的领导，通过以国有企业的方式不断发展壮大的庞大国有资产，再通过这升级换代的集体所有制生产方式，中国完全可以轻松克服目前的危机与困境，解决经济增长、民生就业、政权危机、官民对立、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一个全民就业、自由民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正指日可待!
在《再谈李克强“微刺激”》的文章中，张军教授极力推崇“经济刺激”，认为：在经济遇到困难时，“需要额外的支出来维持正常的投资需求”;“一个正常运转的经济，需要有合理的支出来维护。当经济出现萧条，短期不太可能自主复苏，政府需要扩大财政赤字，打强心针，让经济反弹”;“如果愿意，中国经济完全可以维持更快的增长。政府一直在提稳增长、调结构，原本就不希望将经济大规模拉升，而是维持住现有的增长率，来推进结构改革。因为整个经济绷得太紧需求太旺，不利于实行结构改革”。
显然，张军教授的“自以为是”有点过了头。为何中国的财政刺激让“中国经济完全可以维持更快的增长”，而“日本‘安倍经济学’政策之一，货币大幅贬值，美国推出多轮QE政策，欧盟的负利率”等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就不能让发达国家走出经济萧条?
实际上，中国的财政刺激似乎更有底气、更有效的原因在于中国有仍然可以堪称庞大的国有经济。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以释放非公经济活力为改革核心”的政策是错误的。一边依靠公有制经济来维护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一边又要搞国有企业私有化以“释放非公经济活力”，这种不可思议地自相矛盾的愚蠢政策不应该发生在中国政府的身上!中国为何偏要自毁城墙，偏要放弃公有制经济，而单纯、强硬、愚蠢地去“释放非公经济活力”?
中国不得不依靠通过以强大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财政刺激来摆脱经济危机的现象本身也说明，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需要做出调整。经济出现问题本身就说明现存基本经济制度是有弊端的，改革应以解决这种弊端为诉求，而不应该单纯的去“释放非公经济活力”。而要改进现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就要在克服国有经济弊端的同时，有效地克服私有经济的弊端。显然，中国正确的“改革核心”应仍是发展和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建立真正科学有效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为目标、中心和重点，建立一个共同富裕、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强国。
显然，如果“李克强的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想让实体经济中非国有的部分，释放活力”的话，那么李克强就是非常愚蠢的。的确，“中国99%的经济活动都是非国有经济来完成的”。但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的经济才出现了问题。正确的改革，不能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行越远，不是在资本家不愿意投资的时候非要给资本家创造更多的利润空间和投资便利，而是要改革我们存在弊端的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社会生产方式，争取建立一个没有雇佣关系的，从而不会产生这些经济问题的经济基础。资本对利润的追逐犹如狼对羊的需求，给狼提供再多的羊也满足不了狼对羊的胃口。国家以牺牲国民利益为代价，为资本创造的利润空间，瞬间就会被资本之间对利润的争夺所吞没，资本又会陷入对利润饥渴的境地，社会经济就又会重新限于危机与灾难之中。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问题就永远存在，时不时地就会出现来咬我们一口。我们为何非要挣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泥潭之中呢?
的确，“4万亿之后，信贷大部分投放给了大型国有企业，这些钱最终有很大一部分流到了房地产，带来很多债务问题，连带上游产业的产能出现过剩，也积累了很大的金融风险”。但是，“矫正这样的结构”，不应该只是“让我们的信贷更多的流向非国有经济、民间的中小企业”，而是应流向更为科学有效、高级合理的公有制集体经济。信贷支持国有企业存在许多问题，如果支持私有企业则会出现更多问题。在危机期间，私有企业是很难发展起来的，给私有企业再多的信贷支持，这些私企也难以发展起来。事实上，中国的私有企业缺的不是资金，而是规模化、正规化和现代化。实际情况是，一些中小银行甚至出现有钱贷不出去的情况，笔者常常接到提供小额贷款的宣传单。政府要真想把私有企业发展起来，不如把各个中小型私有企业组织起来、联合起来，通过壮大其规模和实力的方式来实现其发展。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经济问题不是私有经济不够发达，而是老百姓过于贫穷，即贫富差距扩大，从而导致生产相对过剩，以至于可能爆发严重经济危机的问题。政府在解决经济问题时不能本末倒置、弄巧成拙。
同时，张军教授所谓“企业(私有)发展起来，就可以提供大量的税收和就业”的说法纯粹就是胡说八道。政府能够不给这些私有企业减税就已经不错了，想要增加税收那是天方夜谭。问题不是政府不支持这些私有企业发展，也不是政府给予企业的政策不够优惠，而是这些私有企业根源于自身内在的不足和缺乏，根本发展不起来。而且，傻瓜型的资本家才会在经济面临衰退危机时，还会去增加生产投资。在就业问题上，在危机来临时，私有企业能够不减员就已经不错了，指望其增加就业人数那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可雇佣的工人数量只会越来越少，指望发展私有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那同样是天方夜谭。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想要依靠私有经济发展来增加就业，那是难上加难的。当西方发达国家确立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目标时，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就开始了灭亡的历史进程。
最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规则”是对的，但是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经济方式不止是“非公经济”，公有制经济也可以实现这一目标。而且，事实上，私有经济的存在本身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不公平、不合理的表现和结果，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不可能创造出真正“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规则”。政府的责任至少是公平、正义，在社会经济存在弊端、存在不公平、不正义的情况下，政府为了公平、正义就必须去干预经济。因此，“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过多的行政管制，打破行政的垄断和对低效率企业的保护，使得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更容易发生”的做法是对的，但只有在我们的经济制度是公平正义的条件下才是对的。而私有经济本身恰恰就是不公平、不正义的，只有纯粹按劳分配的公有制经济才是公平、正义的!
显然，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讲，政府把“释放非公经济活力”确定为改革的核心，都是非常愚蠢和错误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建立、发展和完善出科学的公有制市场经济。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