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进驻大寨，逼迫分田到户
“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这一直是大寨党支部带领群众高高举起的大旗。然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了“搞个体”的口子，大寨人特别是老年人难以接受，他们怕走“回头路”，怕吃“二遍苦”。
《中国农民报》1981年4月5日刊登报道《大寨人正在挣脱‘左’的枷锁》。文中讲到，年初，大寨开始联产到组。梁便良不同意。他说：“退！退！退！昨天破了口子，分成三个队。今天再变成六个组，下一步不就退到单干了吗！我入社时什么家底？不就是土改分的十亩地，一条驴腿和一条牛腿吗？现在什么样子？大家都拍拍心窝子想一想，集体化哪条对不起我们？大锅饭吃不得，二锅饭也不行？”
后来，梁便良的思想转变了。贾进才的思想也进了一大步，他说：“批是批，干是干，不能泄气。咱大寨怎么能跟党扭着脖子干哩！一定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没有稳定的干部，就没有稳定的产量”“，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这是大寨人常说的话。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寨的“车头”常换，影响到火车的正常运行。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郭凤莲调出大寨，大队长贾长锁担任了支部书记。第二年，全国各地农村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大寨党支部反复研究决定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当年全村粮食总产达到四十万公斤，虽然总产比去年没有多大增加，但小麦、谷子和豆类比例比上年增加粮食成本也降下来了。原来村民们没有一项家庭副业，这年有十四户养猪，一半农家养兔四百多只，农户养鸡四百五十只。这是大寨人几十年没有见过的门前“鸡叫、兔跳、猪跑”的景象。
一九八二年，因为作业组之间发生种种矛盾，村干部调解不下来，加上村里又办起了煤矿、砂石厂，干部觉得领导精力分散，就决定返回“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这种回潮受到昔阳县委和大寨乡党委的批评，派人劝说也没有制止住。大寨又回到吃“大锅饭”的体制下。
这年十月，县委派工作组进驻大寨，要求分田到户。对此一刀切，大寨支委们想不通，村民们也想不通。那时候，大寨一个劳动日可以分到二元二角钱，一口人每年可以分到口粮二百五十公斤，细粮占40%。因为集体家底厚，社员住房不要钱，看病、托幼儿、孩子上学、用自来水、看电影等“五免费”已经享受多年，当然不想拆散集体。工作组讲，全县许多眼睛都盯着大寨，大寨不动，工作无法开展。贾长锁说：“这样吧，也不要让领导为难，你们分就分，先把我撤了吧！”现在回头看，上级领导硬要大寨“分田到户”也是一种刮风，没有从实际出发，违背了大寨人的意愿。贾长锁忙了三个月，完成了分田到户任务以后，撂下了支书的担子，县委将原大寨推荐在清华大学学习水利专业的赵素恒从县水利局调回大寨担任支部书记。
赵素恒上任后，对大寨土地实行家庭承包后并没有撒手不管，而是依然注意发挥集体经济的实力，积极为农户提供各项生产服务。赵素恒带头劳动致富，购买了一辆汽车跑运输，1984年全家收入了八千多元，人均收入一千四百多元。在他的带动下，有六个农户买了汽车，七个农户买了拖拉机。1985年6月赵素恒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他走得太早了，差两岁才到五十，英年早逝，刚挑支书的重担两年多，可惜！
1985年8月，赵存棠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干了不足两年，他主动辞去职务，原因可能是“老陈去世了，他悲痛欲绝，不想再担任干部了”。1987年1月，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的高玉良担任了大寨村支部书记。1988年，按广东人说应是个“发发”年，可大寨却背上大债。他们向国家贷款二百万元在虎头山建起了一个化工厂。按照设计，每年可以生产六百吨氯化苄，产值可达四百二十万元。投产初期，产品供不应求，时间不长，产品滞销，销售价低于成本。更严重的是污染问题，厂址在大寨村头上，给植物生长与村民生活造成很大危害。不过几年，化工厂倒闭了，留下一片断垣残壁，记录着大寨人种粮食的手办工业交纳的一笔巨额学费！
阵痛付出的代价究竟有多大，局外人是很难说清楚的，也许，它将始终埋藏在大寨人的心灵深处。
（摘自段存章著《我在大寨十三年 一位党报记者眼中的大寨人》，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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