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个体生产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1984年时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最高记录。但是也不要忘记,仅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规律是客观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受规律的制约;物质第一性,物质决定意识。如果仅仅靠积极性就能解决问题,岂不又回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逻辑中去了吗?“积极性高涨”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唯一原因。事实上,除了包产到户因素外,八十年代农业的丰收至少还有以下因素:
第一,科技发展导致种子革命。
他们经常号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结果,到了粮食增产原因是就只归结于生产关系“家庭联产承包”。多年以后,才发了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大奖给袁隆平和李振声。
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各种农作物如水稻、小麦、棉花、油料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玉米1958年平均亩产129公斤。70年代,先后引进优良品种,1980年产量突破900公斤。特别是袁隆平杂交水稻技术引发的水稻产量的革命性大增长。是70年代中期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因为他发明的杂交水稻,从改革开放前的300公斤提高到600公斤,超级杂交水稻又把亩产提高到了800公斤。
当年,破除洋教条并提出用群众运动的方法,结果提前取得突破。假如按照所谓“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卖国理论能解决问题吗?
这项技术于1973年10月“三系杂交稻”研制成功,1975年多点示范5600多亩,亩产比常规品种增产20%以上;1976年示范推广迅速扩大到208万亩,1990年全国推广2.4亿亩,占水稻面积的50%,而总产量占61.6%。以杂交水稻为首的种子革命,作为农业生产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对八十年代初农业产量的大幅增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第二,合理引进先进设备,推动化肥革命。
"常言说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化肥的肥力比与农家肥高几十倍。化肥中的营养元素含量比较高,例如:1kg碳铵中的含氮量相当于25kg~30kg人粪尿;1kg普钙的含磷量相当于60kg~80kg厩肥;1kg硫酸钾所含的钾素相当于草木灰10kg左右。
1970年开始,全国各地陆续新建了一大批化肥厂。72年1月13日,从国外引进化肥等成套设备8套,以后又提出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1973年,我国化肥产量比1965年增加一倍以上。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中国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1979年时绝大部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里起了明显的增产效果。各地还特别重视化肥厂建设,包括大型化肥厂和县级小化肥。
第三,是建国后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显示了成效。
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⑥。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⑦。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尤其是80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并逐年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至今我们的水利设施的80%还是70年代及以前完成的.如:韶山银河——韶山灌渠系统,蜿蜒1000多公里,不仅担负着湖南省内多达200万亩农田的灌溉,防洪、防涝,还是旅游的好资源
第四,在工业体系基本完整前提下,调整分配.减少了工农业剪刀差.农民的日子好起来了.
中国工业投入规模最大、建立企业最多、发展最快的时期就是“文革”时期。在仅仅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在许多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以石油、煤炭、电力和钢铁、水泥为主的能源、原材料建设是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基础性的工业。“文革”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最突出的成就也正是在这个方面。仅在1967年至1976年期间国家对能源建设的投资就超过了500亿元。
从1965年到70年代末期,国家在三线建设中投资达2050亿元,建立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等新的工业基地,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状况大大改变。全国有许多著名的大企业,如湖北二汽、贵州铝厂、邯郸大型水泥厂、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到70年代末期仅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就由原来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了3.92倍。这极大地促进了中西部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对于改善经济布局,克服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大城市的状况,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人们看到,改革开放以后一改原来的指导方针,实行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向沿海倾斜的方针,使中西部大批人才和资金“孔雀东南飞”,造成地区差别和社会矛盾迅速扩大。可以说,如无过去“三线”建设时期的基础,目前中西部的经济发展还会更加落后。
78年后,在此基础上,国家才可以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减少了工农业剪刀差.农民感觉生活好了,调动了生产积极性.
可见,中国解决吃饭问题。功在毛泽东时代,得利在邓小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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