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转帖，是“吴象”的《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 ——记农村改革突破阶段的艰难历程》
《历史拐了弯》文章开头是这样的：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这话没错，但不完全准确。实际上，改革是从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开始的，但是扩大来扩大去，一直打不开局面。而广大农民在三中全会之前已在自发地、悄悄地采取改革行动。三中全会之后，得到党中央新的方针、政策的支持、鼓励，农村改革迅速发展为不可抗拒的改革浪潮，推动城市以至全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所以，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国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突破。】
我的感想：
1.这是运用毛主席的思想：“农村包围城市”；因为毛泽东思想在城市的统治程度，比在农村的统治程度要深厚，所以，修正毛泽东思想，得首先“夺取”农村，然后，“进攻”城市。
2. “而广大农民在三中全会之前已在自发地、悄悄地采取改革行动。”——这样的说法，太“高抬”了“广大农民”；不，实质是，把“分田单干”的责任，安在农民头上。别的地方，我不了解；我的家乡，我知道。农民再怎么“改革”，也仅仅是，局限在完善各种各样的考核、分配等管理办法，这样的“改革”，从互助组以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没有想过要包产到户，更没有“异想天开”地想到“分田单干”。
3. 后来，农民感觉“回到解放前”了，思想也“解放”了，于是，有人诚惶诚恐，问我：“解放的时候，分的地主的房屋，是不是要退还给地主？”我说，不会；但是，又“留有余地”补充说：“除非共产党被彻底推翻，国民党回来当权。”有人还是半信半疑。有人干脆把当年分的房屋卖了。
4. 历史确实是“拐了”，“拐了”。“忽悠”者，不是赵本山；但是，包括吴象。
《历史拐了弯》文章说：
【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农村改革又首先从安徽突破，这同样不是偶然的。因为：第一，安徽是受“左”倾错误折腾的重灾区。1977年全省28万7千多个生产队，只有12%能维持温饱，67%人均年收入低于60—40元，不少人仍在饥饿线上挣扎。】
我的感想：
1. 这些说法有多少可信度？我们四川，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当时的“广大”农民，生活是不错的，少数地区在某些年份，或者少数人，比较困难，也不至于1977年“不少人仍在饥饿线上挣扎”，更不至于，像现在，困难得要去犯罪。
2. 当年安徽的干部、群众，应该有人站出来，说明当年的真实情况；或者说说，那几个数据是怎么出炉的？
《历史拐了弯》说：
【1977年6月，万里被任命为粉碎“四人帮”后新改组的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二三把手顾卓新、赵守一也是新调来的。他们走马上任，采取果断措施排除派性干扰，使一大批被关在“牛棚”里的领导干部重新走上地、县工作岗位，全省很快建立了新的秩序，大局得以稳定。紧接着，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反复讨论，省委11月制定了《关于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这实际上是最初在一个省的范围内的拨乱反正，当时虽然不可能废除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却明确提出了以生产为中心的方针。】
我的感想：
1. “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我们四川以前就是这样干的，我相信，安徽以前也是这样干的；因为，当时党中央威望极高，全国各地，基本上一个样，或者说大同小异。而且，这段话前面有“强调”这个词，说明，确实安徽以前也是这么干的；那么，怎么“强调”原有的，居然就是“拨乱反正”了？什么逻辑？这个“吴象”，1958年就在《人民日报》干“放卫星”之类勾当，许多年后，怎么还胡言乱语喃？
2. 1977年6月，万里就去当“一把手”搞“改革”了；《历史拐了弯》后面说——【1978年12月的一个寒冬之夜，小岗18家户主加村干部共20个人，在昏暗的马灯光下，一致商定秘密把土地分到户，如果事情败露，干部坐牢，大家负责送牢饭，并将其子女抚养到18岁，决不反悔，并写成契约，每个人都郑重在自己名字下按下17个手印和3个名章，以示信守。】——谁能相信这些说法？现在，大家知道了，那个“契约”是后来“补搞”的；现在，许多人都骂小岗村农民，我看，是大家上当了，小岗村成了替罪羊。
《历史拐了弯》文章关于四川和赵紫阳的内容：
【四川省在农村中大力推行生产责任制和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方针。这个号称“天府之国”的人口最多的农业大省，经过文革十年动乱竟变为缺粮的省份。实行新方针后，生产面貌迅速改变。整个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由文革期间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变为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张浩来信事件之后，四川引起过思想混乱，省委为此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和奖惩问题的通知》。《通知》肯定了前一段各地积极试行“分组作业、定工定产、超产奖励”的做法是克服平均主义和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好办法，要求继续坚决贯彻执行。省委还用扩大自留地的办法增加农民的实惠。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心里有一杆公平的秤。谁为农民办事，为农民利益说话，谁就会得到农民衷心的拥护和爱戴。安徽、四川是农村改革初期两支辉煌的火炬，当时广泛流传过关于吃米吃粮的民谚，就是颂扬这两省的领导人的，年龄大的人至今记忆犹新。可惜有一个名字后来成了忌讳，这首民谚也就被逐渐淡忘，现在的年轻人恐怕都不知道了。】
另外，据资料介绍，赵紫阳简历：
【1949年10月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务委员、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部长、副书记等职。1960年后，历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曾兼任广东省军区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第三政治委员。1971年后，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1975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在四川任职期间，他领导尝试农村改革，成为后来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他领导的四川与万里领导的安徽，是最早进行农村改革，取得很好效果的地方。当时有顺口溜：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
我的感想：
——我是四川人，老家在农村，工作单位是四川的工厂，周围是农村；绝大部分亲戚在农村，所以，可以说，我是“半工半农”，对四川农村有发言权。
——我以前对赵紫阳一直有好感。因为1974年农业学大寨，四川搞了些形式主义，但是，很快就得到纠正，1975年赵紫阳是四川一把手，我认为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起码，在他主政四川期间，农村情况是很不错的；但是，谈不上什么标新立异的改革，只是正确贯彻党中央政策而已；说他“是最早进行农村改革”，则是歪曲历史了，起码是移花接木吧。
1975年，我们学习赵紫阳讲话，内容是批判右倾翻案风，我们大家认为，讲话是实事求是的。
至于吴象《历史拐了弯》文章说：【这个号称“天府之国”的人口最多的农业大省，经过文革十年动乱竟变为缺粮的省份。】简直是对赵紫阳同志的污蔑诽谤了；同时，又给自己其他说法（赞扬赵紫阳）矛盾，给自己扇耳光。
“要吃粮，找紫阳”这个“顺口溜”，是后来传达上面讲话时突然听见的，之前，从来没有听老百姓“溜”过。我就想，有人别有用心了。只是，又想，可能四川农村情况，比别的地方好；对家在四川农村感到庆幸。吴象文章怎么能够说，四川农业增长速度，“文革期间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喃？如果是那样，那么，全国其他地方，应该是非常棒才对。
1982年，四川搞包产到户，非常费劲，阻力非常大！骂声铺天盖地。（当然，也有人赞成，为什么赞成？这里不多说了。）
历史在吴象笔下，随意给捏成什么玩意儿了？
不过，透过《历史拐了弯》文章，我们看见了，当时广大干部群众对“分田到户”是什么态度，是怎么样抵制的，只是，人家大权在握，“不换思想就换人”，抵制是没有用的！再“艰难”，也能够搞成。
为什么有人认为，分田单干“一分就灵”喃？
“灵”的真相是：
集体的时候，上交给国家的多，留给社员的少。当时的政策规定，保证每人全年600斤（以稻谷计算)口粮，其余的都以“公粮”、“余粮”等多种名义，交给了国家，国库里面保存了大量的粮食，指导思想是“备战备荒为人民”。“供应粮”价格低，但是，定量；所以，保持了自由市场粮食价格“市场化”——高价。农民自留地也生产粮食；农民花钱，大部分靠卖粮食，在自由市场卖高价。
分田后，规定给国家的少，政策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余的就是自己的”；实际上，国家只收“公粮”，“余粮”等都不要了，集体也不留了，所以，农民说，怪，产量没有增加，这粮食怎么就多了许多？干部与专家说：“藏粮于民”。
紧接着，就是“卖粮难”；甚至，“公粮”也不收粮食了，要求农民，把公粮按照市场价，换算成为现金交给国家。
这样一来，自由市场上粮食价格上不去；其实是严重损害农民利益，把农民害惨了。许多人不明白这样的道理，我原来也不明白，是我父亲点醒了我。
有门路、有政策的就“农转非”；有法子外出挣钱的，就荒田。实际上，粮食产量就减少了。（但是，由于全国范围的水浇地增加、化肥增加、杂交稻推广等因素，全国粮食产量应该是增加的。）即使减少，国家库存的粮食也够吃几年，所以，80年代那些年，“供应粮”都是陈粮。吃不完，国家处理了多少“陈化粮”？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说“分田单干”解决了吃饭问题，完全是忘恩负义，胡说八道。
这样的说法，让我想起了西安交大的“学术造假”，当事人把老一辈1965年的科技成果，剽窃成为他现在的成果，真是异曲同工之妙！
《历史拐了弯》说：【可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及之日，就是人民公社自行瓦解之时。】
“分田到户”导致人民公社取缔；水利设施建设等集体事业，不用搞了。农民一片散沙，自发地、盲目地进军城市，进军工业，为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让原有的工人下岗；加上各种各样的措施，国营企业被“搞垮”，社会财富以闪电般速度，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制造着富豪。农民中少数人打拼成为小老板；其余的，许多人成为“资（本）奴”、“性奴”；有点能耐的，也成为“房奴”、“孩奴”；有的非正常死亡，有的严重伤残，有的患上职业病，有的成为罪犯。社会搞到现在这样的地步，表面繁荣之下，到处都好像干柴、可燃气体一般，一遇火星，就燃烧，就爆炸，人人自危。
历史上这个“弯”，“拐了”，到底是功还是罪？对照华西村、南街村等许多坚持集体主义、抵制“分田单干”而共同富裕起来的农民，我们不应该彻底反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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