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怎么看人民公社的解体？
——与杨思远教授商榷
陶冶
昨天（10月30日）一天“上了两个大学”，上午在北京航大参加个“纪念两弹一星试验成功40周年座谈会”，下午到科技大学听了杨思远教授的讲座。杨教授这个讲座的视点角度很新，是从偏僻的贫困地区下脚，着眼于自给自足，手里没有货币可以交换，只能解决温饱的农村人群。他们不要说供孩子上中学念大学了，就是有病都是扛着，靠身体自然恢复。因为这里的人都习惯了，就是有了百万积蓄的村支书也还是有病不花钱上医院。杨教授说他们是“小病硬扛，大病死扛”。作为四、五十岁的高级知识分子，能走出书斋从宝塔尖上下来深入到贫下中农的“劳动阶层”（恕我也跟着用这个新的称谓了）中调查研究，确实是件好事。这对劳苦大众来说，起码是个关心和关注的表现。尤其是对于“六零后”的学者，能（可能是无意识的）走毛主席提倡的“到工农群众中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接受再教育”的自我改造（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思想方面的），“反修防变”的“革命化”道路，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所以，我也抱着“聆听”的姿态，像上午听“航天”专家的解密报告那样，虔诚地品味着。不用说，我从教授口里知道了“改开”30年后，在共和国里的“劳动阶层”中还有这样的人们在苦苦度日，由此还增长了知识。别看我是在农村长大的，但我不知道农村还有那样为了节省资金盖房子的。我才知道砌墙的“24、18、12”的说法。可是听到后来却让我失望了。作为知识分子（虽然不是专家、学者）的我也提醒自己，不能犯老毛病（文人相轻），要虚心听讲，记住有益的，去之错误的，把人家的长处学过来。“三人行”都“必有我师”，何况是在高等学府讲堂里，面对一位讲课人了。我没有任何理由或必要跟老师较真。但是，到我为了赶路（我的行程需要两个半小时），该离开现场的时候，一个小同志的发言招到教授的反驳，我坐不住了。因为责任心的驱使，无论如何要把我的意见表达出来。因为，我不仅要为现场的听众负责，也要为杨教授负责。他是那么年轻，看样子也就是个“60后”，我们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道路就靠这代人给传续下去，我没有理由排斥他，何况他还是张宏良教授同单位的同事。我们多么渴望张教授能影响和带动起来一批有良知，有责任心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形成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所以，我是从关心和爱护的角度和心向发了言，希望杨教授改正观点，在今后的讲座中更受欢迎。其实老网友（一起听讲座的同志）都知道，我是主张把发言交流的时间让给年轻人的，以便他们从讲座人那里弄清或学得更多，尽量不难为主持人，以免招人烦。但每每遇到不可不指出问题的时候我就“冒泡”了，因此，有的主讲人入了我的心。由于现场时间不允许把话说够、说完、说透，我也多是用这样的方式做补充的。那么今天，就不例外了，还用书面方式跟杨教授交流交流：
1，人民公社是怎么解体的？
2，分田到户、单干，是不是集体化的必然结果或着落？
3，社员在集体里，就是生产队里，是不是一无所有？
4，在生产队的集体里，社员有没有自由？
5，在集体劳动中不准许社员搞“自搂”应不应该？
6，社员的劳动成果的分配是不是按劳分配？
7，讲座中讲到的贫困现象是怎么产生的？
8，小岗的典型是个什么典型？能不能代表中国农民？
9，小岗人集体化时没有积极性的原因是什么？
10，小岗人的困惑解决了没有？
11，小岗的典型是成功的先进，还是后退的失败？
12，主讲人提倡的合作道路是比毛主席提倡的“组织起来”高明吗？
13，1962——1964年，毛主席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是退让了，还是坚守了？
14，毛主席为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掌权而坚守的集权有什么不对的？
15，到底是毛主席的农业集体化道路社员富有，还是“改开”后的单干，发展成今天的“土地私有化”农民富有？
16，是当年的社员心安、自主、自由，还是今天的农民心安、自主、自由？
17，主讲人贬斥的“英雄史观”是什么意思？对分田单干的否定就是“英雄史观”，那么“一纸令下”强制推行单干是什么史观？
18，怎么看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毛主席的群众路线？
19，现在的群众路线走的到底怎么样？
20，现在的工农大众的地位怎么样？
……
不再列举了，感谢杨教授，为我提供或引发了上述的话题。
下面具体地但也是简单地说说。如果要详说，说得你心服，那么每个话题都可以做篇文章的。倘若我也是你们一样的学者就可以写论文，发表专著的。我不才， 也没有这个奢望，仅就我知道的说说肤浅的认识。希望得到杨教授和其他专家，乃至跟我一样的草根网友们参加讨论。我不认为我的见解就不错。
1，人民公社是怎样解体的？是搞不下去了吗？
当初胡耀邦绞尽脑汁想出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不至于是要直接搞单干，更不至于要取消人民公社的。可是承包铺开后，根本没有按承包的定产定额往生产队上交，然后再按生产队集体核算进行统一分配，就是谁生产归谁家所有了。这样，生产队就不是核算单位了。生产大队也无法给各生产队下任务搞提留了。生产队的公共积累（公积金和公益金）也落空了。生产队跟社员的关系自然不紧密了，大队与生产队的关系也不密切了。社员不再靠集体了，可以自主了，谁有能耐谁使了。就好像“爹死娘嫁人，（孩子们）只好各人顾个人”了。这样一来， 生产队不再是生产和生活为一体的基层组织单位了，生产大队和公社就沦落为单纯的基层政权组织了。这个时候，叫什么已经无所谓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质和特性已经消失了。社员又恢复到传统的小农经济时代，跟旧社会和解放初一样了。那么农村的政权组织也就沦落为如同旧社会的保、甲一样，只管收“出荷粮”和摊派劳工了。于是所谓的“征收提留”就成了农村两级政权的主要工作，其工作项目实比旧社会还多了，如计划生育的惩治超生的罚款等。于是，就出现了抗缴或抗议的行为，激化了基层干部跟群众的关系，服毒自杀的案例（有关单位搞过调查发在《内参》了，含在《马宾文集》里）屡见不鲜。为此受处分的村、乡、县、市级干部也是不少的。也许这个就是后来中央领导人取消农业税的动因吧。我想，如果当初不是胡耀邦用那个大长串的称谓模糊了人们的眼睛，就是直接说要实行单干，他也是不敢的。就这样，以“1号文件”下达了这样的“改革精神”，强行推广了。我在1976年结束了“普及大寨县，批唯生产力论”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工作后，又参加了1977年的贯彻落实“抓纲治国，新时期总路线教育”的农村工作队。1978年的“1号文件”就通过我们这些人的口，灌输给社员的。社员们拒不接受，大、小队干部也想不通。于是出来了“辛辛苦枯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流行语。我们工作队看到社员们抹眼泪也是同情的，但是，我们有啥办法呢？只好跟他们说实话，我们也是违心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不久就出来个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血手印”的“奇迹”，于是单干顺理成章地开始了。之后的“人大”决定恢复乡、村的建制，人民公社被打入历史垃圾堆。
我一直反对“人民公社搞不下去，甚至走投无路，不得不采取分田单干了”的说法。有人还认为这是“又一次土地改革”，对于我是坚决反对的。革命也好，改革也好，是要向前迈进的，怎么能向后转走回头路“一夜回到解放前”啊？然而，现在有人却说要恢复集体经济是走回头路。我不明白 他们的逻辑怎么会混乱到这个程度。我认为，人民公社是在轰轰烈烈发展的进程中，被强人否定了，被强行毁掉了。人民公社不是没有生命力，不是方向错了走投无路，而是生命力很强的。就是在分田到户搞单干已成定局后，坚持不分的生产队已经是小农经济汪洋大海的一个个小孤岛了，他们在好带头人的主持下仍然一如既往。例如我在《皇天后土》里写的主人公纪英林还在坚持着。他把生产队的工副业收入搞到与农业（粮食）收入平行的程度，社员的劳日值如果实分的话可达 3元5角6分。社员的1天劳动收入就挣这么多，比当时的公社书记收入还多得多。到1984年，县、地、省顶不住上级的压力，才安排当时已经被提升为县委副书记的原公社书记，凭着老面子做纪英林的工作，纪英林终于让步了。那个时候开始强调“跟中央保持一致”了。而毛时代是说“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紧跟不是被动的，更不是强行的，跟不上也没多大关系，只不过是自己落后了。而“保持一致”则是被动的接受，是强行的，不接受不可的。倘若那个时候让社员和社、队干部自己选择，除了已经“拿不成个”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的小岗村那样的生产队之外，是不会乐意接受的。这个是我的亲历所知的，因此，我对杨教授的说法是不同意的。如果不站出来给予纠正，我就失去了党性，就是不负责任。事实上，就是在“一百年不动摇”铁幕下，也还有像南街村这样一些坚持下来，发展起来的走集体化道路的典型。这不就足以证明人民公社是有生命力的吗！
2，分田到户、单干，是不是集体化的必然结果或着落？
从上述情况来看，分田到户，搞单干，是导致人民公社解体的直接原因，是使人民公社消亡的致命因素。它破坏了集体经济的发展，集体经济崩溃是它的果。而杨教授却说集体经济发展不起来了，人民公社搞不下去了才搞单干，单干（也属于个体经济）是人民公社失败了，集体经济走入末路的着落和归宿。这个结论是极端错误的，是不符合实际的。客观起的作用是为修正主义和资改派们提供借口、张目甚至撑腰。
3，社员在集体里，就是生产队里，是不是一无所有？
杨教授说人民公社时期的社员什么也没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没有，只有自己，还得归生产队（领导，即队长）支派。我认为杨教授对那个时代的农民是太不了解了，但这个不是他的过错。我在发言时问了他：“是不连知识青年都不是？是不没下过乡？”他没回答我。我断定他不是农村里长大的，也没在农村干过（哪怕是农村的干部或工作队），他对当年社员的生活和生产是无知的。那个时候是集体经济，生产资料是生产队（核算也是“队为基础”）集体所有。生产队里的任何一件东西，社员每个人都有份的。土地、车马、拖拉机、脱谷机，都是社员集体所有，人人有份，怎么能说社员什么也没有呢？社员跟工人不同，他们还有自己的房子，有按人口分配的自留地（即菜地），他们可以养鸡、猪、鹅、鸭、羊、兔。耕牛、骡马是不能养的，那不属于自家养的范畴。自己用不了的要卖给供销社或卖给国家，如鸡蛋、生猪等。那是为了计划经济，满足供应，要统购统销的。任何破坏或干扰行为是不允许的。社员只要以社为家，以队为家，融入集体这个“大家”，不分心，不离心离德，摽在一起干大农业，就是主人，就什么都有的。怎么能说社员什么都没有呢？
4，在生产队的集体里，社员有没有自由？
生产队好像一个大家族，这个家族要有家规的，家族成员不能自行其是、为所欲为。自由这个东西不是物质的，能摸得着看得见。它是一种感觉，是人的自我感觉。自由也不可能是无限度的，更不能脱离具体的环境。你的自由不能影响别人的自由。所以说自由不仅在方位上有规定，在时间上也会有规定的。人的衣食住行、举止言谈都是要遵守或照顾一定的规定或风俗习惯的。你能遵守或顺应了，这就是自由，是有限的自由，决不能说是无自由。杨教授在讲座中举了电影《青松岭》里的钱广为例子，说他要卖点儿山货都不行，还要求别人代卖。剧情我记不得了，但是我到现在也认为《青松岭》是一部优秀影片，只不过是后来政策改变了，不能配合改变后的政治宣传罢了。不用说生产队那好几十户家庭，好几十劳力、好几百号人，就是三股六份的四世之家，也不准许攒小份子的。因为那么干对其他家族成员不利，是影响大家庭的稳定和巩固的。所以，任何家长都是不允许的。
5，在集体劳动中不准许社员搞“自搂”应不应该？
在集体生产的生产队里，是不允许搞“自搂”的。下工后或上工前，社员都在自己的自留地里或小片荒（自留地之外私自开垦的小块荒地）干活，势必累得体力耗尽，然后再到队里劳动，那能全力以赴吗？所以，提倡对集体“要一扑心地投入”，即出工又出力。对出工不出力的社员或队干部，这样是吃不开的。那叫“黑爪子挣钱，白爪子花”。所以，集体生产时期想托滑偷懒是很难的。因为大家集体劳作，谁干得怎么样，都清清楚楚，就是有人想帮你打马虎眼都办不到。如果在评工时不照实说，送人情分，那是招人鄙视的。就是队长、组长、记工员也不敢那样做的。有的人为了在集体劳动之外，再搞点儿收入，就是“外快”，是被人瞧不起的。就是搞副业，比如搞“小秋收”（八、九月份农闲时上山采山货）也是生产队统一安排或允许的。我认为当时生产队不准许这样随便搞自己的额外收入是应该的。后来，把自留地称做“资本主义尾巴”加以限制，就是怕有的社员自己产的副食品吃不了上市场去卖，影响其他社员安心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毛主席反对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中的“自由市场”就是破坏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这，已经被现实所证明了的。
6，社员的劳动成果的分配是不是按劳分配？
杨教授说集体时期不是按劳分配，只要你出工一天就记一天工。那叫“人头分”，有些管理不好的生产队确实有这种情形，但那不是主流，是要挨批评的。正因为这个，才以生产小组（有的是临时的）为单位，在收工前，也就是下午歇二气儿的时候进行评工记分的。当然有的人的工分评的也不准确、合理，但基本上是公平的。人们说那叫“亏好不亏歹”，大家认识到了下次改了就是了。1957年8月份，我（16虚岁）初中毕业后回生产队务农，铲地抱垄尽管我跟上趟了，自己认为铲地也铲得比较干净不留草，可是记工员就不给我满分，连妇女都不如。我就去给饲养员铡喂马草，因为我跟一个整劳力搭档各抱一头（铡刀拐子），那是必须一样用力一样下手的，否则就不平衡没法铡的。有捋草的老头作证，晚上记工员不得不给我满分。所以，我以后就尽量要求分派给我能体现我是整劳力的活干。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挨批后正赶上贯彻“侯王经验”，“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大队来办”，我被下放回居住的生产队参加劳动。这个时候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可以挣满分了。当时是队长、组长、记工员在一起核定给每个社员记多少工分，是给满分还是去点儿分。站在个人角度来看，也是有不尽合理之处，但是社员们大多认可了。因为当时提倡“狠斗私心”， “克己奉公”，即使自己真的亏了也权当奉献了，不会计较的。等到1976年我参加县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包个生产队的时候，在收工前的歇气儿时就开评一天的工分了，是自报公议，不仅指劳动质量和效率，还包括劳动态度和政治学习态度。因为当时是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社员就把这个叫做“大寨分”。从这样的情况看，根本不是杨教授说的，只要出工一天，干什么，干没干，干什么程度都不用看了，就给记一天工。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至少是想当然。如果说那个时候不是按劳分配，还能是按什么分配呢？如果不是按劳动价值分配，像现在有的所谓经济学家主张的：按“生产三要素价值说”来分配，其实质就是否定按劳分配的合理性，为按资本和生产资料两要素分配张目，以证明资本家剥削是正当的、合理的。这就是我要跟主讲人较真的原因。
我之所以说得这样细，就是回答杨教授说的生产队集体的时候不能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充分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力，给计划经济扣上“大锅饭养懒汉”的帽子，以否定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一般来说，各行各业的懒汉到什么时候都有，就是单干了也有懒汉。在全国人民一心大干社会主义的时候，是讲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无论工人，还是农民，都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是在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给自己干的，积极性特别高涨，都是自觉的，基本没有讨价还价的。而且一项任务下来了，都怕自己不被吸收参与不上。能被分配到自己头上，那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因此，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全力以赴、竭尽全力，不计个人得失的。人们都坚信，国家繁荣昌盛了，自己为国家、为集体做出贡献了，是不会被亏待的。根本不像现在，劳力也成商品了，可以讨价还价的。那么劳力成为商品可以上市（劳力市场）到底有利于谁？可想而知。
7，讲座中讲到的贫困现象是怎么产生的？
杨教授调查看到的贫困现象够具体了，我相信他的表述是真实的。但是，这样的现象在“改开”30年后依然存在，是什么原因？他没有深入研究，只是提出了个几户或十来户的合作社来联合生产。他也说当地的水利设施都是当年公社时期搞的。他主张地块相接的农户可以连片。如果像高校合并那样，一个东一个西是没有好处的。那么，我就要问了，毛主席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乃至公社化道路究竟对了，还是错了？既然你认为现在的单干不行，走不下去了，只能自给自足地解决温饱，其他如受教育、治病、发展生产都办不到。就是单纯种地也只能靠雨浇地，就是天灌。你说是这样是比公社化好了，还是糟了？有的人不是认为工厂实行承包制是高招，农村单干是高招，那么承包了的工厂怎么大多亏损直至破产倒闭？既然单干能发展农业生产力，怎么承包30年了，还有这样的贫困地方让杨教授碰上了？既然单干行不通了，必须联合，那么怎么还不能走毛主席提倡的集体化的道路？我真的听糊涂了。杨教授的研究下了这样的真功夫，可是开出了怎么样的救世处方呢？难道就是这个被所谓的经济学家们炒得火热的，不是搞联合体，就是靠所谓的“种粮大户”把土地集中到手里雇佣农民经营？这，也算是发现、创新吗？这样的创意连老祖宗都知道，他们世世代代就是这么干的。这个“玩意儿”究竟是“与时俱进”，还是开历史倒车？恐怕谁都明白，就是不说而已。真的跟“皇帝的新衣”没啥区别！
8，小岗的典型是个什么典型？能不能代表中国农民？
这里且不说那个18户的血书是怎么回事了，就说在全国都在轰轰烈烈地大办社会主义大农业，8亿农民勒紧裤带苦干、实干、拼命干，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时候，小岗生产队的队长和社员干什么了？小岗人建国30年没得翻身，是走集体化道路造成的吗？那么，公社化中止了，小岗人没了束缚和羁绊了，怎么还是不行呢？是什么原因致使小岗人在有了土地之后还出去讨饭？我认为是这个地方人的劣根性决定的。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乞讨生活了。在这样的一些人里，就是被选为队长或支书的人，也不能像大寨的人那样，不能像我写的红石岭人那样，把中国农民的勤劳、朴实、坚韧、刻苦奋斗的优良品德通过自己的作为变成财富，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他们这筐木头里，砍不出个寨子来。毛主席说“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了。大寨有陈永贵，红石岭有纪英林，今天的南街村有王宏斌，有以他们为带头人的领导班子。而小岗却没有这样的带头人。“火车跑得快，全在车头带。”这是那个时代人们常说的。当时，我们下去搞基本路线教育就是要整顿“软、懒、散”的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班子，同时教育社员群众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爱社、爱队、爱集体，肯于奉献。小岗这个生产队肯定是整顿或淘汰的对象。他们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何谈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他们事实上成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基本路线教育，乃至农业学大寨的死角了。他们是社会主义道路的落伍者是社会主义的拖累。想不到就这样一个落后的典型，在毛主席的路线被推翻的时候竟然被当成了农业新出路的典型，岂非怪哉！我就不认为它代表中国农民或农业的方向，打死我也不改口的。它跟西铺的王国藩的“三条驴腿”没法比；跟真正具有方向性的嵖岈山卫星社没法比。1958年4月份，河南省遂平县下宋水库指挥部根据群众要求，把几个高级社联合起来，办了联社，于是引起了人民公社化。那是反映群众扩大生产力要求的，那是符合民意的。小岗村怎么能跟这个相比而被杨教授还念念不忘，并且说它的要求单干是符合农民意愿的。这是大错特错！我提出质疑，他就说我是“英雄史观”，就是说我在否定“奴隶创造历史”，是强调领导人的个人作用。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8亿农民要求的，还是个别领导人指示的？小岗引起的单干决不是嵖岈山卫星社那样具有方向性和全局性的。小岗村是少数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正常产物。我们能用一个侏儒人做标准规范全民吗？除非规范者本身就是侏儒！
9，小岗人集体化时没有积极性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问题我在前面两个题目中已经谈及了。这里再说一点，就是小岗人的思想觉悟还停留在解放初期。因为他们没有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肯定在农业集体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每一步都欠功夫或“漏网”了，他们的觉悟程度跟不上飞速发展的形势。毛主席是要通过走集体化道路，逐渐把半无产者的农民改造成无产者，跟工人一样成为领导阶级的。他是要把农民转变成农业工人的。这个愿望在今天的南街村已经实现了。他非常注重对农民的教育和改造。他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在采取了一系列的组织形式（互助组、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同时，就搞一个接一个的学习运动（最典型的就是学习雷锋、社教乃至“文革”）以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然而，小岗这个死角就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他们还是满心“私”字，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落后、腐朽理念。从普通农户到村支部书记，就是这样“古老”而顽固的旧社会的“化石人”，去个乡、县级人物当头也无济于事的。他们的内因没变化。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还是解放前的。这，就是他们在集体化时没有积极性的致命原因。同样在一个国度里，红石岭的纪英林领导18个劳动力，用肩膀和双手把兔子不拉屎的不毛之地改造成9大块“三保”方田，在全省最早实现耕、播、收机械化，全体社员最先添置了“四大件”，成为仅次于大寨的农业典型。人家是怎么干的？纪英林利用大年初一各单位没人上班用厕所的时间抠大粪。他把社直单位的所有厕所都抠净了。而小岗人的猪圈粪都没人起，更不要说送到地里了。当赶大粪车的老板子嫌丢人撂挑子，而又无人接手时，作为支部书记的纪英林接过鞭子赶起大粪车。为了表明为生产队掏大粪积肥光荣，他一手执鞭子，一手举着黄瓜大吃，还唱着小曲，招摇而过。用以身作则的办法提供了样子，教育、转变了那个老板子。请问，小岗村有这样的带头人吗？在红石岭可以吃闲饭的五保户，也不甘心当闲人，都认为让别人养活、照顾是耻辱。其中70多岁的老太太都要求队里给派活的。队里不给派活，她就挎着粪筐自己去捡粪，交给生产队。这在我的《皇天后土》里都有真实的记录。请问小岗人：这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信条所能启动的生产积极性吗？你们缺的就是这个，你们还没站起来，起码，没有自尊和自强！
10，小岗人的困惑解决了没有？
“改开”30年过去了，小岗人的困惑解决了吗？没有！由于沈浩的离世，在主流媒体大肆宣传沈浩事迹的同时，我们看到了小岗人中还有对施舍感激涕零的，还有温饱未能解决的。他们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走，朝哪走。他们现在又迷茫了，很可怜、很无助的。大家看他们对省财政厅那个期盼劲儿，他们亟待再来个“救世主”。照这样的活法活下去，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自立？恐怕再过个30年也还是个老样子！别看他们有省级“财神爷”保佑，改变了居住环境，改变了村容、村貌，他们跟南街村（实力和精神风貌）相比，还是天壤之别！无怪沈浩带领他的班子前去南街村参观、取经。我赞成沈浩，我也理解沈浩，我更同情沈浩，为他惋惜！也为时下的所谓“三农”问题而悲哀！
考虑网友网上阅读的习惯，先写到这里。以下10题另文再谈。欢迎讨论，接受批评！
2010年10月31日子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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