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侵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

实用主义侵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　　

——实用主义非议（2）　　

19世纪后期，当实用主义的理论形成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已经面世，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也已经发表。欧美的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实用主义的蔓延，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常看到这样的说法：苏联、东欧剧变以后，国际共运陷入了低潮。这样的表述其实不准确，或许事情刚好反过来：由于国际共运进入了低潮，苏联、东欧的共产党政权，才垮掉了。因为垮掉之前的苏联和东欧的国家和党，已经说不上什么“国际共运”了。“垮掉”是“低潮”的表现，“低潮”的结果。　　

国际共运怎么会进入低潮？现在应该看到，实用主义的泛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没有这方面的论述，是因为没有引起重视、不曾研究。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说：“最终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不正是实用主义的货色吗？　　

如果这样的看法确有道理，那么，一个严酷的事实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实用主义已经严重地侵蚀了并且还在侵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　　

苏联、东欧的具体情况，我们不是很清楚；美国的情况，我们也只知道随着实用主义的兴盛，美国的工人运动改变了方向，美国共产党与工人运动脱离了关系，渐渐成为一个学术性的小团体。但是我国的社会转向，大家都是亲身经历的。举出几个实用主义作祟的例子，年岁稍大一点的朋友，该不会不熟悉。　　

人们常说，是邓小平彻底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也不错。明确地提出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确实是邓小平。然而，他的主张之所以几乎不遇阻挠地得到通过，原因之一是早就有人从理论上作好了铺垫。这个人是谁？就是“英明领袖华主席”。　　

华国锋主政以后，在理论上有三个“建树”。“两个凡是”，受到了清算——这个说法实在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头清算它的，就是邓小平。另有两个“建树”，同样谬误，以邓小平的睿智，不会看不到它的荒谬，但是他就舍不得清算它了：一个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一个是“共产党内不存在一个资产阶级”。      　　

关于前者，这里引录一组数字：　　

“1966至1975年期间，国民收入(即中国人衡量净产出总值的指标)的年均增长率为6.9%；　　

　　　　　　　　　　　　　　　　　　　　　　　　　　　　　　　　　　　　　　　　1966至1975，农业产出净值以每年增长3.2%的速度增长；工业产出净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0.3%，重工业的毛值平均增长12.4%，轻工业的增长率为8.1%。”（佩内洛普·B·普赖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何祚康译·）　　

粮食产量：“1966年，4280亿斤；1967年，4356亿斤；1968　 　　　　　　　

1976年，是中国人民最为不幸的一年。周总理，董老，朱德委员长，毛主席，一个一个地离我们而去；还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中国人民沉浸在悲痛之中。但是，全国的粮食产量还是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怎么就到了“崩溃的边缘”？ 　　

关于后者，华国锋设计了一个逻辑证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说党是阶级的一部分。部分里不可能包含全体，所以党里不可能存在阶级。因此，共产党内不可能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因此，说共产党内存在资产阶级就是错误的。　　

这是一个形式逻辑的推理。且不说华国锋没能运用辩证逻辑，就是形式逻辑，他也违背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推理中的“阶级”一词，不是同一个概念。前面两个“阶级”，指的是无产阶级；后面两个“阶级”，指的是资产阶级；在“党里不可能存在阶级”里，“党”和“阶级”属于同一个阶级；在“共产党内不可能存在一个资产阶级”里，“共产党”和“资产阶级”分属于对立的阶级。——华国锋偷换了概念！而事实是，“共产党”与“资产阶级”之间，不存在谁大谁小的可比性，也不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由于不搞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强势群体”。　　

实用主义的特点之一是：只要需要，就不管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什么两个“凡是”！提出者本人就不“凡是”！有了这两条，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　　

毛主席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　　

实用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形而上学地看事物，不肯“下气力”认真地研究问题。“改革”搞成了“私有化”，就是一例。　　

实用主义虽然“嘲笑”形而上学，却难以脱出形而上学的窠臼。　　

形而上学，在黑格尔以前，指的是纯粹运用抽象概念的理性的思辨，是“旧哲学”的同义语；在黑格尔以后，它是指直观地、感觉地、机械地、片面地、表面地认识事物，是指与辩证法相反的认识论。不懂得（不赞成）认识的发展，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辩证的过程；不承认“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毛泽东《实践论》）；不知道所有的认识都有待于深化，认识是一个需要多次反复而实际是没有止境的过程。实用主义者嘲笑的主要是前者，他们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后者。　　

实用主义者“只宣扬经验”（列宁），只“承认”感觉。詹姆士说：“我还在提倡……我所叫做彻底经验主义的学说；而我觉得把实用主义的真理论确立起来，对于彻底经验主义的推行，是个头等重要的步骤”（《实用主义》p158）。经验，是认识的基础，但是如果缺少了辩证的分析和综合，就会滑到形而上学方面去。实用主义的认识论，恰恰就不讲辩证法，不讲分析和综合。　　

实用主义的学说，从“人性”出发，认为“自私”、“私欲”、“私有观念”是人的本性。甚至在“论教育”的时候，杜威也不忘“由于知识的吸收是一件个人的事情，自然养成了自私的习惯”（杨寿堪 王成兵《实用主义在中国》p121）。　　

十一届三中全会适时地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却被实用主义者钻了空子：对中央采取“顶着干”、“绕着走”的实用主义伎俩，一步一步地把我国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拖拽到“私有化”的轨道上来。　　

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不能低估，三中全会提出“调动积极性”和“加强责任制”的要求，是合理的、必要的、具有针对性的。但是别有用心的人们 却千方百计地塞进他们的私货——竭力推行“私有化”。　　

“红手印”出现在安徽凤阳，同“唱红打黑”出现在重庆一样，不只是“小岗人”“自私”和1978年安徽严重旱灾的结果，它其实是万里在安徽精心施政的“功绩”。　　

万里到了安徽，就明确坚定地说：“安徽不在学大寨！”实行“责任制”的时候，主张生产单位“分”得越小越好。二十户人家的小岗生产队，先分成两个组，再分成四个组，再分成八个组！“组内的关系就是父子、兄弟、其他亲属关系了”。在“分”成为大势所趋的形势下，“按红手印”，既不“悲壮”，也不勇敢。“副队长严宏昌提出两条基本协定：一是采取隐瞒上级政府，私下分田到户，大家共同履行保密义务；二是要求大家自觉履行对国家和集体的征购和提留义务。在此基础上，严家芝补充了一条内容，即如果生产队干部因为违反国家政策同意分田到户而坐牢，大家有义务将其子女抚养到18岁”。严俊昌和严宏昌，起初并没有觉得有坐牢的危险，严家芝的补充，表现了大家对干部的心意。以后的“宣传”，不过是为了“挺”“包产到户”的政策。（参见陆益龙《安徽小岗村调查》第八章 红手印与“大包干”）　　

1979年，天公作美，小岗人获得了大丰收。严俊昌说：“粮食丰收，靠的是种子和化肥。”万里说：“大包干”成效显著、立竿见影。安徽把“分田到户”叫做“大包干”，已经是妙可换日；北京又改称为“联产承包责任制”、“双层经营”，是“终成正果”了。　　

有了“经验”，就推向全国。不管这“经验”经验在哪里，也不管“经验”的成就靠了哪些因素，不肯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挺胸腆肚地说：“经验”证明，分田单干比集体经营“优越”。曾经对合作化的“一刀切”颇有微词的人们，又一刀切地在全国推行“分田到户”。　　

笔者是农民，不反对分田到户，因为地分到我手里这些年，我没有少见东西，远比生产队分给我的多得多。但我们队另有一人，身材比我高大，体格比我强壮，活路更比我通达。犁耙拉车，摇楼撒种，扬场扛布袋，样样在行。在生产队里，没有人敢说比他劳力更强。他自然工分挣得多，分配也不低，但有时他还抱怨：认为他出的气力，给生产队的贡献，还要更多。分地了，他洋洋自得：自信自己不会再吃亏，要跟别人比一比。但是，他不识字。几年下来，他庄稼越来越差，收成越来越坏，他也越来越不服气。终于在收缴征购粮的时候，他出了“眼汗”。四十几岁就急、病而死。——种庄稼，光靠“萦心”、舍得下气力，不行！虽然“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真正“剩下来的”，差别就大多了！但是他不能埋怨别人，只能“怨天”、“怨运气”。可是，“他”真的不能埋怨“别人”吗？　　

大田里的庄稼，有点像花卷，好坏相间。走到自己地头，自然很高兴，看到差劲的庄稼，也不能不揪心：长此下去，社会倒还是社会，没有“主义”了。　　

上边安排分地的时候，有人问我：地分下去，对不对？我没多思考，就回答“对”。因为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理：使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直接相结合。所谓直接，就是不要中间环节，不要“阻隔”。人民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但是中国这么大，情况千差万别，有的地方，也确实存在严重的弊端。由于干部和群众的觉悟，由于管理水平不高，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生产队里积累起许多矛盾，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在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之间，形成了“阻隔”，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分田到户”，虽然没能消除这种“阻隔”，却把这些“阻隔”回避了。　　

然而对于集体经济，分田到户就是一场不小的灾难：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家业”，全给抛撒了。我们队近几年刚买的两部柴油机、两部电动机、抽水机、粉碎机、脱粒机，全都三文不值二文地卖给了外村的农民（如果本村人要买，就有讨便宜的嫌疑），每人分得十几元钱；近万斤小麦（储备粮）不翼而飞；仓库、牛屋等房产，被干部借用的借用，闲置的闲置，几年以后，坍塌几尽。有人看到干部侵占集体财产“不忿”，就有人劝说：就这一回了，往后地分了，看他还能到你家里拿？　　

分地以后辛勤了几年，就又不安生了！征购数字年年涨，还有提留和统筹，不是打下多少就报多少，是干部报多少农民就得交多少。有到家里称粮食的，有赶猪牵羊的，有推自行车的，也有抬缝纫机的，牛，家俱等等，都等着你去“赎”。人们这才明白，原来“人家”是可以到你家里拿的！　　

民不聊生了，中央采取了措施：免征农业税。至于不法干部侵占的群众利益，拿了就拿了，又拿不到外国去！至少能给这些人先富起来助助力。只要有人跟着干，管他乌龟王八蛋！　　

干部作风，干群矛盾，“回避”，“绕”，都不能解决问题。　　

再说产量。分田以后，产量确实提高不少。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当然是一个事实。除此而外，种子好了，化肥足了，农药多了，复种指数扩大了（不再有“炕地”“春地”等休闲地）；特别是天气，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给“靠天收”的人们帮了多么大的忙啊！这些都是实的。还有“虚”的。　　

“交够国家、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前两项是“硬”的、实的，给自己“剩下”的是“软”的、“虚”的。不过也没有人来问：你今年留给自己多少粮食。只是突然觉得：地养活不了人了。一是“人增地减”；二是产量没有数字增长得快，只好拿口粮去补数字。为什么要外出打工？就是为了把全家的口粮留给在家里的人吃。据说，后来产量又“徘徊”了，是减产了呢还是按朱总理的要求“挤水分”了呢？为了“留有余地”，我们说，都有吧！小心问一下：我们国家真像现在说的，有那么多粮食吗？不敢轻信。　　

我不反对分田到户，就因为我们那个队的经营管理不上路，没有按“六十条”办。但是据我所知，搞得好的队，多了去了。不看具体情况，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要求“分田到户”，“谁不分就换他”，就太过分了。只能说是领导怕“下气力”，是形而上学作怪，是实用主义作祟。　　

如果说农业承包经营“回避”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之间的“阻隔”，还有一点积极意义的话，“‘包’字进城”就全然没有道理。且不说“大包干”以后农业丰产的原因很多，当政者并没有去认真地分析研究。单说“‘包’字进城”，尤其是进工业，那是硬生生地在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之间，塞进一个“阻隔”，塞进一个“中间环节”。效果当然不会好。可是实用主义者们是不会认输的。他们要用“实践”来证明他们的正确：在“用改革的方法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的喧嚣中，股份制、抓大放小、租赁承包、破产拍卖……依次出笼，公有制比例越来越低，私有化程度越来越高。“民营企业创造的ＧＤＰ已经达到一半以上”，再往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难道要靠私有制来支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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