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本人出生在70年代初期，因此在本人四五岁开始记事儿的时候，本地的生产队还没有解散。因此我对那会儿的一些情形还记忆犹新：
早上8点由生产队长敲钟呼唤大家上工。社员们开始陆陆续续地从家里出来到生产队等候队长派活儿，而且是一边躺在柴禾垛晒太阳上一边等，有时个别队员还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当众和队长吵一架，才能结束工作分配。然后社员根据队长的分配下地干活：除草、整枝、拿虫……傍晚时分，社员下工了，自己到生产队会计那里去报公分——干了多少活儿都有一套公分考核办法；去拿虫儿的要把虫子倒在地上用草棍儿拨拉着数清个数，因为拿虫的时候要把虫子捉到一个放了农药的小瓶儿子里毒死。
夏天各种蔬菜成熟了，生产队会按各家各户的成人数量以及孩子的数量把蔬菜分成一小堆、一小堆地分给各家各户。如果生产队的牲口死了，例如：马或者牛，也会把肉分割开来按各家各户人头分配，此时社员们会难得地改善一回，本人至今记得我爷爷给我们全家炖马肉的情形、那次分到我家一斤半马肉。生产队也养猪，几十个猪圈一个挨着一个。平时从庄稼地里拔下来的野草都晒干、磨成草面儿喂猪，用来喂猪的还有其他品质不好、不能上缴的杂粮。当然了，有了生猪首先要为上级缴纳，剩下的及其有限的过年时杀了分配给社员。
秋天到了，社员们一起收割、播种，大块的农田种什么都种什么，那真是一眼望不到边儿啊！大东方红拖拉机耕地，一去就是几里地……没有见过这种情形的年轻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州市周家庄乡看一看，那里依然延续着大集体的生产方式，被称为全国唯一一个人民公社。从石家庄做汽车顺307国道往东不到1小时的车程就到了。
各个生产队还有副业，例如二队是生产保险柜，我们三队生产当时盛放中药大蜜丸的、圆柱形的小药盒儿……
对于村儿里的孤寡老人，村里负责安置其生活起居，那会儿对这样的人称作“五保户”。社员生了病，村子里有保健站，有赤脚医生，看病不用挂号排队，赤脚医生可以到田间地头、到社员家里为社员看病，而且药费极为低廉，从未听说过谁谁看不起病……
要说这种经济方式有什么不足，那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浪费严重，反正粮食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且分配不公，有老实肯干的，也有偷奸耍滑的，有在单位时间内干活又快又好的，也有单位时间内干活儿又慢又不合格的。但到了分配的时候，分到手的东西基本都差不多，说这是吃“大锅饭”真是一点儿也不假；同时，长期以来，国家从农村生产队征收的东西多，留给社员进行分配的东西少，社员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因此，人们的积极性越来越差，很少有人肯出真力气在生产队干活儿了，而且内心对现状十分不满，除了那些本来就没什么本事、本来就喜欢偷奸耍滑混日子的。于是就全国范围看，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这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用现在流行的话就是“短板效应”：一个木桶盛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产队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解散，取而代之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因次全国的农业生产也得到了飞速提高，当然这里面也有优良农作物品种推广的功劳，所以我们不应忘记那些农业科学家。同时，同样因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因此土地的利用率也得到了提高：一些本来很宽的田间路也慢慢地被挤没了；一些以前用来灌溉、防洪的沟渠甚至湖泊也被种上了庄稼，这一点我们现在已经尝到了恶果，那就是我们抗洪能力下降了，尤其是南方。另外，尽管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空前提高，但由于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家庭为单位，因此每家每户都要备齐一整套农业生产资料。以我的老家为例：百分之百的农户每家都有一辆农用机动三轮车，其他喷雾器等等小型农资更不必说。我曾经问过我当农民的亲叔叔：一家一辆机动三轮车够用吗？叔叔毫不犹豫地说：够用！五家用一辆也够用！而且还以我家为例：我家有一亩地，左边的人家种蔬菜，右边的种庄稼，北边的种桃树，南边的种苹果；而且就我家这一亩地一半种黄豆、一半种玉米……真可谓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这样的种植形态无疑无法使大型农业机械得到推广。所以，这种情况必然造成农业生产成本的居高不下。以至于我们国家一度出现农民卖粮难，而国家反而从外国进口粮食的怪事儿！再加上长期以来国家对农村诸如：水利、电力、交通等方面的投入投入越来越少，从农村、农民身上抽取各种费用、统筹、提留的没少，例如：三提五统等。这样就使得农民的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城市！于是农民、农村、农业这个三农问题产生了。好在现在国家已经取消了农业税以及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农民终于缓了一口气……但三农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可以想象，人均不到2亩耕地的中国农民，他们的收入增长空间有多大？我们当地的小麦亩产现在是1000多斤，还能增长多少？他们的经济作物例如水果、蔬菜等增长空间又有多大？要知道他们种植的是一般的农业作物，不是鸦片！有的朋友会说，他们可以去城里打工啊！是的，现在他们有这种去城里打工的自由，但他们只能从事一些粗重的体力活儿，连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现在都很难找到一份薪水对得起自己多年学费的工作，更何况是文化程度很低的农民呢？因此，进城打工会农民增收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但对农民收入的显著改善恐怕还是远远不够的！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收入得不到显著改善，启动内需又从何谈起？因此，三农问题对国民经济乃至社会的稳定影响极大，而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收入增长空间的有限。同时通过以上的分析，如果我们承认以上的现象是事实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农民收入增长受限的根源其实就是“家庭联产承包式的小农经济”！这种形式的经济发挥的能量实在有限。
我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占据主体的历史十分悠久的国家，但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我们中国的综合国力是超过西方的，直到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生产能力得到了几何级的增长，这无疑也是人类适应大自然能力的高速增长。而这样的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我国发生？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脑子笨？还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是“专制社会”？关于这个问题，我同意黄仁宇先生的看法：那就是之所以工业革命没有在我国产生，主要是因为明清时期的财税政策是保守的，导致基层的农民保存了小农经济这种形式而没有积累、国家也没有积累，如此就使国民经济在一种没有多少增长空间的低水平线上徘徊。在这里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工业文明、现代文明，需要一种怎样的农业经济？
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人给出了答案：……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
所以说，我国想要成为工业国、成为世界强国，靠小农经济是无法实现的，或者说，小农经济支撑不了现代工业文明，它需要农业的大集体、大规模经营。这样的话，我国的重工业才会有市场。那么由于大型农业机械等重工业产品的推广，农村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怎么办？当然不能全部到城里去打工，中国这么多的人口，大部分农民短时间内涌到城市工作和生活是不可想象的。农村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可以留在农村从事其他产业，例如低技术含量的手工工作。本人一位亲戚多年来一直做那种纸制档案袋供给城市的商场、超市。现在可谓是腰缠万贯，而且换上了高级的制作机器，还是供不应求，创造了产值不说，还在农村提供了非农业的劳动机会。本人的同学还有开厂生产盛水果的塑料筐的，果农运输、贩卖水果都需要，同样是即创造了高于农业的经济效益也吸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这就叫“农村产业结构升级”。而这一切，在生产队那会儿早就有了雏形，而且规模要比现在大得多。农民在本地创收以后，自然也会为轻工业产品提供了市场。
因此，当年的农村大集体经营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当然了，作为习惯了几千年小农经济的中国农民，冷不丁一接触这种大集体劳作，不出问题才怪。但这说到底是战术层面的管理问题，是管理学中“绩效考核”的问题。当然这种考核不能只针对群众，也应该针对管理者。可惜历史没有给我们为大集体经济探索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的机会，大集体存在了短短20年就从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消失了。那么，就城市的一些企业来说，作为国企时，有“上厕所一去就是半小时”的现象，改了民营后就没有了吗？非也！本人在一家国企工作过6年，改制后又工作了4年。本人发现，偷奸耍滑的现象依然存在，操蛋的人在什么样的企业都操蛋，老实人在什么样的企业也都老实！这是人性问题，也是如何用管理学中的绩效考核进行约束的问题。而西方管理学大师斯图尔特˙克雷纳指出：管理只有恒久的问题，没有终结的答案。
综上，当年的大集体式农业经济是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我们当年因为战术层面的管理问题将其终结，至今开始品尝恶果，现在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以利于将来的发展。
参考文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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