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话：写这篇文章只是想说说我对农村的感受，我有自己的工作，但我的家在农村，我的父母也都是农民，有时间我也要下地干活，所以勉强算是一个准农民吧。我所看到、知道的只是华北平原上，河北省的一个小村庄。我没有出过远门，不知道其他地方的农村是否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只是就事论事，并不是代表全国。至于是否认同我的观点，我不强求。
30年前，中国南方安徽省的一个叫小岗的村落，缔造了一个轰动全国的神话，一个一直流传到现在的神话。神话的标准版本是这样的：小岗村的十八条好汉，按下了十八个鲜红的手印。从而启动了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从此包产到户的春风刮遍了大江南北，这之后天也蓝了，水也绿了，农民积极性提高了，庄家也通了人性，拼命地打籽结实，农作物产量比以前多了几倍，从此以后，农民过上了温饱、富足的生活。
神话很美丽动人，但也真的只是个神话。包产到户的核心是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而且是自我私欲的积极性，然而积极性提高了就能创造出神话吗？我不由又想起了50年前关于亩产万斤的另一个神话，那个时候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同样非常高涨，听母亲说那时人们的心气儿非常高，干劲儿特别足，那时到处都有劳动竞赛，甚至到了晚上都不休息，挑灯夜战人们也不觉得累，再往后就有了亩产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神话。如果说现在小岗村的奇迹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凭什么断定五十年前的事就是假的呢；如果50年前的事确实是一个神话，那么焉知今天发生在小岗村身上的不是又一个亩产万斤的神话呢。都是激发农民的积极性，都是强调精神的力量，又怎么能厚此薄彼。
我不否认劳动积极性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俗话也说“人勤地不懒”，但也远未到点石成金的地步。包产到户实质是把土地承包给农民，而产品除一部分上交之外，其余归农民自己支配，从而激发起农民们为自己小日子而努力的积极性。这根本不足以改变农业生产的现状，否则的话，解放前的土地都是私有的，农民完全是为了自己干，他们为什么就创造不出改革开放后的“奇迹”，这中间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农业生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影响作物产量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生产积极性很重要，但也只是一个方面。我觉得这农业生产可以概括为天、地、人三个方面，其中天就是天时，包括冷暖旱涝，雨雪风雹，地就是土地土壤，而人就是耕作管理。其中天的因素属自然现象，是人所不能左右的，可以排除在外。而农业生产中实际起作用的是后两种，也是人们最重视的。毛主席曾经将农业生产的要素总结为八个字：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农业八字宪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从种到收要经过很多个工序。首先是耕地松土，然后按照农时把种子播入土地里，根据作物生长规律浇水、施肥、中耕除草，最后是成熟收获。在这个过程中包产到户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
土地是一切农业生产的基础，所以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有无比深厚的感情。要想获得好的收场，土地要建设，土壤要改良。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动用了庞大的人力和物力，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开垦荒地，对旱地、涝洼、盐碱等中低产田进行各种改造，为以后的丰产丰收打下了基础。这项工作需要耗费极大的人力和物力，所以都是在集体化时期进行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根本无法完成这一艰巨工作。
水是农业生产中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水利设施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从大的方面说整治河流，兴建水库，当年毛主席发出号召，一定要根治淮河、黄河、海河，各地政府组织农民进行水利建设，我的父亲也参加过挖河，那时的人们只管饭，挣工分，不发工资。至于创造了多少GDP就不清楚了。从小的方面说，平整土地，挖灌排水沟、打机井也多是在六七十年代进行的，因为那是的地连片成块，便于统一安排规划，也没有什么阻力。如果是在包产到户时期，光是不同家庭之间的利益纠葛，就足以令许多事泡汤了。比如很长时间以来，农村浇地一直采用大水漫灌的落后方式，既费电又费水。我们这里是华北平原地区，没有什么地表水源，河流基本上已经干涸，一直靠地下水支撑工农业生产，长期超量开采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地面沉陷。照理说应该采用喷灌、滴灌等先进的节水灌溉方式，可惜联产承包后根本没人管这事儿，说实话，就算有有人管也管不了，一块地往往涉及到好多个家庭的利益，人有多有少，地也有大有小，到时候谁去牵头，谁去组织，谁出钱多，谁出钱少，有数不清的仗要打。恐怕到时候什么事也做不成。
至于化肥生产，良种培育，农药、农业机械改良和生产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长期的摸索和积累，才能应用到农业生产上。可以说没有六七十年代精心准备，就不会有八九十年代的开花结果，这与分不分地没什么关系。总不成一说分地，化肥就从天上掉下来，良种自己从地里长出来，吆喝一声镰刀就变成收割机了。以化肥生产为例，化肥生产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相联系，正是依靠新中国建立以来全国人民省吃俭用，艰苦奋斗所建立起来的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我国的化肥生产打下了基础，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化肥还是一种比较稀罕的东西。当时的农业生产以农家肥为主，每到农闲时节生产队都要组织人员积肥，饲养场里的猪、牲口圈里的牛马驴骡的粪都用来积肥。当时农村使用的和化学沾得上边的肥料，大概要算是氨水了，那时候我们这里几乎每个村，在村口路边都有一个用水泥铸的大罐，上面有盖子，叫氨水罐，用来盛放公社分给各个生产队的氨水。到了后来有了化肥，但数量不多，由公社分配给各个生产队使用，我们村一般能分到几十袋，然后由村里派车去拉，大概这从中也可以看出工业生产的进步吧。再往后化肥越来越多，由于化肥属于速效肥，效果比较明显的，人们也越来越依赖于化肥，无论是基肥还是追肥，人们都使用化肥，现在的农村人们往往大多既不养鸡又不养猪，所以很少再使用农家肥了，人们管这叫“种卫生地”！
这样算起来，能够和包产到户拉上关系的要算是田间管理了。不可否认，包产到户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对农业生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自己干活和为集体劳动还是不一样的，相比来说，农民为自己干活可能更认真、更细致一些。注意我说的这个“更”字，并不是说农民为集体劳动就不认真不仔细，就马马虎虎。当时生产队在集体劳动时，是要算工分的，有记工员专门记录每个社员的劳动情况，应该说当时的记工员大部分都是比较公正客观的，因为大家都是老乡亲，彼此知根知底，抬头不见低头见，谁也不愿意背后被人戳脊梁骨，或者被人家打上门来哭闹一番。所以大伙儿干活儿也比较认真，而且有的社员干完自己的活儿以后，还会另找一些活儿来干，为的就是多挣一些工分，这样最后也能多分一些东西。至于某些文学作品当中出现的，某些人所说的嚣张跋扈的生产队干部，我倒没有听说过，或者是我孤陋寡闻所致。
另外农业生产中从播种到收获，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流程，何时耕地播种，耕多深，播多密，何时浇水、追肥，用多大量。如何中耕除草，采用什么手段防治病虫害，无论谁来干都差不多，中间或许因为人性格的差别，熟练程度的不同，技术的高低而有所区别，但是区别也不会太大，毕竟一块七扭八歪，高低参差，长满杂草的庄稼地，对于任何一个农民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所以一个农民给自己干的时候，可能积极性更高一些，可是也不会相差太多。反映到农业生产上，包产到户前后的农业产量，可能有所差别，但差别也不会太大。以小麦为例，包产前后产量也就相差一百多斤左右。而且这种积极性除了在开始几年爆发了一下，以后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小，远不如科学技术发挥的作用大。就拿现在来说，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肯定不如包产到户开始的时候，农村的青壮年劳力大多出去打工，地里的活儿大多是一些老人和妇女在干，积极性自然不高，可是单位面积的农业产量并没有降低多少，就是因为大都机械化了，积不积极都一样。
可见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激发出来的积极性并不是那么神乎其神，所谓包产到户让农民吃饱了饭根本就是一个大忽悠。不过话说回来，包产到户开始那几年，农民生活确实有了极大改善，农民家里的存粮一下子多了许多，分地之前一年中大多数时间都是吃棒子面，分地之后可以一年到头吃白面，也是事实（集体时期多数时间总吃粗粮，白糖。牛奶等副食品非常缺乏是有的，但像某些人所说食不果腹就是胡扯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人们总吃棒子面，队里打的那些麦子都到哪里去了。我开始也想不明白，后来听到人们提起战备粮才豁然开朗。当时生产队打下的粮食，当时除了留下一部分口粮之外，其余全部被公社拉走了，现在看来是成了战略储备。当时有这么一个口号“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为了应对当时设想的大规模战争，在全国各地挖了数不清的防空洞，那么又储存了多少粮食呢？恐怕绝不会少。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都经过60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对国家缺粮所造成的艰难处境记忆犹新，所以可以想象他们就像居家过日子的家庭主妇一样，省吃俭用，拼命地积攒手里的每一点财富。因为我从自己的父母和他们上一辈人身上看到了同样的特质，那就是异乎寻常的节省。他们的节俭和勤奋为新中国的工农业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也为后人留下一笔令人自豪的财富。
我还记得小时候上学，要经过县里的粮食局，粮食局的后面有一大片房子，都用围墙围了起来，门口挂的牌子是中粮直属库，和父亲交公粮的时候我还进去过，惊讶于里面面积大，房子多。包产到户后，不用上交那么多粮食了，只要上交一小部分就可以，大头儿是自己的，看来这就是家里存粮猛然增多的原因吧。那么国家的粮食储备现在如何呢，县里的粮食局早已经不复存在，现在的粮食局连同后面的一大片房子早被拆光了。变成了住宅小区，一栋栋住宅楼拔地而起。至于还有没有粮库，粮库里还有没有粮食，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公粮早已经不用交了，连地也没有多少人去种了，人们都去打工、做买卖、挣大钱去了，数月前一次父亲赶集回来说，现在种麦子的连过去的一半都没有了。一切都变了，除了那面包产到户的大旗，从三年，十五年，三十年……，仍旧在那里飘着。
最后的话：包产到户不仅让每家每户的地有了边界，也在人与人之间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藩篱，人们的关系疏远了，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小家庭打算，别人和公共的利益被放到一边。村里曾经修过一条公路，修筑路基时，道路两旁的住户说什么也不让垫高路基，理由是路基高了水会往自家门前流，最后公路成了全村最低的地方，不管是下雨还是下雪，全村的水都往那里流，公路成了一片泽国，路过的人都叫苦不迭，两边的住户自己出门也要绕道走，那里成了远近闻名的“XX村大水洼”（如图），真可以当作改革开放年代农村的一面纪念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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