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还是要讲那几句老话，我不是学社会科学的，哲学更是门外汉，来妄评“总设计师”、“院士”、“教授”等最高官府、“学术权威”的大论，实在是冒失之举，倒不是怕身败名裂，而是怕谬误众人。抛砖引玉吧！
理论问题是应该争论的，不能搞一言堂。实不相瞒，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人民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作以后，从此没有看过一份人民日报和任何党报、党刊，至今不知求是杂志的封面是什么样！除掉在新华书店买一些马、列、毛的著作外，就到旧书摊买些便宜的乱七八糟的杂书看看；例如，一本很新的《张爱萍在一九七五》，三元钱就买来了；一本《江泽民改变了中国》，他开价10元钱，我说这类玩艺3元钱行了，他不卖，并说你别看它，几年后“有用”，我理解了他“有用”的含义，也没买；另外订点小报之类。可能是年令大了一点，其实也不祘大，但大脑迟钝了,看了某些杂书后，就不像人家“院士”、“教授”等看了能写出“振奋人心”的大作来，我看后，反感到越看越沉闷、难受，像是在吃砒霜。我看了人民日报那篇文章，也是这种感觉，所以从此不看了，免得伤身体。
一个几十年的报盲，来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么大的问题，定为讨人之笑。不过，好在马、列、毛都主张，看问题不仅要看宣言，更要看实际在干什么？那些大块文章是做给人看的，文章背后才是真面目。为此，在文革中还真有些人命名为“看行动战斗队”。不妨一试，先看行动，后探讨理论问题。即先调查、后结论。不过，我的调查，也只能局限在他们执政时出版的书本本了。
以邓小平、叶剑英等为一浱；华国锋、汪东兴为另一浱。两派展开的一场大争斗，邓小平称之为内讧，从1977年11月中共十一大开始，到六中全会宣告结朿，或者说中共十二大前结朿，历时约两年时间。中共十一大，是在两派矛盾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一结束，斗争逐步升级，最后把华、汪一派全部逐出中央领导岗位而告终。
邓小平说：“这次（指十一大）是为了从全党全国的大局出发，而且我们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要一个准备过程，所以党的十一大中的错误口号我不计划多加评论了。但是这决不意味我们同意那些错误的极左的东西”。
胡耀邦：“事情要慢慢地解决。我和一些同志打了招呼，小平同志站出来，我们就有了主心骨了。华国锋坚持他的极左理论，实际上就是他走向垮台的第一步”。
邓小平：“你们可以好好研究一下，首先把类似汪东兴这类帮他（指华国锋）倒忙的人慢慢除掉。……。我们要把全党的关注点集中到国家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上来，这是最得之心的口号”。
胡耀邦：“现在需要从理论上把大家从极左的路线上彻底解放出来。我们要在各个领域里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从这一点出发，把全党的思想统一起来”。
邓小平：“好呀，你这个党校副校长就可以在这个方面作作文章嘛。你别看华国锋、汪东兴兼什么校长、（副校长）职务，那都是为了强调一下这个机构重要。其实他们对这个机构最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另外的要害单位。这个你们可能不清楚，我知道他们的鬼算盘是什么。这样，你胡耀邦就有了可乘之机了嘛”。
胡耀邦：“我看还是要在你强调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作文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这一点出发，可以驳倒华国锋、汪东兴那些人搞的两个凡是的错误。……。从这里打开缺口，就可以一通百通了。同志呀，光明的前途就在眼前，但是我们如果不去争取，那就什么也捞不到了”。
（以上参见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汪东兴传》第250至252页）。
叶剑英对华、汪二人说：“凡是毛主席点过头的都不能批评，这样一来，好多问题都不能批了。因为几乎‘四人帮’所干的坏事，毛主席都点过头。我仔细地查了一下，‘四人帮’几乎没有不经过毛主席批准而自己干的东西，问题在于对不对，是不是他们欺骗了毛主席，所以华主席说的四条恐怕还得作一些修改才好”。（参見《汪东兴传》第206页）。
[周总理：“…，对这些被审查的老干部的事，要政治局七个人签字才 能生效！”（参見叶永烈著、远方出版社《高层政坛恩怨》第104页]（编者按：这里引用周总理的话，答复了叶刽英等的有关问题）。
“他（指叶剑英）深知‘兵变则国亡’只要军权在握，……”。（参见时事出版社《新中央机密》第259页）。而先后调换了三十八军等主要军队领导干部……。
在两派斗争中，“邓小平收到了由十二名部队军以上干部联名签署的建议信，信中强烈要求他不要走得太远，劝他收回逼华国锋下台的成命”。信中说：“ 就连小孩也知道，像华国锋………，没有你施加压力，采取一系列恶劣手段刁难他、恐吓他，他是绝不会自己辞职的。一面把华国锋赶下台，一面把胡耀邦这样的野心家扶上去，实在是拿人民给你的权力开玩笑。我们实在看不出胡耀邦比华国锋高明多少……”。“中国有句老话：知恩不报非君子，过河拆桥是禽兽。想当初，你被毛主席打倒，请示华主席把你解放出来时，你可怜巴巴，表现得是那样的谦虚。但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你自己以为羽毛丰满，便翻脸不认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排除异己。清洗你看不顺眼的人，直到要夺华主席的权，我们衷心地希望还是以民族大业为重，不要小肚鸡肠，容不得人，乘早收回你们打算在六中全会上，要干的那些不得人心的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邓小平将这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看来真有不要命的人…”。他打电话给总政领导：“中央政治局通报发出后，部队军以上干部有什么反映吗？”
答：“大家都拥护中央决定。认为政治局及时、果断在采取措施，可以使党和国家减少很大损失……”
邓：“真是这样吗？”
答：“我们搜集回来的报告是这样的”。
邓：“那好，请代我查询一下这十二名军队干部的情况，了解一下他们对中央会议的态度。然后你再把总政的态度报我”。他“照着来信那十二个签名顺序唸了一遍”。
“事情很快查清，那十二名军官不仅在信中这样讲，而且在听了传达政治局通报的讨论会上也是这么说的。其中有一个多年从事政治工作的政委拿出《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说：我们在会上提意见，希望上级不要打击报复。真正履行三不主义”。
邓小平对一些领导干部（主要是军队干部）说：“这里还有一个能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性的问题，我看他们都不适宜在部队工作。我看还是该离休的离休，该调走的调走，决不能让他们继续留在要害部门干坏事”。
（以上参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文化大革命纪实》第542至543页）。
一场以军压政的论战就这样展开。
为这场“理论大讨论”，胡耀邦等在各类报、刊发表了大量批华国锋“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的文章。在这些文章发表前，胡耀邦在党校已开展活动。
汪东兴把中央党校的问题和华国锋作了一番讨论。
华国锋：“我也感到将要有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逆流在悄悄活动着。有人似乎对批判‘四人帮’ 不感兴趣了，他们总是要拐弯摸角地批判毛主席的覌点。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在会议上讲一讲这些问题，以此来统一全党思想。全国不光是党校，也不仅仅是一个胡耀邦的问题，我看胡耀邦还有后台”。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教育战线问题时。
邓小平：“我认为，教育战线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十六年来的黑线专政问题，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编造。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统统都是错误口号”。
汪东兴：“对文化大革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全盘否定和打倒一切，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好的嘛。这是毛主席亲自领导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嘛”。
邓小平：“文化大革命没有多少好处，不是别人而正是这场运动自己使自己走向了反面”。
1977年12月20日至31日中央军委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军队调配领导班子的讲话。
纪登奎和汪东兴等针对邓的讲话展开了议论。
汪东兴：“…，他‘指邓小平’闭口不讲巩固和扶持文化大革命涌现岀来的新生事物…。他是用这种手段来提拔和重用他自己的势力”。
纪登奎：“我看邓小平是想通过否定文化大革命为手段，把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的人都扶起来，然后控制中央，最后夺权，把我们这些人统统赶走，这是人家的一着妙棋”。
汪东兴：“我也看出来了。可是华主席…不相信…，一点都看不出一场大祸的来临…。”。
在汪谈到华国锋不愿采取组织措施时。
纪登奎：“当初我们向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动手的时候，有多少证据？还不是抓了以后才搞出来的证据！…华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怎么不像对待江青等人的问题上那么敏感了呢？”
“这话无意中刺激了汪东兴，他知道纪登奎在活捉江青等人时并没有参与。当逮捕了他们第二天召开政治局会议时才听到了传达，当时他手中的笔记本就掉下来了。他失口问道：你们根据什么抓的？”“华国锋讲了几条理由后”，“纪登奎：这能说服全国人民吗？”“华国锋说：等能说服全国人民的时候，我们就人头落地了。”“汪认为这时纪登奎把这话又变了法子端出来了”。 (编者注：那次政治局会议，是汪东兴布置了谁反对逮捕“四人帮”就抓谁的武力监控下召开的，其具体内容在此略)。
“1978年2月24日至3月5日召开的全国人大第五届第一次会议，已担任政协主席的邓小平，又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
“汪东兴等人感到是反常的事”。
华国锋：“现在没有更多的合适人选，……”。
纪登奎：“现在已经有些危险的预兆，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毛主席讲我们国内问题，其中就包括要注意国内出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汪东兴：“国内的‘敌情动态’已报导了一些‘四人帮’的余孽在造谣了，他们说：‘邓小平的复出和最近一段时间，中央对毛主席的许多重大战略决策，已进行了重大的修正，这足以说明了华国锋、汪东兴之流已经完全背叛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证明他们本来就是一群可耻的叛徒。人家说我们骗完了全国人民后，又来败坏毛泽东思想的信誉’”。
纪登奎：“你的话里有个漏洞，……”。
汪东兴：“我主张把这些材料印成大字参考，…发给我们的许多同志，…。大不了杀几个典型就可以了。……。”
“政治局生话会上，汪东兴等人刚把一些问题摆出来，邓小平就给他们来了免战反击”。
邓小平：“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们还要把那些老掉牙的东西抬出来，很不好嘛。………。我从来不管他们说什么，就是全心全意地抓我们的工作，…，我们就是要把经济抓上去，把那些乌七八糟的人拉下来，谁搞派性，谁搞歪门邪道都让他们滚蛋”。
接着一些人给邓提了意见。
邓小平：“不错，我是讲了类似这样的话，我有这样的观点，是不是就犯了滔天大罪呢？……。我的许多覌点只是作为一种探讨提出来和大家谈谈，以求得科学的解释，你们搜集起来是何意思？难道是想搞突然袭击吗？…”。
以至大家无话可说，而散场。
“华国锋想把汪东兴作为牵制邓小平等人的力量来使，又为了防止汪东兴专权，同意叶帅和一些人的建议，提拔和重用了其他一批领导人，包括军队的一些领导人”。
叶剑英：“只有你华国锋才能和毛主席相提平论，你才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当之无愧的我们党和军队的统帅，谁要是和你争权，都不会有好下场的。你放心，只有我和小平这些老同志，才是真正的支持你的。你最危险的敌人和对手在你的同令人里面呢”。
汪东兴：“你（指华国锋）一定要把军权控制在手里，要领导军委的具体工作，不要把大权旁落。对军队领导人的任命，你要亲自和他们谈话，不要把这样的权力交给别人，没有自己的领导权就没有自己的指挥权，如果你不注意这个问题，可就要犯大错误了”。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六十期发表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于同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这篇文章是由胡耀邦审定后发表的。
接着，汪东兴接到了一连串的电话：“汪副主席，《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有什么背景呀？你看到这篇文章了吗？它完全是把矛头对着毛主席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我们还要毛泽东思想为指針吗？请你马上查一下这篇文章的情况，马上向华主席汇报。如果我们再容忍这样赤裸裸的文章出现，那我们就等于公开丢掉马克思主义了”；“ 请汪副主席好好地看一下，那比赫鲁哓夫的秘密报告还要悪毒，是向我们公开下达的战书。如果这样的文章能够容忍，那就等于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了”；“斯大林死了不到三年，出了赫鲁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现在毛主席逝世刚两年的样子，有人就按捺不住他们的本性了，迫不及待地要砍旗，…”；“否定毛主席，这是他们全面复辟的第一步，如果这一步得逞了，那么下面的就是为刘少奇翻案，为毛主席带领我们打倒的一切阶级敌人翻案，到了那时我们也就快让人家彻底打倒了。……”。
汪东兴接了电话后，查看《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接着查阅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提出了“反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和反教条主义等口号，推行了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路线。称斯大林是‘迫害狂’、‘严酷的专横’、‘走了大规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只是在电影上来研究国内的情况和农业问题，按照地球仪来指挥战役；斯大林的领导造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他又查阅了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我看有两把‘刀子’ ：—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了一些了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典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汪东兴：“这篇文章（指光明日报的文章）是要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和作为检验一切是非的标准。如果这个头一开，毛泽东思想就基本上被他们丢掉了。……。我们天天喊着要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如果现在再不站出来，那就一切都是空谈”。他命令有关人员去查询那篇文章的来龙去脉。这时又来了纪登奎。
纪登奎：“他们倒底要干什么？真理的标准都不是以马克思主义来鉴定了，那么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革命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初次听到这样的奇谈怪论，今后还怎么前进？”
吴德进门就说：“我敢打睹，文章的肯定和天安门的参与者有关，……，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汪东兴：“对这篇文章的，我要向他们脱帽致敬，这件事干得实在内行。一下子就暴露了他们妄图摆脱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和企图。这种思想得到了几乎所有反毛派的支持，……”。
吴德：“他们之所以敢公开发表这样的文章，他们保证得到了一些大人物的支持，…”。
汪东兴：“什么大人物？不就是邓小平嘛。……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们就是要亲自质问发表这篇文章的人，你们请示过谁？”
苏振华：“我们海军部队是坚决服从华主席的指挥的，只要华主席一声令下，就是赴汤蹈火，我们也要往上冲，而决不会后退。对于否定毛主席思想的现象，我们就是要坚决斗争，而不管他是来自什么地方、什么样的大人物，就是邓小平讲的也是错误的”。
陈永贵：“否定毛泽东思想是检验一切是非的标准的说法，就是要让全国人民都糊涂起来，好让他们用花言巧语把我们迷惑了”。
纪登奎：“…，不能再让一些对毛主席没有感情的人担任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这个问题不解决，大问题还在后头呢”。
汪东兴：“我们对付这些叛徒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把他弄起来后，…。例如对待‘四人帮’，到现在谁也决定不了究竟应该怎样来处理他们”。
1978年4月27日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邓小平于6月2日在会上讲话：“《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你们看到了没有？没有看到的赶快看一看，这一课迟早要补上的。我看不补上这一课，你们在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谁也不会提高。这个命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常识，现在好了，弄出是非来了。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覌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是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覌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的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次对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就充分地暴露了我们的一些同志，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同志的水平，是何等的低劣，何等的渺小，简直连马列主义的ABC都没有，你们说可怜不可怜。不是我在这里笑话这些人，这样的水平恐怕到了外国都会没有人理你”。他接着说：“我在这里把我的覌点重申一遍，不要让有的人故意歪曲我的话。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这样，林彪、‘四人帮’故意把你的话歪曲一下，然后大加批判，好像他就成了正确的，别人就成了错误的。这样的恶劣作风我也不得不防呀。我再讲一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方针政策，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时刻牢记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我的全部话的真正含义”。
“在会下，正好胡耀邦前来向邓小平汇报一些问题，………，汇报了汪东兴和他的淡话后，说：‘这个人还是要坚持过去的一套，说毛主席讲过的话就是真理，如果我们连这些都不相信，还要搞什么社会主义？还要搞什么继续革命？’”。
邓小平：“汪东兴嘛，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他认为毛主席讲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一点点错误也没有，字字是真理，句句都必须照办，这和林彪‘四人帮’ 有什么区别？在这里，我就随便地谈一下我的思想，反正就是在你们这几个人面前，就是讲错了，你们也不会抓我的辫子的。对不对？我可以跟你们坦率地讲，毛主席关于走资派的说法就是错误的。认为党内出了走资派，中国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就作为发动什么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完全是错误！毛主席反对资本主义，但是什么是资本主义，他根本没有正确的解释。在极左思想的指引下，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坚持按劳分配原则、重视物质利益原则、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等等主张，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对头吗？这就从根本上混淆了是非嘛。我认为，走资派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虚构的，没有任何的事实根据。我们这些被打成‘走资派’ 的人，有哪一个真正主张过在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只能走资本主义？没有一个。我也没有听刘少奇说过这样的话。在1966年8届11中全会上，就有人在会上要求毛主席和党中央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一个明确定义，毛主席并没有解释。所以，我认为，这始终是一个概念不请、界限不明的東西。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乘机大搞打倒一切，就连毛主席自己也感到打击面太宽了，他自己1968年就说过：‘不要一提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有些人是好心犯了错误’。现在汪东兴等人就认为这些还是真理，……”。
华国铎突口而出：“他是既要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嘛。他什么样的好事都想干，把我们当成了他的道具，用得着的时候拉出来用一用，用不着的时候就一脚踢开。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真有点后悔，当时要是把他顶住就好了，他站不出来，哪里有这样的结果！如果他还是戴着他那顶‘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狗屁的事情都没有。现在他倒成了了不起的人物了，倒跑到我们这里来教训起我们来了。真是岂有此理”。
后来华国锋和邓小平谈话时，汪东兴在场。
邓小平：“我早就想和你交换一下意见了，特别是在当前。否则，连我们自已都会怀疑，我们是不是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分歧。社会上总有那么一些无聊的人在作我们的文章，说我们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同看法。于是，就是一些很正常的争论都会变成了了不起的事情，这就要出问题了”。
汪东兴：“我们对《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存在着看法上的不同嘛，不过我认为你在全军政工会议上的讲话有问题，等于把我们党内的分歧公开暴露在全党面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失误。你那样讲话，起码应该向政治局常委，或者是向华主席打个招呼嘛”。
邓小平：“有些挿话也需要吗？我的讲话稿早就印发给政治局的同志了嘛。你难道没有看见吗？至于我对那篇文章的一些看法，只是我自己的看法，和大家交换一下意见嘛，这有什么错误？有什么可指责的呢？你对胡耀邦和党校及报社的同志扣了那么多帽子，难道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过了吗？为什么你给别人扣帽子从来不需要讨论，我讲几句常识问题，就要和你们讨论呢？这是不是有点不公道呢？”
华国锋：“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不想就这样问题公开谈我的看法。我认为，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不是这个内容。最好，你也别卷进去。汪副主席已经就这件事谈了他的担心和看法，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他作为一个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应该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谈他的看法，我不想强加于人，也不想强加于他。小平同志，我看你也最好采取这样的态度”。
邓小平：“一个共产党员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覌点。我在事关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上，不能采取暧昧的态度。不过，华主席，请你放心，我会维护你的威信和领导权威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一定会遵守党的纪律。这点，你不会怀疑吧？”
华国锋：“我相信你的保证”。华接着说：“小平同志，我也觉得你太骄傲了，不过，我并没有认为你这样就是不光彩的。我也比较实际。我看你公开了你的看法对我们统一认识有绝对的好处。汪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坦率了些，这符合他的身份和地位”。
邓小平：“不管是我支持胡耀邦他们搞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也好，还是我亲自想纠正毛主席的理论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罢，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巩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如果我们不这样，我们就没法解释我们两年来的一系列措施。别忘了就连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我们原来是老朋友霍查，也把我们作为是毛泽东的叛徒和右派政变来看待的。这就需要我们拿出许多理论和事实来回答、教育一些人，包括我们原来的朋友。如果我们之间发生内訌，对你对我对我们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处”。
接着从中央到地方发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文章。高度评价和赞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汪东兴对华国锋说：“像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和奉你的命令不参与讨论真理标准的湖南省委书记，他们都不同程度的受到打击。这个问题可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可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呀。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危险的预兆还在后头呢，人家已经看出了你的软弱和退缩”。在这以后，汪又说：“怪不得毛主席就说：‘邓小平这个人你们一般人是对付不了的，就连刘伯承都说不是他的对手，何况你们呢’”；“他（指邓小平）怕什么？已经打倒两次了，再打倒一次，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从这一点说，人家江青、张春桥那伙人就没有把他批判错，他的的确确就是一个复辟狂！回过头来看，毛主席说的话，没有一句话是错误的”。
后来华国锋：“ 反正用解决‘四人帮’ 那样的办法是不行了。他很鬼，防范的很严密，我们就是调动一些部队，也未必就能解决得了他，他已经很快地形成了一整套帮派体系，他把他的老部下、老同伙都提拔和重用了。我们应该在解决‘四人帮’之外的办法上作作文章。这比上一次更需要严加保密。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宁可放弃，也绝不能铤而走险。我们这些人，可是失败不起呀”。
不久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大小会上重点点名批汪东兴：“你汪东兴以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几年就觉得了不起，……。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有…，(对你)不了解吗？你过去和现在你在毛主席身边，不就是当个警卫吗？而我们这些人哪个不是参与重大机密！哪个不是和毛主席同起同坐地在一起研究大事！要是论起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多少来，我们那个不比你强？……”、“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那么坚定，好像他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其实还不是一个骗局，你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难道就没有(做)手脚？毛主席难道真的没有说过‘按既定方针办’的话？毛主席难道真的授意过你们粉碎江青一伙了？毛主席批评江青等人（的）指示难道都是像你们说的那么样，你们就没有修改和断章取义的地方？你们传达的毛主席关于信任你们的话难道没有假，这些问题大家都不和你们计较，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嘛，……”。
华国锋在场一言不发。
“……。你（指华国锋）太自私了，你为了你自己落好，自己的安全，……。你以为你这么样能保住自己吗？错了！你在一些人看来，毛主席对你那么好，亲手把你提拔和重用起来，但是，你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能当上党和国家领导，竟然把毛泽东的一家抓的抓、关的关、批的批、压的压，人家才认为你是最大的两面派和阴谋家呢。对你这样忘恩负义的小人，谁还敢和你相交？汪东兴到了这个时候，是什么念头都有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了胡耀邦等三人为政治局委员等人事按排。华国锋在总结会上肯定了邓小平1975年的工作，批判了‘四人帮’对邓小平的迫害；宣布了为彭德怀、薄一波等平反；………。
随后，由华国锋按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让汪东兴“辞去一切兼职”，保留副主席职务；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党委书记；以及其它任免事项。紧接着是一系列的平反工作。
对此华、汪一派大发议论。
陈永贵：“真不像话，毛主席刚刚去世，他们就要这样干，真像赫鲁哓夫一样了。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作那个秘密报告了。你们信不信，如果我听到那个报告，我将是第一个站出来骂他们狗日的！”
吴徳：“原来我们总是说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在诬陷邓小平，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人家那一条是诬陷他？那一条没有被事实所证明？”
纪登奎：“现在看起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吃不开了，中央是要开始执行刘、邓路线了吧？那我们这些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干部怎么办？一个个都被邓小平们批了个一塌糊涂，现在‘两个凡是’的帽子快和反革命的帽子一样了，扣在我们头上压得直不起腰来”。
华国锋：“我也挡不住了，现在政治局里邓小平那些人已经占了多数。只要邓小平他们一提建议，大家就都跟着响应，我说什么话也不顶用了。原来你们说我是傀儡，我还不服气，现在我可以实事求是地讲，我连傀儡也不如了。现在人家已经从经济工作上尽找我的毛病，说不定还真要把我赶下台了”。
后来汪东兴给华国锋看了一个材料：《关于赫鲁晓夫从马林科夫手里篡权的材料》。
华国锋：“赫鲁晓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个典型的阴谋家。他篡权的手段和某些人有着惊人的相似。我在考虑，如果采取非常的办法解决党内纠纷，合法吗？”
汪东兴：“那些老混蛋们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多年了。他们制定的东西在目前还不足以成为约束我们行动的羁绊。但再过一些时间，就很难说了。如果就现在我们足可以向全党全国讨伐他们。现在他效仿的完全是赫鲁晓夫的作法，就是要向人民算帐！向党内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都让他们以莫须有的借口打下去，凡是跟老邓走的人都提拔了。胡耀邦的上升，绝不是一个好兆头。你看吧，这个人可是一个危险分子”。
华国锋：“…，老邓……，正在想法子把你弄下去”。
接着把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等都搞下了台。1980年2月2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了汪东兴等“辞职的请求”；决定为刘少奇平反；取消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辫论）。
（以上参见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汪东兴传》第254至422页）。
随后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判华国锋。
1980年12月5日，政治局已第九次开会批华国锋。
胡耀邦：“同志们，从上个月10日开始，我们的会已断断续续开了一个月，与此同时，中纪委、中宣部和其它机关也相应召开了会议。尽管大家发言有点泛泛而谈，但有一条是共同的，就是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其实，在这次会议前，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已确定，胡耀邦任党主席，邓小平自荐任军委主席（参見《文化大革命纪实》第531至533页）。｝
邓小平：“如果你主动地、积极地离开现任职务，我可以建议政治局，中央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你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你做中央副主席。这将是给你很体面的下台。任何政党、任何国家在权力转移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会议一致通过了华国锋的“辞职请求”。同时选胡耀邦为党主席、邓小平自荐任军委主席。但还要华国锋在必要的公开场合，以主席名义露面。这些，都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绝密文件下发。
陈永贵看到通报头脑里第一个信号是：“国内已发生政变”。
并出现了前面已介绍的十二位军以上干部给邓小平的信。
1981年元旦，华国锋称病不出场，胡耀邦登门未果。后来邓小平上门去。
邓小平：“你是党中央的一把手，举世嘱目，我早就该来了。”
华国锋：“可能你会认为我装病，……”。“我认为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里，特别是粉碎‘四人帮’的那几天，我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当时只有我和汪东兴同志作了周密研究和部署，临行动时通知叶帅参加。现在，你们都想争功，都把我在粉碎‘四人帮’中的第一功淡化了，加上许多人不了解情况，所以我的能力和威信都受到了影响，想一想，我在粉碎‘四人帮’时冒了多大的风险，所以我即使有什么错误，大家也应该谅解”、“如果说我没有能力当主席，难道就有能力当副主席吗？干脆把我全撤下去得了，免得一些人不放心”。
邓小平：“……。我今年已七十七岁了，比你大十七岁，是不是？你无限光明的前途还在后嘛。如果你从一事件中吸取教训，完全可以重返中央主席的岗位”、“你知道别人说你什么吗？”“有人说你伪造毛主席那条‘你办事，我放心’的指示，说你才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骗子，连毛泽东身边的人都否定写过那段话”、“还有比这更难听的呢，”他把几张纸给华国锋，“你看看这些吧，这关系到你的人格、名誉啊”。
华国锋看了“脸色大变，额头冒汗，…”。
一场“理论大讨论”到此基本结束，后来把华彻底搞下台，已是轻而易举。
（以上参見《文化大革命纪实》第538至554页）。
这一场历时约两年的两派派斗和内訌，采用揭老底等等，许多派斗场面，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同志和朋友一定很熟悉，还可以说即便闹派性，水平还极底，庸俗之极，遗憾的是这类大人物天天高喊谁闹派性就把他拉下来，可他们自己竟动用党权、行政权等一切上层建筑，成了他们派斗、内訌的工具。我们不得不认为，这是我们党的耻辱、民族的耻辱。
本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伪造毛主席手令、篡改和歪曲毛主的讲话、伪造毛主席“嘱托”、“遗志”等，搞宫庭反革命右派政变(注：两派斗争时，他们自己作的结论)；应受到党纪国法严惩是罪所应得。但偏偏要打着“理论讨论”的晃子，而且以派的利益标准决定是非，捧的捧、打的打，愚弄人民。
但也不全是坏事，从他们派斗、内訌中，人民从中弄清楚了一些本来一笔糊涂帐的重大是非问题。赤裸裸地暴露了发生在我们党内两场宫廷政变黑幕。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根据马列主义，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受实践的检验；但理论高于实践，并指导实践。这就是实践与理论的作用、反作用原理，如果只强调实践，而不承认或贬低理论对实践的反作用，就是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错误；如果不承认实践的第一性，过分强调理论的反作用，或否定实践的第一性，这就犯主观唯心论的错误。这我在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文中已作了阐述。并简要批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马克思根据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必然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理论，一直在指导着国际无产阶级沿着马克思指引的这一方向前进。但全世界至今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了共产主义，谁也没有见过共产主义，包括马克思本人在内。这能说就证明了马列主义还没有经过共产主义检验，就可说他错了吗？否定这个理论的只能是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或工贼、无产阶级叛徒。马克思这一重大理论，恰恰说明理论来源于实践，但高于实践、并指导实践这一客观真理。事实上，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剥削阶级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共产主义就不可能实现，但最终一定能实现，这个道理，就我们这些不懂马列主义ABC的，也起码懂得这个知识。再如毛主席关于资产价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理论。毛主席提出这些问题时，我们这些人都认识不上去，可是毛主席去世后，一些人倒是自觉地做了实验品，证明了毛主席太英明了，预见得那么准确。
可见，理论受实践检验，这不是凭一时一事就能有检验结果的，这不像量体温、测血压那样，马上就能得出结论；更不是凭某几个人的好恶所能下结论的。
当然，相当数量的走资派不会承认自己是走资派、或者承认也是为了翻案；这也同蒋介石至死不承认是反动派、布什不承认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战犯一样。但这同样不是谁说了算，而是实践证明他们是，这个实践就是其自身的言行。尽管蒋介石曾有过号称几百万军队、布什拥有一切现代化侵略战争武器，但也不能掩盖其反动面目。但是，从实践中预见到蒋介石、帝国主义是反动派，而制定一系列理论、策略等，指导革命战争，把他们打败。这正证明，这些理论来源于实践，但高于实践，并指导实践而取得胜利。
自然科学也是这样，例如哥白尼从实践观察、分析和研究中，发现的天体说是个典型例子，一些邪教徒，诬陷他是“邪说”，而处死了他；但后来人们证明哥白尼的理论是正确的，是一大发明，那些邪教头才是歪理邪说，人类文明的杀手。这也是个典型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受实践检验；但又高于实践，指导实践的例子。这类例子很多，就不举了。
按照邓小平们的逻辑，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国际歌、中华人民共和囯国歌，都得由邓小平圈定的“实践”检验，而后于以否定。唯有邓氏“猫论”、“先富论”、“资本家入党论”、“阶级斗争熄灭论”……，才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那就只能是千百万烈士的鲜血白流了。人们就有充分理由提出质疑：邓小平究竟是无产阶革命家、还是无产阶级叛徒？
自称懂得马列主义ABC的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经验主义错误。更为严重的是，他为了推行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用党权、政权，迫害十二位敢于说话的军以上干部、迫害拒绝宣传、贯彻反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的部长、省委书记等。这同上面讲的邪教徒没有本质之分。
邓小平一再强调对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准确的…。遗憾的是恰恰是他自己，用马列的只言片语为武器，扣帽子、打棍子，搞资产阶级专政；歪曲篡改马列主义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坦率讲，标榜是人民“公仆”的邓小平，他知识浅薄外，还怕学习、怕看书、上班迟到早退，靠同毛主席、周总理等在一起开会，听了几句马列的话，就摆出懂得马列ABC的架子，吓唬别人。然而，他在回答美国华萊士提问他每天工作几小时说：“每天工作两小时”。(参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第2018页)。李先念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现在赵紫阳搞资本主义，邓小平打桥牌，我还有什么好讲的。几天前我去见邓小平，我讲话他在牌桌上，头都不回，我慎重地说：小平同志，我是来向你汇报工作的！他才转过身来，这样我还有什么好讲呢？在这一点上，我和陈云同志的认识是一致的”。(参见东西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社《邓小平最后岁月》第22页)。可见，国家主席李先念找到牌桌旁，向他汇报工作，他照打牌不误。联想到他当十年总书记，不向党的主席请示、汇报工作。分明是个浪荡公子，在农村就够得上二流…的资格了。人们竟不敢相信，被捧成神一样的邓小平，一天只上两小时班，其余时间打牌、抱孙子；那个工人、干部、教师、医生等等，敢这么干？毛主席、周总理等常年超负荷工作，通宵加班是家常便饭。而邓小平却对他们说三道四，一个浪荡子反被捧上天，这样的理只能是“中国特色”。查查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如此昏庸的皇帝也沒有几个，康熙皇帝还“微服私访”、乾隆皇帝还“三下江南”，他连一个封建皇帝都不如，还“总设计”什么呀？从报纸上看到，有些地方政府明令宣布：上班时打牌，首先撒职再说。我就弄不清：邓小平上班打牌，讲几句篡改马列主义的话，不仅无故，反捧上了天；小官上班打牌，就要“先撤职”还要“再说”，这公道吗？难道中国共产党有两本党章、两套法纪？这不真是在开国际玩笑嘛！这样干，除了腐败，还能有什么好结果。
关于邓小平一直以被林彪、“四人帮”“迫害”为资本，抓着“林彪”、“四人帮”这顶大帽子，随心所欲迫害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我不排除他同林彪、江青间有互相批评的问题，或攻击也好。但从以下事实：其一、“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在对其批判打倒的同时，在政治上是有所保留的，在人身上也是保护的。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参见远方出版社《高层政坛恩怨》第28页)；其二、前面如周总理所说：“…，对这些被审查的老干部的事，要政治局七个人签字才能生效”！其三、如前面摘引的叶剑英对华、汪二人说：“凡是毛主席点过头的都不能批评，这样一来，好多问题都不能批了。因为几乎‘四人帮’所干的坏事，毛主席都点过头。我仔细地查了一下，‘四人帮’几乎没有不经过毛主席批准而自己干的东西，问题在于对不对，是不是他们欺骗了毛主席，所以华主席说的四条恐怕还得作一些修改才好”。叶剑英在这里隐瞒了上述周总理关于审查老干部的严格规定，混淆視听。可见，邓小平把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对他的批判、审查，以批林彪、江青之名，发洩不满，推翻自己“永不翻案”的检查，利用手中之权，为自己翻案。他反手是云，复手是雨，是典型的两面浱；台上握手，底下踢脚，同王熙凤没有什么两样。这不管怎么说，问题是严重的。这不仅有诬陷、栽赃林彪、江青之嫌，而且有明显为自己开脱罪责的问题。
恽仁祥 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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