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元：总结经验要实事求是、着眼大局——在第五届国史学术年会上的讲话

总结经验要实事求是、着眼大局——在第五届国史学术年会上的讲话

    
    
   （一）重视对待毛泽东主席的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他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的功绩举世公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一刻也没有停步，一直在努力探索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权力、如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怎样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课题。他的成功与失误，他的光辉与瑕疵，大多与此相关。
    如果说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些问题，是符合实际的；如果说他们没有思考并力图解决这些问题，是不符合实际的。毛泽东主席不迷信苏联的理论与经验，他在指导思想上也不拒绝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从未主张要闭关锁国。至于说毛泽东蓄意要搞封建主义，那更是无稽之谈。
    对于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党的主要领导人如何估价，关系党的命运，任何时候都不应轻心掉之。近些年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党内民主的扩大，拉近了党的领导人与广大党员的距离，人们常常以审视的而不是盲从的眼光观察党和国家的举动，这是非常可喜的进步。打破禁区、思想活跃，拓宽了明辨是非、认识真理的途径；但是发现真理、检验真理不能凭主观的夸张，而要尊重实践的结论。一个有觉悟的共产党员应当严肃地对待批评的权力，对党的历史和党的几代主要领导人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不是个人的言论自由，而是对党和人民的历史责任，不允许轻率任意地褒贬，这是关系全党利益的大事。用什么样的评价概括毛泽东主席的功过，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谋远虑，没有留给后人去评说，及时地作出了符合实际、符合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历史决议。研究国史是历史的重任，国史的专家首先应当有历史的责任感和高尚的职业道德。要以总结经验教训、鉴往知来，以利于推进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出发点；以实事求是地判断历史是非，得出规律性的结论，提高党执政兴国能力为目的；以客观公道的态度评价历史和领袖人物过功。不应苛求前人，尤其要反对快意恩仇、罗织恶名、妄加不实之词的恶劣态度。
    中国传统文明特点之一，是重视修史，特别崇尚以公认的伦理道德评价历史、臧否人物。有不少修史的人才不随波逐流，敢于仗义执言，甚至有以身殉道者。孔子作《春秋》，往往用一个字表示肯定或者否定，可以说极其严谨了，但他还是感到不安，他对弟子们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他是以诚惶诚恐态度对待治史的。老子送孔子，临别赠言：“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辨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孔子对这番教诲心领神会。回到鲁国以后，他的思想更加发扬光大。
    辽代政治家耶律孟简有感于史学家的经验教训，说：“史笔天下之大信，一言当否，百世从之，苟无明识，好恶循情，则祸不测。”
    楚令尹子革对楚灵王论史官的评价，他认为，光有好的文笔，不能称作良史，作良史的人，应当“记君之过，扬君之善。”
    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唯物史观认识和评述历史，把伟大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恩格斯在讲到黑格尔划时代的功绩和他的局限时说：“他虽然是当时最博学的人物”，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
    毛泽东同志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当然也受到同样的限制，要求他超越一切限制是不公道的。假设没有他的成功与失误在前，邓小平理论也难以诞生。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和建设史、总结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党中央早已作出表率，对重大的历史问题和毛泽东等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是非功过都已作出郑重的结论。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江泽民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的讲话，就为我们指明了研究党史国史的方向，提供了思想武器。
    研究国史必须讲党性，自觉地坚持实事求是和从大局出发。不实事求是就会陷入“好恶循情” 的谬误：拥护者，过度赞扬、讳疾护短，不能令人心悦诚服；反对者，专攻其短、百端丑诋，必欲置之十恶不赦的境地，这是不能容忍的。
    不从大局出发、以泄私愤的态度对待历史问题，以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戈尔巴乔夫对列宁主义、叶利钦对苏联的态度讨论、述说党和国家的历史，其结果就是打倒共产党，毁掉社会主义国家，苏共倒台和前苏联解体的惨痛历史教训就在眼前。
    前苏联与中国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不同命运不是偶然的，苏联的失败与中国的成就，都同如何对待本党的历史、如何确定改革的方向有关。孟子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认真体会这段话，有助于理解中、苏两党两国不同的历史命运，同时应当深思我们怎样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党和国家，是自伐自毁还是自立自强？
   （二）研究国史、总结经验，既要正确地了解国情，又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
    毛泽东同志说过，“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他还多次说到，不仅要了解中国的今天，还要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研究。
    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不能成功，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为什么三民主义行不通，而土地革命、工农联盟、统一战线这些战略决策无往而不胜；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为什么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国家的方针，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为什么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去建设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为什么提出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以及建立和谐社会，等等。这一切，既是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也是从中国国情出发。
    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有比我们丰厚的财富，西方的理论家认为这是他们的经济、社会制度优越，也有人为我国“指路”，颂扬美国的模式，认为照搬他们的模式就可以构建成“橄榄型的结构”，几亿农民就可以被“化”进城市，许多美好的情景就会出现。这种思路大约折射出西方发达国家的现状，但是在初级阶段的中国是否适宜，我们应当脚踏实地以科学的态度进行深入探讨。
    邓小平同志说：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包含几十年奋斗经验、几十年艰辛探索的深刻思想、科学结论。邓小平设计的基本路线和他强调坚持的社会主义本质、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就是中国自己的路。舍此正确的选择，企图照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过去行不通，现在依然走不通。不要说我们不赞赏资本主义制度，抛开这个原因，还有一个根本的障碍就在于国情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建设的历史，即使在发生过严重失误的那些年代里也有重大的成就，拿1978年与1949年比较，原煤增长近20倍，发电量增长60倍，钢200倍，原油860倍，汽车从0到14.9万辆，财政收入达到1132.3亿。在发展中国家里，在人口增长4.2亿的严重压力下，二十年取得这样的成就，无论同哪一类国家比较，也是不平凡的。
    改革开放的27年使中国成为举足轻重的发展中大国，谁也不能否认这个成就。但是有人将其归功于市场经济的魔力，而不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成效。中国今天的成就，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成果；在改革和发展中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和矛盾，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才能妥善地解决。
    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孰优孰劣，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有充分的自信，吹嘘西方制度平等、民主、自由并不是什么新发明，早已被马克思作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揭示了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138页）现在将美国统治集团所鼓吹的民主、人权同他们的行径作对照，看一看美国对古巴四十多年的封锁，在前南斯拉夫、伊拉克的战争以及遏制中国发展的许多拙劣伎俩，就可以清楚地认识他们那种“公平”、“正义”、“平等”的真面目。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苦难深重的历史、积贫积弱的状态，根源何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掠夺是重要的原因。谈到国情时，我们饮苦水也要思恶源，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以后近百年间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十四年的杀掠，中国的国情也许会改写。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要有正确的方向，需要科学理论作指导。
    建国五十多年有成绩、有缺点，有经验也有教训。五十多年的实践与五十多年理论上的探索相伴而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纪录和不朽的成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顾五十多年的历程，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社会主义中国的轨迹，就可以唾弃那些妖魔化中国的荒唐论调；可以总结出自己成功的经验，从而使一脉相承具有实在的内涵；也可以严肃地反思那些不应重复发生的过失。
    人类认识世界不是一条笔直的路，特别是探索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曲折和失误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毛泽东主席的过失已经载入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认为还发生过忽视政治思想教育的失误。有缺点和失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执迷不悟，拒绝听取批评改正错误。科学地总结成功与失误的经验，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是我党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江泽民同志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讲话，胡锦涛同志纪念邓小平、陈云诞辰百年和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讲话，不仅为国史研究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我们要认真地学习、研究这些理论和方法，确保国史研究遵循正确的方向，取得积极的成果。
   （《环球视野》摘自2005年第6期《当代中国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