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中国模式
中国的近代衰败只是世界地缘政治进程中的一段插曲,中国不是一个只会内敛、含蓄的民族,中国自秦始皇之后就一直企图在内敛与外向的战略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十字军的东征发生在中国的宋朝同期,西方的宗教热情与中国的重文轻武形成鲜明对比,不能仅此就说中国是内敛的,或许从本性上讲中国人是内敛的、热爱和平的,现实政治的残酷性不允许我们含蓄,汉朝的和亲是我们的屈辱,汉武帝的反击就是合乎道德与政治的。
中国的帝国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内敛、含蓄的民族内心深处的温和的帝国主义,帝国是中国的最高“国学”,因为只有强中国之学才配得上“国学”两个字,否则只能是夸夸其谈,只能是伪学,将“国学”与任何一门、一派的学问挂钩都是错误的。
“国学”的标准是强中国,到目前为止也只有帝国是最强的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的失误和不幸在于企图寻找一个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内心与现实之间的战略平衡点,可是世界地理空间与世界历史时间在中国发生了错位,中国的很多理想主义政治家意图把战略的平衡点向接近于内敛、含蓄的内心一方挪动,后果是直接导致中国的历史时间与世界历史时间更加严重错位。
中国的国家战略选择在地理空间上的挪动;如隋唐征伐朝鲜、郑和下西洋、李成梁守辽东成本都很高,因为征伐朝鲜直接导致隋帝国崩溃,唐太宗伐朝鲜对唐帝国也没有实质性好处,只是唐太宗在内政上比隋炀帝高明,明朝首先放弃了海洋探索,与后来失去辽东存在历史关联,因此中国失去了赢得历史时间的机遇,与世界历史的时间表距离越拉越大。
中国与西方在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前都进行了海洋探索,西方向东方前进的道路被阻隔,结果误撞到了文明大大落后的美洲,如果中国首先发现了美洲会不会掠夺就不得而知了,总之中国的早期海洋探索没有任何有效的政治收获。
在东西方两条历史演进的路线上;一个是好似拼命的往大陆深处走,一个是拼命的走向海洋。从波斯到希腊、马其顿、罗马、西班牙、荷兰、英国是从陆地到海洋,从地中海到大西洋的过程。
从秦到汉、唐、宋、明、清中国在陆权主义的传统惯性作用下总是在不断的重复秦皇汉武建立起来的国家战略模式即——秦始皇的长城加上汉武帝的先发制人,宋朝的“靖康”悲剧是政治审美疲劳的产物,是宋朝企图改变自秦皇汉武以来形成的既定中国战略模式的失败。
中国没有“称霸世界”的历史传统并不值得夸耀,并且中国有没有“称霸世界”的历史本身就是个带有意识形态的看法问题,中国的帝国历史就是称霸世界的历史,帝国的疆域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中国没有“称霸世界”的历史是认识上的误会,首先“世界” 的概念疆域在历史上是不同的,地理大发现之前和之后是两个“世界”概念,东、西方世界是独立存在的,根据布热津斯基地缘政治的观点;罗马帝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秦汉帝国本身也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所以缺乏“称霸世界的历史传统”是无源之水!秦皇汉武在其所知的“世界”无疑是最强的、第一的,而且还是超级第一。
无论是秦始皇的“积极防御”式安全战略,还是汉武帝“先发制人”式安全战略都是一种中国式世界观,一种朴素的陆权主义的世界观。
中国在大多数时候有实力称霸世界,现在是没有“实力”,而机会是相对存在的,机会是实力运用的多个可能的结果之一,机会与实力并非是精确的数学关系。
秦始皇的战略模式是一边打仗一边发展经济,汉武帝的战略模式是一边小打仗(防御型),一边大力发展经济,一边准备打大仗(进攻型)。
秦始皇对中国地缘政治的贡献已经极致了接近完美,汉武帝的“中华帝国主义”是有限膨胀和理性总结,做足了一百分。中国没有占领蒙古高原是正确的,美国对伊拉克政策的后来失败既是如此,“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主义”也没有持久的占领德国和控制欧洲,这表明大陆主义是走不通的。
唐太宗、朱元璋和朱棣的“中华帝国主义”是对由秦始皇形成的汉武帝最终完善的中华帝国主义模式的重复。
“打仗→发展经济→准备再打仗”即为成熟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后来失败在于发展海洋经济和进行海洋战争在模式中的长期缺失,中国内部缺乏有效的海洋经济成分,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邻居亦缺乏在海洋经济与安全上对中国的挑战,全球地缘政治上只有欧洲有这个实力,中国与欧洲在地缘政治上是两个并行的帝国体系,确切的说是西方海洋大国,西班牙的海洋帝国才有这个实力,但没有机会。
中国人能认识到维持以大陆霸权为特征的帝国体系需要消耗巨大的经济实力,“帝国世界模式”不是中国人内敛、含蓄的“内心世界模式”的真正反映,所以中国人希望探寻一种中国模式的简约版。
中国人苦苦追寻的与“内心世界模式”相对照的“理想世界模式”的简约版是“去两头留中间”,只要和平的发展经济。
铁木真主义的崛起是中国“理想世界模式”战略忽视、无能于北方的直接结果,沙皇俄国时期的斯拉夫民族主义是亚欧共同忽视的结果。
纳粹主义和苏联斯大林主义在地缘政治上是历史上拿破仑大陆权主义在欧洲的重复。
日耳曼民族主义的三次崛起是后拿破仑主义时代大陆地缘政治一次又一次发作。
俄国在苏联时代的崛起是继承了德意志帝国的欧洲陆权帝国主义和蒙古帝国的亚洲陆权帝国主义。
中国模式的告诫是;自秦始皇之后谁行封建主义,谁就完蛋的快,汉武帝之后谁忽视北方谁就完蛋的快,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之后告诉我们的是谁忽视海洋谁就肯定会完蛋。
将海洋经济与海洋战争真正的套入中国模式,并且以“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为实践的标准才是真正的中国复兴。
彼得大帝说“拥有陆军的国家只是拥有一只手,拥有海军的国家才是双手俱全”,中国的战略从秦始皇到永乐大帝都只是“一只手”在创造,也就是说两千年的帝国荣耀只是“一只手”创造所得的,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所以才导致清代的彻底的失败,没有强大的海权导致中国近代衰败。
明朝以郑和为代表的中国海权初期探索带有浓厚的政治作秀成分。有些人总是在嘲笑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船有多少!排水量有多小!其实不是哥伦布的船小,而是地中海的浪小,船最重要的是够用就行,中国郑和的船大却没有改变历史,所以是作秀,所以国家最重要的是方向、战略要对头。
民族政治与地缘政治
政治统治是需要成本的,政治统治秩序的好坏是成本付出的反馈,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陆地上点到点的成本大于相同距离内隔海条件下的点到点成本,距离越大差距越明显,所以在地缘政治上中华帝国的政治统治成本高于相同版图的罗马帝国,只是取材于地理大发现之前的帝国化“世界”,把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放入全球化世界,过去的帝国内部高效再也没有意义。
罗马帝国后继者的高效地缘政治条件并没有落实到民族政治上。
全世界最难同化的民族犹太人都可以被我们同化,所以中国民族政治超越性成熟是中国的传统优势,黄帝与炎帝、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很难说是民族战争,只能说是地缘政治战争,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中国地缘政治成熟的标志,中国地缘政治的缺陷是缺少海洋因素,中国政治和历史只能等待。
地缘政治是承载民族政治的载体,地缘政治是民族政治的对外属性,成功的地缘政治能承载和同化更多的民族政治。
从地缘政治的发展方向来看中国对北方游牧民族“打了就走”的战略是对的,不是中国文化承载不了北方民族政治,而是中国缺乏更高效的统治手段,拿破仑的占领、控制欧洲的战略失败说明了大陆霸权的维护成本太高,海洋霸权的成本相对较低。
霸权是合理的超乎需求,霸权需要先发制人,合理的先发制人不是恶意的霸权。汉武帝的漠北之战是合理的先发制人,既是合理的霸权,先发制人是合理的超乎需求,后发制人也不一定是懦夫,是一种选择,一种生存选择,强者都选择前者。
海洋霸权是一种持久的、高效的霸权,中国近代史的失败就在于此,中国两千年的帝国史最终失败的地方既是如此。
从黄帝的时候算起到秦始皇中国成功的解决了较近的民族性地缘政治,对北方采取守势,对文明相近的南方采取扩展和同化。
中国对较远的民族政治如;西藏、蒙古、新疆、满族、朝鲜、日本的总体“失败”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地缘政治的失败,拿破仑对英国海战的失败是经典的地缘政治失败。
中国对较远的民族地缘政治失败是中国模式的经济基础失败,而中国较远的民族政治缺乏海洋特征,中国周边的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缺乏吸引力,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对西方有巨大吸引力。
从蒙古到满清再到日本中国周边也存在着从陆地到海洋的历史演变,这样来解释日本的地缘政治在鸦片战争后“暴发户”式的出现就合理了,尽管是“暴发户”但也来得太迟了,日本的失败也可以说是美国替中国看着日本,日本不是做大国的材料,日本的冲动会给中国、美国带来麻烦,日本是继蒙古、满清之后中国又一个北方挑战者。
中国在宋朝忽视北方导致蒙古帝国主义泛滥,在明朝忽视北方导致满清的崛起。
所以从战略上看中国海权的障碍不在台湾,在日本。中国历史上拥有台湾却没有先于日本找到“海权”,拥有台湾的日本却不能消灭中国。
西方在罗马帝国东西分治之后再也没有完整的帝国,阿拉伯帝国只统治了地中海南岸和西南亚地区,西方的分治是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民族的。
中国模式的“完美”不能掩盖中国地缘政治的缺陷——缺乏战略意义的海洋观,后世中国在海洋战略政策上值得一提的只有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和康熙朝的统一台湾,亦悲亦喜的是康熙与明朝一样在大举、大战之后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明朝是政治作秀,康熙是完成既定历史使命,在海洋观上没有超出明朝的认知范围。
清朝初期的台湾问题已经在提醒中国海权时代即将到来,当时的台湾在几乎没有外来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已经对中国政治产生了与其弹丸小岛面积完全不相符合的影响,清代后期的日本也产生了与其弹丸小岛面积完全不相符合的影响。今天的台湾问题加上外在因素的影响对中国海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需要一支比美国更强大的海军,要么就需要美国无条件的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所有要求,在没有一支比美国强大的海军或中美有足够信任的前提下,解决台湾问题是不可能的。
台湾只是今天的问题,日本是明天的问题。
霸权和海权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美国为了维护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需要海权和霸权,美国就是一群“先富起来的人”,中国人就是一群在“寻找幸福的人”,中国只想要美国技术不要美国价值观,美国人认为技术与价值观是同等重要的。拿海权来说海洋霸权是维护美国价值观的支柱,美国技术是支持美国海权的保障,中国在海权上的幼稚认识与执拗反美是美国不信任中国的原因,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的简单理解与情绪性反美对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布局是个威胁,美国不会把自己的亚洲海洋安全哪怕是一点点放在不信任者的手里,美国也不会把台湾的“民主”成果放弃。
美国的物欲横流不是“恶”,是人人内心都想要的生活。
从理念上讲我们愿意物欲横流的破产,而不是只有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国家的特权,所以物欲横流不是“恶”,以各种各样理由的禁欲才是“恶”。
美国推广民主价值和生活方式中夹带私心是可能的,像崇祯那样宁可“玉碎”也不“瓦全”是不可能的,崇祯在维护的是残缺的“道统”,美国宣扬的是普世价值的“道统”,一个是君主主义的末期,一个是民主主义的成熟期。
我相信美国与崇祯一样在“道统”上是没有私心的。
面对屋里吃饭屋外“路有冻死”的情况,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屋里和屋外的人达到他们共同的目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到屋里吃饭,屋里吃饭的人一定有该出去的,一个真正公正、公平的社会就是要把该进去的人请进去,该出去的人请出去。
朱门酒肉不臭,路有冻死不冤。
美国海权就属于“朱门酒肉”,崇祯就属于道统上的“路有冻死”,一个在追求上走错路线的人(崇祯)冻死也不“冤”,合理谋取上品质生活何“臭”之有,美国海权的本质不臭,合理的超乎是酸臭而已,中国自古即有之。
中国是两千年的“臭”味发出者,一百七十年的“酸臭”者。
崇祯的“中国梦”既是残缺的、迷失的,也是脆弱的,崇祯是爱国的,他不能理解李自成的挑战,虽然李自成的“中国梦”也是失败的,崇祯只是还没能看到他的“中国梦”最后要让一群关外的满人来“圆”。外国能拿走中国的历史,中国却换不回尊重,历史是过去的信仰,中国人在信仰迷失后又本能的害怕丢失过去的“信仰”,韩国钞票事件是中国的历史“信仰”在被满族八旗铁骑无情的夺取后又一次对已经脆弱的神经一击。
也不是西方国家本性的海洋属性,而是西方主要国家间就是海洋相隔,从希腊到意大利、西班牙,中国的亚洲地缘政治中心优势是朝鲜、日本、东南亚一直无法撼动的,用陆地传递的信息远不如海洋。
“经济是最大的政治”英国的版图实在是太小了,英国的版图和国民经济只能撑起美国独立之前的全球地缘政治,美国无论大小和位置都比英国更合适。
海洋是陆地的延续,美国有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有一个美洲,海洋是工具不是本质。
中国有一个大洋和一个亚洲也就够了,中国错过了最初的海洋世纪是因为历史时间的错位,中国继续错过海洋就会被历史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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