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从雷锋现象看信仰的确立与力行

  从雷锋现象看信仰的确立与力行

韩德强

 2009年3月5日

很高兴今天在雷锋纪念日来谈谈这么一个话题。什么是雷锋现象？雷锋现象是不是仅指做好事？其实就我的理解，雷锋这个人身上藏着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奥秘，读懂了雷锋，也就读懂了新中国的六十年历史；而读不懂雷锋，不仅会因此而对共和国的历史一半读不懂，甚至可能是全部都不可能读得懂。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思考雷锋现象。

从雷锋身世看新中国60年的意义 |…

1．新中国最大的道义力量：“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我首先想谈这么一个感觉：刚才进来的时候，这里放的那首歌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是吧？整个雷锋的一家，从他的祖母到他的父亲、母亲，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都是长工、佃工，而且连佃工都做不成，人家还要夺他的地。雷锋的父亲是在他三岁的时候去世的，而他的母亲是在他七岁时去世的，那时候他就成了一个孤儿。新中国至今已经走过了60年历史，在今天回顾新中国的意义，很可能就是像雷锋这样的贫病交加，受尽了剥削、奴役、压迫、侮辱的劳动人民翻身得了解放，所以雷锋就有了一个发自心底的对于新社会的热爱，而这份热爱就会使得他在工作中的态度非常热情、昂扬、积极。仔细想一想，无论是雷锋，还是格瓦拉，都有一个共性：首先他们都是来自社会的底层，来自这样一个劳动者的群体，然后又受尽剥削、压迫和屈辱，他们希望要建设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这是新中国最大的道义力量，在我看来，别的且都可以不说。为什么这样说？实际上新中国不是没有敌人，新中国无论是在国内、国外都有很多的敌人，但是她更有一大批强烈的拥护者，这些人是谁？实际上这些人就是普通的体力劳动的群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讲，就是无产阶级，或者宽泛一点来讲就是劳动阶级。因为最能够打动人的东西其实很简单，就是《国际歌》中所唱的：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因为这个社会千百年来是劳动者得不到什么果实，而不劳动者反而是收获颇丰。所以这个社会是一个“劳而不获”和不劳而获的社会，因此无论如何都是缺乏正义性的，所以新中国就承诺“一切归劳动者所有”这么一个新社会，而且劳动人民从过去人家的皮鞭下、刺刀下、拳头下解放了，获得了一种翻身做主人的感觉，这就是新中国虽然遭到无数敌人的仇恨，遭到无数精英的不理解，但是依然能够屹立不倒，而且依然能够壮大、发展的原动力。所以我感觉到雷锋是新中国工人农民这个阶层当中最坚定的拥护者的一个典型代表。

2．革命的正义性：“创造性的破坏”

其次，我还感觉到：当今社会关于革命的争议很大，因为革命是有破坏性的，但是如果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革命破坏的是什么？革命破坏的是寄生虫阶级的生活，它可能破坏了宫殿，破坏了道路桥梁，破坏了各种生产装置，但是由于这一切不是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就是压迫者直接享用的东西，所以摧毁这一切的时候也就具有了正义性。因此，这第一个目标：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是比太平盛世要高得多的目标。所谓太平盛世就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相安无事，整个食物链就是羊吃草，狼吃羊，彼此相安无事，这个就叫做太平盛世。如果说狼已经吃不到羊了，羊也吃不到草了，这就已经到了动乱的时候。所以，所谓的太平盛世常常是一个剥削压迫的食物链的社会，而新中国是要摧毁这个食物链。所以，如果说革命有破坏，那当然是有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而言，它又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

所谓创造性的破坏，实际上是熊彼特的一个说法，他是西方的一个经济学家，他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是他对马克思非常尊重，他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的发经济展就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每一次经济周期从复苏繁荣 高涨，最后“啪”的一下破灭，然后就进入萧条，接着再从萧条复苏 繁荣 高涨……每一次这样的经济周期都催生了大量的新技术企业，消灭了大量的落后的企业，所以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是一个“创造性破坏”。他承认资本主义不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方式，他也承认资本主义是有毁灭和破坏的，而且资本主义的毁灭和破坏的周期可能是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比过去我们讲中国封建社会的那个两三百年的周期要短得多，所以他承认是有破坏的，但是又是创造性的破坏。同样按照熊彼特的这个思路，你就会发现新中国1949年就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她创造了一个什么社会呢？她创造了一个生产资料和劳动者能够结合的社会，因为此前都是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不劳动，而劳动的人又不拥有生产资料。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再多做一点解释，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比如说像张维迎他们就在说：原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吃大锅饭就会养懒汉，劳动者没有生产积极性，所以就缺乏创造性，所以就效率不高。我认为他说的积极性是管理者没有了积极性，是寄生虫没有了积极性，其实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是劳动者特有积极性的社会。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张维迎总是有非常清晰的立场，他总是站在那个管理者、那个寄生虫、那个压迫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认为只要管理者、寄生虫没有了积极性，这个社会就没有了积极性。而事实上49年以后的社会恰恰是一个劳动者的积极性得到充分释放和发挥的社会，因此前三十年可能主要的问题就是生产效率太高了，后面我会具体解释这个问题。我先把结论放在这里，回头再解释为什么。所以这样一种结合，那确实是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的最大解放”。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什么旧社会会被摧毁，因为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一旦旧的生产关系被摧毁之后，那个生产力就可以爆炸式地增长。这个不是我的观点呵，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本人可能不见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想马克思主义当中非常有价值的部分我也非常尊重。

3．人口的增长是新中国最重大的成就

新中国60年还有这样一个成就：如果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新中国的问题就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不是这样的；新中国的一个最根本的事实是使我们的人口从四个亿增长到了十三个亿，这是巨大的成就。所以我认为要把人口的增长看作新社会、新制度的最重大的成就。这个话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如果站在人越多消耗资源越多的角度上讲，那显然人口越多，问题越大；但是你如果按照同样的逻辑，从工业革命两百多年的历史以来，全世界的人口从十个亿增长到了六十个亿，那岂不就是更大的问题？为什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人口都增长了，而中国的人口增长了一点就成了罪过呢？我觉得人口的增长是新中国最根本的一个成就。改革开放靠什么？说到底还是靠前三十年所积累的人口红利，就是说那个时候不但生的比较多，而且教育的普及程度比现在还要高，因为初中、小学很少有辍学的，这一批熟练的劳动力就使得后来的中国哪怕是搞打工工厂经济，也能有最基本的劳动力资源，否则的话，如果仅是六七亿人口，还有很多的都是老人，那还谁去干活呀？你想做世界打工厂都做不成。相反，随着后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到了现在我们就会发现年轻劳动力严重缺乏，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至少是前些年这个感觉越来越强烈，因为在没有劳动力的情况下，一个孩子要养活那么多老人，实际上这个社会的生产就会减少，而吃饭的却很多，这样一定是有严重问题的，所以人口增长应该是一个最大的红利。

这不光是从国家的角度讲，从个人角度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有一个深切的体会，就是毛主席时代生多少个孩子都养活得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甚至是七个、八个……随便生，都养活得了，可是现在你敢随便生吗？所以生活水平到底是要怎么去衡量？有人觉得是毛泽东时代生活水平高，因为孩子你可以养N个，这就是生活水平高；而现在你只能养得起一个孩子，那怎么能说你的生活水平高呢？它的逻辑就是这样的。有一次我跑到一个煤矿，那里的一个工人就跟我讲：我就觉得是毛主席时代生活水平高，理由很简单，那个时代我作为一个煤矿工人，一个月发的工资可以买一千斤棒子面，而现在拿的工资就只能买三百斤棒子面，你说我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一千斤棒子面就能养不少的孩子，而三百斤恐怕就养不了几个人，它的逻辑就是这样，最后换算到实物上面来，你就会发现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今天的教育是一个收费型教育，所以你养育孩子的能力就越来越弱了，那个时代的教育是个免费教育，反正生出来几个孩子都是可以免费上学的，这种情况下，你才敢生孩子，因为你感觉到生活后顾无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感觉。

其实年轻人跟年老的人体会是很不一样的。年轻人可能会说：我们今天有了手机了，你们那个时候有吗？我们今天有了笔记本电脑，有了MP3、MP4，你们那个时侯有吗？都没有，是吧？所以你们那个时候生活水平低。说这样话的年轻人实际上是停留在玩上面呢，只要一成为生活的主人，就会发现：哎呦，现在生不起孩子、养不起孩子、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这些才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是成人的感觉，所以成人的感觉就可能不见得是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作为孩子，因为衣服也多了，玩的也多了，他可能就会感觉生活很好，所以所谓“生活很好”的感觉，那是因为好多人都没长大，知道吗？

4．对人类真正的“新社会”提供了可贵的探索和启示

此外，探索了一个真正的新社会，这也是新中国重大的历史意义。什么叫做“探索了一个真正的新社会”呢？因为新中国建立以后其实面临着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干部队伍不再是一个革命化的队伍，而是一个更倾向于要特权，要能够更好地安排自己子女的工作，要有更好的汽车、别墅……也就是干部队伍逐渐变得想要尽量少尽义务但是又要多拥有权力，这实际上是新中国建立以后面临的一个挑战。也就是说，新中国承诺要消灭寄生虫阶级，一不小心就出来了一些小寄生虫，后来这些寄生虫还越养越大，那这样我们的革命是不是白革了？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有若干次重大的探索，是希望去实现一个没有寄生虫的社会：第一次是1957年反右，第二次是“四清运动”，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这三次运动说到底都是想对体制内的寄生虫倾向进行遏制，甚至是想消灭它，真的是想建立一个千年天国，我认为这种探索是一个极其真诚的探索！当然，这个会非常艰难，因为什么叫“前无古人”？就是从古至今的社会都是一个寄生虫不劳而获，而劳动者劳而不获的社会，你真的要搞一个劳动者可以充分享受劳动果实，没有寄生虫在那里钻营的社会，此前人们就没有这么想象过；新中国不但想象了，而且还真的去探索了。当然，探索不见得是成功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逐渐回到一个寄生虫越来越肥、越来越大的社会，所以这个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是失败了，但是那个探索本身是极其真诚的。所以，我认为新中国的六十年，这个是极其重要的东西。

新中国的这种探索启示了全世界呵，让全世界各地的人都知道：哦，原来太平盛世不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所谓太平盛世的条件下，那些寄生虫会越养越肥。所以越是寄生虫，它对太平盛世的感觉会越好，也就是说太平盛世是寄生虫才会喜欢的一个东西，全世界的人民都因此而觉醒。巴黎的学生反抗是最强烈的，差一点就把戴高乐政府给掀翻了；世界其他各地，无论是美国也好，英国也好，都有大批毛主席的崇拜者，成为中国红卫兵在美国、在英国的翻版。因此，这个探索确实是极为勇敢、也极为具有创新性的，因为同样的探索在苏联、在波兰、在罗马尼亚、在匈牙利就没有发生呵。他们明知道这个寄生虫群体越来越大，但是就是不敢动这个群体。毛主席说“要我们自下而上地揭露这个社会的阴暗面”是什么意思呀？其实就是看一看这些寄生虫是如何发育长大的，知道吗？后来是“虫化成蝶”，在天空中翩翩起舞了，是吧？今天的那些寄生虫已经变成满天的蝴蝶了，可是当初它们还不过是在成长阶段。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探索实践，对于我们今后人类的探索是一份无价的资产和财富。

我这一讲话就讲得太大呵，一不小心就总说“人类”，因为我确实是感觉人类是出了大问题呵！前天刚刚看到一个报道，好像是一个叫做《新科学家》的杂志，就是一个德国的科学家团体，他们在这个杂志上发了这样一个预测：到2100年时，地球上的人口将缩减到十个亿，大部分地区都将不可居住。人类未来这十亿人口都将住在哪里？将住在加拿大、西伯利亚、格陵兰和南极洲。也就是说两极地区会变得非常温暖，而中间的近赤道的热带和温带地区要变成沙漠。其逻辑也很简单，就是由于全球温室气体的不断排放，会造成全球温度到2100年时会比现在上升4度，而上升4度之后蒸发量就会大幅度上升，这样的话水在地面就停留不住，只要一下来就蒸发，于是就会造成土地面积大量地沙化，海平面要上升两米，这样大部分沿海城市就要被淹没掉，所以最后逼迫得大家只能去向两极求生存。

进一步说，假如说这个科学家群体预测的是正确的话，那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这些科学家大概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如果可以把现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70﹪，那就可以避免这场悲剧的发生。问题是我们签订了那么多个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协议，但是每年的排放量依然是以3﹪的速度在递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基本是在自寻死路！我们一直都觉得人类是在进步、进步……东西越来越丰富，技术越来越进步，进步到头来有可能是灭绝呀！按照我们今天的思路下去，如何解决穷人的问题？那就要靠科学技术。当富人越来越富的时候，反正穷人也饿不死，剥削压迫是越来越深重，但是穷人的确是饿不死。这个靠什么？就要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又靠什么？实际上是靠自然资源。今天的社会如果跟雷锋所生活的时代相比，剥削压迫其实是加深了，但是穷人生存的处境却是改善了，这两点是同时成立的。同时成立靠什么？靠的就是用科学技术去掠夺大自然。可是这就意味着整个人类社会消耗的资源会越来越多，而且是一个正反馈的消耗：消耗资源越多，剥削压迫就越大；而剥削压迫越大，就迫使你消耗更多的资源，这样人类就会走上灭亡之路。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要探索如何才能减少资源消耗，最终问题减少资源消耗就是要减少剥削压迫，甚至是要消灭剥削压迫，这样就可以减少对资源的消耗。那么怎么才能消灭剥削压迫呢？想来想去没有别的路呀，而新中国就为全世界探索了一条真正消灭剥削压迫的道路，当然这条道路不见得是成功的，但是这里头蕴含着未来理想社会的思想资源，蕴含着未来理想社会的社会资源，就是真正改造社会、消灭剥削压迫的思想资源和社会资源；那里面也蕴藏着我们追寻一个真正的美好社会的理想。所以，在探索真正的新社会这个意义上，即使是失败了，意义也是极其重大的，等于是为人类摆脱越来越掠夺自然的道路留出了另外一条岔路出来，否则的话就没有其它的路可走呵！

5．成功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的正反馈增长

第五点，假如说我们不考虑自然资源的问题，不考虑工业化这样一种发展方式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正反馈的消耗，是意味着人类社会可能会毁灭，这些因素我们都不考虑；我们就单考虑中国能不能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搞工业化，因为资本主义在搞工业化呀。在这个思路上，中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可以说取得了正反馈成长的业绩。我一定要用正反馈这个词汇呵，因为这个词汇我现在体会得越来越深。比如说刚才讲的大气层的问题，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这里头就蕴含着一个正反馈逻辑，怎么讲呢？我再讲一个比刚才那个更悲观的逻辑：由于人类工业活动日益发达，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然后使得全球气候变暖，结果就导致已经到了或者已经过了一个临界点，就是说这个上升的温度已经使得北极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冻土带融解、湿润化，而湿润化以后就使得冻土带里头的微生物活跃起来，微生物活跃起来以后就分解那里面的二氧化碳。那么冻土带里面蕴含了多少二氧化碳呢？五千亿吨。现在整个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又是多少呢？七千亿吨。也就是说，如果把冻土带里面的二氧化碳全部释放出来，哪怕我们今天实现了零排放，都已经来不及了。就是由于你把冻土带中的二氧化碳释放出来了，造成温度的上升，而温度的上升，就会使冻土带释放出更多的二氧化碳，很不幸，这样的一个过程已经启动了。

自然界有无数事物是以正反馈的方式来发展的，它的特点就是前期发展缓慢，后期以越来越快的爆炸式的速度增长。我们的技术革命也是这样的，旧石器时代可能用了三万年、五万年，后来到了新石器时代，大概一万年就够了，再后来进入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大概就是几百年就过来了，而到了工业革命之后，那个技术创新发展的速度是不是爆炸式的增长？我甚至怀疑我们人类现在一天所消耗的资源，等于人类前三千年消耗资源的总和，我甚至怀疑我们现在一年消耗的资源等于1900年以前全人类消耗的全部资源，这就叫做正反馈的发展和成长。我们个人的成长也是一样的，出生很久，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学会一个词汇，就是“妈妈”，后面过了一个月就出现了第二个词汇叫做“爸爸”，以后学会的词汇就越来越多，到了现在，只用十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接受无数词汇，可以调动你生活当中无数的观察和想象，这同样是个爆炸式增长。

工业、技术、经济、人口的增长其实都服从正反馈发展的规律，但要害就在于破坏也可以服从正反馈的规律。什么叫做“破坏也可以服从正反馈的规律”？以1840年为分水岭，西方经过工业革命后，那个比较强大的工业力量进入中国，于是，凡是跟西方工业力量结合的那股力量在中国社会就不断地增长，这个过程也就是西方对中国的殖民化统治越来越加强，最后就是西方的央行打败了我们的钱庄，西方的纺织工厂打败了我们的手工业。也就是说，西方对中国经济的统治也是以正反馈的方式加强的，然后与此同时，中国就出现了一个“逆工业化”：本来我们还是有大量的手工业的，这样手工业就被摧毁了，紧接着农村也被摧毁了，所以破坏也是以正反馈的方式破坏得越来越深重。而新中国在成立以后，就实现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化的正反馈成长：建国之初，就是1949-1952年左右，中国的制造业、重工业、轻工业的增长速度实际上会比较缓慢，逻辑上你也快不了。因为那个时候比较穷呵，每年的产出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消费，一部分是积累，因为穷，消费的比例就会比较大，积累的部分就会比较小。就像我们过日子一样：五口之家一个月的收入是一千块钱，这五口之家要用其中的九百块钱去消费，用一百块钱去积累，因为低于九百块钱之后，这五口人就吃不饱呵；可是如果这五口之家一个月的收入是一万块钱的话，哪怕他一个月用收入的一半去消费，那可能就吃得不得了的好呵，而且同时他还可以用五千块钱去积累。你看，越富积累率就可以越高，越穷积累率就会越低。所以当我们一穷二白的时候，积累率高不了，而积累率高不了，你的发展速度就快不了，因此五十年代的经济发展速度要是快了，那就一定是意味着要勒紧裤腰带，而如果不勒紧裤腰带，那就得放慢发展速度。

我后来看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就有这个问题：农轻重到底要怎么发展？在农轻重这个比例上，我们就不能向苏联学习，不能向老大哥学习：他们把重工业配得太重，对农业和轻工业配得太轻，因为他积累率比较高，消费率比较低。所以毛主席就说：你真想要重工业吗？那你就先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吧，这是《论十大关系》里面的说法呵。包括你真的想发展军工吗？那么你先发展民用工业吧。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基本上都是这么说的。也就是说你得承认我们得先把东西用于消费，然后才是积累；如果第一步积累率太高，那就有可能会吃不饱饭。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积累率是太高了，积累率高了也就有可能吃不饱饭。所以我为什么说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主要问题就是发展速度太快了呢？就是因为发展太快，所以生活水平反而就提高得很慢，因为我们搞了大量的重工和军工。《论十大关系》是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图景，但是当你面对朝鲜战争，面对中印边境战争，面对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屯兵百万的情况下，你就不得不把大量的资金用于搞军工和重工业建设，于是也就使得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快。

我认为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实现了一种正反馈的增长，而且把正反馈的起点搞得比较高，这个是新中国特别了不起的一个成就。有些人说我们今天什么都有，发展速度非常快，其实今天也该快了：你已经有了一万块钱，可以有五千块钱用于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再要慢的话其实是对不起前面的积累的。诸位，其实我们想一想是非常有意思的，别说是倒退一百年，就是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祖辈，他们的生活也是极其艰苦的，他们的劳动量是极其巨大的，可是他们仍然可能吃不饱、穿不暖；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可以聊天，可以玩游戏，也就是真正从事生产的人已经越来越少，而且生产劳动的强度其实也在降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东西还是被不断地生产出来，靠什么？靠的就是人类社会这样一种正反馈的发展，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一样进入爆炸式增长的通道。这个经济发展的速度我倒是担心太快了，因为太快就意味着消耗资源太多。也就是说，当中国的水泥厂越来越多，钢筋厂越来越多，汽车厂越来越多的时候，汽车技术人员、水泥技术人员、钢铁技术人员就会越来越多，可复制的能力就会越强。1958年我们说要生产1800万吨钢铁的时候，真的是使尽了吃奶的力气去生产这1800万吨钢铁，甚至后来都搞出了有人用水去煮钢铁的笑话。可是今天是什么情形呢？今天哪怕是一个私营企业家，一开始投资那个钢铁厂的规模就是两千万吨、三千万吨。这一切靠的是什么？如果没有前面的技术积累，无论是勘探、测绘，还是钢铁厂的建设、施工，包括钢铁厂的运营人才的积累，你怎么可能去弄那个三千万吨的钢铁厂呢？门都没有！

也就是说，按照正反馈的这个思路，我们是要感谢前人的，是前人为我们打下了正反馈的根基，我们后人才能去乘凉。而我们一去乘凉，就会有人说：你瞧，这个前人多笨，怎么都不知道开汽车，还要骑自行车；怎么都不知道骑自行车，就知道走路呢？这样就出现了很多的误解。实际上我们不光是享受了1949年以来的新中国的正反馈的成长，老实讲我们还享受了从旧石器时代开始的那一轮正反馈，知道吗？我们甚至要感谢我们的原始人。我这个话说得有点太远呵，但是有没有，需不需要？人类的技术是不是可以一步登天？我们能跳跃过新石器时代吗？能跳跃过铁器时代吗？跳不过去！所以那个时代无数人吃的无数苦，都是我们的祖宗吃的苦，我们要感谢他们。当然，更要感谢1949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宁可冒老百姓抱怨新中国成立后可能还吃得不够饱的风险，冒农民抱怨征粮的比例比较高的风险，她也一定要勒紧裤腰带去奠定这个建设的基础，因为这是一个正反馈的起始阶段。所以我认为这个成就是非常不得了的！我们后来人为什么经常会忽略这个机制呢？因为他把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看成是一个直线的发展，以为每一年的发展都是均等的，实际上是不均等的。前面三十年的发展可能不如后面一年的发展来得快。靠什么？就是靠正反馈机制。新中国六十年的意义，我认为离开了正反馈这个词汇是不好理解的。

6．团结起来是中国革命所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

最后，还要理解一个东西，就是在新中国的六十年当中，实际上是有无数人受了委屈的，还真的是有不少人受了委屈，当然在比例上还是少数。我后来跟这些受过委屈的人交流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对那个委屈的承受度比我们高多了。于是我就想：如果是我受这个委屈，我受得了吗？我确实思考过这个问题。你看：我明明特积极、特勇敢，明明是干了好事，可是他非得说我是“动机不纯”，或者什么“小资产阶级风头主义”呵。于是我就会不理解：我没这么想，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而且不但是说我，还把我打成右派了，那我就更难受。其实，逻辑就在于：中国革命解决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民要不要团结起来的问题。如果不团结起来，我们倒不用受委屈呵，但是我们会受帝国主义的奴役、掠夺、压迫，我们是东亚病夫；可是团结起来的过程是意味着有可能要受委屈的，是意味着有可能要“受同志的委屈”。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这是我的人权，那是我的人权，那这个委屈你肯定是受不了的，于是你也就无法理解那个革命和建设的过程。其实我接触过很多受过委屈的人，当他们仔细回顾这六十年的时候，大部分人不是抱怨的态度，而是觉得可以理解，觉得这个就是历史，就是我们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其实他们也不见得有多高的觉悟。比如说雷锋，他在部队里面有没有受委屈呀？恐怕也是有委屈的。但是只要想一想自己的父亲、母亲是怎么样被地主逼死的，那么自己在新社会里所受的那一点委屈就可以“一风吹”呵！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是在一个经过六十年正反馈成长以后的社会，物质条件比较充裕，个人自由度比较大，再去理解那个委屈就会显得难以接受。但是当我们整个民族共同去面对西方列强的时候，你如果能够体会到那个东西，实际上个人的委屈真的就算不得什么了。

理解了雷锋，就理解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成就 |…

1．价值观“沧海桑田”的变化

第二点，我是想说，理解了雷锋，就理解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成就。这个话怎么理解呢？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都接受了这样一个理论：人们为自己的利益工作是特有动力的，而为国家、为集体、为虚无缥缈的全民所有制工作是没有动力的；“国有企业人人所有就是人人皆无”，没有人对它负责任。这个逻辑对不对？如果是一个“经济人”的逻辑，这个说法是完全成立的，因为我们今天绝大部分的年轻人，一生下来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社会，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人家就告诉他公有制一定是没有效率的。他一想：“对呀，如果我生活在公有制社会里面，我也一样会偷懒耍滑呀，我也一样会能少干就少干，能多占就多占呀。”这样的话他就会觉得改革开放说得真好，公有制一定是没有效率的，但前提就是用自私自利的眼光去理解那个前三十年，去理解那个公有制。

假如说他不是用一个自私自利的眼光而是用雷锋的眼光，那就是：“给资本家干活怎么会有效率？我一定要跟他斗！”那一斗争还能有效率吗？而我们现在当家作主了，在全民所有的工厂里面工作，这是我全心全意拥护热爱的，那工作效率一定是非常高的。你看，价值观不同，所理解的效率就极其不一样。我认为改革开放最有力量的地方就在于先把人的价值观念给搞成私有观念，然后告诉你私有制能够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你一想：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你要知道，价值观这个东西，它真的是有沧海桑田的变化。我经常讲这个概念呵，前三十年的价值观是一个公有的、无私的导向的价值观，而后三十年是一个私有的、自利导向的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和社会风气之间有沧海桑田的变化。

怎么叫沧海桑田的变化？因为我一谈这个观点的时候，就会有人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地问我：人有那么无私吗？人都是自私的呀，虽然他可能也有一些爱心，虽然也可能给老人让个座，但是骨子里都是自私的。于是我就想起了沧海桑田的故事说得还真是有意思。沧海是什么？你看到的沧海之水是湛蓝湛蓝的，对不对？桑田里面有水吗？也有水，但是因为跟泥土接近，所以就会比较浑浊，是水稻田里的水，那肯定比较浑浊，干净不了。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有没有无私的现象？有呵。但是你稍微追踪一下，那个自私的东西也就出来了，这个就叫做桑田之水，知道吗？也就是说，作为桑田之水去想象沧海之水的那种湛蓝，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个想象能力！但是雷锋他就代表了沧海之水的湛蓝，而且是最湛蓝的那一滴水。而且不是他一个人，是整个价值观的“沧海之水”，后来就变成自私自利的“桑田之水”了。但是我们是完全有可能去想象一种比较高尚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的。

2．雷锋工作动力的源泉：阶级的历史和记忆

诸位进来时听到的那首“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歌曲，这也是我特意要求他们播放的。雷锋为什么对“人民像春天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时不时地在唱“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忆苦思甜；而且这种忆苦思甜不简单是物质上的，还包括精神上的，这种东西给他工作一个很大的力量。我不知道诸位是什么感受，我们平时工作也是有动力的，但是那个动力是什么？我们的父母可能会告诉我们：张家是怎么发达起来的，李家是怎么发达起来的，王家又是如何欺负我们的，你要好好学习，以后有出息超过他们……这个叫什么？就叫做忆苦思甜呀。而你这一忆苦思甜，在学校里的成绩就搞上去了。只不过雷锋忆的是阶级苦，而父母经常给孩子灌输的则是“家庭苦”的观念，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而且这个动力跟“经济人”就有很重大的差异。所谓“经济人”就是只顾眼前的成本收益比，他没有一个历史感，经济人是没有历史的，有奶便是娘，哪怕这个当下能够给他奶的人与他有杀父之仇也无所谓，这是“经济人”的特点。所谓“经济人”就是没有历史、没有记忆的人；可是雷锋是有历史、有记忆的，他有阶级的历史、阶级的记忆。所以，以我的体会，可以总结出一个概念来，雷锋是个什么人？是个“阶级人”，恰好和“经济人”相对应。

我认为“阶级人”这个概念作为一个社会理论概念的抽象，至少对我们新中国历史是成立的。我们常说“阶级兄弟”，对吧？常说“亲不亲，阶级分”，就是不是以乡亲分，不是以血缘分，而是以阶级分。今天的社会“亲不亲”是以什么分？我看还是以阶级分。“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是不是“亲不亲，阶级分”？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人，听说他升官了，发财了，立刻就拥上去攀亲了，这个就叫做“亲不亲，阶级分”呵？反过来，如果我是一个穷人咋办呢？穷人就只好“穷帮穷”了。所以这个阶级意识还真的是一个非常强的意识，有时候甚至会渗透到人的灵魂里面去。有一个朋友讲：他的哥哥是个下岗工人，仅仅46岁，刚刚去世了，去世之前已经下岗多年。而他的两个弟弟跟自己不是一个阶级的，是属于城市里面的小资产阶级，于是哥哥觉得自己下岗之后就成了另一个阶级，为了不给两个弟弟惹麻烦，干脆就跟他们断绝了往来，就怕弟弟们嫌弃自己。与其被人家嫌弃，不如自己嫌弃自己，而当他看穷人时可能就会觉得同病相怜，这个就叫做阶级意识。阶级意识还真的一点都不深奥，就是我们的日常意识。

所以，雷锋作为一个阶级人，时刻有着清醒的阶级意识，时刻想着怎么样打倒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这样的剥削阶级，想着怎么样实现无产阶级的彻底翻身解放。在这种意识非常强的情况下，他的工作动力和经济人就很不一样。比如说夏天去领军装，本来每人是发两套军装的，可是他只领一套，因为他认为这就够了；可是你如果按照经济人的逻辑，这个行为就会显得不可思议，那应该是尽可能地多要一套才对呀，怎么该领的还不要呢？如果听到哪个人民公社遇到困难了，他马上就会把自己的钱给人家送过去。这个凭的是什么？就是凭着阶级觉悟把自己的钱给了人家。所以雷锋的行为动机完全是一个阶级人的行为动机，因此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济人所无法理解的。不过要害就是：在雷锋那个时代，其实是有大量的阶级人存在的，他们是在为整个阶级的利益工作，而不是在为个人利益工作。这个就是翻身得解放的感觉，这个就是主人翁的感觉。如果理解了这个，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会说“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主要问题就是发展速度、增长速度太快了”。因为像雷锋这样的，他总是省吃俭用呵，总是不停地去干活呵，总是今天给人家洗被单，明天给人家缝补衣服，那他自己就没有休息时间了，看见没？如果按照物质标准来衡量，雷锋的生活质量其实是很差的，早上一起床就去洗车，晚上又帮战友洗衣服，整个干了一天活，应该是很辛苦的，但是他就是高兴呵，因为他是很自觉地在为阶级利益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大批翻身得解放的工人、农民兄弟们，其实他们在工作强度方面是非常高的，但是在物质享受方面的要求又特别低，这样就使得物质生活水平不会提高得太快，因为提高得太快了就意味着你不艰苦朴素；而要艰苦朴素就不可能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所以这两个方面是要联系起来去看的。

雷锋是阶级人，那么介于阶级人和经济人之间的是什么人？就是“社会人”。社会人是什么人？就是没有阶级意识，但是自私自利的意识也没有那么强，他们遇到了好人的影响就跟着做好事，遇到了坏人的影响就跟着做坏事，社会风气好转的时候他们也能帮助别人，而社会风气堕落之际，他们的自私自利和钻营的劲头同样不小。雷锋这样一个阶级人就领导了一批社会人。什么叫“领导了一批社会人”？很简单：雷锋出门“好事做了一火车”，那些看到雷锋热心地在火车上为乘客提供帮助的人也会受到感染和鼓舞，回到自己的合作社后工作劲头可能就会很高。而那一火车的人其实就是“社会人”，因为雷锋不停地去端茶、倒水、扫地……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这个社会风气是变了，那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变得好一点呢？你看，这就是在好的社会风气下人们也会跟着逐渐变好，这种飘移状态的人就叫做社会人。再比如雷锋所在的那个班，班里面有没有懒惰的？当然有。他们可能就会说：雷锋你傻呀，干嘛要那么积极呀？咱活着不就是为了吃口饭吗，有了饭吃就OK了，是吧？其实说雷锋傻的人是不是经济人呢？可能都不是严格的经济人。后来那些人生病的时候，雷锋去帮助、去看护，于是那些说他傻的人就有可能逐渐地也变成“傻子”。所以，所谓的傻子，其实是在经济人的眼里看来才是傻子，而在阶级人看来则是觉悟特别高、思想境界特别高。所以，两种不同的人，他们内在的世界可能就不容易沟通。你说我傻，我还说你傻呢，不过就是不同的傻法。我看经济人就非常傻，每天只知道算计，算来算去连一个亲人、朋友都没有，你说他傻不傻？他可能说：我消费了，我吃喝玩乐了，感觉很爽。其实在我看来，如果就知道吃喝玩乐，那你还不如去做一头猪呢，在这里“猪生哲学”就出来了。改革开放以来没有人生哲学，只有猪生哲学，全是讲吃喝玩乐，它的逻辑就是这样。

在雷锋之下有社会人和经济人，那么在他之上还有什么人？还有一种人，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就是“世界历史人”。也就是说，雷锋的阶级觉悟是谁给他的？雷锋并不天生地就是阶级人呵，起初他可能会这么想：我为什么穷呢？可能是我命不好呵，也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呵，总之就是我祖上没留下来十亩地，而人家的祖上留下了十亩地，似乎土地还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我也没办法，是吧？那是谁告诉雷锋：“根本不是你的命不好，根本不是你的运气不好，也不是因为你的祖上没有传下来财产，而是因为这个社会制度是一个不劳而获的制度，如果我们把这个不劳而获的社会制度给改变过来，那就翻身解放了。”雷锋一听：对呀！于是，他就成了一个阶级人了。所以，阶级人之上还有一个世界历史的人。

诸位想一想，就我们的日常行为而言，是根据什么来行动的？是不是经常在比较：我的一个同学去开公司了，我的又一个同学去采矿了，我的另一个同学升官发财了……如果你只是跟周围人比，那么你就是社会人，周围的人是好人，那么你就变成好人；周围的人是坏人，你也就变成了坏人。而“阶级人”则是以整个阶级的利益为转移，他就不是跟周围人比较。什么是“世界历史人”呢？他是要把整个世界历史装在心里面，来选择他的行动和方向，完全撇开了周围人的选择，知道吗？甚至阶级人的选择他都撇开了，那个就叫做世界历史人。其实人的参照系是不一样的，多数人的参照系就是父母告诉自己怎么办，邻居在干什么自己也要去干什么，这些人的视野都是极其狭窄的。就像有些人的读书，他读来读去就是为了跟隔壁的邻居赌口气，或者是为了跟同学攀比，在这个意义上读书，即使读得再多也不能让你提升，而只能使你做一个社会人，就是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只要你心中念念不忘这副对联，那么所有的圣贤书就都是白读了！因为圣贤书是告诉你要有天下观，要有世界观，可是你却念念不忘当局长、当县长、当市长……这样即使书读得再多也还是一个社会人。而今天的情形可能更糟，也就是说今天书读得越多可能就越接近于经济人，因为不上大学还好，还有最朴素的互帮互助的思想，上了大学被大学里的那套东西一洗，原来自私自利的东西就变得锋芒毕露。

这样整个世界就可以分为四种人：世界历史人、阶级人、社会人和经济人，其实经济人是最接近猪的一种人，社会人还要好一点，因为他见到好的东西还能向好的方向变化，经济人则不然，即使社会再好，他也是要搭便车，而不会去给别人创造什么条件。所以整个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问题，我觉得不是经济主权落到了谁的手里的问题，不是中国社会重新两极分化的问题，不是又新生了一个资产阶级的问题，要害就在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被经济人所塑造、所引导。就是在这种视野之下，这双眼睛是一双魔眼，魔眼看人那就“人皆是魔”呀。所以透过魔眼去看，就看不到前三十年的成就，而只能看到后三十年的成就；而且透过魔眼去看，他也绝对看不到中国是不是有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了，是不是又变成一个不劳而获的社会了，是不是又产生了新的寄生虫阶级了，是不是又变成一个带有殖民地性质的经济结构了。他只要自己发财了，日子变好了，管它后面洪水滔天呢，都不管！这个就叫做经济人眼光。所以，我认为有雷锋这样一个典型，有向秀丽、焦裕禄、黄继光、董存瑞这样一些典型，我们才有可能理解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为什么后来的建设能够取得那么多成就。就是因为有一批不要命的人，有一批理想主义者，有一批阶级人，有一批社会历史人，他们都不是根据自己的名利去行动。

理解了雷锋为什么被称为傻子，就理解了前三十年存在的问题 |…

1．前三十年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第三点我想说的是，理解了雷锋为什么会被称为傻子，就会理解其实前三十年也是有问题的，也不是完全光辉灿烂、完美无缺、好之又好的。从雷锋日记当中就可以看到：有懒汉、有经济人、有不理解雷锋的人、有跟不上的人。这些人的确是存在，但问题的要害在于这些人多不多。按照经济人的眼光看，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人是不多的，特别是工人农民当中就更少这样的人，真的懒汉是不多的。因为工人农民有一个天然的价值观就是勤劳致富、天道酬勤，这是一个天然的价值观，你不劳动就不得食。客观上讲就是“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从小生活就是勤劳过来的，于是就养成一种东西叫做“劳碌命”。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观察过身边有“劳碌命”特征的人，所谓劳碌命，就是可以闲着和休息的时候，他不知道闲着和休息，这种人就叫做“劳碌命”。其实工人农民当中有无数人就是这种劳碌命，有奖金的时候他干，没奖金的时候他一样干，因为在工人农民当中，劳动的能力比较强是受人尊重的，是非常光荣的，而懒汉则是特别让人看不起的。

我小时候时常去我母亲的工厂，里面就有一个懒汉叫做“肉猪”，知道吗？可是就是被大家称作“肉猪”的人，我看着他也是成天给食堂担水、劈柴呀，这不是很勤快的一个人吗，怎么还会被称作肉猪呢？就很不理解。后来再一想，那就只能是大家比他更勤快，只能这么理解呀。我母亲的那个工厂其实是那种手工作坊，就是编那种竹制的热暖瓶的壳，见我这样的小孩子去了，大家也很高兴，一边逗着我玩，一边手动得飞快，编着手里的活儿，啪啪啪……一会编出来一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呀，又聊天又开心，手头的活又飞快地做出来了，说这样的人懒惰，我是不理解的，谁说这样的人懒惰，我觉得那一定是他自己懒惰。因此，我觉得实际上是夸张了前三十年存在的问题。

假如说前三十年确实有问题，我觉得主要就不是工人和农民中间的问题，如果有懒人，有想占便宜的人，有不劳而获的人，主要是在干部群体里面，因为干部群体有“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他觉得你天然就该跟我汇报，就该给我进贡，那种旧社会寄生虫阶级的生活作风和习气一不小心就带到了干部队伍当中。所以，我认为如果说前三十年有问题的话，那根本就不是大锅饭这个制度有问题，而是说我们的干部队伍本来是应该为人民服务的，他迷迷糊糊地就变成为人民币服务了，这个才是大问题。

我观察到的第四个问题就是：新中国前三十年没有对西方的崇拜，但是有对制度的崇拜。什么叫做对制度的崇拜？就是认为有了一个好的制度就可以解决问题，比如说合作社运动，就是对制度层面的因素考虑得比较多，所以制定的合作社章程就非常细致：工分应该怎么算，评分应该怎么评，记工应该怎么记，什么“工作方法六十条”……章程制定得非常细致，也就是认为有了这套标准化的制度之后就可以在全国搞合作社了，这样一来就忽视了带头人的作用。其实一个合作社有了好的制度、好的章程而没有好的带头人，是非常容易瓦解的，也出不了什么成绩；反之，你如果有了一个好的带头人，哪怕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制度，逐渐也会形成自己的制度，而且还是量身定做的制度。所以，对制度的迷信，就使得工作中出现了一些急躁和粗糙的毛病，同时也会有一些官僚主义的作风和习气，其实对于制度的崇拜是酝酿官僚主义的一个温床。我不是说不要制度，而是说要好的价值观、好的风气引领下的制度。所以建国以后，包括教育制度、工厂制度，都存在一个进城之后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干脆照搬的问题：一边是搬国民党的制度，一边是搬苏联的工厂制度，再就是自己创造出一套合作社的制度。这些都是对制度的崇拜。

雷锋的螺丝钉精神还要不要发扬？ |…

1．螺丝钉精神就是一种实干精神

改革开放以后，对雷锋的评论主要就是“雷锋就没有人性，因为他说自己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这个多残酷，中国革命最后就是把大家都当成螺丝钉了”。所以，当他们要求解放人性，要求“人道主义”的时候，就要去否定雷锋精神。我后来就越来越体会到，其实现在的这个社会是变了一种方式来提倡螺丝钉精神，比如说《细节决定成败》，前一段时间当老板的就特别愿意把这本书推荐给他们的员工看，因为细节决定成败，所以每一个细节都要很用心。后来，我仔细一想，这不就是让工人认认真真地当好他那个工厂里面的螺丝钉吗，是不是这样？那么给社会主义当螺丝钉不行，给资本主义当螺丝钉就行吗？反过来说，社会主义需要螺丝钉，资本主义就不需要螺丝钉吗？其实螺丝钉精神就是一种实干精神，而我们今天整个时代最缺乏的就是实干精神。因为今天是“劳而不获”和不劳而获呵，于是就没有人想实干呀，都想不劳而获，都想投机。我还专门讲过一个课叫做“投机之道”，因为这个时代你讲实干就没有人听，知道吗？那就只好去给他讲投机，但是“投着投着”就去讲实干了，这是个辩证法。今天所有的孩子为什么都想上大学？因为上大学在父母看来是一个可以不劳而获的通道，而不上大学就只能去实干，只能老老实实干活。所以，你就会发现，哪怕是那些在工厂里干活的人，受这个风气的影响，他也不见得老实，也不想认认真真地给老板干活，所以老板不得不弄出来什么《给加西亚送信》、《细节决定成败》，是吧？其实不就是雷锋说过的那个螺丝钉精神吗？只不过给谁当螺丝钉的问题。

2﹒制度型螺丝钉和文化型螺丝钉

我还进一步体会到有两种类型的螺丝钉：制度型螺丝钉和文化型螺丝钉。比如说我们街头经常会看到报刊亭和小杂货店，你仔细去体会一下，那个报亭里的主人和杂货店的主人，他为了要卖更多的东西赚钱呵，就把所有的空间都堆满了报纸、杂志、货物，对不对？自己的位置是非常狭窄的，就只有一张凳子，一转身就碰到各种货物，甚至连转身都极费劲。那么他们在干什么？按照定义来说，他们是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的，看见没？他在给自己当老板，是吧？但是实际上他在干什么？是在当螺丝钉，而且是特别自觉地在当螺丝钉，因为他也没有办法，他被这个逼，被那个逼，最后就只能去弄一个杂货摊，去当这个螺丝钉。

这个情形还算是好的呢，你若是到了工厂的生产线上，可能是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作生产线上的螺丝钉的时候空间就更狭小。那么你不这么干行不行？不这么干你就没饭吃。所以，在有制度逼迫的情况下，在细致的、社会化分工的情况下，分工越来越细密，制度越来越严密，这个螺丝钉转身的余地就会越来越小，这个就叫做制度型螺丝钉，契约用工嘛，就是这个道理。契约用工，看上去是自由的，实际上的角色就是螺丝钉。

再说文化型的螺丝钉。其实雷锋就是一颗文化型螺丝钉，为什么说是文化型螺丝钉呢？对于他来说，有什么严密的制度吗？没有。汽车队刚刚建立的时候，汽车队对司机的管理是很松懈的，靠的就是司机的自觉，提倡擦车、保养、开车时不开莽撞车，这样才能让车保养得比较好，对吧？雷锋在汽车队刚成立，制度还比较粗糙的情况下，完全是靠自觉的。至于说他在休息的时候，就跑到附近的工地去帮人家推小车，去街上帮人家抱小孩、背行李，这种螺丝钉完全是自觉主动的，根本没有人逼迫他，是没有压力的，完全是出于自觉。其实这种螺丝钉的感觉就不是螺丝钉，或者说他既是颗螺丝钉，又是个主人；而我们今天杂货摊上的螺丝钉或者生产线上的螺丝钉，同时又是个奴隶。雷锋他是颗螺丝钉，但是同时他也是主人。要是进一步去思考的话，我愿意称雷锋是一颗“具有世界历史视野的螺丝钉”，这颗螺丝钉做得可大气呢！因为这个世界要生产、要生活，客观上有分工，那就一定是有螺丝钉的；但是他又是有整个世界历史的视野，有整个阶级翻身得解放的视野，所以他就会自觉、积极地工作。我们需要的就是雷锋这样的螺丝钉精神。

3．雷锋精神在全面所有制企业中是如何运行的

紧接着我想探讨一个问题。前面我初步说了，雷锋精神和公有制的结合，就可以搞好国有企业，具体是怎么结合的呢？这里我想说的是雷锋精神在全面所有制的企业里面是怎么去运行的？应该是《鞍钢宪法》。但是我在这里讲的《鞍钢宪法》是想扩展一点的，以前也讲过鞍钢宪法，后来仔细看，觉得讲得不完整，因为以前光讲“两参一改三结合”，而“两参一改三结合”只是其中一条，还有党的领导、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大搞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一共是五条。什么叫党的领导？站在雷锋的汽车队的连长、营长或者团长的角度来讲，他们的感受就会比较深。我后来看到一个鞍钢宪法的重要参与者——一个姓宋的工程师（他对鞍钢的贡献比较大）的儿子后来写了一份东西。他说：我父亲他们搞的鞍钢宪法，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大搞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后来的政治家又给加上了“党的领导、政治挂帅、群众路线”，那是为了服务于政治的需要，其实是弄错了。

但是我认为当年的这位姓宋的工程师的儿子还真的是不理解鞍钢，不理解鞍钢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你设想自己是当初鞍钢某一个分厂的厂长或党委书记，什么是党的领导？是不是你党委书记的领导？错！党的领导就是整个新中国的历史要进入人的头脑中的领导。假如说我是雷锋汽车连的连长，那么是我在领导雷锋吗？我能把雷锋的能量调动发挥到这种程度吗？调动不了的。雷锋这种积极性是来自全社会的教育，来自党的教育，来自翻身得解放的事实，不是哪一个党委书记能够领导的，任何一个党委书记都无法培养出雷锋这样的人才、雷锋这样的精神。可是雷锋不是一个呀？也就是说，越是站在高的领导岗位上，比如说你是一个团长，你就会发现自己所在的团中那么多人积极性那么高，莫名其妙呵！而那莫名其妙的感觉就是党的领导。就是你不理解人家为什么积极性那么高，不理解为什么你说了那么几句话之后人家很激动。其实是社会给你做的铺垫，那叫党的领导。

那么那个姓宋的工程师的儿子为什么不能理解“党的领导”？因为后来把这套东西都给抹煞掉了，同时也可能他父亲自己站的角度也没有那么高。什么叫做党的领导？就是他父亲工作特别积极，而那个使他工作积极的原因就是党的领导。他父亲工作很积极，这一点让他很自豪，觉得父亲当年做了很大贡献。可是父亲当年为什么那么积极呀？如果是给资本家干活还会那么积极吗？他就不问这个问题。可是就是这个人家不问的问题就是奥秘所在。党的领导还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作为一个团长或者党委书记，想干点坏事行不行？不行，因为我下面的同志都是按照党的领导，要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如果我想装满自己的腰包，那群众的眼睛可是雪亮的。而群众的眼睛是哪里来的？是党给他的。这个就叫做“党的领导”。所以说在原来的全面所有制企业里面，你要想干坏事，不容易呵，要像今天这样腐败，多困难呵！因为今天已经失去了党的领导了。今天是说大家都可以自私自利，那也就是把党的领导从根本上撤销掉了。

第二个叫政治挂帅。什么叫政治挂帅呢？我后来仔细地体会了一下，我们现在的企业叫做什么“挂帅”？叫“利润挂帅”，对不对？就是总有一个挂帅的吧，也就是一切工作的总纲是什么。现在一切工作的总纲是利润，比如说中石油、中石化，它才不管油价高老百姓是否受得了呢，“爱受不受，反正是自由买卖，我这儿的汽油就是六块钱一升，你爱要不要！”这个就叫做利润挂帅。那么什么叫做政治挂帅呢？就是要考虑：这个汽油的价格是不是太高了，大家买不起，所以哪怕是亏损，那也要两块钱一升照卖。那中石油亏损了怎么办？没关系，财政部可以给你贴，因为还有其它的东西可以卖得贵一点呢。总之吧，所谓的政治挂帅，是指企业要服从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甚至是要服从国家出口的需要，服从国家战争的需要……在服从这个大局的情况下，你再去有自己的利润积累，这个是可以的。所以，政治是“挂帅”的；那么利润是干什么的？利润是“挂将”的。也就是说，不是不讲利润，谁说不讲利润呢？只是说利润不能做主帅，政治才能做主帅。其实指标还多着呢，比如说节能、减耗呀，那个可能叫“挂校”吧，就是说“帅”下面还多着呢，以为“政治挂帅”就是只有政治啦？那是我们的简单理解。所谓政治挂帅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它可以解释我们国有企业哪些部分、什么时候效率高，其实都是服从政治挂帅的。

有一次我去武汉，听到一些朋友讲了这样一件事情。他们说据武汉纺织厂一个当年的女工讲：她们那个棉纺织厂开工五分钟就可以生产出这个厂一个月的工资来，我估计有点夸张啊！如果开工五分钟就能生产出一个月工资的话，那后面的时间就全是在生产利润了，这利润就实在太高了。我觉得这种说法可能是夸张了，但是，原来的棉纺工业利润很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毛主席当年为什么说“我们要优先发展轻工业，优先发展农业”？其实就是要用轻工业、农业的发展去积累、去支持那个重工业，就是因为看到沿海地区的轻工业都属于利润特高的企业，只不过这个利润不能留在你这个企业里头，要被财政部收走，收走之后就去建设比如上海的棉纺厂，去建设重庆、西安、昆明的棉纺厂，或者去去建设攀枝花的钢铁厂，这就是政治挂帅。它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攀枝花钢铁厂亏损（攀枝花钢铁厂前期可能是亏损，甚至可能是连年不断的亏损），所以它就不发工资或者低工资啊？是不是因为棉纺织厂利润很高所以那里的工人工资就很高呢？不是的。当时全国工人阶级不论干什么活，通通是一样的八级工资制，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容易使人产生投机心理。不管你在什么工厂，只要是同一种技术级别，只要是同一种工龄，拿的都是一样的工资，这样就有利于大家老老实实干好工作，因此效率也就很高，要不然的话他就会老想跳槽。比如说我是攀钢的，因为我们现在还处于亏损阶段，我就要跳到那个棉纺织厂去，最后攀钢的工人都到棉纺织厂去了，那谁来建设钢铁工业呢？是这个逻辑吧！就像我们今天，不是因为我的工作不累、不多、不重，而是因为我在运输行业，这个行业本身利润很薄，因此工人的收益就很低；反过来，比如说我在中石油、中石化，我可能啥事都不干，但是那个薪水还会高得不得了。于是就会导致全社会形成这样一种风气：不想好好干活，都想跳槽。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经济时代就是杜绝了跳槽的倾向、投机的倾向，知道吧？

政治挂帅要说到这个地方就涉及到价格体系。西方主流经济学就认为计划经济无法制定价格，价格是靠市场来形成的。按照计划定价，凭什么一块手表就要一百块钱啊？凭什么一斤糖就要三块钱啊？其实，这个时候制定出来的那个价格就是政治挂帅。怎么讲？比如一斤糖要卖三块钱，实际上那个糖的成本可能就三毛钱，为什么这么贵？就是要对高收入的人收消费税，知道吗？中国人过去的工资差距相对于我们今天是小多了，可是在工资差距小多了的社会条件下，比如说我一个教授在五六十年代拿两百块钱、三百块钱的工资，那其实是非常高的薪水。可是他要花起钱来就会觉得那么多钱也不见得禁花，因为手表100块钱一块，其实那个手表的成本没准就十块钱。国家就是要用那个轻工业的积累去支持重工业，因此就要给那些奢侈品、消费品定高价，让你工资高的人在消费环节再去补偿穷的那部分。它形成这么一套机制，这个也就可以叫做定价上的政治挂帅。

在经过我这样解释之后，你是可以理解定价上的政治挂帅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概念，那还真的就不好理解。比如说我们航空部，按国家计委的规定，航空部产品怎么定价啊？就是成本加成，比如说你这架飞机成本一共是一百万，那最终怎么定价啊？就定成一百零五万，也就是成本加百分之五的利润。如果按照成本加成定价，你会发现这个航空部效率不高啊！的确就是不高。可是如果航空部这么算，它效率可能就比较高。怎么算呢？1952年到1990年，中国财政部往航空部里投入的资金一共是128亿人民币，1990年之前的钱都比较值钱啊，一定得搞清楚这个基本事实，那128亿也不是一笔小钱啊！航空部所生产的飞机、发动机、机载设备、导航设备和各种各样的零部件，所有这些东西在同等性能条件下到国际市场上去采购，需要花多少钱？这么一算就算出航空部的效率来了。这些飞机、发动机、机载设备、电子设备如果是到国际市场上去采购，所需要的钱就是128亿乘以20。这么一算你就会发现，航空部的主要缺陷不是效率太低，而是太高了。

航空部的效率为什么这么高呢？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啊：航空工业是一个高技术工业，这高技术工业特点的要害就在于高技术人员的工资收入特别高。为什么美国那个飞机价格高啊？其实说到底，它的技术人员都是高薪的呀，所以飞机价格就很高；可是我们航空部的工程师们在1950年到1990年这段时间，拿的是多少钱？他们跟钢铁厂、棉纺织厂工人拿的工资是一样的。他们以极其不可思议的低工资干着西方国家那些高工资的工程师们还没有做到的活，这效率能不高吗？简直是开国际玩笑！我为什么要强调“同期比”啊？ 1970年时，对于波音707那些工程师、工艺师而言，他们是有现成的图纸、现成的工艺装备、现成的研发队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再往前改进，那个工作量是比较小的；而1970年我们那些“运十”的工程师们就得没日没夜地干，并且还得拿着低工资。所以，我认为航空部的主要缺点就是效率太高，效率太高就意味着工资收入不高，因此生活水平也就不高呀。这个类似的现象在各行各业都可以观察到。你不是说国家计委不按市场定价吗？是没按市场标准定价！可是你为什么用市场标准去衡量它的效率呢？既然国家计委不是按市场定价，那就不能按照市场的标准去衡量它的效率！80年代批评航空工业没效率，航天工业没效率，其实就是按照国家计委的成本加成定价在批他们的效率。

政治挂帅不简单是上面这些问题，不简单是定价问题，还意味着其它一系列的方面，包括意味着员工是第一位的，职工、工人是主人，主人的需要、主人的福利是第一位的，而不简单是要利润的问题，也不简单是要服从全国大局的问题，还要优先尊重职工的参与权，这个也叫做政治挂帅。所以，定价上的政治挂帅和全国一盘棋的政治挂帅以及对于职工的尊重，发挥职工主人公积极性，这些意义上的政治挂帅合起来可能是政治挂帅比较丰富的内容。

第三项就是群众运动。所谓群众运动，在整个后三十年的历史当中都是被妖魔化的。他们说“群众懂个啥呀？一切都应该专家说了算，领导说了算，群众老老实实干活不就完了吗！干嘛要发动群众啊？”我认为群众运动其实是政治挂帅的延伸。比如鞍钢、宝钢、首钢，比如上海国棉一厂，既然工厂是属于全体职工所有的，是全体工人阶级所有的，凭什么你们几个人说了算？没有群众运动行不行？没有群众运动、一切都听领导的情况下，领导之间会相互包庇，他们内部滋长的那种腐败倾向就会被忽视掉；而有了职工、有了群众监督之后，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怎样才能让我们的干部不懈怠、不腐败？主要靠什么？应该说主要还就得靠群众运动。我印象可能有些不准呵，毛泽东时代啥事不能干呢？除了拉关系、走后门等，至少是有两条不能干，就是 “房间不能走错，口袋不能摸错。”一个是搞女人，一个是贪钱，这两件事是不能干的；而现在是随便干，知道吧？那时候为什么不能干呢？就因为群众的眼睛老盯着他。我们今天的反腐败为什么不容易反下去？你不把群众的能量调动起来，那个腐败肯定是抑制不住的。所以这是群众运动的要害。

群众运动有没有缺陷？有啊。群众运动容易伤人呵，有些复杂情况群众也可能考虑不到呵，一不小心连好人带坏人一起批判，是吧？有没有这个可能？有啊。所以不是说只有群众运动，要害在于前面还有党的领导，还有政治挂帅呢，群众运动只是其中的一条，它有一个恰当的位置。不然群众运动放大到无限，此外就没有别的，所有的东西都破掉，只有群众运动，那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还得跟党的领导结合呀！那咋结合呀？群众自有无数办法去结合的。像雷锋这样的群众怎么跟党的领导结合？其实谁要做雷锋的领导实际上是会挺累的，明白吗？雷锋很认真干活的时候，领导就有点不好意思，是吧？但是如果雷锋的领导也是好领导，那他就会觉得非常高兴。它是这样一种群众运动跟党的领导相结合，而且可以结合的很好。诸位，一旦把精神的因素加进去，整个就会“化腐朽为神奇”！

然后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这方面的意义崔之元他们讲的比较多、比较好，我这里也不多讲了。如果仅是有后面这两条，其实日本人可以学，美国人也可以学，德国人同样可以学；而前面三条却是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搞，只有全民所有制国家那个企业可以搞。

总之，我认为这样去理解雷锋的螺丝钉精神会比较丰富一些。

如果雷锋活到文化大革命他会怎么样 |…

我要提一个刁钻古怪的问题就是：假设雷锋活到文化大革命他会怎么表现？我的猜测是这三条：

雷锋在第一阶段应该当保皇派。为什么啊？因为雷锋无限感谢党，无限热爱党，知道吧？上级领导都是党的化身，然后毛主席告诉他说我们这个党内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自下而上揭露阴暗面。可是雷锋的特点是根本不看领导有什么阴暗面，他就埋头干自己的活，埋头干自己认为应该做的好事。一旦获得领导的表扬啊、晋升什么抚顺市的人大代表啊，他就觉得特别激动、特别高兴。他不知道上面的人大常委会主任可能就有问题，他从来没这么想过。所以我有相当大的把握认为：当文化革命起来的时候，因为雷锋是积极分子、是榜样、是模范，所以就会觉得党是天然正确的，是完美无缺的。那么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可能在哪里呀？一定是在社会上。他不知道资产阶级很可能就在党内，甚至他的顶头上司没准就是。所以第一阶段他很有可能是保皇派。我遇到不少这种保皇派啊。

后来，因为雷锋当了保皇派，就可能会有人去关心呵，会告诉他 “雷锋你站错队了，知道吗？”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就犯过这个错误：第一阶段毛远新在黑龙江就是保皇派，后来一回来汇报，人家说他站错队了，这样他才又成了造反派。昆明也有一个老同志，他的经历就是这样：本来是首长的卫生员，首长因为打江山功劳很大，是他要保卫、服务的对象。后来运动起来了，有一群造反派冲击机关，冲击首长，那他是天然要保卫首长的，知道吧？后来中间有一个转折，大概就是周总理递下话来说：“你站错队了！”他一看，“哦！今天这个当权派就是当年我要服务的首长！”于是，马上就想起来这个首长过去也有问题，只不过当初把他的那些问题忽略了、原谅了，或者说觉得那些问题也是正常的，只要他干革命就行。后来发现那些特权倾向、那些享受倾向就是问题。所以，我估计雷锋第二阶段会当造反派。

当了造反派之后，第三阶段会干什么呢？我估计选革委会的时候，他会做类似革委会副主任这样的角色，比如抚顺市革委会副主任，他大概会去干这个角色。那么就是说革委会里头会进去大量这种先保皇、后造反的人，因为这种人是两面都可以接受的：造反派觉得他确实是我们的榜样，而保皇派也觉得这是我们一手培养起来的。这样的人大量地进那个革委会，包括我们看到的陈永贵这样的人，大概就是容易进革委会。一般来讲，那些真正的一开始就造反而且后来造反到底的人，即使进了一段革委会也会被打下去，会被什么“一打三反”、“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给干掉。但是像雷锋这样的劳动模范可能会在革委会里头呆到1976年。76年之后干什么？76年之后，像雷锋这种人，你要把他妖魔化成“残渣余孽”也不容呀啊！你要把雷锋说成“打砸抢”，这个同样也不容易！所以那就得让他靠边站。他大概会是这么一个经历，可能会比较接近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人的经历，就是跟这个群体一起靠边站。这个说得有点搞笑，只是猜测啊！

如果雷锋活到今天他会怎么样 |…

如果雷锋活到今天会怎么办？我想他大概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继续做好事。北京军区有一个活雷锋叫孙茂芳，今天就在不停地继续做好事。因为一直做好事，后来大概就当了师政委还是什么的。总之吧，就是做了爱心大使。其实师政委可以干的事很多，比如可以带出一个好的师，可以选拔一批好的师干部。但他可能缺乏干这些活儿的能力，所以哪怕身为师政委，却会天天去扫大街。雷锋就可能会是这样呵，就是继续做好事。我认识的一位邯郸的老同志，就比较接近这种状况：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说不清楚到底哪个对，反正甭管你哪个对，甭管吹哪阵风，我就老老实实干好事。这就是一种可能的出路。

第二种可能的出路：雷锋会反对私有化。当初雷锋是被人拍了一巴掌才当上造反派的；到了今天，这雷锋没准是非常自觉地当了造反派，当然今天没有“造反派”这个词啊，但是他的思想角色可能就是因为反对私有化而类似于造反派的角色，没准可能就跟马斌老人、李尔重老人很接近，就会跟他们一起来反对私有化。雷锋可能有这两条出路。哪条出路可能性大？这我还真不清楚啊！因为两种可能性都有。

第一种可能性就在于：因为他对党无限热爱，所以无论党干什么他都觉得是正确的；哪怕这个党变了之后，他还认为是正确的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第二种可能性就在于：因为雷锋老是唱那个“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唱着唱着可能就会思考“今天这个资产阶级是不是在党内呀？到底有没有资产阶级呀？”雷锋要是一琢磨这些问题的话，那就可能会反对私有化。我估计雷锋一旦开始反对私有化，那个“学雷锋运动”还能不能持续下去就是个问题。大概是这样啊。

从雷锋现象看信仰的确立 |…

   再讲一个问题：从雷锋现象看信仰的确立。

我首先体会到雷锋的信仰不是一个超阶级的信仰，而是一个阶级的信仰。超阶级的信仰是跨时代的；而阶级的信仰随着阶级的斗争、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就容易被妖魔化。雷锋确实不是一个超阶级的信仰。那反过头来讲，阶级的信仰就会非常强烈，尤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或者说在一个无产阶级扬眉吐气的时代，那种阶级的信仰就会变得极其的强烈，这个是一个基本特征。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阶级的信仰也不是不讲利益的，阶级的信仰是讲阶级的利益，以阶级的利益作为阶级信仰的物质基础。而超阶级的信仰，它缺乏一个具体的阶级利益做支撑，比如对于上帝的信仰就是一个超阶级的信仰。在上帝看来：世界上的人都是迷途的羔羊。什么叫迷途的羔羊？杀人犯，就是迷途的羔羊；贪官污吏，同样也是迷途的羔羊。这个叫超阶级的信仰。以阶级的信仰来看，这贪官污吏怎么能算是迷途的羔羊呢？他整个是杀我的豺狼，绝不是什么“迷途的羔羊”！这就是两种信仰之间的差异。

但是它们也有共同性：只要是个信仰，甭管它是阶级的信仰还是超阶级的信仰，就都有一般信仰的特征。因为有信仰，生活就充满了光辉，充满了意义，充满了幸福感，而这是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最稀缺的一种东西，就是意义感和幸福感。我们今天钱挣得不少，天天琢磨着怎么才能比别人赚更多的钱。当整天只知道钱、钱、钱，“钱来钱去”之后，所有的人际关系就瓦解成钱和钱的关系，于是就会猜疑、妒忌，得到了钱的想保卫钱，没得到钱的想得到钱，这样就是天天无穷无尽的算计，算得又痛苦、又焦虑、又烦闷。其实，对于这些人而言，无论钱多钱少都一样，就是没有意义感，也没有幸福感。可雷锋除了意义感和幸福感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永恒感，这个是特别不得了的东西。永恒感是接近超阶级信仰的特点，离阶级信仰比较远，离超阶级信仰比较近。这种永恒感是雷锋用日记表达出来的，我们都熟悉：“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为人民服务的事业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当中去，这样人生就获得了永恒。”这段话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体会到的，因为作为二十二岁的一个年轻人（他死的时候才二十二岁），体会到永恒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是一种极高的境界。

诸位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吗？狼牙山五壮士当中后来活下来的一个大概叫葛振林。他生活在一种什么状态当中？他觉得“我的战友们都为革命献身、牺牲了，我能够活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不能再讲享受，不能问人民要这个、要那个，人家都牺牲啦！我只能好好为人民服务！”很多的老革命都是这样的想法。我们学校的那个老校长武光就是这种例子，我感受到武光和雷锋之间存在着极其强烈的内在的相通性。武光是1912年出生的，1928年的时候就当上了国民党河北某个县的党部的宣传部部长，一个月拿的薪水大概是48块钱大洋。48块钱大洋养活全家没问题呀！生活得不错呀！因为那时候一个车夫一个月的工钱大概也就是两块钱、五块那样。而他作为十六岁的一个年轻人，就可以拿到48块钱的大洋，应该说叫前程无量吧？可是问题是：1928年是四一二大屠杀以后的日子，武老又是比较倾向于共产党的思想，因此这个越来越右的国民党体系里的工作就使他很不爽。后来又遇到国民党和当地的那些士绅的联合攻击之后，他就走了，跑到北平来找地下党。可是到哪里去找地下党呢？一时间根本就找不到。那干什么呢？只能在北京拉洋车。后来历尽磨难终于跟地下党接上关系了，于是就白天拉洋车，晚上刻钢板，出宣传画册，贴传单，工作非常辛苦。后来又曾经被国民党抓到监狱里去，放出来之后跑到了延安，正好遇到“三光”政策时期，大批敌后的干部从敌占区回到延安去集训，其实是保护干部。但反过头来讲，敌占区的干部就非常缺少，因为大量干部冲回到延安来了。这时武光说“我还是要到敌占区去”。于是他就跑到北京西北方向海陀山这一带领导游击工作。但问题的要害就是说，当他走到河北境内的时候得了一场疟疾还是什么，总之是人就起不来了。在山洞里头整整一冬天就靠老乡送那些残羹冷炙，我还不知道什么东西啊，总之就是活过来了。后来慢慢地这个疟疾不治自好啊，他几乎就是爬到了海陀山那里去。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那革命成功以后功劳不是“大大的”？吃的苦岂不是“多多的”？那要享福的话其实完全有资格啊？不是，他不享福，而是真正地继续为人民服务。所以北航的那些老教师至今对武光院长非常有好感。武老到北航来的话，仍然是人气很旺的。靠什么？其实武老领导北航也不是说他懂什么航空，懂什么发动机。航空发电机他都不懂。但是他懂什么呢？就是懂得要竭尽全力地为教师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他天天在校园里头转，有什么问题他马上给你解决掉。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叫“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并不是具体技术上的事；而是因为会有这么一个路线，这么一个方向，这么一个动力之后，大家齐心接力干就是党的领导。武光身上就有那种强烈的永恒感。我的体会是这样啊！我也已经有一些年没去见武老了，今年一定要再去见他。前些年见的时候，90多岁高龄他还在打羽毛球啊！这情形跟一些人到了八九十岁等死的状况非常不一样。那才真的叫有信仰的人啊！也是有永恒感的人！他要把个人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当中去。所以他从来不知道老之将至啊！老也是干革命，小也是干革命，那就没有什么区别吗！他的逻辑是这样的。这个当然可能是我的歪曲，可能是。我只是这么一个感受啊。在他身上感受到这种强烈的永恒感。

信仰的一般特征就是“以苦为乐”，因此“苦”就不再是苦，而是变成乐了。冬天里一个晚上给人家洗六床床单，你说苦不苦？而且那个是在抚顺哪！抚顺的水是冰冷冰冷的水，跟北京的水根本没法比。用那个冰水去洗衣服、洗床单，苦不苦啊？一定苦。但他没觉得苦。人有一种特别特异的东西：你让那个猪站到冰水里头去，冷不冷？它一定冷。但是同样是站在冰水里，人因为有理想，就可以以苦为乐。其实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中国建设之所以能够有伟大的成就，就是因为有这么一批以苦为乐的人。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不仅是零成本和西方的国家企业去竞争，甚至是无成本或者是负成本。本来人家受了苦你总要补偿吧？可是他以苦为乐，你还补偿啥？补偿在他看来就是对他的腐蚀！（掌声）

那是不是意味着“越穷就越是社会主义呀”？不是的。其实干的工作多了，慢慢地别人的生活都好起来了，那你自己的生活想不好起来也难，知道吧？所以那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事情。他都是把困难留给自己，把快乐、幸福留给别人。人人都这么干的时候，逻辑上讲一定会出现一个“水涨船高”的局面，再加上正反馈发展的机制在那里起作用：不仅是开汽车会开得特别好啊！修汽车是不是也修得特别好啊？造汽车会不会造的特别好啊？汽车技术会不会积累？雷锋精神可不仅是扫大街啊！那意味着对本职工作的螺丝钉精神！有了这个螺丝钉精神，用十年、二十年的工作去积累，一定会出极大的成就。

我观察到雷锋还有一个特点：他能够批判不符合他思想、不符合他信仰的那些歪理邪说。比如有人说“活着有什么意义呀？不就是混口饭吃吗？”他在日记里头就开始批判了，说：“不对！人是要吃饭的，但是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活着。那活着为了什么？活着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瞧见没有？什么叫理想主义者？不是说他不犯错误，更不是他察觉不到错误，而是说他对错误特别敏感，有一个自我反省的能力，同时也有一个反省别人的能力。其实你也可以想见当时的冷嘲热讽也是不少的，虽然不会像今天这么强烈，但是有没有呢？我估计还是有的。那个东西很深，很深。我们这个社会从总体上来讲，你得搞清楚一个基本特点：有雷锋的同时有没有李锋啊？有没有王锋啊？有很多“锋”，知道吧？这很多“锋”意味着什么？最拥护新中国的是当年最苦大仇深的，最不拥护的是当年的地主、资本家和一些特权人士。介于两者之间的，既可以拥护又可以不拥护，所以当雷锋的信仰非常强烈、非常深刻的时候，那些原本不是那么苦大仇深的人就不容易理解。在这种情况下，雷锋能够具有反思自己和反思他人的这种批判能力，是极为重要的。今天这个社会就存在这样一种情形：本来一个人是想做好事、做好人的，后来一听说“做好人就是犯傻”，于是就想：“那还是算了，我这人还没傻呢，是吧？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是老老实实赚钱去吧！”这样就过去了。我们经常讲“蓬生麻中不扶自立”，对不对？我们讲入乡随俗。可是有了批判精神之后，入乡就不随俗啦！没有批判精神，入乡你就随俗。（掌声）是这个逻辑吧？所以雷锋的这种批判精神还真是极其难得的。至于说后来文化大革命中他会怎么样？我还真搞不清楚。我认为作为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就当时而言绝对是很优秀的！

从雷锋现象看信仰的力行 |…

1﹒践行信仰要从小事做起

   下面说一说如何坚持信仰。其实在今天的社会，有些年轻人也不是不想有信仰，也想有，甚至已经确立了，但是一到生活当中就没有了，因为生活当中有无数的小习惯。有了信仰之后，按说是该从小事做起的，比如说我信仰和崇拜毛主席，可是当我带着毛主席像出去时，就可能有人说“呦，这年头了，你还带什么毛主席像？”那我可能立刻就觉得“是呀”，还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就会把它摘下来。也就是说哪怕是这样的小事，你也是很容易动摇的。因为现在所谓“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已经形成了方方面面的生活习惯、生活细节，只要你稍微跟它有一点儿区别，人家马上就觉得你这个人气味不对，不是他们一伙的。如果你想被人家认同该怎么办？那就得学会跟人家一起喝酒划拳，什么“哥俩好啊，七个巧啊！”你得跟他们来这个。这样人家就会觉得你是一伙的。如果你不会这些东西，说“这些有啥意思呀？还不如看书去。”那人家就会觉得“算了，你不是我们一伙的。”于是，你也就被别人孤立了。当你到处被孤立的时候，就会感到很不爽，因此也就坚持不下去。所以信仰这件事要从小事做起，要敢于坚持；敢于坚持就是要敢于被孤立，叫“光荣孤立”，知道吧！怎么叫光荣孤立呢？其实我想大家已经体会到了，如果说人家都是“猪生哲学”，而我是“人生哲学”，我被那猪孤立是不胜光荣之至啊！对不对？

2﹒培养吃苦耐劳的品质

坚持信仰除了从小事做起之外，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确实面临一个雷锋那个时代不存在的问题：雷锋所处的时代，总体来说生活环境是比较艰苦的，汽车很少，自行车很少，这样你就得走路，就得体力劳动，所以那个时候就为自我改造提供了一个体力劳动形成的环境。今天是什么情形？出门就是自行车或汽车，对吧？甚至自行车都是穷人的工具，五十块钱一辆的自行车随便扔，是吧？当然好像也不至于这么说啊！但总之就是说，今天搞一个湘滇黔旅行团就不得了，其实不就是骑着自行车走吗？当初是特权者或者说是少数人才可以骑自行车的。今天物质生活环境变得宽裕了，因此也就缺乏了锻炼条件。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人看来，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人生活的艰苦环境是不可想象的，可是我们今天生活条件的优越也是五、六十年代的人不好想象的。

今天的社会，物质技术水平确实有了提高，生活的方便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当然这些靠的是正反馈的积累才完成的。可是这么一来，人也就变得越来越懒了，知道吧？越来越吃不起苦，越来越经受不起诱惑，这个才是大问题。六十年代，毛主席感受到这个问题之后就提倡“上山下乡”；可是今天再想“上山下乡”就不具备条件了，因为过去是毛主席号召大家“上山下乡”，同时有插队落户一整套安排，今天如果再去“上山下乡”，人家就会觉得你是不是神经有毛病了？就是这个逻辑啊。而且现在都已经私有制了啊，你去乡下是谁吃亏、谁占便宜呀？就是存在这个问题。当初是给生产队干活，年轻人来了就是一壮劳力，肯定会给生产队干活，是吧？今天就说不清楚啦！所以这个时候下乡锻炼也不可行了。

所以，我就建议是不是可以每天步行啊？是不是可以骑自行车旅行啊？这个对年轻人的锻炼还是挺好的。我还特别推荐步行去旅行，因为步行你可能就要走小路，就可能要走石板路、要走泥路，这样就可能深入到中国的毛细血管里头去了。如果自行车旅行还是在公路上，还是在干线上，这样就无法了解毛细血管，就无法了解中国社会千千万万农民的状况，因此也就根本不知道北京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农村为什么穷？是因为城市富啊！两者之间是互相矛盾的。城市越富，农村就可能越穷；城市越繁荣，农村就越衰落啦！不知道诸位是什么感受，我的深切感受就是这样。随着城市越来越繁华，打工价格逐渐地有所提高，于是在农村种田的人就越来越少，大量的农民流入城市。但是，你会发现由于大量农民流入城市，服务业就变得特别发达，各种服务业的价格就开始降低，看见没？服务业价格降低，城里人的感觉就是“保姆也请得起了，饭馆也上得起了。”如果农村是繁荣的，就没有人愿意从农村出来呀，因此城市里劳动力就是紧张的；劳动力紧张的情况下，你就请不起保姆，也上不起饭店。所以是穷人越穷，富人就越富。它这个逻辑一定是这样的！穷人的感受越不好，富人的感受就一定很良好。这叫马太效应啊！这还真不是马克思说的，而是耶稣说的！所以我觉得要认识中国这个社会，要认识城市就得去认识农村；要认识平原就得去认识山区。因此，徒步旅行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徒步旅行的优点是能够深入到毛细血管，欠缺就是走不远，知道吧？走两万五千里得一年呢，是吧？所以，你也可以在面上走走，用自行车走走，那也比你在汽车上、在火车上要强多啦！

3﹒始终保持思想上的敏锐，不给自己找退路

还有就是要保持思想上的敏锐，不要老给自己找退路。我们今天缺少一个好的社会气氛，总是觉得自己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虽然也希望有千千万万个雷锋存在，但自己还是准备搭便车。这个就是给自己找退路，反正这个世界“天塌下来有大个子的人顶着”，是吧？“总会有傻瓜出现的，而我当聪明人就ok了！”生活当中走信仰之路的确比较困难，因为一不小心就给自己找了退路，对吧？所以，我确实觉得还是得有榜样。雷锋当然是我们比较好的一个榜样，可是雷锋的榜样是谁？雷锋的榜样是董存瑞啊、黄继光啊、向秀丽呀，但我感觉雷锋最大的榜样恐怕是毛主席。只不过毛主席这个目标太高，他不好说出来。他总不能说：“我的榜样是毛主席，我要做毛主席。”这么说不行，是吧？但是作为前进动力总可以吧？

4﹒良好的社会氛围

雷锋当时之所以能形成这种坚定的信仰，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整个社会都是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你读的书是这样的，看的电影是这样的，听的戏、广播都是这样的，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信仰的氛围。今天到处是自私自利、斤斤计较的氛围，所以你要有信仰就变得挺不容易的。我说的不仅是指你要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在这个自私自利的社会中会步履维艰；其实你哪怕是要坚持和传播基督教信仰或者别的什么宗教信仰，也同样会感受到巨大的阻力。这个也就是自私自利的经济人思想盛行的结果，它对所有的信仰都有摧毁作用，无论是对于阶级的信仰还是对于超阶级的信仰，它都具有强大的摧毁作用！

离开雷锋的日子还能不能有信仰 |…

所以，最后就出来这么一个问题：离开雷锋的日子，我们还能不能有信仰？我认为是可以有的。但是这个问题的要害要稍微复杂一点儿。

雷锋那个时代中的邪恶也可能是简单的邪恶，善良也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善良。今天这个社会，你要善良就一定要复杂的善良，如果是简单的善良，你就会特别容易摇摆，特别容易被拖下水。所以对应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如果王朔今天在场的话就会说：“我们这个社会通通都是小人，凡是说君子的都是伪君子”，“啊，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个社会人人都是流氓啊”！王朔一定是这个概念。不过他现在可能有点变化啊，有点开始怀念毛主席时代了，说毛主席时代我们“造反有理”，特别生龙活虎，现在一个个小年轻的蔫了吧唧的，是吧！这王朔现在也不满了。可是王朔当年毕竟是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是啊！毛主席在让我们做君子，可是我们觉得自身是有流氓性的，最后我们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伪君子。”是不是有一部分人在毛主席时代是伪君子啊？他做了好事心里头不爽啊，总想要索取一点成果和报酬，是吧？大概《炎黄春秋》的吴思就接近这种状况。开始时他也接受毛主席的教导，要做君子，要做理想主义者，后来一到现实生活中就发现受不了那份苦，后来慢慢地就缩回来了。

于是，王朔就把这个世界定义为两种人：一是小人，二是伪君子。我认为还要增添两种人：一是真君子，二是伪小人。真君子就是表里如一、光明磊落，想什么、说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叫真君子。真君子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头也是有一部分人的，就是心口如一、表里如一，缺点就是被那群小人给孤立了，真孤立。不单是把你孤立起来，而且还让你发挥不了作用。人家就说你“又出来一个傻瓜蛋！”。他们认为君子都是傻瓜，是吧？所以王宏彬在南街村就有一个标语，用的是陶行知的话：“傻瓜种瓜，种得傻瓜。唯有傻瓜，救得中华。”陶行知在当年旧社会的中国，想的是怎么改变中国的教育，进而拯救中国啊！可是人家就觉得“你这个是犯傻。为什么不去赚名赚利呢？”所以他被人骂急了就说：“唉！我他妈就是傻瓜！只有傻瓜才能救得中华！你们那帮聪明人就是把中华给害了！”实际上是非常气愤的一句话。王宏彬也是被人骂急了，是吧？王宏彬定的那个南街村的工资，工人已经到六七百了，干部还是二百五，“二百五”就是骂人的话，就是说“你们是一群傻瓜”。王宏彬的意思是“对！我们就是一群傻瓜！就是我们傻瓜才能干事，你们聪明人就不能干事，就只能是把这个社会给毁了。”他也是一种非常悲壮的表达。这就叫真君子。

王宏彬他们在南街村是真君子，但是问题在于当他们出去搞推销的时候，比如说推销方便面啊，推销啤酒啊，就会发现真君子这套东西有时候很难打开市场，所以他们就搞了一套东西叫“外圆内方”。所谓“外圆内方”就是说现在不是流行送礼吗！我也送！人家给我们送礼吗？我也收！送的礼用公家的钱去送，收的礼退回给公家，这就叫“外圆内方”。他们在外面是一个小人做派，送礼呀，受贿呀，但是他们在内心是个君子。这个就叫伪小人，也就是说他那个小人是装的，而那个君子才是真的。大家一定要反复去体会啊：逼得君子要装小人的社会一定是个坏社会！但是逼得小人要装君子的社会一定是个好社会。所以我愿意接受一个伪君子比较多的时代，因为那是一个小人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的时代。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率真哪！我们放开做小人哪！这样的社会实际上是最糟糕的一个社会。我感觉应该做这么一个分类。

那么我们的社会该怎样变化？我的感觉就是真君子逐渐越来越多，伪小人、小人的成分可以剥掉，当小人的外衣多剥掉几层之后，就可以逐渐接近真君子，是吧！这样这个社会就好起来了。大家听上去可能会疑惑：今天是一个如此私有化、如此贪污腐败的社会，真君子怎么还会多起来呢？只能是大家越来越自私啊！只能是越来越追名逐利啊！只能是随波逐流啊！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人们还愿意做真君子？我认为：其实做真君子才是在做人哪，而做小人或者做伪君子就是在做猪啊！做真君子才会有尊严感，有自豪感，有永恒感，有意义感，有幸福感；做真小人只会有快乐感，今天抢了谁一把，快乐；明天洗个澡，快乐，是吧？其实那都是动物世界的特点。所以我感觉为什么要做真君子？其实真君子是有优越性的，是有优越感的，真有优越感！在真君子眼里，可能满大街都是猪和狗。我这话说的不好听啊！如果按照耶稣的说法就是满大街都是“迷途的羔羊”！这个逻辑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在我的体会当中，今天的社会人变得越来越少了，人的成分、人的气息变得越来越少了，可是正因为这样就会物极必反，我们有些人就会觉醒，就会觉得弄来弄去还是做人比较好，是吧？如果你做猪的话，最后无非是说“局级猪、处级猪，科级猪”，是吧？“千万富猪，亿万富猪”，弄来弄去全是猪，看见没？一旦千万富猪、亿万富猪知道有人说他们是猪的话就会很不爽，一不小心他们也开始做人了，宁愿不要钱也要过人的生活。因为这个风气就是“我是千万富猪，有无数个百万富猪在羡慕和巴结我”，于是他就会觉得在猪的等级体系里头比较有地位。可是跟人一比，他根本就没地位。（掌声）比如他们所谓的高尚公寓，其实就是宽敞的猪舍！今天我们都是在用猪的逻辑思考问题：“我什么时候也能有宽敞的猪舍啊？”你越是这样去想，就越会觉得心里头不忿，于是就只能按它的逻辑去拍他的马屁，因为资源都掌握在“拥有宽敞猪舍的那头猪”手里呵。可是，如果你不要它这一套，不接受它这套文化和规则，你立刻就有尊严、有自豪、有幸福了。接受他那套规则，你就慢慢爬吧！

所以，离开雷锋的日子能不能有信仰？我认为是可以有的！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有人性，人性是和动物性相区别的，这个东西使我们不愿意过猪的生活！

 将学习雷锋运动推向新阶段——崇高运动 |…

   最后提出来一个概念就是“崇高运动”。我们今天将学习雷锋的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既要做好事，比如搀扶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等，同时还要学会应对复杂环境，体验一种做人的尊严和自豪。我们要向往崇高，追求崇高，体会崇高，实践崇高，享受崇高！我的意思是要享受崇高，这种享受猪一定是感受不到的，人可以感受得到！

   感谢诸位的掌声啊！我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