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归的三步曲：谬托知己·冒充高明·存心污蔑
——乱读随钞之九十八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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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释】“曲”字，在此只用两义：一曰乐曲，亦可理解为腔调;二曰弯曲，即不直，亦可理解为变形。
■ 先从谬托知己开说
什么叫做“谬托知己”?简单说来，就是：“不是朋友而胡乱地假托为知己朋友”。这样做的结果，无非有二：一是如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二十五回所说，“有班谬托知己的朋友，天天在一块打牌喝酒。”换句话说，即：虚情假意地结成狐朋狗党，勾肩搭背，吃喝玩乐，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二是如鲁迅《海上通信》中所写，“至于《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难说，大约是不见得再做了，省得人来谬托知己，舔皮论骨。”舔皮论骨，那是够狠毒的。坊间有这么一句俗语，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说白了用人家的招牌旗号卖自家的私货。挂羊头卖狗肉、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也。总之，是一个“谬”字：谬悠之说，谬种流传，谬误百出，谬以千里。。。。。。“谬”在何处?一曰造假，二曰失真。假做真来假亦真，真做假来真亦假。“谬”得全乱套了。真假难分，黑白混淆，是非颠倒，成败掉个。所以某些有心人经常是从谬托知己入手开路，以售其奸。
谓予不信，请看一例。
这是最新的资料，见于今年夏秋之际。事情发生在田汉先生的友人与后人之间。盼您老给大家一个明白。
【友人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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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人篇·
田汉对我说的心里话
韩 淮
原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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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秋，波兰军队文工团来华访问。鉴于是较庞大的艺术团，文化部和对外文委决定，请田汉坐镇指挥接待工作。田汉和夫人安娥一起来到接待办公室，当田汉介绍安娥时，我大吃一惊：“安娥!《渔光曲》的作(者)，我年轻时还为《渔光曲》跳过舞呢!”
安娥大姐问我：“你那时多大年纪?”我说：“13岁。”她说：“啊!那你是老同志了!”我未敢再说话。
随后陈沂将军、李伟(时任文化部宣传处处长)、马寒冰、黄文友(中国驻波兰使馆秘书)相继来了。陈沂向大家介绍田汉、安娥等，并鉴于田汉是文艺界的旗手，随口说了句“田老大”以示尊敬的意思，田汉摆摆手笑了一下。
接着就谈起波兰艺术团接待的有关事宜。同时，自即日起田汉先生就住在宾馆，安娥当天就走了。
我作为接待办公室的秘书组长，除给了田汉“接待计划”外，还把当天的活动日程向他汇报。
田汉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说话。他生活规律，晨六时前洗漱完毕，穿着拖鞋坐在椅子上，桌上摆着纸和笔，一直是沉思……没有人打扰他，他可以一句话都不说。
我还是向他汇报当天的日程，排练的时间及剧目、晚间演出的安排、国家领导人请柬的发放情况、晚间的宴请……
当我汇报客人的节目排练情况时，表示我想去看一下，他当时说：“主随客便，节目我们原则上不表态，除非十分出格的例外。去大胆地工作吧。”我却想着“外交无小事”。马寒冰也有时贸然地说“田老大”，田汉却连头都不抬，像是什么都未听见似的。
按照日程，波兰军队歌舞团在北京、天津、上海、济南、广州、武汉等城市访问后，一站直达安东(今丹东)，列车在车站稍事休息将赴朝鲜访问。对着客人的领队、团长及翻译，田汉说：“韩淮，你把波兰团到朝鲜的访问计划及朝鲜现在的情况，向他们做个简要介绍。”
我说：“朝鲜刚刚经过残酷的战争，建筑物从城市到乡村受到严重的破坏，虽然停战近三年了，但是战争遗留给朝鲜人民的依然是千疮百孔。条件很差，无论是生活、吃住，特别是演出条件，都是很差的，请你们做好思想准备。”
田汉说：“鉴于我们是兄弟国家，说话就不客气了，韩淮同志介绍的朝鲜情况是真实的，我没有什么再补充的，请你们参考。”
波兰军队文工团团长拉特科夫斯基上校热忱而真诚地说：“请你们放心，波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难最严重的国家，我们经历过德国法西斯的屠杀和战火，死的人成千上万，我们团有80%的人是从二战中过来的，我们对战争情况以及朝鲜的条件，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点请你们放心。”
我们和客人的看法非常一致，谈的十分愉快。不久，列车开动了，波兰团进入了战后的朝鲜。田汉和我在站台上向他们频频招手告别。
回到宾馆稍事休息，我说：“田老，您我见面以来，从未深谈过，但我从您的表情上看，您一直是心事重重，思想上充满了忧虑，是这样吗?”
他说：“开始我以为部队的同志一直都是单纯的，看问题都是片面的，而且很肤浅。经过近一个月的观察，我觉得你是正直的，思想也比较活跃，所以我向你流露一些我的看法。说起来话就长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我对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大体上从总的方面是可以的，但它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中国几亿人口，只提个‘为工农兵服务’，未免就狭窄了点。远在三十年代中期，我们还说‘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我写《义勇军进行曲》时，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包括56个民族，我还怕不够就用了‘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样动员
起来的全国人民，力量自然是无限的，就像火山爆发了一样。”
“然而‘为工农兵服务’，首先指着工人，可中国的工业是很不发达的，工人阶级是极有限的;‘农民’就更是一盘散沙，唯独‘兵’，兵才有几个?充其量还不到100万人。再说‘为工农兵服务’，就把上亿的学生排除在外了，还有最有影响的教授、自由职业者、工商业者，这些都是抗战中必不可少的力量，然而这些广大的阶层，都被‘为工农兵服务’一句统统减去了，这和中华民族全民抗战，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宗旨都是不相符的。”
“我的话扯得太远了，再说近的。去年开展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
我插话说：《人民日报》抛出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支离破碎，只言片语，好多人都看不懂，连总政治部的知识分子、大学生，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也说是一篇“断章取义”的文章，看不明白。可这些连篇累牍的材料，据说都是毛主席阅批的。我问田汉：“您认识胡风吗?”
他说：“何止是认识，还是老相识昵!”
田汉接着说：这场运动不只是对胡风的，而是对着整个文艺界的，甚至是对着几百万知识分子的，因为它指的是“集团”。
我说：“那您怎么办呢?”
他说：“只是我和胡风没有什么通信这就抓不到什么把柄，可我的思想、观点和胡风都是一致的。”
我说：“这不就麻烦了!”
他说：“胡风写的对中国当代科学技术、文艺领域建设的文章，你看过吗?”
我说：“没有。”
他没有说话，接着就是沉思，许久说了句：我担心的是中国文艺的方向，更担心文艺界。这次要多少人挨整，死多少个作家，因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一个“集团”不是哪个人;“胡风反革命集团”将来怎么收场，中国将来的文艺战线、文化艺术工作朝哪个方向走，都是值得深思的。
我说：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是英明的。
田汉说：“双百”方针是英明的，但其真正目的是为了繁荣文艺和科学技术吗?那就不一定了。
我说听说过“双百”是为“引蛇出洞”!
田汉说：这不就明白了，“双百”刚说过，接着就是“香花、毒草”!作品要是“香花”还行，要是“毒草”呢?但“香花”和“毒草”的界限如何界定?直到现在也没有定论，这都是人们所担心的。
我说：章乃器先生说过一句“中国是中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
田汉接着说：自尊心人人都有，毛主席也不例外。章乃器先生的话当然伤了他的自尊心，引起了他的不满。不过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不满，不信任远不止章乃器先生的那句话。早在1942年延安的整风运动时及以后的“抢救失足者”中，当时延安和边区共打出特务15000多人，结果一个特务也没有，连王实味也不是特务。不过王实味还是死于康生的枪口之下，那是在1947年，解放战争最残酷的时期，党中央从延安撤出时发生的事。
这是我和田汉先生的最后一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是波兰军队文工团访问朝鲜的第五天，当晚到新义州，下着小雨，我想把该团的几百吨重的服装道具装卸车简化一下，就赶往新义州。当我走出宾馆将要上车时，田汉拿着他的一件雨衣，疾步跑到门口，贼：“韩淮，你把这件雨衣穿上。”
当晚他接到文化部的急电，要他立即赶回北京。
我是当年12月初回到北京的，一天中午我给田汉先生打电话，首先向他汇报了波兰(团)访问结束回国情况，他说：他们好，没出什么事就好。最后我问他：何时您在家，我给您送雨衣去。
他大声而斩钉截铁地说：“我很忙啊!韩淮同志，很对不起，我没有时间，雨衣就送给你了，你还这么小家子气!’'
这就是我和田汉先生的相识、相别和最后一次通电话……
这是我与田汉先生1956年初冬的对话，地点是丹东市一个宾馆。回忆“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完全印证了田汉的忧虑，对待文化艺术更是使人不寒而栗。中国文艺界受到的摧残，文化人的命运——田汉老人死于红卫兵的铁蹄之下，老舍先生跳进太平湖，邓拓含冤身亡，上官云珠高喊着：“我没有勾引毛主席!”而跳楼自杀…··一
(为中央电视台原台办室主任)
(责任编辑黄钟)
【亲人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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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窗·
读者来信摘登
原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
(马注：来信人田大畏，系田汉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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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贵刊2013年第5期韩淮《田汉对我说的心里话》一文，仅就我所知情况，质疑如下：
1.波兰军队歌舞团(文中多次误写为“文工团”)是1955年来华，不是“1956年秋”，这样，文中很多事情都对不上号了。
文中说：“文化部和对外文委决定。。。。。。”，“对外文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是1958年成立的，怎么可能与1955年的事沾边?
2.(田汉)说：“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我对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就存在着不同看法。”认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有“片面性”、“狭窄”，与全民抗战、统一战线宗旨“不相符”等等。
我从未听到家父说过类似的话，也来见过任何相关文字材料。是否专门对韩淮先生一人吐露的“心里话”?
(田汉说)：“远在三十年代中期。。。。。。我写《义勇军进行曲》时。。。。。。‘中华民族’包括56个民族”。田汉上世纪30年代中期就知道中华民族“包括56个民族”?
3.(田汉说)：“去年开展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
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是当年即1955年开展的，不是“去年”。田汉连这点都不知道吗?
4.(田汉)说：“这场运动。。。。。。是对着整个文艺界的，甚至是对着几百万知识分子的。”
“我的思想、观点和胡风都是一致的。”“这次要多少人挨整，死多少个作家，因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一个‘集团’不是哪一个人。”“中国将来的文艺战线、文化艺术工作朝哪个方向走，都是值得深思的。”
这是田汉当时能有的看法、会说的话吗?
“田汉说：‘双百方针’真正目的是为了繁荣文艺和科学技术吗?那就不一定了。我(文章)听说过‘双百’是为了‘引蛇出洞’!田汉说：这不就明白了。‘双百’刚说过，接着就是‘香花、毒草，-…·但‘香花’和‘毒草’的界限如何界定?。。。。。。这都是人们所担心的。”
“引蛇出漏”的说法是1957年“反右”后才出现的，田汉1955年就知道了?
“双百方针”、“香花”、“毒草”是1956年才出现的术语，田汉早一年就知道，丽且还发了一番议论。
“我(文章)说：章乃器先生说过一句‘中国是中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引发了田汉又一番议论。
1957年“反右”时揭发罗隆基说过“中国现在是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与章乃器无关。田汉又如何知道两年以后的事?
“田汉接着说：。。。。。。章乃器先生的话当然伤了他(指毛泽东)的自尊心，引起了他的不满。不过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不满，不信任远不止章乃器先生的那句话。早在1942年延安的整风运动时及以后的‘抢救失足者’中，当时延安和边区共打出特务15000人，结果一个特务也没有，连王实味也不是特务。。。。。。。”
田汉1955年就知道延安打特务的数字，就能说王实味没有问题(王案20世纪80年代才平反)?
田汉那年57岁，会对一位认识不久的年轻同志说这么一番“心里话”吗?对我说来，韩淮先生的文章是独家新闻。
这位解放军总政的工作同志与“田汉”一唱一和，而且能保密至今，真是不容易。
贵刊发表的文章当然文责自负，但明显的“硬伤”，责任编辑应当是能发现的。
田大畏
2013年5月24日
[编后记]田大畏先生于2013年6月12日去世，享年82岁。本刊对田先生的去世深表哀悼。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曾翻译过《古拉格群岛》《死魂灵》等世界名著。
【路人甲之见】
本尊和韩准、田大畏从未谋面，素不相识，关系纯属八竿子打不着之列。故自命为路人，而且仅是其中之一，便只好很不自谦地排队于甲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从朝鲜桧昌奉调回祖国首都，我有幸分配在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工作。故而至今对此期间有关该单位的文字，便难免有所眷顾。特别是言及田汉同志的资料，颇为少见，于是在没有见到田大畏先生的信件之前，就先拜读了韩准先生的大作。不过，印象并不太舒服，倒有点膈应。如果说是将信将疑，倒不如说是想信又想疑。想信，是因为该文与田汉因工作关系有过接触。想疑，是由于其所作回忆有着诸多的不合现实社会情理之处。
一，50年代期间，总政文化部的陈沂、宋之的，早年都曾在京、沪、渝等地从事过文化活动，也被称为左翼文化人。他们与田汉应该是很熟悉的，可以无话不谈。而马寒冰、李伟等似乎就隔着了一层，因为当时分别从国统区和解放区来的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并不如后来那么亲密、融洽，如韩文所写的那样掏肺交心、肝胆相照地谈天说地、促膝神聊。倒是相当客气，尊重，有礼貌，讲原则。记得我所在的那家刊物要请老舍先生写一篇指导指战员阅读的文章，还得我们编辑组穿呢子服的组长亲自出马。后来我调到一家报社办副刊，要约书法家宁斧成写个标题，也是校级副处长带着我去的，以便让在下以后好登门求字。一次，我去位于朝阳门内的曲艺工协会(即今曲艺家协会)去联系工作，在那办公室里值班的巧好是侯宝林先生，在下当然毕恭毕敬不敢放肆了，可办完事大师却起身离席把我送到楼梯口，叫我十分不好意思。其时军地关系、新老关系双方都很在意、重视、有分寸，讲友爱。何况田汉先生学贯中西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交际国共有着丰富政治阅历，竟然能够一反韩文所描绘的深思熟虑的习惯，与新交初识的年轻人口无遮拦敞开心扉毫无顾忌畅所欲言?
二，韩文笔下所揭露的田汉的看法和说法，放在五十年代初期来看，实在是太直白，太冒尖，太过分了。但是我读来却又有耳熟能详毫无新意之感，或者说那些言论又十分缺乏田汉老的个性化的语气和风韵。因为其大部分内容都能从近几十年来主要的传媒上看到听到，与眼前流行的时尚的对我们党和毛主席的指责、攻讦、谩骂、污蔑，并无二致，甚至于和“文革”中有些人揭发田汉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内容，也相去甚远。作为具有多年编辑经历的老家伙，在下十分熟悉报刊的来稿人投其所好的歪风和陋习。他们对不同立场、腔调的报刊的需要和口径的研究和揣摩十分老道熟稔，预计甚灵，每投必中。我不怀疑韩准先生没有与田汉交往的事实，但是我怀疑他有着满足编者需求的愿望。后来的结果也证明，那家刊物的编者果然十分看重和倚重韩文，竟然连其所写到的事件发生的时地都出了差错也没有核对和考证就刊登了，终于不能不露出了作假造谣的大破绽。“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万幸的是，我们到底见到了田汉同志的后人出来作证，还历史以真相，至少也暴露了的虚伪和欺骗，如果暂时不去说其别有的用心的话。
■ 接着谈冒充高明
写到这里，本尊就不能不旁及其他了。因为多年以来，社会上胡说八道，谎言假话，不胫而走，俯拾即是。把人给坑苦了，把良心给沤坏了，把党和国家给污染了。除了谬托知己之外，还有一种冒充高明的指鹿为马的勾当。最熟悉的一例就是关于我国60年代前后有“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谣诼。有名为辛子陵者，甚至写道：“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万8千人”。
在这个谣言初起之时，我作为记者，曾奉命去国家统计局查问过当年的记录。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和资料汇编，并无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之说。那么，“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假话是怎么来的呢?
1983年国家统计局将1949年-1982年期间我国经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据予以公布，这一数据表明，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出现了人口大幅度异常减少的情况，其中最突出的是1060年我国人口总数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后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出版了专著，在书中估算我国1958年至1963年期间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2680万。1985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计算”出我国这一时期“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接着，金辉、曹树基、王维志、扬继绳等人又把非正常死亡人数扩大为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而历史事实却是我国在1060年9月至1964年期间进行了城市人口大精简，不少迁出城市户籍，却没有迁入农村，1960年的户籍统计人口便减少了。这是因为有1510万人口漏报了户籍的结果。基于上述原因，造成了1960年至1964年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2654万。这一减少与死亡无关。其中1960年我国户籍人口统计比1959年减少1000万的数据就是这样出来了。据截止2000年11月1日人口菩查结果，1960年出生还存活(40岁)的人有14684726人，而1960年户籍统计出生人数仅有1391万多。过了40年人数反而多出了77万。根据1959年出生2000年存活的13057人推算，1960年比1959年实际出生应多出162万。由此证明，1960年比1959年的真实人口并不是减少了1000万，反倒是增加了115万(户籍变动少登记的695万，加上漏报出生的420万，共1115万)。(见孙经先[笔名：孙景泽]：《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2013/05/16《》)附带说一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学文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孙学文：《毛泽东盖世功勋与日月同辉》，2009/12/13《》)
作为学术研究，当然可以有各种结论。百家争鸣嘛!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真金不怕火炼。实事求是。实践是判断真理的标准啊!但是，有些人就不是这样的，总漠视他人的研究成果。相反却冒充高明，只将自己喜欢和酷爱的有利和有用于自己的意见，一锤定音。虽然这并非谬托知己，却和谬托自己并无两样。因为伴随着此等心态，难免就出现畸形现象：不许议论，不让反驳，造成墙倒众人推的的态势，倚强凌弱，以多压少，靠着裹挟以售其奸。“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不就这样，在一个短时间内成为不可逆转的定论了么?如此这般，谁是受害者?难道还不明白么!
■ 随后说存心污蔑
如果说冒充高明，还讲究点学术研究的口气，还打着学者专家的旗号，那么有一些别有用心不怀好意的家伙，却连这一块遮羞布也不要了。其中最不要脸的最不讲道德的是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据李慎明同志披露，“李志绥1988年到的美国，带去的仅是一本薄薄的手稿。当时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的人找到他，说你这一回忆录没有可读性，没有市场效应。李同意润色，一种说法是100万美元，另一种说法为50万美元。至少李志绥是为了个人生活，他所谓的回忆录即由别人捉刀代笔，变成了厚厚的一本。书中把他到中南海门诊部工作的时间，从1957年6月提前到1954年4月，书中有相当的篇幅是描述他根本没有到中南海门诊部工作之前的事。所谓的事实即完全的杜撰。”早在1960年就在毛主席身边担任卫士和理发工作的周福明看了李志绥的所谓回忆录，十分气愤地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看是恶意编造。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主席身体很好，很少吃药。要吃就是安眠药。安眠药都是我们警卫战士去拿的。李志绥基本接触不到毛主席，何来他所看到的主席的所谓私生活?!”我曾经协助魏传统和魏巍同志在海外声讨过此书，我们据实的反诘和反击，使得在李志绥背后的“隐名人士”无言可对，最后只能噤若寒蝉(详见拙作《远征海外反击非毛反动势力的一页战史——为魏巍《新语丝·悼冷西》补证》)。还有另一本由英国情报机关资助在2005年出版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就更为无耻了。李慎明2008年去剑桥大学访问时，该校的几位教授对华裔妇人张戎与其英籍丈夫合著的这本书，都表示“可以不讨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里面的逻辑矛盾就比比皆是”。在某些人眼里的“杰作”，实际上竟是不合逻辑，不讲道理的横蛮粗暴的“劫”作啊!所以，这种货色，全是叛徒和特务杂交的孽种，都应该划归无稽谣诼、无耻谰言之列，除了嗤之以鼻、戳穿画皮，就无需详加抨击和判决了。
——马氏子曰：
行文至此，回顾来路，从谬托知己到冒充高明以至存心污蔑，我们难道还发现不了近年来在中外的意识形态领域，在华洋各种传媒，向中国革命，向人民领袖，向华夏同胞，起哄架秧子，谩骂吐口水，攻讦抹粪便是怎么来的么?我把它概括为殊途同归的三步部曲，您看还合适吗?
(201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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