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摘自王庆人30万字雄文《王庆人：中国当代问题乃主义之争！》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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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人•2013年12月26日(31日修订年终版)
毛泽东在访苏期间，曾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共中央派一位理论上强的人帮助看看他过去发表过的文章，看可否成集。斯大林当即决定派主编过《简明哲学辞典》的理论家尤金来华。……在过了八年之后，毛泽东曾当面对尤金作过解释：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朝鲜战争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兄弟党和其他各国党对我们的怀疑。”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在1905年提出了三民主义，1924年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之下发展了新三民主义。毛泽东从1924年就诚心诚意地并卓有成效地支持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并最后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新三民主义的目标。
本章分为以下3节：
1.毛泽东支持孙中山新三民主义
2.蒋介石搞假三民主义败走台湾
3.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得胜利
1. 毛泽东支持孙中山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从1894年起发动资产阶级革命，并先后提出和发展了三民主义。
1)孙中山提出旧三民主义
孙中山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组建兴中会，首提“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口号，并组织过多次反清武装起义，但均遭失败。1905年，孙中山又联合华兴会和光复会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国同盟会、被选为总理，并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即旧三民主义革命纲领。
同盟会创办《民报》呼唤反清革命，但组织和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同样归于失败。
辛亥革命成功后，袁世凯篡夺了政权、并指使刺杀了国民党人宋教仁，孙中山被迫发动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后又发动护法战争反对段祺瑞，身后却遭到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终于看到，不能指望欧美各国政府，因为他们口头上讲自由、民主，却与中国各派系军阀相互勾结，反对中国的民主革命。
2)孙中山发展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最后从苏俄那里、从列宁那里看到了希望，并且通信互相致贺两国革命的胜利和希望。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认识到发动工农参加革命的前途。
孙中山与廖仲恺等于1923年下决心改组中国国民党，并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之下于1924年1月召开了国民党一大，所通过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三民主义充实了反帝、反封建内容，即“新三民主义”，包括了“反帝”的民族主义，包括了“平民所有”的民主主义，尤其是包括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这些已经大大地超越了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
国民党一大还确立了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包括李大钊、毛泽东在内的10名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被推选为国民党中执委委员或候补委员，占到这一级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在北京逝世，留下了《家事遗嘱》以及另外两份文件：
à 《国事遗嘱》：包括孙中山致力革命四十年的结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指出要按他“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其中《建国大纲》所设想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显然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
à 《致苏俄遗书》：阐明孙中山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爱国事业的坚定信念，并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3)毛泽东支持新三民主义
《唤醒中国》(费约翰著，李恭忠等译，三联书店2004年10月北京版)转引了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支持孙中山、反对欧美自由主义派的史实(第281页)：
孙中山和廖仲恺“以俄为师”、重建国民党，在1924年1月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坚持“所有党员将个人自由交给党”，以保证“党的自由”、保证革命党的战斗力。但是，来自欧美的代表们主张在国民党内实行西方的自由主义，如北美代表黄季陆主张采用美国的“比例选举制”，即类似企业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的那种制度，使得持各种不同政见的派别(包括少数派)均能按照比例分别选出自己的代表和委员，以便在委员会中保护反对派的意见。另一位北美代表刘庐隐表示支持，并要求在大会上议决。毛泽东则发言反对就此议决，明确支持孙中山和廖仲恺：
“现时的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笔者注：指国民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人以机会也。”
毛泽东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
“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給予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1:58-60
双方斗争的结果是，国民党中的左派，以及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联合起来战胜了北美自由派。
《唤醒中国》第284页还转引了这样一条史实：北京学生在1925年示威活动中分别举起国民党的和共产党的旗帜来反对北洋军阀，《时事新报》于11月29日以“可骇的示威”为题发文批评此“乱局”：“学生执广州旗(青天白日)，工人执红旗，未见国旗(北洋五色旗)”。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以笔名“润”在《政治周报》第2期上发文“向左还是向右?”，热情地欢呼这样的“乱局”：
“假如将来真会组织什么‘国民政府’，在那政府的门上高挂起‘广州旗’，岂不又闹成了广州一样的‘乱局’?(笔者注：意指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战胜了北洋军阀的政权)不但如此，这‘乱局’也许蔓延全国，到处仿照办理，多数人起来‘自由’，硬把少数人‘不自由’。”
这些史料证明，共产党人不但诚心诚意地接受，而且还热情地支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国民党左派共同排除了自由主义派的干扰，发动和领导广大工农和爱国学生踊跃参加推翻北洋军阀的斗争。这是形成第一次大革命轰轰烈烈局面的根本原因。
2. 蒋介石搞假三民主义败走台湾
在1927年四·一二叛变革命之后，蒋介石仍然以三民主义旗帜来欺骗群众。但蒋介石代表的是官僚买办阶级和大地主、大资本家，这就决定了他搞的肯定是假三民主义。早年不遗余力宣传三民主义的老同盟会员于右任，就曾有言：蒋之三民主义是他自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1887-1975》上册第154页，华文出版社，2011)。
在败走台湾后的国民党七大上(1952年10月13日)，蒋介石代表“中央改造委员会”做政治报告，检讨国民党失败的八大原因，其中被他排在第一条的就是“三民主义信仰不纯”(同上，下册第116页)。那么，“蒋之三民主义”到底是什么主义、或者怎么不纯了呢?在1932年至1935年间，蒋介石不但授意和扶持大批书局、杂志社连篇累牍地鼓吹“三民主义+法西斯蒂”，而且还亲自发表了这样的讲话：
“……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仰一个贤能的领袖。除他之外，再没什么第二个领袖或第二个主义，就是完全相信一个人!……决没有第二个思想和第二个精神，只有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真正叫做一个法西斯蒂!”
“外国有法西斯蒂，现在我们中国也有法西斯蒂，但是中国的法西斯蒂有其名，无其实，人家说一定不会像外国的一样成功的。”
蒋介石：《如何做革命党员》
原来“蒋之三民主义”就是“完全相信蒋介石一个人”的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只是到了1936年，因为继续扩大侵略华北的日本发生了二·二六法西斯化事变，蒋介石才不得不藏起了“法西斯蒂”这并不光彩的旗帜。
只有中国共产党继续地坚持着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目标，并高高地举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旗。“新民主主义”的“新”字，一是因为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大都追随了蒋介石、当然也就放弃了民主革命，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就不得不担负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全部重任;二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的民主主义革命在胜利之后，就将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毛泽东主席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革命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即指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最终打败了蒋介石的假三民主义，于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历史的发展还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思想不但是中国人民追求独立和解放的真理，而且也是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追求独立和解放的真理。正是出于这一明显原因，美国学者施瓦兹(Benjamin Schwartz)早在1952年就率先使用新术语“毛主义(Maoism)”，开启了世界范围内的毛泽东思想研究。
3. 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得胜利
比施瓦兹首次提出“毛主义”整整晚了三十年，改开的“理论家”们居然武断地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创造”的。但是，毛泽东思想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国际共运、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及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国际关系的完整思想理论体系，尤其是包括了：
à 为在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断向马列主义请教，又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完整思想体系;
à 为在中国这样的国度内完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不断向马列主义请教，又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完整思想体系;
à 为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新形势下，以及又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甚至社会帝国主义的情况之下，正确地划分三个世界并制定和实践正确的国际主义斗争策略时，而不断向马列主义请教，又结合当代国际革命运动的经验和教训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完整思想体系;以及
à 这三个革命的相互关系和三个体系之间相互联系的完整思想理论体系。
那些改开“理论家”们从来就没有讲清楚、也根本不可能讲清楚，像毛泽东思想这样庞大、完整、复杂并且其各部分既充分相容、又相互支撑的思想体系，都经过了哪些人之手、经历了怎样的复杂过程、有过怎样的挫折和反复，又共同做了那些努力而能达到这样的充分相容和相互支撑，而在众多的头脑中“集体创造”出来的呢?
这里要特别强调“政治、经济、文化”中的文化：革命阵营中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很少有人理解“文化革命”的含义，很少有人自觉于《共产党宣言》中的“第二个彻底决裂”，即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大多停留于1942年延安整风时就已达到的水平，包括“工农武装斗争、革命根据地建设、农村包围城市”、“与‘左’右倾路线的斗争、马列主义的中国化”等等。其实延安整风就是毛泽东所领导的，新民主主革命时期的文化革命。中国1966年至1976年所发生的全国范围大规模社会实践，则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队伍已经足够壮大之后，毛泽东所领导的第二轮、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革命;而且正是因为有了比较成熟的客观条件，才有可能出现“文化大革命”之“大”。
斯大林在成功地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抗击德日法西斯的残酷斗争，但也有失也，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未能将党内斗争按照实行“第二个彻底决裂”来处理，也未能开展列宁在其去世前一年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而留下了从赫鲁晓夫至戈尔巴乔夫的后患、最终酿成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东方早报》2005年04月26日专稿“普京称前苏联解体是20世纪政治上最大灾难”(http://news.sina.com.cn/w/2005-04-26/10396495753.shtml)。现在有网民声称，普京的这篇咨文中没有这句话。但无论如何，苏联解体给其各加盟共和国与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痛苦，是无法掩盖的历史事实。毛主席在1966年所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苏联解体证明了重大的历史意义，却被81决议所全盘否定。这样鲜明的对比，恰恰证明毛泽东思想并不是什么“集体创造物”。
马克思在创造马克思主义时，还有不可替代的恩格斯参与其中，而且也确有大量的文字书著证明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不可替代的贡献。正是恩格斯谦虚地说，马克思主义属于马克思的创造，后人才一致公认恩格斯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可是在“自以为是毛泽东思想集体创造者”们的支持之下，这些“理论家”们却从来无法指明：到底谁是参与了创造毛泽东思想的那一位、或者那几位不可替代的“中国的恩格斯”?那一位、或者那几位“中国的恩格斯”又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哪一部分上不可替代?那一位、或者那几位“中国的恩格斯”到底有什么著述传世证明了他或者他们那不可替代的贡献呢?以下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此回顾暂时超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思想”从其萌芽到成熟、以及其后的每一阶段的发展中，可曾出现过一位或几位“中国的恩格斯”、可曾被“集体创造”过?
1)萌芽阶段
五四运动的伟大旗手陈独秀，在李大钊宣传马列主义之后就选择了新的世界观。中国的早期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在1921年建党之前就先后接受了马列主义。但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来认真分析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文章，当属时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所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即使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感到毛泽东那穿越历史的深透洞察力，感到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解决中国问题的巨大潜力。
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不但在国共合作上下了大功夫，而且更加着力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实践。他在1927年3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那就是能与无产阶级可靠联合、接受无产阶级领导又蕴含着巨大革命潜力的农民阶级。这一点，在随后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一化三改以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被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但在1927年，党内只有毛泽东最清醒：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毛泽东选集》1991年6月第二版，第一卷第15-16页
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两点：
a.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农民阶级的“革命性”时，将其归入“中间等级”、并指出该等级按社会发展潮流看甚至具有“反动性”：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共产党宣言》是根据欧洲、主要是西欧各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时期的现实情况，而对农民等中间等级做出这样阶级分析的。因此这句话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基本原理，在欧洲、尤其是西欧革命形势分析中的一个应用，而并非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本身。
b. 与欧洲封建社会仅仅经历了不到千年(其实仅几百年)的“领主·农奴”阶段完全不同，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态经历了大约500年的“领主·农奴”阶段和2500年的“地主·佃农”阶段，在后期甚至还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地出现了“地富·佃农·雇农”式生产关系。尤其是，中国3000年封建社会是极其发达的，远非欧洲封建社会可以比拟;而且在这3000年中，中国爆发过千百次农民起义，其中大、中规模的就有四、五十次，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
面对中国这样悠久的历史和农民的革命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们均以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将原来在欧洲农民革命性分析上的“应用”当做不变的原则，生硬地套用到中国的革命，不但看不到中国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更看不到那才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毛泽东(几乎一人)率先解决了这个理论问题，并继而带领全党成功地解决了其革命实践问题的。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中共可曾有哪位早期领导人，哪位革命教授或者留日、留法、留苏的革命家，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达到了毛泽东这样清醒的认识?现在有些人或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或以“资产阶级老爷”的面孔露头，将毛泽东贬低为农民革命的领袖，大谬不然!毛泽东是最早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最早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寻找最可靠的同盟军、亦即中国革命主力军的中国共产党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阶段。
2)成熟阶段
这一阶段应该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八七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著名论断：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瞿秋白在会后主持中央工作，并邀请毛泽东留在上海中央。但毛泽东去了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了革命军事工作，从井冈山斗争到扩建中央苏区，胜利地领导了工农武装割据并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与苏联十月革命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毛泽东先后受到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排挤和打击，最后只得转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但仍密切注视和扑捉革命的转机。
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与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以及1937年12月会议上再受孤立、不得不与王明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再进行的斗争中，毛泽东主席继续全面地发展毛泽东思想。1939年秋冬完成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9日长篇演讲)三篇著作，标志了毛泽东思想臻于成熟，其思想理论核心包括有：
A. 中国革命包括当时正在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未来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两重任务。这两重革命任务都必须由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B.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一直将这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积十八年流血牺牲的革命实践经验与教训，中国共产党才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及其总体上，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革命根据地建设、农村包围城市之路、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C. 这两重任务关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因此，当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准备在具备了一切必要条件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一切共产主义者，都必须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绝对不能半途而废。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时的发展高峰。它不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也在其它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革命中获得了普遍的应用。
此前的三次左倾路线和第二次右倾路线的领导者们，或者是只会死记硬背教条的“留洋马列主义者”，或者是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理论家”，其“杰作”就是导致30万红军损失90%、导致白区组织损失几近百分之百。历史证明了毛泽东针对这类“理论家”们所下的论断：“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而且在阅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编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毛泽东还曾感叹地写下了这样的批注：
“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5页
在1940年代动员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就提出了要反对主观主义(首先是教条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而且也正是因为这场整风运动，才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在抗日战争后期、在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以及在不到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所向披靡，使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大踏步前进。
在抗日末期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大，最终正式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的地位，其过程除了上述19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之外，除了对几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之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让我们来看这两个例子：
刘少奇[3]于1943年7月6日在《解放日报》著文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的概念。
王稼祥在同一天《解放日报》上著文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毛泽东在创立毛泽东思想时，当然会就中国革命的复杂问题以及共产国际所出现的领导偏差，与他的战友们反复地探讨过并且有过思想上的交锋，甚至在路线斗争中分分合合。但上述两个细节足以证明：在中国共产党于1940年代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时，党内谁也不曾有过“毛泽东思想是集体创造的”、“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之类的主张或者妄想，因为毛泽东的战友们在那时都真心地认为，毛泽东的马列主义水平以及他对马列主义的贡献，都远远在全党其他同志之上。
毛泽东主席还根据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认真地从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写作和演讲。他在1937年写成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包括节选出来的哲学名篇《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及大约在1941年9月后成稿的《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胡乔木回忆)，不但用唯物辩证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而且还提升革命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主席在1939年12月21日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段最精彩的讲话：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造反有理”，毛主席早在1939年就总结出来的这四个字，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道理，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鼓舞亿万群众奋起“就干社会主义”的战斗口号——对此，81《决议》的起草者们当然毫无资格说他们曾参与过“集体创造”，因为这些人就是根据“造反无理”来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
《实践论》：总结了在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实践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教训，并沿着辩证唯物主义路线提炼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
《矛盾论》：深入分析包括中国革命的复杂现象，证明和发展了列宁有关辩证法只有一条基本规律的论断，即对立统一规律，将恩格斯所沿用的黑格尔“辩证法三大规律”中其余的“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划归范畴。
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最深入的分析和论证：其中对矛盾特殊性的认识特别源自中国革命的实践，又反过来指导了中国革命;而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和曲折教训，又在世界范围的革命中具有其普遍意义。
有关马克思“自由王国是对必然王国的认识和改造”的更深刻和更为辩证的论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尤其在新中国即将建立之际，毛主席对历史唯物主义给出了广大群众最容易理解的，在哲学发展史上也最精辟的阐述，令中国共产党人感到自豪：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1949年8月14日
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主席，继续总结中国人民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革命运动，运用并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提出“一分为二”、批判“合二而一”，提出“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才能有最后的质变”，提出“出了修正主义还会再出马列主义”的否定之否定，以及“自由王国是对必然王国的认识和改造”等概念及论证，早就萌芽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例如：
A. 在1960年年初阅读和讨论苏联科学院经研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曾经说：
“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到来。”
这既是用对立统一规律来阐述量变与质变的关系，也是对他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即主动自觉地从革命根据地建设、抗日边区建设、解放区逐步连片直至走向全国解放的过程的哲学概括。
B. 毛泽东批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方法，说道：
“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毛主席还说：
“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
这些显然都是毛泽东在进一步发挥，他早就在《矛盾论》中所深刻阐明的矛盾特殊性与矛盾一般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C. 毛主席在51年前就说过：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这是根据辩证法“否定之否定”(毛主席认为应属范畴、而非基本规律)，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预测，而且已被证实，详见第八章第5节第2)小节C大段分析。
本文集第二篇章《辩证唯物世界观》中将详细论述这方面的内容。
现在多有论者采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法，但这种提法显然没能充分认识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普遍意义，也无法正确地评估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应有的位置。其实毛泽东本人早在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总结报告中，就明确表示不应该这样提了：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而不应该像王明同志的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因为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那岂不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分割了吗?……另外，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点普遍性，就不能不超过一定的范围。”
《毛泽东文集•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949年3月13日
毛泽东的这段话表明，他本人在七大召开的四年之后已明确表示，不同意将“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了，因为那样一来，就将马克思主义按照地域分割，而与真理的普遍性相违背了。即使早在延安整风及其准备期间，在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时，毛泽东就明确说过，“相结合”应该是“双向”的结合：一方面理论要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问题，这是理论向实际的结合;另一方面也要对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将其上升为理论，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实际向理论的结合。毛泽东在1941年“九月会议”的讲话中这样强调：
“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是为了提高理论，而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水平，“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374页
毛主席在这里所讲的“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就是“实际向理论的结合”，就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即在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之中认识和发现真理、发展马克思主义。毛主席说“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点普遍性”，这点“普遍性”成分当然就有适用于其它国家革命的原理或原则。显然，这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无法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来涵盖的。
3)社会主义
毛泽东思想在1950、60年代的继续发展，不但包括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在社会主义阶段的经济建设、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而且还包括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反对修正主义和避免本国出现修正主义的斗争，在第二次大战之后的国际(包括冷战)环境之中联合马列主义政党和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民主革命力量，利用西方国家集团的内部的矛盾，开展针对帝国主义的以及针对社会帝国主义的国际斗争，等等;并且根据解决这些新问题和特殊问题的丰富实践，继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解决这样复杂多样新型问题的大规模社会实践中，毛泽东思想继续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并在解决这些新型问题的社会实践之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继续作出多方面的重大贡献，包括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贡献(见上一小节“成熟阶段”有关哲学发展的回顾及相应脚注)。例如下述论断就是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发展：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九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的节录，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94页
显然，对人类阶级社会历史如此精辟的概括和总结，肯定不是什么“集体创造”或者“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如所周知，中共八大并没有再次重提毛泽东思想，当然也就不曾提出过什么“集体创造”或“集体智慧”之类的主张。
4)继续革命
81《决议》提出的所谓“毛泽东晚年错误”，其实就是指责毛主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这一理论所指导的大规模社会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这一理论有什么错误吗?让我们来看马克思是怎样说的：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要改变的“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就是指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和强化他们的私有制经济关系和私有制政治关系，而发展出来的、并且还长期和无孔不入地腐蚀了劳动者的私有制的意识形态。
根据马克思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一基本原理，根据苏联出现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教训，并根据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国内、国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毛主席在1960年代中期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包括在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可能出现新生的资产阶级，而最危险的新生资产阶级可能就在共产党内;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要最广泛地发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避免出现这样的新生资产阶级，并随时准备和他们进行不调和的阶级斗争。
这样的理论显然不是什么“晚年错误”，而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尤其是在81《决议》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后的三十二年中，中国出现了庞大的新生资产阶级，而且其中最危险的成分恰恰就在共产党内。这种产生恶劣效果的大规模社会实践，足以从反面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证明了这一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重大贡献。
鉴于这是81《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的结果，当然毛泽东思想的这一个部分，就更不可能是“集体创造”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了。那么，为什么至今还有很多官员和学者仍在喋喋不休地谈论什么“集体创造”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呢?那是因为他们想从根本上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其大规模社会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说这一时期是毛泽东的晚年，晚年的错误就算毛泽东思想了——这不过是他们妄图阉割毛泽东思想的伎俩而已。
81《决议》30年之后更出现了如此咄咄怪事：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国家某领导人的讲话从回顾孙中山直接跳到了推崇邓小平，中间居然只字不提毛泽东主席!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甚至连新中国所有的敌人都承认：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人类史上最为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向胜利，才使得中国实现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革命目标。没有毛泽东，就不可能有1949年的新中国!邓小平如果仍然在世，也绝不可能同意在纪念辛亥革命时这样虚无历史呀。
与此第二章有关的论题，将在第一分册第三篇章《独立解放曾伏虎》深入讨论。该篇章将澄清有关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史实，并批驳有关的无耻谣言。
注：1)许可读者点击http://yunpan.cn/QDFC5xk6hnhXi下载本《开篇》2013年终版、在朋友圈中打印传阅。
2)欢迎转载本《开篇》，但须事先告知所要转载网站或博客的网址([email protected])，以获书面许可。
[3] 根据现已公布的文献，刘少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敢于和王明博古路线坚持斗争并被撤销职务的白区工作主要领导人，这恐怕也是毛泽东当年希望他能担任党中央第二把手的原因。但根据毛泽东早在1943年对刘少奇写给续范亭将军有关人生观信件的大量批语来看，毛泽东那时就完全知道，刘少奇在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面，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见第八章第5节第1小节B大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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