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2012年11月18日上午，党的18大刚刚落下帷幕，中国人民大学就演出过一场好戏：热烈祝贺浙江大学管院原院长高尚全教授从事经济工作60年座谈会。大吹大擂，热闹非凡。只是，这还算不得什么，而更高规格的“戏”，椐说就是此前几天，温家宝总理还“亲切会见”，对高尚全表示了“热烈的祝贺”。“祝贺”什么呢?祝贺此人从事经济工作60年，为党和国家所做的“重要贡献”。在温带领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胡启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原主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等都为座谈会发来“贺信。”
高尚全何许人也?此人为何能享到如此殊荣?其实，这也是情理中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原本就是“志同道合”，相互吹捧，你“高”我“高”，大家都“高”。只是人们要问：所谓高尚全“从事经济工作60年为党和国家所做的重要贡献”，究竟是些什么?这位长期担任发改委副主任的人究竟要将中国“改革”掉什么?要使中国向何处“发展”?他究竟是为党和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还是给党和国家造成根本性破坏?
本文就从高尚全鼓吹的“三民主义”说起。
高尚全在18大闭幕的第2天，曾在《深圳特区报》发表题为《改革攻坚，必须坚持“三个不动摇”》的大作，鼓吹“改革攻坚”，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动摇。那么，他要攻的“坚”在哪里?就在“国有经济。”
高尚全认为，要攻克国有经济这个堡垒，得“先做意识形态的工作”，就“必须坚持国有经济的正确定位不动摇。”但是，他深感麻烦在于“对国有企业如何定位，目前争论很大。”“有人认为，国有经济是党的执政基础。”这还得了!他为了否定“国有经济”、公有制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提出所谓的“三民主义”。他说：“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证明：党的执政基础不在于国有经济比重高低，而根本的是三个‘民’：民主、民心、民意。民心是核心问题，得民心者得天下。”
原来如此!
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压根儿就无所谓经济、物质的基础，不是“国有经济”，不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是“三民主义”，即“民主、民心、民意。而民心是核心。”
在这里，高尚全所谓的“民心”和“民意”，基本上属同一范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所以，“三民”主义，其实是“二民”主义。而在“二民”里头，他又强调：“民心是核心问题”，这样，“二民”主义，就成了“一民”主义，即“民心”主义了。
这就是说，共产党执政基础不是“国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而是“民心”。高尚全的党的执政基础论，实质上就是“民心论。”
这种观点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按照高尚全的“理论”，党的基础只能是“民主、民心、民意，而核心是民心”。那就试问：什么是“政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民心”或“民意”?它们是不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它们又是否反映并服务于社会的经济基础?
这就只能请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了。否则，就是毛泽东说的，没有共同的语言，扯了半天皮，还是扯不清。
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史观的发现，结束了唯心史观的的一统天下，科学地揭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解开了“历史之迷”，从而为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历史提供了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简述了自己探寻社会科学的历史过程后，对自己发现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出精辟的概括。他是这说的：“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来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略地概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物质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即同它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在其上并有一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合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恩选集》第2卷，第82页)
这就是说：“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政治乃至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必须适应并能动地服务于经济基础;在“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决定性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制，而公有制的存在形态，则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因之，党的执政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物质基础是国有经济，这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当然，党的执政基础，无疑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还有：理论基础，即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基础，即工人阶级;群众基础，即工农劳苦大众的为主的广大人民群众等等。其中，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是主要的、有决定性的，更为其重要的。
而高尚全所谓的“三民主义”则认为，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只是“民主”、“民心”，或“民意”，“民心是核心”。这就把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物质基础否定得一干二净。他认为，如果把“国有经济”、“公有制”看成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 物质基础，那就大错特错了。但问题在于，“民主”、“民心”这种纯属上层建筑的东西本身是从哪里来的?“民心”有没有社会的经济根源、物质根源?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还是相反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恩格斯深刻指出：“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起作用的精神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马恩选集》第4卷，第244页)高尚全的“三民主义”鼓吹只有“民主”、“民心”才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矢口否认它们的经济基础、物质基础，也正是“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
殊不知，这样一来，“民主”、“民心”岂不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成为“第一性”的了?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颠倒，难道不是根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深刻指出的：“已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已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考察了人们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高尚全的“三民主义”岂不正是这么一种唯心历史观的杂拌?!
还应当看到，高尚全的“三民主义”，打出“民心基础论”，假装看重群众的历史作用，冒充党的群众基础，妄图鱼目混珠，以假乱真。
正如列宁所说的，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根本区别，除了是不是承认经济的原因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源泉以外，还有是不是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有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他在庐山会议时批判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所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也曾尖锐指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15页)
毛泽东提出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他始终如一地把人民群众看成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也就高度重视“民意”，十分看重“民心”。建国后，他反复告诫全党干部，千万不能脱离群众，水可载舟，亦可复舟。也曾讲过：国民党的失败是严重脱离群众的必然结果，“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但这同高尚全“民心基础论”不能同日而语。第一，毛泽东是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既然“人民，只有人民都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那么党执政基础自然有其“群众基础”。而人民群众是伟大的物质力量，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民心”;第二、毛泽东重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同确认党执政的基础还有更重的“经济基础”、“物质基础”，是统一的、密不可分的。决不可强调“群众基础”就否定“经济基础”、“物质基础”，更不能以“民心基础”来否定“经济基础”、“物质基础”。
而高尚全把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奉为信条，完全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根本没把工农大众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工农大众是无知“群氓”，是理应给富人创造财富的工具。所以，他妾想以“民心基础”冒充“群众基础”，尽管可以自欺，却绝对欺不了人!
最后，还得指出，对于“民心”、“民意”须作阶级分析。高尚全援引“得民心者得天下”，鼓吹“民心基础论”，这种所谓的“民心”、“民意”，究竟是哪个“民”之“心”、之“意”?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之“心”、之“意”，还是资产阶级之“心”、之“意”?是我国占人口绝大多数人之“心”、之“意”，还是少数人之“心”、之“意”?
这是无法避开，也忽悠不过去的原则问题。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曾多次概括其“核心思想”，总是把阶级和阶级斗的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为我们观察社会历史提供了“基本线索”。修正主义的要害就是否认阶级斗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西化派作为国内外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要在中国毁坏公有制，推行私有化，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为天经地义，也就本能地把阶级分析看成洪水猛兽。
但人是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 、小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等等。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客观实在。毛泽东及他领导共产党看重“民心”，当然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民心”。
而高尚全所谓“民心”、“民意”的“民”，显然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而是国内外资产阶级，是“先富起来”的少数人。
看看他这些年的言行，就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高尚全自己就承认，如今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改开以来已经成了“弱势群体”，换言之，就是新陷入被压迫、被剥削的苦海，这难道是合于工农大众的“民心”?
高尚全一伙三十多年来始终把“改革”的矛头聚焦于“国有经济”，着力铲除社会主义主的公有制，强行实现私有化，造成工劳动大众与生产资料的再次分离，让几千万产业工人一夜下岗失业， 能说不是忠实代表资产阶级，反倒是顺应了工农大众的心意?
高尚全沾沾自喜于2000年在《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中提出要把“私营企业的经营管理”视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同样创造价值”，要一视同仁地“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这不是忠实反映资产阶级的“心意”，还能是什么?
这里不妨再举出这些年来同高尚全一样“风光”的资改派“理论家”厉以宁的高论，以资旁证。他说：“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等等。厉以宁如此坦率、鲜明和尖锐地改革开放的宗旨，毫不掩盖自己就是资产阶级的忠诚奴仆。这不是活神活现表明了他们所谓的“民心”、“民意”究竟是哪个阶级的“民意”、“民心”?
综上所述，高尚全为何这么卖力鼓吹“民心基础论”，可谓用心险恶!按照他的如意算计，只要用党执政的所谓“民心基础”， 否定掉它的经济基础、物质基础，就可一箭双雕：既可以把国有经济“定位”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就便于“深化改革”，消灭国有经济，完成私有化“大业”，为复辟了的资本主义夯实基础;又可以挖空、摧毁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使共产党成为空中楼阁， 实现其朝思暮想的“政治民主化。”两者合一，也就终将毛泽东缔造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推上他们梦寐以求的资本主义的“不归之路”!
但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得很好：“蔑视辩证法不能不受惩罚的”。(《马恩选集》第3卷，第482页)蔑视自然规律如此，蔑视社会规律也是如此。中国西化派倒行逆施，无视社会历史本身的辩证法，到头来，终归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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