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而不是停滞不前，更不是到了崩溃的边沿。对毛泽东的评说要站在99%的人的立场上，用历史和事实说话，而不能站在1%的人的立场上，用仇恨和谎言说话。因为那1%的人只有私心没有良心，只有偏见而没有思想。他们之所以仇恨毛泽东，是因为毛泽东当年触犯他们的利益。列宁说：如果几何学触犯了有些人的利益，他们也要把几何学推翻。
一、在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
这一节全是摘录三个人的话。
乔宗寿说：这十年(文革)，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是，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比较稳定增长。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了，例如，1976年同1965年比较，拖拉机的产量增加了5·9倍，农村排灌动力机械的拥有量增加了4·9倍，每亩耕地的化肥的拥有量增加了2·1倍。工业方面原油产量的增加，石油化学工业迅速崛起。铁路方面，修了成昆、湘黔、焦枝、枝柳、襄渝等内地铁路干线。南京长江大桥1968年完工。葛州坝大型水电站动工。尖端技术方面1967年6月17日爆炸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24日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1975年11月26日，人造卫星发射回收成功，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又一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取得这些进展的根本原因，是党和人民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为社会主义事业顽强奋斗。
毛泽东晚年的贡献，我认为最根本的，是提出了关于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一个战略思想，当这种危险一露头，他就尖锐的提了出来。……毛泽东这一战略思想，在今天，更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乔宗寿：《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史》第576—578页）
魏巍：……1964年10月16日我国西部上空升起的第一朵磨菇云。这是一曲响彻云霄的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凯歌，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和凝聚力的表现，是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的活生生的证明。
“在此之前，导弹方面，1960年11月5日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东方一号”导弹;1964年6月，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
“接着是，1964年爆炸成功第一颗空投原子弹。
“1966年10月，试验成功第一枚由导弹和核弹头相结合的导弹核武器。
“1967年10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1980年5月，我国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成功。
……
从1955年到1980年，我国的原子能等尖端科学技术，从一无所有到洲际导弹的发射成功，按我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基础来说，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8年，苏联用了4年，法国用了6年，而中国用了两年零8个月。就仅在20多年的时间内，我国就跨入能够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五个主要国家之列。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有力地保卫我国的安全，而且带动了我国整个科学技术和各种工业的发展。其意义是伟大的。……
和一切目光短浅者不同，在重要的战略决策上，毛泽东总是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着眼，从祖国的长治久安筹划。这一点是显而意见的。
我国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大三线建设，就是这一战略决策的表现。
（魏巍著《话说毛泽东》第140、141、142页）
魏巍还说：三线建设原来的目标是，要在中国纵深地区再建一套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仅以四川的情况看，十多年来已建成300多个大中型企业，它们已成为四川工业的主干。全国38个重要工业部门四川样样俱全。随着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以川南盐化和天然气化工生产基地以及以成都、德阳、绵阳、广元为中心的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的建设，不仅为奠定了四川尔后工业发展的基本格局，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而且对改善中国原来工业只集中在东北和沿海一带的布局，带动四川毗邻地区社会、经济进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改变“老、少、边、穷”的面貌等方面将继续发挥重大的作用。
……襄渝铁路的建成，使四川5大动脉(宝成、川黔、成昆、襄渝和长江)与全国相联。公路建设和邮电事业也有很大发展。
经过三线建设，西南工业生产能力有很大提高。仍以四川为例，从1965年到1979年，铁矿石开采能力由40.69万吨，增加到817.15吨;炼铁能力由38.89万吨，增加到271.69万吨;炼钢能力由59.56万吨，增加到289.7万吨;钢材生产能力由92.48万吨，增加到251.85万吨;发电装机容量由82.47万千瓦，增加到379.32万千瓦;水泥生产能力由117万吨，增加到556.88万吨。四川已成为全国著名的三大电站成套设备生产基地之一，四大电子工业基地之一，五大钢铁基地之一;机械工业，形成以重型矿山和工程机械制造、汽车、仪表仪器、农业机械等较完整的体系。已能独立生产许多高、精、尖产品，四川已由原来一个偏僻闭塞、交通不便、工业薄弱的落后省份，一跃成为中国西南部新兴工业基地。
“总之，经过大三线建设，原来的战略设想已经实现。尽管还有某些缺点和不足，但中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已经有所改观，大三线地区的工业基础已大为加强，随着经济的发展，包括少数民族的偏远地区，社会面貌发生了变化。其成绩是主要的。尽管战争并未发生，但对保障我们祖国的安全，却是有长远意义的。我们不能忘记当年毛泽东为我国长治久安所作的运筹。”
（同上书第145—146页）
新加坡学者 董玉振说：
人本经济的成功尝试：辉煌的发展成就。“毛泽东不懂经济”几乎成了定论，而被海内外人士所接受，笔者也不愿将毛泽东视之为经济学家并为此进行辩护。作为一位政治家、执政党领袖和国家元首，关键在于在他任内国家的经济等方面是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求全责备，或因一时的经济失误而否定经济的整体成就是不客观的。至于“毛泽东时期经济一团糟”、“毛泽东耽误了中国的发展”等观点，更是轻率和不负责任。
在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早期，既发现并抓住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即农民问题，并由此启动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也为中国最大的群体过上自尊的生活提供了根本的基础——土地。就影响和意义，超越后来的任何单项经济改革，如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市场化等。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通过土改和暴力革命，彻底铲除了到处盘踞的地方势力，包括地方经济霸权、地方武装和地方政治山头、黑社会组织，实现了国家的真正大一统局面，促进中国各地方、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流通等，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而49年之后，毛泽东领导建立起高效清廉的各级政府机构，为经济的发展建立起必要的领导力量。公有制计划经济体系的确立，对于在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干大事，发展必要的基础工业和重工业、科教、文化、卫生等事业，提供了制度的保证。毛泽东对人民的动员和民族凝聚力的空前提高，则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基础和动力。虽然计划经济已为今天所放弃，但自49年之后在经济、科技文教、国防等领域的巨大发展成就，是无法否定的。
建国之初，中国除了东部和内陆中心城市的纺织和一些轻工机械等，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工业基础，甚至连灯油要靠进口。经过二十七年的高速工业化，中国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三年实现经济恢复，1949年没有详细资料，可以肯定会非常糟);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在毛领导下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倍。即使“文革”十年期间，工业总产值也翻了一番，从1965年的1402亿元发展到1976年的3207亿元[1]。这样的高速增长居然被第二代领导人和大陆经济学家贬之为‘停滞不前’、‘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经济崩溃的所有先兆如：物价飞涨、失业增加、收支状况恶化等全部没有踪影，让人不仅要问：‘何处不是崩溃的边缘?’以下是几个重要产业的发展数据：
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以1978年为截止年，因1976年至1978年是毛泽东时代经济的自然延续。毛泽东时代的大型基础建设和重工业项目也在1979年前大部分投产)，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22、71倍)，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亿1700万吨(9、34倍)，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21、66)，木材产量从1100万立方米增长到了5100万立方米(4、63倍)，电力从70亿度(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亿度(36、47倍)，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发展到了1亿零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000吨上升到了869万3千吨(222、897倍)，农药从2千吨增加到53万吨(9、99倍)[1]。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由一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核潜艇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中国在1976年时的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排名从1949年的第13位上升到1976年第六经济大国(这在海外学者中被认可，虽然有汇率的争议，但如果按照货币购买力来计算，这个位置并不离谱。只要按国际市场价格算一下当时能源、原材料、冶金、农业等基础领域的产出就能明白这一资料的可靠性)。
（我说明：括弧里面的倍数是我加的。董玉振说的数字是从1952年算起的，如果从1949年算起，倍数还要大，如钢铁1949年只有15、8万吨，1978年增长到了3180万吨，就增长了201、3倍，石油1949年是12万吨，1978年是1亿零400万吨，增长了866、7倍）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八十多万公里的公路(不包括遍布乡村的非油面道路建设)，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云南(除了早期的一条窄轨)、广西、四川、贵州、青海、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原等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甘肃省在解放初期的铁路只有陇海铁路到天水段，解放后延伸到兰州，并建设兰新线)。在水利建设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兴建了五万多座水库，库容在20亿立方米以上的31座超大型水库中，30座为49年后所建。仅淮河治理就修建了3400座水库(现在即使建3400座标准游泳池也是一个浩大的开支)。为毛泽东之后从容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
（这是一个新加坡学者，对国内那些没有良心的学者和睁眼说瞎话的领导人的有力批判。）
二、农业建设取得的成就
王磊在《毛泽东农业机械化思想述论》中说：农业机械化思想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倡导的农业机械化运动也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四期第79页）
王磊说：从毛泽东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到今天已经36年了，36年过去了，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农业机械化思想，不仅关系到我们今天的农业机械化事业，也关系到对我们党领导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价问题。通过系统而认真的分析，我认为毛泽东农业机械化思想的根本精神是对的，六十、七十年代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建设成绩是主要的。
首先，中国农业的超高速发展，发生在八十年代初大面积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为了突出农村制度改革的成就，人们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前30年所积累的诸如农业机械装备、农田水利建设等物质的作用。其实，土改后的农业同样是家庭经营，但为什么没有这么一个大发展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土改时中国农业的技术装备条件太差，而八十年代初，中国农业的机械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农业的技术装备条件大为改观，彻底改变了土改时“几个农户一条驴腿”的落后状况。从1957年到1979年，中国农业机械的总动力从165万马力增加到18191万马力，大中型拖拉机从不到1.5万台增加66.7万台，手扶拖拉机从无到有发展167万台;与此相应，机耕土地面积也从264万公顷快速扩大到4222万公顷，机耕面积与总耕地面积的比例从24‰增加到42‰。就农田水利建设而言，它的发展也主要得益于农业机械化运动，因为毛泽东所论的农业机械化本身就包括农田水利建设的机械化。从1957年到1979年，我国的排灌动力机械总马力数从55万马力增加到7122万马力，灌溉面积也由解放初的2亿亩，增加到7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45%，可灌溉土地的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二，由于有了大功率、大口径的水泵和大大小小的水库，过去三年两缺口的黄河，自建国后从未溃决，江淮地区的水患也极大减轻，由‘一年一遇’变为‘五十年一遇’。
其次，毛泽东倡导的农业机械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用机械工业、农用化学工业、农用电力事业的发展。旧中国没有农机工业，只能用手工生产锄头、镰刀之类的简单农具。除59年建成的洛阳第一拖拉机厂之外，我国大部分农机工业是在农业机械化运动中筹建并形成生产能力的。从1959年到1980年，国家对农机工业的投资累计达80.8亿元。到70年代末，全国县以上农机制造厂有1900多个，县农机修造厂2400多个，共有职工145万人。全国共形成了上海、北京、天津、洛阳、太原、德阳、沈阳、富拉尔基八大农业机械生产基地，能够制造多种型号的拖拉机和农具，其中100多个品种的农机产品销往世界68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农用化学工业也是借助农业机械化运动才得以较快发展起来的。毛泽东相当重视农用化学工业并与农业机械化视为一体，他说：“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步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自建国到1974年，我国用于化学工业的投资达90亿元，占化学工业投资总额的4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改变我国化肥生产的落后状况，1972年11月至1974年5月，我国利用打破西方外交封锁的良机，先后与日本、西欧和美国签订总值5亿美元的进口13套大型尿素生产设备的合同。这些工厂在1980年以前全部建成投产，使我国化肥供应量增加了一倍。与农机工业同时发展的，还有我国农村电力事业。截止1979年，我国农村共建成小型水电站83000多座，农村用电量亦由1957年的1.4亿度，增加到282亿度。
第三，毛泽东倡导的农业机械化运动对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启蒙作用不容低估。最初搞农业机械化时，许多干部连农业机械化的概念都不清楚，成千上万的农民更是从未见过拖拉机。农民科技意识淡薄，接受新事物缓慢，使用的仍是千余年前祖先使用的铁锹、镰刀、锄头之类传统手工农具。通过农业机械化运动，大批农民被培养成了农机技术人员。到1978年底，全国仅人民公社系统就有农业机械管理操作人员790多万，其中拖拉机手330万。他们是中国第一批懂得现代生产技术的农民，对现代科学技术在农村的推广和运用起了很大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农业机械化运动对今天方兴未艾的乡镇企业起了一定的启迪作用。现在不少地方的乡镇企业，尤其是五金、机械制造行业的乡镇企业，最初起步时靠的就是当年农具制造厂留下的厂房、设备和技术工人。以后历经转产开发新品，发展成为众多颇具生命力的中小企业，有的甚至成了现代化的企业集团。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四期第85—86页）
（我的补充：修建了人造天河――红旗渠、把北大荒变成米粮仓、把新疆变成产棉基地。）
三、毛泽东晚年中国的经济是全面发展的
从“四化”建设的初步成就看，毛泽东晚年(1956-1976年)的经济大发展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有人偏偏要说毛泽东晚年经济处于停滞状态。说这话的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不了解情况的人(多半是群众人云亦云)，另一种是动机不纯的人(多半是重要人物)。因为他们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上面四个人的文章(乔宗寿、魏巍、董玉振和王磊)就是对这种谬论最有力的批驳。下面再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看，毛泽东时期的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停止不前呢?众所周知，这个《决议》不是为毛泽东歌功颂德和树碑立传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清算毛泽东的。但就从这个《决议》来看，也不能说毛泽东晚年的经济完全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到了崩溃的边沿。
《决议》对“文革”前十年是这样说的，“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重要工业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1965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建设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的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四点九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
《决议》还说：“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主要方面。”
（从文革前十年来看，毛泽东晚年的经济肯定是发展了，不是停滞了。请大家注意《决议》中的几个词：“增长三倍”，“都有巨大的增长”，“增长六倍以上”，“增长七十倍”，“四点九倍”。）
再来看“文革”十年，还是用《决议》的话来说：文革期间，“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和推广，等等。”
（就从《决议》列举的不完全的事实来看，文革十年经济还是发展了，不是处于停滞状态，更不能说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
我的看法：《决议》还没有包括72年、73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用43亿美元引进的一大批先进设备建立的一些大型企业，这些大型企业在八零年基本建成投产了，使我国经济腾飞如虎添翼，如十三套大化肥厂建成，就使我们的化肥年产量翻一番。还有葛洲坝水电站、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
为了少而精，国家统计局的公布很多具体的数据和事实就不引用了，我请大家从以下几个问题来思考一下：
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而毛泽东逝世时，我国人均寿命已达到65岁。请问，人均寿命的增长与经济增长有无关系?
1840年到1949年，109年间，我国人口只增长了一亿五千多万人，那时人们还不知道有计划生育这个词。而1949年到1976年，27年间，我国一直在提倡计划生育(虽有人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但从来就没有人批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一直在宣传推广)，为什么人口就增加了三亿多呢?这与经济增长又有无关系呢?
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人物基本上是嫌贫爱富的。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们根本就不屑一顾。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头子们，1955年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他们就不愿意与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握手。在长达20年的时间，他们联合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孤立中国，经济上封锁中国，军事上威胁中国。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在毛泽东逝世前夕，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却带头与中国修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远渡重洋飞到北京来与毛泽东握手言和，并对毛泽东说：你改变了世界。
73年，法国总统逢皮杜来北京对毛泽东说：见到你很荣幸，因为你改变了世界面貌。
毛泽东逝世前，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人物都争先恐后来北京与毛泽东商谈世界大事。从此中国才开始真正走向世界。
请问?在一个20年经济处于停滞、崩溃状态的中国，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们，为何要争先恐后来与毛泽东商谈世界大事呢?他们为何以见毛泽东为荣呢?
尼克松和逢皮杜都说：毛泽东改变了世界的含意，当时我们还认识不太清楚。后来，美国和日本的一些学者解释说：二战后是美、苏两级世界，60年代后，毛泽东逐渐把两级世界变成美、苏、中三级世界。日本学者还形象的说：毛泽东当时的世界就像中国的三国时期，美国就像三国时的魏国，苏联就像那时吴国，中国就像那时的蜀国。
请问这是一个20年经济处于停滞、崩溃状态的中国，能够获得这样的殊荣吗?究竟是那些外国人的智商低，还是我们有些人的脑子有毛病?
三、我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是靠什么解决的?不少人说：是靠“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的。我说：绝对不是。因为“承包”就是个体劳动的小农经济，1955年以前的几千年就全是个体劳动，为什么那时不能很好解决吃饭穿衣呢?那时，人口只有六亿，耕地比现在还多。“承包”后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农业生产只有单干的积极性是不行的。
真正解决我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是毛泽东的“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培育、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良)解决的。
所谓土，就是要保护耕地，改良土壤，要种粮食现在没有土不行。他对土地是非常爱惜的，他要求搞经济建设要不占或少占良田。如果他当年搞建设，也像后来那些崽卖爷田不心疼那样，肆无忌惮霸占良田，现在还有十八亿亩耕地吗?希望了解情况的人们把49年中国有多少耕地，毛泽东逝世时中国有多少耕地，现在还有多少耕地这个数据拿出来告诉人们，让人们独立思考。毛泽东时代，成都平原的农田很少占用，现在的成都平原的耕地已今非昔比了。
所谓水，要种粮食没有水不行。水从何而来呢?靠农业集体化时，农民们艰苦奋斗修的水库、水塘和政府投资修的排灌系统。毛泽东逝世时全国农村绝大多数地方基本上都解决农业用水问题。
所谓种，就是要使用良种。如果用传统种子，是无法提高产量的。这个问题是袁隆平那一代农业科学家艰苦奋斗，在毛泽东逝世前夕刚搞成功，八十年代全部推广。
肥，就是要使用化肥。全国的大化肥厂都是毛泽东在世时建立的。这是当时全国人民节衣缩食建立起来的。
所谓所谓“工，就是农用工具，包括农业机械。现在我国的农用机械厂绝大多数都是毛泽东那时建立的。
……
没有农业“八字宪法”的实现，农业的产量是无法提高的，没有把北大荒变成米粮仓，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是靠“八字宪法”。那穿衣又是靠什么解决的呢?这又和毛泽东时代分不开。一是新疆的产棉基地的建成，二是毛泽东在世时建设的合成纤维工厂，在1978年前后陆续建成投产，大量的涤纶(的确良)、晴纶、锦纶等合成纤维纺织品和各种各样的塑料制品进入商店，很快就解决了我国的服装、鞋帽供应问题，使中国人民告别了“凭布票买衣服”的历史。
如果没有这些合成纤维厂和新疆的产棉基地建成，中国人民的穿衣问题是难解决的。请注意!那些合成纤维厂是毛泽东带头全国人民节衣缩食建立的。
现在，我国各地的百货商店里，食品、服装、鞋帽、轻化工业产品和家用电器的品种很多，质量很高，价钱也不贵。售货员不愁商品少，愁的是销售不快。
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商店里去逛，很多日用商品(特别是服装、鞋帽、儿童玩具)都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看待毛泽东时期的经济，还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毛泽东是真正的在一穷二白的、百孔千疮的基础上把经济发展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的经济比利时还少，比印度还穷，国内除了能生产镰刀和犁耙而外，什么现代化的机器都生产不出来。
二是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孤立中国，经济上封锁中国，军事上威胁中国的情况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
三是当时的统计数字没有完全反映毛泽东那时的经济成就，如那八万四千多座水库的劳动价值就没有反映在总产值中，铁道兵修的铁路也没有把劳动价值反映在总产值中，军队参加地方建设也未把劳动价值反映在总产值中，当时还有各机关、学校义务劳动的劳动的价值也没有反映在总产值中。
四是工厂从设计、建设到投产要有一个过程。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搞了20多年才成功，这一成就，毛泽东看到了，但他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一些工程有的要4、5年，有的要6、7年，有的甚至要十多年才能建成投产。如1973年用43亿美元引进那一批大型设备，毛泽东生前基本上还未建成投产，他逝世后，80年代左右才全部建成投产。
这就像栽桃子树，刚栽下去的桃树是不会长出桃子来的，是没有桃子可摘的，还要精心培养几年才会有桃子可摘。毛泽东种下的“桃树”正在或刚要结桃子的时候，他就驾鹤归西了，“桃子”就留给后人摘来吃了。
这些摘“桃子”吃的人也太没有良心了，他们把别人栽的“桃树”结的“桃子”摘来吃了，不对栽“桃树”的人说声谢谢，还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对栽“桃树”的人说三道四，甚至还贪天之功据为己有。
毛泽东晚年领导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实实在在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经得起风吹雨打的。这是留给后人享受的经济，而不是昙花一现的泡沫经济，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明日愁来明日忧的经济。对毛泽东在经济上取得成就，要历史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决绝不能像“吃包子的故事”那样把它否定了。
所谓“吃包子的故事”，就是说的一个顾客先吃了十个肉包子还没有吃饱，叫老板再端两个包子来。老板说：肉包子没有了，只有菜包子。顾客说：菜包子也端两个来。顾客吃完菜包子后说：肉包子不好，菜包子才好。老板问：为什么?顾客说：肉包子我吃十个都没有吃饱，菜包子我才吃两个就吃饱了。
我还认为：那些说毛泽东晚年把“经济搞到崩溃的边沿”的人，多数是人云亦云，不了解情况。但这个说法的创始人完全是胡说八道，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弱智。
为什么说他是不学无术弱智呢?因为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有四个表现：一是国家财政大量赤字，内债外债不断增多;二是通货膨胀;三是大量工厂倒闭，工人大量下岗;四是社会动荡不安。
从毛泽东1976年9月驾鹤归西的情况来看，国家财政没有赤字，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当年国家财政还有八十多亿元节余，77年和79年两次给职工提工资。如果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哪来的钱给职工提工资呢?那时我国在瑞士银行还有外汇储备。当时华国锋就把这些外汇储备用来搞“洋跃进”，如果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华国锋用什么来搞“洋跃进”呢?
众所周知，那时物价是稳定的，没有通货膨胀;
工厂没有大量倒闭，也没有工人大量下岗;
社会秩序安定，没有出现大量的群体上访事件发生。
因此，说“毛泽东把经济搞到崩溃的边沿”的人，完全是不学无术的弱智在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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