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宋彬彬就在“文革”运动期间未能有效阻止暴力行为的道歉引起广泛的关注。与此相关的是“宋要武的传说”再一次成为话题。从1980年代起，“宋要武的传说”就广为传播，在某些名人学者的笔下似乎成为了正史。

　　有位经历过“文革”运动的名叫千家驹的知名人士在《自撰年谱》中写道：“不是有一个女孩子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吗，在检阅时，毛说‘文质彬彬，要武嘛!’于是她改名为要武，她与人作杀人比赛，有一红卫兵打死了六个，她为了胜过别人，就打死八个。这都是真人实事，如非身历其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都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法西斯暴行，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黑暗恐怖时代。”还有位叫徐友渔的学者也在书中写道：“现在不少回忆文章都提及在目击女红卫兵打人之狠和虐待人方式之残忍时的震惊心理。如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就是被一些女红卫兵打死的，而且死后还暴尸校园。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套的宋彬彬。1992年香港《开放》杂志有文章，提到她亲手打死九人，后来有文章更正，说确凿的数字是七人。也许，她的动力来自毛泽东接受袖套之后鼓励她‘要武’。在文革前，毛泽东就鼓励并赞扬中国青年女性‘不爱红装爱武装’。宋彬彬也立即把名字改‘宋要武’。”

　　上面两位说的“真人真事”拿不出任何证据，但却言之凿凿。实际上，宋彬彬当年的几乎所有的老师同学都证明她不但从未改名为宋要武，也从未参与或组织过任何打人等暴力行为。在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中她曾与同学两度劝阻殴打卞校长的暴力行为，并参与抢救卞校长。但1966年8月18日她与毛泽东在一起的照片使她格外突出，《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的冒名文章更使全国人民都相信她改名为宋要武。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接见她的第二天，即1966年的8月19日，她就公开宣布退出了运动，不久后成了“逍遥派”。为查明这段历史真相，后来师大女附中校友历经7-8年时间，将采访到的上百位师生的访谈资料汇集成专辑。这些资料证实，宋彬彬讲的是确实是真话。而流行了数十年的“宋要武传说”，只不过是一种有意无意的“误传”而已。

　　这样的传说在中国至今大行其道。但在美国却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2002年，宋彬彬发现了一本美国出版的关于性学的研讨文集，这本书是西方许多大学的参考书。书中有一篇美国学者Emily Honing的文章，内容以女附中8月5日事件为例研究女性暴力。Honing从没到北京和师大女附中做过调查，她的主要依据是一篇女附中原高一3班学生写的文章。美国朋友们认为她对宋彬彬的指控很能吸引西方人的眼球，以致西方学者读此文后都确信宋彬彬就是八五暴力事件的组织者。因此，不单是Honing，连为此书作序的一位世界著名的性学权威，也在序言中专门挑出Honing的文章，以宋彬彬和宋任穷为例来讨论问题。当时许多在美国的中国学者都很气愤，认为宋彬彬应该出来澄清历史真相，不能放任那小道消息或谣言由野史变成正史。因为这种书是在西方正式出版，西方大学都用它来当参考书。

　　有人建议宋彬彬以失职、诬告及名誉诽谤罪起诉、序和出版社，还有人帮助联系好了律师。后经一位美国朋友居中沟通，使宋彬彬了解到，Honing是错在没有去北京和女附中实地调查，偏信了别人的文章;而出版社和序又都相信了Honing和前面那篇文章，他们都承认犯了学者不该犯的错误。由于美国朋友的调停，宋彬彬最终没有走法律程序，同意了由、序和出版社在一家著名学术刊物《亚洲研究通讯》(Asian Studies Newsletter)上向宋彬彬公开道歉。

　　下面是《亚洲研究通讯》致宋彬彬的道歉函中译：

　　原载《亚洲研究通讯》2003年春季刊(总第48卷第2期)第38页)

　　“作为2002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女性与中国男性》一书的投稿人和编辑，我们向宋彬彬女士及其家人公开致歉。该书第一版述及宋彬彬女士应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暴行负责，实为严重的判断性错误。而且，长弓集团出品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通过采访表明，真实情况与宋女士参与了暴行的说法是矛盾的。本书的编辑为对宋女士及其家人造成冒犯和侵害深感遗憾。加州大学出版社同样表示歉意，并以夹页形式置于该书第一版剩余图书中。该书再版时，将对第I页和第259页的相关文字作删改。以下署名的编辑和希望通过本声明对他们给宋女士及其家人带来的任何冒犯和侵害表示歉意，并希望看到本 道歉文字的读者亦请对该书上述错误内容不予采信。

　　苏珊o布鲁奈尔、艾米莉o汉宁、托马斯o拉奎尔、杰弗里 o瓦瑟斯道姆”

　　在这件事上，美国的学者敢于承认犯了学者不该犯的错误。而我们中国的学者呢?要知道，这些年来，我们中国不少名人学者笔下误传的关于建国以来的“历史真相”，确实不是个别的!

附：黄纪苏：在凤凰视频节目谈文革道歉

　　按：凤凰网的编导来电话让我参加他们的“全民相对论”节目，议论一下前不久前陈晓鲁、宋彬彬等人的道歉风波。我对编导谈了自己的犹豫：电视节目需要针锋相对的观点打架才热闹好看，而我对文革、毛泽东这样的话题，态度从来是复杂而矛盾的。他说没事您就谈吧。这这类节目少不了要删节，为了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我按过去的习惯，把昨天自己讲的主要意思记述如下。

　　一些人到了人生的暮年，对做过的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忏悔道歉，求得心安，是可以理解的。忏悔道歉的前提是真相，把事儿说清楚。师大女附中这件事现在说得有点别扭：张三打死了李四，张三不出来道歉，王五出来道歉，说没照顾好李四。这样的道歉，李四的家属当然不需要了。

　　我觉得道歉忏悔应该是个人认知过程和情感过程的结果，就像刚才王克明先生所述自己的经历：当年打了人，长期郁结于心，乃至深夜痛哭，后来找个机会向被伤打的道歉，了却一桩心愿，这就非常水到渠成，顺理成章。我们反思文革，教训之一就是“集体行为”，即俗话说的一窝蜂、走极端、过犹不及，你造反我也造，你抄家我也抄，你打人我也打，千万别落别人后面。那么好，我希望今天的忏悔道歉别这样。我在网上浏览了相关视频，见有的道歉者谈笑风生不大像道歉的样子。如果整个社会在自我反省这件事上都能达到很高的境界那当然好，但恐怕不那么容易。所以，这件事还是先停留在个人层面好，外界少些压力，避免出现泡沫。

　　至于“国家道歉”，如果就文革后的退赔损失、落实政策而言是必要的，因为这事只有国家能干。但笼统讲国家道歉恐怕容易混淆是非、模糊责任。说到这儿，我想起文革后有人倡议“全民族大忏悔”，我当时很不以为然，冤有头债有主，我们又没打人有又没抄家又没砸东西，忏悔不着啊。这位倡议者本人是文革造反派，迟至1975、76年还在写“评法批儒”文章，他们几个重点忏悔就行了，何必要拉上五十六个民族十亿老老少少呢?让被毒打致死的卞老师她老伴也忏悔，这不公道吧。当然了，有些人没打人是因为没机会，机会来了也照样。因此，也的确应该探讨文革暴行的制度、文化、心理等等方面的原因。刚才观众席上那位小姑娘说的好，我们今天很多极端、暴戾的思想方式和情感方式，跟文革没什么两样。这是我们要探讨的。

　　这次忏悔道歉，我估计它不会产生许多人所期望的效果。尽管如此，我希望它多少能推动对文革教训的总结，使悲剧不再重演。总结文革教训，刚才说了，重要的是弄清真相。关于文革的真相，我想在这儿特别强调一点，知识精英、政治精英也就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的痛苦遭遇当然要充分反映，但同时，我们也需要了解其他阶级和人群的文革经历及感受，因为没有他们，文革也搞不起来，也搞不到那样的程度。这些东西你如果不了解，你就不完了解文革为什么发生，不完全了解为什么发生的事件，你如何能防止它再次发生呢?刚才有朋友提到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当时住的是科学院宿舍，挨整的比较多，对面大铁门是军人宿舍，文革那几年可不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么?我个人的文革记忆比较黑暗，尤其是前期。我们那个院子住了不少户人家，只有两家有自己的卫生间，其他人都得排队上公共厕所，内急的时候来回走溜儿。我记得我们家被抄后第二天有邻居就来我们的卫生间方便(挨着我们的房子而不是在房子里)，在这点上邻居肯定是支持或利用文革的。邻居来上厕所的场面几十年来总在我眼前晃悠。我从文革中总结的教训之一，就是不能让资源分配得太不平均。像今天两极分化成这样，其实是在全力以赴地为文革创造条件而且条件创造得真是太优越了。一旦机会到来，九地之下的草民前往九天之上豪宅，可就不是光为上个厕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