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起义报》1月12日刊发了题为《关于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真相》一文，总结出关于切·格瓦拉的几十个真相。
埃内斯托·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他的父母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和塞利娅·德拉塞尔纳属于富裕的贵族阶层，共育有5个孩子。
格瓦拉两岁时患上了哮喘，这个疾病伴随他一生，并考验着他的意志。格瓦拉一家先是搬到了科尔多瓦，后来又迁至气候更适宜的上格拉西亚。格瓦拉在那里生活了17年，直至1947年。
格瓦拉酷爱读书，他从小就博览群书，对哲学，特别是社会哲学尤为着迷。
1948年，格瓦拉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学习，1953年毕业。
1950年，格瓦拉开始第一次摩托车旅行，到阿根廷北部探访最贫困的地区。他走过了4500多公里的路程，所到之处，人们的贫苦令他深受震撼。他曾写道：“我并不像游客那样自我充实……(人民的)灵魂反映在医院的病患身上。”一年以后，他作为医务人员登上了阿根廷国有石油公司的一艘船，走遍了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
1952年1-7月，24岁的格瓦拉和好友阿尔韦托·格拉纳多一起，开始了第一次跨国摩托之旅。他们去过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1952年5月，格瓦拉在利马结识了秘鲁共产党领导人、在一家麻风病院工作的乌戈·佩斯塞医生。这次相会和之后在麻风病院里度过的几个月时间使他坚定了未来为受压迫者而斗争的方向。在旅行途中，格瓦拉感受到了拉美人民的苦难和被美国跨国企业剥削的状态。
1953年7月，毕业后的格瓦拉与好友卡洛斯·费雷尔一道开始了新的拉美之行。
1953年12月24日，格瓦拉抵达危地马拉。在艰苦的经济条件下，格瓦拉在那里生活了9个月。
在危地马拉，格瓦拉与古巴流亡者安东尼奥·“尼科”·洛佩斯成为好友。尼科曾参与菲德尔·卡斯特罗1953年7月26日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行动。格瓦拉的绰号“切”可能就是尼科起的，这个绰号源自于格瓦拉的阿根廷口音中所特有的感叹词。
格瓦拉来到危地马拉时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政治思想。他在1953年12月10日写给姑妈比阿特丽斯的信中说：“我有机会经过联合果品公司的领地，再次确信了这些章鱼有多可怕。我在年迈的和令人怀念的斯大林同志的肖像前发誓，不看到这些资本主义章鱼被消灭我绝不停歇。在危地马拉，我将完善自己，获取让我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所缺少的……你的侄子，有着钢铁般的身体、空空的胃和对社会主义未来的光辉信念。”
格瓦拉见证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卡斯蒂略·阿马斯在1954年6月策划发动的军事政变。他加入了抵抗力量，并要求政府出兵，但未果。军方支持政变者，要求总统下台。总统阿文斯1954年7月下台。
格瓦拉在针对阿文斯的政变中吸取了教训。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背叛仍然是军队的爱国主义，再次证明了‘清算军队是真正的民主原则’这句格言是对的。”
在阿根廷大使馆避难之后，格瓦拉1954年9月逃往墨西哥，在那里生活了两年。他做过摄影师和医生，艰难度日。到墨西哥不久，他与古巴朋友洛佩斯重逢，洛佩斯邀请他与蒙卡达行动的其他幸存者走到一起。
1955年，格瓦拉认识了刚刚出狱的劳尔·卡斯特罗，两人成为好朋友。不久之后，劳尔介绍他认识了菲德尔·卡斯特罗。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个性给格瓦拉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与劳尔·卡斯特罗成了朋友，他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他介绍我认识了正在策划打进古巴的运动领袖……我和菲德尔谈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我已经成为他未来远征军的医生了……菲德尔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有着特殊的信念……我和他都是乐观的人。”
1956年12月2日，格瓦拉与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者一起登陆古巴。军队在那里等待着他们，将他们打散了。
格瓦拉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领导才能。菲德尔在1957年7月决定任命他为指挥官。格瓦拉是第二纵队司令，但取名“第四纵队”以迷惑敌人。格瓦拉是第一个获得这一称号的，远早于劳尔·卡斯特罗。
格瓦拉对叛徒、杀人犯、窃贼和强奸犯毫不留情，但对被俘的敌军士兵却很宽容，关心他们，为他们疗伤。
1958年，菲德尔·卡斯特罗任命格瓦拉为新成立的军校校长，培养未来的游击队员。
在1959年的头几个月，格瓦拉负责审判军事独裁期间所犯罪行的革命法庭。1959年2月，古巴新政府宣布格瓦拉为古巴公民，赞扬其为国家所做的贡献。
格瓦拉在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的成立和1959年颁布的土改法的编撰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1959年，格瓦拉被任命为工业部长，之后任国家银行总裁，并参与国家经济战略部门的国有化进程。
格瓦拉猛烈抨击1962年危机之后的美苏和平共处，并大力支持拉美和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他的梦想是在阿根廷发动起义。
1964年，格瓦拉辞去了在政府的所有职务，想要重新开始在南美洲的武装斗争。由于条件不成熟，菲德尔·卡斯特罗建议他前往非洲刚果，认为位于非洲中部，与9个国家接壤的刚果可以成为辐射整个大陆的革命中心。
1965年，格瓦拉给卡斯特罗写了那封著名的告别信，在信中彻底辞去自己的职务和古巴国籍，并表明了到其他地区继续革命的意愿。这封信在同年10月的古共中央第一次大会上公开宣读。
1965年4月，格瓦拉来到坦桑尼亚，这是刚果革命者的大后方。阿根廷领袖的到来引起了刚果叛军领袖的不安，担心会引起国际影响。在这些领袖大部分时间呆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同时，格瓦拉提醒他们，一个领袖应该和自己的战士并肩出现在斗争第一线。格瓦拉认为，由于内斗、缺乏纪律性和坦桑尼亚单方面决定停止提供支持，持续了9个月的刚果革命注定会失败。
格瓦拉经由布拉格秘密回到古巴，并决定从那里前往玻利维亚，发起可以蔓延到整个南美洲的起义运动。
1966年11月7日，格瓦拉开始写玻利维亚日记。他组建了一支47人的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占领了玻利维亚东南部的山区。
1967年3月，两名逃兵被俘引起了军政府的警觉，并求助于美国，希望抓获格瓦拉和他的手下。游击队和军队之间的战斗从此打响。
1967年4月20日，游击队支援网络的两名成员被捕。在酷刑之下，他们向政府提供了关于革命者方位的信息。
玻利维亚共产党总书记马里奥·蒙赫没有向游击队提供后勤和人道援助，而是抛弃了格瓦拉和他的游击队员，让他们自生自灭。
1967年10月8日，为了掩护伤员撤离，格瓦拉带领少数几名英勇的游击队员与军队对抗。几个小时的战斗之后，一条腿受伤的格瓦拉被俘。只有5名游击队员幸存，并躲到了智利。
10月9日，独裁者巴里恩托斯听从中央情报局的指令，处决了格瓦拉。
1997年，格瓦拉和战友的遗骸被运回古巴安葬。
格瓦拉留下了大量手稿和一套被称为“格瓦拉主义”的政治哲学。“英勇的游击队员”切·格瓦拉作为反抗压迫的象征将永远留在集体记忆中。(编译/何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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