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安徽绩溪人，生于1891年12月17卒于1962年2月24;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胡适一生获得35个博士学位(大多是是美国颁发的)，堪称中国之最，世界之最，令现在的年轻人仰慕不已，所以对他大力推崇，但其实我们对他知之甚少，大陆青年对他了解的主要还停留在他的“新文化运动时代”、“五四”时代，对他一生观点主张难以全面。
蒋介石对胡适都敬畏三分，许多事情都请胡适提意见，而且把他的意见作为重要参考;在国民党文人墨客中间蒋介石更是大力推崇胡适，胡适先生去世时，蒋介石的挽联对此进行了高度概括——“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大多数中国人差不多都以为胡适是个只研究“问题”的专家，其实不然，胡适一生重视问题的研究这不假，但是终究胡适先生的一生，追求的主要是“主义”而不是只停留在“问题”上。胡适先生一生重视的是“实用主义”，尤其是重视向往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共和制自由主义，而且主张中国仿效之;但由于国情所限，胡适先生一生没有机会问鼎顶层权力，也就没有机会施展其美式共和民主的抱负。
一、说胡适先生是个研究问题的“问题主义者”，起源于大多数中国人只知道胡适先生早年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提倡过“多研究些问题”。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20期上发表著名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其中讲到“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现在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胡适先生的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国学界、政界的一场大辩论——“问题与主义之争”，由于胡适先生在此偏向于“研究问题”，又由于后来的中国官方对胡适先生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研究的历史介绍的很少，所以后来大多数人对胡适先生一生的社会活动了解很少，自此以后胡适先生便被贴上的“问题”主义者的标签，都以为胡适先生仅是一个：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重怀疑，重实证的大学者。其实这是仅看到问题的一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胡适先生绝不只是一个只闭门造车的研究“问题”者。
二、研究“问题”都是“主义”的开始，实现“主义”才是研究“问题”的最终归宿；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最终是为实现“主义”打基础、做铺垫；事物都是从量变开始，积累到一定的度才能出现质变。胡适当然也不例外，他是追求“主义”也是从研究“问题”起步的。
1、胡适先生早年有一个时期确实重视问题的研究，而且一生的人生轨迹也不乏善可陈的研究成果。
胡适是积极推动白话诗的先驱者，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 所写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且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这时的胡适在白话文在文学改良上主张研究“问题”，分析、解决“问题”，引导人们改良。那事他主要表现研究中国的“问题”上，论及“主义”的时候少。
2、从一生来看，胡适先生兴趣广泛，著述丰富，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水经注》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他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在这方面也表现了胡适先生是研究 “问题”的观点。
3、那时候毛泽东也是重视中国问题的研究和解决的进步中国青年之一，胡适甚至成为后来他十分反感的毛泽东“研究问题”的指导者之一;那个时代毛泽东就开始了研究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萌芽出把外来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些曾经与胡适先生帮助有关联。
胡适支持毛泽东回湖南办自修大学的想法，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自修大学”的名字是出于胡适。根据胡适《日记》的记载和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中的记载，1920 年1 月15 日毛泽东曾经专门就创立自修大学一事登门向胡适求教，并留下学校章程的草稿;几天后，又再次登门取回了胡适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1920 年3 月14 日在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准备了大半年之后最终决定放弃赴法勤工俭学也与胡适的影响有关，而毛泽东之所以留下来没有去法国留学，就是为了研究中国的“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
三、胡适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后来又担任过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又在美国定居不少时间，他的一生受美国的文化政治影响较大，早年主张在中国推行实用主义。
1、胡适先生研究“问题”始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教育影响，从受杜威的影响来看胡适的“问题”里一开始就含有“主义”的成分。
胡适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赴美国留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就开始师从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终生服膺实验主义(杜威式的实证主义，英文是pragmatism)哲学。
2、1919年4月30日，杜威应中国五所学术机构的联合邀请，由日本乘船抵达上海，开始了在中国的访问和讲学活动。杜威在中国讲学期间周游中国各地，还应聘在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年，其中比较系统的是在北京大学所作的《五大讲演》和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作的讲演，胡适曾多次担任翻译。
胡适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他曾多次强调杜威思想对他的全面影响。杜威对中国教育界有影响的人物有：胡适和陶行知、蒋梦麟、郭秉文等，他们都是杜威的学生，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教育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有的甚至以杜威思想为指导。
3、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胡适与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人组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这是他当时在中国运用的实用主义的表现。
四、在许多关键时刻，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胡适先生都表现他向往“主义”，追求美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
1、从胡适先生的后来在国民党任职，也可以看到他倾向于“主义”的痕迹：
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六十七岁的胡适出任中华民国最高研究机构——台湾“中华民国 ”中央研究院院长;1959年，六十九岁的胡适，任台湾“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1960年，七十岁的胡适，仍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这些任职虽然与“问题”有联系，但大多是与“主义”相关。
1957年六十七岁九月二十六日，以中国代表团代表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发表讲演，代表国民党表示自己的主张、阐述“主义”。
2、胡适曾多次当中对人说过，毛泽东是他的学生。在国共两党最后争夺“主义”的关头，胡适先生曾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毛泽东放弃自己的马列主义，而从属于蒋介石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义”。
第一次是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得知此事后在美国的胡适委托国民党代表之一王世杰带给了毛泽东一封信，劝毛泽东放弃自己的“主义”而依附于蒋介石的“主义”。信中劝共产党“放弃武力”，在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并且代表蒋介石对毛泽东进行要挟：“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第二次是1948年蒋介石败局已定，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已成定局，胡适先生再次准备写信给毛泽东，规劝毛泽东放弃自己的主义。据《钱昌照回忆录》记载：1948年，胡适到南京，我问他对共产党的看法，我还告诉他陈布雷告诫我的话。胡适说：毛润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写信给他，不要打仗。
但是当问到他是留下帮助蒋介石还是准备投向毛泽东，是否到共产党那里去时?胡适说：我不会;他又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留在蒋的这一边。”
2、对国民党蒋介石胡适先生也有高于他们“主义”的“主义”，一有机会就抛出自己的主张，想感化国民党蒋介石，试图在国统区内试验自己的“主义”(当然其间也表现了胡适不希望向权威低头的斗士的形象，但这是次要的)。
(1)1928年，国民党完成北伐，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开始进入所谓的“训政”时期。这类事件激怒了胡适、梁实秋等学者，他们以《新月》杂志为基地，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人权运动，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专制体制，反对“训政”，维护自由，要求落实宪政，极力表演他们的“主义”。
胡适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的文章里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被人尊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指出：“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胡适批判孙中山的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其实就是针对国民党在训政时期的所作所为而发的，胡适说，“这样的训政只是专制，决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
(2)发生在1960年9月4日的"雷震案"，是台湾战后自由主义民主运动史上一个标杆事件，而这个案子背后始终有胡适的影子。雷震主持《自由中国》半月刊10年来为争言论自由与当局所进行的一系列殊死拼争。雷震被捕，是在1960年的9月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以“涉嫌叛乱”为由将雷震、傅正、马之骕、刘子英四人逮捕。
《自由中国》半月刊就是在胡适支持下提供平台创刊的，在台湾活动了十年。胡适实际上是《自由中国》的主事者、同仁及精神的领袖，虽然他后来辞掉发行人的身份。
雷震案子发生后胡适要求见蒋介石去争取他们的“主义”，据《胡适日记全编·第8册》记载：1960年9月15日，胡适与蒋介石有过一次谈话，胡适依然持他自己的“主义”态度。蒋介石对胡适说：“如果他(指雷震)的背后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胡适当然不相信这样的指控，干脆挑明了自己的看法，说：“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十年前对我的那份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但蒋介石不为所动，重判了雷震，胡适终以“大失望”而对天长叹：感到在台湾，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之下，实现自己的“主义”无望。
(3)1960年，蒋介石准备再次当选总统之时，胡适挺身犯言直谏，劝说蒋介石放弃第三次总统大选，仿效美制，不能超越华盛顿的两届任期，不要第三次参加选举;并提议用不记名的投票方式选举出新的总统。当然这些话语，没有被蒋介石所接受，但是胡适先生却表达了自己的“主义”，明显的表现出他的“主义”比蒋介石“主义”要高出许多。
五、胡适先生终身都在研究“问题”的同时，批评别人的“主义”，而积极落实自己的“主义”，终究胡适先生的一生，追求的是“主义”而不是“问题”。
李慎之曾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但是，“胡适的世纪”决不是美式民主共和或新自由主义，原因很简单：美式民主共和或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正在走下坡路，前景渺茫;况且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国家以武力推行他们的民主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只是动荡不安和血雨腥风，给人类带来反人类的无尽灾难。“胡适的世纪”必须填入人民民主的内涵，当然这个人民民主应该说真正的人民民主，而不是抽去其本质的人民民主，使其成为空壳的形式主义。
石台中学张新国 2014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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