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波：碧血黄沙 白骨青山——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暨红西路军失败八十周年祭

　　编者按：

　　今天发表的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毛泽东与张国焘路线进行斗争的长篇系列文章的第三篇《碧血黄沙     白骨青山——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暨红西路军失败八十周年祭(精编版)》。

　　郭建波同志在《碧血黄沙   白骨青山——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暨红西路军失败八十周年祭》的基础上，重新构建，整理出了一个精编版。精编版不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论证的方式上与原文相比均出现重大改观。

　　在研究方法上，精编版着重从内外因之间、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间的辩证关系上来研究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原文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拓展和深入。

　　认为要想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相，就必须发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要想发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必须找到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从唯物辩证法中内外因之间辩证关系的原理出发，这个主要矛盾只能存在于我们党和红军内部，也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正确路线与张国焘路线的斗争。

　　用大量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详细论证了红四方面军在渡河期间、红西路军西退及在甘西转战期间两条路线的斗争状况，同时用确凿的文献资料说明张国焘路线处于这个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起着主导性作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是处于这个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起着辅从性作用。这也就说明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做出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结论是正确的。一旦找到了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其失败的主要原因，那么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归属问题也就一目了然了。

　　值得注意的是，正确处理并且严格区分了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与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问题，以饱含深情的笔调，讴歌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表达了对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无尽思念和崇敬之情，读来令人神往。

　　认为对西路军指战员最好的怀念，就是弄清西路军失败的真相，汲取西路军失败的沉痛教训，使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不要在将来以任何方式重演，这才是我们对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最好的怀念。

　　如果说原文是对西路军问题研究的概论，那么精编版就是对这个研究中的点睛之论。读了这个精编版，会使读者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这也是我们推出这个精编版的用意所在。

　　碧血黄沙白骨青山

　　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暨红西路军失败八十周年祭

　　（精编版）

　　郭建波

　　目录

　　绪论

　　一、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两条路线形成的原因及其主要内容

　　（二）、从历史文献中来界定张国焘路线的准确含义

　　二、在红四方面军渡河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从档案文献中来看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的真相

　　1、关于红三十军渡河问题

　　2、关于红九军渡河问题

　　3、关于红五军渡河问题

　　（二）、由于南敌推进迅速，严重影响到宁夏战役计划的实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在对待南敌的作战方针上及攻占定远营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是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还是红四方面军单独向甘西退却，从性质上是执行东进路线，还是西退路线。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产生分歧的重要表现

　　2、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分歧的历史评析

　　（三）要正确认识和准确界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西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四）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张国焘路线的影响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与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的斗争及张国焘西退路线对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的影响

　　2、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张国焘路线中的军阀主义因素的影响

　　三、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在行动方向上面临三种选择

　　1、北攻宁夏

　　2、东返河东

　　3、西退甘西

　　（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退问题上进行了三个回合的斗争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西退却问题上进行的第一个回合的斗争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西退却问题上进行的第二个回合的斗争

　　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西退却问题上进行的第三个回合的斗争

　　（三）要正确认识和准确界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向西退却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

　　（四）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张国焘路线的影响

　　1、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

　　2、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张国焘路线中军阀主义因素的影响

　　四、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西路军在甘西转战的悲壮征程

　　（二）“人两次却不幸地踏入同一条河流”——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在重复着张国焘昨天的故事

　　（三）从历史的角度来透析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四）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的斗争

　　1、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之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军主力是留在河东还是向西退却问题上进行的斗争

　　2、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之二：在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留在河东，还是向甘西退却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进行的斗争。

　　3、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之三：在东返西退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进行的斗争。

　　4、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之四：在援西军组建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进行的斗争。

　　(五)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张国焘路线中的军阀主义因素对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关于西路军安危的重要指示上的影响。

　　1、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甘西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

　　2、要在甘西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3、以消灭敌人为中心任务，集中优势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力戒消耗战，避免击溃战。

　　4、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

　　5、在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

　　（六）要正确认识和准确界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甘西转战期间所起的作用

　　五、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准确界定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二）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

　　1、张国焘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首要责任。

　　2、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

　　3、苏联(共产国际)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重要责任。

　　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一定的责任。

　　六、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永放光芒

　　绪论

　　谨以此文纪念红西路军失败八十周年。

　　西路军失败八十年来，在西路军问题上出现了两种观点：

　　一种是西路军失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和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另一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人认为红四方面军一部是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的，西路军是为了执行打通国际联系的的任务西进的，其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担负的任务多变，缺乏机断专行的权力，对河东形势的配合，建立根据地，以致于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等原因造成的。

　　这两种观点到底那一种是正确的呢?

　　对这两种观点不论是简单地肯定还是否定，都无助于我们认识西路军的真相，也难以发现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要想揭示历史真相，就必须根据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采用正确的分析方法，既要从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也要从苏、日、国、共这四大力量之间能动关系的变化中来探究西路军形成的背景，向西退却直至失败的原因，从而揭示西路军失败的历史真相。

　　早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问题的处理上态度是慎重的，不仅从大局出发，也是讲究策略的。将张国焘与张国焘路线区分开来，将积极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干部与一般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干部区分开来，将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干部与广大指战员区分开来。在指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同时，又充分肯定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精神。

　　在一九五一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中，毛泽东之所以没有注明西路军是中央命名的，向西退却也是最终经过中央同意的，就是因为如果要作出这样的注释，就必须对当时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在甘西转战失败的原因作出陈述，这就涉及到西路军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功过是非的评价。这些领导干部后来克服了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接受了中央的正确路线，而且为中国革命又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因而从党和军队团结的大局出发，毛泽东才对这条注释采取了简单化处理的方式，只注明了张国焘的责任问题。我们的这个判断还可以从毛泽东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第四卷《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的题解(这两篇文章的题解都隐去了文章针对的当事人的名字)及九篇文章的处理中(九篇文章由于涉及到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功过是非，直到毛泽东去世也没有在党内发表，就是现在也没有公开发表全文。)得到验证。

　　张国焘也确实对此负有首要责任。就是对张国焘，在严厉批判他主张的路线的同时，并没有把他个人怎么样，既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把他开除党籍，更没有把他投进监狱，直到张国焘叛逃，他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着陕甘宁政府代主席的重要职务。以致于后来毛泽东多次说，如果张国焘不跑的话，也要让他作一个政治局委员。就是建国后，张国焘寓居香港，生活困难，向中央请求帮助，毛泽东还批示只要张国焘断绝和美帝国主义的联系，可以给他以若干补助。

　　本文在论述中有时把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放在一起，并不表明我们把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同样看待，这是应该在此予以说明的。

　　有人说，西路军西退与张国焘南下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种观点对不对呢?

　　我们认为西路军的西退与张国焘的南下是形式上不同，而实质上相似。

　　这种实质上的相似之一就是不论是张国焘的南下还是西路军的西退都是在退却路线指导下的行动。张国焘的退却路线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南下，一种是西退。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参加了毛儿盖会议，他们是知道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的。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徐向前、陈昌浩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向河西发展。因而不论张国焘的南下，还是西路军的西退，都是指红军主力向南或向西发展，是与中央的北上路线和东进路线针锋相对的，不过在形式上表现为进军方向的不同罢了，而实质上是一样的。

　　这种实质上的相似之二就是不论是张国焘的南下还是西路军的西退，均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不过从形式上看，西路军西退与张国焘南下还是有着重大不同的。因为张国焘南下是在谋求党和红军领导权失败后，违背中央政治局的北上决议，擅自南下，分裂党和红军，直至另立“中央”。而西路军的西退则是承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的前提下，虽然不断表现出一些独立性，但是他们也总是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够获得中央的同意或认可。我们当然不能因为西路军承认中央的领导，不断向中央汇报西路军的情况，就看不到西路军的独立性，否认西路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

　　因而我们认为西路军的西退与张国焘的南下是形式上有着重大不同，而实质上则相似。

　　有人说西路军西退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同意派一个支队西进是一样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认为西路军的西退与中央毛儿盖会议上同意派一个支队西进，是形式上相似而实质上不同。

　　这种相似点表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同意派遣一个支队到河西去活动，而西路军又非红军的主力，因而从这一点上看确实与中央的看法有相似之处。但是西路军的西退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说的派遣一个支队到河西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这种本质上的区别的表现之一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说的派一个支队西进，是建立在红军主力向东发展基础上的，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多次要求红军主力向河西发展，不过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才使他们的主张没有变成现实而已。

　　这种本质上的区别的表现之二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说的派一个支队西进，是要求西进部队立足于依靠自己力量战胜敌人，如果不能立脚当然还可以返回河东。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难以确立依靠自我奋斗来战胜敌人的的决心和信心，反复要求外力援助，在局势不利时，又置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于不顾，宁可要河东援助河西，也不愿意让西路军离开河西。

　　这种本质上的区别的表现之三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说的派一个支队选择适当时机西进，而徐向前、陈昌浩则是在河东面临国民党重兵“围剿”，中央迫切希望红军三大主力集中作战的情况下西退的，所选择的时机并不恰当。

　　由此看来，这种本质上的区别就表现在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是不是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和选择的时机上。因而我们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进与西退问题上形式上相似的背后，却隐藏着他们关于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的不同地位认识上的分歧，这就构成了西进与西退之间的本质性区别。

　　有人说中央是处于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的需要，才要求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西安事变后又是为了配合河东形势的需要才在永昌、山丹地区又继续停留了半个月;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又是因为河东形势恶化，中央才令西路军止步于高台，而后回援河东的。正是由于执行了中央要求配合河东形势的指示，才使西路军进退失措，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这种观点对不对呢?

　　我们认为不论是河东还是河西，从中国革命的大局考虑，彼此都有相互策应的义务。

　　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用河东消灭敌人的方法来策应西路军在河西的行动，最后正是河东山城堡大捷，才迫使西渡的国民党毛炳文部回师东渡，减轻了西路军的压力。

　　我们承认西路军在河西的行动确实对河东有着重要的策应作用。但是对这种策应作用我们应该正确估价，既不能拔高，也不能贬低。

　　甘、青二马作为盘居在河西的地方地阀，他们的核心区域在河西，而不在河东。如果红军没有过河，他们会将其主力用于防守黄河渡口。只要红军不向河西进攻，甘、青二马处于维护其根本利益的要求，同时也由于他们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是不会倾其主力到河东作战的。即使出兵，也只是象征性的。他们不会不从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下场中汲取教训。我们的这个判断还可以从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即使在胡宗南已经攻占延安的情况下，甘、青二马也没有派重兵到河东直接配合胡宗南的作战中得到验证。因而有人说西路军在河西牵制了十几万马家军，似有夸大之嫌。

　　我们看到，在中央十一月八日制定的《作战新计划》中确有河东红军主力转移的内容，中央于十一月十八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也要他们在永昌、山丹地区暂时留住一个时期。

　　但是中央要求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从中央十一月十八日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苏联的援助还未准备好，而肃州以西地区又非常荒凉，将西路军置于该地是有风险的，同时也是处于防止东面被毛炳文部过早占去，西路军回旋余地陕小不利的考虑。这主要还是为西路军着想，而并非只是为了配合河东红军转移。我们不论从《作战新计划》中，还是从其他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均未发现中央有要西路军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的文字依据。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确有要西路军东进配合河东形势的要求。不过这不是发生在西发事变发生后的十天内，而是发生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这五天内，实际上最后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没有实行。从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一个多月的时间来看，这五天也不会对西路军的行动造成多么严重的影响。

　　西路军止步于高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中央根据西路军领导人一月四日高台以上甚荒凉的电报才作出的决定，而并非像有人主观臆测得那样是因为河东形势变化，中央才要求西路军准备东进策应河东。我们的这个观点还可以从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中央下放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我们试想，如果是中央令西路军东进，又怎么会在几天后在河东形势尚未缓和的情况下又取消了“东进命令”，向西路军领导人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呢?

　　我们认为确切地说，西路军在河西的行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河东红军的作战。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确实有要西路军配合河东的指示，但是前后仅五天时间，而且也没有实施，不会对西路军的行动造成重大影响。夸大西路军对河东的配合作用，甚至说西路军是由于执行中央配合河东的指示才致使西路军丧失了主动权，从而导致西路军失败的观点是错误的，也难以获得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上的印证。

　　有人说中央指示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致使西路军在这个地区滞留了一个多月，延误了西路军西退的时机，最终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

　　那么，当时到底存在不存在西退的时机呢?

　　应该说，在西路军刚刚西渡后，甘、青二马猝不及防，从形式上看确实存在着西退的时机。但是这种西退的时机只是形式上的，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这种时机是建立在西路军只要到达安西就能够获得苏联援助的基础上的。而当时的问题在于，在苏联援助尚未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在中央与苏联就援助的具体时间和方式没有确定的情况下，西路军到达肃州、安西是获得不了苏联援助的。在获得不了苏联援助的情况下，西路军深入安西、肃州荒凉地带，马家军又蜂拥而来，西路军将会面临极大的风险。从这个角度上说，并不存在延误时机的问题。因而有人说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的长期滞留，延误了西退的时机，也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

　　至于建立根据地，到底是甘州、肃州地区有利呢，还是永昌、山丹地区更有利呢?

　　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个地区的人口、民情及经济条件要比肃州、甘州地区较好，同时还可以保持东边回旋余地，在情况不利时便于返回河东。如果不建立根据地，西路军在甘西又如何生存呢?消灭敌人是建立根据地的前提，不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是建立不成根据地的。西路军没有能够建立根据地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没有给甘、青二马以歼灭性打击的缘故。

　　没有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建立不起根据地，到底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的原因，还是由于在河西根本就难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无法建立根据地呢?如果是根本就打不成歼灭战，建立不了根据地，西路军领导人又为什么不愿意返回河东呢?难道是中央不让他们返回河东吗?

　　因而我们认为当时西路军西退并不存在延误时机的问题。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是中央从苏联援助尚未准备好的这个现实出发，从西路军的安全着想，既可以贯彻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方针，又可以在情况不利时返回河东的重大举措。

　　有人说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万端，大大超出应有限度。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中央除了在十二月下旬五天内有要西路军东进的要求外(实际上没有实施)，直到西路军失败并没有变更西路军的任务。

　　西路军担负着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路线这两大任务。至于这两个任务，那一个优先呢?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将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这实际上就告诉了西路军领导人应该以那一个优先的问题。

　　如果西路军领导人觉得这两个任务重，还可以只选建立根据地这一个任务嘛!中央又怎么会不答应呢?

　　在永昌、山丹地区的一个多月里，陈昌浩虽然表示要建立根据地，但是却将西路军摆在三百多里的战线上，难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消灭不了敌人的情况下，是建立不了根据地的。

　　这里的问题在于西路军领导人在获得苏联援助前不愿意和马家军决战，老是想着先打通国际联系，获得苏联援助后，再回师东进，歼灭马家军，完成建立河西根据地的任务。如果苏联的援助能够及时提供，那么这对于西路军领导人来说不失为一个理想的选择。但是问题在于苏联没有及时提供援助，实际上后来是中止了援助，这才给想获得苏联援助后再回师歼灭马家军的西路军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

　　反过来，如果西路军领导人真正贯彻了中央不要依靠外力，将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以建立根据地，集中力量消灭敌人为中心任务，在甘西站稳脚跟。退一步说，就是在甘西消灭不了敌人，也建立不了根据地，果断返回河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苏联的援助不至，难道还会导致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吗?这主要是西路军领导人执行上的问题。

　　有人认为是由于中央战略指挥的失误才导致西路军失去了战场主动权。这个判断有没有道理呢?

　　西路军确实是失去了战场主动权，但是导致西路军失去主动权的并非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而是西路军领导人。

　　西路军领导人在中央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就奉张国焘的命令开始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了。在平大古凉战役期间，西路军兵力两路向西退却，右路红三十军、五军及总部直属部队为主力，左路红九军为偏师。在战役计划执行期间，西路军领导人对马家军进攻方向的判断上存在严重失误，两路红军之间也缺乏必要的配合，同时也没有及时对红九军的行动作出必要的指导，致使红九军惨遭损失，这给西路军以后的作战蒙上了严重的阴影。红九军折兵三分之一，既有红九军指挥员的责任，从战役指挥的角度上来说西路军领导人负有更大的责任。

　　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的一个多月里，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并传授了打歼灭战的战术要领。而西路军却摆成三百余里的“一字长蛇阵”，在马家军的进攻下，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被动应付，始终难以给马家军以歼灭性打击。最后，还是因为在这个地区站不住脚，才不得不向西退却。

　　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西路军领导人又将兵力分布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一百多里的战线上。西路军领导人对马家军进攻重点的判断上再次出现严重失误，在马家军重兵围攻高台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又不许董振堂突围，最后高台失陷，红五军遭受重创。

　　这样西路军三个军中的两个军已遭到重创，只有三十军主力尚存，西路军已经基本上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如果这个时候，果断东进，虽会付出巨大代价，但是还可能保存基本骨干，不至于遭到近乎全军覆没的损失。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却又以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为导火线放弃东进，折转西退。至此，西路军已彻底丧失了战场主动权，困守倪家营子，直到被打败。

　　由此我们看到，红九军古浪保卫战的失利，西路军开始失去战场主动权;高台保卫战的失利，西路军基本失去了战场主动权;西洞堡歼灭战后，重返倪家营子，西路军彻底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战场主动权的丧失主要还是因为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执行中央一再作出的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指示，抢占据点，将兵力分散部署，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造成的。由此看来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的一系列失误才导致西路军失去了战场主动权。

　　有人说，中央对西路军统得过死，叫走就走，叫停就停，未给西路军领导人以应有的自主权，陈昌浩又机械执行中央的命令，思想上背着包袱，因而导致西路军缺乏机断专行的能力。

　　当时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吗?

　　我们通过对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的分析看到，中央只是对西路军的行动作出了原则性的指示，具体行动由西路军领导人根据实际情况相机执行。不论是在西退还是东进上，中央都没有强令西路军领导人执行命令。

　　比如中央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的电报中，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对西退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他们根据实际情况相机决定，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却命令西路军全军向西退却。

　　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西路军领导人发现高台以上甚荒凉，而以下则人粮俱丰，在中央收到他们的电报后才电告西路军领导人暂时勿在前进。

　　高台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要求东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仅同意，而且还采取多种措施为西路军东进创造条件。并从西路军安全计，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

　　西洞堡歼灭战后，西路军领导人又以东部有敌重兵阻拦为由，要求折返西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西退要求。

　　有人片面引用中央“固守五十天”的电报，以作为中央不要西路军东进突围的证据，这是对中央指示的曲解。

　　因为在中央这封电报前，西路军领导人有一封来电，表示东进西进均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才要他们“固守五十天”。不顾前因后果，片面引用中央电报的只言片语，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种研究态度是不可取的。

　　通过以上我们对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几次重大行动的回顾，我们看到中央并没有像有人说得那样统得过死，实际上还是基本采纳了西路军领导人的建议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只是对西路军作出了原则性的指示，由西路军领导人根据具体情况去贯彻执行，为他们的活动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

　　中央作出的这些原则性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到底贯彻执行得怎么样呢?远在陕北的中央还是搞不清楚的。不过是由于后来西路军领导人反复要求河东红军援助，而且西路军在河西的处境也日益恶化，中央才意识到他们没有真正执行中央的指示，对他们做出了严厉的批评。

　　我们承认由于陈昌浩积极追随张国焘南下，当时确实存在“思想包袱”的问题。但是不是由于存在“思想包袱”，才导致陈昌浩“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呢?

　　我们认为还不是这样。这可以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的分析中得到证明。

　　陈昌浩确实主张执行中央的指示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徐向前认为在这个地区建立不了根据地。为此，两人发生了共事以来的第一次“争吵”。有人把这件事作为陈昌浩“盲从”中央命令的一个证据。

　　不过，我们认为陈昌浩执行中央的指示，主张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有没有合理的因素呢?

　　西路军到达甘西后，如果不建立根据地，又如何生存呢?建立根据地，是在永昌、山丹地区合适呢，还是在肃州、安西地区合适呢?这是不言而喻的。当时西路军领导人从保存西路军实力考虑，在获得苏联援助前，尽量避免西路军与马家军决战。这样就不得不以据点为依托，把西路军部署于甘西三百余里的战线上。陈昌浩的错误在于他没有认识到以西路军这样的兵力分布，是难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而打不成歼灭战，消灭不了敌人，是建立不起根据地的。

　　而徐向前却认识到了这一点。徐向前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不是改变西路军的兵力分布，积极创造条件，集力兵力打歼灭战，而是要向西退却，希望获得苏联援助后再来消灭马家军。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西路军西退到肃州、安西荒凉之地，苏联的援助又不到，马家军再席卷而来，这同样会给西路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而我们说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说陈昌浩“盲从”中央的指示，是不确切的。

　　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陈昌浩和徐向前的意见表面看来似乎各执一词，是矛盾的，而从错误的根源上来说实际上是一样的，都是没有像中央要求的那样不要依赖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正是由于他们没有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因而他们才主张在获得苏联援助前尽量避免与马家军作战。这样在马家军的进攻下，为了保存实力，就不得不以据点作为依托。而河西走廊的村落和城镇又比较稀疏，这样就不得不把西路军摆在三百余里的战线上了。

　　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到威狄堡后，又要重返倪家营子，徐向前坚决反对，但是陈昌浩却竭力主张重返倪家营子，两人又“吵了一顿”。有人把西路军此时东进突围说成陈昌浩顾虑没有中央的命令，这是牵强的。

　　我们并不怀疑此时陈昌浩为了使自己的主张获得通过，有拿中央指示压人的作法，但这是陈昌浩主张返回倪家营子的真实原因吗?中央确实有要“西路军固守五十天”的电报，但这是在西路军领导人表示东进西进均不可能的情况下，中央为了坚定西路军防守的信心而做出的指示。况且早在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中央致西路领导人的电报中就已经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只要能够保存西路军实力，他们可以向任何方向行动，陈昌浩又顾虑什么呢?

　　我们认为陈昌浩主张三返倪家营子，应该是另有隐情，而不是顾虑中央没有东进突围的命令，也不是对中央指示的“盲从”和“不敢越雷池一步”。

　　我们通过对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分析后认为，陈昌浩不是将中央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而是对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赖外力，要将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这些关系到西路军自身安危的重要指示没有真正贯彻执行。试想，如何贯彻了这些指示，还会有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吗?

　　由此我们认为，说中央统得过死，没有给西路军领导人以应有的自主权，陈昌浩对中央指示“不敢越雷池一步”，才导致西路军失去了机断专行的能力是站不住脚的。

　　以上我们根据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对在西路军研究中的一些观点，作了辩驳和说明。我们看到，这些观点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出现了诸多不合，是难以站得住脚的。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在研究过程中没有全面占有文献资料，仅选用有利于证明自己观点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是由于没有正确的研究方法。

　　要想在西路军研究中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就必须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用联系的、发展的、能动的观点，从当时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从河东河西敌我力量的对比中来进行研究;同时，我们还要寻找导致西路军形成、西退、甘西转战过程中失败的主要矛盾和处于这个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准确界定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

　　我们认为，从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的斗争实际出发，立足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着眼于河东河西敌我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是研究西路军问题的纲领。

　　从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出发，到底是河东还是河西才是我党的根本利益所在呢?

　　正是由于对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中的地位的认识不同，才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认为，河东关系我党的根本利益，因而红军主力必须向河东发展。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认为，在当时敌我力量对比下，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河东难以生存，因而红军主力应该向河西退却。两条路线的斗争关系到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得失。

　　在红四方面军西渡问题上贯穿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从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显示，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不过是由于种种原因红四军、三十一军才留在了河东。有些文献资料还显示，他们希望红军三大主力西渡黄河。而中央《十月作战纲领》中让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和红一方面军主力西渡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是建立在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两个军一起抗衡南敌，河东根据地能够得以巩固的前提下采取的行动。我们自然不能因为《十月作战纲领》中有红一、四方面军主力西渡进攻宁夏的计划，就简单地认为中央是同意红军主力向河西发展的。

　　有人根据《十月作战纲领》中中央有让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的计划，而西路军恰好也是三个军，就主观地认为西路军是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的。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直接将中央《十月作战纲领》中要求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与西路军的兵力组成联系在一起，而忽视了由于南敌迅速推进，河东形势的突变，中央为了贯彻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确保河东根据地，才确立了击破南敌的方针。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中反复说明不击破南敌，无法进行宁夏战役计划。在执行击破南敌的方针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集中表现在红四方面军是以击破南敌为重点，还是按照《十月作战纲领》的安排继续渡河;具体表现在红九军、红三十一军、红五军以及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上。

　　这样我们看到，在南敌猖狂进攻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南敌进攻。这不仅是为了宁夏战役计划的实施创造有利条件，而且也是巩固河东根据地的需要，坚持东进路线的必然要求。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希望全军西渡，取得接济后再返回头来消灭敌人。这样他们就没有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和在河东建立根据地的信心，反而把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援助上。这是十分危险的行为。

　　从中央电告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不击破南敌无法进行宁夏战役计划，以及徐向前、陈昌浩又提出不论执行宁夏战役与否都建议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来分析，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积极主张渡河显然就流露出西退的迹象。如果红四方面军一旦全军西渡，红军就有一半以上的兵力到了河西，给河东根据地的巩固带来极大风险，这显然背离了中央的东进路线。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击破南敌方针问题上的分歧，就透射出两条路线的斗争。因而在研究红四方面军渡河问题时，就应该把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作为研究的支点。

　　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也体现出两条路线的斗争。

　　据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显示，当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还是希望河东红四军、三十一军西渡归还建制的，而且也是他们最先提出了向西退却的建议，但是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西退却问题上表现出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张国焘与中央出现分歧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根据张国焘的授权制定了向西退却的战役计划上报军委和总部。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当即批准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尚未批准的情况下，徐向前、陈昌浩就指挥西路军开始了向西退却的行动。此间电报还映现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有建议红军主力西渡的提议。

　　鉴于西路军已经开始了西退的行动，同时也考虑到其他复杂的原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最终批准了西路军西退的决定。而这时西路军右路前锋已经到达凉州，直逼永昌，左路红九军也已到达古浪。

　　在西路军河西转战期间，河东红军占当时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二，西路军占三分之一。西安事变前后，河东敌我力量对比要比河西严重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不论从东进路线的要求，还是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以及河东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河东红军已经不可能再向河西派遣兵力。同时，苏联能否及时提供援助又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难以左右的。

　　正是基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一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

　　在这五条关于西路军安危的重要指示中，中央正是从东进路线的要求出发，立足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分布状况，着眼于河东河西敌我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同时也鉴于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才做出了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的指示。要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就必须建立根据地。只有消灭敌人，才能建立根据地。要消灭敌人，必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建立根据地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是贯彻依靠自我奋斗在甘西立足的两大根本性举措，而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则是为西路军一旦在河西难以立脚，能够便于返回河东留下的后路。

　　可是我们却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没有真正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关于西路军安危的重要指示，一开始轻视马家军，后来又信心不足，寄望于外力援助。

　　他们设想首先西退，在获得苏联的援助后，再返回头来消灭马家军，同时又深受西退路线的影响，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多次要求河东红军增援西路军，没有将西路军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这样也就难以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没有消灭敌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情况下，西路军是不可能真正贯彻中央将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的指示的。这就给西路军在甘西的生存带来很大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又因为西路军领导人深受西退路线的影响，将西路军进到高台、临泽一带，远离河东，先后三次放弃了东返的机会，特别是在高台陷落后，西路军失败的阴影已经显露的情况下，又没有果断决策离开河西，返回河东，才最终遭到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认为，红军主力必须向河东发展。为此，在红四方面军西渡期间、向西退却问题上以及在河西转战期间多次拒绝了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军主力西渡的建议，维护了我党的根本利益。

　　这样我们通过对西路军在甘西转战历程的回顾可以看到，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真正理解中央的东进路线，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因而才没有认识到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中具有不同的作用，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分布和河东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出发，从维护河东我党的根本利益着眼，河东已经难以为河西提供援助，正是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才导致他们不仅多次要求河东红军增援，而且还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没有确立依靠自我力量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在形势不利时，又不愿离开河西，最终遭到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

　　我们只有从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的斗争，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状况，河东河西敌我力量对比的差异出发，通过对红四方面军西渡、西路军西退和在甘西转战历程的分析，才能揭示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立了击破南敌的方针，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击破南敌问题上却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存在严重分歧，他们又为什么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积极主张红四方面军西渡;

　　也才能够真正明白西渡后，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对返回河东持消极态度，极力主张西退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退问题上因何持犹豫和谨慎态度，经过反复考虑才最终同意了西路军的西退行动;

　　同时也就会理解在河西转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为什么一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把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即使在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反复要求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没有同意他们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黄河向甘西发展的提议，甚至也难以满足他们从河东派兵援助的要求。这样也就清楚了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为什么没有能够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作出的不要依靠外力，要将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的重要指示，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作为中心任务，反而却多次要求河东援助，在河西处境危险时又不愿意离开甘西的原因。

　　我们还要从事物的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来研究西路军形成、西退及其失败的主要原因。

　　红四方面军主力是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的吗?西路军是奉中央命令为执行打通国际联系的任务而西退的吗?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失败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一句话，西路军形成、西退及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事物发展的诸多矛盾中，其主要矛盾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西路军西退乃至西路军在甘西转战失败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根据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原理，我们只能从内因上来寻找这个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只能存在于我们党和红军内部，也就是我们党和红军内部的矛盾是导致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西路军西退乃至在甘西失败的主要原因。从对当时文献资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要矛盾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找到事物的主要矛盾后，我们还要进一步找到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处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西路军西退乃至在甘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处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一方所决定的。那么，在这个主要矛盾中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处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呢，还是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呢?只要我们准确界定了处于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一方，也就找到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西路军西退的主要推动力量，找到了西路军在甘西失败的主要原因。那么，由谁来承担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也就一目了然了。

　　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期间，在红三十军渡河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没有表现出重大不同意见。

　　但是由于南敌推进迅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立了击破南敌的方针，明确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击破南敌，但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命令红九军开始了渡河。在中央得悉红九军开始渡河后，才同意了红九军的西渡，却明确要求红四方面军留在河东的三个军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击破南敌。

　　这个时候，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提出不论是否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都要全军西渡的建议，当时红三十军、九军已经渡过黄河，红五军已撤到河边在看守渡口，红四军在前线抵御南敌，因而这个时候的西渡就主要体现在红三十一军的渡河上。正是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反复要求下，同时也鉴于红三十一军已经开始西渡的事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不得不同意了红三十一军的渡河行动。

　　但是鉴于海打战役的需要，在彭德怀等人的斗争下，红三十一军已渡河的直属队才又返回河东。三十一军折返东进，参加海打战役。在战役发起的关健时刻，张国焘却命令红四军、三十一军撤出阵地，使红军丧失歼敌的良机，从而导致海打战役的流产。这样南敌迅速推进，河东红军向东转移，看守渡口的红五军收兵过河，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红西路军最终形成。

　　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我们看到最先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了向西退却的建议，而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他们在保留景泰一条山阵地和五佛寺渡口的情况下，向西适度展开。而张国焘却要求他们向西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可以放弃五佛寺渡口，打开了西退的“闸门”。

　　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张国焘的授权，制定了向西退却的《平大凉战役计划》，上报军委和总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当即予以批准，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对此予以暂时搁置。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张国焘的批准于十一月九日夜开始了向西退却的行动。

　　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曾就西路军东返和西退问题征求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意见，鉴于西路军已经将西退的行动付诸于实施，同时他们又执意要求西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最终同意了西路军的西退行动。

　　从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和西路军向西退却的历程中可以看到，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和西退的主导力量，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处于次要地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往往是在他们付诸实施后才不得不同意了他们的行动。

　　在西路军甘西转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东进路线的要求出发，为西路军的安危作出了重要指示。从前文我们阐述的这五条重要指示看，只要西路军领导人认真贯彻执行这些指示，西路军本来是不至于失败的，更不会出现后来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西路军领导人不论是对河东援助，还是对苏联援助，都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没有理解中央的东进路线的缘故，也是由于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缺乏清醒地认识。

　　因为根据东进路线的要求，由于河东关系我党的根本利益，因而红军主力必须置于河东。当时西路军的兵力已经占了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一，同时，在西安事变前后，河东的敌我力量对比要比河西严重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河东是难以为河西提供援助的。

　　作为一支担负独立战略任务深入处线作战的部队的指挥员，将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援助上，这本身就是十分危险的行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西路军领导人是难以执行中央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指示的。

　　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决心和信心，因而才没有能够执行中央要求他们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指示。

　　我们看到，不论是在古浪保卫战中红九军的巨大损失，还是永昌、山丹期间的“一字长蛇阵”，或者高台保卫战中红五军的巨大损失，均与西路军领导人的战术指导失误密切相关。

　　在没有消灭敌人的情况下，是建立不起根据地的。不建立根据地，不能通过歼灭战消灭敌人，西路军是没法在甘西生存的。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坚定地执行中央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指示造成的，而其根源还是因为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所致。

　　中央实际上是希望西路军在靠近河东的地方建立根据地，保持东边回旋余地，以便于在河西不利时能够返回河东。在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有了确切的时间后，再前去接收。这就是十一月十八日中央致西路军电报中要求在永昌、山丹地区暂时留住一个时期的原由。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致西路军电报中同意西路军领导人相机向西发展，可是在接到中央电报的当日，西路军领导人却命令西路军全军向西退却。

　　退一步说，就是西路军在河西难以集中兵力，打不成歼灭战，建立不了根据地，那么西路军还可以返回河东啊!高台陷落后，西路军还有一万四千人的兵力，虽然红九军、红五军遭到重创，但是红三十军主力尚存，当时存在着东进的有利条件，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却又以东进有敌重兵阻挠为由放弃东进转为西退，困守倪家营子，耗尽了西路军的实力后，最终被打败。

　　这样我们看到，在西路军甘西转战过程中，西路军领导人并没有真正落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作出的关于西路军安危的重要指示，西路军在甘西的行动是西路军领导人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起主导性作用。从两条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上来分析，是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在影响着西路军的行动。

　　通过以上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在甘西转战失败的历程的回顾，我们看到是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起着主导性作用;从两条路线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在甘西转战失败的影响来看，是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在起着决定性作用。

　　八十年过去了，西路军悲壮的征程早已化为历史的烟云正是离我们逐渐远去，但是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却充溢于天地之间，在我们的军史上熠熠生辉，永放光芒。西路军虽然受到张国焘路线的严重影响，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所致，但是西路军斗争的历史是光荣的，西路军精神是伟大的，西路军留给我们的经验是丰富的，教训是沉痛的。

　　我们今天就是要通过对西路军问题的研究，找到西路军失败的真实原因，特别是锁定导致其形成、西退及失败的主要原因，使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沉痛教训永远成为历史的陈迹，不要在将来重演。这是我们对他们最好的怀念。而不能像有些人那样，认为只有为西路军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才能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挥员的革命斗争精神，才是对他们最好的怀念。

　　因为一旦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就难以发现西路军失败的真实原因。如果没有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实原因，也就难以汲取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沉痛教训，这会使长眠在河西的七千多名西路军指战员即使在八十年后的今天也会抱恨终天，难以瞑目。这也就是我们进行西路军问题的研究，并写作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随后，红四方面军一部二万一千八百人西渡黄河，又向甘西进军。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滩，高山大漠之间浴血奋战了四个多月，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中旬最终失败。其余部四百余人历经千辛万苦，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引下到达新疆，成为西路军唯一保存下来的成建制的力量。

　　西路军失败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1]此后，由于张国焘叛逃中共，处于党和军队团结的考虑，西路军问题就搁置起来，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一些人提出了西路军研究问题上的新观点。他们认为红四方面军一部是奉中央军委命令为执行宁夏战役西渡黄河的，又是奉中央命令为打通国际路线向甘西退却的，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中央战略决策失误所致，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没有关系，从而修正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这种新观点得到一些当事人的支持，已经写进了党史与军史，成了当今西路军研究中的主流观点。

　　那么，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否正确呢?新观点又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看到，新观点与《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原因的阐释恰恰相反，是矛盾的。在一定条件下，真理与谬误虽然并存，却泾渭分明。或者是中央一九三七年三月决议中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新观点是正确的，二者必居其一。

　　下面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以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对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西路军西退直至甘西转战失败的过程作一历史的考察，探究西路军失败的真实原因。

　　一、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两条路线的斗争

　　现在的不少西路军研究者，总是回避在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在河西转战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与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之间的斗争。如果回避了两条路线的斗争，顾然有利于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却难以找到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导致西路军研究走向歧途。那么，这两条路线形成的背景及其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张国焘路线的准确含义又是什么呢?

　　（一）、两条路线形成的原因及其主要内容

　　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进行了初步交锋，而后在毛儿盖会议上达到高潮。张国焘重新北上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在东进与西退之间的争论又趋激烈，那么东进路线和西退路线是如何产生的呢?他们各自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从中国面临的政治形势要求出发，对河东与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的不同地位，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的不同作用，以及对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和中国革命发展前景的认识分歧，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

　　由于河东经济条件、人口、民情、地理环境远远优越于河西，同时占据河东又可以迎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向继续东进，承担起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重任。这就不仅在政治上为我党赢得主动，而且在军事上也使我党获得发展的契机。

　　而河西的经济条件、人口、民情、地理环境等因素决定着如果我党将红军主力置于河西，就会极大地限制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一旦国民党军队沿河封锁，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会被局限于河西，而难以向东发展。这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均将我党置于不利地位。

　　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因而形成此起彼伏的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浪潮，中国共产党要适应时代的要求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流砥柱，这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壮大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条件。因而对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河东的发展持悲观的态度是没有理由的。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认为我党发展的重点在河东，红军主力必须置于河东。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

　　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则是从红军三大主力转移后，中国革命所处的低潮出发，认为主力红军遭到严重消弱，对敌我力量对比作出悲观的估计，因而主张西退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青海、甘肃)去休养生息。

　　他没有意识到由于经过巨大的挫折和灾难，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形成了正确的路线和适宜于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没有看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会导致中国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这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带来了发展壮大的契机。因而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承担起领导全国人民救亡图存的领导重任，立足于自身，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去，发展壮大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将我党领导的红军主力置于河东，而置于河西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历史已经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是正确的，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是错误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张国焘路线呢?张国焘路线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张国焘路线是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就是指另立“中央”呢?

　　（二）、从历史文献中来界定张国焘路线的准确含义

　　我们先来看长征期间张国焘擅自率军南下后，一九三五年九月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决定中关于张国焘路线的阐述。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

　　“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同志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高涨估计不足，更从对于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及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出发，而夸大敌人的力量，首先是蒋介石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首先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

　　“造成张国焘同志的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张国焘同志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因此，他不注意去加强红军中党的与政治的工作，不去确立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以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相反的，他以非共产党的无原则的办法去团结干部。他在红军中保存着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以打骂的方式去凌驾地方党的政权的与群众的组织，并造成红军与群众间的恶劣关系。”[2]

　　在中央政治局通过的这个决定中，我们看到决定指出了张国焘路线的两个特点：

　　一是退却路线。退却路线产生的原因又分为两点：(一)政治形势判断错误。由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引起的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高涨估计不足，因而没有看到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孕育着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蓬勃发展的良机。(二)敌我力量对比判断错误。由于三大主力红军相继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转移，革命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遭到严重损失，因而张国焘在敌我力量对比上处于悲观态度。由于这两个原因就产生了张国焘的退却路线。主张红军南下川康，而反对红军北上。

　　二是军阀主义态度。张国焘向党中央闹独立性，想依靠自己人多马壮，挑战党指挥枪的原则，来改造党中央。

　　一九三七年三月下旬，在延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在决议中再一次对张国焘路线作了阐述。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

　　“张国焘同志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否认中国革命的高涨、两个高涨之间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特别是在蒋介石主力的面前张皇失措)，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对主力红军的突围表示悲观失望，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命运表示不信任)，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张国焘同志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中的决定的作用，是忽视的。因此他在他的工作过程中，轻视党、忽视地方党的组织的创造，在红军中不注意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的建立，相反地，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在同二方面军会见时，他曾经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路线，共同反对中央，虽是这一企图遭到了二方面军领导者的严拒而完全失败了。他对于创造红军模范纪律的忽视，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与不良传统，在红军中依然存在着。这就是张国焘同志的军阀主义的实质。”[3]

　　我们看到在这个决议中，对张国焘路线也是概括了两大特点：

　　一是退却路线。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对中国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悲观估计，否认中国革命走向高涨，而认为是处于低潮，夸大敌人力量，看轻革命力量，因而丧失在西北部抗日前线建立根据地的信心，而主张退往西部荒僻地区。

　　二是军阀主义。忽视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把军权看得高于党权，用军队威逼中央，要改造党中央，擅自南下，分裂红军，直至发展到另立“中央”，分裂党。

　　由此我们看到，张国焘的另立“中央”仅是他军阀主义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极端的表现，还不是张国焘路线中军阀主义的全部内容，更不是张国焘路线的全部内容。

　　我们再来看毛泽东对张国焘路线含义的阐释。

　　毛泽东说：“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 [4]

　　我们看到，毛泽东将张国焘路线的内容也是定为两大特点，一是退却路线，二是军阀主义。至于反党行为是和军阀主义一脉相承的，完全可以纳入军阀主义之中。

　　从我们以上引用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张国焘路线从性质上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它包括两大特点：

　　一是退却路线。退却有两个方向：一是南下，一是西退。退却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对政治形势估计的错误。没有看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会制约国共两党阶级矛盾的发展，从而带来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就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二是对敌我力量对比估计的悲观。夸大敌人力量，轻视革命力量，没有看到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敌我力量之间的能动的转换，因而主张脱离中国的主体区域，远离抗日斗争的前线，到偏僻的角落里去休养生息。

　　二是军阀主义。就是不服从党中央的命令，用军队去干涉党中央的决策，挑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另立“中央”不过是张国焘军阀主义发展的高峰，并不是张国焘路线中军阀主义的全部内容，更不是张国焘路线的全部内容。简言之，军阀主义的表现就是漠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消极执行党中央的命令，保持自己所领导的军队的独立性。

　　以上我们简要介绍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形成的背景及其主要内容，同时从历史文献资料中来界定了张国焘路线的确切含义，这对于我们考察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河西转战失败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

　　二、    在红四方面军渡河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有人说红四方面军一部是奉中革军委的命令过河的，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下面我们就利用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了《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其中规定：“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装备。”“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5]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在河东处于南北两敌的夹击之中。北敌是沿黄河一线布防的国民党军邓宝珊、马鸿逵、马步青等部，南敌是从会宁、静宁、固原一线由南向北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各部及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等部。北敌处于防御状态，北敌处于进攻态势，且向北推进迅速。

　　（一）、从档案文献中来看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的真相

　　1、关于红三十军渡河问题。

　　根据中革军委《十月作战纲领》的安排，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命令红三十军到靖远附近造船。

　　本来在《十月作战纲领》中，规定“十一月十号间完成一切渡河准备”。但由于南敌推进迅速，对河东红四方面军构成严重威胁，于是张国焘等人加快了渡河准备工作的进程。

　　十月十八日，张国焘与朱德联名致电军委：“三十军电谓二十日晚可开始偷渡，我们决二十日早去打拉池。”十九日，军委回电：“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渡河为宜，恐船过少载兵不多，不能一举成功。”[6]

　　十九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二十号开始渡河，朱德、张国焘二十号去打拉池。[7]

　　十月二十四日十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要他与朱德、张国焘“详商”“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尔后北进到海、靖线防御，四、五两军主力是否足够”等有关作战事宜。[8]

　　红三十军是十月二十四日夜成功强渡黄河的。我们看到，红三十军渡河前，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曾电告中革军委，军委回电只是说要他们备足必要的船只，保证渡河成功，并没有反对他们渡河，并且在二十四日十时毛泽东、周恩来致彭德怀电报中提出“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的要求，因而我们认为中革军委虽然没有直接下达红三十军渡河的命令，在南敌进逼之下，红三十军匆忙渡河确实也不能排除避敌的因素，但是鉴于红三十军渡河前已经报告了军委，并得到军委的认可(军委不过是担心渡河不成功对渡船的数量提出疑问)，因而红三十军是奉军委之命过河还是能够说得过去的。

　　2、关于红九军渡河问题。

　　红三十军开始渡河后，在南敌迅速推进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分歧，主要表现在红四方面军是按原定计划仍以三个军渡河，还是暂停渡河，集中兵力以击破南敌为重点，这集中体现在红九军渡河问题上。

　　十月二十四日十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他与张国焘见面时提出：“准备在该地区与北进之敌进行决战，企图消灭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击问题。”“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尔后北进到海、靖线防御，四、五两军主力是否足够。”[9]

　　这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毛泽东首次提出要红九军留在河东的电报。因为彭德怀二十四日已与张国焘见面，因而，当天张国焘就知道了中央的这个意图。

　　十月二十四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就当前行动提出如下建议：渡河成功时，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发展。这一建议红军总部于25日以158号电令批准。 [10]

　　这样我们看到，张国焘在已经知道中央要红九军留在河东的情况下，仍然于二十五日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按原定计划要求红九军渡河的建议。在红九军渡河问题上，张国焘与徐向前、陈昌浩是一致的，而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产生了重大分歧。

　　十月二十五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并红四方面军各军指挥员：“九军决今夜跟进渡河”。[11]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张国焘的批准，仍然在指挥红九军渡河。

　　十月二十五日十六时，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一、四方面军布置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并对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12](据彭德怀说，这封电报是张国焘发后才给他看的，是“阴谋的强奸式的”[13]，因而这封电报并不代表彭德怀的意见。)我们看到张国焘在得知中央击破南敌方针的情况下，仍然批准红四方面军主力(包括红九军)渡河，显然是违背中央击破南敌方针的。同时，我们从电文中也可以看到张国焘有使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向西退却的迹象。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并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

　　“(一)以九军以外的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两岸头卢塘、三眼并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击战略要地之定远营。

　　(二)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之三个军。二方面军除派赴七营部队外，尚余其主力。对南敌不须多加抵抗，如在若干天内逐渐集结于打拉池南北地区，对敌则坚壁清野，诱其深入;对我则构筑阵地，鼓励士气，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足以停止南敌矣。

　　(三)一方面军之主力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灵武地带。徐、陈拨造船技术队二分之一或更多些附属之，迅速造船，准备渡河。

　　(四)在南敌确受严重打击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之第二步，而以四方面军之两个军与二方面军之全部防御南敌，如何盼复。”[14]

　　在这封电报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立重点击破南敌的方针后，对三个方面军的作战事宜作了部署。由于红九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因而为了击破南敌，让红九军暂留河东。要河东红四方面军红九军以外的一个军渡河，协助红三十军在河西行动，以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和红二方面军主力来击破南敌。在南敌确受打击，停止北进后，红九军再从中宁渡河。这样我们看到，中央要红九军进行渡河的条件是在南敌确受打击，停止北进后。如果这个条件不具备，红九军处于击破南敌的需要，显然是不宜渡河的。

　　可是我们看到，最终红九军却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命令下不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反对开始了渡河行动。在红九军已经开始渡河的情况下，中央才不得不同意了红九军的渡河行动，并命令留在河东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与二方面军以打胡为中心[15]，在证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后，再以一个军渡河。

　　十月二十六日一时半，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甲、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乙、等二三日如真(证)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目前，封(对)南敌应取击破手段，仅取抗击手段不够。”[16]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对红三十军、红九军在河西的行动作出了部署，在击破南敌，南敌无北进之意后，再以红四方面军一个军西渡。这显然是中央对红九军渡河后所作的认可，而并非中央要红九军渡河的命令。

　　可是这封电报在徐向前回忆录中作为中央要红九军渡河的命令，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九军虽已开到河边，但不得不待命行动。部署变来变去，我们很着急，只好令机关人员先过一部分。二十六日一时半，中央军委又电令九军过河：‘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17]

　　这段回忆让人感到颇为费解。

　　本来，按照原定计划，红九军是紧随红三十军渡河的，但是由于南敌推进迅速，如果不能停止南敌就无法进行宁夏战役，因而中央才确立了击破南敌的方针，要求红九军留在河东，暂不渡河。这是在敌情发生变化后，为了确保宁夏战役的顺利执行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在十月二十四日，徐向前、陈昌浩也已经知道中央的这个方针[18];十月二十五日，他们也已经知道中央要红九军留在河东的指示。[19]徐向前承认此前已“令机关人员先过一部分”，这里让我们感到费解的是为什么徐向前、陈昌浩在确已知道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并要红九军留在河东的情况下，还要让红九军的“机关人员先过一部分”呢?这不是公然违背中央的命令吗?

　　为了击破南敌，中央在十月二十五日的电报中明确要求红九军必须留在河东。可是，随后不久(还不到一天)，在南敌尚未击破，敌情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突然改变决定，又命令红九军西渡黄河，中央变化的依据是什么呢?这从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我们再从电报的内容看，这封电报并没有命令红九军渡河的文字，而只是对红三十军、红九军在河西的行动作出了部署。

　　我们认为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本来中央是为了击破南敌才命令红九军留在河东的，但是鉴于红九军已经开始渡河，在九军渡河已经成为事实的情况下，中央才不得不改变要红九军留在河东的命令，认可了红九军渡河的事实。因而我们说徐向前将红九军造成渡河事实后中央认可红九军渡河的电报当成中央要求红九军渡河的命令是不妥当的。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本来在预定计划中是红三十军渡河成功后，红九军紧随渡河，但是由于南敌推进迅速，已经严重影响到宁夏战役的施行，因而中央才确立了击破南敌的方针，明确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留在河东。可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不顾中央的命令，仍按原定计划命令红九军渡河。在中央得知红九军渡河的既成事实后，从大局考虑认可了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批准的红九军的渡河行动。

　　因而我们说红九军不是中央命令渡河的。这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违背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没有执行中央要红九军留在河东的命令，却在造成了红九军渡河的既成事实后，被中央认可的行动。

　　3、关于红五军渡河问题。

　　在红三十军渡河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本来是要河东红九军以外的一个军渡河，以红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留在河东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击破南敌的。但是在红九军渡河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要求红四方面军在河东的红四军、五军、三十一军留在河东共击南敌，在南敌击破后再以一个军西渡。

　　十月二十六日二十一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20]

　　十月二十八日十三时，中央及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照张电位置(于)眼井堡、三塘驿地区，准备以一军向中卫、一军向定远营，其余以坚决击破南敌为目的，务必消灭其进攻部队之一部或大部，根本停止其追击。”[21]

　　在这两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在红三十军、九军渡河后，中央明确要求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留在河东，共击南敌。

　　十月二十九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萧克、周纯全、王宏坤、陈再道并朱德、张国焘：“已令五军今晚派一个营在二十里铺，两营迫近城东及东北口监视靖远敌，到三十一日二十时止，决当夜该团主力移三角城河东。三十一日晚以后，靖远附近及二十里铺无部队。五军余部控制靖远河北岸及三角城一带，尔后待命向一条山进。北岸船只今晚全移三角城。”[22]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实际上有调动红五军过河的趋向。

　　十月二十九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五军主要任务要在靖远东北牵制毛、王，不能全部过河。”[23]

　　这个时候，朱德、张国焘认为红五军在河东有牵制敌人的任务，不同意红五军这个时候全部过河，消弱河东防御力量，致使毛、王两军长趋直进。

　　十月三十日七时，彭德怀发布关于海打战役的部署：“五军主力在靖远以东附近，一部在黑城子附近吸引毛炳文部向靖远前进，至必要时转至三角城、打拉池之间与四军联络。”[24]

　　我们看到，在海打战役部署中，红五军是作为牵制力量使用的。也就是说，当时红五军实际上是已经被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作为战役的机动力量投入了战斗。

　　十月三十日十时半，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五军在靖远警戒，已令渡到三角城，同时将新(疑为“所”—引者注)有船只下开三角城左岸。”[25]

　　这个时候，红五军实际上已经奉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命令进行了渡河，这显然就改变了十月二十九日电报中五军“不能全部过河”的命令。

　　十月三十日十六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外，其余一、二方面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统照德怀二十九日部署使用，一战而胜，则全局转入佳境矣。”[26]

　　从这封电报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出河东红四方面军三个军与红一、二方面军共同进行海打战役，又一次明确肯定了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含红五军)必须参加海打战役。

　　十月三十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五军三十日晚布(部)署如下：一团位北湾，一团位中和堡，一团位确子湾，军部率一团位三角城内，以两个营在三角城对岸向靖远活动，掩护打拉池右翼侧。以三角城为后方，并竭力将河右岸阵地控制，主力位吴家川，维护后方交通。四分之一兵力位确子湾、中和堡，向北湾活动并固沿河警戒;四分之二兵力集结三角城及南岸休整。沿河一带人密粮多，很可解决五军物质困难。”“五军确急须休整，现不能担负更重要任务。五军报告两营控制靖远东北地区至多二三日，敌人迫近急须收过河。”[27]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红五军大部已经渡过黄河，但是还有两个营留在河东靖远东北地区对敌人作短时间的牵制，一旦敌人迫近就渡过黄河。

　　这样我们就看到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就改变了中央及前敌总指挥彭德怀要求红四方面军留在河东的三个军(含红五军)和红一、二方面军的部队共同击破南敌，在击破南敌，停止南敌进攻以后，再让一个军渡过黄河的计划。

　　有人说，红五军是由于南敌迅速推进，情急之下才不得不渡河的，这是军事常识问题，不足为怪。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看到，在红九军西渡后，按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含红五军)本来是要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击破南敌的。既然要击破南敌，红五军大部应该布置在河东，而不是在河西。这样在南敌迅速推进下，位于河东的红五军大部是向东转移最为便捷，而不是西渡黄河。

　　根据我们前文引用的资料可以看到，红五军大部实际上已经奉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命令渡过了黄河，而留在河东的仅是红五军余部担任警戒任务和看守渡船。这样在南敌迫近渡口的时候，红五军才能够从容渡河，撤到河西。我们从红五军全军渡河前在黄河两岸的兵力分布上就可以看出，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消极执行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积极主张西渡。因而我们认为有人以军情紧急为由说红五军不得不西渡是没有说服力的。

　　我们知道，红九军渡河后，在击破南敌前，本来中央是不同意河东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再继续西渡的。虽然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一再要求下，中央于十月二十九日一度同意河东红三十一军渡河，[28]红三十一军直属队也已经渡过了黄河，但是鉴于海打战役的需要，在朱德、林育英、彭德怀等人的斗争下，红三十一军又掉转头来参加了海打战役。中央同意，在击破南敌之后，红三十一军再从中卫渡河，[29]而并非要求红五军西渡黄河。

　　由此看来，红五军是奉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命令西渡黄河的。在红五军西渡问题上，不但没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命令，也是违背中央击破南敌方针的。因而我们说红五军奉中央命令西渡黄河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从以上所引用的档案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红三十军在渡河前报告了中央，是在中央允许下渡河的(仅是对渡船数量问题提出疑问)。红九军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明令其留在河东击破南敌的情况下，奉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命令渡河的。在造成渡河的既成事实后，又是经过中央认可的。我们当然不能把中央事后认可九军渡河的电报当成中央要求九军渡河的命令。红五军则是奉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命令渡河的。不论是红九军，还是红五军的渡河都是不仅违背了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对南敌作战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而且也成为后来导致宁夏战役被迫中止的重要原因。

　　由此看来，除红三十军以外，红九军、红五军就不能说是奉中央命令渡河的。我们的这个判断还可以从陈昌浩“我们渡河后，在中和堡约停留了一天一夜，中间接到毛主席电报：‘河西只有一个军，指挥部带两个军仍过河东准备夹击敌人’”[30] 的回忆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因而有人不顾当时渡河的复杂情况，笼统地说红四方面军一部是奉军委命令过河的，这就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因而是错误的。

　　（二）、由于南敌推进迅速，严重影响到宁夏战役计划的实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在对待南敌的作战方针上及攻占定远营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是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还是红四方面军单独向甘西退却，从性质上是执行东进路线，还是西退路线。

　　由于南敌推进迅速，如果南敌推进到靖远河边，进而与北敌打通，不仅红军渡河会化为泡影，而且宁夏战役的实施也会遇到极大困难，甚至变为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立了欲进行宁夏战役必先击破南敌的方针，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不顾敌情的变化，仍然按照《十月作战纲领》中规定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进行宁夏战役之规定，甚至不顾河东敌情的严峻，红一、二方面军作战的困难，又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要求。这样围绕是以击破南敌为主，还是继续渡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是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联合进行宁夏战役，还是单独向甘西退却，从性质上是执行东进路线，还是西退路线。

　　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产生分歧的重要表现。

　　(1)关于作战方针的分歧。

　　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立了击破南敌的方针。

　　由于南敌推进迅速，对实施宁夏战役构成严重威胁，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并致电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胡、毛、王、关业占大道，如继续北进，而地形、给养条件又可能给以基本限制，则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现虽有各种材料判断，南敌不能持久，但蒋介石在短期内拼命一干之可能仍是有的。因此，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31]

　　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他在与朱德、张国焘见面时，要协商“准备在该地区与北进之敌进行决战，企图消灭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击问题。”[32]

　　这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最早提出的击破南敌方针的电报。我们看到，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在十月二十四日就已经知道中央欲进行宁夏战役必先击破南敌的方针。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并致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作战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两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33]

　　在这封电报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一次明确提出击破南敌的方针。

　　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握住此中心关健而领导之。”[34]

　　我们看到，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海打战役前夕再一次重申击破南敌的方针，可是张国焘却命令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撤出战斗，最终导致海打战役流产，宁夏战役被迫中止，红西路军形成。

　　由以上所引档案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早在红四方面军开始渡河时就已向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了击破南敌的方针。但是在中央确立这个方针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什么态度呢?

　　②       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按原定计划继续渡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根据河东敌情变化确立了击破南敌的方针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是什么态度呢?

　　徐向前回忆道：“二十三日，我们令三十军渡河。同时，向军委及红军总部建议，为打开河西战局，四方面军至少应以三个军以上的主力渡河，南拒兰州北进之敌，北进一条山及五佛寺，西控永登、红城子一带，以便有力策应一方面军的渡河行动。拒阻南敌的任务，请从兄弟部队中抽一部力量，协助四方面军完成。”[35]

　　我们看到，徐向前在渡河前虽然基本上仍按照《十月作战纲领》的要求来安排红四方面军渡河，却又突破了《十月作战纲领》的要求。因为在这个纲领中是要求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的，另两个军与红二方面军一起阻击南敌。在徐向前的回忆中，要求红四方面军以三个以上的军渡河(这里已经显露了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的苗头)，河东阻击南敌力量不足，从兄弟部队去抽调，这样就突破了纲领的要求。当时红二方面军已经全部用于阻击南敌，如果兵力不足就只有从红一方面军用来攻宁的部队中抽调了。从红一、四方面军所处的地理位置上来看，红一方面军所处的位置便于攻宁，而红四方面军所处的位置却便于阻击南敌，为什么陈昌浩、徐向前建议便于阻击南敌的红四方面军渡河，而让便于攻宁的红一方面军南下来阻击南敌呢?联系到他们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这一事实，除了避战，保存实力的考虑外，便不好作别的什么解释了。

　　陈昌浩回忆道：“此时三十军已渡河成功(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晚)，九军、五军急向北开进，四军、三十一军扼阻大路。敌人急进之下，指部本总部命令，随九军、五军渡河，三十一军也准备渡河(直属队大部已渡河，随后又开返河东)。我们渡河后，在中和堡约停住了一天一夜，中间接到毛主席电报：‘河西只要一个军，指挥部带两个军仍过河东准备夹击敌人。’”[36]

　　从陈昌浩的回忆看，当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是奉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命令而不是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命令渡河的。从毛泽东要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两个军返回河东可以看到，九军、五军过河是违反军委作战意图的。

　　十月二十四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就当前行动提出如下建议：渡河成功时，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发展。这一建议红军总部于25日以158号电令批准。 [37]

　　据前文的分析可知，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十月二十四日就已经知道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于二十五日以158号电令批准徐、陈建议的时候不仅已经知道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而且也知道中央让红九军留在河东的意图。十月二十六日，徐向前、陈昌浩在已经知道中央击破南敌方针的情况下，却仍然继续贯彻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以158号电令批准的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的命令[38]，我们就不能不说徐向前、陈昌浩仍然是执行张国焘的命令，而对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持消极态度了。

　　十月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并徐向前、陈昌浩：“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四、三十一两军亦难有保证的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不如利用天然障碍坚壁清野，以四军牵制敌人，也可得到争取时间之利。”“取得物质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那就更有把握了。究应如何?盼今晚十二时电复。如未得复，徐、陈即依此电执行。(指红三十一军渡河。—引者注)”[39]

　　我们看到，在红三十军、红九军过河后，张国焘甚至连海打战役也不愿意执行了，要红三十一军渡河。

　　十月三十日，中央致电共产国际并王明：“中央军委屡次命国焘坚决打击南面追敌，只有停顿南敌之追击，方能北取宁夏，但国焘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命令，欲北进取得接济后再打南敌。”[40]

　　中央无奈之下，将张国焘的这种态度电告共产国际。

　　由以上我们所引用的档案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得知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后，却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不仅仍然继续坚持《十月作战纲领》中要求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攻宁之规定，甚至还有所突破，意图抽调宁夏战役计划中红四方面军阻击南敌的部队西渡，显露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苗头。

　　由以上我们分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作战方针上的分歧可以看到，鉴于当时河东红军受到南北两敌的夹击，而南敌推进迅速，又是运动之敌，一旦南北两敌打通联系就会对宁夏战役的实施构成严重威胁，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立了欲进行宁夏战役必须首先击破南敌的作战方针，要求河东红四方面军主力与红二方面军集中力量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其前进，解除实施宁夏战役的后顾之忧。但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表现出不同意见，不仅仍然在按照原定计划继续渡河，还要抽调红四方面军阻击南敌的部队西渡，这样就使军委不得不使抽调红一方面军攻宁部队南下来阻击南敌。

　　(2) 关于对击破南敌态度的不同。

　　作战方针上的分歧必然导致双方在击破南敌态度上的不同，下面我们来分析这个问题。

　　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击破南敌，停止南敌进攻。

　　由于南敌推进迅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立了对南敌不仅是抗击而且要击破的方针。

　　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他在与朱德、张国焘见面时，要协商“准备在该地区与北进之敌进行决战，企图消灭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击问题。”[41]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朱德、彭德怀并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足以停止南敌矣。”[42]

　　十月二十六日一时半，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封(对)南敌应取击破手段，仅取抗击手段不够。”[43]

　　十月二十六日二十一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44]

　　十月二十八日十三时，中央及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照张电位置(于)眼井堡、三塘驿地区，准备以一军向中卫、一军向定远营，其余以坚决击破南敌为目的，务必消灭其进攻部队之一部或大部，根本停止其追击。现当敌人轻我锐进之时，正是我们打胜仗的时候。”[45]

　　由以上所引档案文献资料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南敌急速推进的情况下，认为只有击破南敌，给南敌以歼灭性的打击，才能停止南敌，为宁夏战役创造必要条件。

　　②       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主张迟滞南敌，为渡河争取时间。

　　在南敌迅速推进下，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十月二十四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三十军渡河尚未成功，对自会宁突进之敌就进行部分决战而掩阻之。”[46]

　　同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报毛泽东、周恩来：“四方面军为完成渡河任务，必须对北进敌以有力迟滞。”“(四方面军)在郭城驿或蒋家大路以南，须准备与敌决战，企图消灭敌之一部，这样才能争取渡河之充裕时间。如靖远附近渡河机会已失去，四方面军亦须于打拉池、郭城驿、靖远间迟滞敌人，打拉池以东不便敌人大部队行进，我军据海原附近地区与敌决战。”[47]

　　我们看到，决战不是为了停止南敌，而是为渡河争取时间。如果渡河不成功，就要利用有利地形，与敌决战，这是为了自身安全和寻找新的渡口的需要。

　　十月二十六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为开展目前战略方针，争取主动，吸引敌人于兰州方面，并尽力能迟滞会、定前进之敌……”[48]

　　我们看到，在南敌迅速推进之下，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采取抗击、迟滞南敌，而不是击破南敌的方式，这样也就难以停止南敌进攻。之所以对南敌有时要采取部分决战的方式，不是为了停止南敌进攻，而是要为渡河争取时间。

　　(3) 对红四方面军渡河与阻击南敌兵力分配上产生的分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作战方针上的分歧，必然要表现在红四方面军是按原定计划仍以三个军渡河，还是暂停计划执行以击破南敌为重点。这不仅表现在红九军渡河问题上，而且也表现在红三十一军、红五军及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问题上。

　　①       关于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渡河问题。

　　根据前面我们引用的档案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在红三十军渡河问题上，虽然张国焘在加快渡河，但是毕竟在渡河前报告了中央军委，在红三十军渡河问题上，军委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因而我们说红三十军渡河是经中央军委同意的。

　　由于南敌推进迅速，中央确立了要进行宁夏战役必先击破南敌的方针，要求以红九军以外的一个军渡河，明令以红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留在河东，可是我们却看到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置中央的命令于不顾令红九军开始了渡河。在造成红九军渡河的既成事实后，中央又不得不同意了红九军的渡河行动。因而我们说红九军是奉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命令造成了渡河的事实后，又被军委同意了的渡河行动。

　　在红九军渡河后，中央又明令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留在河东击破南敌，在击破南敌后再由一个军渡河，可是我们却看到在击破南敌前红五军却奉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命令过了黄河。因而我们说红五军是奉张国焘的命令渡河的。

　　这样我们看到在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问题上，只有红三十军是渡河前经中央军委同意的，红九军、红五军渡河是违背中央军委击破南敌作战方针的。

　　②       关于红三十一军渡河问题。

　　我们知道根据徐向前、陈昌浩十月二十四日致张国焘关于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的请示电及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158号电令，准备在红三十军渡河成功后，红三十一军、九军随后跟进的。[49]

　　因而，十月二十六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我们即遵二十五日收到总部158号批准二十四日提议之电示，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50]

　　十月二十六日十七时，朱德、张国焘电示：“同意你们布置”。[51]

　　根据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在张国焘批准徐向前、陈昌浩十月二十四日电要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含红三十一军)过河的提议前，已经知道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徐向前、陈昌浩在执行张国焘批准的158号电令时也已知道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但他们还是置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于不顾，继续按原定计划令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含红三十一军)渡河。

　　在红三十军渡河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以红九军以外的一个军渡河，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击破南敌。[52]

　　在红九军渡河后，十月二十六日二十一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53]

　　我们知道，红三十军渡河后，为了贯彻击破南敌的方针，中央要红九军以外的一个军渡河是以红九军留在河东为前提的，但是在红九军渡河后，这个前提已不复存在，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要求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含红三十一军)留在河东与红二方面军共破南敌。

　　十月二十七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并毛泽东、周恩来，提议不论执行宁夏战役与否，红四方面军均全部渡河。[54]

　　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仍然置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于不顾，不但继续坚持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红三十军、九军，三十一军)渡河，而且还进一步要求红五军、红四军渡河。

　　十月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并徐向前、陈昌浩：“三十一军即开大小卢子，准备待命渡河，四军主力应在郭城驿、蒋家大路线牵制敌人。”“中革军委认为必须由四、三十一两军在打拉池线与敌决战时，三十一军即开打拉池。如明晨八时前毛、周无回电，三十一军即宜开河堡口渡河。”[55]

　　十月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并徐向前、陈昌浩：“三十一军即随三十、九两军后面，迅速渡河。”“究应如何?盼今晚十二时电复。如未得复，徐、陈即依此电执行。”[56]

　　这样我们看到在红三十一军渡河问题上，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徐向前、陈昌浩是一致的。在红三十一军渡河问题上，张国焘在争分夺秒，向中央发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请示。

　　十月二十八日十九时，朱德、张国焘致电河东红军各部：“四方面军之三十一军速集中打拉池，四军以一部迟滞敌人，主力接三十一军后集中小水、打拉池，五军即照二十八号五时徐、陈来电，转移到靖远东北方，钳制王、毛，船只速放到三角城。”[57]

　　这封电报与上封电报是针锋相对的，上一封电报迫切要求红三十一军渡河，而这一封电报则是要求红三十一军参加海打战役，击破南敌。如果再联系到十月二十七日五时朱德、张国焘致徐向前、陈昌浩并毛泽东、周恩来关于执行中央击破南敌方针的电报，[58]我们看到同样以朱德、张国焘名义拍发的电报，意见竟是如此不同，以致于截然相反。我们不能不说张国焘在执行中央击破南敌方针问题上产生严重动摇，如果再联系到张国焘的一贯作为和朱德自北上以来的主张进行分析，我们也不能不说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中存在着严重的斗争。这种斗争才是以朱德、张国焘名义发出的电报出现前后矛盾的决定性因素。

　　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根据朱、张、徐、陈意见，为迅取宁夏起见，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在九军、三十军后跟进。”[59]

　　从这封电报中看到，中央同意红三十一军渡河，是根据“朱、张、徐、陈意见”作出的决定，如果联系上文所引用的电报，我们就可以看到红三十一军渡河，是违背中央击破南敌方针的，中央同意红三十一军渡河是不得已的。因为在朱德、张国焘电报中说如果十月二十八日夜十二时前没有收到中央电报，红三十一军就开始渡河。因而中央在十月二十九日拍发这封电报时，红三十一军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渡河。中央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同意了三十一军的渡河行动。

　　十月二十九日十九时，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萧克、周纯全：“据毛、周电令，同意三十一军立即渡河，接九军后跟进。”“四军即由我们直接指挥，仍开打拉池，配合一、二方面军打胡敌。”[60]

　　张国焘迅速命令红三十一军渡河，河东就只有红四军配合红一、二方面军击破南敌，这样击破南敌的重任就主要由红一、二方面军来承担。

　　十月二十九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萧克、周纯全、王宏坤、陈再道并朱德、张国焘：“接朱、张二十八日十九时命令，决集中一、二、四方面军主力于海原、打拉池一带消灭南线进犯之胡、毛、王部，并令三十一军火速开打拉池，四军一部在原地迟滞敌，主力跟三十一军向打位池进。”[61]

　　朱、张二十八日十九时命令，[62]是要集中三个方面军进行海打战役，是要贯彻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本来在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的要求下，中央已经同意红三十一军渡河，可是这时徐向前、陈昌浩却又表示执行朱、张二十八日十九时命令，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发现直接的档案文献资料依据，但是我们从其他档案文献资料中可以判断出这可能是红军总部中朱德、彭德怀、林育英的斗争所致。

　　通过我们对引用的档案文献资料的考察可以发现，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红三十一军渡河的主导力量。虽然在原定计划中是要红三十一军渡河的，但是由于南敌推进迅速，在中央确定击破南敌的方针，特别是红九军渡河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仍然在按原定计划继续要求红三十一军渡河，并且一度付诸于实施。这就违背了中央在红九军渡河后要求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留在河东击破南敌的重要指示，也就违背了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一再要求下，同时也是得知红三十一军已经开始西渡的事实后，才不得不同意了红三十一军的渡河行动。

　　③       关于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和河东三大红军主力西渡问题。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和河东红军三大主力西渡问题。

　　十月二十五日十六时，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一、四方面军布置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并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其河右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和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若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63]

　　由前文我们知道，这封电报是张国焘盗用彭德怀的名义联署发出的，实际上并不代表彭德怀的意见。徐、陈二十四日电提出红四方面军要以三个以上的军渡河，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张国焘不仅同意徐、陈要求红四方面军三个以上的军过河的建议，而且实际上默许了红四方面军还可以全军西渡。这就与中央的要求产生了矛盾。红三十军渡河后，中央原先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但是在红九军渡河后，又命令红四方面军剩余的三个军留在河东，在击破南敌后，再以一个军渡河，而留下两个军与红二方面军抗衡南敌。中央始终没有同意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

　　十月二十六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

　　“甲、为开展目前战略方针，争取主力，吸引敌人于兰州方面，并尽力能迟滞会、定前进之敌，我们即遵二十五日收到总部158号批准二十四日提议之电示，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大力压迫，两个军速控五佛寺、一条山、红水一带战略地区，留五军在河岸监视靖远、一条城之敌及守船任务，四军位现阵地扼阻会、定敌人。

　　乙、今十七时，我们即出动过河指挥，总部有何指示，望速告。”[64]

　　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在得知中央南破南敌的方针后，却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积极执行张国焘的命令，而且还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直属部队过河。从电报中红四方面军五个军的分布态势看，三个军渡河，一个军看守渡口，一个军在阻击南敌，显示出全军西渡的迹象。

　　十月二十六日十七时，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同意你们布置”。“首先查由一条山经中卫去夺宁夏地区，或由中卫去取定远营，一般地形条件如何?一条山、五佛寺一带粮食情况如何?是否允许用四个军去打中卫、北关?须考虑。”“你们应以一部在靖远下游陡城堡、东海一带，收集渡河(船只)，控制这些渡口，虎豹口船只将来也可同夜赶到陡城堡，四方面军后卫将来从该处渡河。”[65]

　　我们看到，张国焘同意徐向前、 陈昌浩就红四方面军渡河问题的请示，同时也对红四方面军在河西的行动进行询问，并提出了一些要求。从这里可以看出张国焘还是有执行宁夏战役意向的。但从张国焘提出“是否允许用四个军去打中卫、北关”来看，当时至少是准备红四方面军四个军西渡的。从下文“四方面军后卫将来从这里渡河”来看，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意向已是昭然若揭了。

　　十月二十七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并毛泽东、周恩来：

　　“甲、敌如先知我已渡河，估计其企图一面增兵兰州，施行拦头政策，一面从西南方向向我压迫，飞机朝夕扰乱。现船只十六只，船钉用完，不易隐蔽，西岸掩护部队至少需三个团，如渡河时间延长，渡河点恐有被敌切断，船只有被敌破坏之可能。

　　乙、为了迅速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及便利迎接一、二方面军渡河起见，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以一个军对待兰州之敌，四个军迅出中卫、宁夏，并放船到大庙及中卫，迎接一、二方面军。

　　丙、如果一、二方面军可单独完成宁夏战役计划，无须我们在技术力量上配合时，提议四方面军亦须全部渡河，准备在兰州、平番间与敌部分决战，亦乘机占兰州之线死守均较妥当。

　　丁、四方面军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护顾此失彼，不但开路、掩护、决战均难完成，甚至根本影响战役计划，望重决速示，万勿坐失良机。我们已至大卢子，三十军除一个团今晚渡河外，余部已全渡河，二十七师一部及军直明晨前可渡河。”[66]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提议红四方面军不论执行宁夏战役与否，均应全部过河。如果需要红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渡河后，就要迎接红一、二方面军渡河，与红一、二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如果红一、二方面军能够单独进行宁夏战役，红四方面军渡河后就要向甘西行动。

　　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而且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还要求红一、二方面军西渡，甚至还流露出红四方面军单独向甘西进军的苗头。这就违背了中央的计划。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在红九军过河后，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红二方面军，甚至还要抽调红一方面军南下，集中力量击破南敌，停止南敌的进攻。此后，红四方面军再调一个军渡河，留在河东的红四方面军两个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抗衡南敌，而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则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在占领宁夏，获得国际援助后，再去进军甘西。

　　由此看来，中央不仅不同意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也不同意红二方面军西渡，中央不同意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原因还是因为如果这样做就是红军主力向河西进军，必然会失去河东根据地，而这恰恰违背了中央东进路线的要求。这样我们看到，中央执行宁夏战役是以不丧失河东根据地为前提的。在占领宁夏前，中央也是不同意向甘西进军的。

　　十月二十八日十三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到新阶段，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照张电位置(于)眼井堡、三塘驿地区，准备以一军向中卫、一军向定远营，其余以坚决击破南敌为目的，务必消灭其进攻部队之一部或大部，根本停止其追击。现当敌人轻我锐进之时，正是我们打胜仗的时候。[67]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是希望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的。这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红四方面军单独向甘西退却的行动。这封电报强调指出，现在战机有利，红四方面军留在河东的三个军与红一、二方面军联合击破南敌，停止南敌的进攻，为实施宁夏战役创造条件。

　　十月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并徐向前、陈昌浩：

　　“估计敌人必系齐头并进，我军又须迅速取得定远营和宁夏地区。一方面军此时须集结同心城，准备向金积、灵武进。二方面军此时必须得到休息机会。四方面军主力须迅速取得宁夏、定远营。

　　我们对具体部署有如下意见：

　　(1)三十一军即跟三十、九两军后面，迅速渡河。该三个军至少以三个团扼守一条山、大卢塘阵地，对两马。指部即率两个军以上兵力，迅出中卫，先头精干一个师袭击中卫附近要点，以便接引主力进入中卫以东地区，消灭马鸿逵部;迅以一个军出定远营。五军暂位三角城一带休整，将来可移到五佛寺、中卫间休整。四军即在郭城驿、打拉池线迟滞敌人。

　　(2)一方面军迅集同心城，将来与四方面军主力在金积、灵武地区，隔河会合。如有必要，一方面军即以一部或主力渡河，配合四方面军完成基本任务。

　　(3)二方面军仍在海原地区活动，将来移到适当地点休整。”[68]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张国焘计划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三十一军过河后向中卫、定远营开展行动，红五军也渡过河，在五佛寺、中卫间休息，这样红四方面军四个军就渡过了黄河，只留下红四军在河东迟滞敌人，张国焘就将击破南敌的任务甩给了红一、二方面军。在南敌的快速推进下，留在河东的红一、二方面军自然首当其冲，击破南敌的任务就必然主要由河东的红一、二方面军来承担。在红四方面军几乎全军西渡的情况下，张国焘仍在要求红一方面军渡河配合红四方面军完成任务。不知张国焘是否想过，如果南敌北进，一旦河东红一、二方面军顶不住南敌的进攻，南敌与北敌打通，又如何进行宁夏战役呢?

　　据张国焘回忆，为了红四军、红三十一军能够渡河，他曾要求徐海东派人侦察渡口，徐向前、陈昌浩也曾给他拍电报要求红四军、红三十一军西渡黄河，不过是由于国民党军已封锁渡口，失去渡河的机会才作罢。[69]

　　实际上，直到十一月四日，徐向前、陈昌浩还在致电朱德、张国焘：“建议四、三十一军成一路，可令其过河增我方;如只使任掩护的消耗战，于决战时则分散牵制，似不能鼓起指战员的灭敌雄心。” [70]

　　从上面我们引用的档案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红三十军过河后，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面对南敌的迅速推进，当中央提出击破南敌的方针，明确提出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的要求后，他们竟然按原定计划继续命令红九军渡河。

　　在中央获悉红九军已经开始渡河的消息后，才不得不同意了红九军渡河的行动，但是明令红四方面军河东三个军和红二方面军必须击破南敌，停止南敌的进攻。可是随后徐向前、陈昌浩于二十七日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建议，从而使河东击破南敌遇到很大困难，中央才不得不调动抗击北敌的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南下作战。

　　由于这时红三十军、红九军已经西渡，红五军当时正在黄河两岸看守渡口，随时可以全军渡到河西，而红四军正在河东前线阻滞敌人。因而这个时候要求全军西渡就首先体现在红三十一军的渡河上。

　　我们知道，红九军渡河后，从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河东三个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击破南敌看，在击破南敌之前，中央是不会同意红四方面军三个军中的任何一个军西渡的。同时，从宁夏战役计划的部署看，中央是要求红四方面军两个军与红二方面军联合抗衡南敌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央是反对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当然也没有要求红二方面军西渡。不论在击破南敌前，还是在击破南敌后，中央都是反对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这样我们看到，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不仅违背了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而且也背离了《十月作战纲领》中关于红军三大主力的兵力部署要求。

　　由此可以看到，在红九军渡河后，中央本来是不同意红三十一军渡河的，但是在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的反复要求下，同时也鉴于红三十一军已经开始了渡河的行动，中央才不得不同意红三十一军渡河。海打战役前，红三十一军最终也没有渡过河去的主要原因据现有史料判断还是因为朱德、林育英、彭德怀的斗争所致。

　　由此我们认为，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在红九军渡河问题上是违背中央击破南敌方针的，而后提出的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当然包括红三十一军、红五军西渡)不仅违背了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而且也违背了宁夏战役计划关于红四方面军的兵力部署要求。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的迎接红一、二方面军渡河的提议，实际上表明他们有要三个方面军共同西渡黄河的意向，而这恰恰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要求，是与中央的东进路线背道而驰的。

　　(4)在抢占定远营方面产生的分歧。

　　是由红一方面军还是红四方面军占领定远营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产生了重要分歧。

　　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由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占领定远营。

　　我们先看下面的档案文献资料。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并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

　　“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头卢塘、三眼并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击战略要地之定远营。”[71]

　　这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由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以一个军袭击定远营。

　　十月二十六日一时半，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72]

　　由于红九军已经开始渡河，在这封电报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明确提出红九军渡河后必须攻占定远营。

　　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三十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占，不便利，又失时机。”[73]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电报中特别强调红九军必须攻占定远营，并讲了之所以由红四方面军而不是红一方面军攻占定远营的原因。这实际上是要求彭德怀在河东通过与张国焘的斗争来执行中央的这个决定。

　　十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朱德、张国焘：“九及三十军速赴河岸西，向中卫、定远营扫荡前进。”[74]

　　由以上我们引用的档案文献资料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原先计划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击破南敌，而由红四方面军西渡两个军中的一个军占领定远营。但在红九军渡河后，又命令红九军必须占领定远营。由此可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要求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去占领定远营的。

　　②       张国焘主张由红一方面军来占领定远营。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档案文献资料。

　　十月二十四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报毛泽东、周恩来：“一方面军主力最好于结冰前在宁夏地区渡河，抢占定远营。”[75]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张国焘明确提出红一方面军占领定远营。

　　十月二十五日十六时，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电报提议：“一方面将来主要在金积、灵武、中宁、中卫段渡河，以从五堆子渡河为次要，必要时可从五佛寺渡河。”“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去取定远营，一则地较窄，一则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76]

　　据彭德怀说，这封电报是张国焘发后才给他看的，是“阴谋的强奸式的”[77]，因而这封电报并不代表彭德怀的意见。从电报中可以看到，张国焘要求红四方面军重点控制五佛寺渡口，而他又认为从五佛寺去取定远营“似不便”，这实际上是说不宜由红四方面军从河西去取定远营。张国焘认为“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当时红一方面军主要集中在宁夏附近，这实际上是建议红一方面军去占领定远营。

　　由此我们看到张国焘是希望由红一方面军去抢占定远营的。

　　由以上我们引用的档案文献资料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攻占定远营，而张国焘却要求红一方面军去取定远营。这就说明在是由红四方面军还是红一方面军来攻取定远营的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

　　(5) 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向甘北(西)发展的迹象逐渐显现。

　　本来，中央同意红四方面军渡河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但是我们看到在红三十军渡河成功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他们签署的电报中却流露出向甘北进军的迹象。

　　红三十军渡河成功后，十月二十五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并报毛泽东、周恩来：“宁夏甘北地区广大，人烟稠密，物资丰富。”“目前部队正在夺取甘北、宁夏，巩固与扩大陕甘宁边区，实行停止内战，准备出师东北抗日，大大扩大红军，高度巩固部队，尽一切扩大力量，争取广大回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学习与发扬我三十军英勇坚决战斗的模范。”[78]

　　按照中央宁夏战役计划的要求，红四方面军渡河后，是要向北攻占宁夏的。可是我们从这封电报中看到，徐向前、陈昌浩却流露出向甘北发展的意向。

　　十月二十五日，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在谈到红军三大主力的行动纲领时指出：“根据中央军委历次关于战略方针指示，我三个方面军在这一时期以占领宁夏地区，扩大甘北活动地区和尽量巩固陕甘宁赤区以及维持扩大活动地区，吸引胡、毛、王、关诸敌于西兰大路一带，接通远方，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公开形成为战略目的。”[79]

　　彭德怀说这一封电报是“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的强奸式的”，[80]因而这封电报并不代表彭德怀的意见。我们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到，在红军发展方向上，除了占领宁夏地区，又增加了向甘北地区进军的内容。这样就与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出现了不合。这是一个严重的动向。

　　我们从十月二十七日徐向前、陈昌浩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徐、陈提议不论红四方面军是否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四方面军亦需全部渡河，准备在兰州、平番间与敌部分决战，亦乘机占兰州之线死守均较妥当。”[81]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徐、陈有使红四方面军向甘西退却的动机。

　　从以上所引用的三封电报中可以看到，在红三十军渡河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表示在继续按照中央要求占领宁夏地区的同时，又流露出向甘北发展的意向。这种意向在河东南敌快速推进，与北敌打通，河东红军主力向东转移，红一方面军暂时不能渡河与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情况下，最终演变成向甘西进军的实际行动。

　　2、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分歧的历史评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对待南敌作战方针上的分歧，不仅鲜明地表现在对待南敌是采取击破还是迟滞的战术措施上，而且也表现在红四方面军在黄河两岸的兵力分布上。在是由河东红一方面军还是河西红四方面军来攻占定远营问题上，他们之间也存在着重要分歧。与此同时，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签署的电报中却不时流露出向西退却的动机。那么，从今天的角度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来看待他们之间存在的这些分歧呢?

　　我们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河东南敌迅速推进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作战方针上。这一分歧直接关系到对南敌采取的战术措施、红四方面军在黄河两岸的兵力分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已经电令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首先要击破南敌，停止南敌进攻。否则一旦南敌与北敌打通，就会给宁夏战役的实施带来很大困难。这实际上就是说欲进行宁夏战役就必须首先停止南敌，停止南敌是进行宁夏战役的必要条件。只有击破南敌，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才能够停止南敌。而要击破南敌，就必须对红四方面军在黄河两岸的兵力部署暂时作出调整，集中红四方面军三个军与红二方面军一起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这样我们看到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南敌进攻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施宁夏战役。

　　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置中央为了击破南敌，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的命令于不顾，仍然在按原定计划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在红九军渡河后，不顾中央作出的红四方面军河东三个军击破南敌的指示，仍然主张红四方面军继续渡河，直至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要求，这样就将河东击破南敌，抗拒北敌的任务推给了红一、二方面军。由于南敌是运动之敌，推进迅速，在红四方面军继续西渡的情况下，为了击破南敌，中央就不得不抽调准备渡河实施宁夏战役的红一方面军南下作战，来填补由于红四方面军相关部队渡河后在抗击南敌方面形成的空缺，这样不仅劳时费力，贻误时机，而且还消弱了对北敌的抗衡，严重影响到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尽管我们从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当时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他们这样做是打着配合红一、二方面军进行宁夏战役的旗号来西渡的，这就不禁使我们产生疑问：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南敌猖狂进攻，中央指示要击破南敌的关健时刻，他们却命令红四方面军迅速渡河，他们为什么不执行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集中力量和南敌进行决战呢?如果一旦阻止不住南敌，南北两敌打通，又如何实施宁夏战役呢?

　　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担心如果南敌猖狂北进，一旦与北敌打通，南北两敌联合起来就会给宁夏战役的实施带来很大困难，甚至会导致宁夏战役的中止，因而才确立了击破南敌的方针。

　　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一旦难以停止南敌就会对宁夏战役的实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甚至会导致宁夏战役难以实施的判断是否正确呢?

　　这本来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因为当时中央正是从宁夏地区敌人力量薄弱这一现实出发才提出实施宁夏战役计划的，如果不能停止南敌进攻，一旦南北两敌打通，北敌获得南敌的增援，宁夏地区敌人的兵力得到空前增强，我军就会失去实施宁夏战役的先机，最终将会导致宁夏战役计划不得不放弃。我们从后来南北两敌打通后，河东红军向东转移，宁夏战役中止的史实中可以看到中央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可是，为什么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呢?难道是他们认识的局限吗?如果仅仅是认识的局限，当时他们没有认识到击破南敌是进行宁夏战役的必要条件，那么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击破南敌问题上向他们指明了这一点后，[82]他们还是极力主张西渡呢?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对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说渡河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产生质疑：

　　如果红四方面军渡河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那么在不击破南敌的情况下，南北两敌打通，北敌得到空前增强，又如何实施宁夏战役呢?

　　如果不是为了实施宁夏战役，那么从河西的地理状况上看，西渡黄河就是为了向甘西退却了。

　　我们还可以从如果难以击破南敌河东，河东红军的行动方向上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如果难以击破南敌，停止南敌向北进攻，在南敌的进逼下，河东红军将被迫向东转移，或者西渡黄河。

　　如果河东红军主力向东转移，远离黄河渡口，又如何能够渡河实施宁夏战役呢?如果河东红军向东转移，单靠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能够实施宁夏战役吗?我们从徐向前回忆 “如我们单独北进取定远营，通过腾格里沙漠至少需四天以上的行程，部队缺粮、缺水，缺骆驼，很难完成任务。而且，苏联的军用物资何时到达那带，还是未知数。我孤军深入该地，取不到援助物资，就有被宁马封锁和消灭的危险”[83] 中可以看到，单靠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是难以实施宁夏战役的。既然这样，那么他们西渡的目的是为了实施宁夏战役就让人生疑了。

　　如果河东红军主力西渡黄河，在南北两敌业已打通，北敌得到增援的情况下，仍然会给宁夏战役的实施带来很大困难。由于河西地形独特，红军西渡后，东面、南面均有黄河天险相隔，河西红军只有向北进攻宁夏，或者向甘西退却两个发展方向。这样在向北实施宁夏战役出现很大困难的情况下，也就不得不向甘西退却了。

　　从以上我们对河东红军主力不论向东转移，还是西渡黄河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西渡的行动实际上潜藏着他们西退的动机。

　　定远营是实施宁夏战役接物攻宁的重要枢纽。可是我们看到，张国焘却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攻占定远营方面产生了重要分歧。张国焘要红一方面军去攻占定远营，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明令过河后的红九军必须攻占定远营。

　　鉴于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后，东、南两面有黄河相隔，只有向北、西两个方向可以发展。由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定远营攻击，既“便利”，又占“时机”，而张国焘却将攻占定远营的任务推给尚在河东的红一方面军，这实际上就使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避开了向北对宁夏的攻击。在避开北向宁夏进军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也就只有向西退却了。当毛泽东得知张国焘要求红一方面军攻占定远营后，就敏锐地意识到张国焘有出凉州之意，[84]因而明确要求红九军必须占领定远营。这不仅是因为这样便利，而且这样也就可以把张国焘拉上宁夏战役的轨道，防止张国焘向西退却。

　　我们由此看到从张国焘要求由河东红一方面军，而非中央电令的河西红四方面军来攻占定远营，可以反映出他对待宁夏战役的消极态度，也反映出他有向甘西退却的动机。在攻占定远营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的分歧实质上反映了红四方面军是和红一方面军联合进行宁夏战役，还是单独向甘西退却。

　　从上文我们引用的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中也流露出他们具有西退的动机。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击破南敌方针上，在是由河东红一方面军还是由河西红四方面军攻占定远营的安排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是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还是单独向甘西退却，从性质上说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的斗争。

　　（三）要正确认识和准确界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看到，在南敌快速进攻之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定了击破南敌的方针，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命令红四方面军至少三个以上的军西渡黄河，直至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要求。

　　虽然红三十军渡河前报告了中央，但是我们通过对档案文献资料的研究可以发现，当时张国焘在南敌快速推进之下，对红三十军渡河的心情是急迫的，希望红三十军尽早强渡成功，开辟一条西渡通道。

　　红三十军渡河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明确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和红二方面军一起击破南敌。可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不顾中央的命令，让红九军开始了渡河。在中央得知红九军已经开始渡河的消息后，才不得不同意了红九军的渡河行动。

　　红九军渡河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明确要求红四方面军其余三个军留在河东，和红二方面军一块击破南敌。待击破南敌后，再以一个军渡河。可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此时，红三十军、九军已经渡过黄河，红五军正在河边看守渡口，这时渡河的部队就集中体现在红三十一军的西渡上。红九军渡河后，从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留在河东击破南敌的命令看，在击破南敌前，红四方面军留在河东的三个军继续渡河是违背中央击破南敌方针的。但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造成红三十一军西渡的事实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又不得不同意了他们的渡河要求。但是由于林育英、朱德、彭德怀等人的斗争，红三十一军已经渡河的部队又返回来参加海打战役，才没有渡过河去。后来，由于张国焘在海打战役的关健时刻，命令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撤出阵地，导致海打战役流产。这样南敌推进，在渡口附近的红五军才奉徐向前、陈昌浩之命收兵西渡，才导致了西路军的形成。

　　我们通过对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的档案文献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南敌快速推进下，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希望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这不仅违背了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而且也背离了宁夏战役计划要求红四方面军两个军留在河东抗击南敌的部署，同时更是与中央的东进路线背道而驰的。

　　不论是红三十军，还是红九军、五军以及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黄河问题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保持了高度一致，而屡屡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计划和指示相背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往往是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采取行动后，从大局出发才不得不认可了他们的行动。

　　因而我们说在红四方面军一部渡河，西路军形成问题上，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的主导力量，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处于从属地位。出现这个状况的原因还是因为红四方面军深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

　　（四）、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张国焘路线的影响

　　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斗争，那么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根据以上我们对档案文献资料的考察，下面我们再来进一步分析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张国焘路线的影响。

　　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与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的斗争及张国焘西退路线对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的影响。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张国焘不论是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还是主张河东红一方面军占领定远营，实际上潜藏着红四方面军向西退却的玄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的东进路线认为红军主力必须向东发展，但是不排除在适宜条件下派出一个支队向河西进军。这是长征期间毛儿盖会议决议中关于东进路线的内容。[85]这个内容不论是张国焘还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都是知道的。因而从东进路线的要求出发，在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的条件下，从逻辑上来讲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应该知道中央是不会再同意河东部队西渡黄河的，但是我们却看到不论张国焘还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均不但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甚至流露出红一、二方面军西渡的要求，这实际上就是主张红军主力向河西进军，这样我们就不能不说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央的东进路线，而是仍然受到西退路线的影响。

　　从十月二十六日徐向前、陈昌浩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的电报中可以看到，红四方面军五个军的分布态势以及本日十七时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过河来看，他们显然是作好了全军西渡的准备[86]，随后得到了张国焘的批准。[87]十月二十七日，徐向前、陈昌浩向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建议[88]，迅速得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批准。[89]这个时候，在贯彻执行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以及实施海打战役方面，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虽然曾一度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保持了一致，[90]但是最终还是被张国焘所破坏，没有能够贯彻落实到底。[91]究其原因，尽管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红军总部的朱德、彭德怀、林育英等人的斗争，也有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人手里”的命令，[92]但是鉴于当时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同时张国焘的西退路线在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仍然存在着重要影响，因而最终也没有能够阻止住张国焘的行动。

　　根据前文的分析，如果不能击破南敌，阻止住南敌进攻，河东红军也有可能被逼着西渡黄河。一旦红军主力西渡，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下，河东乃至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就会面临极大风险，我党就可能失去河东根据地。如果失去了河东根据地，国民党军队再沿河布防，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会被限于河西，这样党的工作重心也就转向河西。而河西地区经济、人口、民情、地理环境的局限，又会使党和红军力量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这样就不仅使我党远离抗日战争的前线，难以承担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也会严重制约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未来抗日战争的岁月里难以得到发展壮大。

　　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决反对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进行宁夏战役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而不是放弃河东根据地，这是进行宁夏战役的基础。正是这样，才在《十月作战纲领》中要求红二方面军全部和红四方面军两个军用来抗击南敌。在南敌快速推进下中央又确立了击破南敌的方针，指出击破南敌，停止南敌进攻是进行宁夏战役的必要条件。这不仅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军事上的要求，同时更是处于保护河东根据地的需要，以防止国民党军占领河东，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局限于河西而失去发展前途，为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能够随时向东发展创造的必要条件。这是贯彻执行党的东进路线的必然要求。

　　这样我们就看到，面对南敌的猖狂进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采取了不同的方针。一个主张击破南敌，一个主张西渡，避开敌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由于他们对河东敌我力量对比及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作用的认识的分歧所致。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根据河东敌我力量的对比状况，只要我军集中必要的兵力，利用敌军锐进，创造有利的战机，是可以给予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南敌进攻的。同时，鉴于河东河西经济、人口、民情、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导致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中的不同作用，只有占领河东，向东发展，才能不仅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还可以承担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使我党在政治上处于有利态势，这样不仅有利于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而且也会极大地推动民族解放战争的进程。因而只有击破南敌，停止南敌进攻，防止南北两敌打通，才能保持河东根据地在我手中，为宁夏战役的实施创造必要条件。

　　而张国焘的西退路线则不仅没有认识到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中的不同作用，而且认为经过长征以后红军力量遭到严重消弱，因而红军主力应该向河西的甘肃、青海地区西退，以保全革命力量。这样在南敌的猖狂进攻下，他认为依靠河东我军的力量是难以击破敌人，停止南敌进攻的。因而他主张河东红军西渡黄河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返回头来击破敌人。[93]这样张国焘就将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上。这种不是依靠自我力量却将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援助上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苏联援助一旦不能及时获得，就会给红军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反映出张国焘不仅在与河东国民党军作战上信心不足，而且也缺乏在河东建立根据地的坚定信念。

　　面对南敌的猖狂进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立了击破南敌的方针，主张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主张退却，西渡黄河，而将与南敌作战的任务留给河东的红一、二方面军，这显然是与国民党军作战及在河东建立根据地信心不足的表现。

　　这样我们就看到在击破南敌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反映出红四方面军是与红一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还是单独向西退却，而从性质上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执行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西退路线的斗争。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命令红四方面军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急速渡河，是在张国焘西退路线影响下的行动。

　　2、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张国焘路线中的军阀主义因素的影响。

　　我们通过考察发现，张国焘路线中军阀主义的影响在红四方面军西渡期间与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是有着重大不同的。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张国焘路线中军阀主义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张国焘公然违背中央政治局北上方针，擅自率军南下，而且更表现在张国焘竟然另立“中央”，分裂党。这样就将张国焘路线中的军阀主义行为推向高峰。而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张国焘是在名义上承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尽管采取了不少违背中央指示的行动，但他还是希望自己采取的行动能够获得中央的认可，以使自己的行动披上“合法”性的外衣。这个时候，张国焘路线中军阀主义的影响集中体现在红四方面军多次违背中央指示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性方面。这也在客观上说明当时红四方面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到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根据南敌迅速推进对实施宁夏战役构成的严重威胁，确立了击破南敌的方针，但张国焘却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始终不愿执行命令”。[94]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留在河东，可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置中央的命令于不顾，仍然要红九军渡河。在中央得悉红九军已经开始渡河的既成事实后，才不得不同意了红九军的渡河行动。

　　后来红三十一军也是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一再要求下，中央才不得不同意渡河的。不过是由于实施海打战役的需要，在朱德、林育英、彭德怀等人的坚持下，已经渡河的红三十一军先头部队才又返回河东。但是在海打战役实施的关健时刻，张国焘又命令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撤离阵地，造成海打战役流产，致使河东红军失去击破南敌的良机。[95]

　　在红九军渡河后，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河东三个军与红二方面军集中兵力击破南敌，而红五军则是在尚未击破南敌，又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渡过了黄河。

　　在南敌进攻之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立击破南敌的方针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还曾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要求，这不仅是消极执行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而且也违背了中央《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中关于红四方面军兵力部署的规定。[96]

　　由此我们看到在红四方面军渡河过程中，张国焘虽然多次违背中央的命令和指示，确实存在着独立性的倾向，但在形式上又是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进行的(也就是他们的行动力图获得中央的同意或认可)。这种独立性是张国焘军阀主义的变种，又与张国焘南下时的军阀主义有着重大区别。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红四方面军渡河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存在着严重斗争。这种斗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维护中央东进路线的前提下，处于团结张国焘的目的，实行了灵活的斗争策略，同时张国焘也在形式上承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地位的基础上进行的。在红四方面军渡河及调动问题上，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起着主导性的作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是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斗争具有路线斗争的性质，但是又与张国焘南下有着重大区别(形式上置于中央的领导之下)。

　　这样我们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斗争的整个历程来看，从他们对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的不同影响来分析，我们不能不说张国焘路线对红四方面军的行动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红四方面军的行动虽然起着重要作用，却难以制约张国焘路线对红四方面军的影响，从大局计有时还不得不做出必要的让步。这样我们看到尽管红四方面军的行动违背了中央的东进路线和击破南敌的方针，中央也竭力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但是最终也没有阻止住红四方面军的渡河形动，导致了红西路军的形成。

　　三、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有人说，西路军是奉中央军委打通国际联系的命令向西退却的，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在行动方向上面临三种选择

　　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及直属部队过河后，根据河西的地形，东面、南面有黄河相隔，这样在行动方向上就面临着三种选择：北攻宁夏，西退甘西，东返河东。

　　1、北攻宁夏。

　　在河东南敌与北敌打通，河东红军向东转移的情况下，仅靠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宁夏进军，确实有着势单力孤之嫌，处于不利地位。对此徐向前曾回忆道：“如我们单独北进取定远营，通过腾格里沙漠至少需四天以上的行程，部队缺粮、缺水，缺骆驼，很难完成任务。而且，苏联的军用物资何时到达那带，还是未知数。我孤军深入该地，取不到援助物资，就有被宁马封锁和消灭的危险。”[97]彭德怀在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也说，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以袭击镇虏、凉州及其以北为目的，估计目前单独出宁夏不利”。[98]我们从徐向前的回忆和彭德怀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当时他们认为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是不适宜单独北攻宁夏的。

　　虽然导致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北攻宁夏不利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积极要求红四方面军迅速渡河造成的，同时在他们渡河期间也不时流露出西退的动机。但是在南北两敌已经打通，河东红军向东转移的情况下，从这种现实出发，我们也不能不说单独由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北进攻宁夏确实是不利的，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讲当时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没有向宁夏进军也是可以理解的。

　　2、东返河东。

　　在返回河东问题上，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认识到：一是是否失去了返回河东的渡河条件;二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否愿意返回河东。那么，当时到底是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失去了渡河的条件，难以返回河东呢，还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根本就不愿意返回河东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从渡河条件上来说，我们现在尚未发现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难以返回河东的切实有力的证据。

　　程世才曾回忆道：“红三十军两个团占领五福寺的第二天，忽然接到总部电报，命令我们大量收集船只，准备回陕北去。……回河东，去陕北是我们衷心盼望的，所以接到电报后十分兴奋，经过一天的努力，我们收罗了大船七只，小船十余只，同时将对岸情况也作了些调查。不料第二天上级又来电报说，船只不要了，并命令我带领部队返回一条山。……渡河以来，红三十军虽然节节胜利，但是整整一夜我没有睡好，有很多问题困绕着我：北进宁夏的计划应该放弃，可是为什么东进陕北与中央会合的计划又撤销了呢?‘五马’主力十三个旅在我们周围，胡宗南的一个补充旅随时都可赶到，我军面对着压倒优势的敌人，在这片地瘠贫困，没有群众基础的狭小地区，能够长久地呆下去吗?”[99]从程世才的回忆看，当时是存在渡河条件的。河西部队没有返回河东不是失去了返回河东的渡河条件，而是当时上级领导放弃了返回河东的行动。这个上级领导不是张国焘就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但我们可以肯定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

　　十一月十一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在询问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100]十二日也同样询问张国焘“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101]，我们现在尚未发现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提出的在西路军返回河东方面已经失去渡河条件的有力证据。他们实际上避开了中央的这个询问，却要求西路军向西行动。徐向前、陈昌浩于十一日电告中央“依据现在敌我力量估计，我们可以单独行动(指西路军向西退却—引者注)，完成任务”[102]，而张国焘也于十二日电令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应利用目前时机，在凉州、民勤、永昌、古浪、大靖地区形成巩固的新局面。”[103]从电报中我们看到，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避开中央对他们东返征求意见的询问，是极力主张西路军向西退却的。

　　我们还可从红四方面军在渡河期间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作为来看，他们也是不愿意返回河东的。我们知道，在河东南敌快速推进的情况下，他们匆忙令红三十军渡河，而后不顾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又要红九军渡过了黄河，直至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要求。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所以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匆忙渡河的原因还是为了避开南敌的打击，为了保存红四方面军。这样好不容易渡过了黄河，在河东形势仍然严峻，尚未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斗争形势仍然复杂的情况下，他们又怎么再会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返回河东呢?与其那样，还不如留在河东，何必冒着风险匆匆忙忙地西渡黄河呢?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不愿意返回河东的。

　　我们从前文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对中央向他们询问返回河东有何困难的电报的反应中，也可以看出他们是不愿意返回河东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徐向前的回忆中看到他们对东返是持反对态度的。[104]]

　　这样我们既没有发现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返回河东失去渡河条件切实有力的证据，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不愿意返回河东，因而我们说在没有失去渡河条件的情况下，他们却不愿意返回河东，这是他们自动放弃了返回河东的机会。

　　这样我们看到，在北攻宁夏，东返河东均已被否定的情况下，西退就成了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唯一选择。

　　（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退问题上进行了三个回合的斗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退问题上进行了三个回合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最终同意了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西退行动。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西退却问题上进行的第一个回合的斗争。

　　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背靠黄河，三面环敌，同时在河东敌军也随时有可能西渡黄河的情况下，从自身安危计，向北、西、南三面适度拓展，扩大战略纵深，是必要的。

　　十一月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行动方针请速示，因一条山、五佛寺在地理、生活、敌情各项估计，都不容许我们争取较久时间。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目前大靖、土门、古浪、凉州甚空虚、易袭，不缺粮，人多，均汉人。若不出动，待敌迫近或布妥，在此方即陷于极大困难之境况中。”[105]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首先向中央提出在河东主力不能迅速渡河的情况下，向大靖、平番、凉州行动的建议，并向中央陈述了向西行动的原因。这实际上是河西红军战略行动方向的重大改变，也就是由预先北攻宁夏，转向西退甘西。

　　十一月二日十二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106]

　　在宁夏战役尚未放弃，河东也未击破南敌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并没有同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提议，而是指示他们北攻宁夏的方向仍然不变，但是为河西部队安全计，可以向三面扩大占领地区。

　　十一月三日二十二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一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动。”[107]

　　考虑到河西部队背靠黄河，面对甘青二马，同时河东主力又难以及时西渡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河西红军可以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一线，扩大战略纵深，但明确要求一条山、五佛寺必须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这是要求河西部队要守住渡口，不隔断与河东的联系，以便于在情况不利时随时可以返回河东。由此可以看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河西红军西退是有条件的，也就是不隔断与河东的联系，以便在西进不利时可以随时返回河东。

　　十一月四日八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 “现地区粮难、资材缺，敌据堡寨，须分兵围困，而敌骑四出活动，我又不能分兵行动。如情况不利时，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108]

　　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向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提出放弃景泰一条山地区，向大靖、凉州地区退却的建议。这一提议显然违背了十一月三日二十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他们在景泰一条山地区及五佛寺渡口留一部扼守的指示。

　　十一月五日十四时，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有三十一、四军来接通你们。”“宁夏战役能否实现，取决于明后日之决战，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109]

　　我们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批准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向西退却的建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十一月三日二十二时要求徐向前、陈昌浩在景泰一条山地区及五佛寺留一部扼守的电报也同时发给了张国焘，在张国焘知道中央指示的情况下，却要求徐向前、陈昌浩向西“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迅速占领凉州地区”，“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这显然就违背了中央的指示。这样我们看到，在宁夏战役尚未放弃的情况下，张国焘就将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的行动方向由北攻宁夏调整为西退甘西，率先为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打开了西退的“闸门”。

　　由此我们看到，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西退却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显然具有不同意见。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出向西退却的动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在保持景泰一条山地区和五佛寺渡口的情况下向西退却，而张国焘却命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可以放弃渡口，“不受一切牵制”地向西退却，率先打开了向西退却的“闸门”。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西退却问题上斗争的第一个回合。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西退却问题上进行的第二个回合的斗争。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接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十一月五日十四时批准他们向西退却的电报后，不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他们在景泰一条山地区及五佛寺渡口留一部扼守的指示，于十一月六日迅速制定出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并于当日上报军委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

　　《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纲领中规定：“我四方面军北渡之主力，遵军委电令，有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马步芳野战部队，进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地区，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配合主力行动之任务。”[110]

　　《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主旨是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的行动方向上由北攻宁夏转为西退甘西，从兵力部署上由红一、四方面军共取宁夏变为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单独向西退却。这个战役计划是在中央没有明确表示放弃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情况下，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张国焘十一月五日十四时对他们西退的授权制定的。从这个战役计划的制定看，徐向前、陈昌浩显然执行的是张国焘的西退命令，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命令。可是他们却在这个战役计划的纲领中说“遵军委电令”， 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无怪乎是为了说明他们的西退是遵军委命令行事的，以使他们制定的西退计划披上合法的外衣。

　　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收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制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后，于十一月六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战役计划已读悉，我们同意，希望照此执行。”“你们即在甘北、宁夏西部、青海东部大大扩大行动区，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回蒙革命团体政权机关和游击队等，必要时你们自己提选人员组织地方党和政权机关。”[111]

　　我们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于当日就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并且要求他们可以进一步扩大行动，授权他们建立地方党政机关。

　　十一月六日十七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决将三十军在一条山、景泰、五佛寺一带部队，于今夜撤到荒草渠、锁罕堡线，便击敌。” “五军沿河北岸部队明(七)日全撤收，拟于十日到达大拉牌，九军、三十军、直指均约十日向目的地出发。”[112]

　　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开始调动部队，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了。

　　十一月七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以迅速执行为好，兵力集结应稍靠前。”[113]

　　这是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又一次摧促徐向前、陈昌浩实施《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张国焘十一月五日十四时授权西退的电报制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迅速予以批准，而且还进一步摧促徐向前、陈昌浩要迅速执行，而徐向前、陈昌浩也开始调动部队准备实施《平大古凉战役计划》。

　　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收到徐向前、陈昌浩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后，却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没有立即批准，而是采取了暂时搁置的态度。中央没有立即批准，就进一步表明中央对他们的西退存在顾虑，因而才对他们的向西退保持慎重态度，同时也反映出中央对他们在这个战役计划中打着军委旗号而实际违背军委意图的西退行动表示不满。

　　这样我们看到，根据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十一月五日十四时的授权，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迅速制定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军委和总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当即予以批准，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对此采取暂时搁置的态度。在《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批准上彰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退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就构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退问题上斗争的第二个回合。

　　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西退却问题上进行的第三个回合的斗争。

　　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将制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当即予以批准，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暂时予以搁置。

　　在这种情况下，十一月七日，徐向前、陈昌浩等七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高级领导干部致电党中央并洛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为加强与统一河左岸四方面军部队党政军的领导及保障党的路线的执行，我们提议左岸部队在目前独立行动中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简称西北前委……在军事指挥方面，提议组织军委西北分会。”[114]

　　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高级领导干部主张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这显然是提高了河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领导级别。应该说，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孤悬河西，河东红军向东转移，暂时难以执行宁夏战役的情况下，为河西部队安全计，需要向西适度拓展战略纵深，为了行动的集中统一，提高领导机关的声誉和影响力，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等七名高级领导干部主动提出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河西只有红四方面军的部队，而没有兄弟部队，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不过是换了一个名称而已，由他们向中央请示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可以看出他们是主张向西进行独立行动的。因为如果他们要求返回河东而不是向西退却的话，是没有必要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的。只有向西退却，独立开展行动，处于向西开展新局面，创立根据地，建党建政的需要，才有必要建立新的领导机构和授予新的部队番号。如果我们再联系到他们此前上报的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而中央却予以暂时搁置的处理来分析，可以说他们这次要求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的提议，是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强化了向西退却的信号，恰恰又一次表明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向西退却。

　　由于河东形势的变化，宁夏战役计划暂时难以执行，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制定了《作战新计划》。十一月八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林育英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河东红一、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红四方面军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分别向南、向北行动，而后转战到黄河岸边，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当视情况或者东进，或者回返陕甘，或者南下直鲁豫，到达鄂豫皖，再转回西北，用一至两年完成之。“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115]

　　这个新计划中央尚在征求意见，还未做出最后决定。后来由于河东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和西安事变爆发，结果没有施行。在这个计划中，决定河东红军要转移到外线作战，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从这个计划看，中央开始考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提议，并将他们的提议纳入战略计划。处于慎重考虑，中央还在征求意见，尚未批准他们向甘西退却。

　　十一月八日二十时，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李特等七同志：“提议河西部队组织前委与军分会，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付，其余名单照你们来电批准。”[116]

　　这是一封征求意见的电报。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基本上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的提议，不过是从《作战新计划》中整个红军的分布及行动方向上将河西部队称为西路军，领导机关称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仅仅是改变了名称而已，领导机关的组成人员及主要领导人的任命均照他们的来电批准。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于十一月十日专门就这个问题致电征求朱德、张国焘的意见，在得到他们的同意后，于是十一月十一日十时，中央及军委正式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所部组织西路军”“依照你们提议的名单组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主席，统一管理军事、政治和党务。”[117]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授予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路军番号，同意他们组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是不是就意味着同意了他们的向西退却呢?我们认为还不是这样。因为前文引用的档案文献资料显示，中央同意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在确保景泰一条山地区和五佛寺渡口的情况下，可以向西占领永登、古浪一线。这样处于西退行动的需求，同时中央在《作战新计划》中也初步吸收了徐、陈的提议，因而从大局考虑，从西路军的安危出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虽然授予了他们西路军的番号，同意组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但是并没有明确表示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这就表明中央虽然有同意西路军西退的意向，却尚未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

　　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尚未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十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才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现到何处?情况如何?”“请考虑并电告下列各点：(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118]

　　在电报中，毛泽东、周恩来首先关切地询问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现在所处的位置，遇到的情况如何?然后就东返和西退征求他们的意见。看来，中央对这个问题是慎重的，只有在征求了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意见后，才能就他们的西退做出决定。

　　如果是中央要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退的，应该在先征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意见后，再授予他们西路军番号，同意他们组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而不是在授予番号，同意他们组织军政委员会后，再去就西退与东返去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证明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退，并非出自于中央的决定。

　　西路军西退，标志着西路军行动方向的改变。这不仅关系到西路军的安危，也会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此事显得格外慎重，在征求徐向前、陈昌浩意见的同时，还要征求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意见。

　　十一月十二日十五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甲     河西徐、陈所部现进到何处?情况如何?乙  依据西面情况，他们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119]

　　我们现在虽然尚未发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复电，但是我们根据张国焘在此事上的一贯态度，从逻辑上判断他是同意西路军西退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于十一月十一日向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所发出的征求意见的电报，十一月十二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红军总部：

　　“指挥部全部及八十八师今集大靖附近，……八十九师全部今早出土门。我(九)军主力位干柴洼，截击松山敌一部，经红凉山到古浪。”

　　“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我力量估计，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

　　“提议：此方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以一部尽量控制土门、古浪，迟滞南敌，占领凉州地区后击敌;以一军进占永昌、大靖，扫清道路。我第二步，如受着南敌压迫时，或后路受威胁时，即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在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永。”[120]

　　十一月十三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世才带八十九师今夜向凉州进，明晚袭城。九军主力已集红凉山，准备击松山、干柴洼来敌，海松带八十一团今夜袭古浪。八十八师主力位土门，二六三团今夜向古浪，配合海松动作。五军仍位大靖。”[121]

　　我们从这两封电报中可以看到，西路军兵分两路：右路为西路军主力部队，其主力已经位于大靖、土门一带，前锋已经向凉州进发;左路红九军为偏师，主力已集红凉山，前锋已经向古浪进发。从西路军的兵力分布及发展态势来看，在中央尚未批准他们西退行动之前，他们已经开始执行张国焘批准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并且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针对中央就东返问题对他们的询问，在电报中徐向前、陈昌浩避而不答，反而却对西退充满信心，豪情满怀，向中央表示依靠他们的力量可以单独行动，完成在河西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这样他们就向中央明确表示了他们的西退意见。从后来西路军在甘西的征战历程看，他们基本上是按照在十一月十二日电报中的提议行动的。

　　虽然得到了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就西退充满信心的保证，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退问题还是心存疑虑的。因为尽管共产国际十一月三日表示从新疆提供援助，[122]但是共产国际是否能够及时从新疆提供援助呢?如果共产国际还是像以前那样表示从宁夏提供援助，但是在红军过河后却又突然表示停止提供援助的话，那将会给悬军甘西的西路军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正是由于这样，十一月十三日，中央书记处才致电王明等转共产国际：“请你们切实无误的从新疆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123]

　　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共产国际“切实无误”的提供援助，而且要求他们将“准备情形迅即电告”，这就是说中央不但要看共产国际能否确保从新疆向西路军提供援助，而且也要视他们就援助提供的及时与否来决定西路军的行动。同时，在十一月三日共产国际表示从新疆提供援助的电报中说是要将援助运到哈密的，但是十一月八日中央对共产国际的复电中表示“你们除非能用汽车将物资送到安西，否则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荒无人烟的沙漠。”[124]

　　我们现在尚未发现共产国际的回电，但是从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致徐向前、陈昌浩“同意你们向凉州进” “新疆接济正准备中”的电报中，[125]我们可以断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定是收到了共产国际表示迅速从新疆提供援助并将援助运送到安西的电报，否则的话中央是不会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的。这个判断我们可以从一月十六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西路军“远方货物是只能在约定时间送到安西的”电报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126]由此我们进一步看到中央对西路军西退是极为慎重的。

　　在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执意西退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虽然已经显示出同意西路军西退的意向，但又是忧心忡忡的，对能否调回西路军是没有把握的。

　　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行动，都是脚踏两边船，最好是，向西的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还可以转向东。”[127]

　　我们从毛泽东的发言中看到，他对西路军向西进军是心存忧虑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这时已经收到十一月十二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中央十一月十一日电报的复电，知道西路军在中央尚未同意的情况下已经实施了向西退却的行动。从他说的“能否调回来还是一个问题”来看，显然对西路军能否听从中央的电令顺利东返没有信心。从他说的“最好是，向西的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还可以转向东”来看，这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当徐、陈表示东返比西退更为困难，[128]他们又认为依靠自己能够在河西独立开辟一个新局面，同时鉴于红军主力要离开陕北，因而从维护红军团结的要求出发，毛泽东才说了这样的话。

　　这样，直到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才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同意你们向凉州进”。[129]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最终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这时西路军右路主力已位于凉州、土门一带，其前锋已逼近永昌，而左路红九军已全军抵达古浪。[130]

　　我们看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徐向前、陈昌浩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暂时搁置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却业已批准的情况下，徐向前、陈昌浩却根据张国焘的命令开始了向西退却的行动。徐向前、陈昌浩主动要求中央授权他们组织单独行动的领导机构和部队番号，在中央就东返和西退征求意见时，他们执意于西退，认为依靠他们自己力量能够完成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这样经过反复考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最终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这就构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斗争的第三个回合。

　　（三）要正确认识和准确界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向西退却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

　　前面我们通过对红四方面军一部渡河后向西退却的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到，最初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率先提出向西退却的动议，而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鉴于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渡后，在甘、青二马的进攻下，背靠黄河，处境危险的实际情况，才同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保持景泰一条山和五佛寺渡口的条件下，可以向西适度展开，占领永登、古浪一线。而张国焘却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要他们消灭马步芳部，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为此，可以不受一切牵制地独立去完成任务，必要时可以放弃五佛寺渡口。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行动问题出现分歧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根据张国焘的授权，迅速制定出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并上报军委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张国焘当即批准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并催促他们及早执行这个计划，向西退却。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对这个计划予以暂时搁置。这又一次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向西退却问题上的分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虽然同意授予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路军番号，批准组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作战新计划》中接受徐、陈提议，初步决定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这不过是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开始考虑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西退主张，具有了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退的意向，但还没有明确表示同意西路军西退。可是我们看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尚未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情况下，徐向前、陈昌浩却奉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命令于十一月九日夜开始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向西退却。[131]

　　在西路军开始向西退却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就东返和西退问题征求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意见。徐向前、陈昌浩在十一月十二日电报中回避了东返问题，却对西退作出了信心十足的保证，表示依靠西路军自身力量可以独立完成创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从十二日、十三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当时西路军右路前锋已抵凉州，主力在土门和大靖一带，而左路红九军主力位于干柴洼，前锋直达红凉山，进逼古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电报中分明看到，在中央尚未批准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已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付诸于实施，西退行动已经成为既成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得到共产国际“确实无误”的从新疆提供援助，并把援助运抵安西的保证后，才于十一月十五日最终同意了西路军的西退行动。而这时西路军右路的前锋已经越过凉州，直逼永昌，而左路红九军则已全军到达古浪县城。

　　既然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中央迟迟没有表态，但是又为什么最终又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呢?我们经过研究发现，导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最终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上的原因是复杂的。本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向甘西退却表示忧虑，但是在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的执意要求下，西路军未经批准已经开始了向西退却的行动，处于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考虑，苏联又表示从新疆提供援助，处于打通国际联系，开辟河西根据地的需要，又与中央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和东进路线没有根本性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才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主张的向西退却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的向西适度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同。张国焘率先要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可以不受牵制地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而且又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根据他十一月五日授权西退的电报制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这样就为西路军打开了西退的“闸门”。同时，我们也看到，不论从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行动方向的提议和东返、西退问题的选择上，还是从《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显然是消极对待中央征求他们东返的意见，积极执行张国焘的西退命令，热衷于西退。因而，我们认为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导致西路军西退的主导力量，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在西路军西退过程中处于从属被动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在西路军已经造成西退的既成事实后才不得不同意了西路军的西退行动。

　　（四）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张国焘路线的影响

　　那么，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向西退却中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1、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西路军的向西退却，是在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执意要求下，打着打通国际联系和开辟河西新局面的旗号，经过十余天的反复斗争才最终确定下来的。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准西路军西退前，曾就西退和东返问题征求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意见。据徐向前说：“陈昌浩拿不定主意，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我在发言中列举了西进新疆的好处：(1)解决了西路军的战略靠背问题;(2)能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3)回过头来再打马家军，易如翻掌;(4)对河东红军和友军，能起到有力的鼓舞和策应作用;……我列举了五六条理由，说明西进的必要性。大家赞成我的意见，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与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于是下决心西进，向中央表了态。”[132]由此看来，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是同意西路军西退的，认为东返比西退更为困难。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发现张国焘就西退问题的文献档案资料，但从前面张国焘放手让河西红四方面军部队向西退却和当即批准并催促迅速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来看，他是支持西路军向西退却的。

　　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在中央要求击破南敌的情况下，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如果一旦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抗衡南北两敌的重担就压在了红一、二方面军的身上，因而这个时候的西渡确实具有避战的考虑。在他们好不容易令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后，同时还在要求红四方面军留在在河东的两个军西渡的情况下，[133]他们又怎么会同意河西红四方面军部队东返呢?因为这个时候返回河东，在河东尚未打破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情况下，东渡部队势必还要承担起打破河东国民党军“围剿”的重任。由其那样，当初他们又何必急急忙忙地西渡呢?因而我们认为从他们处于避战的考虑才进行西渡，而河东又尚未打破“围剿”，这个时候东渡还要担负起与敌作战的重任来分析，他们是不愿意东渡的。

　　至于东渡有没有机会，我们从十一月七日徐向前、陈昌浩令河西红五军看守渡口的部队撤收来看，[134]他们已经主动放弃了河西渡口，隔断了与河东的联系。他们在中央征求东返意见的回电中，避而不谈东渡的困难，也就进一步说明不管东返有无机会，其码从他们心理上已经放弃了东返的要求。

　　我们再从河东河西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比上进行分析。河东是国民党中央军，河西是甘、青二马。两相比较，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认为那个战斗力更强呢?我们从当时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签发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他们是轻视马家军的。徐向前后来也承认“我们过黄河后，轻视马家骑兵，这是我们的错误。”[135]陈昌浩也认为当时西路军没有东渡是因为害怕河东国民党中央军，认为马家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才向西退却的。[136]因而我们认为，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从当时河东河西的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比来看，河东的国民党中央军的战斗力显然强于河西甘、青二马，因而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应该避实击虚，向着敌人力量薄弱的河西而不是敌人力量强大的河东发展也有把握取得胜利。

　　这样我们看到，从他们执意于向西退却而不愿意返回河东来看，他们确实是对在河东消灭国民党中央军信心不足。正是由于这种信心不足的悲观心理，同时又鉴于对河东河西敌人力量对比巨大差异的认识，才成为驱使他们放弃东返，执意于向西退却的强大动力。

　　我们看到，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执意西退的。从徐向前、陈昌浩十一月十二日致中央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他们在十一月十日致中央的电报中有关于河东红军主力行动的建议。[137]十一月十日的电报现在尚未公布，因而我们还难以知晓他们在这个电报中关于河东主力行动的具体建议。但是我们从该电发出前后徐向前、陈昌浩关于红军主力行动的一贯态度来分析，从逻辑上判断他们应该是建议河东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当然我们的这个判断尚有待于该电公布后的验证。

　　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希望红四方面军全军向西退却的，直到十一月四日他们还在要求红四军、三十一军西渡归还建制。[138]如果红四方面军全军向西退却，实际上就是红军主力向西退却了，最起码是在红军兵力的分布上超过了河东。我们再联系到他们对河东河西国民党中央军与甘、青二马实力对比差异的认识，由此产生的在河东战胜国民党中央军信心的不足而采取的避战行动以及热衷于向自认为虚弱的甘、青二马盘踞的河西退却来进行综合分析，我们就不能不说这显然受到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

　　2、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张国焘路线中军阀主义因素的影响

　　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退问题上确实向中央发出了请示电，同时也将执行西退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中央，中央也最终同意了他们的向西退却。如果我们单纯从这几点上来看，似乎他们是执行中央的命令进行西退的。我们通过对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不过是采撷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退问题上的几个片断，还远远没有反映当时斗争的复杂状况，更没有反映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在西退问题上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时候，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命令还是张国焘的命令。

　　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向西发展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在不隔断与河东联系的情况下，也就是保留景泰一条山地区和五佛寺渡口的条件下，向西适度发展。而张国焘却要求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可以放弃渡口，向西退却。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出现分歧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根据张国焘的命令制定了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军委和总部。在《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已被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批准，而尚未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准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就已将这个计划付诸于实施，开始了西退的行动。鉴于西路军已经开始了西退的行动，同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表示可以独立完成任务，共产国际也表示可以及时从新疆提供援助，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最终不得不同意了西路军的西退行动。

　　由此我们看到，在西退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显然存在着严重分歧。在未经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张国焘就擅自批准了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的向西退却。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出现分歧的时候，徐向前、陈昌浩却执行了张国焘的命令。不论是《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制定还是实施，都表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积极执行张国焘的命令，而消极对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和命令的。因而我们说，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虽然在形式上看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但是他们在西路军的向西退却问题上却时时表现出独立性。他们是在造成西退的既成事实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从大局出发不得不同意了他们的西退行动。这反映出西路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而呈现出张国焘军阀主义的若干色彩。但是这与南下又有着重大不同，也就是这个时候他们不过是在形式上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而已。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西路军西退是在张国焘路线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西路军的向西退却虽然报告了中央，但是他们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尚未批准的情况下就开始了西退的行动。我们再联系到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南敌进攻下迫切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来分析，他们要求向西退却的意向是明显的，坚定的。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使得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东返和西退问题上毅然选择了西退。他们选择西退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河东河西国民党军队实力对比的差异，因而他们才决定向国民党军队较弱的方向河西退却。虽然徐向前、陈昌浩采取的西退行动希望获得中央的同意，但是在中央与张国焘在西退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情况下，他们执行张国焘的命令制定出西退计划，又在中央尚未同意的情况下开始了西退的行动。我们就不能不说这是他们独立性的重要表现，仍然呈现出张国焘军阀主义的若干色彩。这也在客观上说明西路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

　　四、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两条路线的斗争

　　西路军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九日夜向西退却，到一九三七年三月中旬兵败祁连山，在甘西转战了四个多月时间。由过河时的二万一千八百人，锐减为三千余人。而后西路军余部在祁连山中经过艰难的行军，最终只有四百余人到达新疆，酿成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酿成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呢?

　　我们先对西路军在甘西转战的基本概况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一）西路军在甘西转战的悲壮征程

　　我们知道，西路军于十一月九日夜奉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命令兵分两路向西退却。右路红三十军、红五军、西路军总部及直属部队为西路军主力，左路红九军是支队。右路进军异常顺利，围大靖，降土门，困凉州，不战而得永昌，乘胜占领山丹，而左路红九军却遭袭镇虏堡，血战干柴洼，激战横梁山(红凉山)，鏖战古浪城，在马家军的重兵围堵下自身伤亡二千四百人左右，折兵三分之一以上。而后左路与右路会合，平大古凉战役结束。

　　鉴于苏联的援助尚未准备好，难以立即运到安西，同时安西孤悬河西，远离河东，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于十一月十八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 “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又电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中央实际上是要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慎重对待苏联援助，不要向西深入过远，在这个地区创立根据地，保留东边回旋余地，以便在情况不利时可以随时返回河东。西路军在这个地区呆了一个多月，将兵力部署在东起凉州四十里铺，西至山丹三百余里的战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这样在马家军的进攻下，就处于被动防御态势，难以集中兵力，消灭敌人。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央有调西路军东返的意图，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执意于西退，后来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才作罢。

　　十二月二十七日夜，西路军主动放弃永昌、山丹地区，全师向西退却，先后攻占了临泽和高台。到达临泽和高台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才发现“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并将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的情况报告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于是中央才要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外力援助，不然就要红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当时红军的兵力三分之二在河东，三分之一在河西，国民党中央军集结重兵于河东地区，河东又事关我党的根本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河东是难以为河西提供援助的。同时苏联的援助又是我党难以左右的。因而中央要求西路军依靠自身力量，消灭敌人，创建根据地。这个时候，西路军部署在高台、临泽和倪家营子一百余里的战线上，主力位于倪家营子周围，而红五军则分散部署于高台和临泽两地，显然高台和临泽是西路军的“软肋”。马家军集中兵力猛攻高台，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在高台北城墙下挖好了地道，准备突围，但是红五军政委黄超派人送来了西路军领导人坚守高台的命令。这样董振堂与高台守城官兵立下了“人在高台在”的誓言，为了坚守高台二千八百余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在高台失守的第二天凌晨一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东返。随后，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要求他利用与东北军的统战关系，要东北军策应西路军东返，并就东返又给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发出了有指导意义的电报，表示界时将派二十八军和三十二军到靖远河边协助西路军东渡。但随后不久，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对东返产生动摇，提出西路军可能经民勤向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向西宁、平番方向发展，甚至又提出了西退的主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西路军安全计，于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决权。只要有利于保存实力，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可以自主决定西路军的行动方向。

　　一月二十七日，西路军在西洞堡地区歼灭了马家军青海宪兵团，西路军折返西退，又返回倪家营子。二进倪家营子后，西路军曾于二月二十一日突围到威狄堡，第二天却又返回倪家营子。西路军从二进倪家营子到最终突围，在这里又拚杀了一个月，损失了三四千人。最后剩下近万人，经三道流(柳)沟，从梨园口进入祁连山。这时的西路军已经弹尽粮绝，精锐部队损耗待尽，再也难以抵挡住马家军的冲击，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中旬最终失败。

　　当西路军余部到达石窝山的时候，能够收拢起来的部队只有三千多人。于是，召开了石窝会议，决定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向中央汇报工作，成立西路军工委，西路军余部分为三个支队，在祁连山区活动。后来，右支队和第三支队被马家军搞垮，只有左支队迅速翻山越岭，摆脱了马家军的追击，克服了千难万险，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引下终于走出了祁连山，到达了新疆。

　　（二）“人两次却不幸地踏入同一条河流”——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在重复着张国焘昨天的故事

　　古希腊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就是说河流是流动的，人在第二次踏入河流的时候，由于河水的流动，已经不是第一次踏入河流的河水了。这是一个唯物辩证的思想观点。可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张国焘希望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返回头来消灭敌人的主张，又在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甘西作战中再现。他们没有汲取张国焘的教训，却仍然重复着张国焘昨天的故事。这给西路军作战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知道，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面对南敌的强势进攻，张国焘反对中央确立的击破南敌方针，主张红四方面军节节抵抗，迟滞南敌的进攻，待渡河占领宁夏地区，取得苏联援助后，再返回头来与敌人决战。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十月二十八日，张国焘以朱德、张国焘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并徐向前、陈昌浩：“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四、三十一两军也难有保证的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不如利用天然障碍，坚壁清野，以四军牵制敌人，也可得到争取时间之利。”“如此在十一月十日前，四方面军主力能达到占领定远营和宁夏地区之目的。四军牵制敌人于达拉池以南，直到十一月十日尚可做到，必要时还可用二方面军一部去协助四军。”“取得物质(指苏联援助—引者注)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那就更有把握了。”[139]

　　针对张国焘的这种作为，十月三十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只好将此事电告共产国际：“中央军委屡次命国焘坚决打击南面追敌，但国焘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命令，欲北进取得接济后再打南敌。”[140]

　　由此我们看到，在南敌强势推进下，张国焘没有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的那样，首先击破南敌，在停止南敌进攻后，再进行宁夏战役。而是主张迟滞南敌进攻，让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待取得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后，再返回头来与国民党军队决战。这就表明他没有确立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信念，却将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的援助上。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如果他的主张一旦实施，而苏联的援助又不能及时到位，就会给已经渡河的红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后来红西路军的形成就与此密切相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反对张国焘在南敌进攻下，匆忙率军西渡，待取得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后再与敌决战的作法，而是主张首先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待停止南敌进攻后，再进行宁夏战役。这样就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而不是像张国焘那样将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援助上，在作战中处于被动地位。这样我们看  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显然是将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了依靠自我奋斗上。

　　因而我们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是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还是将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上。这反映出张国焘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战胜敌人的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信心的不同。而这种信心的不同就是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的决定性因素。

　　不管苏联能否及时提供援助，将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援助上的作法都是不可取的。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尽可能地争取外援，但是我们却不能依赖外援，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在这方面我们党有过沉痛的教训。南昌起义后，不是就近利用江西农村的有利形势，向农村进军，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中国革命的独立发展之路。而是在共产国际(苏联)的指导下，冒着酷暑，千里征战，南下广东，想要打开出海口，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结果被敌人打散，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朱德、陈毅率领的余部到达了井冈山。

　　我们看到，虽然张国焘意图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和国民党军队决战的设想由于苏联改变从宁夏向我党提供援助的计划而化为泡影，但是这种想法却又在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河西作战中再一次表现出来。

　　西路军西退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并没有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的那样将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依靠自我力量，消灭马家军，在甘西站稳脚跟后，再适时接通与新疆的联系。而是主张直接打到安西，获得苏联的援助后再返回头来与马家军决战。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我们同意西进，是要趁天候还不太冷，河西走廊敌人兵力空虚，一鼓作气插过去。而不是慢慢腾腾，走走停停，像后来那样，在河西走廊涮来涮去，孤军鏖战。如果预见是那种情况，谁不主张东返啊!顺便说一句，在延安时，高岗和我谈过西路军问题。他问我：你对西路军失败有什么看法?我说：西路军过了黄河，如果不在一条山蹲那么久，不在永昌、山丹搞根据地，照直往西走，扣住嘉峪关，把玉门、安西、敦煌一守，接通新疆，形势会大不一样。一是有饭吃，不挨饿;二是有衣穿，不挨冻;三是有枪炮、弹药补充，有广阔回旋余地。说实在话，西路军只要有个炮兵团，马家军再增加一倍，都不够我们打的。西路军先打到西边，取得补充，立住脚跟，是不至于失败的，至少也不会败得那样惨。”

　　“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西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141]

　　那么，我们从今天的角度看，徐向前的这种观点(陈昌浩也有此观点[142])到底能否行得通呢?

　　我们从徐向前的回忆看，他显然认为既然苏联表示提供援助，就是把援助准备好了，等着西路军去取。只要西路军打到安西，就能获得苏联的援助，有饭吃，有衣穿，又有武器装备，在肃州、安西站稳脚跟后，再返回头来打马家军，易如翻掌，结局就会大不相同。

　　我们研究后发现，徐向前观点的正确是建立在及时获得苏联援助基础上的。也就是苏联只有及时提供援助，他的径直西进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否则的话，他的希望就会如同当时张国焘意图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河东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主张一样化为泡影。他没有想到，苏联虽然表示提供援助，但是果真能够及时提供援助吗?苏联既然能够在红四方面军渡河后，借口形势变化突然中断从宁夏方向提供援助，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会中断从新疆方面提供的援助呢?况且在与苏联就援助的确切时间与方式定下来之前，西路军即使打到了安西，也是获得不了援助的。一旦西路军打到安西、肃州，由于苏联反对西路军进入新疆，[143]这里的条件又比永昌、山丹地区恶劣得多，处此荒僻之地，马家军再蜂拥而来，孤悬河西的西路军处境是危险的。

　　正是由于徐向前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下文有进一步的论述)缺乏清醒地认识，所以他才主张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这样他就把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的援助上了。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不管苏联能否及时提供援助，在西路军孤悬甘西，处境险恶的情况下，将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援助上也是不可取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认识到了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而才对西路军的向西退却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于十一月十八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因而主张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144]又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145]由此看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苏联的援助是慎重的，没有将西路军战胜马家军的希望放在获得苏联援助上，而是要求西路军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打开局面。

　　这样我们看到，在西路军如何战胜马家军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西路军要依靠自我奋斗打开局面，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则主张待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如果将他们的这种认识与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张国焘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要求红四方面军西渡，主张在获得援助后再返回头来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来分析，我们不得不说在获得苏联援助后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这一点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是一致的。

　　他们主张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国民党军作战，并不仅仅是由于他们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认识的不同，更是由于他们缺乏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信心所致。虽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开始西退时轻视马家军，认为马家军比河东的国民党军队好打，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不说他们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的主张，表现出他们依靠自我力量战胜马家军信心的不足。这种信心不足与张国焘在河东战胜国民党军队的信心不足结合到一起，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乃至最后失败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这样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立了击破南敌的方针，张国焘却主张西渡获得苏联援助后，再返回头来与河东国民党军队决战。西路军西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依靠自我奋斗打开局面，可是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主张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张国焘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积极主张西渡，待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行为，最终因为苏联从宁夏方向停止提供援助而化为泡影。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并没有汲取张国焘的教训，而是在西退甘西后，仍然重复着张国焘昨天的故事,这就成为酿成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三）从历史的角度来透析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内存在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分歧和矛盾，妥善实现了领导层的更替，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虽然得到苏联(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但是从本质上讲，红军的三大主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希望得到外力援助，但不是依赖它，而是把它作为自力更生的补充。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贯坚持的原则。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苏联对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支援具有双重性质。既具有支持中国革命的阶级斗争性质，也具有维护自身民族利益的性质。一般情况下，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双重性质是统一的，但是当这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苏联就会以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为首选原则，使援助我党的阶级利益服从其维护民族利益的需要。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速了向外侵略扩张的进程。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对苏联的远东地区构成严重威胁。处于维护远东地区民族利益的需要，苏联希望改善对华关系，把中国作为其遏制日本侵略扩张的战略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靠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并且表示为中国工农红军提供武器援助。[146]这就构成了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背景。在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援助的同时，苏联也着力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加强对国民党的援助，密切与国民党的联系，以求实现通过中国来牵制日本，维护其远东地区安全的目标。

　　由于国民党掌握着全国政权，国共两党又存在着实力对比的巨大差异，苏联认为在中国只有国民党政权才有能力遏制日本扩张，实现维护苏联远东地区民族利益的战略目标。同时，苏联对我党援助的阶级利益与其民族利益出现矛盾的时候，又是以维护自身民族利益为首选原则，因而苏联在通过中国遏制日本侵略扩张的战略目标中，必然要优先选择与国民党改善关系，使苏联对我党的援助服从并服务于和国民党改善关系的需要。这样就形成了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由于苏联坚持以民族利益为首选原则和国共两党能够维护其民族利益的能力上的差别所决定的。

　　通过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不论从宁夏方向，还有从新疆方向，苏联确实准备向我党提供援助。有人甚至亲眼看到了苏联已经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准备的武器装备，[147]可是令人遗憾地是我们党最终也没有能够获得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

　　苏联首先表示从宁夏方向向我党提供援助，但是当着红四方面军渡过黄河后，苏联又以绥东抗战爆发，担心引起日苏关系的紧张为由，取消了援助。[148]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苏联决定从宁夏向我党提供援助时，当时正处在两广事变时期，国民党大军尚未集中于西北，西北局势相对缓和。而在两广事变解决后，蒋介石又调大军集中于西北，企图要一举“剿灭”红军，国共两党正处于激烈的鏖战中。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担心为我党提供援助会导致苏联与国民党关系的恶化，从而危及苏联的民族利益。因而主张转移援助方向，从新疆提供援助。由于国共双方正在激战，这种作法又带有民族利己的动机，因而苏联的这种心态又是难以明言的。

　　当西路军向西退却，到达永昌、山丹地区后，国内却发生了西安事变。斯大林认为西安事变是日本人和国民党内的亲日派通过张学良策化的。[149] 我党与张、杨之间建立了统战关系，与国民党之间处于对立状态，这些情况斯大林是知道的。当时斯大林认为只有蒋介石能够控制中国，不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张学良和杨虎诚，都难以取代蒋介石的地位，实现苏联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维护其远东地区的战略目标。这样鉴于中国国内政局动荡，战争一触即发的形势，苏联中止了从新疆方向对我党的援助。

　　由此看来，苏联(共产国际)确实为我党提供了援助，这两次援助被取消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苏联担心此举会影响到自己与国民党关系的发展，从而危及苏联通过与国民党关系的加强来维护其远东地区民族利益的战略目标。苏联的食言固然有利于维护其民族利益，但是却给深入甘西急切盼望获得苏联援助后再回击马家军的西路军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当时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经历了苏联(共产国际)对西路军援助的整个过程，他当然明白其中的内幕，但是他又是无力回天的。因为当时共产国际的领导权掌握在苏共手中。作为一个忠诚、善良、勇敢而又富有斗争经验的老布尔什维克，他自然明白苏联(共产国际)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问题，也为苏联(共产国际)在援助问题上的出尔反尔感到羞愧。因而在西路军失败后，他就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劝阻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批评，[150]在西路军余部退往新疆的行动中就隐现着季米特洛夫的身影。[151]

　　由于苏联(共产国际)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崇高地位，我党也弥漫着苏联(共产国际)神圣化的倾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于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又是不便于向西路军领导人明言的。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限于其视野的局限，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再指示他们不要依靠外力，要将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后，他们却仍然置若罔闻，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是他们的责任了。

　　这里的悲剧在于，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迫切希望获得苏联援助后，再回师东进，横扫马家军，开创河西斗争新局面的。他们没有像中央要求的那样不要依靠外力，要将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反而却将战胜二马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援助上，没有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决心和信心。这样他们就不仅不能对甘西的斗争形势做出正确判断，及时采取果断措施，撤离甘西，却仍然寄望着苏联的援助，在马家军的进攻下，日益损耗，最终被打败。

　　（四）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的斗争

　　有人说，张国焘没有在西路军，十一月下旬离开河东后就失去了对西路军的领导权，因而西路军的失败又与张国焘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注意到，张国焘确实于十一月下旬离开河东后就失去了对西路军的领导权，张国焘自己也没有在西路军中，从这以后张国焘主要是通过其路线对西路军产生影响。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张国焘路线仍然对西路军领导人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那么，张国焘的西退路线又是如何对西路军产生影响的呢?

　　我们知道，从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到西路军向西退却就一直存在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与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的斗争。

　　由于河西地区远离中国内地，经济、人口、民情及地理环境的限制，会严重限制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同时一旦我党领导的红军主力向河西退却，那么河东就会被国民党军占领，国民军中央军沿河布防，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会被局限于河西，丧失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向东发展壮大的机会。这将会极大地损害我党的利益。这样鉴于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中的不同地位，由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我党领导的红军主力必须向东发展，但是也并不排除可以出一个支队向西进军。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却不顾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中的不同地位，也无视中日民族矛盾激化产生的对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的要求，认为在红军三大主力退出原先的根据地后，革命处于低潮，因而主张红军主力向河西退却。这样就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的斗争。

　　1、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之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军主力是留在河东还是向西退却问题上进行的斗争。

　　在甘西转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红军主力留在河东，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向河西退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河东的作用要远远大于河西，因而主张红军主力向东发展。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则认为河西的作用要远远大于河东，因而主张红军主力向西发展。他们关于红军主力行动方向的分歧，是由于他们认为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不同造成的。这恰恰是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分歧的焦点。

　　根据业己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我们发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先后三次向中央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向西退却。第一次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第二次是在一九三七一月上中旬，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初。

　　(1)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第一次向中央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向西退却。

　　十二月六日十四时，陈昌浩、李特、李卓然、王树声、曾传六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我们拟主力回山丹，永昌及二十里铺据点驻四个或六个团，骑师直出凉西四十里铺，迫近凉州，毁其飞机场，迫马元海主力后退，夹击之，至尚能开展地区，迫敌改变进攻计划，在此争取时间过冬，适时策应主力。如主力不来，我们再移主力向甘州逼近，总要争取在甘、永、凉线过冬。如何，请示。”[152]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预计在甘、永、凉线过冬，因而计划主力回山丹，与永昌及二十里铺的驻军夹击马家军，骑兵师迫近凉州，毁其飞机场，向东作战，迎接河东红军主力前来河西。如果河东红军主力不来，再向甘州逼近。在这封电报中我们分明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要求河东主力前来河西。他们向东行动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处于策应河东红军西退的考虑。

　　十二月六日十四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并调查肃州到安西道上冬天是否便于行军，计算占领甘、肃两州，包括休息补充时间在内，共需多少天?并计划西路军全部，包括五军在内，在甘州地区集中训练一二星期，休息体力，恢复力气。”“我主力在保卫苏区、消灭胡敌的任务下，暂不西渡。”[153]

　　在西路军领导人明显流露出东进以策应河东红军主力西退的迹象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明确表示河东红军主力“暂不西渡”，西路军仍按原定计划相机夺取甘州、肃州，并适时向安西进军。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央是要西路军领导人不要抱河东红军主力西退的希望，要西路军领导人独立自主地相机在河西按原定计划开展行动。

　　在得知河东红军主力暂不西渡的消息后，为了说服中央同意河东红军主力西渡，十二月六日十五时，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依据形势估计敌我情况，主力在河右岸暂时出击难能站稳脚跟。只有先在有力的准备力量，再图有决定意义之发展。”“甘北气候、地区、人粮、物力与新疆、远方关系均便利。”“蒋不能移大兵到甘北，二马实力夜战消弱，我主力可单独箝制之。”“因此，我们主张主力速来，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古、大、凉、民进。主力西进时，主力于宁、卫方面施行取道凉、靖、丑(五)段渡河;或另行先移主力于宁夏中卫地区，争取时间过冬，而后或经定远营到民勤。第二者恐失先机，而受限制，当为第一步为好。如何，当看整个情况决定指示。[154]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讲了甘北的有利条件，但是却出现了不少误判。甘北与新疆、远方联系确实比较便利，但要说气候、地区、人粮、物力方面则显然不如河东，他们在这方面的判断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说从甘北与新疆、远方联系便利是为了从远方、新疆获得人粮、物力上的支援，这实际上就是把河西部队的生存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这本身就是极为危险的行为。西路军领导人认为根据河东形势及敌我力量对比状况，河东红军主力在河东是难以站稳脚跟的。而甘北则是蒋介石的中央军难以控制的，西路军主力可以牵制马家军，为河东红军主力的西退创造有利条件。因而主张河东红军主力退往河西，积蓄准备力量，以图再举。他们还向中央提出了退却的具体路线。

　　十二月九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力最好在开春前西来较妥当。”[155]我们看到，在中央表示河东红军主力暂不西渡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又一次向中央提出河东红军主力西渡的要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河东主力西渡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存在严重分歧的。

　　(2)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第二次向中央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向西退却。

　　一九三七年一月上中旬，西路军领导人鉴于河东形势的恶化，希望河东红军主力向西退却的要求又一次萌发。为了配合河东红军主力向西退却，他们向中央建议西路军向东发展。一月十六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情况下，应大大向东扩张根据地。”[156]我们现在虽然还尚未发现西路军领导人向中央提出向东发展的电报，但我们从中央对西路军向东发展的批复来看，他们在该电报前的请示电中是提出了这个要求的。

　　西路军领导人是怎样理解西路军的向东发展呢?

　　徐向前回忆道：“从(一月)十六日起，中央即连续来电，指示西路军准备东进。我们将兵力向东转移，就是为了突破马敌的重兵围堵，执行东进任务。中央指示西路军东进，与西安的紧张形势，密切相关。蒋介石兵临城下，‘黑云压城城欲摧’。党中央估计，如内战再起，西安难以固守，友军和红军必须准备广阔而机动的战略退路，方保无虞。第一步，退向陕甘宁边;第二步，退向河西地带。这时调西路军东进，占领永、凉一带，正是策应河东部队实行战略退却的重要一环。”[157]

　　徐向前说西路军向东发展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现在尚未发现为徐向前这种说法提供有力证据的电报，但是我们却发现了中央根据西路军领导人的提议同意西路军向东发展的迹象。[158]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西路军向东发展果真像徐向前说得那样是为了配合河东红军主力向西“实行战略退却的重要一环”吗?

　　我们看下面的三封电报。

　　一月八日二十四时，毛泽东致电河东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任弼时：“如敌决心开战，红军主力应以第一步出商洛，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汉路为上策。如此方能改变整个局势，分化南京，迫蒋就犯。留二方面军在渭北策应友军，在内线作战。尔后内线之红军与友军同外线之红军主力互相策应，为战略上之配合作战。”[159]

　　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要求河东红军主力是出商洛，到豫西，夺取京汉路，是向东南方向进军，留红二方面军在渭北，策应友军进行内线作战，到外线的红军主力与内线的红二方面军及友军共同配合作战，粉碎国民党发动的进攻。这里不仅没有提到河东红军主力向河西退却，也没有提到要求西路军配合河东作战的问题。

　　一月十一日二十一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河东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过细考虑，红军主力以出商洛为宜。该路击破即可转入豫西，敌中右两路无能为矣。使用二方面军及二十七军于蒲城，威胁陈诚集团之侧翼，使之不敢猛进，协助我主力在商洛之成功。”[160]

　　我们看到，经过认真考虑，毛泽东仍然认为河东红军主力还是向东南出商洛，进豫西，以内外线相配合的方式来粉碎国民党对河东的进攻为好。既没有提出向河西退却的问题，也没有提出要西路军配合河东作战的要求。

　　一月二十一日二十时，洛甫、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河东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在川陕之间，除二方面军留渭北外，其余应准备在数日内向南出动。”[161]

　　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坚持河东红军主力出东南的计划不变，准备在数日内向南行动。这个时候，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已经于一月二十一日一时向中央表示西路军东进的要求(中央旋即同意)。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仍然没有准备向西退却，也没有提出西路军配合河东作战的具体要求。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河东形势紧张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准备调河东红军主力向东南进军，与红二方面军及友军采取内外线相配合的方式来击退国民党的进攻。中央不仅没有退向河西的计划安排，也没有要求西路军配合河东作战。徐向前的回忆显然是对中央计划的严重误解。由于河东形势急剧恶化，西路军领导人才又产生了他们以前有过的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退的希望，主张西路军向东发展，以便策应河东红军主力西退。徐向前的回忆恰恰是当时他们这种要求的真实写照。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认为西路军领导人这个时候还是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退的。

　　(3)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第三次向中央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向西退却。

　　直到西路军失败前夕，西路军领导人还在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退。下面这一电报可以反映出他们仍然有这种要求。三月四日，张国焘致电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你们上次来电谈到你们所受的损失，应有军委负责，那是错误的。”“谈和平不可靠，红军主力应当西移，这是对于统一战线的成就有不正确之估计。”[162]我们看到，张国焘提到的上次来电现在虽然尚未公布，不过从这封电报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直到失败前夕，西路军领导人还在向中央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退，认为在河东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

　　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他们到底是执行中央的东进路线呢，还是执行张国焘的西退路线呢?如果要是执行中央的东进路线，红军主力就必须向河东发展;如果要是执行张国焘的西退路线，红军主力就必须向河西发展。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档案文献资料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先后三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黄河，向甘西退却。如果他们执行了中央的东进路线，又怎么会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向西退却呢?这就说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受到了张国焘西退路线的严重影响。

　　2、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之二：在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留在河东，还是向甘西退却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进行的斗争。

　　西路军离开永昌、山丹地区，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开始迫切要求河东红军提供援助，在难以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就要求红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我们经过研究后认为这也是在西退路线影响下的行为。

　　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派遣红四军、三十一军向甘西援助问题上的电报。

　　一月四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电军委及总政：“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163]

　　这是我们现在发现的西路军领导人最早向中央提出的要求援助的电报。由于得不到河东的援助，于是一月六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如必须先机或同时完成奠定抗日后方的任务，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如何速示。”[164]

　　我们看到，由于得不到河东的援助，西路军领导人向中央提出红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的要求。这也就是说，如果难以得到河东援助，那么红四军、三十一军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就把这两个军归还我们吧，他们毕竟是我们的部队嘛!

　　这让我们不禁想到，西路军中的红五军原先就是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中央既没有在红军大会师时，也没有因为现今河东形势恶化就要求红五军归还建制。同时，红二方面军的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九军团)本来是红一方面军的部队，中央也没有因为他们原先是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就要求他们归还红一方面军建制。从这里我们不能不说在西路军领导人中间存在着本位主义。

　　红军三个方面军都是党中央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党中央根据东进路线的要求，从维护我党根本利益的要求出发，自然要求红军主力留在河东，不能向河西退却。西路军领导人竟然以红四军、三十一军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为由，要求其归还建制，除了他们本身存在的本位主义的因素外，也反映出他们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深刻地认识。

　　针对西路军领导人的要求，一月七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四军、三十一军已集中长安附近，也不可能策应你们。”[165]当时，河东形势极为紧张，河东红军面临的压力比西路军要大得多。河东事关我党的根本利益，同时河东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比河西更为严峻的情况下，要求河东红军向河西提供援助是不可能的。

　　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并没有理解中央的苦衷，仍然试图要求中央派红四军、三十一军援助河西。一月八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再次请求将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开进，以便彻底夹击此敌。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但此地有其特点，不可忽视。”[166]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向中央强调此地有其特点，如果这两个军不援助河西，那么单靠西路军恐怕难以完成任务。

　　一月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据以上情况，西路军仅‘二马’大部尾追，已离其策源地甚远，粮、弹、人、马接济均必困难，趁此时机已占高台、临泽有粮地区，集中全力反攻追敌，消灭其一部，即可创肃、甘、安根据地，远方亦自然打通，寒候亦渡过，接济亦必到手。”[167]

　　这封电报，在省略号前中央向西路军领导人详细介绍了河东敌我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从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河东面临的压力比河西要大得多。同时，又指出西路军仅二马大部尾追，要求西路军领导人要利用高台、临泽地区有粮的便利条件，依靠自己，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创建根据地。

　　针对西路军领导人一月八日又一次要求红四军、三十一军向河西退却，一月九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四军、三十一军路途三四千里，沿途阻塞，何能来援助你们，请勿作此想。你们集中主力，坚决歼敌，才是出路。”[168]我们从电报中看到，中央明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红四军、三十一军是难以援助河西的，目前全靠西路军自己集中主力，歼灭敌人。

　　二月七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军政委员会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西路军暂在原地区行动，重要的是灭敌西进，不过目前实难实现，还须由抗日方面给敌实际威胁，以分散敌力，使我方击之更易，或在可能条件下，以四军一部西进夹敌，则加速歼灭该敌。否则不但对西路军，而且对整个抗日局面均有妨碍。”[169]

　　我们看到，在重返倪家营子后，西路军领导人还是认为单靠西路军难以完成“灭敌西进”的任务，因而再一次要求河东红军提供援助，协助西路军西退灭敌。

　　二月十三日二十四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至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拚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170]

　　从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名义致电中央，又一次要求红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并将这两个军归还建制提到西路军能否“完成西进任务”的高度，其目的还是希望中央同意这两个军来增援西路军。他们又提出西路军向西宁、大通行动的建议，不知他们想过没有，西宁、大通是青马的腹心区域，如果向这个地区冲击，就必然要逼着青马与西路军拚命，在西路军目前的战斗力下是难以和青马决战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西路军难以战胜二马的情况下，他们不是主张西退，就是向青海行动，却不愿东返，离开河西，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们认为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过程中河西要比河东重要。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河东增援西路军，在达不到目的后，就多次要求将红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兵力比红一、二方面军的总和还要多，如果红四军、三十一军这个时候西渡，实际上就是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了，这样红军一半以上的兵力就向甘西退却了。这显然是违背中央东进路线要求的。

　　当时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二分布在河东，三分之一分布在河西。西路军已经占了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一，红四方面军的两个主力军红三十一军、红九军都在西路军，而河东又面临着国民党军队四十个师的重兵压力，[171]从敌我力量对比上河东要比河西大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从东进路线的要求出发，为了确保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就不可能再从河东调兵来援助河西。如果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理解了中央的东进路线，明白了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地位，他们就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恰恰说明他们没有理解中央的东进路线，而是认为河西是“奠定抗日后方”的地区，比河东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应该成为中国革命的重心。这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主要内容。因而我们说西路军领导人在要求红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上反映出他们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

　　3、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之三：在东返西退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进行的斗争。

　　根据现在业已公布的文献资料，在甘西转战期间，我们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东返西退问题上的斗争有三次。这三次斗争最终都是以西路军放弃东返，执意于西退而告结束的。那么，在西路军放弃东返，转入西退的斗争中，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主张在最终左右着西路军的行动呢?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该弄清楚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1)西路军刚刚开始西退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就东返和西退进行的斗争。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尚未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情况下，就奉张国焘的命令于十一月九日夜兵分两路开始了向西退却。我们看到，当中央在十一月十一日就东返和西退征求他们的意见时，[172]他们在十二日的回电中回避了中央关于东返有何困难的询问，而是表示“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极力主张西退。[173]徐向前后来在回忆中也说当时他们认为东返比西退难度更大。[174]我们承认当时东返确实是有难度的，但是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了呢?当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也没有在电报中用确凿的事实说明东返已经没有可能了。我们从他们渡河期间的表现来看，他们拒绝东返又是具有必然性的。当时西路军刚刚离开黄河西岸，开始西退，是便于返回河东的。如果他们能够东返，就可求得全师而归，可是他们却选择了西退。这次斗争是以中央同意西路军的西退行动而暂时告一段落。斗争的结果表明，西路军领导人的西退主张占了上风，左右了西路军的行动。这是他们第一次放弃东返的机会。

　　(2)西安事变发生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就东进与西退进行的斗争。

　　根据我们发现的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西安事变发生后，在一个星期内中央并没有明确要求西路军主力东进，改变其行动方针。中央要求西路军主力东进策应河东形势的发展发生在西安事变一个星期以后，最初是由于周恩来应张学良的请求做出的决定。

　　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王、张(指王以哲、张学良，—引者注)希望河西红四方面军能以一部出靖远，威胁胡敌，并协同河东各军侧击胡敌。我意：徐、陈目前应立即出一部绕过凉州，逼近兰州，与于军打通。张答应令于军援助子弹，同时令一部骑兵向靖远游击。”[175]我们看到，周恩来应东北军张学良、王以哲的请求向中央提出由西路军东进策应河东。

　　而后，十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等又致电毛泽东：“可否暂留西路军在原地，待春暖后西进。东进能否到达凉州以东?如能到古浪、永登，尚可设法要于策应。”[176]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去电征询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当即开会，讨论是否东进的问题。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东进和西退比较，前者的困难更大些。 [177]

　　于是，十二月二十三日十二时，西路军领导人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

　　“迅速取得远方接济，成为目前红军，张、杨及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经过很大代价基本上已无问题。”

　　“即令我们二十天内到兰，至少(多)只能达到巩固兰州的作用，策应主力行动作用不大，且需很大代价，而基地放弃，再打通远方，时机又过，若‘二马’退，我进迫兰州更不合算。我们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不过为牵制‘二马’，可以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永昌城重要，惟现存粮极少，只要粮食有法，可尽力控制。如果我们必须东开，则可东移。

　　1、兰州友军至少以六个团及其骑兵进到古浪，与我方先夹击消灭‘两马’于凉州一带。

　　2、促新疆以抗日名义至少出六个团，并带货物，一直进到甘州，以维持后方及远方交通。”[178]

　　从这封电报看，西路军领导人显然是在西退已经付出重大代价的情况下，是不愿意放弃西退转而东进的。他们提出了西退要求东北军接应，新疆盛世才出兵协助，维护后方安全。中央又如何能够左右盛世才的行动呢?

　　可能是东北军急切盼望西路军东进援助的缘故，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万万火急)“四方面军主力即向兰州进，但请留一部于永昌，以便打通安西。”[179]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致电周恩来，转述了西路军领导人提议仍执行打通新疆的计划和东进的困难，要求东北军西出策应和补充弹药物资的主张。[180]

　　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到三十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箝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你们在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决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181]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已经决定西路军东进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西路军领导人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万万火急)“目前时局的发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在电报中又要军委考虑二十三日十二时电报中的要求，同时还要求配合接应他们东进。[182]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表示执行东进指示的同时，也要求中央充分考虑他们的西退建议。他们仍然不愿意放弃西退。

　　这个时候，由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路军领导人又强调东进的困难，执意于西退，于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周恩来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四方面军主力既不便东下，仍以留原地并打通安西为妥。”[183]

　　十二月二十七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184]西路军领导人在接到这封电报后的当夜，就放弃永昌、山丹地区，急匆匆地向西退却。

　　从目前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看，中央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征询西路军领导人东进意见，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电示西路军放弃东进，前后不过五天时间。可是，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却停留了四十天左右，由此看来这次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并非西路军在此地长期停留的主要原因，也不会对西路军在甘西的行动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这次东进与西退的斗争中，我们看到中央在征求西路军领导人东进意见时，从当时的大局考虑，是明确表示希望西路军东进的，而西路军领导人在表示执行中央东进指示的同时，又迫切希望中央考虑他们的西退主张。鉴于他们强调东进的困难，执意于西退，这样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央才又同意了西路军的西退主张。这次斗争的结果表明西路军领导人的主张又占了上风，左右了西路军的行动方向。

　　这个时候，西路军已经在河西征战了近两个月，既有古浪血战的教训，又有永昌、山丹地区长达一个月的阵地战和消耗战的经历，西路军领导人已经对西路军在河西的处境、民情、地形及马家军的战斗力等情况有了切实地认识，在中央一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情况下，他们就应该对西路军到底能否战胜马家军，在甘西生存下去，以及西路军的发展前途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这个时候如果他们决定东进，又有东北军的策应，那么还可以保存西路军的主力，但是我们却看到他们还是执意于西退，这是令人惋惜的。这样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就第二次放弃了东返的机会。

　　(3)高台陷落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就西路军东进西退进行的斗争。

　　我们首先分析在高台陷落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东进西退问题上斗争的文献资料，而后再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评析。

　　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高台陷落后就东进西退问题进行斗争的概况。

　　一月二十日，高台陷落，董振堂率领的二千八百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185]这让西路军领导人极为震惊。高台陷落后，西退的道路已被堵死，马家军又从西面席卷而来，鉴于河西走廊的地形，在这种情况下，东进就成为西路军领导人的唯一选择。

　　一月二十一日一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以乘绥东进击敌，相机配合凉、古，接通兰州，增加抗日联军之目的，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186]

　　我们现在虽然还未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给西路军领导人的回电，但是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封电报中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同意西路军领导人东进要求的。

　　一月二十一日二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足，西进有穷十八站，‘二马’步骑又向西堵击，二十日晨攻破高台，董振堂同志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187]

　　我们从这封电报中可以断定，毛泽东是同意西路军东进的。并且要周恩来利用与东北军及国民党的统战关系，为西路军东进创造有利条件。

　　一月二十一日二十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彭德怀、任弼时：“西路军东进，徐、陈电士气尚旺，十天可达古浪。如该军不再遭挫折，尔后当位于文、武、成、康地区。如此，我主力在陕南、甘南，便可破坏南京把联军围困在渭水以北的计划。”[188]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连西路军东进后驻地都安排好了。徐向前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鉴于河东形势的紧张，为了打破国民党中央军把联军围困在渭水以北的计划，才命令西路军东进驻扎于甘南的文、武、成、康地区的，[189]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真实的情况是在西路军领导人要求东进的情况下，中央从打破国民党中央军把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的要求出发，才要西路军驻守在这个地区的。由此看来，西路军这次东进不是中央命令的，而是在西路军领导人自己的要求下中央同意的。能否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归属问题。

　　那么，在西进过程中，西路军的情况又如何呢?

　　一月二十三日九时，西路军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敌正防我东进，马禄骑旅防守山丹，韩旅固甘州及沙河堡防堵，马配合民团固高台，余一团及马彪旅、步康一步旅，现兵力分散，骑兵行速。我快行不易，部队需稍整，决在基本东进行前争取在现地或路上乘机击敌，以利东进。现直指仍三四千人，妇女小孩占千人，新病号增加，行动笨重，当求轻便。现在全军发扬士气，团结杀敌，克服任何困难，学习血的教训，虽受部分挫折，但所有指战员均极团结，照军委给予任务斗争到底。”[190]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马家军兵力分散，有一部分马家军还在西路军的西面，东面已有马家军兵力堵截。西路军行进缓慢，但是士气还是高涨的。

　　如果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决心东进，在西路军尚有一万四千兵力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在负出重大代价后东归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又对东进产生了动摇。

　　一月二十四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东进按原定计划，本以急行军先敌抢到永昌为口号，但因抚彝部队撤退，五军部队急需整理，未能脱离敌人，反被敌拦头。现西路军全集中西洞堡，进行整理动员行动。”“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退，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191]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认为敌人已经拦头，西路军失去东进先机，对东进产生了动摇，他们提出西路军可能折转西退，或向定远营、西宁、平番行动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是什么态度呢?

　　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一)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二)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三)为便利作战计划，彩病、小孩、妇女望设法就地安置。”[192]

　　从电报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西路军的安全着想，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只要有利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西路军领导人可以自主选择西路军的行动方向。同时，中央又表示赞成西路军东进，届时会派河东红军到靖远河边策应西路军过河，中央同意西路军东进的态度是明显的。鉴于西路军领导人在来电中说西路军行动笨重，进军迟缓，中央才指示将彩病、小孩、妇女设法就地安置，以加快行军速度，提高西路军的机动能力。

　　鉴于西路军领导人在来电中谈到东进的困境，可能在行动方向上出现的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向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下放自主权的时候，也在利用与国民党的统战关系为西路军在甘西的生存争取条件。

　　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徐向前部如在河西，可照蒋意在凉州以西，但请蒋电劝马步芳让出凉州、肃州等城，以便就食，并令马部停止攻击徐部，如向河东来，则另外指定防地，此点望速复。”[193]

　　虽然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致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中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在尽力为西路军在甘西争取立足之地，以尽可能减少西路军的损失。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已命西路军在甘肃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命马军让出甘、肃二州，即可停止东进。”[194]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与国民党的交涉中取得重大进展，于是迅速将这个消息通报给西路军领导人。

　　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四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万万火急)

　　(甲)因红军主力进入西安地区，积极团结张、杨，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御侮的和平解决，现在获得相当成效，蒋已允红军主力驻陕北，一部驻陕南，西路军驻凉州以西，事实上停止剿共，但此种允诺，尚待充分保证。蒋仍有分化张杨，继续剿共战争可能，特别是西路军所处现状，估计“二马”仍不会停止对你们的追堵。

　　(乙)我们虽以各方用力设法援助西路军，但惟一的仍须依靠你们，用自力在战胜“二马”条件下完成你们的东进任务。

　　(丙)在骑兵追堵下，欲图急行避战达到东进，危险较大，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

　　(丁)杨旅只一个团余在永登，难能给你们大的阻碍，在兰州附近渡河，于学忠亦给你们相当的渡河援助。据调查，黄河在靖远中上段和兰州上游都是结冰的，解冰当在一个月以后，但你们仍须自己确实查清。

　　(戊)行进中，讲求集团秘密，埋伏，诱敌，迷敌，依敌来击敌，是最重要的。深入的政治动员，坚决不依靠外力，使人人具有誓死必胜的决心。在困难环境中，严肃红军纪律，争取群众赞助，是重要的保障。[195]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虽然蒋介石已经同意红军主力驻陕北，一部驻陕南，西路军驻凉州以西，但是中央敏锐地意识到这并没有得到确切保证，于是特别提醒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仍在甘西的情况下，二马不会停止对他们的进攻。从电报中看，中央向西路军领导人传授了东进的战术要领，指出了东进的有利条件，要求西路军领导人集中兵力，通过坚决战斗，依靠自我力量战胜二马，完成东进任务。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希望西路军东进的意向是明显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看到，中央在与国民党谈判时为西路军争取甘西驻地，是为改善西路军的生存创造条件，而并非是不要西路军东进。

　　通过前面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中央为西路军在甘西争取有利处境的同时，还在极力为西路军的东进创造条件。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在东进过程中出现动摇，又产生西退或向定远营、西宁、平番行动的意向。这个时候，西路军在西洞堡歼灭了马家军的青海宪兵团。以马家军青海宪兵团的被歼灭为导火线，西路军由东进转为西退。

　　一月二十七日二十一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万万火急)

　　甲、敌已备于东，马上东进不利，宜在甘州以西周转一时，求各个击敌。……万一东北地区受阻，可否即在现地区争取时间。东进外(援)必不可靠，可否再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

　　乙、实情望今夜速实告，以便可东则东，可西则西，接济无望即不能到安西。[196]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鉴于这是西路军行动方向的重大变化，也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后的决定，因而这封请示电是西路军领导人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名义拍发的。在电报中诉说了敌人已备于东，马上东进不易，因而要折转西退，在甘州以西各个击破敌人，再次向中央要求既然东进得不到河东的援助，是否再请远方从新疆方向提供援助。由此也可以看出西路军领导人还是希望西退能够获得苏联援助的。现在中央的答复电尚未公布，但是我们从中央已经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的角度来分析，在西路军领导人表示东进困难，要求西退的情况下，中央也只好同意他们的决定。

　　一月二十八日二十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西路军东进至山丹之沙河堡，敌集中防堵，又不能东进，在该地回旋一时期，相机消灭敌人。近日打一胜仗，缴枪二百余枝。(并告彭、任)”[197]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通报了西路军停止东进，要求在该地回旋歼敌的消息。这样西路军就放弃了最后一次东返的机会，折返西退，终于酿成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

　　西路军西退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有什么新的想法呢?

　　二月七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军政委员会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长久根本大计，当在奠定甘北抗日根据地，接通新苏区，必速灭‘二马’，始能实现。”“目前东进，在击敌有利条件下较易做到，如果延搁根本大计，反长‘二马’之力，尔后击之更加不易。”“西路军暂在原地区行动，重要的是灭敌西进，不过目前实难实现，还须由抗日方面给敌实际威胁，以分散敌力，使我方击之更易，或在可能条件下，以四军一部西进夹击，则加速歼灭该敌。否则，不但对西路军，而且对整个抗日局面均有妨碍。”[198]

　　我们在这封电报中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认为在目前击敌有利条件下，西路军东进是较易做到的。但是他们认为目前不宜东进，西路军的任务是“灭敌西进”。为了革命的根本大计，必须建立河西根据地。要建立河西根据地，就必须消灭二马。但是目前单靠西路军是难以实现的，必须由河东予以配合，否则会妨碍根本大计。

　　由此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自己有机会东进的情况下，他们放弃了东进，却把创建河西根据地，接通远方，作为革命的根本大计。这样他们就把河西看得比河东还要重要，仍然希望接通远方，获得援助，并要求河东提供援助，显然没有树立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决心和信心。这进一步表明西路军领导人仍然受到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

　　二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最好能抽出这样兵力过河，以归还建制名义向凉州进攻。我们适时夹击，可彻底消灭此敌，夺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实现根本大计，无论对西安之和平、战争计，无论对中国红军及西路军计，此为上策，望军委考虑，希予采纳。”“究竟战略后方是否此地，究竟战争前途是否存在。如果甘北必须占领，战争前途不免，望即实现此议，不然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199]

　　我们从这封电报中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仍然认为建立河西根据地，奠定抗日后方，是关系中国革命发展的根本大计。无论对河东之友军，还是河东红军及西路军都是“上策”。也就是说，当时不论友军，还是整个红军都应该围绕建立河西根据地这一战略后方而奋斗。这表明西路军领导人仍然认为河西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其地位要远远高于河东。

　　这样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先后三次放弃东返的机会，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他们认为从当时的形势及敌我力量对比出发，河西的地位要远远高于河东。只有建立河西根据地，接通远方，奠定抗日后方，才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大计。这恰恰就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主要内容。

　　② 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高台陷落后就东进西退问题斗争的评析。

　　通过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高台于一月二十日陷落。一月二十一日凌晨一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东返。当日二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他利用统战关系，让东北军协助西路军东返。又向蒋介石说明西路军东进是为了抗日。如果蒋介石不同意西路军东进，就在河西划出西路军驻地，马家军不得进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通过这种方式尽可能地为西路军东进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中央为西路军东进与国民党斗争的一个策略，其目的是为东进创造条件，而绝不是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有人认为是对蒋介石的幻想，这是一个误解。

　　随后中央又电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切实查清黄河结冰地段，东面就一个杨德亮的补充旅，难以给他们造成大的危害，届时中央将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到靖远河边去接应西路军，东北军也在西路军渡河时给予必要的协助。并告诫他们东进时不要一味避战，要注意设伏，采取变幻不定的战术，善杀“回马枪”，要将妇女、小孩、病号就地安置，加快行进速度。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东进中又出现动摇，认为前面敌已截头，向中央表示可能经民勤向定远营，或经大通向西宁、平番，也可能再次西退。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西路军自身安全出发，于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只要有利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他们可以自主决定行动方向。这样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就以东进有敌重兵拦阻为由，以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为导火线，决定西路军再次西退，重返倪家营子，铸定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高台之战后的西路军，还有一万四千人，其中尚有近六千人的战斗部队。[200]由于马家军集中主力先攻高台，后打临泽，对倪家营子西路军主力仅用牵制力量。占领高台、临泽的马家军主力部队，此时尚在倪家营子西路军主力的西边。当倪家营子的西路军主力急速东进的时候，还有不少马家军被甩在后面。马家军的骑兵就是已经拦头，拦头的部队充其量又有多少人呢?

　　西路军还有一万四千人的部队，马家军要想将这支部队歼灭掉，就必须一次集中四万以上的兵力，否则的话是难以把西路军歼灭掉的。在西路军急速东进的情况下，马家军是难以一次集中起这么多的部队。马家军正规军中的骑兵约占其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高台、临泽之战后还有大量步兵被甩在后面，西路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取得了西洞堡战斗的胜利。如果马家军重兵云集，已经把西路军团团包围，又怎能取得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呢?

　　从保存实力的角度考虑，如果西路军不是向二马腹心地区攻击，甘、青二马是不会把他们的老本全部拚上去的。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在与西路军的对拚中实力耗尽，蒋介石的中央军随时可能西渡黄河，接管甘、青。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特别是在西路军还有较大兵力，相当的战斗力，离开甘西对他们的威胁在减少的时候。马步青在西路军西退时一度想和西路军搞统战工作，西路军当时在凉州曾经解围西退。这样在西路军东进路过他的防区的时候，他的反击力度不会高于马步芳。当时西路军刚打了一个西洞堡歼灭战，灭了马家军的气焰，为东进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东进过程中，有东北军提供帮助，同时红三十二军、二十八军又到靖远河边接应西路军。东返的有利条件是存在的。只要人人树立拚死作战的决心，采取变幻不定的战术，是有可能冲破重围，返回河东的。就是在返回途中损失一半人，还可以保存七千多人的队伍，其本骨干尚存。

　　在东进存在有利条件的情况下，他们又以有重兵阻拦为由，选择了西退，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的电报中看到，他们多次表示依靠西路军自身力量无力战胜敌人。西路军在河西的作战主要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几乎没有歼灭战的战例。就是这种“乞丐”与“龙王”比宝的作战，[201]也会把西路军推向绝路的。高台陷落后，经过近三个月的河西征战，在西路军兵力锐减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应该认识到要是像过去那样作战，西路军是难以战胜敌人的。在这种情况下停留在河西，只能是坐待灭亡。可是他们却选择了西退，没有继续东进。他们折返西退的原因，或者是认为西路军能够打成歼灭战，或者是希望获得外力援助。

　　过去西路军在河西作战主要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没有打成歼灭战，这到底是河西的敌情及地形状况根本打不成歼灭战呢，还是属于西路军领导人指挥上的问题?如果是属于河西的敌情及地形根本打不成歼灭战，就应该及时离开河西。如果属于西路军领导人指挥上的问题，他们就必须在战术上予以改变，否则是必然要失败的。高台陷落后，在西路军兵力又遭巨大损失的情况下，究竟依靠西路军的力量还能否再打成歼灭战呢?这需要西路军领导人作出判断，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西路军的行动方向，也关系到西路军的前途和命运。

　　当时，西路军领导人对以后西路军在甘西的作战只能有两种估计：或者在甘西能够打成歼灭战，或者打不成歼灭战。

　　那么，西路军领导人到底是那一种想法呢?

　　我们先从西路军领导人认为能够打成歼灭战的角度考虑。

　　我们看到，西路军在东进时确实取得了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但是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具有偶然性。因为这个歼灭战不是西路军领导人通过调动敌人，创造战机造成的，而是他们及时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战机取胜的。青海宪兵团的装备虽然较强，士兵却是入伍才几个月的新兵，实战经验不足，缺乏战斗力。[202]当时青海宪兵团孤军冒进，属于运动之敌，没有坚固的工事作为依托，又与马家军主力相隔较远。这次战斗的胜利是由这几个条件造成的，具有偶然性。

　　我们看到当时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确实有不少偶然因素，难以引为常例。西路军领导人将这样一个偶然性的因素，当成了普遍性的因素，认为西路军能够通过歼灭战灭敌，这是他们判断上的失误。我们从西路军西退后，凭借倪家营子，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作战方式，再也没有能够打成歼灭战的经历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这种判断上的错误导致了他们错误的决策，成为折返西退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我们再从西路军领导人认为打不成歼灭战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西路军领导人这个时候在河西已经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战斗，对河西的敌情、地理状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又有沉痛的教训。在中央多次要求他们集中兵力进行歼灭作战的情况下，他们过去的作战却是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难以打成歼灭战。现在在兵力锐减的情况下，果真能够打成歼灭战吗?西路军领导人已是身经百战的高级指挥员，不会不考虑这些问题。打不成歼灭战，在甘西就只能是死路一条。虽然西洞堡战斗的胜利提高了西路军领导人打歼灭战的信心，但是处于河西的险恶环境且在兵力锐减的情况下，他们对于以后能否打成歼灭战是忧虑的，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他们却选择了西退，那只能说他们还有别的企盼，也就是外力援助了。

　　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希望获得外力援助。外力援助包括河东援助和苏联援助。他们希望获得河东援助，也就进一步说明他们对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中的不同作用，红军在黄河两岸的分布及河东河西敌我力量对比缺乏清醒地认识。正是由于他们对东进路线缺乏深刻的认识，他们才没有意识到在河东红军面临国民党中央军重兵压力的情况下，如果河东红军援助河西，就可能丢失河东根据地。一旦丢失了河东根据地，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被局限于河西，那将会极大地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

　　从一月二十七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的电报看，他们仍然寄希望于苏联援助，这显然是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缺乏清醒地认识，没有意识到将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于苏联援助上会给西路军带来的严重危险。

　　这样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不论是要求河东援助，还是寄希望于苏联提供援助，都反映出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将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直到这个时候，他们仍然没有确立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信心，而是对外力援助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正是这种幻想，在西路军处于危难之际，才导致了他们错误的决策，折返西退，最终酿成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

　　因而西路军领导人或者认为西路军能够打成歼灭战，或者认为西路军打不成歼灭战。如果认为西路军能够打成歼灭战，那是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作战方式判断上的失误;如果认为西路军打不成歼灭战，那是西路军领导人寄望于外力援助。在中央一再强调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依靠自我奋斗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寄望于外力援助，这是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的东进路线和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错误认识所致。不论是对西路军作战方式上还是对外力援助上的错误认识，最终变为西路军领导人的决策，化为西路军的西退行动。由此也就可以看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对西路军由东进转为西退的行动中起着主导性作用。

　　由此我们进一步分析。高台陷落后，导致西路军由东进转为西退的原因是复杂的。马家军的拦头是导致西路军折转西退的外部因素，而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作战方式上和对外力援助判断上的失误则是内部因素。显然内部因素是主导因素。在内部因素中，既有西路军领导人自身判断上的失误，也有西退路线的影响。依靠外力援助，而没有将战胜敌人的出发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对东进敌人没有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而是以东进敌人已经拦头为由折转西退，这恰恰是自信心不足的表现。而战胜敌人自信心的不足又是西退路线形成的原因。因而我们说西路军之所以由东进转为西退，到头来还是因为其领导人受到西退路线的影响所致。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高台陷落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关于东进西退方面的斗争，最初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首先提出西路军东进的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仅同意了西路军东进的要求，而且为西路军东进进行战术指导，并采用多种方式极力为西路军东进创造条件。同时，鉴于西路军处境之危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东进过程中又发生动摇，以东进有敌重兵阻绕为由，以西洞堡战斗的胜利为导火线，又转而西退。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了西路军的西退要求。

　　从中我们看到，在这次东进西退的斗争中，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处于主导地位，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处于从属地位，最后又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西退主张最终化为西路军的西退行动，重返倪家营子。这是西路军最后一次返回河东的机会，如果这个时候他们果断东返，还会保留西路军的基本骨干。可是他们却选择了西退，这也就奠定了西路军最终近乎覆没的结局。

　　从西路军在河西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东进西退问题上的三次斗争来看，如果徐向前、陈昌浩命令西路军第一次东返，西路军可以全师而归;命令西路军第二次东返，西路军可以保存主力;命令西路军第三次东返，西路军还可以保存基本骨干。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先后三次放弃了东返的机会。这表明他们是执意于西退，不愿意离开甘西，返回河东的。在他们执意西退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最终还是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没有严令西路军返回河东。

　　由此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西路军先后三次放弃东返机会的主导力量，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是在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放弃东进折转西退方面处于从属地位，不过是同意了他们的决定而已。西路军领导人先后三次放弃东进，转为西退，尽管有外部因素的制约，但从根本上则是认为河西比河东更为重要，西路军不宜离开河西。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对在河东战胜敌人，建立根据地以及依靠自我力量东进信心的不足所致。对河东战胜敌人和东进信心的缺乏，才使得西路军领导人滞留河西，不愿意返回河东。而对河西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信心的缺乏，才导致西路军领导人对外力援助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显然受到了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这样，西路军既不愿意离开河西，又无法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情况下，也就难逃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了。

　　4、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之四：在援西军组建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进行的斗争。

　　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后，处境日益恶化，特别是进入二月中旬后，西路军领导人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多次请求救援。在河东红军仍然面临国民党重兵威慑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西路军的安全出发，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着手组建援西军。

　　一九三七年二月下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河东红军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并告周恩来：“极秘密准备派出三分之一力量向西增援，并准备能在一星期内行动。”[203]当时河东红军占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二，如果将河东红军的三分之一组建援西军，过河救援西路军，这实际上就是红军一半以上的兵力向河西发展了，河东河西平分兵力了。这当然是与中央的东进路线相抵触的。

　　二月二十二日十三时，毛泽东致电河东红军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并告周恩来：“增援西路军尚未作最后决定，但已局势严重，考虑时机，因西路军已至极危险时候，其原因正如彭、任所述，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增援军拟以十五军团、三十一军(或四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之，以伯承任指挥，张浩同去。”[204]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要求组织援西军，并就援西军的组成部队及主要指挥员向河东红军前线指挥员征求意见。

　　二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欲战胜此敌，只要八个足团，一两千骑兵，带足较强火力及山炮、迫击炮一部即可。最好能速抽出这样兵力过河，以归还建制名义向凉州进攻。我们适时夹击，可彻底消灭此敌，夺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接通远方，实现根本大计，无论对西安之和平、战争计，无论对中国红军及西路军计，此为上策，望军委考虑，希予采纳。”[205]当时，西路军的处境是危险的，西路军领导人的心情是急迫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到底是河东还是河西关系到我党发展的根本大计呢?在西路军已经带走红军三分之一力量的情况下， 河东又面临着国民党的重兵压力，中央能够不顾河东的安危而去冒然援助河西吗?

　　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三时，毛泽东致电河东红军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并告周恩来：“增援军决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一团充之。立即准备完毕。”[206]

　　二月二十八日二十三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告河东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叶剑英：“增援应在军队开始移动后告顾，过早恐危险。为避免平分兵力及准备万一时东面作战，一方面军全部不动为宜。”[207]

　　我们看到，中央担心一旦援西军过河援助西路军，河东红军力量减弱，国民党军队可能会乘机向我河东根据地发动进攻，因而为了准备作战，捍卫河东根据地，避免平分兵力，决定一方面军全部留在河东。

　　三月二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河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指挥员彭德怀、任弼时、刘晓、左权并告周恩来：

　　昨日电悉。

　　甲、中央与军委决定增援西路军的理由如下：

　　(一)西路军已完全丧失自信心，处在极危险地位，一切(措施)都无效力，只有增援一举可以稳定军心，撑持时日，以待问题之解决。

　　(二)西路军如根本失败，影响极坏。

　　乙、但增援及施行之程度，必须服从下列原则：

　　(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始行动时，周即告顾祝同，请其谅解。如不影响和平，则施行增援，否则中途停止，而将增援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区域。

　　(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一段，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更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

　　丙、上述决定请向军师干部解释明白。

　　丁、政治上解决及收买“二马”与军事增援同时进行，如收效即停止增援。此项请周注意。[208]

　　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讲了增援的理由，增援的原则，要政治上解决、经济上收买二马与军事增援同时进行，一旦有了收效就立即停止增援。

　　如果国民党对增援提出异议，就停止增援。这是为了防备河东国民党中央军趁着援西军西进，河东红军防御薄弱的时机，进攻河东。因为河东事关我党的根本利益，河东红军本来在敌人的重兵压力下已感兵力不足，援西军西进后，兵力更嫌紧张，因而中央要求一旦影响和平大局，援西军就停止增援，随时准备保卫河东。

　　同时，因为援西军毕竟不是由河东红军主力组成，鉴于河西的特殊情况，西路军以二万多人的兵力最终困于河西的严峻现实，还要确保增援军的安全，防止增援军又陷入困境。

　　我们看到增援军的组成及行动是在东进路线的指导下进行的，是在维护河东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实施的。

　　三月九日二十三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徐、陈所部在沙河堡仅占地十里，被敌包围，粮水均缺，不能持久。全力用政治方法解决，并须速解，免去军事增援为上策。”[209]

　　从电报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还是希望政治解决为上策，军事增援为下策。究其原因还有由于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地位造成的。从中国革命发展的大局出发，党中央不可能舍弃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而以河东主力去增援西路军。援西军的兵力小，就容易陷入困境，援西军的兵力大，则又会导致河东根据地的失守，这将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

　　三月十三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军政委员会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西路军现不足三个团，虽精神团结，斗志坚决，但子弹几尽，日夜连续血战，受挫极大。附近皆高山险路，转移困难，在这紧急情况下，望援西军火速前进，估计援军全部或大部若能于五日内渡过黄河，先头部队渡河后即向凉州进逼，则围可立解。西路军现存的大批干部及积极分子可以保存，并可协同援军解决‘二马’，否则全部危险性极大。时迫词切，望即复示，并争取白天与我们通报。”[210]

　　从电报中可以看到，西路军不足三个团，且已退入祁连山中。西路军领导人仍然在急盼援西军前来解围，这个时候援西军就是星夜兼程，也已无济于事，西路军败局已定。

　　三月十三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现在已处于特殊情况之下，已不是一般方法的解决问题，必须立即采取特种(殊)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事项和方法，请你们考虑决定一种：

　　率现存之三团人员向外蒙冲去;

　　率现存之三团人员打游击战争。

　　以上方法不论采取那一种，均需将伤病兵员安置民间，仍需采取自主自动姿态，均需轻装，均需取变化不测战术。”[211]

　　我们看到，在西路军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保存西路军余部出发，指示西路军领导人或率兵向外蒙突围，或就地进行游击战争。

　　鉴于西路军已经失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停止了援西军的行动。

　　三月十三日，毛泽东致电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张浩及河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领导人：“援西军全部在镇原、青石嘴线停止、待命，加紧训练。”[212]

　　我们通过业已公布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在西路军处于危难之际，中央向西路军派兵增援是困难的。河东物资缺乏，粮食、弹药要从兄弟部队中筹措，开拨费用还要多方筹借，又要准备造船器材，……。[213]尽管这样，在西路军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毅然派出了援西军。

　　中央除派兵救援外，还为援救西路军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比如，同国民党谈判解决问题，赎买、恐吓甘、青二马，利用东北军与甘、青二马的矛盾，派与甘、青二马有联系的人士进行疏通，[214]还意图通过共产国际来进行工作，[215]等等。这些措施虽然对缓解西路军的困境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路军的处境，保存西路军的基本力量。

　　当时西路军的处境是艰难的，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什么没有派出河东红军主力增援西路军呢?在援西军的组成及行动上又受到那些因素的制约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援西军问题上的分歧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从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中的不同地位出发，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因而红军主力必须置于河东。当时红军三分之二的兵力在河东，三分之一的兵力在河西，从东进路线的要求出发，河东难以再向河西派兵了。西安事变后，河东形势波谲云诡，国民党重兵(四十个师)屯于关中地区，虎视眈眈，形势极为严峻。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河东要比河西严重得多。

　　如果我党不顾后果从河东派红军主力向河西进军，那么河东国民党中央军就会趁我河东主力西进之际，进攻河东根据地，留在河东的红军是难以抵挡住国民党中央军的。一旦失去河东根据地，红军主力被压向河西，国民党沿河封锁，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会被拘限于河西地区，这将会极大地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因而援助西路军是在确保河东根据地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就不可能派出红军主力来救援西路军，只能派出一定数量的援西军。这一定数量的援西军如果遭到国民党的反对，国民党军队一旦露出进攻河东的迹象，那么援西军就要停止行动，以备保卫河东之用。

　　由此我们看到援西军的组成与西进是在东进路线的指导下，在维护河东根本利益基础上的行动。中央在援助西路军方面坚持党的东进路线，从我党的根本利益着眼，是慎重的，理智的，而没有情绪化地行动，不顾后果地出兵河西，损害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

　　应该说，在西路军处于危难之际，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多次向中央请求援助，发出措词恳切感人肺腑的电报，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情急之下发出中央应负西路军损失的电报，[216]从他们在河西的处境来看，也是可以谅解的。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如果真正理解了中央的东进路线，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分布状况出发，着眼于河东河西敌我力量对比的差异，难道还会一再要求中央提供援助吗?还会因为中央不能及时提供援助而责怪中央吗?

　　从他们一再要求中央迅速提供援助，认为中央应该对西路军所受损失负责的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并不理解中央的东进路线，没有认识到河东关系到我党的根本利益。如果一旦失去河东，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被压向河西将会极大地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他们要求中央不顾河东的安危来援助西路军，向河西进军，显然是从河西的局部利益出发，认为河西比河东还要重要，这本来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内容。因而我们才说他们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鉴于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地位，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从东进路线的要求出发，认为河东难以再向河西提供援助。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无视这些实际情况，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开往河西，要求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归还建制，要求援西军火速救援，先后三次放弃东返的机会，在处境险恶的情况下，仍然滞留河西。这是由于他们认为河西是接通远方，奠定抗日后方的战略要地。[217] 从他们一再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向河西发展，河东红军应该援助河西来看，显然他们认为河西比河东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这恰恰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内容。

　　因而我们认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反复要求河东红军提供援助却始终不愿意离开河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央的东进路线，而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所致。

　　(五)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张国焘路线中的军阀主义对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关于西路军安危的重要指示上的影响。

　　西路军在河西转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确实不断将西路军的战况、行动计划及相关要求电告中央，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出请示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及时给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示电。如果单从形式上看，西路军确实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转战的。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档案文献资料进行系统考察后却可以看到，虽然从形式上是这样，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出的关于西路军行动的关健性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始终难以执行，反而不断提出中央难以满足的要求，结果处置失措，最后被打败。

　　西路军失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致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电报中，批评西路军领导人“西路军目前所以陷入危险境地”“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西路军的领导者没有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消灭敌人，完成自己的任务，自信心因而扫地，希望寄托在外力的援助上。”[218]

　　西路军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致西路军工委的电报中，批评西路军领导人“靠人而不靠己”、“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致陷西路军于今日地位” [219] ，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的批评到底有没有事实根据呢?是不是就像有些人说得那样在西路军失败后中央就一塌括子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推到了西路军领导人的头上呢?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依据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来考察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做出了那些重要指示，中央做出的这些指示又会对西路军的安危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到底执行了中央的指示没有?又是如何执行中央指示的?

　　人们不禁要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甘西转战期间到底向西路军领导人做出了那些关健性的指示呢?

　　1、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甘西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

　　西路军作为一支深入外线，独立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从西路军自身的安全出发，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以此作为制定行动方针和战略战术的出发点。因而在西路军开始西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的党中央就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甘西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致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中多次要求他们不要依赖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下面我们选择几份这样的电报。

　　十一月二十三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220]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远方正在讨论帮助西路军，但是坚决反对西路军进入新疆，这样西路军就只有在甘西一带活动。

　　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四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221]

　　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明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三个月内不要依靠苏联援助。从电报要求看，也就是在二月二十五日以前不要依靠苏联援助，实际上西路军领导人后来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二月二十五日的时候，西路军败局已定了。

　　十二月十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222]

　　这是西安事变后，中央发给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由于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军大兵压境，河东形势动荡不安，因而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河东暂时是不可能援助西路军的。

　　一月五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及军政委员会：“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223]

　　这是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中央发给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在电报中中央又一次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来打开局面。

　　一月六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来电所谓不依靠任何外力，是否包含远方与统一战线，究竟前电所称远方货物到达时间是否属实，抗日联军方面对‘二马’有无争取可能。”“负完成任务使命，但停止太久消耗实力，全靠自力不能解决‘二马’，奠定抗日后方。如必须先机或同时完成奠定抗日后方的任务，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224]

　　虽然这是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名义拍发的电报，但是它反映了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在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不要依靠外力的指示发出疑问，问不要依靠外力是否包括远方和统一战线，又问抗日联军对二马有无争取可能?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就是说要西路军领导人依靠西路军自我奋斗来战胜敌人，在甘西生存下去。这个外力当然包括苏联和河东援助了。

　　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出，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不要依靠外力的指示，存在模糊认识，仍然没有确立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决心和信心。至于要河东争取二马，西路军领导人作为一个斗争的策略手段是可以的，但是必须把立足点放在歼灭二马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有备无患。西路军领导人表明依靠自力不能解决二马，既然依靠自力不能战胜二马，我们看到他们采取的方式不是令西路军离开河西，而是向中央要求让红四军、三十一军以归还建制的名义来增援西路军。

　　一月七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成立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远方物资只送到安西，送到肃州是不可能的。四军、三十一军已集中长安附近，也不可能策应你们。因此，你们目前只有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详容另告。”[225]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电报中解释了因何难以争取二马及提供外力援助的原因，再一次明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依靠自我奋斗来战胜敌人。

　　一月十六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西路军在这一时期艰苦奋斗中，虽然表示了惊人的英勇，但也形成自信心降低，应在全军中向高级干部以至战士进行坚决不懈的宣传鼓动，提高胜利信心，克服丧失信心的有害情绪。”“远方货物是只能在约定时间送到安西的。最近两个多月没有电报来，也许西安形势的发展，能够给你们有利的配合，我们正在争取对西路军的帮助。但你们必须从提高信心，努力军事政治的转变，求得自己的力量，战胜二马，才能保证创立甘北根据地，及在可能时派一部占领安西的胜利。”[226]

　　从电报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一次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战胜二马，只有战胜二马西路军才能求得生存，指出了西路军领导人存在缺乏自信心的弱点，告诉西路军领导人中央正是争取力量帮助西路军，远方两个多月没有电报来，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西路军即使到达安西也是获得不了援助的。

　　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时，洛甫、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博古：“(西路军)领导机关缺乏自信力，不把中心放在战胜敌人、创造根据地上，而放在依赖外力援助上，要求我们把‘二马’弄好，并要求四军、三十一军西去援助。军委已屡电指出其弱点，但一方面我们应尽一切可能援助之。”[227]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曾多次致电西路军领导人指出他们存在的弱点，没有把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而是寄望于外力援助。我们试想，中央又有什么办法能够把二马弄好呢?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大兵压境，河东的敌我力量对比要比河西严重得多，我党的根本利益又在河东，河东的兵力尤感不足，又如何能够派兵援助西路军呢?

　　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四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我们虽以各方用心设法援助西路军，但唯一的仍然依靠你们，用自力在战胜‘二马’条件下完成你们的东进任务。”“深入的政治动员，坚决不靠外力，使人人具有誓死必胜的决心。在困难环境中，严肃红军纪律，争取群众赞助，是重要的保障。”[228]

　　这是高台陷落后，西路军在东返途中，中央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虽然中央在以各种方法援助西路军，但是西路军领导人不要心存幻想，要把完成东进任务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力上。

　　二月十七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依据你们自己与当前敌人力量对比的情况，依据国内与西北的环境，如果蒋介石不能或不愿停止‘二马’向你们进攻，又不愿主力红军派兵向你们增援，则你们的唯一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消弱之，各个击破之，以便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例如你们有一次缴获敌人二百余枪，这样的胜仗多打几个，则情况便起大的变化，此外不能有任何别的方针。”[229]

　　这时的西路军已经在倪家营子战斗了一个月，元气耗尽，开始突围向祁连山中转移了。中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在河东红军难以增援的情况下，西路军只有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从河东我党的根本利益着想，河东主力红军是难以不计后果地去援助西路军的。因为在和蒋介石没有达成谅解的情况下，河东主力红军一旦向河西行动，河东国民党中央军是随时有可能向我河东根据地发起攻击的。

　　三月四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但中央认为西路军目前所以陷入危险境地，一方面固然由于地形、给养与客观的困难条件，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西路军的领导者没有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消灭敌人，完成自己的任务，自信心因而扫地，希望寄托在外力的援助上。”[230]

　　这个时候，西路军正在向祁连山中转移，中央明确指出了西路军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依靠自我力量来战胜敌人的信心，而是希望寄托在外力援助上。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中央对西路军的批评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呢?是不是就像有些人说得那样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责任一塌括子推给了西路军领导人呢?

　　三月十七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工委领导人李先念、李卓然:“你们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及发展，反对过去靠人而不靠己，被动而非主动的机会主义路线，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致陷西路军于今日地位。你们应该坚决反对此种错误路线，而在新的精神上执行主动的依靠自己与群众力量的方针。”“顾祝同已电‘二马’停战，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因此，你们行动应完全放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上面。”[231]

　　我们看到在电报中，中央又一次严厉批评西路军领导人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没有将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力量来战胜敌人上，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是依靠外力援助，靠人而不靠己，致陷西路军于今日之地位。中央明确要求西路军工委领导人要汲取这一惨痛教训，将行动放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上面。

　　通过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曾经反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这里的外力既包括河东红军的援助，也包括苏联援助。我们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的电报中也可以看到，他们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向河西发展，到达高台、临泽地区以后，他们多次提出要河东红军提供援助，要“远方物资用外力送下”，这表明他们没有真正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这个指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什么一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而要依靠自我奋斗来战胜敌人呢?

　　作为一支远离后方，深入外线作战，悬军甘西的部队，不管外力援助可靠与否，首先必须要把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必须把应付最困难情况作为布置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使全军指战员具有在失去援助的情况下孤军作战的心理准备，更要有战胜困难局面的信心和勇气。这是自身生存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备无患。即使艰难状况一旦出现，也能够沉着应付，冷静对待，化险为夷，而不致于惊慌失措，束手无策。否则的话，一切寄望于外力援助，要是外力援助一旦不至，又没有依靠自己力量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当时的外力援助并不可靠。外力援助包括河东援助和苏联援助。根据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中的不同地位，红军主力必须置于河东。西路军已经拉走了红军三分之一的力量，西安事变前后，国民党重兵压向河东，河东的敌我力量对比要比河西严重得多，从维护河东我党根本利益的要求出发，河东红军是难以为河西提供援助的。

　　虽然共产国际(苏联)表示从新疆提供援助，并将援助送到安西，但是他们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方式来提供援助，又能否能像他们保证的那样及时提供援助呢?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没有十足把握的，也是难以左右的。共产国际(苏联)既然能够在红军过河的情况下突然改变从宁夏提供援助的计划，谁又能够保证他们不会改变从新疆援助上的承诺呢?尽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共产国际(苏联)“确实无误”的从新疆提供援助，并获得了他们的保证，但是从西路军的自身安全出发，中央还是要求他们立足于自我奋斗。这样即使苏联的援助不到，由于西路军有充分的准备，也不会给西路军带来多大的损失，更不会带来“致命”的影响。

　　正是由于中央从维护处于外线作战的西路军的安全出发，同时也鉴于不论从东进路线的要求，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还是两岸敌我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河东已经难以出兵援助河西了，而苏联尽管已经保证“确实无误”的从新疆方面提供援助，但是由于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中央也是没有十足把握的。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反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

　　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对中央的这个指示又是什么态度呢?

　　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对共产国际(苏联)的援助抱着几分天真的想法，似乎他们打到安西就能够立即获得苏联的援助，没有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232]在没有与苏联就援助约定好的情况下，西路军即使到达安西也是获得不了援助的。如果西路军深入肃州、安西荒凉之地，苏联的援助又不至，马家军再蜂拥而来，那将会给西路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当时西路军已占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一，如果河东再向河西出兵，实际上就是平分兵力了，或许还可能导致河西的红军兵力占有优势，而这是与中央的东进路线相背离的。如果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真正理解了中央的东进路线，认识到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中的不同地位，又鉴于西路军的力量已占红军的三分之一，同时河东红军面临的压力要比西路军大得多，他们又怎么会再三向中央提出要求河东红军提供援助呢?他们又怎么会说出西路军损失应该由中央负责的话呢?[233]

　　因而我们认为他们之所以一再向中央提出要河东出兵援助，从根源上看还是由于他们没有深刻理解中央的东进路线。同时，他们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苏联的援助已经准备好了，到了安西就可以获得援助，因而直到几十年后还在为之叹息。[234] 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当时限于其视野的局限，如果认识不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再指示他们不要依靠外力，要依靠自我奋斗来战胜敌人后，他们仍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是他们的责任了。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把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反而对外力援助抱有幻想。正是由于他们对外力援助抱有幻想，因而才没有将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才导致他们没有从河西敌我力量的对比出发，汲取西路军西退以来的经验教训，立足于西路军悬军甘西的险恶处境，对西路军在甘西的发展前景做出准确判断，在不能战胜马家军的情况下，及时采取果断措施，撤离甘西。

　　如果他们像中央要求的那样不要依靠外力，将在河西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那么他们就会将外来援助作为意外之事，将西路军自身力量作为部署作战的出发点，根据甘西敌我力量对比状况，总结西路军西退以来征战的经验教训，在西路军依靠自我力量不能战胜敌人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撤离甘西，只能是最终导致全军覆没的结局。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又怎么会不离开甘西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是为了从维护西路军的自身安全出发，立足于依靠自我奋斗摆脱困境，使西路军领导人把最困难的条件作为部署西路军工作的出发点，作好充分准备，以便于应对各种不测局面。

　　如果西路军领导人坚决执行了中央的这个指示，从立足于自我奋斗的前提出发，来部署西路军的一切工作，制定应变的几套方案，这样在出现危局的时候，就能够从容应对，避免大的损失。

　　可是我们却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没有把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因而他们在马家军的进攻面前，没有从自身力量出发去积极谋势，创造战机，作好充分的准备，反而依托据点，被动防御，一再要求外力援助，结果举措失当，导致严重损失。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没有将在甘西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因而才导致他们没有将西路军在甘西孤军奋战作为制定作战计划和工作部署的出发点，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做好应付最困难局面的充分准备，也影响到他们对西路军在甘西处境及发展前景的准确判断，没有采取果断地措施撤离河西。这对西路军的发展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既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甘西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那么，为了这一指示的贯彻落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又进一步作出了那些指示呢?

　　2、要在甘西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建立巩固的甘西根据地是落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到自我奋斗上的重要举措。在西路军向西退却，悬军甘西的情况下，从西路军的自身安危着想，必须要建立根据地，以解决西路军的生存问题。因而，不论西路军在永昌、山丹期间，还是在高台、临泽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都向西路军发出了建立根据地的指示。

　　十一月六日，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纲领：我四方面军北渡之主力，遵军委电令，有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地区，发展创造甘北(应为甘西，即今河西走廊—编者注)抗日后方，配合主力行动之任务。”[235]

　　这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张国焘的授权制定的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纲领。在这个计划中我们看到，他们要在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活动，要把这里建成抗日的后方基地。至于电报中说的“遵军委电令”并不符合事实，因为根据前文的考察我们知道，这个计划是在张国焘授权下制定的。

　　这个战役计划制定后，上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虽然没有立即批准这个战役计划，但是却初步考虑了他们的西退建议，将其纳入了拟定的《作战新计划》。

　　十一月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了征求意见的《作战新计划》，其中规定了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的任务：“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236]

　　这个《作战新计划》尚在征求意见之中，还未最后确定，但是在新计划中关于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任务的规定，表明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的西退建议进入了中央的决策程序，开始纳入中央的战略计划。

　　在中央授予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路军番号后，又就东返西退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237]十一月十二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议：此方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以一部尽量控制土门、古浪，迟滞南敌，占领凉州地区后击敌;以一军进占永昌、大靖，扫清后路。我第二步，如受着南敌压迫时，或后路受威胁时，即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在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永。”[238]

　　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这封电报中，闭口不言东返有什么困难，而是表示西退能够完成任务。在电报中提出了西路军的行动计划，首先占领凉州、永昌、大靖、古浪一带，如果遭到马步芳部的压迫，或西路军的后路受到威胁，在这个地区站不住脚，就将西路军主力向甘州、肃州前进，打通远方。我们看到，以后西路军就是在永昌、山丹地区待了一个多月，最后是在难以立脚的情况下，才向高台进军的，西路军的行动基本上是按这个计划行事的。

　　(1)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

　　在西路军绕过凉州，向永昌进军的时候，十一月十七日八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我们决以打通远方与争取在甘、凉、肃地区建立根据地之任务，主力须速西进，迅取甘州。”“估计时间约十一月二十五日先头部队到甘州，十二月五日到肃州。”“以当时情况，是否我们控制肃州、甘州在手，由远方负责与我们打通，还是我们主力进到玉门、安西，或到新疆，才有办法。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239]

　　我们从这封电报中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改变了十一月十二日电报中的计划，向中央请示打通远方与建立根据地，那一个优先的问题。虽然是向中央请示，但是我们却看到他们主张迅速攻占甘州、肃州，打通远方的意向是明显的。

　　十一月十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十七日电悉，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留住一时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用汽车送，正办交涉中。”[240]

　　我们从电报中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由于苏联无论从援助的准备上，还是运输上都来不及，安西、肃州一带又甚荒凉，不利于西路军生存，同时也为了使西路军在东面保持广阔的回旋余地，因而主张西路军在这个地区“留住一时期”，也就是在这个地区建立根据地。

　　关于在这个地区建立根据地，后来徐向前回忆道：“陈昌浩满有把握，劲头十足，要建立永凉根据地。我呢?不以为然，对中央要我们停止西进的意图，百思不得其解。我对陈昌浩说：现在可得好好估计形势哩!九军被搞了一家伙，马家军整天进攻我们，毛炳文部又要西进，形势和过去大不相同，弄得不好，我们还得吃亏。陈昌浩却漫不经心地说：现在形势大好，马家军被我们基本击溃，有什么可顾虑的?!我听了这话，真是火冒三丈。我说：什么叫‘基本击溃’?基本击溃敌人有个标志，就是我们转入进攻，敌人转入防御。现在恰恰相反，敌人在进攻，我们在防御;敌人是优势，我们是劣势;敌人有后方，有补给，我们没有。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

　　和陈昌浩共事几年，我从来没有与他面红耳赤地争吵过。这次破了例，吵得很凶。他强调形势大好，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我强调形势困难，在这里被动挨打，无法周旋，要吃大亏。我俩住在间民房里，围着炭火盆，边烤火，边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天气很冷，门窗都是破的，寒风嗖嗖地往屋里灌。我的脚尖烤得暖和，脚后跟却冻得生痛。大西北的冬天，就是这般滋味。

　　争来争去，陈昌浩固执己见，拿‘尚方宝剑’压人。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我拿他没办法。就说：你说能建立根据地就建立吧，给部队作动员，我可以照你的口径讲，但保留自己的意见。陈昌浩认为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事后曾找军政委员会的成员做工作，准备召开会议，向我‘开展斗争’。因曾传六他们反对，只好作罢。”[241]

　　从徐向前的回忆看，陈昌浩主张执行中央的指示在这个地区建立根据地，而他认为由于敌人没有被消灭，因而在这里被动挨打，是建立不成根据地的。他们争论的结果最后还是因陈昌浩以权压人要在这个地区建立根据地而告结束的。

　　那么，当时徐向前的主张又是什么呢?据徐向前回忆：“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有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242]

　　徐向前的这种主张能不能行得通呢?

　　我们看到，徐向前主张西路军一直西退，获得苏联援助后，再挥师东进，消灭马家军，建立根据地。徐向前的主张实质上就是继续向西退却，待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这样他就把战胜甘、青二马的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上了。

　　徐向前这种主张的正确性是建立在西路军西退能够及时获得苏联援助的基础上的。从前文我们引用的中央十一月十八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当时苏联的援助还没有准备好。在与苏联就援助的时间与运输方式没有约定好的情况下，西路军到达安西是获得不了援助的。如果获得不了苏联提供的援助，西路军身居肃州、安西荒僻之地，马家军再蜂拥而来，这个地方又远离河东，那么西路军的处境是危险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极为冒险的行为，因而徐向前的主张也是难以行得通的。

　　陈昌浩后来回忆说：“西路军当前任务之如此巨大，不击灭‘二马’至少给予严重与基本打击，迫其一时停战是不能完成‘接通远方之任务’的，然在当时我们有着这样的估计：A、以敌力及地形对敌之优势，毛炳文部之继进，不愿在凉州以东与敌作不利之决战;B、以为相当团聚兵力接次或集结前进，在极力讲求避免决战条件之下，可以先进入甘肃、玉门、安西，先接通远方得到补充再与二马决战;C、企图执行限期占领甘、肃二州与安西之任务，而惟恐损失实力不能按期完成任务。这样观念，若有相当根据，然在实际上既不能逃避决战，在敌人紧迫进攻之下，不先求击退敌人是不能达到目的地的。这一战略估计的不正确，结果不能在古浪地区集结兵力打敌，不能在凉州到永昌、山丹地段集结全力打敌。”“即使进入肃州以西，‘我能往寇也能往’，不击退敌人又如何能取得东西到手呢?”[243]

　　我们从陈昌浩的这段回忆可以看出，当时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认识到如果不给甘、青二马以歼灭性打击，是难以完成打通远方，建立根据地任务的，因而在作战方面确实存在着避战行为。正是这种避战行为，才导致古浪保卫战中红九军的惨重损失，在永昌、山丹地区不能集中力量击敌。在没有给予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

　　这样我们看到，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问题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同意见。那么，从今天的角度上看，应该如何来认识他们之间存在的不同意见呢?

　　建立根据地是贯彻中央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举措。如果不建立根据地，西路军悬军河西，又如何能够生存呢?永昌、山丹地区到底能不能建立根据地呢?

　　徐向前在回忆录里对建立根据地过程中，在集中兵力消灭敌人与分兵发动群众的关系上，着重阐述了这两者之间对立的一面，虽然也说明了他们统一的一面，但是却没有指出当两者出现矛盾的时候应以那一个为主。[244]在这两者的关系上，战胜敌人是建立根据地的前提，只有消灭敌人才能建立根据地。当消灭敌人与分兵发动群众出现矛盾的时候，必须以消灭敌人为第一原则。

　　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确立依靠自我力量来战胜甘、青二马的决心与信心，在获得苏联援助前，为了保存西路军实力，就要尽量避免与马家军决战。这样为了避免决战，减少西路军的伤亡，就不得不将西路军分散于各个堡寨，以堡寨为依托来抗击马家军的进攻。由于甘西堡寨分散，各堡寨之间又距离较远，因而西路军也就分散在东起凉州西北四十里铺，西至山丹三百余里的战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徐向前认识到以西路军当时在永昌、山丹地区的分布态势，是难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在消灭不了敌人的情况下，是建立不起根据地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徐向前的认识是正确的。

　　虽然徐向前的认识是正确的，但他却没有能够找到西路军的正确生存方式。他反对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主张向西退却，是建立在到达肃州、安西后就能获得苏联武器装备的基础上的。他显然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缺乏清醒地认识，他没有意识到在和苏联就援助的具体时间和方式没有约定好的情况下，西路军到达安西地区是获得不了苏联援助的。在获得不了苏联援助的情况下，西路军身处安西、肃州荒凉之地，远离河东，苏联又反对西路军进入新疆，马家军再席卷而至，那将会给西路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由此看来，徐向前反对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主张向西退却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打击马家军的主张也是不切实际的，难以行得通的。从这个角度上讲，他的主张又是错误的。

　　陈昌浩要建立根据地，并不仅仅是要执行中央的命令，因为他还认识到作为一支担负独立作战任务的军队，建立根据地对西路军在甘西生存的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讲，陈昌浩的主张是正确的。

　　但是陈昌浩没有认识到建立根据地的前提是消灭敌人，如果不能给予马家军以歼灭性的打击，在马家军尚有较强进攻能力的情况下，在永昌、山丹地区是难以建立起根据地的。不仅建立不起根据地，而且还会无谓地损耗西路军的力量。可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在获得苏联援助前，为了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尽量避免与马家军决战，因而才将西路军分布在东起凉州西北四十里铺西至山丹三百余里的战线上，分兵固守据点，难以集中起必要的机动兵力来消灭敌人。陈昌浩没有认识到以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的作战态势是消灭不了敌人的，而消灭敌人是建立根据地的前提，在消灭不了敌人的情况下在永昌、山丹地区是建立不成根据地的。从这个角度上讲，陈昌浩的主张又是错误的。

　　这样我们看到，在执行中央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指示方面，陈昌浩是正确的，但是在只有消灭敌人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方面他又是错误的;而徐向前在不消灭敌人就难以建立根据地方面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他想通过西退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进行决战的主张又是错误的。在建立根据地方面，徐向前和陈昌浩虽然各有正确与错误的方面，表面上看确实存在着矛盾和分歧，并为此发生了两人共事以来的第一次争吵，但是从本质上看，他们则是一致的，也就是都存在着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甘、青二马进行决战的意识，没有把西路军在甘西的生存放在自我奋斗的基础上，依靠自我力量通过歼灭性作战来消灭敌人的决心和信心。这样在获得苏联援助前，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就不得不采取尽量避免与甘、青二马决战的行为。这对西路军在甘西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2)建立高台、临泽根据地。

　　西路军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夜全军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向西退却。在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发现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甚荒凉，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西路军的安危着想，才让西路军集结于高台、临泽地区，暂时勿在前进。

　　一月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并军政委员会：“你们就应从依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区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因为消灭敌人创造根据地，正是接通远方，建立抗日后方的实际行动。”“依现时敌情、地理、经济、粮食、气候条件，西路军须全部集结临、高地带，执行上述任务，并求休补，现勿分兵去安西。”[245]

　　我们看到，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依赖自身力量，在临、高地区，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在西路军领导人暂时难以继续西退，他们又不愿意返回河东的情况下，中央从西路军的自身安危着想，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要依赖自身力量，以消灭敌人，创建根据地为中心任务。这是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贯彻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的根本保证。

　　一月十六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情况下，应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但你们必须从提高信心，努力军事政治的转变，求得自己的力量，战胜二马，才能保证创立甘北根据地，及在可能时派一部占领安西的胜利。”[246]

　　我们看到，中央还是希望西路军向东发展根据地。在西路军身处甘西，中央难以派兵增援，而苏联的援助又捉摸不定的情况下，中央除了要西路军领导人依靠自我奋斗，把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作为中心任务外，还是希望西路军向东发展根据地的。

　　西路军领导人实际上是在永昌、山丹地区由于没有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最后在敌人的进攻下，在无法立脚的情况下才向安西、肃州方向退却的。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才发现高台以上甚荒凉，根本不适于西路军的生存，因而才暂停于高台、临泽地区。在这个地区他们又犯了在永昌、山丹地区同样的错误，将西路军兵力分布于高台、临泽和倪家营子一百多里的战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西路军主力集中于倪家营子周围，而红五军及若干直属部队分布于高台、临泽。马家军将西路军分割包围，首先集中优势兵力进攻西路军的“软肋”高台、临泽，而后再总攻倪家营子。 这样在高台、临泽失守后，西路军领导人才决定东进，撤离这个地区。

　　由此我们看到，虽然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要依赖本身力量，把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作为中心任务，但是他们显然没有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因为这个时期的文献资料显示，他们反复要求苏联和河东红军提供援助，而且从西路军的兵力分布上看，分兵把守据点，兵力分散，最易于被敌人各个击破。他们又没有主动造势，创设战机，歼灭敌人的行动。虽然西路军领导人这样做有一些客观因素的限制，但是从作战的主观指导上来说他们显然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这样在没有消灭敌人的情况下，是难以建立起根据地的，西路军也就难以逃脱被打击的命运。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曾经两次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在甘西建立根据地，一次是在永昌、山丹地区，一次是在高台、临泽地区。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什么要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甘西建立根据地呢?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之所以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建立根据地，采取流寇主义的方式，难以获得补充和给养，因而才导致最后失败的。根据我党过去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红军只有依托根据地才能得到发展和壮大。西路军作为一支在河西独立行动的部队，在河东援助极为困难，苏联援助存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从西路军的自身安危出发，在难以获得外来援助的情况下，如果不建立根据地，西路军悬军河西，进行流动作战，难以获得必要的补充，进行休养生息，又如何能够生存得下去呢?

　　有人说在永昌、山丹地区根本就建立不了根据地，是由于在这个地区建立根据地才延误了西路军西退的时机，西路军才最终失败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认为是不对的。

　　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是在永昌、山丹地区好呢，还是在肃州、甘州地区更合适呢?如果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不了根据地，那么继续西退就能够建立根据地吗?

　　我们认为永昌、山丹地区的经济条件、人口规模、民情及社会情况比较好，而安西、肃州地区则较荒凉，因而这个地区显然优越于肃州、安西地区，同时这个地区距离河东较近，如果情况不利时，可以随时返回河东。因而我们认为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更合适一些。

　　如果不建立根据地，西路军孤悬甘西，又如何能够生存得下去呢?将西路军的命运靠在获得苏联援助上，能靠得住吗?

　　至于说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是延误了西路军西退时间，造成了西路军的失败，这种判断如果能够成立的话就必须有这样一个前提，也就是苏联已经在安西准备好了武器装备，西路军去了以后就可以获得。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如果没有和苏联约定好，西路军就是急速西退到了安西，也是获得不了苏联武器装备的。这样西路军到了安西，那里更为荒凉，苏联的援助又没有到，西路军更不能向新疆进军，马家军再蜂拥而来，西路军的处境只能比在永昌、山丹地区更为险恶，这又何谈延误了西退的时机呢?事实上当时根本就不存在西退的时机问题。

　　我们知道，中央指示西路军要把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为中心任务。如果西路军建立不了根据地，解决不了物资的供给问题，西路军在河西是无法生存下去的。现在我们进一步分析，在河西西路军到底能不能建立根据地呢?没有建立根据地，到底是西路军领导人自身的问题，还是河西的具体情况根本就不可能建立根据地呢?

　　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消灭敌人，是建立根据地的前提。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却始终没有能够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因而也就难以建立起根据地。没有能够消灭敌人，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到底是西路军领导人指挥上的问题，还是河西的敌我对比情况根本就难以消灭敌人呢?如果是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状况根本就难以消灭敌人，西路军就必须及早撤离河西，否则不仅消灭不了敌人，建立不起根据地，而且还会给西路军带来灭顶之灾。如果是战术指挥上的问题，西路军领导人就必须改变作战方法，否则就是这种战略战术也会把西路军推向绝境的。从西路军在甘西转战的整个历程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不论在战术的改进上，还是在脱离甘西，返回河东的行动上，均没有出现大的突破，这也就铸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结局。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是在永昌、山丹地区难以消灭敌人的情况下，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一地区的，尽管这种放弃是在他们主动西退的要求下进行的。他们没有对甘西地区能否建立根据地及自身作战方法问题进行深入地分析，并得出科学的结论，结果他们在战略战术上的失误在高台、临泽地区再次重犯，那里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更为不利，导致作战上更为被动，酿成最终近乎覆没的结局。

　　因而，我们认为中央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并没有错，关健是西路军领导人在执行上出现了问题。退一步讲，如果在这个地区他们既难以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又建立不了根据地，就应该果断决策，返回河东。可是我们看到他们不仅自己始终打不开局面，且又不愿意离开河西，在河西走廊转来转去，直至被打败。这不能不是他们的严重失误。

　　3、以消灭敌人为中心任务，集中优势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力戒消耗战，避免击溃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反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以消灭敌人为中心任务，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力戒消耗战，避免击溃战，这是贯彻落实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的又一重大举措。作为一支深入外线，担负独立作战任务而又处于劣势的部队，必须以歼灭战为主要作战方式，而不能以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因为只有集中兵力才能打成歼灭战，只有通过歼灭战才能消灭敌人，从战场上获得补充，而消耗战和击溃战则是处于劣势的我军难以承受的，也是打不起的。如果处于劣势的我军长时期以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那就非失败不可。

　　下面我们首先从当时的文献资料中来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作战方式上的分歧。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作战方式上产生严重分歧。

　　从西路军开始西退之际到西路军失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就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的作战方式上存在着严重分歧。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一月二十一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若毛(指国民党军队毛炳文部—引者注)未到，二马来犯，可以而且必须与之作部分决战于凉州、永登间。若马未受基本打击而毛、马同进决战，实属不利，难收各个击破之效。不与战极难在永、凉间立足，决战则我精锐损失必大。现正准备击马，各个击破，争取甘、永间胜利。但根据现时我方情况，我们有以下意见：与马、毛全力决战不利。竭力在永、肃间创立根据地，以接通国际，如永(昌)、甘(州)间决战不利时，主力可以而且必须移甘(州)、肃(州)间再战。如取得接济，可以回击甘、凉，便合力配合主力行动。”[247]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如果毛炳文部未到，西路军领导人认为可以在凉州、永昌间与二马作部分决战，如果毛炳文部与二马共同进攻西路军，要是与他们决战，西路军损失必大，而不决战又难以在永、凉间立足，那么西路军就转移到甘州和肃州间再战，获得援助后，再回击二马。实际上，毛炳文部在河西始终没有参加与西路军的战斗，最后还是河东山城堡大捷，迫使毛炳文部东渡，减轻了西路军的压力。

　　十一月二十三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作战方法应改变一下，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牵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获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着重在凉州、永昌之间，各个消灭马部，西面仅以五军占领之。”[248]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针对西路军领导人想脱离凉州、永昌，继续西退，在甘州、肃州创立根据地的想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明确指出着重在凉州、永昌间创立根据地，并指出了西路军领导人在作战方式上存在的弱点，要求他们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只有这样才能给敌以重创，并获得补充。

　　十一月二十四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马敌战术以骑兵四处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前仆后继。黄昏后畏我夜战出击，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即又集兵猛攻另一点。敌大部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则无生还。”“这一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木、房屋，尽有堡垒，不便迂回抄击。”“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249]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认为难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因而也就难以在甘东地区消灭敌人。从“如何速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甘东难以消灭敌人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希望中央同意他们向甘州、肃州西退的。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 “关于作战方面：(一)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二)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三)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四)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五)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六)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惟须十分注意荫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避免无益牺牲。(七)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八)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望酌行之。”[250]

　　我们看到，毛泽东还是没有同意西路军领导人向甘州、肃州行动的建议，而是要求他们在打破马敌之后，进一步向东发展，策应河东。西路军要在永、凉间站稳脚跟，就必须消灭马敌，要消灭马敌就必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为了使西路军领导人能够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毛泽东又具体传授了进行歼灭战的战术要领。

　　这里让人深思的是，西路军领导人在甘西作战中为什么没有实践这些战术要领呢?这到底是因为河西的情况限制西路军领导人根本就不可能进行歼灭性作战呢，还是他们存在战术指挥上的问题呢?如果是他们指挥上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指出了他们存在的问题，又传授了进行歼灭战的战术要领后，他们在指挥上仍然没有改观呢?

　　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就其二十五日关于作战部署的来电，提出：“接二十五日部署电，感觉你们部队仍不集中。我的意见，把全部一万八千人集中于四五十里内，进则集中的进，退则集中的退，打则集中的打，不打则已，打则必包围消灭一部。如此打两三次，问题就解决了，教育训练也方便些，只要粮房不缺，似以此法为好，望酌行之。”[251]

　　我们看到，毛泽东根据西路军领导人的来电，看到他们在作战部署上兵力不够集中，这样要打成歼灭战仍然是困难的，因而告诫西路军领导人，要“齐进齐退”，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消灭其一部，如此打两三次，就能够在河西站稳脚跟了。

　　在西路军西退高台、临泽地区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继续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

　　一月五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及军政委员会：“全军集结于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252]

　　我们看到中央还是要求西路军领导人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

　　一月六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此地村落尽是堡垒，分兵即不能灭敌，集结则缺粮，易被敌困，攻则伤亡甚大，所以补充训练事实上不易做到。”[253]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名义致电中央，此地村落分布状况，实难集中兵力灭敌，表示难以执行中央的指示。

　　一月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并军政委员会：“你们当前之情况，西路军且多系骑兵，特别是在冬季作战，便于你们抓几支点，集结强有力的突击队，窥敌弱点，出敌不易而各个击破之。”[254]

　　我们从这封电报中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创造战机，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电报中“西路军且多系骑兵”的文字可能有误，我们怀疑其中的“西路军”，可能是“马家军”之误，或者其中的“骑兵”可能是“步兵”之误。

　　一月八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现已集九、三十军及我们于沙河堡，坚决灭敌。敌主力集此，五军仍回高(台)、抚(彝)。再次请求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开进，以便彻底夹击此敌。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255]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电报中虽然表示坚决灭敌，但是又表示单靠西路军难以完成任务，必须要红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进与西路军共同作战才能完成任务。从五军仍回高、抚的部署中我们看到他们的兵力仍然是分散的，这种分散就构成高台保卫战红五军严重失利的一个重要背景。

　　一月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并军政委员会：“……据以上情况，西路军仅‘二马’大部尾追，已离其策源地甚远，粮、弹、人、马接济均必困难，趁此机会已占高台、临泽有粮地区，集中全力反攻追敌，消灭其一部，即可创肃、甘、安根据地，远方亦自然打通，寒候亦渡过，接济亦必到手。否则不趁此良机决心消灭敌人，前途困难更增。望你们早下决心，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创造肃、甘、安根据地。”[256]

　　这封电报中，中央通报了河东的形势(即该电前面删节部分)，从电报中列举的河东的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河东红军面临的压力要比河西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河东是难以为河西提供援助的。而西路军仅二马大部尾追，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比河东还要好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以此来鼓舞士气，坚定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依靠自我力量进行作战的决心和信心，以便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在此基础上完成打通远方的任务。

　　一月九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集中主力，坚决歼敌，才是出路。马敌只是善打游击战，如能诱敌伏击，缴械一部，有可能停止其进攻。而自己部队应紧缩编制，每人能拿一样武器，刀矛也好，能人自为战，即可灭敌。”[257]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要求西路军领导人要通过集中兵力来歼灭敌人。

　　一月九日十六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九、三十军今夜可全部集中主力在沙河堡，决在此灭敌。”[258]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虽然向中央表示要通过集中兵力来消灭敌人，但是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打成歼灭战，却在高台陷落后，组织兵力急速东进。后来，西路军领导人又以东进有敌重兵阻挠为由，折转西退，重返倪家营子。

　　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时，洛甫、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博古：“(西路军)领导机关缺乏自信力，不把中心放在战胜敌人、创造根据地上，而放在依赖外力援助上”[259]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出了西路军领导人存在的缺点，也就是没有把中心放在消灭敌人、创造根据地上，而是依赖外力援助。

　　二月十七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的唯一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消弱之与各人击破之，以便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作战行动时注意，须坚持集中兵力，包围(消灭)敌人的方法，切忌准备不充分，分散兵力与仅仅击溃敌人的打法。总之，你们应在一切可能中寻求取得决定胜利的道路，而坚决抛弃过去作战上的主观弱点。”[260]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抛弃过去作战上的弱点，调动敌人，创造战机，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但此时的西路军由于兵力的损耗，进行歼灭性作战已经日益困难了。

　　三月四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中央认为西路军所以陷入危险境地，……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为据敌我力量的对比结果，我们是有完全可能战胜‘二马’。”[261]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明确指出西路军领导人战略战术错误是导致西路军陷入危险境地的重要原因，因为据河西敌我力量结比结果，西路军是完全可能战胜二马的。中央的这个判断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呢?我们下面还要做具体的分析，此处从略。

　　三月十四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全体成员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过对敌情、我力、地形的特情，西路军原力并不能单独战胜二马。望重新估计各军和客观事实。”[262]

　　从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显然不赞成中央的这个判断，认为西路军依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战胜二马的。这是和中央相反的判断，因而他们才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全体成员的名义给中央发了这个电报。

　　从以上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甘西转战期间要以消灭敌人为中心任务，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则认为依据当时甘西的实际情况，无法集中兵力，打不成歼灭战，光靠西路军是战胜不了敌人的，因而难以执行中央的指示。这样西路军在甘西日益消耗，难以得到有效补充，逐渐陷于被动，直到最后被打败。

　　(2)痛心的悔悟—陈昌浩在检查报告中如是说

　　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回到延安，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写了长达六、七万字的检查报告。在检查报告中谈到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执行中央要他们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力戒消耗战，避免阵地战的指示时，陈昌浩回忆道：

　　“未能开始就实行‘齐打齐进’与回旋的战略路线，集合最大兵力来实行包围与决战灭敌人之一部，此时，我们确是犯了‘分兵攻防’、‘分兵进击’的严重分兵之错误。一条山时未多集兵击敌;甘、红、古浪时集兵不够，主力分开;永昌时期未能‘齐打齐进’;水泉子伏兵嫌弱;高台时未将主力迅速靠近五军。‘分兵’恶果，使攻时不能实行包围，守时失利消耗，行时被敌袭击，驻时单纯防御。不错，在大量敌骑进攻之下，是不易作完全脱离阵地之运动战，但这不是说在永昌时期以及前时期没有依据部分之阵地战来实行集兵包围与歼敌一部之运动战之机会。不错，甘北地形限制，不便于大兵集行一处，但这不是绝对不可以一时‘挤住’甚至一部偶然露宿，来集兵迅速打敌，因为迅速打退敌人，正好解决粮房之困。不错，在甘州守×时期(指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倪家营子保卫战—引者注)，我们虽然实行‘齐打齐进齐守’但亦无结果，这并不是此战略战术之失败，而刚刚是未在高台未失败前行此战术战略，致实力亏损，后行此策亦不可能。不错，我们在高台失败以后，也迫于作消耗战，而刚刚是我们在高台失败之前未能行此战策，至实力大减，尔后亦不得不行此消耗之故。最后是说在敌骑紧迫之下，实行□□运动，无论行进攻防都是不利的。这一失策，是我们最痛苦之经验。”

　　“因为不能集中兵力，实行包围战，故不能不走到单纯防御。而单纯防御结果，不能不使我们只有与敌人拚消耗，高台以后之持久防御是实迫于此，而高台以前之单纯防御是自取其祸。”

　　“分兵去抢占要点诚属不妥，在甘北地形敌情及我力实况，可以不分兵抢占要点。因为主要方面不能歼灭敌人，虽抢到要点(如永昌、高台……)亦无所用，而正因为抢了要点，兵力单薄，给予敌人各个击破之机(如高台……)，如果主要方面击胜敌人，要点不打自占，即有敌人占据，通过之亦不为难，并不绝对有所妨碍。”[263]

　　从陈昌浩的这段检讨中我们看到，虽然甘西的地形、村落分布对集中兵力进行歼灭性作战是不利的，但是也并非根本就打不成歼灭战，只要指挥员善于调动敌人，创造战机，还是存在着进行歼灭战的可能性的。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却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他们做出的“齐打齐进”，集中力量进行歼灭战，立足于消灭敌人的指示，却分兵抢占要点，这样导致西路军兵力分散，恰恰为马家军提供了对西路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正是由于兵力分散，所以才不得不实行单纯防御，这样就难以进行歼灭战，而不得不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比如一条山战斗没有集中兵力消灭敌人，西路军兵分两路向西退却，主力与红九军策应不利，导致红九军在干柴洼、红凉山和古浪的孤军奋战，永昌、山丹期间西路军分散在东起凉州西北四十里铺西至山丹三百余里的战线上，难以集中力量消灭敌人，高台、临泽期间又是分兵把守据点，主力没有及时援助五军，导致惨重损失。高台失落前，西路军尚有打歼灭战的实力。高台失落后，由于红九军、红五军惨遭重创，西路军兵力锐减，进行歼灭战的条件逐渐失去，因而长达一个月的倪家营子保卫战，西路军即使兵力集中，也没有能够打成歼灭战。

　　我们看到，这种用西路军指战员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是沉痛的，陈昌浩在检查报告中对西路军作战的反思是深刻的，他在写这个检查报告时的心情也是沉重的。但可惜这种醒悟来得太迟了，西路军失败的悲剧已经酿成，再也无法扭转，只能是长歌当哭，抱恨终天，将永久的悔恨，留在人间……。

　　(3)对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三次保卫战及其作战方式的评析

　　西路在甘西转战期间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战斗：古浪保卫战，损失二千四百人，红九军元气大伤;高台保卫战，损失二千八百人，红五军元气大伤;倪家营子保卫战，又损失三四千人，三十军元气大伤。这三次保卫战，西路军损失近万人，西路军的精锐部队已经损耗待尽，西路军败局已定。我们通过对这三次损失惨重的保卫战的分析，可以发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作战指挥上的严重失误，从而使我们能够对西路军在战略战术上存在的问题作出深入的分析，这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

　　①    古浪保卫战。

　　我们知道，古浪保卫战使红九军损失二千四百人，这占红九军兵力的三分之一，导致红九军元气大伤，以致于干部再难提起。那么，这次作战失利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西路军是兵分两路向西退却的。右路红三十军、总部直属部队和红五军为西路军主力，左路红九军为支队。右路主力在西退过程中，异常顺利，围大靖，降土门，困凉州，不战而得永昌，乘胜占领山丹，而左路红九军却遭袭镇虏堡，血战干柴洼，激战横梁山(红凉山)，鏖战古浪城，遭到惨重损失。从西路军左右两路的不同遭遇看，马家军显然是避开右路西路军主力，集中力量对付左路红九军的。

　　红九军的惨重损失固然有红九军指挥员的责任，但是从平大古凉战役指挥的角度来分析，显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应负主要责任。

　　由于对马家军兵力的集结和侦察不实，导致西路军领导人判断失误，在西路军兵分两路向西退却的战役计划中就已经埋下了红九军失利的种子。按说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兵分两路向西退却时就应该想到，红九军是支队，兵力较小，马家军有可能避开西路军主力，集中力量对付红九军。同时，西退过程中，两路红军应该保持联系，并要作好相应的策应和配合工作。根据两路红军面临敌情的不同，西路军领导人应该敏锐地意识到马家军正在避开西路军主力，集中力量对付红九军，从而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不仅对红九军的行动进行指导，而且还要提供必要的援助。在西路军主力不能及时增援的情况下，就应该及时命令红九军撤出古浪，避免无谓的损失。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红九军是一路苦战，孤军奋斗，最后是经过激烈的鏖战后他们自己决定撤离古浪的。

　　西路军领导人对红九军在古浪的损失“出人意料”，[264]他们撤掉了红九军军长孙玉清的职务，而没有从战役指挥的角度对红九军的失利做出深层次的思考，也没有对西路军的向西退却重新进行审慎评估，仍然执意于向西退却。这样他们这个时候的失误以后又在永昌、山丹期间和高台、临泽期间重新出现，终于酿成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②    在永昌、山丹期间的作战方式

　　从战略上看，西路军处于进攻态势，马家军处于防御态势。但是在具体的战术行动上西路军又处于防御态势，而马家军却处于进攻态势，这又是为什么呢?

　　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将兵力分布在东起凉州西北四十里铺，西至山丹三百余里的战线上，以据点为依托，摆成了“一字长蛇阵”。这样不仅导致西路军分兵把守据点，分散了西路军的兵力，使得西路军难以集中力量，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反而恰恰为马家军提供了对西路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正是由于西路军的这种兵力分布态势，才导致西路军由战略上的进攻转变为战术上的防御;而马家军则利用西路军战线过长、分兵把守据点而导致兵力分散的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向西路军防守的据点发起攻击，将战略上的防御转变为战术上的进攻。

　　在永昌、山丹期间，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他们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指示，虽然西路军没有遭到大的损失，但是却因为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没有能够给予马家军以歼灭性打击。这样西路军也就难以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最后还是在马家军的进逼下不得不放弃了永昌、山丹根据地，向西退却。

　　③    高台保卫战

　　我们知道，高台保卫战是西路军西退以来第二次遭到惨重损失的战斗。为了坚守高台，董振堂率领两千八百余名指战员壮烈牺牲，这使“西路军上下极为震惊和悲痛”。[265]高台失守后，马家军乘胜东下，围攻临泽，临泽守军经过艰难的鏖战向主力靠拢。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决定东进，撤离高台、临泽地区。

　　那么，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高台保卫战中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失误呢?

　　西路军领导人的失误之一，是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兵力分散，孤悬据点。

　　徐向前、陈昌浩将西路军摆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一百多里的战线上，西路军主力驻守倪家营子，而董振堂率红五军一部及部分总部直属部队驻守高台，黄超率红五军一部在临泽城外，郑义斋率供给部驻守临泽县城。这样就将西路军分散在几个孤立的据点上，很显然高台、临泽地区是西路军的“软肋”。这样的兵力分布客观上为马家军对西路军各个击破提供了条件。于是，马家军先集中主力猛攻高台，而对临泽和倪家营子进行分割包围，防止西路军从这两个据点增援高台守军。

　　西路军领导人的失误之二，是没有准确判断出马家军的重点进攻目标。

　　当时红五军仅一部电台，在驻守临泽的红五军政委黄超手中，而处于最西边驻守高台的红五军军长董振堂部却没有电台。为了能够及时了解高台战况并作出指导，从而使西路军各部之间进行必要的策应，西路军领导人就应该为董振堂部配备一部电台。正是由于董振堂部没有电台，因而打了两天西路军领导人还不知道，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增援。[266] 从西路军兵力的分布上西路军领导人也应该敏锐地意识到马家军可能首先向西路军的“软肋”高台、临泽发起攻击，而高台孤悬西部，则可能成为马家军进攻的首选目标。可是他们在对马家军重点进攻目标的判断上出现了失误。

　　西路军领导人的失误之三，是在高台弃守问题的决策上出现严重失误。

　　在马家军进攻高台的时候，在坚守还是撤离高台问题上西路军领导人出现了严重失误。在马家军主力进攻高台的情况下，高台守军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就由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一比二的相对劣势变为一比七的绝对劣势[267]，仅靠红五军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高台的。就是守卫高台的指挥员没有出现失误也不过是再多坚持一些时日罢了，高台的失守是必然的。

　　要想守住高台的话，西路军主力必须增援，否则的话，董振堂就只有放弃高台，率军与主力靠拢才是上策。

　　但是我们却看到，在整个高台保卫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除去派出一个仅有五百人左右的骑兵师外，没有派出主力增援。这个骑兵师也因为兵力单薄，在增援途中大部受损。[268]当时马家军集中兵力攻击高台，虽然将临泽和倪家营子已经分割包围，但是进攻的重点不在这里。当时西路军主力面临的压力并不大，如果西路军领导人以主力增援，高台保卫台的惨重损失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西路军领导人以主力增援，倪家营子的据点就有可能失去，西路军领导人或许有此顾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要是西路军主力不去增援，西路军领导人就应该让董振堂根据战况在撤守问题上自主决定，而不应令董振堂死守高台。可是我们看到，当董振堂从高台北城墙下挖好了突围的通道，就在决定突围的关健时刻，红五军政委黄超派人送来了西路军领导人的命令，说高台是西退的战略要地，要董振堂坚守高台，[269]这样董振堂就放弃了突围，率领二千八百余名指战员为坚守高台壮烈牺牲。

　　当然，这可能是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准确判断出马家军进攻的重点，以及由于红五军董振堂部没有电台他们不了解高台守军的战况所致。但就是这样，我们也不能不说他们在这方面决策的严重失误。要么以西路军主力增援高台，要么令董振堂撤离高台，西路军领导人只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董振堂率领的高台守军就有可能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可是令我们痛惜地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既没有要西路军主力增援，也不允许董振堂率领守军撤离高台，这样就最终造成了守卫高台的二千八百余名指战员全军覆没的悲剧。

　　西路军领导人的失误之四，是在高台保卫战期间没有及时令驻守临泽的部队东进与主力会合。

　　在高台保卫战期间，由于马家军的进攻重点是高台，因而对临泽使用的是牵制力量，当马家军向驻守临泽的红五军一部及西路军后勤机关发起防御性攻击时，这是便于驻守临泽的西路军突围的。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却命令临泽守军坚决守住临泽城，等待西路军主力救援。[270]令人遗憾的是直到攻陷高台后的马家军向临泽县城蜂拥而来的时候，西路军主力也未赶来救援，最后还是驻守临泽的部队经过激烈的战斗，在负出巨大代价后才历经艰险向西路军主力靠拢的，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西路军领导人为什么没有及时命令驻守临泽的部队东进突围与西路军主力会合呢?

　　我们经过分析认为这可能是他们对董振堂进行的高台保卫战还寄予着希望，担心驻临泽部队的撤离会使高台守军陷于孤立，也许是由于他们对临泽守军充满信心，认为他们能够守住临泽，以便临泽和倪家营子互为犄角，使驻守倪家营子的西路军主力有一个策应力量，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能够及时派遣主力进行增援，因而在马家军的进攻下，临泽守军不必急忙撤离，而是要坚守待命。

　　这样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的判断上出现了失误：

　　这种失误之一就是西路军领导人要求坚守临泽是建立在董振堂能够守住高台的判断之上的。否则的话，他们是不会要求坚守临泽的。因为一旦高台失陷，占领高台的马家军就会席卷东下，围攻临泽，临泽县城驻守的是西路军后勤机关，没有什么战斗力，而城外的红五军一部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挡得住马家军的攻击的，临泽的失陷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驻守临泽县城的西路军后勤机关及防守县城的红五军一部就难以顺利东进与主力会合，必然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我们由此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对高台防守判断上的失误直接导致了他们做出了坚守临泽的决定。

　　这种失误之二就是西路军领导人认为能够派出主力增援临泽。我们通过前面的引文可以看到，在临泽守军向西路军领导人请示的时候，他们要求坚守临泽，以待主力增援。他们要求坚守临泽是建立在主力能够及时增援的基础上的。可是后来主力却没有能够及时增援临泽，而攻陷高台后的马家军乘胜东下包围了临泽，临泽守军是在经过艰难的鏖战后才奉西路军领导人的命令东进与主力会合的。[271]

　　我们看到，驻守临泽的西路军后勤机关及守军是在负出巨大代价后才突围东进与主力会合的。西路军后勤机关遭到极大损失，大批的辎重及物资被丢弃，这严重消弱了西路军持久作战的能力，同时，临泽守军撤离的迟缓，也对随后西路军的东进产生了不利的影响。[272]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高台保卫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兵力的分布上，在马家军重点进攻的目标上，在高台的弃守上，在临泽驻军东进与主力的会合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这些失误不仅使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率领的二千八百名指战员为守卫高台壮烈牺牲，而且也使驻守临泽的西路军后勤机关及红五军一部遭到了巨大损失。如果指挥得当的话，本来象这样的损失是可以避免的。

　　④    关于倪家营子保卫战。

　　在高台失陷的次日凌晨一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返。毛泽东迅速批准，并于二时电告周恩来，要他利用统战关系，为西路军东返创造条件。并且从西路军安全考虑，只要有利于突围，保全西路军的有生力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向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

　　当时，西路军尚有一万四千人的兵力，主力集于倪家营子，马家军刚刚攻破高台，在西路军急速东进的条件下，马家军主力还被甩在后面，即使有骑兵拦头，兵力也不会太大。况且东进及渡河又有东北军与河东红军的策应，西路军刚刚打了一个歼灭战，挫了马家军的气焰，为东进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我们随后惋惜地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又对东返表示动摇，以西洞堡战斗的胜利为导火线，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最终放弃了东进，转为西退，这样就最终酿成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当时西路军东进是存在有利条件的。如果这个时候果断东进，即使损失一半的兵力，也还可以保存七千人的队伍，基本骨干尚存。可是他们却以东进有敌重兵阻拦为由，又放弃东进，折转西退。正是这种决策上的错误才导致了西路军最后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显然对此负有主要的责任。

　　西路军虽然取得了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但是这个歼灭战的胜利具有偶然性，因为这是在东进途中由于西路军兵力集中，西路军领导人发现战机后“拣”来的，而不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取得的胜利。这个胜利是由于西路军集中了兵力，而所遇到的青海宪兵团是运动之敌，自身战斗力又不强，[273]还处于孤立地位，在这个背景下西路军才取得了歼灭战的胜利。

　　这就要求西路军领导人通过对西洞堡歼灭战的分析，对西路军以现有的兵力能否再调动敌人，创造战机，集中兵力，打成歼灭战做出准确的判断：能够打成歼灭战，西路军还可以留在甘西;如果不能打成歼灭战，西路军必须离开甘西。否则的话，如果还像以前那样打成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西路军就非失败不可。从西路军折转西退来看，他们还是认为能够打成歼灭战的。这就成为他们放弃东进，折转西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重返倪家营子后，西路军集中于四十三个村庄内，只能以阵地战、消耗战与马家军拚杀，就连击溃战也难以打成了，由于兵力的损失更打不成歼灭战。这样又战斗了几乎一个月，在损失了三四千人，[274]耗尽了储备的物资，再也无法立脚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撤离倪家营子，经三道流(柳)沟，从犁园堡向祁连山中转移。这时的西路军败局已定。

　　从西路军在倪家营子的作战方式上来分析，西路军领导人的判断是错误的。这种判断上的错误成为导致西路军领导人放弃东进，折转西退，并最终导致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直接原因。

　　我们通过对这三次损失惨重的保卫战及西路军在甘西作战方式的分析，可以发现西路军在战略战术上存在严重问题，不是以消灭敌人为根本目的，而是分兵冒进，抢占据点，结果导致兵力分散，客观上为马家军提供了对西路军各个击破的条件。这样也就难以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而打成了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西路军也就难以通过战场缴获来获得补充，武器弹药日益损耗，物资储备越来越少，直到最后被打败。这方面的问题无疑应该由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负有主要的责任。

　　(4)关于歼灭战在西路军甘西转战期间的地位及其影响

　　下面我们从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为什么要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到底能不能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为什么西路军打不成歼灭战以及打不成歼灭战对西路军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对西路军的作战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知道，处于外线作战的西路军，只有通过歼灭战才能给马家军以巨大的杀伤。因为只有歼灭战，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所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就是这个道理。同时，身处外线作战的西路军，只有通过歼灭战，才能获得战场缴获，并得到有效补充。由此可见，进行歼灭战是西路军消灭敌人，获得战场补充的充分条件。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早在西路军开始西退之际，就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并且传授了歼灭战的战术要领，强调不打无把握之仗，打则必有缴获，否则不打。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多次指出了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作战指挥上的弱点，要求他们纠正这种弱点，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

　　我们从西路军领导人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来往的电报中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多次强调河西敌人兵力众多，骑兵行动迅速，补给便利，而西路军却兵力不足，物资匮乏，弹药奇缺，补给困难，抱怨中央不能给他们以援助。

　　其实，从当时黄河东西两岸面临的敌情来看，河东的敌我力量对比要比河西严重得多，同时河东红军也同西路军一样弹药匮乏，捉襟见肘，极为窘迫，根本难以增援西路军。当时我军没有兵工厂，又获得不了外来援助，所用的武器弹药是通过歼灭战从战场上缴获的。在西路军打不成歼灭战的情况下，是难以从战场上获得缴获的。在难以获得战场缴获的情况下，就会严重消弱西路军的战斗力和在甘西持久作战的能力。

　　但是我们纵观西路军在河西的作战，除去西洞堡战斗以外，始终难以集中兵力，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而是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这对于身处外线孤军作战的西路军来说，即使别的因素不论，单是这种“乞丐”与“龙王”“比宝”的作战方式也会把西路军推向绝路的。[275]

　　我们知道，只有通过歼灭战才能消灭敌人，西路军在河西却始终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难以打成歼灭战，这到底是因为甘西的敌我力量对比状况、地理环境及社会情况的限制根本就打不成歼灭战呢，还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战略战术上的失误所致呢?那么，从今天的角度上看，西路军到底能不能打成歼灭战，有没有取胜的可能性呢?

　　我们承认，西路军处于外线作战，河西地区没有我党的群众基础，这个地区的天候、地形也不利于西路军作战，马家军凶悍野蛮，骑兵机动性强，补给便捷，西路军是步兵，机动性差，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进行歼灭战确实存在着不少困难。

　　但是存在困难并不等于打不成歼灭战，我们从前文引用的陈昌浩检查报告中的话也可以看到，当时西路军在甘西存在打成歼灭战的可能性，问题就出在西路军领导人的作战指挥上。

　　我们现在再来引用张国焘对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甘西转战期间战术指挥问题上的一段评论，来进一步分析西路军领导人在战术指挥上的失误与西路军失败的关系。

　　张国焘回忆道：“一班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化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朱德当时的立场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犯了战术上的错误。四方面军只半数渡过了黄河(第四和三十一军则被隔断在黄河这一边)自然减低了西路军的战斗力，但不能说因为半数渡河就注定了会失败，第九和第三十两军，加上董振堂的第五军团对付马步芳部，应当游刃有余。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他慨叹像红军这样一支破破烂烂的队伍，只要指挥者稍有失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几枚子弹，都要易招致灾祸。他相信如果张国焘同志过了河，决不会有古浪的惨败。因此，朱德肯定的说：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276]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张国焘的这段评论呢?

　　关健的问题是张国焘转述的朱德对西路军领导人战术责任问题的评论，到底是不是真正出自于朱德之口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直接的文献依据。不过，经过考证后我们认为，总的来看，张国焘在这段评论中讲了一些实话，但自我吹嘘的成分也不少，同时回避了自己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问题。

　　张国焘引用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一些高级干部的话作论据，说如果他过了黄河进行指挥，则不会有此失败，这明显具有自我夸耀的成分。他没有想到，当年自己率军南下，光百丈一战红四方面军就伤亡近万，不是他指挥的吗?最后八万多红军损失一半，他不是亲征了吗?要不是他最后同意北上，红四方面军在川、康一带损耗下去，后果怎么样还真是不可预料。红四方面军的保存，还是得益于他的北上的。

　　至于张国焘借用朱德的话说“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则明显具有为自己主张的西退路线辩解的成分。张国焘主张的西退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的西进具有本质性的差异。张国焘主张的西退是指红军主力向河西发展，而中央同意的西进是指在红军主力向河东发展的基础上，可以派一个红军支队向河西进军。这种关于红军主力发展方向上的分歧，是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争论的焦点。虽然进军方向的错误不见得会导致全军覆没，但遭受巨大损失则是必然的。红四方面军南下的巨大损失难道就不是进军方向的错误吗?

　　同时，中央主张“适时”向河西发展，向河西发展的部队必须将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而且在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可是我们看到西路军西渡、西退的时候正是河东形势极为紧张的时刻，是在中央迫切希望红军三大主力联合作战的情况下他们主动要求西退的。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将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而且在战局不利时也不愿意返回河东。西路军领导人如果能够及时果断东进的话，也是会避免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的。

　　至于张国焘引用朱德的话说，红军由于武器装备落后，更凸显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对当时西路军两位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性格及相互关系的评论，对当时西路军战斗力及西路军领导人作战指挥上的评估，应当说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与现在已经公开的档案文献是基本吻合的。因而我们认为张国焘转述的朱德对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战术责任问题上的评论，从总体上来看还是有见地的。

　　那么，从西路军与马家军的兵力对比上来看，当时西路军到底有没有取胜的兵力基础呢?

　　我们看下面西路军与马家军兵力对比的相关史料。

　　西路军全军是二万一千八百人，其中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约占百分之四十，这样西路军作战部队约为一万三千余人。[277]

　　甘、青二马正规部队三万一千七百余人，其中正规军中的骑兵约为八千四百人，青海、甘肃河西民团为八万九千三百余人。[278]

　　我们从以上史料中看到，马家军并非像有人说得那样主要是骑兵部队，以上数据显示马家军正规军中的骑兵约占其(指正规军)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西路军与马家军总兵力对比约为一比六，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兵力对比约为一比一点五。如果考虑到西路军的机关、医院、病号及勤杂人员占百分之四十，这部分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把他们抛除在外，西路军作战部队与马家军正规军的兵力对比约为一比二点四。马家军包括正规军和民团，马家军民团的战斗力要远远逊于其正规军，将民团等同于其正规军，从而得出西路军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是一比六的绝对劣势是不确切的。

　　由此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说的“因为据敌我力量的对比结果，我们是有完全可能战胜‘二马’”[279]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是有依据的。

　　马家军虽然具有相当的战斗力，骑兵突击能力很强，能造成较大的杀伤力。但是从战斗作风、组织纪律性、战略战术和指挥水平上，是没法与西路军相比的。西路军的指挥员从鄂豫皖到川陕，再经过长征，都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作战经验丰富，不论从战略战术还是从指挥水平上应该是远远胜过马家军的。我们的这个判断还可以从当年马家军的团长刘呈德的回忆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280]

　　马家军确实具有相当的战斗力，但是马家军再有战斗力，能比得上河东国民党的中央军吗?当时河东红军占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二，面临的是以国民党中央军为主力的几十万大军，[281]西路军占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一，面临的是有大量民团协助的三万余人的马家军。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河东红军面临的压力要比西路军大得多，而国民党中央军的战斗力又是强于马家军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河东红军能够通过巧妙设伏，以歼灭战的方式，取得了山城堡大捷，不仅打退了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而且还迫使已经西渡的国民党毛炳文部回援，减轻了西路军的压力。而西路军领导人在作战经验、指挥水平和战略战术方面远远胜过马家军指挥员，西路军在敌我力量对比上优于河东红军，且拥有红四方面军两个主力军(红三十军、九军)，在战斗力上比它在红军兵力中所占的比重还要强，而马家军的战斗力又逊于河东国民党中央军的情况下，却打不成歼灭战，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通过分析后认为，这里尽管有客观的因素，但是西路军领导人的主观因素则是起主要作用的。

　　那么，导致西路军领导人不愿意进行歼灭性作战的主观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西渡后，不论是景泰一条山的战斗，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期间的分兵西退，古浪保卫战的损失，还是永昌、山丹地区的作战，高台保卫战的损失，西路军实际上都存在着兵力分散的问题。西路军分兵行动，抢占据点，这样也就难以集中兵力，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而不得不打成了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

　　集中兵力是进行歼灭战的前提。从西渡后到高台陷落前，西路军始终是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难以打成歼灭战，还是因为兵力分散的问题。在兵力分散的情况下，是打不成歼灭战的。

　　为什么西路军兵力分散呢?而没有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的那样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呢?

　　从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希望在西退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这表明西路军领导人存在着避战意识。这样在获得苏联援助前，为了尽量避免与马家军决战，减少损失，西路军领导人就不得不命令西路军抢占据点，以据点为依托，来抵抗马家军的攻击，以求达到保存西路军的目的。由于甘西的城市、村落分布松散，距离较远，西路军以据点为依托，来抵抗马家军的方法，就分散了西路军的兵力。在集中不了兵力的情况下，是打不成歼灭战的。要是打不成歼灭战，西路军不仅从战场上难以获得补充，而且也消灭不了敌人，最终也无法达到保存自身的目的。这就给西路军在甘西的生存带来严重威胁。

　　从西路军领导人多次表示单靠西路军自力不能战胜甘、青二马，并结合他们寄希望于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同时西路军领导人在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一再要求河东红军援助西路军来进行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没有像中央要求的那样将在甘西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而是寄望于外力援助。

　　当时苏联援助能否及时提供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难以左右的，如果西路军领导人真正理解中央东进路线的话，他们就不会提出河东援助西路军的要求。因为河东红军面临的压力要比河西大得多，而河东又关系到我党的根本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是不会置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于不顾而不计后果地去援助河西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缺乏清醒地认识，也没有深刻理解中央的东进路线，这样他们也就难以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他们一再要求的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的指示，难以确立依靠自我力量来战胜甘、青二马的决心和信心。

　　这种依靠自我力量战胜二马决心和信心的不足，与他们对在河东战胜国民党中央军信心不足，认为在河东难以建立根据地如出一辙，[282] 是他们对在河东战胜国民党中央军，建立根据地信心不足的继续。这种信心不足正是张国焘西退路线形成的原因。

　　高台失陷前，西路军尚有打歼灭战的实力，而在高台失陷后，西路军打歼灭战的实力逐渐失去，西洞堡歼灭战具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难以引为常例。这个时候，西路军领导人就是想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西路军在甘西打的是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就是这种“乞丐”与“龙王”比宝的作战，也会把西路军推向绝境的。

　　东进固然有着困难，但是也存在着机会和条件，而西路军在不能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情况下，留在甘西就只有死亡。从保存西路军的角度来讲，就必须离开河西。可是，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却既打不成歼灭战，又不愿意离开甘西，这样也就难以避免西路军失败的结局。他们不愿意离开甘西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们认为河西比河东还要重要，红军主力在河东难以建立根据地，应该向河西发展。这显然就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主要内容。

　　西路军领导人一开始轻视甘、青二马，后来又多次表示单靠自力难以消灭甘、青二马，这种患得患失、忽左忽右的心态表明他们始终对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状况缺乏准确地认识，其根源还是因为他们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所致。这样西路军领导人自己打不成歼灭战，在处境不利时，又不愿意离开河西，才最终导致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4、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

　　西路军西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对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作出了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的指示，那么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是如何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作出的指示的呢?

　　(1)从历史文献资料中来看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如何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重要指示的。

　　我们从西路军开始西退后(十一月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获得苏联(共产国际)将援助运抵安西的时间后(十二月份)和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一九三七年一月份)三个阶段的文献资料中来进行考察。

　　①    西路军开始西退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如何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重要指示的?

　　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一月十二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议：此方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以一部尽量控制土门、古浪，迟滞南敌，占领凉州地区后击敌;以一军进占永昌、大靖，扫清后路。我第二步，如受着南敌压迫时，或后路受威胁时，即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在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永。”[283]

　　这是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开始西退之际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电报。从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决定在甘、凉、肃、永、民地区创立根据地，如果受南敌马步芳部压迫，或后路受威胁，西路军就西退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接通新疆和远方。我们从后来西路军在甘西的转战历程来看，他们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设想行动的。不过，当西路军西退到高台时，才发现高台以上甚荒凉，而以下则人粮俱丰，才不得不止步于高台。在高台保卫战失败后，又折返东进的。

　　十一月十四日，朱德、张国焘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并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夺取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是你们独立可能完成的。但是，兵力仍须集结梯次行进，后卫必须强大，相机消灭尾追之敌，便能完成根据地的任务。”“远方正设法接济你们，还调查甘、凉、肃以北地区可通远方有几条路，以何处可能最大，速报。”“你们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284]

　　十一月十七日，朱德、张国焘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万万火急)“毛炳文本日开始渡河，十八日可渡完，先集结锁罕堡、大小卢塘，再向大靖进。”“你们兵力应相当集结，以迅速打通远方为要着。”[285]

　　从这两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张国焘认为西路军可以独立完成打通远方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在毛炳文西渡后，张国焘又要西路军以迅速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

　　十一月十七日八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我们决以打通远方与争取在甘、凉、肃地区建立根据地之任务，主力须速西进，迅取甘州。”“估计时间约十一月二十五日先头部队到甘州，十二月五日到肃州。”“以当时情况，是否我们控制肃州、甘州在手，由远方负责与我们打通，还是我们主力进到玉门、安西，或到新疆，才有办法。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286]

　　从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改变了十一月十二日电报中第一步的设想(也就是要放弃凉、永)，直接实施第二步的设想，也就是要将主力置于甘州、肃州和安西地区了。其原因还是因为毛炳文部过河后，他们觉得河西的局势恶化了，因而希望西退，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毛炳文部及二马决战。

　　十一月十八日十八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十七日电悉，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留住一时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用汽车送，正办交涉中。”[287]

　　我们从这封电报中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不同意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西路军主力西退甘州、肃州地区的，因而主张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其原因一是苏联援助没有准备好，这样即使西路军到了肃州、安西地区，也是获得不了援助的;二是如果东边被毛炳文部占有，西路军在甘西回旋余地狭小不利;三是肃州、安西地区环境险恶，西路军久屯此地，会对其生存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十一月十九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恩来同志昨到洪德城，对你方行动有如下意见：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的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288]

　　我们知道，当时周恩来代表中央的意见。他主张西路军主力应位于凉州、永昌一带，可以一部向甘州、肃州和安西行动。这显然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是不同的。

　　十一月二十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持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邓发同志从迪化来电，安西、敦煌两县仅有民团，且无枪，更无军队。”[289]

　　我们看到，中央仍然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将西路军主力布置在永昌、肃州之线，保持东边回旋余地，以小部向安西、敦煌发展。中央在电报中虽然加了肃州一线，这并非是同意西路军主力可以向西发展，而是给了西路军领导人根据敌情从容处置的选择空间，从西路军的安危着想这是必要的。同时，我们从中央要求西路军保留东边回旋余地和以小部向安西发展中可以看出中央是不会同意西路军主力向甘州、肃州地区发展的。

　　十一月二十一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若毛(指国民党军队毛炳文部—引者注)未到，二马来犯，可以而且必须与之作部分决战于凉州、永登间。若马未受基本打击而毛、马同进决战，实属不利，难收各个击破之效。不与战极难在永、凉间立足，决战则我精锐损失必大。现正准备击马，各个击破，争取甘、永间胜利。但根据现时我方情况，我们有以下意见：与马、毛全力决战不利。竭力在永、肃间创立根据地，以接通国际，如永(昌)、甘(州)间决战不利时，主力可以而且必须移甘(州)、肃(州)间再战。如取得接济，可以回击甘、凉，便合力配合主力行动。”“竭力在永、肃间创立根据地，以接通国际，如永(昌)、甘(州)间决战不利时，主力可以而且必须移甘(州)、肃(州)间再战。”“五军全部约十二月五日前可到安西。国际接济最好先期或按时到达，无论如何皮衣、子弹速来。”[290]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如果毛炳文部未到，西路军领导人认为可以在凉州、永昌间与二马作部分决战，如果毛炳文部与二马共同进攻西路军，要是与他们决战，西路军损失必大，而不决战又难以在永、凉间立足，那么西路军就转移到甘州和肃州间再战，获得援助后，再回击二马。

　　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将主力置于凉州、永昌之间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鉴于要将主力置于这个地区，就要和毛炳文部及二马决战，从保存西路军实力，避免决战考虑，他们还是倾向于向甘州、肃州地区发展的。

　　十一月二十三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着重在凉州、永昌之间，各个消灭马部，西面仅以五军占领之。”[291]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将西路军主力置于凉州、永昌之间，消灭敌人，创立根据地，而将红五军置于西部地区。

　　十一月二十三日二十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我们目前战线甚长，人少弹虚，有减无增，必要时决集主力在甘、永线上，甚至肃、甘线上击敌，不然敌向我拦阻，顾虑实大。”[292]

　　我们从电报中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还是申诉作战的困难，要求将西路军主力向甘州、肃州地区发展。

　　十一月二十四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马敌战术以骑兵四处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前仆后继。黄昏后畏我夜战出击，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即又集兵猛攻另一点。敌大部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则无生还。”“这一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木、房屋，尽有堡垒，不便迂回抄击。”“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293]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认为难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因而也就难以在甘东地区消灭敌人。从“如何速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甘东难以消灭敌人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希望中央同意他们向甘州、肃州西退的。

　　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九时，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现正寻机用伏击战击敌，拟将山丹、甘州敌消灭一部后，即乘胜向甘州袭击;我受永昌正面之敌压迫不便灭其一部时，即将三十军直转到甘州以西袭临泽、肃州，五军及九军留山丹阻敌。”[294]

　　我们从电报中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还是希望脱离凉州、永昌地区，向甘州、肃州地区退却的。

　　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四时，毛泽东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295]

　　由于河东取得了山城堡战斗大捷，迫使毛炳文部东渡，因而中央认为毛炳文部东撤后，利于西路军向东发展，因而指示西路军在打破马敌后，向东发展，策应河东。由此我们进一步看到在苏联援助没有准确信息的情况下，从西路军的安危着想，中央是不愿意让西路军深入甘西荒凉地带的。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在西路军开始西退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将西路军置于凉州、永昌一带，保持东边回旋余地，而西路军领导人却执意于向甘州、肃州一带退却。在西路军驻扎甘西的位置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显然存在着不同意见。

　　②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获得苏联(共产国际)将援助运抵安西的时间后，又是如何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呢?

　　进入十二月份后，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的行动方向又有什么想法呢?

　　十二月六日，陈昌浩、李特、李卓然、王树声、曾传六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我们拟主力回山丹，永昌及二十里铺据点驻四个或六个团，骑师直出凉西四十里铺，迫近凉州，毁其飞机场，迫马元海主力后退，夹击之，至尚能开展地区，迫敌改变进攻计划，在此争取时间过冬，适时策应主力。如主力不来，我们再移主力向甘州逼进，总要争取在甘、永、凉线过冬。”[296]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有使西路军主力向东行动的意向，但是这主要还是为了策应河东红军主力西渡而展开的行动。如果河东红军主力不来，西路军主力再向甘州逼进。由此我们还不能说西路军领导人是为了执行中央要西路军领导人将西路军主力置于凉州、永昌地区，保持东边回旋余地的指示而展开行动的。

　　十二月六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并调查肃州到安西道上冬天是否便于行军，计算占领甘、肃两州，包括休息补充时间在内，共需多少天?并计划西路军全部，包括五军在内，在甘州地区集中训练一二星期，休息体力，恢复力气。”[297]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明确说明苏联可于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到安西，应该是此前接到了共产国际的电报。

　　根据业已公布的文献资料，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准备提供给中国红军的一千六百吨箱装物资，派部队经新疆护送到中国。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织一个代表团前往新疆，负责接送武器有关事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在得到苏联大力支持后，陈云率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前往阿拉木图(今哈萨克斯坦首都)，准备前往新疆迎接西路军。十二月中旬，陈云一行从阿拉木图抵达靠近新疆的霍而果斯，看到了苏联(共产国际)援助西路军的坦克、大炮和其他武器弹药。[298]

　　因而我们认为虽然现在尚未发现共产国际致中央的电报，但是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应该是中央在获得共产国际两个半月后将援助运抵安西的电报后才要西路军占领甘、肃二州及安西的。

　　我们从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彭德怀“徐、陈西路军力量虽减至一万八千人，但面前无大敌，打通远方局面大体已定”[299]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中央认为当时甘、青二马对西路军已不再构成威胁。(当然这种判断与此前西路军领导人致中央的电报中对马家军的轻视和对西退的乐观态度有密切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向西相机占领甘州、肃州的。

　　十二月九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我们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一月中旬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建议五军届时直出安西，连休息时间约二月十五日以内到达安西。无论情况如何变动，五军可按时到达目的地。”[300]

　　从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根据苏联援助两个半月后运抵安西以及中央要求他们相机占领甘州、肃州的指示，表示西路军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休息三十到四十天时间，届时必将赶到安西接收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

　　我们不禁要问，西路军领导人表示要在永昌、山丹地区休息三十至四十天时间，在马家军的战斗力尚未受到根本打击的情况下，他们能够休息得成吗?他们为什么不趁机集中兵力，创造战机，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呢?难道他们忘记了中央要求他们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的指示吗?

　　我们对此间的文献资料分析后认为，西路军领导人在苏联援助已经“有望”的情况下，希望在获得苏联的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这样就把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而在获得苏联援助前，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就要尽可能避免与马家军决战。为了避免与马家军决战，西路军就不得不以据点为依托来抵抗马家军的进攻，这样就不仅难以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而且又分散了兵力，恰恰为马家军提供了对西路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十二月十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301]

　　我们看到，西安事变发生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并没有变更西路军的任务，仍然是要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以打通远方为基本任务。

　　十二月二十二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西路军为按期完成任务，决逐渐西移。”“拟于明年一月中，九(军)、三十军抢占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渡过严寒之三月。”[302]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表示西路军要逐渐西移，如果苏联援助不能及时运抵安西，西路军将在甘西休整几个月，渡过严寒的冬季。由此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仍然是寄望于苏联的援助，而没有依靠自我力量，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行动。

　　但是当河东形势进入紧张关健时刻的时候，我党应张学良的要求调西路军东进策应河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此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西路军领导人仍然倾向于西退，而对东返顾虑重重。此间文献资料显示，[303]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征求西路军领导人东返意见，到最后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取消了西路军的东进行动，前后不过五天时间，不会对西路军的行动造成重大影响。

　　十二月二十七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304]

　　我们看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要求西路军执行占领甘、肃二州的任务，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西路军领导人依据情况自主决定。这里我们看到中央实际上给了西路军领导人一个机动选择的机会。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在接到电报的当夜就全军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向西退却。[305]

　　③    西路军进入高台、临泽地区后，西路军领导人又是如何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的?

　　西路军西退后情况又怎么样呢?

　　一月四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306]

　　从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西退后，西路军领导人从高台以上甚荒凉的境况中也感到继续西退的困难，因而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反映情况。

　　一月五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及军政委员会：“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在西进。”“全军集结于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307]

　　根据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西路军暂勿前进，并指示西路军领导人集中力量，消灭敌人。

　　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的指示不解，因而一月六日，西路军领导人以军政委员会的名义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此地村落尽是堡垒，分兵即不能灭敌，集结则缺粮，易被敌困，攻则伤亡甚大，所以补充训练事实上不易做到。”“近来各方情况此间甚不明，究竟整个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308]

　　西路军领导人在电报中不仅对中央的指示发出疑问，而且还表示依靠西路军自身无力集中兵力灭敌。

　　一月七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309]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面对西路军领导人的疑惑与不解，复电西路军领导人中央要他们暂停于高台、临泽地区是根据他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决定的。

　　一月八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现已集九、三十军及我们于沙河堡，坚决灭敌。敌主力集此，五军仍回高(台)、抚(彝)。再次请求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开进，以便彻底夹击此敌。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310]

　　我们看到，虽然西路军领导人表示坚决灭敌，但是仍然表示单靠西路军难以完成任务，要求将红三十一军、红四军开往河西与西路军夹击灭敌。

　　一月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并军政会：“你们应从依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区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因为消灭敌人创造根据地，正是接通远方，建立抗日后方的实际行动。”“依现时敌情、地理、经济、粮食、气候条件，西路军须全部集结临、高地带，执行上述任务，并求休补，现勿分兵去安西。”[31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是要求西路军领导人用自力灭敌，建立根据地，暂时不要分兵去安西。

　　一月十六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情况下，应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312]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同意西路军向东发展根据地的。这也就又一次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西退持谨慎态度，而侧重于西路军向东发展的。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西路军开始西退时，由于苏联就援助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尚未落实，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西路军的安危出发，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个时期，保持东边回旋余地，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则认为在永昌、山丹地区与敌决战不利，希望继续退却，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敌决战。

　　当着苏联(共产国际)表示两个半月后可以提供援助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同意西路军相机向甘州、肃州地区发展。期间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央确有调西路军东进策应河东的想法，但是前后仅五天的时间，况且没有见之于行动，对西路军并未产生重大影响。

　　西路军全军西退后，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发现高台以上甚荒凉，并不适于西路军生存，这时马家军又蜂拥而来，西路军领导人这才将所遇到的实际情况电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才指示西路军暂停于高台、临泽地区，趁机往东大大扩展根据地。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什么对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作出了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的指示?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执意要求下，同时也是由于他们表示可以完成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苏联又表示确实无误地将援助送往安西，又与中央的东进路线和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没有根本性冲突的情况下，才同意了西路军的西退行动。由此看来，中央对西路军西退是存在忧虑的，也是极为慎重的。这种忧虑和慎重不仅表现在中央直到十一月十五日，也就是西路军先锋部队到达凉州，直逼永昌的时候，才最终同意西路军的西退行动，也表现在十一月十八日为西路军安全计，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

　　人们不禁要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什么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的原因之一，是当时苏联的援助尚未准备好。

　　由于共产国际(苏联)是十一月三日才表示从新疆提供援助的，在十一月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表示如果他们将援助运往安西的话，可以考虑让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向哈密前进。[313]由此可以看出直到十一月八日中央尚未答应共产国际，派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前往新疆接受苏联援助。十一月十二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电报中表示可以独立完成任务，执意于西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于十一月十三日致电共产国际要求他们“切实无误的”将援助运抵安西。在获得共产国际的保证后，才于十一月十五日最终同意了西路军的西退行动。由此看来，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无论如何苏联是准备不好援助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的原因之二，是在中央与苏联就援助运送的具体时间和方式没有确定下来之前，西路军即使到达安西也是获得不了援助的。虽然苏联(共产国际)表示“确实无误的”将援助运送到安西，但是在中央与苏联就提供援助的准确时间，用什么方式将援助运送到安西，以及又如何交接等问题没有具体确定之前，西路军冒然前往安西，是获得不了援助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的原因之三，是为了保持东边回旋余地，使西路军在甘西处于有利的态势，以便在不利时能够返回河东。我们从中央十一月十八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为了不使东部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保持东边回旋余地，使西路军不向西部深入过远，靠近河东，能够与河东红军互相策应，以便西路军在甘西处境不利时能够返回河东。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的原因之四，是肃州、安西一带远离河东，环境险恶，人口稀少，难以供养大军。我们从十一月十八日中央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可以看到这一点。西路军如果处于此地，别说发展壮大，就是生存也会面临严重困难。同时，肃州、安西又远离河东，如果西路军处境不利，在返回河东问题上就会面临重重困难。因而中央才在没有苏联援助的确切消息的情况下，从西路军安全计，让西路军暂时留住在永昌、山丹地区，没有让西路军冒然进入这个地区。

　　由此看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让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是从西路军的安危出发，在苏联援助没有准备好，中央与苏联就援助的时间、运输方式及交接手段尚未确定的情况下，为了使西路军保持东边回旋余地，在甘西处于有利态势，避免深入西部荒凉地区，以便在不利的条件下能够返回河东所采取的重大行动。这说明中央对西路军的行动是慎重的，也是深谋远虑的。

　　那么，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为什么指示西路军向甘州、肃州进军呢?

　　这是因为十二月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收到共产国际两个半月后将援助运抵安西的电报后，才又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向甘州、肃州相机行动，占领甘、肃二州及安西的。不论是在此前还是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都是指示西路军领导人要将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将中心任务放在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上。但可惜的是，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能够给予马家军以歼灭战打击，消灭其有生力量，那么不仅会在永昌、山丹地区站稳脚跟，而且在退往甘州、肃州途中，马家军也不会紧追不舍，给西路军造成重大杀伤。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西路军在甘西的安危出发，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以便在不利时能够返回河东。只是在获得苏联将援助运抵安西的确切时间后，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相机占领甘、肃二州及安西的。不论是要求西路军留在永昌、山丹地区，还是指示西路军占领甘、肃二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都是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将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为中心任务，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可惜的是，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3)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是如何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要求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的指示的?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而西路军领导人却极力主张向甘州、肃州退却，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为中心任务，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而西路军领导人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希望在获得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后再与马家军作战。如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就要和马家军进行决战，因而西路军领导人希望撤离这个地区，西退甘州、肃州，避开马家军。这样西路军领导人在没有撤离永昌、山丹地区的情况下，就从这种避战意识出发，将西路军分布在三百余里的战线上，摆成了“一字长蛇阵”，依托据点，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被动应付，处处抵抗。从占领永昌、山丹地区到最后撤离这个地区，西路军在这里待了一个多月，却始终难以集中兵力，给马家军以歼灭战打击，这就为以后作战的被动和损失留下了严重隐患。

　　由此可以看到，西路军如果要留在永昌、山丹地区就要和马家军进行决战，否则就难以在此站稳脚跟，而西路军领导人在获得苏联援助前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不愿意和马家军进行决战。正是从这种考虑出发，西路军领导人才希望避开马家军，向西退却，占领甘州、肃州地区。他们没有想到，这是避不开的，我能往，敌也能往，马家军很快蜂拥而来，不消灭敌人又如何能够在河西站稳脚跟，接通远方呢?陈昌浩在检查报告中承认了这一点。[314]虽然陈昌浩和徐向前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前尽量避免与马家军进行决战上则是意见一致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希望西路军领导人在保持东边回旋余地的条件下，相机占领甘州、肃州和安西，而西路军领导人却让西路军全军撤离了永昌、山丹地区。这是由于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没有给予马家军以歼灭性打击，反而在马家军的分割包围中，处于被动地位，最后是在永昌、山丹地区站不住脚的情况下，匆忙西退的。这样就不仅不能坚守永昌、山丹地区，而且也难以避免西退过程中的重大损失，[315]又给以后的作战留下了严重隐患。

　　(4)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示的实际效果及影响。

　　西路军西退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个时期，西路军在这个地区停留了一个多月。后来在获得苏联(共产国际)将援助运抵安西的确切时间后，才又指示西路军领导人相机占领甘州、肃州和安西，于是西路军又向西进军。这样单从形式上看，确实容易得出西路军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示的结论。我们对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考察后，不禁发出疑问，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吗?

　　我们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中央要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并不是让西路军在这个地区消极防守，而是要求西路军领导人要立足于自我奋斗，建立根据地，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为此，毛泽东还专门致电西路军领导人传授了进行歼灭战的战术要领，并且说 “如此打两三次，问题就解决了”。[316]可是我们看到，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了一个多月，却始终没有能够打成歼灭战，而是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这样也就难以给敌人以巨大杀伤，消灭其战斗力，使西路军获得有效补充。

　　西路军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能够打成歼灭战，到底是甘西的地形、敌情根本就打不成歼灭战呢，还是西路军领导人自身指挥上的问题呢?

　　这是西路军领导人必须做出准确判断的问题。

　　如果是甘西的敌情、地形根本就打不成歼灭战，他们就应该果断决定离开甘西，返回河东。但是我们看到，在十二月下旬中央在征求西路军东返的意见时，西路军领导人还是一致愿意西退，而对东返顾虑重重。

　　如果是西路军领导人自身指挥上的问题，他们就必须改变战术，把歼灭战作为在甘西作战的基本作战方式。否则的话，如果继续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像这种“乞丐”与“龙王”“比宝”的作战迟早会把西路军推向绝路的。

　　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知道，虽然由于甘西的地形、敌情的特殊性，进行歼灭性作战确实存在着困难，但是还是可以打成歼灭战的。没有打成歼灭战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当时存在着避战心理，希望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的一个多月里，并没有给马家军以歼灭性的打击，在没有消灭敌人的情况下，是建立不起根据地的。像这样的消耗战，西路军是拚不起的。因为马家军是内线作战，其人员和物资可以及时得到补充。而西路军是外线作战，补充主要依靠战场缴获。在没有打成歼灭战的情况下，是获得不了战场缴获的。

　　在没有给予马家军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是难以建立根据地的。西路军实际上就是在永昌、山丹地区站不住脚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放弃这个地区的。在西路军向西退却的过程中，马家军又蜂拥而来，紧追不舍，使西路军不仅在西退途中遭到重大损失，而且随后在高台、临泽及倪家营子保卫战期间，又给西路军带来巨大损失。我们试想，如果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能够给予马家军以歼灭性的打击，还会发生这种情况吗?如果那样的话，西路军不仅可以在永昌、山丹地区站稳脚跟，而且也可以避免在西退途中及随后的损失。

　　由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从表面上看，西路军领导人似乎执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使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但是实际上却没有能够按中央要求的那样依靠自我奋斗，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在永昌、山丹地区站稳脚跟。西路军在这个地区停留了一个多月，损耗了西路军的实力，却没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给西路军以后在河西的发展埋下了严重的阴影。

　　(5)西路军在向西退却过程中到底存在不存在西退的时机问题?当真发生过延误西路军西退时机的事情吗?

　　有人说，正是由于对河东形势的策应，才严重束缚了西路军的行动，使西路军丧失了西退的时机，成为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下面我们分析到底存在不存在西路军西退的时机问题。

　　徐向前说：“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有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317]

　　徐向前在这段话中讲的西退的战机到底存在不存在呢?

　　我们经过分析后认为，要是单从前往安西来讲，当时确实存在着西退的战机问题。因为西路军刚刚渡河，甘、青二马惊慌失措，如果西路军直插过去，不在河西走廊逗留，迅速西退，确实可以以较小的代价到达肃州、安西。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认为存在着西路军西退的战机问题。

　　但是这种战机的存在还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就是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已经运抵安西，就等着西路军去拿。而西路军由于在河西走廊逗留时间太长，延误了到达安西的时间，才导致西路军没有拿到苏联的武器装备。

　　实际情况果真是这样的吗?

　　我们从文献资料中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之所以在十一月十八日让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主要原因还是苏联的援助没有准备好。在没有获得苏联援助到达安西的确切时间的情况下，西路军即使到达安西也是获得不了援助的。这样西路军一旦到达肃州、安西，苏联的援助又没有到，这个时候马家军再蜂拥而来，肃州、安西环境又极为恶劣，这个地区又远离河东，西路军就会面临空前严重的危险。正是从西路军的安全考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让西路军暂停于永昌、山丹地区。从这个角度上说，并不存在失去战机的问题。既然不存在西路军西退的时机，那么也就谈不上延误西路军西退时机的问题了。

　　徐向前讲的西路军丧失西退的战机恰恰是建立在苏联能够及时提供武器装备基础上的，也就是西路军只要到达安西，就能够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而这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如果离开这一点而去谈论西路军西退的战机，就显得言不及义。西路军领导人还是应该像中央要求的那样把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而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来消灭敌人，才是稳妥可靠的。

　　(6)要正确认识和估价西路军在甘西转战过程中对河东形势的策应问题。

　　有人说，西路军西退之际，为了策应河东红军主力转移，中央才要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西安事变期间，为了策应河东，中央让西路军待命行动;西安事变结束后，河东形势又趋恶化，西路军又奉命止步于高台、临泽地区。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所谓西路军对河东形势的三次策应问题。

　　①       关于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问题。

　　徐向前说：“看了前述中央十一月八日的‘新计划’就不难明白，当时令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要企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318]

　　从徐向前的回忆看，他认为中央是处于配合河东红军主力的转移才让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的。

　　我们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的分析中看到，中央之所以让西路军暂停于这个地区，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苏联援助没有准备好，同时又鉴于安西、肃州环境恶劣，远离河东，从西路军的安危出发才做出的这个决定。

　　那么，到底中央要西路军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

　　我们承认，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确实有可能造成蒋介石误认为河东红军主力要西渡黄河，与西路军会师河西，从而使河东国民党军队加强黄河防守，以利于河东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但是我们要分清到底是中央为了配合河东红军主力的转移才要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的，还是中央要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后才造成了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会师的假象，进而在客观上起到了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的作用。

　　我们看到，徐向前根据黄河两岸的敌情、红军的分布状况及河东红军的战略动向作出了中央要西路军留在永昌、山丹地区是为了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的判断，这种判断的正确性是建立在中央十一月十八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所说的要西路军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的原因不真实的基础之上的。[319]可是我们通过对中央在十一月十八日电报中讲的原因，并结合后来苏联提供援助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我们不能不说当时中央做出的判断是准确的，采取的方式也是慎重的。

　　徐向前判断上的失误在于他把西路军留在永昌、山丹地区客观上起到的策应河东红军主力转移的作用当成了中央要西路军停留在这个地区的原因，造成这种误判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他没有意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没有意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西路军到达安西也是获得不了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的。这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已经流露出来了。[320]

　　我们的这个判断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上予以证明。如果是中央要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策应河东红军主力转移的，那么在十二月初，当中央得知苏联两个半月后，将援助运抵安西的消息后，[321] 在尚未彻底放弃《作战新计划》，还未决定河东红军主力不再进行战略转移的情况下，[322]又为什么就指示西路军领导人相机占领甘州、肃州呢?[323]

　　由此看来，徐向前说中央要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是为了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是一种误解，而没有反映当时中央的真实意图。这是由于他没有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造成的。

　　②       西安事变期间配合河东形势问题。

　　从西安事变爆发到十二月二十七日夜西路军撤离永昌、山丹地区，我们看到一共才十五天时间。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在这十五天中，西安事变发生后十天内中央并没有变更西路军的行动。只是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七日最后这五天里，中央有调西路军东进配合河东形势的要求，实际上最终也没有实行。这五天对已经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了一个月的西路军来说不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③       西安事变后西路军止步高台配合河东形势问题。

　　从前文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中央电令西路军暂停于高台，是根据一月四日西路军领导人致中央的高台上下甚荒凉的电报作出的，而并非是因为河东形势恶化中央才要求西路军停于高台，待机策应河东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确实是在一月十六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说同意西路军向东大大扩展根据地，但这是鉴于高台以上甚荒凉的现实情况，西路军不可能再向西扩展，而南北则有雪山大漠，因而只有向东扩展根据地，才能够维护西路军的生存与发展。

　　至于一月二十一日凌晨一时，西路军领导人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东返的电报，则是在高台陷落后，使“西路军上下极为震惊”，[324]因而西路军领导人才向中央要求东返的。同时在西路军领导人认为敌人已占先机，对东进产生动摇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向西路军领导人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

　　如果是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配合河东形势的话，在西路军已经到达高台、临泽地区的情况下，像西路军东进这样关系到西路军行动方向转变的大事又怎么会不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呢?又怎么会在西路军业已开始东进，河东形势又没有好转的情况下就向西路军领导人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呢?

　　因而我们认为当时并非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而是西路军领导人鉴于高台以上甚荒凉，同时又难以战胜敌人，在高台保卫战遭到惨重损失的情况下主动要求东进的。所谓中央命令西路军东进配合河东形势，纯粹是后人的附会之说，难以获得文献资料上的印证。

　　我们认为应该根据当时的文献资料正确评价和认识西路军对河东形势的配合作用。在这方面要是拿不出中央明确要求西路军配合河东的电报来，是没有说服力的。即使有了一封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策应河东的电报，也要结合中央此前与此后所发的电报来进行综合分析，理解中央的主旨和意图。在这方面望文生义，抓住只言片语就轻易作出判断是不可取的。

　　由以上我们对西路军在甘西三次配合河东形势的分析可以看到，除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安事变后期十二月下旬的五天内应东北军张学良的请求要西路军东返外(实际上没有执行)，其余时间中央并没有因为河东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西路军的任务。从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所做指示的总体意图看，中央要求西路军不要向西部深入过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以便在不利时能够返回河东。至于十一月十八日，中央要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一个时期，也是鉴于苏联的援助尚未准备后，从西路军的安危出发才作出的决定。至于有人说是因为河东形势恶化，中央才命令西路军止步于高台，进而东返的，纯粹是后人的臆会之说，难以获得文献资料上的印证。

　　由此我们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实在西路军甘西转战期间要求西路军策应过河东，但是这对西路军在甘西的生存与发展并没有造成重大影响，更没有对西路军造成实质性损害。因而有人认为是因为配合河东形势的需要，才导致西路军长期滞留在河西走廊，贻误了西退的时机，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成为西路军在甘西失败的重要原因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7) 从历史的角度来准确界定西路军在甘西转战过程中对马家军的牵制作用。

　　有人说，西路军在河西牵制了甘、青二马十几万人，减轻了河东红军的压力，否则的话，甘、青二马的十几万人就会东渡黄河，压向河东，给河东红军带来莫大的危害，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夸大了西路军在河西对马家军的牵制作用。这是由于主张这种观点的人没有认识到旧中国是一个军阀林立的国家，各派军阀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地方军阀之间虽然有着重重矛盾，但是在维护自身利益及防范国民党中央军方面则是一致的。军阀之间存在的这些矛盾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在四周面临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能够生存和发展壮大的重要条件。[325]否认各派军阀之间存在的严重矛盾，将国民党各派军阀看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不能利用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通过灵活的政策和炉火纯青的斗争策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创造条件，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幼稚病”，必然会给革命造成损失。

　　马家军作为地方军阀，只要红军不向其腹心区域前进，他们是不会倾其全力作战的，更不会以其主力东渡黄河，到河东作战。一般来说，即使他们到河东作战，也是象征性的。但他们会以其主力守卫黄河渡口，防止红军西渡。这是地方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使然。因为甘、青二马知道，如果一旦他们在与红军的作战中拚杀待尽，蒋介石的中央军是随时可以渡过黄河，占领河西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下场就提供了前车之鉴。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对于红军的作战是有利的。其他地方军阀也是这样。比如中央红军长征时，两广军阀之间的“让路”和“敲梆式的堵截，送客式的追击”，云贵川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勾心斗角，不是为中央红军所用吗?因而我们觉得从自保角度上讲，甘、青二马主力是不会越过黄河的。我们的这个判断还可以从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进攻陕北时，即使在胡宗南拿下延安的情况下，甘、青二马也没有出重兵配合胡宗南在陕北的行动中得到验证。

　　从这种判断出发，即使没有西路军在河西作战的情况下，马家军也不会以其全部力量东渡黄河，赴河东作战，因而有人说西路军牵制了甘、青二马十几万军队，减轻了河东红军的压力的观点，似有夸大之嫌，造成这种误断的原因还是由于没有认识到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以及甘、青二马的势力范围所致。

　　5、在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

　　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西路军是在徐向前、陈昌浩的执意要求下，在形成了西退的既成事实后，同时也由于其他复杂的原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西路军在河西转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始终没有对西路军关闭东归的大门，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西路军领导人放弃了东归的机会而已。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来就是根据面临的敌情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行动方针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策的东征就是这样。本来这次东征，是中央政治局随军出征，当时就是准备一旦红军东征在山西站稳脚跟，党中央就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不再返回陕北了。阎锡山难以抵挡红军的凌厉攻势，不得不请求蒋介石调国民党中央军入晋，协助他“剿灭”红军。于是蒋介石命令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派遣国民党中央军十个师入晋，这时连上阎锡山的晋绥军，红军面临的兵力陡然增大。毛泽东提出：“东面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326]这样为避免在不利形势下和国民党军作战，保存革命力量，经过研究后，决定结束东征，西渡黄河，返回陕北，保存了有生力量。

　　这次东征，本来是要开辟河东抗日根据地的，但是由于东征后形势的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时改变了行动方针，在东征达到一定目的后及时返回河西，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和国民党中央军与晋绥军的作战。这种根据我军所面临的形势变化及时调整作战方针的思想方法，在北路军行动方向的改变上又一次体现出来。

　　我们知道，在十一月八日中央草拟的《作战新计划》中，将红军三大主力分为三路军，以红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以河东红四方面军两个军组成北路军，以河西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原先计划北路军第一步占领安边地区，第二步占领横山、榆林地区，第三步占领神府地区，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327]

　　但是由于绥东抗战事起，如果北路军再按原定计划行动，就会吸引抗战的国民党军队回援，妨碍绥东抗战。在这种情况下，十一月十二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北路军之行动，有妨碍绥东抗战及吸引汤军回堵之政治上、军事上不利。”“因此，我们觉得除徐、陈之西路军外，其余全部向南为有利。”[328]这样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由于形势的变化就主动改变了《作战新计划》中关于北路军的行动路线，让北路军与南路军一起向南行动。

　　从以上我们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形势变化后及时调整红军东征及北路军的行动方向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总是在敌情变化后及时调整红军的行动方针，而没有胶柱鼓瑟，墨守陈规，抱定过去制定的计划而不知变通，强令红军执行。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做出判断，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出现困难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怎么会不允许西路军返回河东呢?

　　这还可以在毛泽东的一次讲话中得到证明。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行动，都是脚踏两边船，最好是，向西的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还可以转向东。”[329]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并没有封闭西路军东归的大门。既然西路军领导人愿意西退，在西退遇到困难时，当然是可以东返的。

　　从前文的分析看，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先后三次放弃了东返的机会。

　　第一次是在西路军开始西退之际，十一月十一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330]

　　十一月十二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依据现在敌我力量估计，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331]

　　在西路军领导人的回电中，闭口不谈西路军东返有何困难，而是表示依靠敌我力量对比，有单独西退完成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这样他们也就放弃了第一次东返的机会。

　　第二次是西安事变后期，西路军在永昌、山丹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征求西路军领导人对东进的意见。

　　针对中央对东进征求意见，十一月二十三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曾传六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

　　“迅速取得远方接济，成为目前红军，张、杨及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经过很大代价基本上已无问题。”

　　“即令我们二十天内到兰，至少只有达到巩固兰州的作用，策应主力行动作用不大，且需很大代价，而基地放弃，再打通远方，时机又过，若‘二马’退，我进迫兰州更不合算。”

　　“我们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不过为牵制‘二马’，可以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永昌城重要，惟现存粮极少，只要粮食有法，可尽力控制。如果必须我们东开，则必可东移。

　　1、兰州友军至少以六个团及其骑兵进到古浪，与我方先夹击消灭‘两马’于凉州地带。

　　2、促新疆以抗日名义至少出六个团，并带货物，一直进到甘州，以维持后方及远方交通。”[332]

　　从电报中我们看到，在中央征求西路军领导人东返的意见时，他们反对东返，是极力主张西退的。如果必须东返，他们提出由兰州友军出兵接应和新疆盛世才部出兵护送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当时难以满足的。

　　十一月二十四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从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箝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333]

　　从全局利益考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要求西路军东进，但是后来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路军领导人又竭力主张西退，才又中止了西路军的东进行动。这样西路军失去了第二次东返的机会。

　　第三次是高台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要求东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迅速批准，并指示周恩来利用统战关系来策应西路军东进。[334]但是西路军在东进途中，又以敌已拦头为由，对东进产生动摇。

　　一月二十四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进，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335]

　　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336]

　　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中央在电报中明确表示赞成西路军的东进行动。后来，西路军领导人又以东进有敌重兵阻挠为由，以西洞堡战斗的胜利为导火线由东进转为西退，这样他们就失去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东返的机会。

　　由以上我们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到，从红军东征和北路军行动方向的改变中彰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作战计划的决策风格，这又怎么会在西路军西退遇到困难时中央不允许西路军东归呢?同时从毛泽东十一月十三日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到西路军向西达不到目的时是可以东归的。我们从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与中央来往的电报中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中央征求他们东返的意见时，总是执意于西退的。特别是最后一次，当时西路军的处境业已危险，在失败的阴影已经显现的情况下，他们又放弃了东进，转而西退，最终酿成了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这就说明当时西路军没有能够返回河东，并不是中央不要西路军东进，而是西路军领导人不愿意离开甘西，东渡黄河。究其原因，不仅是西路军领导人缺乏东归的决心和意志，也是由于他们认为河西的地位高于河东，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所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作出了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在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的重要指示。这些指示不仅关系到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也关系到西路军的安危与命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可是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获得苏联援助前尽量避免与马家军决战，希望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一再要求河东红军提供援助。这样就不仅使他们对河西敌我力量的对比状况及西路军的发展态势缺乏清醒地认识，难以采取果断措施撤离河西，而且也影响到他们对西路军作战方式的选择，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难以打成歼灭战。这样他们也就难以执行中央做出的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重要指示。即使别的不论，单是这种“乞丐”与“龙王”“比宝”的作战方式，也会把西路军推向绝路的。

　　在消灭不了敌人的情况下，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在河西如果建立不了根据地，那么西路军就没有一个巩固的根基来休养生息，获得补充，这就会给身处外线作战的西路军的生存带来很大困难。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我们从双方来往的文电中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是与中央有不同意见的。虽然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了一个多月，但是却没有给予马家军以歼灭性打击，消灭其有生力量。最后还是在马家军的进攻下，西路军不得不放弃永昌、山丹根据地而全军向西退却的。在永昌、山丹地区西路军没有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不仅给他们随后的转移，而且也给他们以后的作战留下了严重隐患。

　　退一步说，就是西路军在甘西难以集中兵力，打不成歼灭战，消灭不了敌人，建立不了根据地，在甘西难以生存下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为西路军领导人留下了一条后路，也就是可以返回河东。可是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虽然多次申诉在甘西难以集中兵力，打不成歼灭战，建立不了根据地，多次要求外力援助，可他们就是不愿意离开河西，返回河东。这样也就难以避免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了。

　　通过对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来往的电文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西路军领导人确实不断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西路军的重大行动也及时报告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他们的行动也总是希望获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批准或同意，如果单从形式上看，西路军领导人似乎执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命令;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他们不仅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关于西路军安危与命运的重要指示，而且他们的行动往往还朝着这些指示相反的方向发展。这里的主要原因除了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没有深刻理解中央的东进路线，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以外，就是西路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因而时时表现出一些“独立性”的缘故。这种“独立性”是张国焘路线中军阀主义的残余，而这毕竟导致了西路军领导人没有真正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这些重要指示，成为导致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主要因素之一。

　　（六）要正确认识和准确界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甘西转战期间所起的作用

　　从以上我们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河东红军的援助、东退西退和组织援西军方面的斗争的分析可以看到：

　　从西路军领导人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向河西退却来看，他们没有认识到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具有不同的地位，河东的地位要远远高于河西，因而对中央的东进路线没有正确地认识;

　　从西路军领导人多次要求河东红军援助和组织援西军来看，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到河东关系我党的根本利益，而且也没有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和河东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上着眼，切实认识到西路军已经占有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一，河东在敌我力量对比上要比河西严峻得多，从维护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出发，中央已经难以再为西路军提供援助。这表明他们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深刻地认识;

　　从西路军领导人先后三次放弃东返的机会，宁可让河东提供援助，也不愿意离开河西来看，他们没有认识到从东进路线的要求出发，河东已经难以再为河西提供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西路军难以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再继续留在河西将会面临空前严重的危险，甚至会出现全军覆没。这表明他们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清醒地认识。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认为河东在国民党重兵压力下，建立不了根据地，红军难以在河东生存下去，因而红军主力应该向河西进军，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的地位要比河东重要得多。这本来就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主要内容。

　　由此看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的批评“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是有原因的。[337]可惜的是，西路军领导人直到西路军失败也没有认识到他们的行为实际上违背了中央的东进路线，恰恰与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相契合，因而在失败之际仍然说“西路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338]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而我们说，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是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在起主导性作用。

　　同时，我们通过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关于西路军安危的重要指示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反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从西路军开始西退到高台陷落前，在能够打成歼灭战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却采取避战行为，希望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他们始终难以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在消灭不了敌人的情况下，是建立不了根据地的。这样也就难以贯彻执行中央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的指示了。

　　中央又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向西深入太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西路军虽然停留在了永昌、山丹地区，但是却没有能够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这样也就难以在这个地区站稳脚跟，最后还是不得不放弃这个地区，全军向西退却。退一步说，就是西路军在甘西难以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建立不了根据地，他们还是可以返回河东的，中央始终没有封闭西路军东归的大门，而且还几次征求他们东返的意见。可是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却是多次放弃了东归的机会，直到最后近乎全军覆没。

　　从西路军在甘西转战的轨迹看，西路军是在永昌、山丹地区难以歼灭敌人的情况下，西退到高台、临泽地区;西路军领导人发现高台以上甚荒凉，才不得不止步于高台;高台陷落后，他们要求东进，随后又对东进表示动摇;西洞堡歼灭战后，又以东进有敌重兵阻挠为由，折转西退，重返倪家营子;在倪家营子困守了一个月后，才突围向祁连山中转移。这时的西路军已经元气大伤，难以抵御马家军的进攻，最后被冲散，只有四百余人的左支队到达新疆。

　　从西路军在甘西的行动轨迹看，西路军不论是止步于高台，还是从高台东进，亦或停止东进，重返倪家营子，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的行动起着主导性作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并没有强行决定西路军的行动方向，往往是在提出指导性意见后，同意了西路军领导人的行动。

　　我们由此看到如果西路军领导人贯彻执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重要指示，西路军本来是不至于失败的，至少不会败得那样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有关西路军的指示难以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也就在客观上说明甘西转战期间是西路军领导人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对西路军起着主导性作用。

　　由此我们看到，西路军在甘西转战过程中，是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在对西路军起着指导作用，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对西路军起着主导性作用。

　　五、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下面我们分析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以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

　　（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准确界定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我们要研究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就必须首先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找到了这个主要原因也就基本上揭示了西路军失败的真相。而要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必须探究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339]

　　我们要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从苏、日、国、共这四大力量的角逐中，从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的斗争中，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中，从河东河西敌我力量对比中来研究西路军失败的原因。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无疑是复杂的。这里既有孤军深入，缺乏后援的因素，也有敌强我弱，马家军骑兵机动性强，来往便捷的原因，也有我党在甘西缺乏群众基础，天候、地形等条件的限制，又有苏联没有及时提供援助的因素，还有党内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的斗争，当时西路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更有张国焘的干扰及西路军领导人自身指挥的失误，……，如果我们把这些原因不分轻重地罗列起来，就会变成一本流水帐，这又怎么能够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呢?

　　要想弄清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相，就必须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要想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必须发现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因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340]“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的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341]

　　由此可见，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由于主要矛盾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事物发展变化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决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发展，因而我们在研究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时，就要寻找到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只有找到了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才便于发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只有发现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才能够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相。

　　那么，我们又如何来寻找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呢?

　　我们在寻找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的时候，就要把目光投射到事物的内部，因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342]这样我们要想发现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就只有从我们党和红军内部来寻找，而不能从外部来寻找。从这点上来说，敌强我弱，敌处内线，补给便捷，我处外线，补给困难，苏联援助不至，天候、地形的限制等等因素充其量不过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重要矛盾，远非主要矛盾。

　　那么，在我们党和红军内部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又是什么呢?

　　根据上文的考察我们看到，由于对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中的地位及在河东能否建立根据地的认识上的分歧，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两条路线的分歧和斗争关系到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坚持东进路线必然要求红军主力向河东发展，主张西退路线必然要求红军主力向河西发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认为，红军主力要向河东发展，但不排除在此基础上可以派一个支队向河西进军。从当时红军兵力在河东河西的分布来看，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一在河西，三分之二在河东，而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河东要比河西严重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河东已经难以再为河西提供援助。同时又鉴于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才多次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

　　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认为，红军主力要向河西发展。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正是由于没有深刻理解中央的东进路线，深受西退路线的严重影响，才多次主张河东红军主力向河西进军，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河东红军提供援助。同时也没有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他们希望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因而在获得苏联援助前，就尽量采取避战行为。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以据点为依托，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这样也就难以执行中央要求的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重要指示。在消灭不了敌人的情况下，在河西是建立不成根据地的。这就使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面临极大风险。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却又不愿意离开河西，致使西路军在河西日渐消弱，直到酿成了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

　　我们也注意到不论是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还是在西路军西退及转战甘西期间，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往往是在首先付诸于行动后，才去争取中央的认可，没有真正贯彻执行中央做出的关于西路军安危的正确指示，表现出一些独立性。这说明当时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而是受到张国焘军阀主义的影响。

　　由此我们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正确路线和张国焘路线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通过前文的考察我们看到，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红四方面军西渡、西路军西退和西路军在甘西转战过程中已经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我们知道，“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343]

　　这样我们看到，在找到主要矛盾后，事情还未完结，因为构成主要矛盾的双方在发展中并非处于平衡状态，其中必有一方处于主导地位。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中处于主要方面的一方决定的，因而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在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只有发现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找到主要原因后，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的归属也就一目了然了。

　　那么，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主要矛盾中，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正确路线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呢，还是张国焘路线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呢?

　　通过前面的研究我们知道，不论从红四方面军西渡时期，还是西路军西退以及在甘西转战期间，均是张国焘路线占主导地位，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正确路线则是处于次要地位。这样红四方面军西渡，西路军西退和甘西转战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应该是张国焘路线造成的，而主张这条路线的张国焘及没有克服这条路线影响的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也就应该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由此我们认为，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344]的结论是正确的，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二）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而张国焘路线则处于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张国焘路线的提出者张国焘以及受这条路线严重影响的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无疑应该对西路军失败负主要责任。那么，张国焘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责任的归属上又有什么不同呢?除此之外，在革命阵营内部是否还有应该承担责任的对象呢?

　　1、张国焘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首要责任。

　　我们认为张国焘在西路军形成、西退和在甘西转战期间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产生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西路军的形成、西退上张国焘直接参与了决策和指挥，在甘西转战期间张国焘主要是通过其路线对西路军发生着作用，影响着西路军的行动。

　　在西路军的形成、西退上张国焘先后采取了四次行动，不仅导致了西路军的形成和向西退却，而且给后来西路军的发展造成了严重隐患。

　　第一次是在红四方面军北上途中，到了甘南，中共西北局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会议，决定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但是随后张国焘又联合了一些红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召开了中共西北局漳县会议，推翻了岷县三十里铺会议的北上决定，决定从永靖西渡黄河，向西退却。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坚决斗争，也由于西北局内部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等人的斗争，再加上当时天候不佳，最后才又在中共西北局洮州会议上取消西退，继续北上。但是这已经耽误了时间，使得国民党军队从容集结，给战局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345]

　　第二次是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在张国焘已经知道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要求红九军留在河东的情况下，却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批准了红九军的渡河行动。[346]随后又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347]这就给中央击破南敌方针的实行带来很大困难。如果不能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南敌，那么就难以实行宁夏战役计划。

　　第三次是在海打战役实施的关健时刻，张国焘命令红四军、三十一军撤出阵地，[348]从而导致海打战役流产。如果当时在海打战役中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还是可以停止南敌进攻的。彭德怀后来的回忆也证明了这一点。[349]这样南敌猖狂北进，红军被迫向东转移，宁夏战役被迫中止，红西路军最终形成。

　　第四次是在红西路军的西退上，张国焘在十一月五日的电报中要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350]这样就率先打开了西路军西退的“闸门”，对西路军的西退负有主要责任。

　　十一月下旬，张国焘离开河东，前往保安，就失去了西路军的指挥权。这个时候，他主要通过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领导人发生重要影响。

　　有人把张国焘是不是在西路军中作为判断张国焘是否对西路军失败应负责任的依据，这显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认识，唯心的看法。张国焘是没有在西路军中，但是通过前文的考察我们发现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领导人有着严重的影响，张国焘难道就不应该对此负有责任吗?

　　由此我们认为，张国焘在西路军的形成和西退上负有主要责任，在西路军甘西转战期间的失败上负有间接责任。从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其失败的总体考察中，尽管在不同阶段张国焘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张国焘路线却自始至终影响着西路军的行动，张国焘显然应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首要责任。

　　2、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

　　在明确了张国焘应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首要责任后，那么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我们看到，在红四方面军渡河及西路军西退期间，虽然有时候是出自徐向前、陈昌浩的提议，但真正决策的是张国焘，因而这个时候徐向前、陈昌浩对此只负有直接责任。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虽然受到了张国焘路线的严重影响，但是毕竟他们是西路军的指挥者，此间的文献资料显示了他们的一系列失误，因而他们应该承担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

　　我们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徐向前、陈昌浩是在知道中央要击破南敌，[351]要求红九军留在河东的情况下，[352]却奉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一百五十八号电令开始了渡河。随后，他们又提出红四方面军不论执行宁夏战役与否都要西渡的要求，[353]这样就使击破南敌遇到很大困难。

　　西渡后，他们还一再要求红四方面军河东两个军向河西进军。[354]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在西退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情况下，他们奉张国焘的命令，制定了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在中央尚未批准的情况下，他们又奉张国焘的命令开始了向西退却。

　　因而我们说在西路军的形成和向西退却问题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负有直接责任。

　　在西路军甘西转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深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没有深刻理解中央的东进路线，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怀缺乏清醒地认识，因而也就难以执行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做出的不要依靠外力，要将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的重要指示。一开始他们轻视马家军，后来又说依靠自身力量难以消灭敌人，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特别是在高台失陷后，西路军处境危险，失败的阴影已经显现的情况下，他们又没有果断决策离开河西，返回河东，终遭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

　　第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依靠自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陈昌浩也承认在高台失陷前西路军是有进行歼灭性作战实力的，也是有可能打成歼灭战的。 [355]在有可能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情况下，却没有能够打成歼灭战，这不能不是西路军领导人的失误。这种失误不仅导致西路军在甘西难以生存，更难以发展和壮大。在打不成歼灭战的情况下，是消灭不了敌人的。在消灭不了敌人的情况下，是建立不了根据地。建立不了根据地，西路军又如何能够生存呢?打不成歼灭战，就不得不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就是单靠这种“乞丐”与“龙王”“比宝”的作战方式也会把西路军送上绝路的。

　　第二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果断决策离开河西，返回河东。西路军在甘西难以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对他们畅开着东归的大门。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除了要求外力援助外，却不愿意离开河西，返回河东。这样西路军也就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了。

　　当然，西路军的西退并不必然会导致近乎全军覆没。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没有接受中央的东进路线，这样在河西歼灭不了敌人，建立不了根据地的情况下，却又不愿意离开河西，返回河东，终遭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同时他们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及西路军西退问题上也负有直接责任，因而我们认为西路军领导人应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主要责任。

　　3、苏联(共产国际)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重要责任。

　　我们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苏联原先表示从宁夏为我党提供援助。当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后，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苏联又表示担心会引起日苏冲突的可能，中止了从宁夏提供援助，又表示从新疆为我党提供援助。[356]当西路军深入甘西的时候，由于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苏联实际上又中止了对我党的援助。

　　苏联的两次违约当然是为了维护其民族利益，也就是对我党援助的阶级利益与其民族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就以民族利益为首选原则。这对于朝思暮想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返回头来打击马家军的西路军领导人无异于望梅止渴，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通过对西路军失败的考察我们发现，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希望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的行为，致使苏联没有能够及时为西路军提供援助而在西路军失败上的影响显得尤为突出，但是我们运用唯物辩证法内外因相结合的原理来进行分析，苏联没有及时为西路军提供援助仅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外部条件，而不是导致其失败的内在原因。如果西路军领导人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指示，即使苏联没有能够及时为西路军提供援助，也不会对西路军造成致命的影响，更不会导致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因而我们认为苏联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只是负有重要责任。

　　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一定的责任。

　　我们从红四方面军西渡、西路军西退及在甘西转战期间的整个历程来进行考察，从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原理上来进行分析，两条路线的斗争既然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张国焘路线处于支配地位，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起着主导性作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正确路线则是处于辅从地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处于次要地位。这样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就应该由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来承担。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虽然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多次违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但是西路军毕竟是中央命名的，向西退却最终也获得了中央的同意，中央一度也对西路军在甘西的处境比较乐观(尽管这种乐观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电报的影响所致)，[357]也没有强令西路军返回河东，因而我们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还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六、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永放光芒

　　八十年过去了，当年西路军在河西战场上响彻云霄的金戈铁马声早已淡去，浴血奋战的硝烟也已散尽，西路军悲壮的征战已经汇入历史的长河，正在离我们渐渐远去。但是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碧血染黄沙，白骨筑青山”的革命斗争精神却长留于天地之间。八十年的风云动荡，大浪淘沙，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亦然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史册上熠熠生辉，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斗争的历史是光荣的。西路军并不因为曾经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也不因为其遭到失败，就泯灭了广大指战员为了革命而英勇献身的斗争精神。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人民军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为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

　　据统计，牺牲在战场上的西路军指战员有七千余人;被俘的有九千二百余人，其中五千六百余人被敌惨害;流落在甘肃、青海、宁夏(包括被俘后逃跑出来的部分)或历尽艰辛回到鄂豫皖和四川老家的有四千余人;经党中央、兰州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当地群众营救(包括进抵新疆部分)回到陕甘宁边区的有四千七百余人。[358]

　　西路军从西渡黄河到失败，共有七千余名西路军指战员在西征中壮烈牺牲。他们转战河西，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戈壁滩，用自己的累累白骨筑起了生命的青山，以自己浴血河西的实际行动书写了西路军历史上的悲壮画卷。

　　我们对西路军在河西转战中英勇牺牲的七千多名指战员，表示深切的缅怀和悼念。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国革命进行了艰辛的播种，却没有参加收获，他们以自己在河西的牺牲铸就了人生的辉煌，他们以自己在河西的壮举演绎了生命的绝唱，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即使在八十年后的今天，每当想起他们当年的流血和牺牲，在我们心里就会涌起无限的崇敬和怀念。

　　每当我们回忆起这些牺牲的先烈，他们当年在河西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壮烈捐躯的斗争精神，就使我们油然而生敬意。当年在疆场上捐躯的先烈，他们时刻听从党的招唤，发扬革命军人的无私奉献精神，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革命理想的实现，前仆后继，先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不求得任何回报，大多数人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他们这种无私无畏英勇牺牲的斗争精神永远成为鞭策我们前进的强大动力。八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向在河西牺牲的英烈们致以深深地敬意!

　　这里面有古浪保卫战中壮烈牺牲的红九军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血染高台壮烈捐躯的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十三师政委朱金畅，师长兼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在梨园堡英勇牺牲的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在祁连山中宁可饮弹而死却不愿被俘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西路军失败后在祁连山英勇牺牲的红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在祁连山中饮弹自杀，却因子弹卡壳不幸被俘，而后从容就义的西路军敌工部部长曾日三。[359]被俘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的原红九军军长孙玉清……;……。

　　他们的浩气充溢于天地之间，雄魂涤荡;他们的壮举永载于史册之中，青史流芳;他们的英名闪耀在军史之上，永放光芒!

　　西路军失败后，近千名指战员心向延安，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奔赴陕北。他们冒黄沙，行戈壁，闯过了路途上的千难万险，遭受了百般的凌辱，终于回到了革命队伍。他们这种对革命誓志不移的坚定信念，在困难时刻毫不动摇的坚强决心，成为今天我们前进的精神动力。

　　对于被俘的西路军指战员，他们在监狱中时刻准备着越狱逃亡。其中有五千六百余名指战员被敌惨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利用各种关系组织营救，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先后有四千三百余人脱离了马家军的监控，回到了革命队伍。

　　还有四千余人流落在甘肃、青海一带民间，或转回鄂豫皖及四川老家。这些人中有的属于在马家军的监控下错过了返回陕北的时机，致使难以回到革命队伍，而不得不流落民间。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有的属于负伤后被安置在民间而后脱离革命队伍的。对这部分指战员的境遇我们深表同情。我们也看到还有流落在民间的一些人，是在西路军失败后，在有可能重新回到革命队伍的情况下，他们却开了小差，在革命的中途离开了队伍，而没有坚持到底。这令我们深感惋惜。

　　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也在不断淘汰那些意志不坚定者，见异思迁者，而留下来的则是经过艰难困苦锤炼的革命志士。一个革命者只有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经生死考验，才能百炼成钢，锻炼成为成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我们看到在西路军失败之际，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有着形形色色的表现，在西路军斗争史上写下了色彩斑斓的一页。

　　通过前文的考证我们知道，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正确的。中央在做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这个结论的同时，又充分肯定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革命斗争精神。西路军并不因为曾经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就消弱了她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地位，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他们在雪山戈壁间进行的悲壮战斗，惊天地，泣鬼神，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具有的气壮山河的斗志豪情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每当想起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悲壮人生，这种沉痛和忧伤的感觉就会涌上我们的心头。

　　有人认为张国焘路线的“帽子”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给西路军“扣上”的，似乎只有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才能凸显西路军的光荣与伟大，因而对烈士最好的怀念就是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

　　我们认为对西路军烈士最好的怀念就是依据现存的档案文献资料，从历史的角度不仅立足于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党内斗争的实际情况，也要从苏联、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这四大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实际出发，通过历史的考察找到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汲取西路军失败的沉痛教训，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这是我们对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最好的怀念。

　　如果违背历史事实，处心积虑地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这样不仅歪曲了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同时也亵渎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河西英勇奋战的斗争精神，使在河西牺牲的先烈即使在八十年后的今天也会死不瞑目，抱恨终天。这才是对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英雄事绩和革命精神的严重损害。

　　因而我们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西路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受张国焘路线影响的问题，通过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揭示与分析，对西路军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我们在分析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对西路军作出评价时，既要看到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英勇奋斗，迭克强敌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要看到张国焘路线以及西路军领导人战略战术失误对西路军失败的严重影响。只有对二者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和正确处理后，才能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对西路军做出准确的评价。

　　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是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战强敌、抗严寒、冒霜雪，在荒凉的戈壁大漠上奋斗了一百五十天，展现了我工农红军同仇敌忾与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她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豪情壮志。身临严酷的自然环境，立足于雪山大漠中，行走在戈壁荒滩上，面对强敌的进攻，敌人骑兵的集团冲锋，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英勇无畏，浴血河西，气冲霄汉，这种无私无畏勇于奉献的精神是我革命军人之天职，是我军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高度体现。这种精神不因西路军的失败而萎缩，反而正因为西路军的失败更凸现了这种精神的高尚与伟大，使这种精神更为鲜明的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这支军队是一个大学校，是一个大熔炉，她将来自各方的人们予以改造，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坚定的信念，优良的作风，顽强的战斗意志，舍生忘死的战斗精神，无私无畏的革命品格，把他们塑造成一个真正的人民子弟兵，以此铸造了一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雄师劲旅。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却是永放光芒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张国焘与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区别开来，将积极追随张国焘的高级干部和一般执行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高级干部区别开来，充分肯定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强大动力，也是我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主要标志之一。

　　虽然在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和西路军领导人战略战术失当的情况下，西路军最终失败了，但是却丝毫不能抹杀这种精神的无尚价值。我们既不能因为西路军领导人因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和自身的战略战术错误而最终导致西路军的失败就否认这种精神，也不能因为要肯定西路军的这种精神就否认西路军曾经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和自身战略战术存在的错误，打着为西路军“正名”“申冤”的旗号，要摘掉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顶“帽子”。 前一种方法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历史研究上的体现，后一种方法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历史研究上的体现。这两种方法都是错误的。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这个问题，既要指出西路军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和自身战略战术方面的错误，又要充分肯定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对西路军的失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回想起八十年前在河西戈壁大漠中奋战的广大西路军指战员，对他们最好的怀念，就是弄清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使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沉痛教训永远成为历史的鉴戒，而不要在将来以任何方式重演。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工作。我们应当努力。

　　文献索引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201]，[275]，第237页;[325]，第49页;[339]，第326页;[340]，第320页;[341]，第322页;[342]，第302页;[343]，第322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4]，第531页。

　　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二○○二年八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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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毛泽东传》(1893—1949)，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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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彭德怀回忆录》，彭德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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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历史的回顾》   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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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欧阳毅回忆录》，欧阳毅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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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烽火年代》，程世才著，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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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我的回忆》(第三册)，张国焘著，东方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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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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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第116页;[136]，第146页;[146]，第14页至15页，第55页;[148]，第80页;[149]，第145页;[150]，第237页;[151]，第298页;[215]，第216页;[266]，第183页;[267]，第176页，183页;[268]，第181页至182页;[269]，第177页;[270]，第184页;[271]，第186页;[274]，第206页;[298]，第297页至298页;[305]，第149页;[313]，第80页;[315]，第161页;[345]，第31页至48页;[356]，第80页。

　　11、《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郝成铭、朱永光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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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第365页至366页;[106]，第364页;[107]，第369页;[108]，第373页;[109]，第373页;[110]，第378页;[112]，第381页;[113]，第382页;[114]，第383页;[115]，第387页;[116]，第385页;[117]，第395页;[118]，第397页;[119]，第398页;[120]，第400页;[121]，第404页;[122]，第370页;[123]，第405页;[125]，第416页;[126]，第538页;[129]，第416页;[133]，第373页;[134]，第381页;[137]，第401页;[138]，第373页;

　　[139]，第340页至341页;[140]，第361页;[143]，第447页;[144]，第425页;[145]，第451页;[152]，第462页;[153]，第464页;[154]，第463页;[155]，第469页;[156]，第537页;[158]，第537页;[159]，第528页;[160]，第536页;[161]，第541页;[162]，第599页;[163]，第522页;[164]，第525页;[165]，第526页;[166]，第529页;[167]，第531页;[168]，第534页;[169]，第569页;[170]，第573页;[172]，第398页;[173]，第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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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第397页;[331]，第400页;[332]，第496页至497页;[333]，第503页;[334]，第539页至540页;[335]，第553页;[336]，第554页;[337]，第576页;[338]，第612页;[346]，第313页至317页，330页;[347]，第340页至341页;[348]，第362页;[350]，第375页;[351]，第313页;[353]，第335页;[354]，第373页;[357]，第454页。

　　12、《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郝成铭，朱永光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

　　[1]，第37页;[2]，第20页至21页;[3]，第35页至36页;[30]，第172页;[36]，第171页至172页;[85]，第18页;[135]，第234页;[142]，第180页; [147]，第226页;[243]，第180页;[263]，第181页至182页;[314]，第180页至181页;[344]，第37页;[355]，第181页。

　　13、《悲壮的征程》(上)，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著，一九九一年出版。

　　[358]，第28页。

　　14、《悲壮的征程》(下)、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著，一九九一年出版。

　　[202]，第371页;[273]，第371页;[278]，第321页至329页;[280]，第364页至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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