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00周年。100年来，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汹涌澎湃，凯歌行进，势不可挡，成就辉煌。同时，100年来，社会主义运动也出现了多次曲折多次陷入低潮，留下沉痛的教训。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发生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形成了跨世纪的低潮时期。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思潮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责难和否定达到空前活跃的地步。今天，我们纪念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00周年，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实际上，近年来关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种种争论，是关系到要不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是关系到要不要把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继承下去的问题，是关系到要不要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问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否实现的问题。
一、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创造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条件
1917年11月7日发生在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正如我国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发表的重要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的：“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一九一七年胜利地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接着又胜利地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社会主义从此由理论和理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这样，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就不但在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1](P654)
十月革命之所以具有深远的意义，实际上是多层次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列宁主义战胜了国际修正主义思潮，证明科学社会主义战胜了社会民主主义，证明劳动人民能够战胜世界一切剥削阶级，证明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战胜了议会道路，证明世界进步历史潮流战胜了倒行逆施的反动势力。
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解放创造了重要的条件。这些重要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
1．十月革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
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送来了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本国情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学风。近代以来，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欺负和压迫，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中国的先进分子不断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没有一个能够成功。他们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先生总是打学生呢?十月革命以后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P1471)“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2](P1470)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加速了。十月革命后的一年半，中国就爆发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1920年就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夏季就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现，都是从十月革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的。中国诞生了共产党，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华民族的复兴才走上了从胜利到胜利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条道路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体现。
近年来有人从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出发，提出“苏马非马”的口号，认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中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说法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逻辑。按照这种说法，不但十月革命被否定了，中国共产党人自从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就不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了。这就等于说，中国共产党人90多年的历史和革命斗争就被全盘否定了。与此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完全成为不正确的东西了。这种“苏马非马”的说法，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合理合法性的一种极其错误的言论。
2．十月革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成功的革命道路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指出：“十月革命的道路却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这不但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1](P568)尽管我国的革命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可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自己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革命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者声言要“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他们所要改变的正是这条革命道路。
十月革命的道路来到中国，就具体化为：在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广大劳动人民和一切革命力量，经过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长期武装革命斗争，从封建地主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手里夺得政权，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的成功，1956年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胜利改造，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建立和巩固，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期努力，都是在十月革命道路的引导下取得成功的。虽然十月革命的故乡发生了国家解体的灾难，但在民族复兴事业中奋进的中国人民却永远不会忘记十月革命为我们指明的这条正确的道路。
3．十月革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丰富的基本革命经验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指出：“在苏联的成功的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这种普遍意义。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错误和失败，尽管在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上各有不同，却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而苏联由于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它的一些错误和失败更加难于避免。这些错误和失败，对于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是极其有益的教训。苏联的全部经验，包括某些错误和失败的经验在内，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经验尤其重要。”[1](P566)这样分析苏联的经验或“苏联模式”才是客观公正的，以理服人的。那些动辄就以极端的思想方法否定苏联经验、否定苏联模式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更加可贵的是，中央政治局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还分析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的基本内容，把这些基本经验大致分为五个方面：(1)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的共产主义政党。(2)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取得政权。(3)革命胜利以后，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以达到逐步消灭阶级。(4)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积极准备条件。(5)共产党领导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1](P567-568)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接受和坚持这些基本经验的过程中，大大地向前推进了自己的事业。
4．十月革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必要的国际援助
毛泽东指出：“一向孤立的中国革命斗争，自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不再感觉孤立了。我们有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援助。”[2](P1359)十月革命胜利不久，苏维埃政府就于1919年和1920年发表对华声明，宣布废除帝俄时代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是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甚至也不曾想到过的。因此，许多进步人士称颂俄国苏维埃政权是“正义人道之骄子”，称颂苏俄人民是“世界最可爱的人类”。孙中山在弥留之际留下的《致苏联遗书》，也称颂苏联，“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3](P922)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社会主义的苏联给予中国空军援助，物资援助，出兵中国东北击溃侵华日军的主力“关东军”。1939年，毛泽东写道：“没有一个国家把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反对我们，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这还不够明白吗?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4](P658)
更加突出的是，新中国成立伊始，苏联就给予巨大的慷慨援助。苏联在1949年10月2日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建立了正式的大使级外交关系。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文件在克里姆林宫签字。根据这个条约，中、苏两国不但建立了针对日本侵略的军事同盟关系，而且苏联放弃了根据雅尔塔协定在中国得到的利益。这包括：1952年底之前，苏方将中长铁路一切权利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苏方从旅顺口撤军，苏方将原享有的大连商港的部分管理权交还中国;苏方为中方提供三亿美元的低息长期贷款;双方在中国创建石油、有色金属、航空、造船四个合营公司，后来发展为援助中国的156项巨大工程项目。这些项目至1959年全部建成之后，将使中国工业化的水平达到日本1937年的水平，相当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水平。这是新中国利用外国资本促进工业化的最初尝试。没有苏联的大力援助，新中国站脚就不会那样稳定;没有苏联这个强大的盟国，新中国就没有后来那样安全的国际环境。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5](P289)
二、要保住十月革命的成果，必须战胜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势力的破坏，才能获得成功
1917年十月革命建立工农政权之后，曾经处于十分艰难的危险境地。这种危难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帝国主义协约国的14国武装干涉，二是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党人的破坏。苏俄在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战胜了这两个敌人，才保住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宣布退出战争。参加帝国主义协约国集团的国家，反对俄国退出战争，反对俄国发生的革命变革，对十月革命进行联合围剿。14国帝国主义势力对苏俄进行围剿。1917年11月28日，英、法、意、日、美五国就通过了武装干涉苏俄的决定。1918年7月，协约国正式通过决议，以所谓的“重建东线、解放俄国”为口号，进行武装干涉。英、法、美三国军队分别在俄国北方两处登陆，日本在海参崴登陆，所到之处，大肆屠杀，还装备了俄国南部的邓尼金白卫军，攻城略地，杀害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国家造成极大危险。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严重形势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与外国入侵势力纠合在一起，破坏苏维埃俄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和英勇的红军战胜了帝国主义的联合围剿，表明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对帝国主义的胜利。
另外一方面，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势力在外交上和思想上对十月革命的攻击和破坏也是十分激烈的。在十月革命之前，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势力对革命本身极力阻挡和破坏。1916年4月在伯尔尼附近的昆塔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右翼和中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反对列宁等左翼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在1917年的2月革命之后，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在俄国的代表势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则主张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苏维埃只是起监督作用。当十月革命条件成熟之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公开为临时政府辩护，妄图阻止革命高潮的到来。4月20日，列宁所做的“四月提纲”即《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在《真理报》发表，公开指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要把革命由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掌握权力的第一阶段，转向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掌握权力的第二阶段。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极端仇视《四月提纲》，他们断言列宁的主张是“梦话”，在俄国，“革命所需要的客观条件还不存在”。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应当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开始，然后才能转到俄国;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有的还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一国获得胜利的可能，主张把社会主义革命从日程上取消。
在1917年5月3日的危机之中，临时政府调动的军队已经开始拒绝执行命令，拒绝开枪射击游行示威的群众。在这样的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的时候，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宁愿加入被革命人民唾弃的临时政府，指责布尔什维克是在搞暴力革命的“阴谋”。这就种下了迄今为止的机会主义者指责十月革命的传统说教。在1917年的“七月事件”之中，身处临时政府之内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竟然对要求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示威群众开枪射击，公开站在革命群众的敌对方面。他们甚至调动军队，大肆逮捕布尔什维克，下令通缉列宁。这样的情况说明，革命和平转变的可能已经不复存在。正如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就斯大林的报告所通过的决议指出：“现在，和平发展和使政权无痛苦地转归苏维埃已经不可能，因为政权事实上已经转到反革命资产阶级手中。现在只有彻底消灭反革命资产阶级专政才是正确的口号。”[6](P484)
随着十月革命条件的日益成熟，9月25-27日，列宁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写了两封信：《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马克思主义者和起义》，指示武装起义的形势已经成熟，必须把武装起义提上日程，拟定武装起义的整个计划。机会主义者竟然叫嚣，反对列宁的主张，要立即毁掉列宁的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终于在1917年11月6日深夜至7日爆发并取得胜利，当时俄国的首都彼得格勒已经被布尔什维克起义者全部占领。革命迅速向全国展开。随着11月7日晚上全俄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苏维埃政府成立，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1918年1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又利用召开立宪会议的时机，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执政的斗争。
在国际上，恢复了的第二国际(即“黄色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等右派集结在一起，在革命后利用“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对苏俄代表进行围攻，形成了严峻的国际政治格局。尽管斗争曲折，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势力的进攻。
在14国帝国主义干涉苏俄的情况下，国际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虽然口头上谴责外国干涉者，实际上是仿效历史上英国帮助波旁王朝复辟的先例，在行动上配合苏俄敌人的行动。直到1922年4月，在“三个国际”召开的柏林联席会议上，他们还抨击苏俄在国内进行的革命，公开支持俄国内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向布尔什维克施加压力。他们提出：布尔什维克“必须像重新制定新经济政策那样，重新确定自己的政治战略”。
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基本确定之后，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对于十月革命及其产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一直采取不相容的敌对态度。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51年6月通过的所谓“法兰克福声明”即《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在其“政治民主”部分中就公开主张，“社会党人表示声援一切受独裁统治之苦的人民争取自由的努力，不论受到的是法西斯的独裁统治还是共产党的独裁统治。”[7](P5“)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新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它获得政权，它就破坏自由与获得自由的机会。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军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的。”[7](P5)这番话解释了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专用术语中“民主”二字的内涵。它与共产党的本质区别，应该从这里界定。在帝国主义发动的冷战时期，民主社会主义势力公开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充当帮手。同时，民主社会主义势力利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
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本来没有什么根基。因为，中国没有历史久远的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没有改良主义思潮传播的历史，没有支撑改良主义的物质力量。但是，今天国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势力，以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效仿者的姿态，把共产党人早就丢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脏衬衫”重新捡回来，并把这一些陈旧的腐朽的东西当作新发现的宝贝，加以宣扬。令人啼笑皆非。他们自己竟然完全没有发现自己的无知。
在我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常常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搅在一起，形成思想政治方面的噪音。2007年春天，中国公开出版的一份刊物上，有署名文章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是以反共为起点的思潮，曾经成为帝国主义的帮手;20世纪70年代缓和以来又成为瓦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力量。这种思潮有什么可能成为“救中国”的思潮呢?还有少数人学着在苏联蔓延多时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手法，公开污蔑十月革命，散布“十月革命对于世界是一场灾难。”“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把中国害苦了。”“十月革命首先是俄国人的一场灾难，中国也是深受其害。”到底十月革命为中国的复兴找到了出路，还是为中国带来了灾难?近百年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历史已经做出了雄辩的结论。但是，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上，也会出现不同的结论。这在当今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上，一点也不奇怪。
三、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否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突破口
纵观斯大林逝世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可以看到，围绕斯大林评价的斗争，一直是捍卫还是否定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的突破口。自从斯大林逝世不久，对他的评价就成为一个典型的具有争议的问题。由于西方敌对势力的作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情况，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曾经是几十年中一直是争得沸沸扬扬的问题。在苏联解体、红旗落地之后，在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那些关于斯大林评价的具有争议的问题是由于抱着不同政治追求、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的人物和集团制造出来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者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领导人，更是一种制度的象征，一段历史的标志，一代人的精神旗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代表。一切想继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人，都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开国领袖。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创始者的态度，就是对待社会主义事业的真实态度的试金石。
随着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运动，斯大林的评价问题重新高涨。特别是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把大反斯大林当成了所谓改革的敲门砖，当成否定列宁的前奏。一时间，各种反共分子和自由派分子对斯大林的诬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疯狂程度。斯大林的形象遭到了严重丑化。接着一句话就把对斯大林的诽谤转向了列宁，这句话是：斯大林的“罪行”都是根据列宁的理论和指示干的。列宁、斯大林都遭到了否定。然而，物极必反。曾几何时，戈尔巴乔夫这些所谓“改革者”真面目的暴露和他们的所谓“改革”导致的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却使得人民醒悟起来。20多年来俄罗斯人的思想倾向发生了大幅度的逆转。俄罗斯民间和官方出现重新评价斯大林的现象，值得人们深思。正如斯大林所预言的：我死了之后，敌人会把成堆的垃圾堆到我的坟上，但历史之风会将这些垃圾吹得干干净净。斯大林说的话果然开始应验了。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近年来在俄罗斯发生的重新怀念和客观评价斯大林的现象却在中国某些人之中引起了反向思维。中国在21世纪初却发生了一小股很不协调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噪音。有的人公开与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对斯大林的评价唱反调，力图把苏联已经发生的惨痛教训在中国重演。有人把斯大林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等重大原则称做什么“三条鲸鱼”;毛泽东批评60年代的赫鲁晓夫丢了斯大林这把刀子，有人就说：斯大林这把刀子所体现的是强制、镇压、清洗，这样的刀子不抛弃不行。[8]还有的人看到俄罗斯人民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竟然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做出的“七分功劳、三分错误”的原则评价，主张来个所谓“倒三七开”，力图制造斯大林是“七分错误、三分功劳”的舆论。[9](P3)看来，关于斯大林评价的争论在当前的中国思想界相当激烈。当年苏联戈尔巴乔夫等人大反斯大林得到了历史的严厉的惩罚;今日中国的一些人学着当年集聚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人的样子，以极端的方法大反斯大林，难道能给中国带来幸运吗?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斯大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参天大树。几个诬蔑和诋毁他英名的人只是一厢情愿，历史将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这些人的倒行逆施，归根结底是蚍蜉撼树、不自量力。
今天，斯大林评价中虽然争论依然存在，但历史毕竟是进步了。苏联人民的体验，苏联档案的不断解密和公布，为全世界人民正确评价斯大林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特别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大力恢复真实的苏联历史，驱除了戈尔巴乔夫时期释放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污浊空气。俄罗斯近年还公开出版了由中国“马工程”教材编写组编写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所以，我们应该根据事实真相，去伪存真，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使得广大具有客观思维和良知的人看清真相，经过深刻反思，深刻认识斯大林的伟大历史地位。同时，深刻认识当年反斯大林的敌对势力的险恶用心。“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在青年时代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布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在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机关以后为准备一九一七年革命而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为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而斗争，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近三十年中为建成社会主义、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发展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斗争，从整个说来，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1](P574)中共中央政治局当年说出的这些话语，经历60多年的历史洗礼，更加放射出真理的光芒。
对于斯大林这样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评价应该抓住最基本的方面。
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和造诣之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和发展，都是他之后的几位继任者望尘莫及的。斯大林在世时，从来没有允许称自己的理论是什么“斯大林主义”，所谓“斯大林主义”，这个词最初是斯大林的敌人强加给他的。他一生都坚持客观地看待自己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关系，始终做列宁主义的学生和继承者。斯大林坚持和发展列宁主义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斯大林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形成了系统的理论。第二，斯大林创造性地提出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指导思想。第三，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社会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富有理论成果。第四，斯大林晚年的许多理论探索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在斯大林与列宁的关系上，1998年1月俄罗斯哲学博士理·科索拉波夫的评论是值得人们深思的。他说：“斯大林给后来的苏联领导人上了直观的道德教育课他是‘第一把手’中唯一的一个没有贬低而抬高自己前任威信的人。也许有人反对这种看法，会说，那是因为列宁。可是像戈尔巴乔夫和亚·雅科夫列夫、沃尔科诺夫和拉特舍夫这样的‘民主派’，他们的言行却充分地证明，他们为了几个美元，连基督也敢侮辱。斯大林一直缅怀列宁，尽管在列宁晚年他与列宁的关系很复杂，但他没有背叛自己在领袖墓前发出的誓言。”这个评价才是客观公正的。
斯大林领导了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苏联开始迈入强国的行列。俄罗斯学者尤·伊久莫夫主编的《案卷：历史与现实》出版了专刊《伟大而神秘的斯大林》，其中对斯大林做了这样的评价：斯大林已经成为20世纪象征性的人物之一，他无可争议地是苏联伟大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在已逝去的100年中，还没有人曾经领导过像苏联这样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30多年，并使之经受了所有的考验，击败了它的一切敌人。由列宁创建的共产党，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拥有巨大的活力和潜力，并为人类开创了通向未来的道路。共产党结束了资本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以及与此相伴的贫困和失业。苏联在完成了文化革命后，其劳动人民在教育和知识水平方面被提升到了世界第一位。在战前用13年完成的几个“五年计划”，使苏联的工业从一个落后国家上升到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农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为工业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苏联的各族人民友好和睦地生活。这段文字，可以看作今日俄罗斯对斯大林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斯大林是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的最高领导者和伟大统帅。这场胜利的反法西斯战争永远是伟大斯大林的见证。在全世界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挡住法西斯军事力量的进攻时，在美国等国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时，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红军成为战胜法西斯的主力，并攻克柏林，把法西斯彻底灭亡。斯大林的名字永远与人民战胜法西斯的胜利连在一起。
本来，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初，苏共有人解释当时的反斯大林的行为目的在于：“摆脱斯大林主义，巧妙地捍卫列宁和列宁主义”。但是结果却根本不是这样，背叛的思潮很快就从否定斯大林转向全面否定列宁。在苏共1990年的二月全会上，《苏维埃文化报》主编发言指出：“我们在某些杂志上看到了谈十月革命和列宁本人在以后国家遭遇到的灾难中所起的罪恶作用的重头文章。而斯大林仅被认为在恐怖方面继承了列宁的事业。”[10](P140)当苏联剧变成为历史事实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向日本的池田大作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共产党宣言》大部分地包含了继承了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的极左主义的东西。”“俄罗斯的悲剧，就在于西欧在卡尔·马克思的晚年时代里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它被引进到俄罗斯的现实社会里，这是一种错误不幸的是，列宁，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的列宁比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显得更为教条。”[11](P361)这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叛的自白。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本来，斯大林的事业是继承了列宁，把斯大林否定必然殃及列宁。国内外反动势力，始终把否定斯大林当作彻底否定共产党、否定列宁、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一个突破口。
在今天的中国，如何评价斯大林，仍然是一个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有人借口大反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共产党的领导，都当成“苏联模式”或所谓“斯大林模式”加以否定。有的甚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都当成所谓“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加以否定，以至颠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实际上，这是关系中国向何处去的一场重大政治斗争。
四、保卫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坚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
中共中央政治局1956年在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形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指出：“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者声言要‘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他们所要改变的正是这条革命道路。”[1](P568)
60多年前的这一结论，宛如针对今天的现实而说。那些说“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把中国害苦了的人”，那些把苏联时期最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歪曲为“斯大林模式”进而歪曲为“三条鲸鱼”的人，那些把苏联的基本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政治、经济、思想“三垄断”的人，正是继续了当年妄图改变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那种势力。他们否定十月革命产生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际上就是妄图改变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也就是反对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学习列宁、斯大林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者，还是学习戈尔巴乔夫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这是摆在一切社会主义者面前的重大选择。近年来有人认为，所谓“苏联的教训在中国不一定是教训”，意思是民主社会主义这一套，虽然能够把苏联搞垮，但在中国说不定可以搞成功。这是一种妄图以13亿中国人民的命运做儿戏试验的骗局。2007年春季，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辩论也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有人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提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不信共产主义”的谎言，受到了正直学者的有力辩驳，已经没有多大的市场。但问题的实质，还是要不要沿着列宁开创的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问题;要不要改弦易张、学习戈尔巴乔夫搞民主社会主义的问题。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说：“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12]
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志士仁人已经为之奋斗了170多年了。在这170多年的艰辛探索的道路上，只有从十月革命以来的近百年历史才使中国人民找到了希望的曙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在这近百年具有希望的历史中，只有经过共产党人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28年的历史才奠定了民族复兴的根基，新中国的建立使得中华民族崛起于东方。新中国进行民族复兴的68年的历史，才乘风破浪、从胜利走向胜利，使得我们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光辉的前景。
我们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都要牢牢记住，我们的“初心”就是“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永远站在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立场，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习近平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12]我们共产党人的赤子之心，就是对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忠诚之心。是人民大众心向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我们才取得了全国政权;是人民大众信任共产党，我们才战胜了国内外一切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是人民大众具有大局意识才使得改革得以不断深入发展。我们只能以人民的名义进行改革，而绝不能以改革的名义背离或伤害人民大众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之所以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为了强调这一点。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五条集中对此提出了要求：“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决不允许在群众面前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决不允许当官做老爷、漠视群众疾苦，更不允许欺压群众、损害和侵占群众利益。”[13](P19)那些动不动就污蔑人民大众是“刁民”的人，那些动不动以精英自居企图挥舞“批判民粹主义”的大棒打压人民大众的人，就是不守共产党人规矩的人，这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毛主席说的共产党执政是“进京赶考”，考官就是人民大众。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套理论、规矩、立场，完全是十月革命之后，由苏俄和苏联传导给我们的。我们永远不能背离十月革命的这一指示。
我们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都要牢牢记住，我们的“初心”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最宝贵的东西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这套世界观方法论指示我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十月革命百年以来，一切执政的共产党人，凡是坚持了这一指导思想和理想信念的，就发展、就进步、就有成就;反之，背离、背叛这一指导思想和理想信念，就衰败、就动乱、就垮台。这已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事实。我们党的干部的成败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得十分清楚。我们党的胜利发展，最根本的就是因为我们党96年以来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习近平说得好：“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从未动摇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12]在某种意义上说，苏联解体就是从赫鲁晓夫背弃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始的。他阉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理论，认为共产党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后就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等荒谬的理论，自以为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则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这造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溃烂，最终亡党亡国。所以，是否真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关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死存亡，太重要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强调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这确实是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安定团结、是否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否能够达到民族复兴的关键问题。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马列主义的真理，是中华民族复兴最宝贵的瑰宝，万万不可丢弃。
我们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都要牢牢记住，我们的“初心”就是革命到底的彻底性。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先进性来自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它是革命最彻底的组织。无论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还是长期执政的和平建设时期，共产党人都起着领导核心作用，都是把各个阶段的革命任务不断向前推进的模范。为此，共产党人的革命的彻底性，就是把共产主义事业彻底实现的初心。由于共产主义理想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经历各种艰难困苦，在革命的道路上，时时有人落伍，有人离开，只有坚持到底的共产主义战士，才是共产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在这方面，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总书记都具有一定的忧患意识。他们都不断提醒我们要有进京赶考的觉悟，他们都担心党和国家的事业能否永远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临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越是要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可能。做一个头脑清醒、始终具有忧患意识、善于化解风险和困难的人，才是对十月革命事业的最大的忠诚。
在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有幸在毛泽东之后产生了几代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领导人，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形成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整个国家的幸运。只要我们培育千百万社会主义的可靠接班人，在广大青少年之中不断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我们就能够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世世代代不变质。我们坚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中国人民沿着毛泽东开辟和奠定的、由历届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必然会获得历史性的成功，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必然获得成功。
目前，社会主义事业仍然处于低潮之中。但是对低潮的看法应该是辩证的，而不是绝对的;是发展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马克思主义者历来主张以唯物辩证法的方法看待自己的处境。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写作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就对当时出现的世界社会主义低潮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短时间的、局部范围的失败，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但是任何有远见的人决不会为此而感觉失望和悲观。失败是成功之母。目前的短时间的局部性的失败，正是增加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政治经验，从而为无限的将来岁月的伟大成功准备条件。如果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来比较，我们事业中的这些失败就简直算不得什么。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一六四零年。但是在战胜了国王以后，接着就出现了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接着又出现了一六六零年的旧王朝的复辟。直到一六八八年，资产阶级政党以政变的方式从荷兰迎来了一个带着荷兰海陆军进入英国的国王，这才使英国的资产阶级专政稳定下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一七八九年爆发到一八七五年第三共和国成立，经过了八十六年，中间交织着进步和反动，共和和帝制，革命的恐怖和反革命的恐怖，内战和外战，征服外国和投降外国，尤其动荡不宁。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受着全世界反动派的联合压迫，它的整个道路却顺利和稳定得多。这正是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空前强大的生命力。”[1](P593)
在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说，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低潮是难免的，但是低潮在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和进步人民的努力下，是必然会成为过去的。低潮时期正好是我们认真反思历史、总结教训的大好时机，低潮时期也是我们看清人们政治上的真实面貌的大好时机，低潮时期更是我们密切联系群众、进行踏踏实实努力转变局面的时机。经过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和进步人民的努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实现，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高潮必然到来。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孙中山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6]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
第1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7]社会党国际文件集(1951—1987)[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8]郑异凡.斯大林的“三条鲸鱼”捡不得[N].中国社会科学报，2007-03-22(3).
[9]刘书林，蔡文鹏，张小川.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苏联问题资料[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
[11][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日]池田大作.二十世纪的精神教训[M].孙立川译.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
[1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2).
[13]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