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知名度的提高也使陈永贵青云直上。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和全国几位劳模被正式邀请到首都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向一万多名首都群众作报告。一个农民,到国家级的讲坛上发言,的确是世界上十分罕见的事。首都人民也奔走相告,传为美谈。陈永贵进京使首都人民眼馋了,都想看一看陈永贵是个什么模样儿,讲话的水平有多高。一阵雷鸣般的鼓掌声簇拥着陈永贵走上了大会主席台,和陪同他的中央领导同席而坐。这是陈永贵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这么高的待遇。他自己的心里也有一种特殊的感觉。经会议主持人介绍以后,一身庄稼人打扮的陈永贵更使人刮目相看,掌声又如冰雹落地般传来。知情的人们说,陈永贵的脸开始有点腼腆,言谈中也十分谦虚,讲着讲着,那种胆怯的心理逐步消除,和在大寨人面前讲话一样自如。他讲到“老少组”和“好汉组”,讲到三战狼窝掌,讲到战胜63年的特大洪灾和重新解释了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整整讲了半天时间,连一句话也不重复。到结束他的报告时他表现得特别慎重:“我今年已经五十岁了,记性不多忘性不少,保不住有些地方说错。说错的地方请批评指正。”他讲的这些事,无疑在城里人听来是十分新鲜的,又与六十年代所有中国人的心理合拍。因而在讲话之间,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到会的人们看着他头上扎着的那块白手巾,又听着他滔滔不绝地讲话,越听越觉得陈永贵不是一般的农民。听说那次进京还受到了北京一些领导的接见,和他进行了亲切交谈,鼓励他继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还请他吃了饭。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的消息霎那间从首都传到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在祖国的各个角落成为美谈。在人们的言谈中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陈永贵从北京返回大寨,不知什么人走漏了消息,同车人几乎都知道他坐在列车上的哪一节车厢里。因此,各个车厢都为此骚动起来,都想看看这位从山沟里走出来的风流人物,都怕错过这个良好的机会。列车长实在难以维持这种秩序,决定领着陈永贵在整个列车上走了一个来回,在经久不息的鼓掌声中完成了这次旅程。在这一千多名旅客中也成为一种难得的政治享受。
凡听过陈永贵讲话的人,无论是记者还是在理论界工作的人员,都有一种相同的看法:陈永贵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他的讲话却有一种哲学的论辩色彩。笔者曾经听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回忆说,陈永贵到大的场合下发表长篇讲话也需要人为他整理材料,但不能像通常整理材料那样把讲稿一字不漏地写出来叫他去会上念。陈永贵说要那样念非念乱不可!记得还是在1963年洪灾后不久,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的李部长向昔阳打去电话,要陈永贵上省城作报告。因为这次的活动是使陈永贵走向新的台阶的重要一步。县里领导便特意要为他准备一个讲话稿,以便使陈永贵能够在太原打响,为大寨和昔阳争回光来。按照陈永贵的要求,这个讲话稿只是拟几个简单的提纲,这样就把全篇讲稿的结构摆布好了,一个提纲里只要求写几个有代表性的字就够了,再多反而累赘。陈永贵说越简单一点越好,整理材料的人也乐意这样安排。到了太原以后,第一场报告是由宣传部长李祺主持的。开会之前,陈永贵事先请示李祺:“允许我讲多长时间?”李部长说:“你愿意讲多长时间就讲多长时间!”陈永贵在热烈的掌声中讲了四个多小时,会场上除了时而爆发出掌声外便鸦雀无声。第一场讲演时还安排了一个休息时间。陈永贵回休息室时问其他领导:“你看这么讲行不行?”这些领导也没想到陈永贵讲到这么高的水平,连连称道:“行!行!你把大寨的历史讲活了!”也更没想到陈永贵讲得使太原轰动起来,在省城人民的要求下,陈永贵一连讲了五场!凡是在太原的学者、名人都听取了陈永贵的报告,著名作家赵树理、著名晋剧艺术表演家丁果仙听了陈永贵的报告更是感慨不已。赵树理评价说:“陈永贵讲得真是令我五体投地,人才!人才呀!他没有提到毛泽东,但整个讲话都充满了毛泽东思想,他没有学过辩证法,但从头至尾都讲得是辩证法!太好啦!陈永贵了不起呀!”有人还担心陈永贵走不了太原,大寨的事情这么多,老拖着人家讲演误事嘛!这才请求领导硬把陈永贵从太原接走。就是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陈永贵一直反对写材料总一、二、三,A、B、C,说人家接受不了,听来听去要打瞌睡。他说王金籽作报告一讲四个多小时,你有法讲人家还没法听哩!所以,他在人民大会堂讲演的效果也是不少人能够事先预料到的。因为他早已就具备这种素质。
时代的风云又使陈永贵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陈永贵从此又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了一个显要的位置。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进行实况播放。播放以后,收到了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陕西、山西、四川、贵州、福建、山东、江苏、北京等十三个省市的听众来信一百多封。写信的大多数为公社社员、农场工人、社队干部,还有机关干部、机电工人、解放军战士、中专学校学生、小学教员等。他们表示要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参加天津市1964年郊区农业生产动员大会的2000多位代表,也听了陈永贵的讲话。信中对陈永贵和大寨人大加赞扬。河北听众刘艳芳来信说:“陈永贵同志深深地爱阶级弟兄,时刻不忘贫下中农,他领导大家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陕西听众刘天龙来信说:“陈永贵对社员进行阶级教育,关心社员疾苦,有事和社员商量,是共产党的好干部。”一位机电工人何贵田听了陈永贵的事迹介绍,就给农村工作的父亲和母亲写信,让他们向陈永贵学习,做好农村工作。
笔者翻阅了不少这方面的信件,已经很清楚地回味到,当时的学大寨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成了形势的需要,非把大寨拿出来作为路标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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