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时刻，“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文化大革命”是“继续革命”理论的产物。陈永贵对这个理论并不怎么理解。很典型的事例就是在大寨，尽管后来有所谓的“七斗八斗”的经验之谈，实际上，大寨的地主富农在大寨活得却是很安宁的。陈永贵对他们很有点人道主义的兼爱之心，对他们不歧视，让他们享受社员福利上的同等待遇，只要求他们不能乱说乱动。当时几乎全国都在施行“四类分子”扫街净院，大寨没有实行过，扫街净院的则都是些主动负责的党员干部。这并不是说陈永贵没有划清阶级阵线，而是有他自己独特的考虑。1967年，北京一批记者来大寨照相，怕拍进地主、富农的镜头。陈永贵告诉他们：“不怕，他们不会让你们看见。”他把地主、富农安排到记者看不见的地方干活。陈永贵在大寨对付的主要对象是那些阻止他行动的拦路虎，就是他所说的“富裕中农思想”，和干部队伍中的守旧思想。在这个取舍上，他难逃农民的功利观点。至于那些省、县的上级领导干部，陈永贵从来就是把他们当自己人。他认为是他们发现了大寨，培养了自己，从农民的朴实感情出发，他感激他们，维护他们。不分青红皂白说他们是走资派，他是难以接受的。
因此，在最初，“文革”在大城市里兴起时，他抱着一种迷惘的观望态度。
然而，大寨的声望却不允许他观望。舆论界的人要找他，请他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个态度，报纸、电台要以他的名义发表文章。县城、省城里刚刚形成的两派组织都认为大寨是非常需要争取的力量。拿当时的语言，叫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大大有效。于是，不断有北京、天津、太原的学生来大寨串联，鼓动说服陈永贵入他们的“伙”。对此，陈永贵很不以为然、只是淡淡一笑、不明确表态。一次，县里中学的“红卫兵”去找他，他挠着鼻子轻蔑地说：“动不动就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就凭你们这几个娃娃？哼，害去吧！（相当于北京话玩去）”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没有他参加也照样能熊熊燃烧。开始，他的老上级张怀英在文水县被批斗，昔阳多数老干部被打成反党集团，他想不通。不久，北京一〇一中学，西安石油学院的红卫兵在县城大礼堂门口斗争昔阳县委书记原耀光，追究原耀光的入党问题，斗得他浑身浮肿。原耀光因不堪忍受斗争侮辱而跳楼自杀。陈永贵听说此事，坐在地头上吧嗒吧嗒抽烟，皱着眉头，老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不理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局。直至山西省省长卫恒自杀，陈永贵对着人一气不吭，知情人透露说他独自一人钻在屋里痛哭了一场。因为多年来卫恒对他的体贴他是不会忘记的。前几个月，卫恒曾经去大寨看望他，不仅过问大寨，还过问了他的家庭；听陈永贵介绍了前妻、后妻、继子、养女的情况，卫恒曾叹口气说：“老陈啊，这五口之家也难当啊，你的家庭就是一个小小的合作社！”尽管政治形势如同乌云滚来，但他也难以脱开农民的功利观点。对这乱哄哄的局面，他百思不解。但是，一个驰名中外的劳动模范，在中国政治风云如此激荡的时刻，他不可能当桃花源中人。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表什么态？他该不该介入这场运动，他很长时间定不了砣。一次，天津红卫兵到大寨闹事，要夺陈永贵的权。陈永贵躲在医院“养病”，借此避风。武家坪一位生产队长叫郭小荣好不容易才找上门去，给他出了个生意说：“你得想点办法嘛，难道避风是个办法？”
陈永贵问：“你说该怎办？”
郭小荣说：“过去唱老戏，那些大臣一有事就上殿动本。你是响当当的劳模，你为什么不去上殿动本？别人见不了主席、总理，你能见呀！”
对，陈永贵的精神，吸一口烟也觉得那么有滋有味，总理这么关心大寨，这么关心我，我去他不会不见！于是，陈永贵要进京“动本”了。
陈永贵进京，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格外关注。当陈永贵的电话打来的时候，周总理立即答复，当下接见。在中南海的会客室里，周总理和陈永贵热情地握手，询问大寨的近况。陈永贵向周总理谈了三个问题，第一是到大寨参观的人太多，少则四千五千，多则一万，压力太大，接待不过来，甚至为了带纪念品，把地里的玉茭穗也掰走了。这样的参观效果也不好。周总理说，你也想点办法，我也想点办法，上下努力，控制人数。第二件事是能不能批准昔阳办个化肥厂，因为昔阳干部买化肥，免不了犯些错误，四清中逼死四十多个农村干部。周总理说，昔阳有煤，化肥厂的事可以考虑；第三件事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他向总理汇报说，红卫兵拿着小刀刀（匕首）威胁我造反，不造反就夺权。还要试一试铁姑娘到底硬不硬，抬起大石头往她们肩上放，我的生产无法搞。据陈永贵向人介绍说，周总理当即给了陈永贵三个红袖章，说，他们组织红卫兵，你也组织。他们破坏了生产秩序，你组织红卫兵维护生产秩序。还劝他要理解这场运动，对“文革”要抱积极参与的态度。接见时，陈永贵把他选好的四个苹果要送给周总理吃一吃，周总理高兴地接受下来，说这么好的苹果，还是送给毛主席。
见了周总理以后，陈永贵的心情也十分舒畅，但也有些不理解：对于“文化大革命”到底抱什么态度，这对他来说一直是个谜。不几天，他在回大寨时遇到省里一位女干部，谈起了造反派到省委夺权的事，陈永贵理解不了：为什么要夺权。回村以后，免不了有外地的记者向他透露消息，说夺走资派的权就是向各级领导夺权，还劝他参加夺权。这才使陈永贵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也私下叹口气说，一些真正苦干的人被打成反革命，不干的人反倒好了。
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评论：“你们是真正的劳动模范，就不要怕群众运动。要坚定地站在群众一边和群众在一起，把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以后，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变为各地劳模的表态，不断地散发在中华大地。
陈永贵从此打了主意，按十六条办事，毛主席有什么号召咱就有什么行动。
当时，山西的造反派正在造山西省委的反，夺山西省委的权。杨承效从省委各部门抢来的公章用麻袋装。到1967年1月12日，太原市的造反大军打倒了原省委领导王谦、王大任……元月25日，在五一广场召开了几十万人参加的夺权誓师大会。会场上出现了揪斗“走资派”的场面，不时传出斗争的质问声，气氛十分紧张。恰在这时，山西的另一个农民领袖李顺达也从千里之遥打来电话。来意也很明确，他要探探陈永贵的口气，摸摸陈永贵的虚实：参加不参加山西的革命造反大军。
陈永贵和李顺达的心里都揣着一个小九九，但互相都不把话说透。最后双方的回答是“你去我也去。你不去我也不去。”
于是，两人一东一南，从各自的方向走向太原会晤，准备参加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陈永贵、李顺达、解悦在太原的登场吹响了前奏。1967年2月6日，《山西日报》头版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刊登出重要消息：《陈永贵同志“杀”出来了。》。文章的副标题是：“在著名劳模陈永贵、李顺达、解悦等同志倡导下，山西革命造反联络总站成立并加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这标志着我省工人农民大联合进入一个新阶段。”文章开头有一段编者按：“革命形势越来越好。陈永贵、李顺达、解悦等—批劳动模范‘杀’出来了！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劳动模范有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劳动模范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列，带头闹革命，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这个头一带，浩浩荡荡的革命造反大军就会更加迅速地形成。”
果然，陈永贵和李顺达所成立的以工农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形成了极大的影响。无数小型组织都归结在他们的大潮之中，由陈永贵任政委，李顺达任副政委。
可是，陈永贵和李顺达毕竟都是农民，他们各自的家里都有各自的事情。他们在太原不几天，就忙着回自己的大队去了。他们一走，这些组织成了无舵的船，航程上找不到路标，也就自行解散了。
事隔不久，这一个庞大的造反大军形成了两个派系。一派支持刘格平，一派支持张日清。陈永贵和李顺达也不可避免地被卷进了这个风潮。
不过，当时刘格平和张日清的对立情绪还不很明显，但支持谁反对谁也不好定砣。后来传来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给六十九军的同志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支持刘格平同志。”这一下，陈永贵的态度比较明确了，只要是毛主席说的，照办就是了。
关于陈永贵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褒贬不一，作为历史，这是很正常的事。因为当时的亲历者很少不陷入这样那样的派别偏见，包括陈永贵自己。但从人们的讲述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总的轮廓：陈永贵是一个朴实的农民，他有着农民的纯朴，也有着农民的执拗和农民的局限。他奉行的一条总原则就是听中央的，听毛主席和听周总理，只要我理解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我就不拐弯，不遮掩，刀搁在脖子上也不缩头。
有两件当时影响较大的事可见一斑，一件是关于毛主席提出支持刘格平的指示；一件是周总理派陈永贵解决平遥武斗的问题。
有关第一个问题，发生在“文革”初期五一广场召集的一个群众集会上。按当时的情况，不管是毛主席发表什么最新指示，还是社会上发生什么重大事件，都要举行群众集会。所以那个时期的集会较为频繁。因为当时指挥部的两派组织虽然已经分裂，但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执行毛主席指示这一点上完全一致，对于毛主席关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也是形式上保持一致。于是对于这次集会，两派组织经过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共同召集大会。会上的发言人一家一个，呼口号的领呼人一家一个。会上只许喊共拟的大原则口号，发言和口号都不准带自己一派的观点。广场上两派群众的座位也是一边占一半。大会一开始，首先是主持人先宣布大会议程，接着便是刘格平、张日清两位革命领导干部发言，照稿宣读，一切按计划实行。剩下的就是次要的议程了。陈永贵是全国的大劳模，出于礼貌与尊重，自然要让他讲几句话。谁知陈永贵讲了几句开场白，就按照毛主席关于对“六十九军”讲的最高指示，心中正激动，在讲话中说了一句：“我们要支持刘格平同志，”这一下，事实上等于已经破坏了会前的协议。那位红总站的女口号领呼员喜出望外，马上接过这句话领喊：“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这一下会场乱了，台下的一派群众跟着呼口号并热烈鼓掌。另一派群众却高喊：“炮轰刘格平！”。这时在台前坐着的几位“革命领导干部”，包括刘格平在内都向陈永贵使眼色，意思是请陈永贵纠正一下刚才说过的话，或者停止发言，由其他人来扭转局面。但陈永贵依然很固执，又在麦克风前重复了一句：“就是要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
这一下会场大乱了。一派群众就要向前涌，另一派群众就要阻拦，眼看一场大规模冲突可能爆发。刘格平连忙宣告散会，下令红总站的人马上退出会场。群众间的冲突才避免了发生。但兵团和红联站的人却涌向了台前，要求与陈永贵辩论。陈永贵被围在五一广场露天舞台的地下室里达四个多小时。但他本人对此并不以为然，照常抽烟，安然自得地来回散步。到了晚上七点多钟，由六十九军军部派出许多文职军人赶到现场，向围台的群众劝说解释，陈永贵才被军队的小车接了出去。陈永贵只认为他在会上一表态，宣布毛主席的指示就能稳定山西的局势，但事态的发展却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山西的局势逐步恶化了。
山西出现了公开的两大派对立组织，很明显地影响到各个地区，各个县，各个基层单位。大大小小的冲突不断发生。不久，晋中发生了一场平遥事件。
1967年8月初，晋中联络站在平遥召开学大寨会议，在街头游行中两派发生了冲突。联络站到北京告状，说总司把组织机构砸了，破坏了他们的学大寨会议。中央派直升飞机往平遥散发传单，要求停止这一活动，同时派出六十九军，空军零二五、零二七部队开赴平遥，制止冲突。
到这年8月7日，陈永贵奉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到达平遥，解决平遥武斗。当时据说是太原的两派群众都聚集在平遥，街上挤得连个卖水果的也站不下，城里断粮断水，形势危急。平遥县城的几道城门都被封锁，只留一道门可以进出。陈永贵到达平遥以后，两派组织的头目人都希望把他接到自己组织的驻地。但联络站一边抢先下手，把陈永贵接到一个家，后又接到联络站的驻地。这时，联络站的几千人也被包围。当时省军区一位副司会员就给陈永贵出主意，请联络站架起高音喇叭，由陈永贵立即表态，说明他们是奉中央命令前来解决武斗，而且没有带武器，希望两派的代表到这里来谈判。到傍晚的时候，两派的代表谈判未成，形势更加严峻。总司拉陈永贵的大计落空，也架设高音喇叭，说陈永贵根本不在平遥，联络站在造谣。
武斗仍然不好制止。
对立情绪如此之大，陈永贵在城里也处于生命的危急之中。当时省军区的一些领导就十分耽心，万一陈永贵发生了什么问题，负不起责任。由此，就派晋中一位领导干部向中央发电报。可是城内的电讯局早已停业，城门己经封锁，无法进行发报。他们又改变主意向祁县打电话，也行不通。
后来又由空字零二五、零二七部队掩护，冲出城门在野地里向中央发了电报。发报后枪声不断。到第二天上午十点，传来了周恩来总理的电报指示；第一，派一个营把陈永贵接出来；第二，部队进城拔除据点，但不要带枪……陈永贵穿上军装，在部队的掩护下由大卡车接出城外，住在六十九军的一个团部。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手拿地图指挥部队拔除武斗据点，部队一枪未开，也达到平息武斗的目的。8月9日，联络站在平遥二次掌权。可是当时的解决办法不妥，联络站和总司在人数上也悬殊很大，联络站在平遥掌权后平遥的秩序一直混乱。
陈永贵因解决平遥事件声誉下降，在山西引起了争议。实际上，鉴于当时的复杂局面，他不可能把这么大的事件处理的那么妥当，除非大气候改变。为此事，陈永贵在1971年的批陈整风会上回忆说：“根据中央几次指示，要让总结经验。可是直到现在没有总结。那么大的事件，没有打死人，正由于军民关系好，让我穿上军装才掩护出来。就在那个时候，乱得很厉害，他们大造舆论，说陈永贵是逃亡地主、恶霸。”
陈永贵在群众面前公开表态支持刘格平，只是因为伟大领袖说过的一句话。事实上，陈永贵和刘格平在过去并接触不多，关系也不怎么密切。另一面，陈永贵和另一派首领张日清也在做工作。但这两个人物心里都没有把陈永贵放在眼里。当时的省军区仍然把枪发给群众组织搞武斗，后又报告中央说群众抢了武器，陈永贵为此向中央作过汇报。周恩来总理也多次指示让陈永贵出面解决山西问题。但是此时派性的分裂局面已难以扭转了。不管主观意志怎么样，他已经实际上成了一派组织的旗帜、另一派组织的眼中钉。
由于山西的两派组织严重对立，造成了山西局势一直不能稳定。中央于1969年7月发布了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七·二三布告，严厉地批评了刘格平、张日清闹派性，不要党性的严重错误，确立了谢振华、陈永贵为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的山西新领导集团。毛主席批示以后，陈永贵令行禁止，表态说：“再也不搞派性啦。”除参加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以外，陈永贵把主要精力放在昔阳和大寨，抓昔阳建成大寨县的工作。从此，他和刘格平、张日清就不多来往了。
从主观上讲，陈永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爱憎是质朴的，是受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对领袖有着一种极端的崇拜和热爱。毛主席提出“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陈永贵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夺权，但在参加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当选为省革委副主任和当了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后，对晋中和昔阳老干部的批斗是比较主动的。在当时那种大势所趋，形势逼人，不斗不行的形势下，要让他避开这个现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省里边的那些老干部，陈永贵并不主张对他们批斗。因为大寨的成长和他们的支持有一定的关系。可是他作为著名劳模，又参于了省里的活动，拒绝批斗显然要考虑他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态度。陈永贵便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当时的党中央路线，而且说过不少违心的话，办过不少违心的事。尤其在几次召开的“农业学大寨现场会”上，本来是研究生产，却也联系到政治斗争（不联系也不可能）。省里的一批老干部就是当时的省革委借陈永贵的大旗把老干部揪到昔阳由省军区的领导干部主持批斗。陈永贵为了划清界限，面对老干部受到人身摧残而不加以保护，在生活上对这些老干部也没有特殊照顾，是适应了当时的政治气候，事后他曾对人说一直感到心亏。1973年的一次省委常委会上，他就针对这一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会后刘开基副省长一拍他的肩膀，带着谅解的口吻说：“啊呀老陈，总算高姿态。一个自我批评甩了多少人的包袱！”从客观上讲，“文化大革命”中的陈永贵的所作所为不可能用几句话概括出来，除了大形势以外，也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活生生地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种农民的功利选择迫使他存有一种人间常有的个人恩怨。恨谁爱谁他心里头掌着砣头。当他看到一大批昔阳老干部都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得知张怀英在文水县三次被斗得昏死过去的消息以后，无论在会上还是在会下经常对人讲：“张怀英作了我十五年的领导，五年的区委书记，十年的县委书记，为昔阳干了不少好事，怎么能成了反革命？这一点我就想不通！为什么要把昔阳干部搞成这样？这，我知道！”他十分同情张怀英被斗后的境遇，借一切机会保护他的安全；晋中和昔阳一些人对他有过迫害,他就直言不讳地表示愤慨。1965年，陈永贵应邀到山东参观，山东临沂地区地委书记在报告中讲到他们的各项工作能够上去就是因为毛主席亲自批示了厉家寨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陈永贵这时的感情控制不住了，态度也就明显了，说你们是这样对待毛主席批示，我们昔阳呢？昔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也是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可是昔阳的干部受打击最厉害！这下可惹恼了省里和地区的一些人。“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人亲自到山东去调查此事。陈永贵掌权以后，曾几次提到此事，还在一次批斗省地领导的会上，亲自派人质问当事的领导干部，叫他交待这一问题。
分析“文化大革命”中的陈永贵是极为复杂的。除批斗老干部和对待山西的派性之外，还有一个和山西劳模的关系问题。最有影响的还是周明山和李顺达。他对绛县南柳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任县委书记的周明山也很关注。过去他对周明山是有一些看法的。64年参加三届人大，陈永贵和李顺达，王德合、武侯梨对周明山就有反感。周明山虽然有功劳，但也是个好出风头的人。在人大典型发言中，由于没有人鼓掌，他就甩掉准备好的材料，不看文字稿信口发挥。加上好多故事和笑料，使人对他有了非议。会上，各个民族的代表都有，翻译没有准备，翻不懂，就使会场乱了起来。会后陈永贵和李顺达还批评了他。“文革”中周明山被打倒以后，他就接着向陈永贵写信，说“陈老师，救救我！”陈永贵口上说着周明山的不是，心里却考虑着如何救救他的“学生”。最终还是陈永贵主张让他站出来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
如实说，陈永贵主持工作那一段很难做到公正客观地对待老干部，很难做到公正客观地对待山西的派性，更难做到公正客观地对待和处理他与山西其他劳模之间的关系。当时有一句话，叫做“一碗水端平”，但是你上谁也端不平。因为当时那种如此复杂的环境，连毛主席还端不平，加上上面那个“中央文革”今天从左边扛一膀子，明天从右边搧一巴掌，纵然是一位天才的杂技演员，也难保持平衡。这里讲讲陈永贵和李顺达在“文革”中的关系。
陈永贵和李顺达之间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分别被两派所遏制，成了冤家对头。关键是对军队的态度。当时各地区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分别支持了不同的派别。李顺达的一派为当地军队支持，陈永贵支持的这一派被驻军反对，两派都拉着两个著名劳模的名号上北京，找支柱。所以两位农业上互称“老师”的人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歧和冲突。其实不过是借他们的口反映出山西问题的复杂性。由于历史的特殊原因拉开了他们的距离，也就出现了李顺达对待大寨的态度问题，影响到整个山西。加上后来李顺达看了一部电影叫《欢腾的小凉河》，在邓小平问题上说了一些错话，办了一些错事，却也蒙受过一些不白之冤。对于李顺达的一些问题，陈永贵并不十分清楚。一个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不可能有充分的精力去过问李顺达的情况，只能够听听下面的反映。由此，当李顺达在政治上处于最不顺心的时候，竟然打定主意要向陈永贵反映情况，托他十九岁的女儿李萍于1978年5月18日向陈永贵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通过在党校的学习，找到了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平时对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抓得不紧，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提高得不快、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较低。因为在“四人帮”猖狂加快篡党夺权步伐的关键时刻，说了些错话，办了些错事，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在客观上迎合了“四人帮”的阴谋。他的来信谈到三个问题，一是对太原八·二三殴打省委书记事件表示愤恨，电报没有即时发出去他自己承担责任；二是看了《欢腾的小凉河》没有看出是陷害邓小平的一株大毒草，说了错话；三是对于一位医生的陷害，希望陈永贵转告党中央，请中央帮助调查落实。笔者在李顺达的信中看到了这么一段颇有感情的文字：
“我1975年参加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回到西沟和广大社员一起，大搞了一冬天农田基本建设，接着又参加了76年春季植树造林运动。这时老病复发了，不能继续工作，就先后在长治、北京医院治疗，病情好转后，又转北戴河养病。一直到8月25日回到了西沟。老陈同志，多年来，您是了解我的，我想借此机会，和您谈谈关于我的几个问题和真实情况。有人说，我说了‘陈永贵是吃毛主席农业学大寨这五个字’的话。您知道，西沟是个比较老的先进单位，但在我63年没有去大寨参观以前，西沟的前进步伐不算大。63年我去大寨住了六、七天，向大寨学习了好多好经验，我非常高兴。64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以来，更加使我们坚定了学大寨的决心，我决心让大寨之花在西沟越开越红。短短的六年时间西沟的农业生产发展远远超过了解放以来的十五年，粮食亩产翻了一番半，我从实践中真正尝到了学大寨的甜头。64年以来，我们每年几乎都要到大寨参观学习，取大寨经验。我认为大寨所走的方向是中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也是西沟学习的榜样。但由于自己学的不好，工作不够深入，没有很好地抓住大寨经验中的最根本问题，使工作中出现过一些问题，我应该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从中吸取教训，迎头赶上。至于我说您吃毛主席那五个字的事，我想也没有想过。”
从这段带泪的文字里可以看出，李顺达和陈永贵之间本来就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两位都是脚踏实地的农民，又成为中国农业史上的风云人物。就是派性拉开他们的距离以后，他们经过一场政治上的净化之后，这两位农民领袖都说：“其实，我和老陈并没有什么”，“我和老李也没有什么！”但当时他们就不能自拔，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为陈永贵，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当李顺达的问题出现以后，陈永贵就明确指出：“李顺达只是个人问题”，对西沟仍然作为先进单位对待。因此，申纪兰对此感谢不尽，给陈永贵写信表达了她要继续努力工作的决心。
在“文革”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尽管中央领导多次指派陈永贵解决山西的具体问题，但严重的派性使他无能为力。而且，大寨的领袖作用也不在这里。陈永贵就又把主要精力放在大寨和昔阳的工作上，不多介入山西的事情了。
历史毕竟是历史。要辩明历史事件的真伪，还得由历史去说话。
陈永贵既然参与了省里的新领导班子，那么在昔阳掌权也是必然的趋势。“十六条”下达以后，昔阳的红卫兵组织也开始书写大字报，整理批判材料。上海一月风暴和山西一·一二夺权以后，昔阳的一个红卫兵组织会同外地组织开始揪斗县委的主要领导，接管了县委和县人委的权力。这些年青娃娃们也深深懂得凭他们的能力是掌握不了权力的，必须要靠一个坚强的后盾，便请求陈永贵作他们的总指挥，而且还宣布了这个消息。陈永贵听说后非常生气，说你们有什么权力来宣布我？不几天，郭凤莲就代表大寨郑重宣布没有此事，陈永贵不当他们的总指挥。以后，又一批红卫兵打出旗号，准备拉陈永贵掌权。就在这个时候，在1964年调离昔阳的一大批昔阳老干部逐步返回了昔阳。这些昔阳干部不论调在哪一个县，在“文革”初期都是挨整的对象。有的被红卫兵拉在街上戴高帽示众，有的被隔离审查，也有的被关进监狱。最为严重的是调到文水县任县委书记的张怀英。他曾被斗得昏倒后再醒来，几度处于生命危险状态。不仅他本人，连五岁的小孩也没有放过。陈永贵对张怀英的处境是十分担忧的。也曾有人能把他接回昔阳。就是到了1966年冬，北京和太原的红卫兵准备把张怀英送回昔阳，被晋中和昔阳的一些人发现后，身体还很虚弱的张怀英只得通过陈永贵的保护，绕开大路从虎头山往大寨返，却又在虎头山上被围困了一天时间。当有人想抓张怀英时，贾进才和几个大寨人在危急中举起石头威胁说：“你狗日的上来，就是这块石头！”那些人才被迫退场。当夜陈永贵派人用自行车把张怀英接出大寨，又送往太原。
结合当时的形势，从外地返回来的这一批昔阳老干部也成立了“决死队”等组织，要请陈永贵出来掌权。陈永贵在这种形势下结合周总理的电话指示，决定从造反派手里接过权力。1967年2月上旬，昔阳县三十个造反派战斗队的代表在县城大礼堂云集，举行向陈永贵同志移交权力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有外地返回昔阳的老干部参加。按照仪式的安排，各战斗队的头头们都要发言表态，坚决听从陈永贵同志的指挥，参加由陈永贵同志为首的新领导班子。到陈永贵表态时就提出了问题，他说按照中央的精神，我们搞一个总指挥部，有工人，农民，干部和造反派代表，这还不够，还应有军队干部参加。于是，经陈永贵提议，县人武部政委郭刘旺也参加了这个领导班子，决定成立由陈永贵为总指挥的昔阳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还决定组成由陈永贵、王贵科、李成元等人为成员的核心小组。接着在1967年2月11日，就是这一年的春节，昔阳县各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以上的干部在县城南寺坪广场举行大会，在陈永贵的主持下正式宣布成立昔阳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陈永贵任总指挥。原县委的主要领导张润槐、肖岗和晋中地委的主要领导王锈锦、谢子和等被揪在台上批斗。按当时的提法叫二·一一夺权。二·一一夺权以后，在陈永贵的主持下做出了彻底批判“走资派”的决定，“抓革命、促生产，在三五年内把昔阳建成大寨县的决定”等。
陈永贵掌权之后，觉得第一件事应该向周总理汇报，听取周总理的指示。于是，一根千里之长的银线交流着国家总理同一个农民代表之间的对话：
“总理，我可是到县里掌了权啦！”
“好嘛！你掌权，我就放心了。”
“我们县的一些老干部也回来了，他们给我作参谋。”
“好。多听他们的意见，也要走群众路线。”
“我掌权后，作了几个决定，其中有在三五年内把昔阳建成大寨县的决定。”
“很好很好，还是按毛主席指示的，抓革命、促生产，学大寨的意义就在这里。不要热衷于打仗，要搞好革命的大联合。你抓大寨县建设，我就放心了。”
“……”
陈永贵在周总理的鼓励下，妥善地处理昔阳过去的一切问题。
根据当时昔阳的形势，陈永贵还是按照农民的朴素感情来办事的。毛主席怎么说，他就怎么办。这就是：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县长杨培春也没有按走资派对待，被列在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之内。昔阳有一个县委副书记叫李千周，跟随原县委书记张润槐比较紧。在困难时期只主张“创个坡坡、吃个窝窝”，再没有什么远大目标，在境界上比陈永贵低得多。在组织游街时，有不少人要求把李千周拉出来示众，说不叫李千周游街群众不答应！陈永贵一是考虑到要缩小打击面，二是认为李千周本质还不坏，便表态说：“不行不行，李千周就得保护。”在一次县里召开的职工干部大会上，陈永贵对此还作了解释：“千周犯了错误，我并不迁就。可是你们知道李千周是个什么人？同志们，他和我一样，是赤屁股长大，扛长工，打短工干了半辈子。他没有文化，跟着人家瞎跑。有错误检查嘛！毛主席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走资派是我们的敌人呀，打得多了不利于团结！”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陈永贵的高明之处，他把打击面尽量缩小，也就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陈永贵上了台，就集中精力抓了学大寨。他认为这是个路线上的大问题。在他着手解决了昔阳的革命的大联合以后，就又把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农村。由于全国性的夺权风潮，昔阳不少农村也在夺支部书记的权，夺公社书记的权。大多数夺权者是平时好吃懒做、官瘾十足的运动分子。有些本来不是党员，都要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撤销某某某支部书记的职务，开除某某某的党籍。这个反常现象使陈永贵十分恼火，说这些人比走资派还坏。难道四清没有把基层干部搞垮，文化大革命又要把他们彻底搞垮吗？更使人不能理解的是，像昔阳县内的一些老劳模如北泉党支部书记耿德华，南泉党支部书记冯彦，方台党支部书记丁万福，厚庄党支部书记王侉周，有的被开除、撤职，有的被轮番揪斗，还有的被关了禁闭。陈永贵以他独特的才华和大无畏的气魄，在亲自解决育红中学两派组织矛盾的同时，一面把一批强有力的干部放到各公社坐镇，一面派强有力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作队）到安平公社、王寨公社等解决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期间，对于一些受迫害较深的农村党支部书记，他要亲自看望，表态解放。像厚庄被关押的党支部书记王侉周，他派人亲自接到县里。一些反对他这样做的造反派头目自然就受到了批判。不少公社曾经对一些人整理了材料，要求陈永贵和县革委批准戴上坏分子的帽子。面对摊在桌案上的这一批材料，陈永贵看上一份，坐在椅子上反复琢磨上一阵；看上另一份，也请别人拿一拿主意，越想越觉得在处理上应该慎重。所以在集体讨论这一批材料时，陈永贵明确表态一类按犯有路线错误对待，重批判轻处理。由于批判慎重处理得当，昔阳再也没有出现对立的两大派组织，也没有出现群众和群众间的内战，他所干的学大寨事业也就得心应手。社会上的舆论也特别强烈，不得不承认这一手高明。
一个昔阳的局势很快能够控制。并不等于万事大吉。当时由于处于“文革”的水深火热之中，全国多数地区的农村夺权风潮还继续泛滥，一些农村干部还忍受不白之冤，生产也无法进行。就是在昔阳，尽管大多数农村局势得到控制，但还有个别几个农村问题严重，干部还在受压。一次，陈永贵到王寨公社检查工作，王寨大队干部张万昌的老母亲就抱着陈永贵的大腿说：“别人见不了毛主席，你也见不了毛主席？你能不能找一找毛主席，救一救村干部？”
陈永贵安慰说：“老大娘，你放开我，我回去想办法！”由此就使陈永贵想起农村干部为自己的命运所总结的四句话，叫作‘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穷人，冬天是罪人！’不为农村的干部作一作主，农村的工作怎么搞？”
1967年11月，一位报社记者来昔阳采访，找见了陈永贵。当记者向陈永贵采访的时候，为了能够揭开陈永贵的话题，必然要从记者的身份感慨地谈出他在昔阳的所见所闻，也必然要陈永贵谈一谈外地城市不上工，农民不种地，而昔阳为什么能够创造出这么一个良好的生产环境？这个议题一下子就敲在了点子上，如果叫陈永贵谈，他正想谈这个问题。陈永贵说他是农村干部出身，对农村干部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城市的事他不了解，农村连干部还稳不住，怎么去搞生产？他说昔阳过去有一句老话，叫一茬庄稼一茬干部，叫谁干谁也应付。庄稼没粪，给人瞎混嘛！干部不抓，地里下不了工，怎能打下粮食？而现在是村村夺权，队队批斗，把工夫下在这上边，谁还有精力上地？昔阳搞四清，三个月工夫死了四十六个干部，一搞“文化大革命”，全国农村都夺权，都批斗，那该死多少人？陈永贵和这位穿军装的记者谈得很热烈，也谈得很投机，到了无话不说的程度，谁也不怕对方给戴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帽子。谈着谈着，陈永贵就把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说：“你要写昔阳还不如帮助我冒一冒风险，能不能为我整理一个材料，送到毛主席那里，对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作一些新的政策规定。重点是对农村干部不要搞夺权，基层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有问题的是少数，重点在于教育。”他自然也对记者说了农村干部“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穷人，冬天是罪人”之类的话。陈永贵讲出来的这些道理使记者十分佩服，说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看问题却比较灵活，的确有冒风险的胆识，又能把握住说话的分寸，他也就乐意为陈永贵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在他整理材料的时候，也就把陈永贵的主张和当时那种时髦的理论巧妙地融为一体。信中提出的五条是：一、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他们伸向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二、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使他们既领导运动，又组织生产，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对准自己人；三、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县、社两级直接领导。革命的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大队，生产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掌握方向，帮助下面解决问题；四、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组织从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村“文化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五、在农村“文化大革命”中，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对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思想教育。他在信中说道：“我对农村干部有切身体会。干部不会不犯错误。要分清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坏干部毕竟是少数，不能凡是干部都打倒。”这封信整理好由记者送上去以后，一段时间没有消息，陈永贵也真有些不放心，曾向身边一些老干部征询意见，会不会出乱子？那些老干部经过多方面的分析，给他打了个保票，说放心吧，不会有问题。可是陈永贵对此一直放不下心来。到北京办事，他想亲自找一找毛主席，又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在京期间，一些认识他的老军队干部见到他，先和他热情地握一握手，待他走过去之后，就听见背后叽叽哝哝说些什么。这样就更使他疑神疑鬼：是不是我向主席写了信，叫他们也知道了？到了太原，一些老干部见了他，也免不了夸他：“老陈，不简单喽！”他就更摸不准是什么意思。直到他返回昔阳以后，才亲眼看见了毛主席亲自批转了他这五条意见。这五条意见是在1967年11月7日以中发（67）339号的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给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的。文件的批语中说到：“陈永贵同志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谈话，所提出的五条意见是正确的，供同类情况的地方参考。”很快又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为此发表了《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文章，高度评价了陈永贵的五条意见，刹住了农村夺权的歪风。打那以后，人们对此广泛议论，说这个报告“除了陈永贵不敢写，除了毛主席不敢批！”在当时夺权大势所趋的潮流下，敢提农村不能夺权的意见，一般人是办不到的，一般人也批不了这样的信件。当后来陈永贵受到批判时，有人纠缠陈永贵批斗老干部的错误时，有人带着辩护的口气说：“陈永贵斗了山西老干部是错，但他给毛主席写信却保护了全国的基层干部，这是一大功劳！陈永贵在‘文革’期间也是功大于过的。”
昔阳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陈永贵的手中这么度过去的。他每走一步路，每说一句话，都离不开“红太阳”的照耀；他的每一个脚印都踏在党中央所标定的航标上。按当时的理论说，路线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正由于这样的“理论”，全国当时派性不息。陈永贵是多年的农村基层工作锻炼出来的。他办事不离开“本本”又不完全按“本本”上那些原则，机动灵活地处理农村中的各种事物，反而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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