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的一系列创举，越来越被社会所公认，越来越被各界人士所注目。由此陈永贵的名字也就和天上的星星会发光一样，凭借它的一点光，就比摸黑走路要踏实一些。所以那时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势必还得要陈永贵出面。有人对他倾倒，有人对他愤恨，也有人把他当作什么救世主，或许把他捧到“神”的地步，也就随着他的声誉出现一些不平常的论断。
1967年9月的一天，昔阳县城七一广场举行了晋中地区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几天来，各地代表们听取了大寨和几个学大寨先进单位的经验介绍，各自对照检查，寻找自己的差距。到了这一天下午，会议的内容有了转移。一位身穿军装的人战战兢兢地站在麦克风前作检查。主席台正中央，坐着表情威严的陈永贵，还有几位当时的领导干部。原来是晋中军分区司令员崔冰检讨他不支左，闹派性的错误。检查者摘下了红五星军帽，拿下了如同两面红旗的领章。他手捧着自己写好的检查书认真地念……
在学大寨现场会上叫一个犯有“错误”的军人作检查，似乎和会议的主题有些不合？实际上在当时的理论下是非常符合的。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就是要解决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问题，进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如何就能把学大寨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首要问题是抓路线，抓大方向，用大批判开路。所以“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的口号就提出来了。根据那次会议所透露的，在中央文革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中央首长点名批评了这位军分区司令员，说他在大是大非上和大寨唱反调，严重地干扰了本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和学大寨运动，招来了一个作检查的结果。
崔冰的检查终于结束了，有些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大家的反应。按当时的惯例，几乎当权派所有的检查都没有能过关的。何况，崔冰在晋中支持的完全是昔阳的对立派，就凭几次陈永贵外出的不良处境，也可见当时积怨之深。于是会场底下交头接耳，嗡嗡议论，似乎很不满意。
突然，一位大会主持人走到麦克风前，用高八度的嗓门宣布：“同志们，现在，我们欢迎毛主席的好学生陈永贵同志讲话！”
人们还来不及多加思考，一阵暴风雨般的鼓掌声簇拥着陈永贵来到了麦克风前。
主持人的口气如此之硬，出口便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尽管当时报纸这么提，开会这么提，但陈永贵在场的情况下还没有这么提过。按照惯例，在陈永贵面前加上“毛主席的好学生”之美称，意味着增加权威性，也意味着增加威慑力，常常是为了发起冲击先发信号。
有人猜想：老陈可能要宣布对这位司令员的处理结果；有人猜想：老陈可能会以他虎一样的倔脾气，批驳他的“不深刻，不认真”，紧接着就应当是“揪出来”，高喊：“蒙混过关，死路一条”了吧。
于是有人已经挽袖赤膊，摩拳擦掌……
不知有多少人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也不知有多少人在沉思中被陈永贵的讲话打断了思路。却不料陈永贵放开嗓门儿说道：“今天，崔冰同志作了检查，我看他对问题还是有所认识的。我今天要和你们讲的是，对崔冰同志不能像对待走资派那样，去任意批斗！十六条讲得很清楚嘛，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啊，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就是说矛头要对准谁！你们不是要求批斗嘛？不行！你们想一想，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军队干部犯些错误，那是难免的嘛！上次我和崔冰同志从北京回来的时候，我原来不主张坐飞机的，就是怕有人揪他，我才陪着他坐了飞机！一句话，该检查的检查了，不能揪！不叫揪就是不叫啊，要揪就揪我吧！
会场上鸦雀无声，那些做好准备要揪他的人也像泄了气的皮球，大眼瞪小眼，看看陈永贵拉着这位司令员的手，从台上走到台下，又通过人行道坐进吉普车！有毛主席的好学生挡驾，谁敢！此时，人们也明显地看到，陈永贵对待这位司令员的态度和对待“走资派”完全是两样。前几天的会议上集中批斗晋中的老干部即“走资派”，也是陈永贵坐在主席台上，看着人们任意揪斗不动声色，分明把爱憎的观点亮得清清楚楚！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陈永贵的一个特殊的才能，那就是能够及时地运用当时的理论把自己实际的目的包涵起来，这确实需要好头脑，好口才，以及一种巧妙的应变本事。陈永贵大约也正因此而能在当时的农民领袖中脱颖而出。现在看来，陈永贵保护崔冰和其它干部是符合政策的。但在当时，他实在是出于三点：一是出于农民的善良，敦厚；二是出于他工作的需要；三是出于政策界线。陈永贵到县里掌权不是为了争官，而是为了落实周总理早就希望过的，把昔阳县建成大寨县的目标。为此，他必须把局面控制住，必须制造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所谓“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的实在意义也在这里。而只有掌握了权力，控制住了局面才能落实他“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平平稳稳改变不了面貌”的论点，真正的学大寨局面才能打开。
说到为学大寨控制局面的问题，陈永贵很注意扩大团结面，不轻易地排斥反对他的人。就在崔冰离任以后，晋中军分区曾调来一位司令员叫刘秀杰。后来还担任过晋中地委书记。刘秀杰是军队干部，政治倾向也自然和陈永贵对立。但是陈永贵不因为观点不同就不搞团结，而是尽量和他和睦共处，保持团结，为得还是能够在晋中出现一个学大寨的好势头。大约在1968至1969年间，有一次刘秀杰带着晋中文工团来昔阳进行慰问演出，陈永贵热情招待，还把刘秀杰接在自己家里吃饭。那时候，陈永贵在公开场合下称刘秀杰是刘书记，而私下总是口口声声称他“刘官”如何如何。席间，陈永贵和刘秀杰谈起晋中的一些问题，也谈起了晋中的学大寨情况。俩人谈得很坦率，也谈得很投机。刘秀杰猛然发现了陈永贵的柜子上放着一个红灯牌小收音机，按当时的情况属于高档商品。陈永贵笑眯眯地问他：“怎么，你喜欢他？我一百三十块钱买的，送给你作个纪念吧！”刘秀杰也不怎么推辞，便接受了陈永贵的这一颗“心”。
刘秀杰从大寨回到县招待所，晚上陈明珠专程去看望他。走进刘秀杰的房间，见刘正用心拨弄陈永贵送给的这一颗“心”。陈明珠见了也很好奇，便问：“首长，你这收音机从哪买的？”刘秀杰笑了，故意和他闹玩：“怎么，你想买？不卖给！这是别人送给我的宝！”从当时看，他们之间的意蕴是那么融洽。可是后来派性间的对立不以他们各自的意志为转移。在一些问题上，刘秀杰和陈永贵合不在一起了，甚至公开对立。但是只要能够团结的，陈永贵还是要和对方和平共处。
陈永贵是提倡斗争哲学的，但是他也讲究对人的宽容，就是被他整过的人也从不一棒子打死。听说陈永贵进京以后，有一天晚上正和陈锡联、纪登奎几位中央首长在一起打扑克，突然一个电话打来，说山西有一位老干部病危，急需到北京抢救，稍迟一点就有生命危险，请陈永贵想些办法。这位老干部被陈永贵整过，在他病危生死的舍取上，陈永贵什么也不多考虑，当即和张廷发打电话，问他有没有飞机？张廷发答应他以后，飞机就飞往山西把病人接到北京。这位病人痊愈以后，对他过去挨整的事只字不提，念念不忘的是陈副总理救了他的性命。
陈永贵对人宽厚，但是也有那种农民的功利观点。一旦对方要伤害他的根本利益和重大目标，他是当仁不让的。因此在山西派性十足的时候，有人恨他，怕他，甚至还发生过险些被人谋害的事件。
1968年，由于派性冲突，山西晋中各县武斗十分严重，有些地区屡禁不止。昔阳当时是总站派观点，而邻近的平定、阳泉却是对立的“兵团”派占优势，于是在两县交界的地方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次，陈永贵乘坐的吉普车在阳泉通往昔阳的公路上急驰。
他刚刚在外地参加了一个会议，现在要返回大寨。
在那个时期，从上到下人人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的政治观点又影响到和他同类观点的造反派组织，因而社会秩序长时间不得安宁，甚至出现了夫妻因观点不同而分居，父子因不在一派组织不到一个锅里吃饭。政治观点成了革命与反革命，真革命与假革命的试金石。陈永贵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劳模也不可避免地陷进派性的倾向中去。他的讲话，他对个别问题的处理也引起过对立面组织的不满，也曾发生过夺麦克风，围攻等事件。前不久，他和秘书坐车前往太原开会，进了太原城就被几个手持钢枪的造反派拦路截住。造反派要他们下车，问他是不是要制止武斗？待陈永贵下车后，他们才大吃一惊，原来是老陈。据说这伙人是要求领导制止武斗，见小车就要截，截住就要追问对武斗是什么态度。碍于陈永贵的面子，他们便对小车放行。陈永贵上车后不由地笑了笑，说这伙人还挺有人情味儿哩！
这一次就不同了。当他的这辆小车将要进入昔阳境内的时候，忽然公路前面有一伙来路不明的人把小汽车拦住了。汽车司机刚碰到这种意外，先是神经紧张，脑门上不由地沁出一丝冷汗，着急地按动了汽车喇叭，并不断向他们解释：“这是老陈的车，你们想怎地？”
谁知这些人听了，更加气势汹汹：“我们截的就是这辆车！”说时迟，那时快，一个持枪者把手枪伸进吉普车里，对准了陈永贵的脑门！
小小的子弹，它不讲任何面子。弹出枪口，其下场是可想而知的。
“胸有成竹”本来是苏东坡评价画竹人的一句名言，用在这里也颇为合适。陈永贵就是一个胸有成竹的铁汉。面对枪口，他毫无惧色，手里挟着的一支烟叼在嘴上，划一根火柴，点上烟狠狠地抽上一口，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他是一个从小就见过世面的人。当伪代表期间，他在日本人的炮楼里出出进进，脸不变色心不跳。阳泉参战在枪林弹雨中救护伤员，何况……
所以，当时的情景也和电影里的情节一样，他怔了一下，冷冷地瞥了持枪人一眼，把嘴角叼着的带尾巴纸烟一丢，右手狠狠地拍了一把胸脯，大吼一声：“开枪吧，朝这儿来！”
“吧咔”一声，伸进吉普车的那支手枪掉在了车里。陈永贵又点起了一支烟来，慢动作地打开了车门，站在那里，盯着这伙人。
“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有多大胆量就使出来！我这儿等着哩！”陈永贵倒显得很平静。
说也怪，这几个人开始像刚下了山的猛虎，眼下倒成了受惊的绵羊。看着陈永贵下了车，不由地后退了几步。大概是刚才为强烈的派性驱使，失去了理智，这一下才猛省过来，觉得关系面前这位中央挂号人物的生命，责任重大，后果难以设想。他们无言以对，只好在陈永贵面前低声哀求，露出真情：“陈大爷，这、这，本来，不是我，我们愿意干的，这、这，这是人家打发我，我们来，来的！”
这个小小的插曲，也许知道它的人并不多。现在有人讲起它来，倒颇像是“艺术加工”出来的传奇式故事。
说到陈永贵的传奇色彩，如果让一位评书演员讲出口来，那真会讲得滔滔不绝。有人恨他，可也有人爱他。
仅举陈永贵题报头一例可见分晓。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那几年，曾经出现过一张报纸，叫《轻化纺战报》。这是一家所谓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主办的“机关报”。
如同所有一切执政的党派一样，他们进行夺权斗争的时候，也遵循了这一规律：在夺取政权以前，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是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轻化纺战报》中的“战”字就足以说明这一层意思。
笑话就出现在这个“战”字上。凡是读过这张报纸的人都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战报的“战”为什么不打断腿？成了一个“占弋”字？就为这个报头的“战”字不打断腿的问题，据说还在社会上引起过一场不小的争论。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中国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互拉劳模的局面。许多群众组织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压倒对方，就千方百计地寻找利用和自己观点一致的劳动模范作后台。陈永贵每到一处，经常遇到一些群众组织求他题词，签字，题报头。陈永贵盛情难却，免不了挥起一只松树皮般的手，捏起一支笔在报上抹来抹去，到了贵手难得的程度。《轻化纺战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题的报头。1967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陈永贵被请到北京。在庆祝节日这天，陈永贵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毛主席以领袖的风度和他紧紧地握了握手，问了他两次好：
“永贵好！永贵好啊！”陈永贵也激动地向毛主席问好。这本是体现了领袖和劳模之间的关系，报纸作为消息发表出去也没什么奇怪。怪得是在后来的一些大报小报上，在“毛主席语录”一栏里，上一行写“农业学大寨，”下一行便是“永贵好！永贵好！”
从此之后，陈永贵的身价比过去更高，似乎达到了不可估量的程度。
于是，拍电影、进电视、上报纸、搞画像，多少人纷拥而来，要见这位大名鼎鼎的政治风云人物。
有人见陈永贵讲话，借机会拍几张陈永贵的生活照；有人和陈永贵打个照面，有意搭讪一句，乘机握握手。
在陈永贵的背后，各级领导、公安人员、记者……甚至还出现过叫陈永贵为干爹，或者冒充是陈永贵的亲戚而招摇撞骗的传闻，这些在当时是客观的、很容易出现的。谁不想借老陈的面子沾个光！
至于求题词的，写留言的，更是不计其数。
陈永贵从小没有念过几天书，四十三岁才正式扫盲，若论书法更是不值一提。尽管这样，还是推辞不过那些恳切诚挚的请求。似乎能让他写一个字，也是一种力量，一种福气。
当《轻化纺战报》出现了陈永贵的亲笔题字认后，顿时在社会上也有过争论。
“战”字不打断腿，汉字没有这样的字吧，他们应该找老陈把这条腿打断呢？”
“不能找老陈了。因为这个字出于毛主席的好学生之手，就要表现出它的特殊来。文化大革命就是破旧立新，如果汉字是什么样儿，一个笔划也不改，那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有人把陈永贵的题报头比成郑板桥的书法。郑板桥的书法哪一个中国人敢不承认？他写“南天门”的“天”字，就是不写上面那一划，留下那条“金扁担”，就凭你的本事去拣吧！
争论，争论，从报纸的内部，争论到广大读者。你有你的理由，我拿我的根据，谁也怕落个降低毛主席好学生之嫌。
其实事情也很简单，发现他错了一划，提醒他纠正过来不就完了！而且陈永贵多次给人题报头，只错过这么一次，硬要推到社会上，这就是时代给人开出来的玩笑。
人要出了名，嘴里吹出一口气来也是香的。即使有些错误、弱点，也要反过来被渲染为成绩、功劳。陈永贵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不少人议论他头上扎着的那块白手巾，身上穿着的那件黑马褂，脚上蹬着的那双方口鞋……似乎有人认为，这块白手巾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代表着中国广大农民的形象，中国农民所以伟大，所以可爱，所以勤劳，都是由它们来支撑……
陈永贵为《轻化纺战报》的“战”字留下一条腿，似乎成了一种政治力量。留下的这条腿到底属于什么腿？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也不知有着多么深远的寓意！
领袖对劳模的支持，社会舆论对劳模的渲染，也使人们对陈永贵达到一种崇拜的程度，从一个看戏的场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时间刚刚迈进七十年代的大门，就为昔阳的天地装饰出一付特殊的气氛。大寨和昔阳成了另一个天地。
一个不平凡的夜晚，昔阳县城的大礼堂门口人声沸腾，欢声雷动，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伴奏下，热烈的鼓掌声烘托着一声声响亮的口号声：
“向大寨人学习！”
“向大寨人致敬！”
“向陈永贵同志学习！”
“向陈永贵同志致敬！”
“大寨精神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这就是发生在陈永贵看戏前后的真实情景。
那时候，记者涌向了大寨和昔阳；从事各个方面业务研究的人员涌向了大寨和昔阳；说不清道不明的文艺团体，各类名流也涌向了大寨和昔阳……曾经有一个县剧团来大寨，和大寨干部、陈永贵握了一次手，就激动地在茶余饭后互相奔走相告。第二天晚上表演以后，因为陈永贵没有上台接见，他们还互相埋怨，是不是因为表演水平不高引起了老陈的反感，作为一个政治事件来考虑。这一天晚上，是省城一家晋剧团刚刚排演了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特地接受大寨和昔阳人民的检阅。因为大寨当时还没有现成的舞台，就在县城大礼堂演出。可以想象出来，他们把能去大寨和昔阳进行慰问演出看成是一生的一种荣耀。如果陈永贵同志能亲眼看一看他们的戏，就是几天几夜不睡觉他们也不觉得疲劳！
早已化装好的演员们一直等候在后台，盼望着陈永贵出现在礼堂的一霎那。
是时间老人的步子太慢？还是自己的思绪不太正常？本来下午就得到消息：陈永贵和大寨人答应要来看戏，为什么快到开演时间还不露面？他们却不知道，大寨人不能因为看戏就可以提前收工。包括陈永贵在内，无论看戏，开会，还是参加什么活动，都必须是在天黑以后才能进行（特别需要耽误白天的事由大队统一安排）。
全国最向往的大寨和昔阳，仿佛像祠堂庙宇般神奇：歌曲里有学大寨赶昔阳的诗词；开会讲话有学大寨赶昔阳的口号；大寨和昔阳的干部走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受到一种特殊的招待。何况陈永贵要亲自来看戏，谁能够错过这个极好的机会！
大约在晚上十点钟，礼堂门口传来了汽车的隆隆声。
鼓掌声由远而近，充溢着整个礼堂。
观众们“哗”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视线集中到一点，注视着从门口走进来的人群。第一个便是大家最熟悉的：头扎白手巾，身穿中式衣的陈永贵，一副黑黝黝的脸膛，浓浓的眉毛，厚厚的嘴唇。
《智取威虎山》开演之前，报幕员还有几句简单而又精辟的开场白，大意是，用《智取威虎山》向大寨人和昔阳人民献礼，请你们提出宝贵意见。接着，剧团就正式演出。
三个多小时以后，帷幕上出现了“剧终”字样，舞台上热闹非凡。锣鼓声惊天动地。《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又反复播放。随之而来的是有节奏的掌声和有气魄的口号声：
“向大寨人学习！”
“向大寨人致敬！”
“向陈永贵同志学习！”
“陈永贵同志致敬！”
“大寨精神万岁！”
……
对于这样的场面，陈永贵实在是经见多了。正月十五过灯节，昔阳县城要大热闹三天三夜。每天夜晚，陈永贵总要坐在路边临时搭成的观礼台上，认真地检阅那些彩车，龙灯，高跷和形式多样的街头文艺节目，形成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那天晚上陈永贵坐在礼堂前面的正中央，又是一副首长式的堂堂仪表。
剧终了，观众们要退场。“杨子荣”、“少剑波”等英雄人物在前，“座山雕”、“八大金刚”等陪衬人物在后，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舞台上，等待着陈永贵和其他领导人上台接见。
当陈永贵从座位上站起来的时候，台上几十双眼睛集中到一个焦点上，急切地等待着一个幸福的时刻到来。
陈永贵在舞台下微微笑着，向舞台那边瞥了一眼，然而把身子扭向礼堂的大门口，顺着人流向外面走去。
出乎预料的这一招使台上的“杨子荣”们非常失望。本想通过这次演出，能够亲自握一握陈永贵和大寨人的手，和老陈合一个影，然而……
他们的心情，也许陈永贵根本领悟不到。“杨子荣”、“少剑波”们不甘心这种失望，就在陈永贵跳上吉普车以后，他们在人群的夹道中一次又一次地跪在徐徐滚动的吉普车前面，恭恭敬敬地向陈永贵鞠躬，敬礼……
出现这样的情景在今天看来也不为奇怪。因为那个时期，陈永贵的一个行动，甚至一句话都会引出惊天动地的效果来。如若他的话到了毛主席、周总理那里，真要比别人管用得多。珍宝岛事件发生后的那一个时期，全国的军队实行大调防，昔阳县武装部按军委命令是和保定市武装部换防，但县武装部长贾火林不愿意离开昔阳，这个问题连北京军区也不敢轻易做主，陈永贵便直接出面，和北京军区交涉才把贾火林留在昔阳。这是那次大调换中全国唯一没有调动的一个。
那时候，陈永贵经常看剧团的戏，全国人民也要看陈永贵的“戏”。陈永贵的一言一行都要被全国上下各种人所关注，不知有多少人来研究。到大寨参观的人都想见一见陈永贵，听听他的讲话，看看他的举动。然而要求陈永贵做到这一点是根本不可能的，甚至到后来连一次也不可能。因为他身兼着全国农业的重任，每天在紧张地处理全国的大事情。但是到了关键时刻，陈永贵还是要出场，还要“登台表演”。比如说1977年10月20日上午，农林部学习参观团来大寨参观，在地里参加劳动的陈永贵就特意在虎头山被周总理参观而命名的友谊坡上截住他们，进行了一次精彩的“表演”。他在接见时首先表明，为什么别人不见要见你们？因为你们是农林部的人，是管理全国的农业工作的，不见你们不行。又怕其他同志有意见，才在这里接见。他谈到沙风部长从南斯拉夫回来说有些国家人均达到八百公斤粮食时，就阐明昔阳就达到了人均产量八百公斤，大寨就达到了人均一吨粮食。他说“如果像邓副总理在全农会上所讲的，我们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县像大寨、昔阳那样，你想，那粮食究竟增加多少？我也没有算，你可以回去算一下吧！你们是农林部的人，急需要算一下。”
讲了这一番话后，他就又慎重地申明：“因为我现在是管全国的农业，不得不这样讲。像郭凤莲就不这么讲。”因此可以说，陈永贵的“戏”是越唱越大，越演越神。就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他演过的这些“戏”，竟然也不会在人间逊色。就在他未走上副总理高位之前，由于他的“戏”多，也就使人看到发迷的程度，不知有多少人把他当成靠山和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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