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丈高楼平地起。
从陈永贵的创业起家到大器晚成都能体现出这么一条基本的哲理。
陈永贵用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和昔阳蹲点，就是为了修筑他的“高楼”，巩固他的基地，为全国提供经验。
身为副总理的陈永贵，每当他在大寨出现以后，社会摄像机常常为他摄制出这样的镜头：他从黑色的红旗车、灰色的上海车，或者是其它高级轿车上跳下来，连家门不进，就脚底生风般地走上了虎头山，走进了狼窝掌。社会的美术家也为他设置了这样的背景：陈永贵伸出一只带茧的手，缓缓地把一穗成熟了的谷穗扶在手上，看谷子的籽粒饱满不饱满，又轻轻地丢开；陈永贵走进一块刚出土的玉米地里，皱着眉头蹲下来，用手量量它的株距，行距；陈永贵走进正在修造的小平原上，和垒坝的人们指点着什么，拿起锤头修理着一块石头……
这就是陈永贵副总理出现在大寨村的活形象。
无论是寒风刺骨，还是大雪临身，陈永贵和那些大寨铁汉们一样，为了把小块土地连成大块，也捧着砂锅在地头吃饭。开始那几次，社员们总觉得他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不该这么吃冰碴饭了，可是陈永贵不赞成，还是用“劳动模范不劳动还算什么劳模”的话说服大家，有时也用“上了中央回来不劳动就会脱离实际”的话来解释自己，因此，这些摸惯石头土块的老伙伴们只是暗暗佩服，不好再说什么。
不过，作为副总理的陈永贵，总比这些普通庄稼汉有点特殊：动不动为了什么事，红旗、上海轿车就开进了地头，陈永贵拍打一下那两只沾满土的手，坐进了车里……
在昔阳也是这样。他不轻易相信县里的汇报。为了多掌握一些具体情况，他也学会了孔夫子的“周游列国”。
有一次，他的小汽车翻山越岭，沿赵壁川往东走，在阎庄公社的大门口停下了。
陈永贵一下车，正要随着公社领导去公社办公室，却听一间房子里吵吵闹闹，好像是谈论粮食的事，便另打主意，直接往那间房里走。
原来那一天是各大队的会计们来公社开会，因为一个问题产生了共鸣，便高腔大嗓地吵闹起来。这些高腔门大嗓音的农民们只顾破天荒地吵闹，却不料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驾到，出现了一种令人敬佩的场面，吵闹声“嘎”地停住，这伙人惊慌失措地注意着陈永贵的脸色，有人冒出一头冷汗。
陈永贵也深知其中的奥妙，嘴唇蠕动了几下，向大伙招呼道：“说吧，你们刚才说什么就说吧！有意见不提怕甚哩？”
寂静。异常的寂静。
“大概是热闹粮食的事情吧？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嗯？”
一锹也是动土，两锹也是和泥。既然老陈已经听了个只言片语，一个青年人便冒天下之大不韪，首当其冲地反映开问题。
在大旱的1973年，阎庄公社有几个村庄连伏天也没有下一场透雨，收成大幅度地减少。针对这种情况，陈永贵尽管宣布减了产社员口粮不能减少，但秋天下来征购任务不少。村里为了完成征购粮，只好把集体的储备和社员的口粮压下来。过了老年，一到开春，社员们吃不饱肚子干活，当然要影响到大干的情绪。
这个“出头鸟”是打了挨训受处分的主意的。想不到话音一落，周围的其他人也都跟着附和起来，把问题提得更加尖锐了。
陈永贵听着他们的反映，慎重地思谋着，听完反映就具体算账。你家几口人？分了多少玉米？多少谷子？劳动粮又是多少？算来算去，还是不够吃。他也眉头上挽起了疙瘩，感到问题严重。
1973年一开春，昔阳县普遍遇到了比1972年更加严重的干旱，芒种之后还仍然不下雨。鉴于全国学大寨，赶昔阳的特殊形势，大旱对于昔阳又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形势逼人，不抗旱不行。那年春天的陈永贵真有气魄，为了强调把种子种进去，一开始就主搞“天大旱，人大干，千里百担一亩苗”，动员了全县的汽车和牲畜拉水，把所有的机关干部、老头、儿童都动员到地里担水下种，终于把苗种出来了。本来，1972年的抗旱劲头就很惊人，这一年又创出了前无古人的业绩。
当时都认为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记者们作一些宣传，带动一下全国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第一仗打胜以后，舆论界出于整个形势的需要，就把昔阳县当年的生产计划和准备完成征购任务的计划也捅出去了。玉米出苗以后，龙王爷照样不开闸门。陈永贵对此也没有足够的注意，还说：“老天想考验我？希望他再旱一个月！”因为他有个老经验，当时下了雨，伏天一旱，正是扬花结籽的时候卡住了脖子。如果先旱一个月，到伏天再下雨，收成不会减少。想不到天有不测风云，老经验遇到了新问题，进了伏天还下不了一场透雨。陈永贵管不住老天爷，在老天爷面前吃了一个大亏，也就出现了昔阳减产的局面。
这一年，陈永贵和舆论界共同总结了三句话：“从来没有见过的大旱，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干，从来没有见过的大丰收！”到了秋天一兑现，实现产量和年初计划的差距就出现了。因为报纸公布以后昔阳又出现了风灾和霜灾。可是既然报纸把计划数字公布出去了，又要实现“从来没有见过的大旱，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干，从来没有见过的大丰收”的诺言，征购任务还得如数拿。于是，在县委的决策层里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按照惯例，县委每年秋前要给各公社书记汇报一下产量，落实征购任务。第一次是在县革委饭厅会议室，县委叫公社书记报产量。城关公社党委书记李艾虎第一个汇报。根据李艾虎的回忆，说他当时报这个数字时就根本不当一回事。他大约估摸了一下，就按1966年城关全公社的粮食产量数字报上去。城关在1973年尽管也遇到了严重干旱，但由于努力，产量还是比1966年高两倍以上。第一个数字报出去了，第二个公社书记，第三个公社书记都按这个基数报，全县按这个数据，就和实际产量有了很大的悬殊。这次会议召开时陈永贵不在昔阳，待陈永贵从北京回来，一听这个汇报，心里很不高兴，气唬唬地训斥道：“他们就是不愿意多卖粮！”接着，陈永贵就在大寨接待站主持了个公社书记会议，叫他们第二次报产量。这一次的第一个数字是由大寨公社党委书记乔素祥报的。他光报大寨大队的数字。报到卖粮的数字时，比陈永贵准备的数字少报了10万斤。这一下使陈永贵大动肝火，训道：“我还准备卖到40万斤，怎么你就要叫我少卖10万斤！”由此陈永贵断定，下边很可能借灾害严重要少报产量，少卖余粮，于是就给各公社增加压力。按人们的说法是：训了乔素祥，整了李艾虎。实际上，各公社书记在这种压力下都把产量报得偏高了一些，达到2亿4千万斤。到了冬天，县里的一些老同志专门找陈永贵商议，说：“老陈，今年的产量怕是报得高了！”陈永贵也发觉了这个问题，说；“高了？可是报上登了，该怎么办？”
这些老同志说：“报上登了也不要紧，我们再把实产落实一下，报给上面，不就纠正了？”陈永贵听取了这个意见，将1973年全县的粮食产量进行核实，发现一场秋灾使玉米籽粒没有上饱满，叹口气说：“唉，麻袋不少，斤称不多呀！”他就按实际产2亿1千万斤报给山西省粮食厅下了账。
事后，在批判昔阳虚报产量的时候，省粮食厅长栗茂林曾经提出：“昔阳是怎么搞的？像73年的粮食产量，估产太高，秋后按实产下账了嘛！我还不知道有虚报！”不过公道地说，如果秋后按实产再登报公布一下，也就不至于出现后来的情况。
话又说回来，陈永贵在阎庄公社听完了群众的反映，便表态说：“看来你们的产量有问题。库存没有储备粮，多缴商品粮就得少留口粮，可也得顾群众呀！”
公社书记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心里的苦能向谁说；
“群众的口粮问题要解决。不能饿着肚子学大寨，我回去把公粮再核实一下。”
几乎在场所有的人都被怔住了。谁也没有料到陈永贵会吐出这样的话。这是一句难得的安慰话。他们便继续反映小麦分得太少。
“交不出来就不用交啦，过年群众不吃扁食（饺子）啦？”
陈永贵开恩，大伙心里也尝到了甘醇。公社书记对陈永贵说：“咱去那厢吧！”
陈永贵摇摇头说：“去那厢（那间屋）作甚？那厢有群众哩？”
因为他急于想到其它地方看看情况，和这些拨弄算盘的会计们拉了一顿家常，在公社干部和会计们的送行下上了车。临走时对公社书记说：“给皋落打个电话，中午那里吃饭！”
陈永贵回到县里，对部分公社社员口粮不足问题处理了一下，调回一批返销粮。事情就这么妥善地处理过去了。那些年，因为报纸年年过早地公布粮食产量，年年出现两本账问题，陈永贵和县里这些人也不怎么注意，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以至到后来纠正极左，才酿成了一场大祸。这是后话。
还有一次，陈永贵的影子出现在县委会的大院。他往车上一坐，司机就加起油门往公路上走。上哪儿？他也不说，司机也不问。这种现象司机也不觉得奇怪，往往是上了路才知道往哪儿走。汽车下了县城西面的大坡，走在一个三岔路口，司机不知把方向盘往哪里打，习惯性地扭过脸来用眼睛请示一下陈永贵。其实陈永贵心里早有个底。头天晚上躺在床上就思谋着一些问题。他不能只听汇报，该到下面的公社亲自看看。好长时间没去西寨，听说西寨这几天唱着戏，这个戏是怎么个唱法？于是，方向盘不打弯，直线走在了通往昔阳西部的公路上。
当时正是伏天过去，秋收未到，地里也没什么活路，农闲了，农民把锄头往墙上一挂，盼望着唱一台山西梆子。西寨正在唱戏，陈永贵出其不意的行动使西寨公社的领导猝不及防。他们也放大心看戏去了，哪防着陈永贵这一手呢？既然他们不在，陈永贵就要找他们。上海牌小汽车在戏台下一出现，公社领导慌了神儿!那里不单是唱戏，还搞着交易，戏台旁边开了老牛市场。陈永贵发火了，地里长起那么多草,可挂起锄头唱戏了，不是不叫你们唱戏，生产怎么样？今年的产量完成完不成？庄稼多大了,锄起来有困难。大锄不行上小锄，小锄不行上手抠，抠一抠就是二两油嘛!还开着老牛市场。有老牛为什么不卖给国家，为什么和河北山东打得那么火热？不是要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吗？这是什么？陈永贵就用这样的语言教训西寨公社的领导。就为这个事，西寨公社的领导回县里受了批评。用今天的眼光看，陈永贵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对这个问题的批评和处理有些过分，但对田间管理的重视程度，至今还是中国少见的。
历来的规律就是如此，功劳和过失常常交叉在一起。
他就是这么认真地注视着自己的基地，一点一滴地关心着自己的基地。经常不断地发掘着从基地里走出来的经验，也十分冷静地纠正基地中存在的问题。
那些时，大寨人苦，昔阳人也苦。冬造平原，要搞水利工程,除了过年，正月十五，“八一”，就没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不过，陈永贵大家都苦在一起，谁也没什说的。三战狼窝掌的时候，晚上开会，白天干活。过年大家坐在家里打扑克，村里的羊工还得上山放羊。陈永贵上了山，从羊工手里夺过鞭子来：“来来来，你们回家和老婆热乎热乎吧，我今日也过过这个瘾!”那些羊工们感激不尽，连说不用不用，还麻烦你。
陈永贵说：“叫你们过年就过个年,你放也是叫羊上山吃草，我放也是叫羊上山吃草嘛!明早上你来点数，少几只我赔你几只!”陈永贵训起人来叫人打哆嗦，可是过年能上山说这样的话，叫这些人听了还掉泪！他有神招，有手段，也有服人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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