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是谁创造了历史的争论，在纷纭复杂的社会中，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根本点：英雄是人民的英雄，有了人民的英雄才有英雄的人民。在大寨，陈永贵和大寨无疑是不可分割的。首先是有了大寨才有了陈永贵。但大寨有了陈永贵和陈永贵在大寨进行的一系列努力，大寨才成了今天的大寨。随着大寨面貌的改变，大寨就不是单纯大寨人的大寨，而是因为时代的需要变成了全国意义上的大寨，陈永贵也就成了全国意义上的陈永贵了。由此陈永贵就由大寨走向全国。
政治命运为陈永贵开辟了一条在全国施展才华的道路，不管这条道路该不该开辟。
陈永贵的地位和声誉直线上升，且不说下级，就是在国家级的这些副职领导人眼里，他也是被刮目相看。在国务院，李先念是诸位副总理之首，陈永贵的外出或回家都要向李先念请假。陈永贵和李先念之间的关系处得十分好。他到李先念家去请示工作或随便聊天，李先念免不了把他留下来吃饭。因此，陈永贵和李先念的关系也就不是一般的关系。陈永贵对李先念既有尊重的一面，又有开放的一面。
相传有一次开罢会，陈永贵和李先念要在一起看电影，原定7点半开演，可是到了开演的时间，李先念还没露头。陈永贵就叫他们继续等。等到李先念入场了，就向陈永贵：“怎么还不开演？”
陈永贵说：“等你嘛!”
李先念“啊呀”了一声：“还等我啊？”
陈永贵笑着回答：“谁敢不等你？”
名人，往往会令人崇拜，令人羡慕。因为他的幸运和成功，自然在别人眼里认为是高不可攀，深不可测。可是，在陈永贵看来，如同头顶上压了一座泰山。
俗话说，不念哪家书，不识哪家字。陈永贵曾经是毛泽东主席称赞的“农业专家”，可这个农业专家是有一定限度的。要说拨弄大寨、昔阳这块黄土高坡，他能够拨弄出一个花样儿来。要说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管农业，这可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干好的！中国这么大，地理条件千差万别，气候条件也冷热不均。到了哪一个地方，那些省里的领导，地区的领导都穿了几十年官衣，闻火药味也比咱闻得多了，你说出外行话，人家听你不听你？再说，中国人受两千多年封建思想的影响，各种各样的落后势力不可能由你几句话就能消除的。学大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那得吃苦呀，流汗呀，人家服不服？
这些，陈永贵都能够想得到。
困难是困难，工作还得干。推广大寨经验要没有困难，还要你陈永贵干什么？中国农业本来是个大问题，要使粮食产量上去，工作还多呐！他就按他的三三制工作方针，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跑！
1973年10月，党的十大闭幕以后，陈永贵按照中央的安排和甘肃、陕西两省的要求，到这两个比较贫困的省视察。他先到甘肃，跑了一些地方，摸了一些情况，出席了甘肃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10月3日下午，陈永贵应甘肃省委的邀请在大会上讲话。他首先介绍了大寨情况，昔阳情况，又针对外地学大寨盲目地搞大队核算和硬性强调收回自留地的问题，具体讲了大寨的实际情况。
说到大寨收回自留地，陈永贵不以一个中央领导的身份出现，而是以一个大寨党支部书记的面目向与会者解释：“那是1963年一场洪灾收回去的。雨下的那么大，窑塌了，地刮了，龙王爷不看你自留地、自留树的面子。我们修复土地，小块变大块，不能因为有自留地、自留树就不搞土地建设呀！所以我们就规定，收回自留地，秋天每人给补60斤粮食。另外，社员吃旱烟的问题集体解决，专有两个人种旱烟。因为取消自留地补贴的60斤问题，有些社员就提意见，说这是瞎子带眼镜。分口粮多分几斤还不行？为这个事，我们还搞了个民意测验，测验的结果：80户里面有75户男女社员都愿意取消自留地，有5户是男的愿意女的不愿意，实际上只有两户半不愿意。最后都表示不要了。”
讲到这里，陈永贵脸色一本正经，态度十分慎重：“集体利益还发挥的不够，你把人家的自留地没收，你把人家的自留树没收，能巩固和发挥社员的积极性吗？那六十条是给你瞎规定的，所以得考虑具体条件，看成熟不成熟。”
陈永贵讲到单位核算的过渡，口气更硬了：“大寨从来就是一个核算单位。你不管群众觉悟，骨干力量和经济条件，马上来个核算单位的变化，盲目过渡，怎么能行？小单位还没搞好，怎么搞大单位？”
陈永贵讲了大寨和昔阳，又进一步讲到对甘肃的看法。他视察了靖远县，表扬了旱坪川的公社书记，说他决心大，气魄大。红土搅沙，不得了，可以变成一年种两茬的千斤田。有黄河灌溉，又是平川，这地方是有潜力的。
陈永贵又讲到定西。那里80%是干土山地，地不平，活土层浅，肥料少不能得到高产。他说这样的条件是适宜搞土的。它跟沙石峪不一样。人家是千里万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就是跑一千里路担一万担土搞一亩田。你们这里呢，是万米深以下都是土，你不用费那么大的工。那么，燃料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如果栽上树，很快就会长起来。树枝做燃料总比那个燃麦秸好吧，怎么不能解决燃料问题呢？
在这次会上，陈永贵不仅讲粮食，还讲到甘肃省的全面发展问题。他说：“你那地一口可种三亩、四亩。这四亩地种粮，那三亩，一亩牧草，一亩养林，这还没钱花？你种那么多粮食，反而又来了一个少，产量少，粮食少。也可能种的亩数少了，就会来一个产量多。因为你用工集中了，肥料集中了，劳力集中了，你怎么能没有钱呢？你怎么能说这不是好条件？我们那里都是石头山，为了在山上栽树造地，打上眼，装上炸药，爆破以后，炸一个窟窿，远处运来土，然后再植树。你这里不搞这吧！不用爆炸也是土，一刨就是土，还不可以植树？还不可以造林？还不能解决燃料？还不能腾出秸秆增加有机肥料？你种上些牧草，种上些树，种上些药材，你腾出这些地不是好加工，好平整么？”
陈永贵觉得说够了，说好了，光说干不起来也是不行的。为让甘肃的同志理解他的意思，他向大家说，“这次会议，省委下了这么大决心，想把这次会议开好。中央领导同志要我来参加，要不是到秋天啦，家里的事那么多，我可来不了。甘肃省委给中央打了报告，中央通知我来，我能不来？”
1973年10月5日，陈永贵到陕西省视察。在陕西省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讲到大寨和昔阳的情况时，总结为延安精神搬到昔阳去了。讲到陕西的问题，口气比甘肃讲话时生硬了，提出不少意见。尤其对南五台公社提出批评：“那里的土壤水利条件很好，为什么不平整土地？看劳力的多少，留一部分地出来，进行加工，平整，改造，第二年种上不一定减产，甚至还要增产！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条件，不知能修多少地。我们要有那么充足的自然条件，那可高兴了，要把它搞成一块块稳产高产田。他说学大寨不能只说大话，得干。大寨1957年亩产320斤，1958年亩产540斤，增加了220斤。到太原开会的时候，说这一下一定是第一名。没想到上不了榜。人家是千斤县，万斤社，卫星队。第二年地委四个同志作检查，说千斤县、万斤社、卫星队空了。所以说说大话不行，得实际干。”
在这次会议上，陈永贵又强调不能随便扩大核算单位和收回自留地的问题，讲清了大寨、昔阳收回自留地和过渡到大队核算的情况。
陈永贵讲话以后，省委书记李瑞山立即表态：“陈永贵同志指出的这些问题，在我们陕西是存在的。我们要借这个东风，在全省掀起一个农业学大寨新高潮。并把陈永贵同志的报告准备整理印发，要求每个生产队都要进行学习，认真对照检查，制定规划，然后向省委写出报告。”
从那以后，各地不断要求，中央也特地安排，陈永贵到各省、市、自治区到处跑，到处看，也到处讲话。他到哪里也是宣传大寨、昔阳的经验，提出对当地的看法。
1974年元月25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三，陈永贵吃完了新春佳节包下的最后一个饺子，双脚踏出了撒满炮竹屑沫的大寨街巷，带着党中央的指示到东北三省视察工作。
在昔阳通往石家庄的柏油公路上，奔驰着两辆上海牌轿车，坐着陈永贵和秘书焦焕成，警卫张银昌，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还有昔阳学大寨运动中的几个代表性人物：李锁寿、赵志武、陈有棠、张斌、李七毛等。这是他宣传大寨精神的又一步高棋，把一张张名牌向社会广泛展览。上海牌后面，尾随着昔阳县的几辆吉普车，那里面坐着昔阳县的几位领导赵满仓等，他们要到石家庄机场为陈永贵送行。临近中午时分，陈永贵一行到达石家庄飞机场。国家农林部部长沙风，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和水电部几位领导已经等候在机场。他们是为陪同陈永贵视察东北三省一早就在北京登上专机，前来石家庄迎接陈永贵的。中午在石家庄吃过午饭以后，飞机就直接飞往辽宁省会沈阳市。
那时候，辽宁省正在沈阳市召开农业学大寨现场会。按照当时的说法，陈永贵要亲临会议，传经送宝，也叫检查指导。他的到来理所当然地要受到辽宁省党政军各方面负责人的热情款待。连街头的大标语上也写满了“学大寨、赶昔阳”的口号，也有的标语上写着“热烈欢迎陈永贵同志检查指导”的口号。从元月26日开始，陈永贵不仅参加会议，还带领他的一行到部分县、社、队参观访问。从元月29日到元月30日，先由陈有棠介绍了石坪大队学大寨的经验；李锁寿和赵志武各自介绍南垴大队学大寨前后的情况；张斌介绍了洪水公社搞工程等了三年，看了三年，算了三年又干了三年的经过；郭凤莲在会上介绍了大寨成长的过程，最后由陈永贵作报告。报告之后，他又召集地委以上的干部座谈。当时，陈永贵每到一地，就看见那里红旗招展，在冰冻三尺中造地的场面。他在会上肯定了辽宁学大寨的成绩，但是他也提出了当时存在的问题：“大年初三就插起红旗造地，是不是摆起个样儿叫我看。要特别注意不能摆花样，要脚踏实地地学大寨，干社会主义不是为了应付哪一个人。”
视察辽宁之后，陈永贵又出席了吉林省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议。在会上，还是和辽宁相同的作法：听取会议的典型介绍，再由大寨、昔阳同志传经送宝，最后由陈永贵作报告。那次的吉林之行，陈永贵着重揭出了吉林省如何改造盐碱地和调挤土壤的问题。
1974年2月3日晚上，陈永贵一行坐飞机到达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市。由于大庆和大寨的特殊关系，陈永贵只在哈尔滨作了短暂停留就坐火车前往大庆市。
大庆和大寨，既没有现实性的交往，又没有业务性的联系，多年来都和对方没有什么了解。只因伟大领袖的一个口号，他们才成了红太阳下的两个兄弟，他们之间的关系才变的那么亲密无间。
1974年2月4日清晨，当陈永贵乘坐的火车停在大庆站以后，大庆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人就走上前去，迎接陈永贵一行。当天上午和下午，陈永贵不仅参观了大庆油田的第一口油井，还在大庆党委负责人宋振民、陈烈民的陪同下，特地看望了铁人王进喜的遗孀。陈永贵和王进喜的相识是发生在三届人大和党的“九大”期间。三届人大为他们的友谊奠定了基础，到党的“九大”期间，由于陈永贵和王进喜相识的机会之多，他们两人也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忠实朋友，以至王进喜生病以后，陈永贵还特地前往医院看望他。王进喜逝世之后，陈永贵也为失去一位忠实朋友感到悲痛。这次陈永贵在大庆视察期间，当他迈进王夫人的门坎的时候，王夫人很受感动，热泪盈眶地同陈永贵握起手来，表示感谢。陈永贵详细询问了王夫人的家庭和身体状况，王夫人又一次表示感谢。陈永贵说，中国甩掉了贫油帽子，不能忘记铁人精神。正因为大庆坚持了铁人精神，才真正做到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上，石油产量才一年超过一年。王夫人激动地说，要说创造条件，大寨比大庆做得更好。当天晚上，大庆油田为欢迎陈永贵举行了联欢晚会，陈永贵、郭风莲一行应邀观看了文艺节目。陈永贵的这次大庆之行就是在互相鼓励和取长补短中离开的。
直至2月5日，陈永贵正式出席了黑龙江省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议。当陈永贵看到黑龙江土地那么肥沃而粮食产量又比较低的情况时，在会上表示了不满之情。他说：“像你们这样的土地要放到我们那里可要打粮食喽！”他披着大髦，戴着皮帽，迎着寒风到各地视察，看见路上那么多马粪就是没有人收拾，而地块里又看不见多少肥料时，在车上就批评当地的一些领导：“你们这地方的人不会种庄稼。庄稼没粪，给人瞎混。路上这么多马粪收拾在地里，产量还能不提高？”当时有不少人就对此表示不理解，说我们这里的土壤条件，还用得着上马粪吗？到后来他们也逐步想开了：土质不错，再加一些肥料不是对庄稼的生长更有利吗？
以后，陈永贵为了解全国的农业情况，尽一切机会到各地视察，更多的是利用各省、市、自治区召开的学大寨现场会议，去宣传推广大寨昔阳经验，指出那里的发展途径。就是在祖国最边远的地区西藏视察工作，发现藏民们收打青稞的办法太原始，太落后，就积极建议他们改用碾压法，提高收打效率。由此使陈永贵逐步考虑到，自己这个领导人该怎么当？从那时起，“三三制”的工作方法就开始在他的思维中渐渐地形成概念。可是，那时中央日常事务甚多，理论学习在中央的上层领导集团中也抓得很紧，他对这些还只是思考，不久又被山西问题占据了他的整个思维。这里只是简略交代一下。
1974年2月9日，当陈永贵还在黑龙江经心探讨北大荒的农业问题时，中央急电通知他当天回京。陈永贵于当天下午坐专机回到北京，晚上参加了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山西问题。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会议责成陈永贵具体解决山西问题，并按照中央的意图既要弄清是非，又要搞好两派之间的团结。
开完政治局会议，陈永贵又在当天晚上接到昔阳的长途电话，说他母亲在和顺生养的那个姓杨的弟弟要来昔阳和他团聚，陈永贵又不得不向周总理请假，于当天早上坐公务车回昔阳招待他的同胞弟弟。那一天大约是农历正月十三，昔阳和和顺一带下起了一场大雪，山山岭岭银装素裹，车辆行人难以通行。但是按照双方的安排已经确定这一天见面。和顺那里有一辆拖拉机把杨家的全家人送至昔阳的边界，陈永贵的司机王天保开—辆吉普车从昔阳边界接到大寨。由于姓扬的家眷们不习惯于坐车，发生晕车后还呕吐在车上。但是为了相见大寨这位红运高升的胞兄，再大的苦头他们也乐于忍爱。陈永贵的家属也在好几天就做好准备，厨房盘起大盆火，准备全家人吃饭。胞弟胞兄相见，难免热泪滚滚，回忆母亲抚养他们的一些旧事。他们相见之后，陈永贵只带他们观看了昔阳县城街头的灯火晚会，其它事情委托给妻子儿女，他忙于解决山西问题和中央的日常事务，又于2月12日晚上乘公务车回到北京。
回北京后，陈永贵多次参加和听取了山西各方面领导的来京汇报，又带着中央的精神回到太原，具体解决山西问题。他花费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多次主持会议，传达中央的有关指示，采用多种形式引导山西两派正确对待自己，也正确对待对方。在此期间，因为山西的派仗打了多年，问题之多，范围之广，很难一碗水端平，在1974年4月中旬的一次发了脾气，甩下山西问题不管，决定回中央。在回京途中，陈永贵没有按规定坐公务车，而是买了一张卧铺票回京报销。这事被中央警卫局发现以后，就立即向中央报告。
回京第二天，周总理把陈永贵请到中南海，首先提出了纪律问题：“陈永贵同志，你为什么回京不坐公务车？又不向中央打个招呼？出了问题怎么办？”陈永贵坐在沙发上，和过去见到周总理的表情大不相同，情绪低落，呆若木鸡，没心思抽烟，更没心思喝茶。当周总理一副严肃的面孔对准他的时候，他长时间无从开口，几番几次地想过之后，他才放大胆坦白他的难处：“总理，我不是不接受中央的任务，但我水平太低，很不适应这项工作，山西问题，我解决不了！”周总理的脸色平静了一点，偶然抽过一口烟之后，语重心长地说：“山西问题还是你解决合适，只要站在党性上，不要站在派性上，山西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主席有一句名言，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嘛！山西问题能不能解决，就看你有没有斗争精神……”陈永贵两眼挂花，他不愿意给总理增加负担，不得不接受总理的指示，第二天又坐公务车回到太原，直到1974年7月16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山西来京的负责同志，并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下达了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山西问题讲话要点，使山西局势基本得到稳定。
陈永贵文化水平不高，在中央工作又缺乏经验，但他能不断听取老同志的意见，又能经常宣传大寨精神，中国农业还是逐步发展的。在学大寨形成高潮的那几年，就出现了山东，湖南等地靠学大寨改变贫困面貌的可喜局面。山东鱼台县八年粮食产量增加2.6倍，湖南修县干部参加集体劳动蔚然成风。尽管他是一个提不起笔杆子的农民，但他却具备了一个常人预料不到的头脑，说话很有逻辑，总结很有条理，讲一个问题讲得都使人服气。除了人们听熟的“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平平稳稳改变不了面貌”和“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的论点外，他对天灾也有一种辩证的分析。比如遭灾了，他就是这样教导他的部下的：“对于灾害，会看的看思想，不会看的看庄稼。”有时他还表现出一种乐观情绪，说“年年有灾，不能年年挨打。”为了鼓起抗灾的勇气，他甚至还用文学家的语言去解释灾害：“遭灾受损失，就好比向老天交学费。交了学费，就得向老天要学问！”这样就把人定胜天的思想表达出来了。
按照分工，陈永贵本来分管农业，但是国难当头，陈永贵也要协助中央处理其他事务。1976年7月26日，发生在唐山的一场大地震对陈永贵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那时候正是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相继去世，毛泽东主席又处于病情危急的关头。作为中央地震慰问团团长的华国锋不可能到现场坐阵指挥，而作为副团长的陈永贵就亲自坐阵唐山，和唐山人民一样经受灾害的考验，具体指挥救灾，又一起住进帐篷。那时候，全市有80%的人受伤，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30多万人。陈永贵不仅走遍唐山全市，还对郊区迁安、玉田等都一一考察，作出救灾决策。一个月之后，在陈永贵的指挥下，抗震救灾工作圆满结束。
这就是陈永贵留在全国各地的足迹。在他的脚下，可以看到许许多多扎实、有力的印记，也浮现出一些弯弯曲曲的痕迹。政坛生活八年的岁月中，留在陈永贵身上的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苦恼。但是，当后人们重新打开社会档案袋在寻找陈永贵时，往往带来一片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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