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15日向陈永贵走来。这个日子为陈永贵带来了动力，带来了压力，也带来了活力。由他创业起家的大寨和昔阳为显明的招牌，以党中央的名义出现在这里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在陈永贵所走过的路程上无疑又是一个里程碑。
这次会议是由毛泽东主席提议，政治局通过做出决议的。这就决定了这次会议的规模，声势与级别。为开好这次会议，主持全国农业工作的华国锋、陈永贵两位副总理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华国锋所作的报告由胡乔木主持起草。报告成稿后，华国锋很满意，表扬他文章写得好，抓住了中心。胡乔木说：“是大寨精神鼓励我写出来的。”有关大寨、昔阳方面的材料，包括中共昔阳县委副书记王金籽的报告，郭凤莲的报告，以及昔阳县的几个典型材料由宋莎荫和他的写作班子起草。宋莎荫对这些材料信心很足，又有一般记者不具备的才华，在不足二十天的时间里就拿出了所有会议需要的材料，晚上加班常常在两三点钟以后，由于过度疲劳，拿出材料后就住进了医院。
这个会议要由全国2300个县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出席，共3700多人。
一个小小的昔阳县城，从哪里找到容纳3700人的大会堂呢？不过碰巧，刚刚筹建的昔阳拖拉机厂有一个庞大的车间还没有安装，会议就决定在这里召开。会上发给每人一个小凳子作为座位，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一个县城，要召开3700人的会议，吃饭和住宿也是个问题。山西、晋中、昔阳在这方面也作了很大的努力，全体会议代表的吃饭、住宿也得到妥善处理，不少代表住在离城四里远的工厂企业。
会议未开之前，华国锋提前赶到昔阳，住在第二招待所，检查会议的准备情况。陈永贵因接待江青也提前回到大寨。9月15日会议开幕之前，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和政治局的姚文元、吴桂贤等人也坐飞机赶到会场。会议由华国锋主持，陈永贵致开幕词。陈永贵的出场无疑是与会者注意的中心。由他开辟的事业惊天动地，也决定了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地位。使与会代表更为关注的人，是会上将要代表中央发表讲话的邓小平。全农会的召开，是邓小平重新工作后第一次在大场面会议上露面，许多老干部都想听一听他的演说。当华国锋宣布邓小平讲话以后，全场的掌声雷鸣般地爆发出来。邓小平几次招手停止鼓掌，掌声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来愈大，接着全场有不少人站起来鼓掌。一些当事人介绍，当时有不少人掉下了眼泪，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这么多的老干部真不该打倒。掌声过后，邓小平不看讲稿，开始了他的讲演：“我这个人对农业基本上是外行。内行是陈永贵同志、华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永贵同志、国峰同志和在座多年搞农业的同志，把这个会开好。通过这个会议，大家带头把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普及到每一个角落。”
随后，邓小平慎重宣布：“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个会议表示热烈的祝贺，并且转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对所有同志殷切的期望！”他谈到形势大好，形势逼人。说现在已经有拉后腿的现象。他严肃地批评了贵州、四川。说我是四川人，我们四川就是有这种情况。不只是四川，各省程度不同，也有这种情况。
邓小平从学大寨的面上又讲到了点上，他说：“大寨有个广积粮，昔阳有个广积粮。所以有个真学、假学、半真半假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讲得就更加具体了：“学大寨，请大家注意，不要只看到粮食产量。要研究大寨、昔阳的一些具体政策。”他着重讲了大寨的评工记分办法，号召全国都来学习和借鉴这个经验。
通过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细心的人可以观察到在那个特定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些值得研究的情况。那次会议的主席台上坐着邓小平、华国锋、陈永贵，也坐着江青和姚文元。实际上形成了两个阵线。邓小平讲话刚开始的时候，江青就插话：“邓副主席是主席亲自派来的。”邓小平讲了几句话，江青又插话：“主席要邓副主席在会上讲几句话。”邓小平讲了全国的农业情况和表扬了大寨、昔阳的战天斗地精神，说到：“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县像大寨、昔阳那样，粮食就没地方搁了。”他的讲话受到全场的欢迎。
当时正是邓小平和江青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在这次会议的开幕式上，本来没有安排江青讲话，但江青搞了突然袭击，要在会上讲几句。她明知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不来参加会议是中央决定的，却又说各省第一书记不来开会是不重视农业。她对农业讲了不多几句，调子便一转，转向当时正在开展的政治运动评《水浒》问题。这次她还是讲《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中央就有人架空毛主席。”江青的矛头所向，参加会议的人不一定很清楚。但是邓小平、华国锋、陈永贵、姚文元这些人心里是清楚的。所以，当江青提出要印发她的讲话稿和放她的讲话录音的时候，华国锋就不同意，及时向中央作了反映，又通过中央报告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听后，批评江青：“放屁，文不对题。”并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毛主席还安排人打电话告诉华国锋，在大会上不要放江青的录音，也不要发江青的讲话稿子。华国锋还安排王谦，山西也不要放。
由于江青的喧宾夺主，制造混乱，更引起邓小平的不满。全农会开幕式结束以后，邓小平应陈永贵的要求，去大寨住下。邓小平去过两次大寨，第一次是重新工作后的1974年6月25日，他陪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穆萨·特拉奥雷上校访问，当天就离开了大寨。这次，他本来准备住下，恰恰在大寨遇见了江青，只上山走了一圈就离开了。
全农会在昔阳开幕以后，会议代表又到大寨和昔阳的重点社队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上进行了参观，又转回北京召开。
会议回到北京以后，华国锋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报告分“普及大寨县是全党的战斗任务”，“建设大寨县，县委是关键”，“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等五个部分。重点是“建设大寨县，县委是关键”，提出了建成大寨县的六条标准：（一）有一个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团结战斗的县委领导核心；（二）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能够对资本主义活动进行坚决斗争，对阶级敌人实行有效的监督改造；（三）县、社、队三级干部都能够像昔阳那样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四）在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方面，进展快，收效大；（五）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穷社队的生产和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中等社队现在的水平；（六）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增产数量大，对国家贡献多，社员生活逐步改善。谈到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时，华国锋提出妥善解决巩固发展集体经济的四个问题：收回外流单干的劳动力；把分散单干的工匠组织起来；把社员超过党的政策规定多占的自留地、开荒地收归集体；纠正分配中不留积累，分光吃净等倾向。这个报告是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报告刚完，江青就表示不满意，指着华国锋和陈永贵说道：“这个报告嘛，说得轻一点是修正的！”对于江青的指责，华国锋和陈永贵不置可否。华国锋在报告完之后就送给毛泽东主席审阅，毛主席看后，当晚在报告上圈了个“阅”字，就从中共中央（中发1975、21）号文件下发。文件的标题在“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之后加了“苦战五年”四个字，传达到各基层组织。
在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问题上，“四人帮”和邓小平、华国锋出现了严重分歧。首先暴露在如何宣传的问题上。当时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宣传全农会精神，《红旗》杂志也把目录列上了，姚文元在审查目录时，看到这一条目录，提笔勾掉了，说了声“不要登了”。他又对人说：“我是不想老登那个了。”不几天，他又对《人民日报》下达指示：“不要什么也登大寨的，对大庆的宣传也要慎重一些。”姚文元本来也参加了全农会，对毛主席的意图也是清楚的，会后这种态度，表面看好像有一点合理的成分，但也分明反映了他对这次会议的态度。
全农会之后，“四人帮”先是以评《水浒》问题对准邓小平，后又批三项指示为纲，直到邓小平下台。张春桥对搞基本路线教育，“建设大寨县，县委是关键”等问题表示很不满意。提出“省委是不是关键？还有中央呢！”说整党整风是“形而上学”，派工作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桃园经验翻版”。1976年4月，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准备发一个通知，肯定中共中央1975年21号文件，肯定农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整党整风、派工作队下乡是正确的。张春桥不满意，气势汹汹地在政治局会上说：“谁知道基本路线教育正确不正确？反动路线把工作队员赶下去，不让人家回机关造反行吗？”又说：“现在不能再按中央21号文件的部署办了！情况变了！”由于这样，会议形不成决议，文件更发不出去。在1975年5、6月间，国务院决定由农林部召开北方三夏生产现场会和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陈永贵受中央委托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社教运动的重要批示，重申要认真贯彻中央21号文件，强调支持各级党委的工作。上海和苏州的一些人就说陈永贵不能代表中央，他的讲话也是“彻头彻尾的唯生产力论”，成了批判邓小平唯生产力论的具体内容。所以说，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在全国产生了作用，但并没有全部行通，所以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批判“四人帮”其它问题的同时，也把这些内容作为反大寨的具体材料批判。在“四人帮”倒台后两个月，由华国锋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决议，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由华国锋主持，陈永贵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会议以“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等五个问题，批判了“四人帮”，肯定了第一次全农会以来全国出现的好势头，又进一步重复了建设大寨县的重要意义。当这次会议把陈永贵推到一个更高的台阶的时候，它就把这位大寨的创始人打扮得更引人注目，成了全国意义上的陈永贵。由此他就讲到在第一次全农会以来，“学大寨的先进县成批涌现。山东、江苏、安微等省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他具体例举到，“山东1975年比1974年，粮食产量增长了54亿斤，今年又比去年增长了55亿斤。即使在‘四人帮’干扰很严重的地方，也有很多县坚决顶住了干扰，坚决贯彻中央21号文件，坚定不移地学大寨，取得了新的成绩。”在这次会上，陈永贵按照毛主席生前所提出的1980年全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指示，又一次提出“要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问题。表扬了河北、山东、广西、江苏、湖南、安徽办五小工业的情况，宣布1975年全国已有90％的公社，60％的大队办了80多万个企业。事实上，这个口号的提出对后来的农村工业化有推动作用。他首先在大寨公社办起了几个企业。山东、江苏等一些沿海地区的社队企业也是从那时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加上三中全会以后搞活经济的政策，发展为现在的农工商联合体；河北获鹿县高迁乡东街村过去是一个人均70元收入的穷村，他们在生产粮食的同时，由一个焊条厂发展为一个全国少有的钛铁厂，产量占到全国的45%，全村的人均收入也达到1200元，所有这些，都不能忘记大办五小工业的动力，加上后来的政策。在那次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新任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特意宴请郭凤莲和昔阳县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李喜慎、陈永贵作陪赴宴。华国锋和他们交谈了同“四人帮”作斗争的情况，讲了新形势下大寨和昔阳如何前进的问题。他说：“现在毛主席虽然逝世，但‘四人帮’还是打倒了，我们可以集中精力学大庆、学大寨了。”李喜慎在饭桌前表示1977年全县粮食产量达到3亿斤。华国锋很高兴地一拍膝盖：“好！就得有这种精神！”并且举杯祝贺大寨、昔阳不断前进。
这就是陈永贵坚持集体经济，一大二公思想体系在他一生中的具体表现。他的这种主张不仅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的同意和两届中央政治局的通过，而且他本人还能代表中央向中央各部门和各级党政部门提出，作为当时压倒一切的任务来抓。在他走向中国高层领导集团以后，也进行了具体尝试。一个农民，在各次政治运动和大的问题上久战不衰，得到共产党领袖集团的信任，这是不同于其他劳动模范的显著特点，这里不能不考虑他的特殊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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