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昔阳西水东调调出来的一串串故事，已经在人间流传了十多年时间，至今没有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尽管调不到陈永贵的理想境地，它却调成了一副使人流连忘返的“名画”。就在大寨红旗一落千丈之后，凡来大寨访问的外宾和名流，差不多都要提出参观西水东调工程的要求，可见西水东调非同寻常。
要说昔阳的水利工程，最先还不是从陈永贵身上开始。多少个年月，多少个朝代，昔阳人民受尽了没水的苦头，经历了干旱的煎熬。民国九年，昔阳出现了特大的干旱，庄稼全部被枯死，饿死了成千上万的百姓。1972和1973年遭受的特大旱灾，昔阳人民若不是发扬千里百担一亩苗的精神，真有饿死人的危险。那时在昔阳，20个公社就有15个公社严重缺水，有一百多个大队在干旱的季节要翻山越岭外出讨水吃。瓦印公社的群众一遇春旱，往往要翻过海拔一千多米的大山，往返三十多里路去套掌和黄岩挑水，电影《老井》的抢水场面就是昔阳的一个真实写照。昔阳民间曾经有这么一个顺口溜：“因为咱村没有水，想找对象没人给！”如若要打捞昔阳缺水的故事，真比一部优秀小说还要引人入胜。
为了解决水，五十年代的县委曾经带领群众兴修了几个水库，缓解了一部分地区的缺水问题。昔阳人民曾经为这些水利工程编出了一首歌谣：“五个大水库，一个赛一个，又发电来又养魚，水浇千倾禾。”当时这五个水库虽然没有全部修成，但这首歌也确实能够反映昔阳人民的心声。清代昔阳大进士李光宇在为昔阳修撰县志的时候，曾引用山西通志的一句话，给昔阳下了“不宜设渠”的结论，但在共产党领导下不几年，昔阳就向水利化进军了。
陈永贵上台以后，一个“水”字在他身上更是缠绕了好几年。周总理“三年大旱怎么办，十年大旱怎么办”使他念念不忘。昔阳十年九旱，抓水是一件大事情。北方地区十四省农业会议以后，他冒着风雨下丁峈，上沽岭，叫水利部门的技术人员找出合适的水源，最后确定把位于昔阳西部的潇河水调回来是一条出路。可是调潇河水还有一座大山挡住，只有穿山打洞才能送下水来。原昔阳县老县长高秀宝回忆说，这个工程在六十年代就有人勘察、设计过，但由于工程量相当大，耗资也相当多，谁也不敢轻易拍板，这样一个伟大工程只留于图纸上。正由于此，陈永贵这个主张在县常委会上没有得到统一，因为工程太特殊，怕干不下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使陈永贵心里定了砣：全国人民都盯着你昔阳，你昔阳还保持现状，不是要落后吗？林县能搞出红旗渠，昔阳难道就干不成西水东调吗？
因此，西水东调的故事就从这里走出来了。进入八十年代的人不管从西水东调的隧洞里打捞出什么样的传说、趣闻，都离不开这个原型。昔阳共有40万亩土地，到学大寨运动中，已经发展到水浇田4万亩，陈永贵在县常委会上拍板：搞出西水东调工程以后，要发展10万亩水浇田！
10万亩水浇田！陈永贵的又一新招！
当陈永贵的这一个新招在沽岭山放出光华的时候，一座不太受人注意的沽岭山出现了水利专家们的测量伙器；出现了山西省水利局的有关领导，出现了中央首长对西水东调大力支持的消息！西水东调工程方案很快地写在了昔阳的大地上：投资5000万元，沽岭山西部的庄窝水库容水6000万立方米，修一条180公里的干渠，凿一条37华里的遂洞，成为天下的第一流工程！
随着西水东调工程方案在昔阳大地上问世，沽岭山的工地上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往返着卷起尘土的汽车、碾压机、铲土机，学大寨的歌声撒遍了整个工地，具有凝聚力的锤声相互比赛，县委领导到现场办公，宣传部门到现场鼓动，沽岭山中的隧洞里也开进了阳泉矿务局的支援队伍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10万亩水浇田成了这次“旅行”的终点站。
可以这么说，没有大寨这块基石，没有陈副总理这张大牌，就不可能绘制出这么一张西水东调的蓝图！正由于在昔阳的档案袋里出现了这么一个举世惊人的记载，才震动了那些学者、名人和国际上那些勇于探索的人。他们为了亲自透视西水东调的真相，曾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一切阻力去西水东调现场，目睹它的真实情景。不管它有多少成功，不管它有多少失误，它在漫长的历史上和整个地球一样生存。
在西水东调工程的序幕拉开以后，沽岭山下的崇家岭出现了一位来自省城太原的专家——省水利局副局长刘锡田。陪他视察的是主持昔阳日常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李喜慎。
出于对昔阳的关心和支持，刘锡田局长每到一处，都要真诚地了解这里的水文地理情况，发现问题也要满腔热忱地提出意见和建议。这里，社员们利用一股水兴建了两个发电站，发电以后又白白地浪费掉了。刘锡田看着看着，掏出电子计算器算起来了。算着算着，他的脸沉下来了：“老李，这一笔账值得算啊！你看这水流得不大，每年要跑掉二千万立方水啊！把两个郭庄水库（本县一个大水库）丢掉了！是不是搞一个水库呢？”专家的建言引起了李喜慎的高度重视，他当即指定县水利局技术员高启祥实地测量，进行设计。在崇家岭下面，原来就有一个小水库，叫杏庄水库，容水量有300万立方米，加上发电用水二千万立方，准备搞一个3000万立方米的大水库。经过测量，这里只适宜搞一个1000万立方的水库，如果要达到容水3000万立方的大水库，大坝就得修到杏庄村前面。这样，杏庄村就潜伏着一种不安全感。这事只有陈永贵才能拍板了。
1976年冬，关山水库定点现场办公会议在安平公社杏庄大队召开。在简陋的会场上，坐着现场办公的县委领导、外地的专家。他们都耐心地等待着陈永贵的重要指示。陈永贵是专门请假从中央回到昔阳。当他出现在会场的时候，尽管脸色有些冷峻，却不是一道命令往下传，而是一副商量的口气：“我这次回来，是和你们商量来啦。在位的除了领导以外，都是专家、工程师。有中央地质设计院的，煤炭设计院的，水利设计院的。在位的有80多人，我提一条意见，你们提一条意见，还80多条哩！以我看，原来选下的坝址不安全，还有一个村的人呀，是不是干脆把杏庄这个村往前移一下，坝址再往前走一走？无非多开点资吧！”
陈永贵一表态，刘锡田首先举双手赞成。接着，在位的其他专家们也表示支持，又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不久，山西省委也表示支持这个建议，方案很快就形成。
1977年春，刘锡田到平定县视察了水利工程以后，又看了昔阳关山水库的施工方案，提出要模仿平定的打坝经验，先筑坝，坝上走公路，上面加渡槽，一举三得，既美观，又是一个风景区。
1977年6月份，中央水电部贺总工程师莅临昔阳，很严肃地提出：按平定的经验，吊装设备跟不上，地形也怕渗漏。最好搞陕西堆石沥青石坝比较保险，坝上又有渡槽，又是公路。
最后的定砣就定在贺总工程师这里。于是，县委常委除贾火林值班以外，全部到工地办公，和群众一起打地铺，吃玉米面饭，也和群众一起开山打石，边干活，边指挥；县级机关，厂矿一面坚持工作，坚持生产，一面抽掉数千人开山打石，修造石坝！整个安平川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和太阳一同上工，和月亮一同收工，没有任何人觉得这是什么怪事，也没有任何人觉得辛苦。都一个心眼盼着水，一个心眼盼着10万亩水浇田！记者的宣传，领导的鼓励，关山水库的业绩扬名山西，扬名天下。
1977年夏天，中央水电部又来了一位专家，抱着负责的态度，对整个西水东调工程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视察。他得出的结论是，庄窝水库水源和地理情况都不行，唯一的办法是把和顺县马房的水调来。昔阳水利部门也建议要调马房水。这样，就得把容水6000万立方的水库改成容水1亿3000万立方，水库移到广阳村。这个设想之惊人，连李喜慎也不敢轻易地表示支持或者否定。如何？还得看陈永贵的统率才华和气魄。
李喜慎的声音送到北京陈永贵的寓所。北京来电，传来了陈永贵的答复：“这事要看有没有科学依据，先叫他们测量一下，搞个预算，看行不行！”
不久，水库改建的方案得到山西省委的大力支持，省委书记王谦、王庭栋到工地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水库扩大不仅增加了蓄水量，而且也减轻了晋中平川的洪灾，一举两得。据传山西省委对扩大水库容量还有一个打算：凡容水在一亿立方以下的工程都由本省负责；凡容水在一亿立方以上的工程都由中央负责。如果西水东调工程能够得到中央的支持，谁还能再说二话呢？
事情到了陈永贵那里，他更没什么说的。10万亩水浇田是他身上的一根主骨，只要实现了10万亩，他就心安理得。
不久，这个世界第一流工程也得到李先念、余秋里和其他中央领导的支持，列入国家项目。
在北京，正在召开一个农业方面的会议，主持昔阳日常工作的李喜慎出席了会议。会场上也出现了中央水电部部长钱正英。钱正英和李喜慎一见面便话不投机，三句话不离一个“水”字：“我在昔阳看见了大禹治水，你们治水的胆量还不小嘛！你敢干，我就敢支持！给你三个师的部队去帮助，怎么样？”李喜慎一听，被吓了一跳：“我的工程再大，可也容不下三个师的力量嘛！谢谢钱部长，领导的好意我领，可是我实在安排不了三个师的工作啊！我一个师也不打算要！”
在此期间，陈永贵也间断性地回昔阳视察。他每到一处，尾随着记者、摄影师以及省、地、县的各级领导。谁也想实地了解西水东调工程，谁也想在西水东调上沾一份荣誉；西水东调成了人们的美谈。陈永贵的声誉又随之提高。按中央的决定，1980年召开全国第三次农业学大寨会议，西水东调是献礼工程！
西水东调成了昔阳的掌上明珠！
在昔阳县革委招待所的会议室，坐着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省委书记王谦、王庭栋，地委书记李韩锁，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等人。王谦着重安排西水东调工程如何向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献礼的问题。王谦开始讲话就离开了坐位，在他的下级面前挥动着手势，言词也比较强硬：“1980年要召开第三次全农会，到那时能不能通水，叫全国各地的领导看你什么？李喜慎你要集中精力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西水东调工程不单是一个昔阳的问题，已经成了全国的问题了。省里、晋中都得考虑。李韩锁你要考虑晋中的事情怎么办。凤莲要考虑大寨。至于开会人员的接待住宿问题，你们就不用管了，由我负责。我已经把话说清楚了，如果谁误了事，就向党中央交待！这不，陈副总理在此，都明白了吧！”
王谦发号施令，首先给李喜慎带来了难题。他向王谦请示说：“王书记，你给我的任务，我不打折扣，可劳力、时间、住宿各方面都有问题。就劳力满打满算，到1980年也有困难。而且还有些特殊工程一时还干不了。就为这些，南干渠才不敢开工。”王谦哈哈笑了，说了一顿勉励的话，但态度不变。
西水东调工程牵动了从中央到昔阳的各级领导，他们都愿意为这个工程献出一滴心血。老县长高秀宝向笔者介绍说，他每次到省里批项目或者批资金，省里那些领导没有一个不主动的。他例举了一个省计委主任后来成为副省长的人叫贾春芝。老高说每逢找到他，他当即就要召开会议研究、定案。贾春芝有一次还对高秀宝说：“你们有事就上来找嘛！”
高秀宝问：“找谁？”
贾春芝拍拍自己的胸脯：“找老贾！”
一个西水东调工程和全国的大局连在了一起。当1980年向西水东调工地走来的时候，它被舆论界从九天上“迫降”下来了。《人民日报》于1980年6月15日发表社论，题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其言词强硬，态度明朗，是一副批判和彻底否定的口气：
“山西省昔阳县的‘西水东调’工程搞了四、五年，投工近五百万个，耗资达几千万元，最近终于下马了。这是农田水利建设中一个极为沉痛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
近两年来，它每年占用山西省水利经费的十分之一，征用的劳力包括昔阳县各社队的民工，机关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工人和教师，还有阳泉矿务局的煤矿工人，解放军工程兵的指战员，真可谓不惜工本，不惜民力。据估算，全部工程完工后，每亩水浇地成本将达一千多元。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不问土质、地势、生产习惯、技术条件等具体情况，统统强调抓粮食，弄得宜林不林，宜牧不牧，宜果不果，宜渔不渔，不但不能扬其所长，反而强人所难，趋其所短，结果是‘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这种‘一刀切’的错误方针，表现在农田基本建设上，突出的就是到处硬搞整齐划一的‘旱地改水田’，硬搞‘人造平原’、‘水平田’、‘海绵田’，硬搞‘连成片、一条线’的园田化。大量的人力，大捆大捆的人民币耗费在收益很少的黄土搬家上。甚至不但没有收益，反而破坏了生态平衡，贻害子孙后代。
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不可能拿出很多钱向农业投资。无效的投资我们花不起，有效投资我们也要精打细算。像昔阳‘西水东调’工程，且不说它本身是不合理的，它实际上是抢占别人的水来浇昔阳的地，就算它有一点合理成分，但是花一千元建设一亩水浇地，也是我们花不起的。即使减去一半，用五百元建设一亩水浇地，我们也建不起。用这种办法来搞农业，只能越搞越穷。
昔阳‘西水东调’工程弊端丛生，工程技术人员意见很大，为什么能够说干就干，并且一搞就是几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三年以后才停下来呢？这里，另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我们有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官做大了，自己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又不听取专家的意见，偏要号令一切，指挥一切，甚至用个人的善恶来左右一切。而上上下下，又有那样一些同志捧着他，护着他。明明他的主张荒谬，却要连声称赞，执行不误……”
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同时，新华社记者也发了重要消息，题目是《投资巨大收益少，劳民伤财效果差，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决定缓建》。
在文章和消息发表之前，昔阳西水东调工地还有惊天动地的锤声，枪声，你追我赶的比赛声，和往复无穷的汽车、吊车、铲车声……。一股冰冷的大水从天而降，西水东调的火灭了，工停了，人心凉了。当上级发来停工的紧急电报以后，工程指挥部负责人的脸色也苍白了。他们曾在电话上向省里苦苦地请求，说杏庄水库将要完工，安平山上的渡槽刚搭起架子，实在停不下来，是否推迟几天，把这两项工程结束一下？不然经济损失太大！得到的回答是，因为报纸发表了文章，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停下来，不能考虑经济损失。在笔者来访时，不少人分析说，因为当时考虑的是政治上的成败。
不知情的人们当初不相信因为一篇文章就要把一个将要扫尾的工程停下来。有一些记者也不相信这回事，我便找到工程指挥部的当事人，县水利局和退下来的老县委领导李喜慎、高秀宝，采访的结果果真如此，多少人就为此事深感遗憾！
西水东调被迫停工以后，更可怕的风雨冰雹从天而降，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一次又一次的谴责，把西水东调批成了万恶的罪证。西水东调再也不是向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献礼的明珠了，而是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而打入九地之下，甚至一些舆论工具还提出西水东调的主要负责人（指陈永贵）应负刑事责任。
我不知道对这个政治风云变幻中的工程该怎么评价，也不知道历史将会对它作出什么样的结论。但是，笔者了解到的是，随着西水东调工程的沉浮，昔阳10年学大寨兴修的800多处水利工程大部分被破坏，山西不知有多少水利设施遭到夭折，连全国出名的一些水利工程也受到损害。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就是因为“消费刺激生产”的指导思想干了这么一场蠢事。当时的一些决策人就说：“我要用兴修水利的钱搞林业和其它，工作早就上去了。”言外之意，他不主张搞水利。因为批判了“大捆大捆的人民币耗费在收益很少的黄土搬家上”，否定“旱地改水田”，否定了“人造平原”，“水平田”，“海绵田”，说是“破坏了生态平衡，贻害了子孙后代”，农业投资也因“花不起”而一减再减，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放任自流，而大捆大捆的人民币耗费在楼堂馆所上，使生产成为恶性循环，难怪今天的农业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不过，经过10年后的实践和反思，西水东调工程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文章批评的工程布局不合理和一些项目有摆花样的问题是存在的。这些问题尽管陈永贵过世，我们活着的人也应该吸取教训。但是，昔阳西水东调仍不失为昔阳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就在批判西水东调的话茬落音以后，陕西省委书记霍土廉来昔阳，和已经下台的李喜慎谈话。霍土廉询问了李喜慎的身体和思想状况以后，笑着问：“喜慎，西水东调是怎么搞起来的？”李喜慎向他介绍了西水东调工程的提出、测量和施工过程以后说：“霍书记你来山西是干什么的？不是为了把山西的工作搞好？老陈也是考虑昔阳的前途嘛！上边有人给钱，老陈为什么不干？如果再给钱，昔阳还要开南干渠哩！”
霍土廉听着听着，眯眯笑了，问他还有什么情绪？李喜慎提出，对报纸上的批评不接受。霍土廉安慰说：“无非是个宣传工具嘛，上边对这事没有下结论。”
西水东调尽管被批评为“蠢事”、“霸道工程”、“劳民伤财”，但它至今还为昔阳老干部和昔阳人民所怀念，也是陈永贵生前一直念念不忘的心病。当疾病无情地折磨着陈永贵的时候，陈永贵含着眼泪对前来看望他的李喜慎说：“喜慎，我不可能看到西水东调通水了，在我死后，你只要有机会，还是要求领导把工程恢复起来，不要白白丢了国家这些钱。”
李喜慎回忆陈永贵这段话时说，老陈的话音是微弱的，但话茬是坚定的，话意是深刻的。
西水东调的浮沉也引起社会上的不同反响。当年被人们所称的“一件蠢事”、“劳民伤财”、“霸道工程”，经过十年的验证，更清楚地看到，昔阳人民需要它，寿阳和其他县的人民也很需要它。几篇文章就导致一个工程下马，是不是更大的蠢事？它并不是有损失于昔阳，而是损失了国家的大笔资金！据西水东调工程的一些负责人说，假若当年不停工，趁热打铁，至多再花2000万元资金，全部工程就可以结束。如果现在第二次上马，且不说国家资金还短缺，就是资金十分充足，再拿出5000万元资金，工程也不可能配套。工程被迫下马以后，省水工队不得不搬家，许多施工设备不得不调走，施工所需的材料也付之东流了。因为隧道已经打通，关山水库只留下一些扫尾工程，从1984年以后，国家也几次拨出专款，对关山水库进行扫尾配套。关山水库已经蓄水，解决了几个工厂用水和安平、城关、李家庄三个乡镇的人畜吃水。对此，李家庄的农民说：“上坟烧纸要先给老陈点上一封！”但是，人们关注的龙门水库依然是一个历史的展览品，就现在的环境，根本无法恢复这项工程。即使上面拨出一些专款，也因政治观点不同被扣押。据说有一年，上级给昔阳拨去400万元水利款，晋中一个副专员为了跟大寨划清界线从中抹去，使昔阳应该进行的项目不能进行。
带着这个问题，笔者特地走访了当年在西水东调战斗过的老领导，请他们谈谈对西水东调工程停工的看法。笔者首先找到李喜慎。李喜慎说：“我至今还认为西水东调工程是造福于昔阳的工程。不过站在今天的高度上来回顾过去，也看到工程中的问题。但是，就说把这项工程彻底否定了，它已经干得有了个眉目，不该因为它有错而停工呀！这么一停，最终的损失还是国家。”说着，他失望地叹口气，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笔者又找到当年西水东调工程的总指挥高秀保。老高正抱着孙子看电视。我问他西水东调是不是霸道工程，劳民伤财？老高说：“人的嘴是活的，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请他谈谈看法，老高生气了：“昔阳境内流出来的一股水，昔阳人把它蓄起来，怎么能说霸道？说劳民伤财，我不知道。我倒问问你，红旗渠是不是劳民伤财？平定的东水西调是不是劳民伤财？如果说搞一个水利工程就是劳民伤财，以后不要搞啦！”
笔者还想多听几个人的意见，便找到当年在西水东调工程上战斗过的水利专家，现在的水利局局长曲润生。笔者问他：“报纸对西水东调评为霸道工程有没有理由？”曲局长说：“倒是有一点：为修龙门水库把广阳大队从寿阳划回昔阳是有点霸，其它就没有了。”看来，他的看法和两位老干部的看法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为龙门水库就在广阳大队施工，把广阳划回昔阳是可以理解的。笔者觉得局长的分析更客观、更现实，便得寸进尺：“老曲，报纸说西水东调工程一上马，就截去了20%的潇河水，下游的水利设施就得全部报废，你说说有没有道理？”曲局长说：“你可以看看地图嘛，昔阳是潇河的最上游，整个潇河多么长，潇河在昔阳境内有多长？怎么就占了20%的水？怎么就使下游工程报废？”
得了！怪不得社会上对西水东调的停工有这么强烈的反响。这些文章写得不公道嘛！说西水东调是政治工程，只要是为了适应某种需要，不管工程需要不需要停就得服从某些人的意图。可以这么说，昔阳如果没有大寨，如果没有陈永贵，西水东调工程不可能搞到这么大的规模，国家也不可能付出这么多的资金。但是，西水东调毕竟是解决昔阳缺水的必由之路。笔者在县水利局了解到，随着地下煤矿的开发，昔阳的水位还要下降，将来昔阳且不说实现水浇地，连人畜吃水也无法解决。如果采取其它办法，投资比西水东调更大，更花费不起，唯一的办法还是走西水东调的途径。
水，是昔阳人民面临的最大危机，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社会问题。
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水利工程属于国家财产，应该由国家保护。西水东调沉浮有十年时间了，功过是非已经经过历史的检验，社会会给予正确的答复。到那时，社会会捧出毛泽东的两句名词：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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