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走了。他带着老婆宋玉玲、小儿子陈明亮、孙子陈幸福走了。大寨人一直在打问，他现在住在哪里，每天干些什么，生活怎么样？或者摸一摸中央对待他好不好？听说中央对他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允许他不搬家，继续住在交道口副总理的住宅内。可是陈永贵说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经过陈永贵的要求还是搬在了22号高干楼，也不知确实不确实。
陈永贵一生中有错误，工作中有过失，但在他卸任定居在北京以后的所作所为，恰恰能反映出一个农民政治家的姿态和品质。进了政治局，当了副总理，他不仅需要转户，而且应该办理转干手续。但他却说：“转那干什么，还是不要离开农民！”所以，他身为国务院副总理，仍然在大寨吃粮，仍然挣大寨工分，国家只给他一些生活性的补贴。不仅如此，他就是从北京回了大寨，也不允许警卫为他站岗。对于接待的同志为他把门，他也动不动就发了脾气：“把那门干什么？叫我脱离群众！”可是不把门又不行，那些请示汇报工作的领导，来自各处的上访者，大驾光临的名人志士都涌来，就是把陈永贵分成十个脑袋也应付不了！所以这些人也觉得很难，深不对浅不对！大寨由九天之上落到九地之下以后，六神无主的陈永贵回到北京，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应该住在哪里。当时正是1980年下半年，舆论界对大寨的极左问题批得相当厉害。1980年年底，中央以83号文件下达，批转了山西省委的检查报告，对大寨作出了公正评价。就对陈永贵个人来说，中央的态度一直是保护，一切待遇不变，他的住所仍然按副总理继续留在交道口。但是陈永贵向国管局表态说：“不当副总理了，还住什么交道口？能上能下嘛！”他多次提出要搬出交道口，撤销警卫。当时国管局领导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原因是要照顾国际影响，答应把交道口的院子让出一半，另一半留下他继续居住。陈永贵不同意，说这样还有点特殊。国管局又为他在禄米仓找了一处房子，陈永贵看后摇了摇头，说这里的院子和交道口差不多一样大。后来，国管局决定他住22号5门23号高干楼，按部长级对待，陈永贵看后才同意。为这事，陈永贵曾安排秘书在年前就搬进去，秘书因事务太多，又忙着过年，没有答复了这一要求，直到春节后才搬。陈永贵搬进高干楼以后，有些待遇仍然不变。比如，22号楼唯有他享受特供车。他在任期间有两辆汽车，红旗为他使用，达特桑为生活用车。卸任之后他退了红旗，说耗油太多，达特桑留下自己使用。为了给司机节油，他也不多坐车，常常是步行上街办事，儿子和亲友的坐车就更不方便了，司机经常领到节油奖。他卸任后没几个月就辞去了炊事员，自己和老伴动手炒菜做饭，他说自己想吃什么也方便些。在他搬家的时候，国管局同意他把交道口他使用的所有东西都带过去，陈永贵说够用就行，部长楼里有墙头柜，东西太多放不下。因此他只带了床，地毯，旧电视机，文件箱和电话之类的日常用具，其余都留在原来寓所。他卸任之后，国管局发给他每月200元工资，但根据他的实际情况，他的生活还是很紧张的。陈永贵每每遇到有人谈他工资少费用大的时候就解释：还是本着给多少，领多少，吃多少的方针吧，不要随便向上伸手。
陈永贵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北京市民，在各方面也要适应市民的习惯。每天早上，期待着益寿延年的京都老人们都寄托于耍太极拳上。每逢这个时候，公园里，大街上，三里河两岸的树林下不时地出现练太极拳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是如此坦然，如此舒畅，像生活在仙山琼阁。
陈永贵也有早起的习惯。几十个春秋，几十个冬夏，几万个清晨和黄昏，他都是钻在山旮旯里靠锄头和镢头练出了一个铮铮坚硬的身子骨。如今住进了高级、豪华而又十分舒适的高干楼，对他来说真有点不适应。开始，他每当从被窝里钻出来，免不了去街上散散步，溜溜腿，尝一口清晨的新鲜空气。久而久之，他看着耍太极拳的人们也有了几分羡慕，不觉心血来潮，也想自个儿玩几下。
抡惯锄头的人们，对城市人的这套把戏，实在是难以下手。陈永贵开始只是叉起手来散步，后来他也习惯于边走边甩甩手臂，跑跑步子，日子长了，他又留恋起大寨的生活来，便举起双手，摆起了刨地的架式。当他作起这种动作，有一次却被另一个老头攥住了他的手臂。扭头一看，却是在街上常打照面的王老头，名字他叫不来，见面就以老头相称。
“啊呀，你这个健康老人，这叫什么拳？”
陈永贵面腆地笑笑，和王老头讨了一支烟：“算，嗯，算个庄稼拳吧！种庄稼这一行，不是吹，要年青几岁嘛，还要包几亩地试打试打哩！”
耍太极拳的王老头和他开玩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要住在这北京城嘛，就得跟着我们来。这样吧，我为师傅，收你为徒弟，保你一个礼拜。”
这位老人便手把手教陈永贵练太极拳。没练了几下，陈永贵便对此不感兴趣了：“不行不行，练你们这个拳，我使不上劲。咱们换一换吧，啊，我为师傅，收你为徒弟，就像《朝阳沟》的拴保和银环，前腿蹬，后腿弓，保你一个礼拜，学会我这个庄稼拳！”……
陈永贵住进高干楼以后，浑身不自在；每天住在这四堵墙里，眼前只有电灯，电话，电视，电梯，有什么意思？他心里憋不住了，就想办法找点儿活干，看报，养花，听听新闻。
善于观察事物的人经常发现，陈永贵在抽烟的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作法。当第一次烟抽完以后，他总不忍心把烟头扔掉，而是捎抠一抠烟丝，再把下一支接起来抽。当副总理的时候，他除了习惯性地抽小三七以外，也抽一点小中华之类的高级香烟。后来卸任了，抽烟喝酒要看家底，就把小中华换成了大前门之类的烟。那时候，他在看报、养花、听新闻的时候，心里也总是萦绕着一团团可口的香烟。日子久了，他老干这些总觉得心里憋闷，便乐意接待看望他的老乡和熟人，也乐意到22号楼旁边的34号供应站打照打照，要么到自由市场去逛逛。他在任的时候，到了哪里也想着劳动，在他政治上滑坡以后，由于昔阳和大寨一些人落井投石，使他再也没有心思回去了。人在北京，心却老往大寨飞。他对大寨的关照、希望和设想不可能变成现实，这些关照、希望和设想只好在他的梦中浮现。有几次，当他一觉睡到五更时，他便失望地对老伴说：“唉，白日不叫劳动，黑夜回去劳动啦，我夜里梦见又回村里下种啦，好墒怎么种，劣墒怎么种，热土地种什么，冷土地种什么，可给人家安排了个好！”尽管他经历过这么一场政治上的大洗涤，他依然和生存在黄土地上的农民一样，处处离不开劳动。可是，政治风云夺去他劳动的权力，他只有在京都这个市场上寻找自己的归宿。
陈永贵精神抖擞，像个年青人似地，一手叉腰，一手攥着草帽，领着老乡到自由市场赶集去了。昔阳和大寨凡来过的客人，他往往领他们出去看看。自由市场上，瓜果蔬菜，农时产品，奇离古怪的叫卖声，明争暗斗的讨价还价声使他产生了兴趣。他又暗暗地和那几年以粮为纲，关闭自由市场的情况作对比：现在到底活了，也好！
“到底是北京，什么东西也不缺。”有一次，一个昔阳老乡看着一个古董摊，感慨地说。
“嗯，好倒是好，就是他妈的钱少。不赶集，总在家里坐不住，赶一次集吧，花钱太厉害，实在受不了！”
有一次，他和昔阳公安局的一个老乡相跟着走到一个货摊，几个人围着一堆砂锅和货主讨价还价，陈永贵看了少许，气冲冲地替买主帮腔：“这是什么砂锅？不如我们乡下的！”他还是和当初当农民一样，以一种质朴的性格对待眼前的一切事物，也不管什么场合。
那些日子，陈永贵老喜爱单人独马出去跑。他住进高干楼以后，他把警卫退了，秘书退了，炊事员也退了，留在他身边的就是司机汤占新和他开的那辆达特桑小轿车。汤师傅一早就要到22号楼，看看陈永贵有什么事，出去不出去。陈永贵进京以后，部队就给他配了这么一个老实忠厚的司机，一直跟了他多少年。在他的晚年，总爱和这位司机说说心里话。有那么一次，陈永贵和汤师傅谈得热火了，就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汤师傅，你多会儿死呀？”
这一提问倒使汤师傅哭笑不得，你能管着我其它，可管不了我的生死！我多会儿死是由阎王决定的。汤师傅没有直接回答陈永贵，绕了个弯儿说：“我可闹不清啥时候死，不由我！”
陈永贵笑了：“我不是管你的死，我是想起了给我开过车的司机。三个司机一个班，现在就留下你了。咱们也定一个条约，我什么时候不死，你什么时候给我开车。到那时我该死了，你的年龄也正好能退休，你看如何？”
陈永贵的话这么风趣，这么逗人，原来是留恋起了他过去的司机。他在昔阳的时候，为他开车的司机叫王天保，前几年因病去世，他在省城也有一位，也在不久前去世，这两位司机都是好同志，对他都不错。但要说时间长，交情深的还是北京这位汤占新。他不多言谈，但为人正直，是陈永贵比较靠得住的人。有一次，汤师傅送陈永贵到官园一带办事，陈永贵一下车，就安排他说：“汤师傅，你今天上午就不用跟我了。你现在就回家，帮助老婆包一包饺子，中午也不用接我，我自己能够回去。”当时汤师傅不声不响地开车回去了，中午陈永贵正准备乘公共汽车回高干楼，一看身边停下一辆车，汤师傅从车上跳下来了，就问：“你怎么又来了？”因为陈永贵自从辞去了秘书和警卫以后，汤师傅就不仅仅是个开车了，有关陈永贵的安全和一切事物他都要照管。早上老陈尽管放他回家包饺子，但他走后也很不放心，万一有个什么情况，身边又没有一个人。可对于陈永贵来说，越是让他单独活动，越是让他往人多的地方走，就越是乐意要去。
一年过去了。二年又来了。背在陈永贵身上的包袱又逐步减轻，他又不安心于养花，看报和逛自由市场了。难道共产党培养我这么多年，就是有一些缺点和错误，能够白拿国家的工钱？他叫别人给他出主意，自己也在想办法。终于又出了一个新点子。当时和他一个楼里住着一位中国新闻社记者叫韩凯，和他接触频繁。陈永贵为自己寻找出路时，也曾得到韩凯的帮助。他为他代笔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他愿意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党再作一些贡献，请求中央能够安排他一个具体工作。1983年，陈永贵的报告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安排他担任了北京市东郊农场的顾问。
陈永贵定居在北京以后，中央对他也很关心。党的十二大以后，邓小平过问了陈永贵的思想状况和生活状况后，还特意约他谈了一次话。陈永贵一进会客室，邓小平就热情相迎，招呼他坐下。邓小平知道他爱抽烟，便吩咐身边人说：“拿两包熊猫烟！”然后两人坐在沙发上，开始了正式谈话。邓询问了他的身体状况，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劝他不要因为落选了十二大代表背起思想包袱，要好好学习，保养身体。陈永贵也向邓小平倾吐了不少心里话。
谈到陈永贵和“四人帮”的关系问题，邓小平说：“老陈，你不是‘四人帮’的人嘛，这一点中央还是清楚的。请你放心，只要我健在，就不会把你搞到‘四人帮’那里。”
陈永贵和他谈了大寨和昔阳的一些情况，邓小平说：“你有什么思想，就尽管谈。一些具体问题，你找仲勋反映，由他考虑。”对于邓小平的这次谈话，陈永贵很满意，曾和几个人说，这次谈话比较开心。
那一段，当时的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也找他谈了话，称他是一个很有贡献的人，不要为一些往事影响身体，也不要为辞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而背起包袱。还特地告诉他，在你的问题上，先念同志说了不少公道话，比如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陈永贵还要求总书记最好能明确一下他的问题，胡耀邦说：“大寨还是好的，但现在大政方针变了，不适应了。”邓小平、胡耀邦和他谈了很多，陈永贵也向这两位领袖人物敞开思想分析了自己。至于辞去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职务，他多次对人说完全能想得开，也早有这个思想准备！
在北京市民中，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有关陈永贵的故事，类似上街散步、赶集、买东西等。至于说陈永贵上街买菜，这种情况在他卸任之后就更频繁了。本来国管局就在高干楼那里设立一个34号特别供应站，专门供应高级首长们的蔬菜，吃菜的事还用得着你自己来操心？可是陈永贵不是这样，上街转着转着，觉得回家没有东西可拿，捎上几斤菜也好。有那么一次，一个菜摊子又排起了长队，都想尽快买到一些菜。陈永贵见到这情景，便也安分守己地站在队列里准备买菜。这次一开始就叫人认出来了，人们都在呼吁，陈老来买菜了，或是陈大叔来买菜了，前面的人腾开，先让陈老买！陈永贵却笑着摆摆手，表示他愿意和大家一块排队。后来队列前面的人也招呼他快去，陈永贵就这样连拉带推被拉在了前边，搞了一次“特殊”。
据北京的人说，陈永贵晚年在北京和市民们的关系处得特别好，和中央领导之间的关系也处得特别好。关系处好了，人们也就越能够理解他在“文革”中的失误。这也许是人们至今还怀念他的原因之一吧。
陈永贵离开大寨以后，就更使大寨人关注和思念。村里的干部和群众也不断有人去北京看望他。大寨的新旧两茬干部梁便良、宋立英、贾进才、高玉良、赵素恒、赵存棠等都看望过，梁便良差不多每年要去看一次。因此，陈永贵家里的客人们特别多。粮食和蔬菜也消耗不小，但陈永贵对这事从不计较，都是情理相待。他有次总是嘱咐客人：下次如果谁来，就先往家里打个电话，我派车去车站接他，咱自己有车嘛！那一次，高玉良去看望陈永贵，陈永贵照样情理相待。他陪高玉良吃过午餐以后，就拉着他坐电梯：“走吧，咱俩这才有时间逛逛大街,消消时间。”
他俩下了电梯，走在繁华的大街上，和来往的人群擦肩而过。陈永贵对街上的一切都不屑于一顾，和老乡拉起了他的身势：“玉良，你说说吧，我这几年到底错在了什么地方？有甚就说甚嘛！”
社会的议论陈永贵都清楚了，他经过一阵艰难的反思之后，急需想听听各方面的意见。高玉良也难得听他这么诚肯地征求意见，现在越着着陈永贵比过去亲近了。在小的时候，高玉良和郭凤莲都称陈永贵为舅舅，后来陈永贵名气越来越大，连培养过他的上级领导也称他“老陈”，高云良也就改变了称呼，常常是“老陈”如何。在他们逛街的时候，高玉良的怀旧心理又一次体现出来，称起了舅舅；说：“叫我说，你还是管得太多了。中央的事你管，地方上的事你管，咱村的事还是你说了算数，你哪能管得那么顺当？有些经验，在咱村是成功的，到外边就行不通了！何况那几年叫喊着行行业业学大寨，咱村哪有那么多好学的？”
“对，我这几年算是吃够亏了。上面提出九十九，我就能干出一百一。”由于过分激动，陈永贵的嗓门很高，还打着手势，“中央的83号文我看了好几遍，比较能够接受下去。对于学大寨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也不向上推。唉，这些年，搞四面出击，惹得人太多了，到头来人家倒打回马枪！我那时候就想着大寨能干的事，全国都能干出来。现在我算认透了，咱这没文化的人到底不行，看不透事情。唉，四十三岁才扫盲，有什么办法，要年青一点，我就住几年大学！”
对于中央1980年的83号文件，陈永贵能够接受，大寨人也能够接受。在那以前，大寨和陈永贵在社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83号文件下达以后，舆论界基本上停止了对大寨的批判，结束了那一段苦酸的日子。后来到1984年，万里副总理来山西视察，提出对大寨的问题再也不要提了，还说大寨的三深法、海绵田是对的，人们对大寨的评价就逐步走向了公正。中央对大寨和学大寨的问题处理的公道了，陈永贵就越是对过去的事进行反思。因此在那次逛街的时候，他对高玉良还说：“咱们过去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没错，可是一些具体作法值得考虑。尤其一些分配办法和打疲劳战，统得人太死，对外面大多数地方是不适应，这点要逐步认识。我常常看不惯机关的八小时，礼拜天，不想这还是巴黎公社革命以后工人和资本家作斗争争下的自由。唉，我老了，以后你们作工作，就要取长补短，我的长处，你们发扬，我的短处，你们可不要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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