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蝇型文人”与“蜜蜂型文人”
黎阳
2008.5.11.
一.“苍蝇”与“蜜蜂”行为特征最根本的区别
二.千古迷信,千古鬼话,千古陷阱——“苍蝇型文人”的混世秘诀
三.“千古怪圈”——“苍蝇化”死亡循环
四.“苍蝇”和“蜜蜂”
五.今天中国“苍蝇化”的后果
六.破解“千古怪圈”第一人
中国文人,即“知识精英”,可分为两大类:“苍蝇型”与“蜜蜂型”。
顾名思义,“苍蝇型文人”的本质和行为特征如同苍蝇,而“蜜蜂型文人”的本质和行为特征如同蜜蜂。
(注:这里的“蜜蜂”是指专门采花酿蜜的那类,而非其他。)
一.“苍蝇”与“蜜蜂”行为特征最根本的区别
1.苍蝇不创造财富,蜜蜂创造财富。
苍蝇从生到死一辈子不劳而获,全靠攫取别人的劳动果实为生,不折不扣的寄生虫。
蜜蜂从生到死一辈子勤劳不休,勤勤恳恳采花酿蜜,靠劳动创造财富,养活自己,造福别人。
“苍蝇型文人”同苍蝇一样,寄生虫的干活:永远不劳而获,永远靠巧取豪夺别人的劳动成果生存——不管“苍蝇型文人”有多大名气,多么显赫,但终其一生,你根本就找不出这类文人究竟创造出过什么财富、究竟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蜜蜂型文人”同蜜蜂一样,总是实实在在自食其力,总是用自己的血汗智慧创造出实实在在的财富,总是给这个世界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例如袁隆平与“杂交水稻”,钱学森等与“两弹一星”,华罗庚与“优选法”,以及为“人工合成胰岛素”、“青蒿素”、“歼十”做出贡献的一切“文人”知识分子,等等。
2.苍蝇传播病菌,蜜蜂传播花粉。
病菌带来疾病和死亡,花粉带来丰收和生命。苍蝇传播疾病和死亡;蜜蜂传播丰收和生命。苍蝇专搞破坏,蜜蜂专搞建设。苍蝇专干坏事,蜜蜂专干好事。
“苍蝇型文人”同苍蝇一样到处传播“病菌”,到处招摇撞骗,到处教唆误导,教人如何撒谎,如何诈骗,如何打别人的歪主意,如何不劳而获,如何巧取豪夺,如何花言巧语,如何假公济私,等等等等,专干坏事,专门害人。如:“骗出一个体制来”、“打左灯向右转”、“能做不能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丛林法则”、“腐败是次优选择”、“富人养活穷人”、“赦免原罪”、“宽容不规范”、“冰棍论”、“吐痰论”、“靓女先嫁论”、“国有资产流失不可避免论”、MBO、“改革代价论”、“牺牲八千万”、“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
最阴险狠毒的“苍蝇型文人”当如公然鼓吹毁灭农业、毁田盖房搞房地产投机的茅于轼、张维迎之类:
茅于轼:
——“困扰人类几千年的粮食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农业本来是最重要的行业,而现在农业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
——“究竟是保护耕地要紧还是城镇化要紧?肯定是城镇化更重要,因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积。”
——“一块土地应该用于种粮食,还是盖厂房,修机场,作停车场,应该按照具体情况而定,绝没有道理说永远是种粮食有优先权。可是保护耕地的政策却把种粮食永远放在了优先地位,这对城市建设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粮食应该部分依靠国际市场,适当进口,即使达到消费量的10%~15%也不足虑。现在日本进口粮食就达到60%以上。保护是必要的,但是要保护的是农民而不是农业。”
——“凭什么理由要冻结农业用地?难道我们的粮食不够吃,发生了饥荒?既然粮食多得吃不完,粮库装不下,不得不赔钱出口,为什么我们对粮食如此神经过敏?”
——“万一我们的粮食不够蛮可以用进口来解决。有人说进口不可靠,但是日本人消费的粮食中有60%多靠进口。并没有感觉不可靠。”“大家按照市场规则做,一点也不会有供应安全的问题”
张维迎:“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什么叫安全?我从来不认为粮食是个安全问题。如果真打起仗来,粮食到处可以种,北大校园都可以种粮食。”
如果中国当真按他们的主张办了,为房地产商的私利毁地盖房,靠进口粮食为生,看看如今国际粮食危机就可想而知:一旦发生全球性大规模粮荒中国人将是什么命运——成亿人被活活饿死。“苍蝇型文人”传播的这种“思想病菌”制造的死亡比苍蝇传播疾病制造的死亡更厉害不知多少倍。
“蜜蜂型文人”同蜜蜂一样专干好事,到处传播“花粉”,言传身教,利国利民。比如总是谆谆告戒人们尊重劳动,尊重事实,尊重客观规律,尊重劳动人民。比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三老四严”(“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依我看,不能小瞧‘穷人’,毛主席有一句至理名言:‘卑贱者最聪明’,因为‘富人’、城里人是靠数亿‘穷人’养活的”、“我的目标是不仅要让全国人民吃饱,而且要让全国人民吃好”、“让世界远离饥饿”(——袁隆平)。
3.苍蝇只为自己,只认“个体”;蜜蜂顾全大局,认同“集体”。
苍蝇自私自利,只为自己,一生不劳而获,不创造财富,不需要遵循任何创造财富的客观规律,一生的一切全靠自己匹马单枪到处抢,不靠其他,连其他苍蝇也不靠。对苍蝇来说谋生不需要“族群”,不需要“集体”,不需要“家族”,不需要“集体劳动”,不需要“集体安全”。所以苍蝇没有任何归属感,苍蝇之间没有任何凝聚。苍蝇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团体”,没有“朋友”,没有“家庭”。对苍蝇来说,自己就是一切,其他一切都可有可无。世界上除了确保自己能到处白抢白占而不受任何干涉的“自由”外再无任何值得坚持的东西。所以苍蝇只有一个原则:“自由”——随心所欲到处白抢白占而不受任何妨碍的“自由”。
这就决定了苍蝇是最彻底的“自私自利之徒”,最彻底的“个人主义者”、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最彻底的“单干户”,绝对反对组织,绝对藐视纪律,绝对嘲笑集体,绝对厌恶协作,绝对主张“个性解放”,绝对拥护“个人自由”。所以苍蝇永远只管自己,绝对不管别人的死活,包括其他苍蝇的死活,永远比“一盘散沙”还散,永远拧不成一股绳,永远也不具备捍卫自己的力量和决心,永远是“人人得而欺之”。
蜜蜂靠集体劳动创造财富,必须遵循“集体劳动创造财富”的客观规律,分工合作,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劳动成果集体共享。所以蜜蜂是“集体主义者”,有强有力的组织,有自己的纪律,坚持集体生产劳动,相互能密切协作,永远保持一个坚强的集体。在这个集体中,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适当位置:有住的地方,有工作的分工,有相互协作的共同语言,有共同的追求,有集体的归属感。所以蜜蜂永远有捍卫自己的能力和决心,一旦受到侵犯,立刻不怕牺牲群起而攻之。
蜜蜂要创造财富,就必须实事求是,只去有花粉的地方,只按酿蜜的客观规律办事。所以蜜蜂虽然跟苍蝇一样也生着翅膀,“理论上”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自在”飞往任何想去的地方,但蜜蜂总体上从不乱飞,只在花丛和蜂巢间活动。也就是说,蜜蜂飞行的自由是服从“劳动创造财富的需要”这个大原则、遵循创造财富的客观规律这个大前提的“有限自由”。但这种“有限”并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蜜蜂们自觉自愿遵守的。——蜜蜂并不认为这是在破坏自己的“自由”,而认为这是集体劳动创造财富之必须,理所当然。(换了苍蝇,立刻要大喊大叫抗议“侵犯自由”了——凭什么限制我的“自由”,要求我只能往花从飞?凭什么把我居住的“自由”限制在只有蜂巢那么点大的空间里?凭什么不准我自由自在地拱粪堆、爬饭桌?……)
苍蝇有苍蝇世界的“普世价值”,蜜蜂有蜜蜂世界的“普世价值”。在苍蝇看来,象蜜蜂那样整天集体辛辛苦苦忙忙碌碌采花酿蜜、靠劳动创造财富为生太蠢了,纯粹是“劣等动物”的“劣等生活”,哪象自己自由自在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生活那样既“快活”又“高级”。如果要求苍蝇不得白吃白占而要象蜜蜂那样自食其力,那简直罪大恶极,极“不人道”,不,是极不“蝇”道。而在蜜蜂看来,象苍蝇那样不劳而获、损人利己、巧取豪夺才是不折不扣的罪恶。如果要求蜜蜂解散蜂群,象苍蝇那样自顾自靠偷摸拐盗为生,那等于要了蜜蜂的命。同样叫“自由”,你不能指望蜜蜂认同到垃圾堆、沤粪池去采花酿蜜的“自由”,也不能指望苍蝇认同只出入花丛、不追腥逐臭的“自由”——“蜜蜂世界”的“普世价值”与“苍蝇世界”的“普世价值”完全不是一回事。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价值”,无“普”可言,无从“接轨”。
“苍蝇型文人”同苍蝇一样是百分之一千的“个人主义者”:“‘人不为天诛地灭’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命题”、“所有的社会道德,完全是建立在自私人性的基础之上的。古典道德观的混帐之处,就在于故意省略了自私人性的前提”、“我不赞成牺牲自己造福别人”( 茅于轼)……“苍蝇型文人”永远只管自己,绝不管别人死活,包括其他“苍蝇型文人”的死活。(难怪公安系统有人感慨,“知识型”贪官骨头最软,一审就瘫,交代起同伙来最痛快,比流氓团伙犯罪集团好对付得多——那些人里有时还有些多少讲点“义气”的亡命之徒)。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6年11月16日厉以宁在南京财经大学向学生们传授“管理经”时特意讲的故事:两个人在郊外遇到老虎,一个人立刻换运动鞋。另一个人奇怪地问,老虎跑得比人快,你换运动鞋有什么用?此人答曰,我当然知道老虎跑得比人快,但只要我跑得比你快就行了。第二个人却脱掉鞋子爬上了树。老虎吃不到树上的人,便继续往前追把换运动鞋的人吃掉了。厉以宁说,这个故事说明大风大浪是难以避免的,光会躲避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有绝招、有过硬的本领——“逃命”的“绝招”,“嫁祸于人”的“过硬本领”:老虎吃人不要紧,吃不到自己就行了,要紧的不是如何防止老虎吃人,而是及早给自己准备好“运动鞋”、学会“往上爬”等“绝招”,让老虎吃得到别人吃不到自己——这正是“苍蝇型文人”只管自己、不管别人死活的典型心态写照。
同苍蝇一样,“苍蝇型文人”唯一坚持不懈的“原则”只有一条:“自由”——象苍蝇那样不受任何约束、到处乱飞乱拱、到处白吃白占、到处拉屎下蛆、到处糟蹋祸害,到处传播病菌、到处为所欲为而不负任何责任的“绝对自由”。“苍蝇型文人”最喜欢的字眼是“普世价值”、“个性张扬”、“个人自由”、“特立独行”;最讨厌的字眼是“国家”、“集体”、“民族”、“全局”、“大局”——因为这些都是“集合名词”,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和出发点是全局,是整体,是群体,是“少数服从多数”,是“局部服从全局”,是“眼前服从长远”。而一讲究起这些,就免不了要讲“纪律”,就凸显不出“个体”,就妨碍了苍蝇式的“绝对自由”。所以“苍蝇型文人”最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永远用鄙夷不屑的讽刺性口吻提这两个词,永远最喜欢咬牙切齿痛骂“激进民族主义”、“假爱国主义”、“愤青”、“爱国贼”、“毛奴”之类,永远在内心巴不得中华民族解体,“溶入世界”、“全球化”——国家解体了,对“个人自由”的一切制约都散了架,象苍蝇那样从来没有族群、没有祖国、没有群体感、没有归属感、一贯靠匹马单枪个人奋斗白抢白占“捞世界”的“苍蝇型文人”就能如鱼得水,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了。
苍蝇的一切作为只有一个目的:自己白抢白占。“苍蝇型文人”的一切作为同苍蝇一样,也是为了让自己白抢白占——不管以什么名义、什么理由、什么外衣,实质都一样。永远只有借口,没有理由:一切“理由”都是借口,一切借口都装“理由”。不管“苍蝇型文人”怎么花言巧语口吐莲花,归根到底“万变不离其宗”——让自己白抢白占得好处。只有这一条是真的,其他一切都是假的。
比如,“苍蝇型文人”现在为什么拼命鼓吹“土地私有化”?因为土地私有了,就可以无限制兼并了,就可以随心所欲毁田投机房地产牟取暴利了。至于毁灭农业将必然造成的粮食危机、土地兼并将必然造成的社会危机等等都跟“苍蝇型文人”眼前的私利无关,所以他们毫不在乎,毫不关心,只管全力以赴嗡嗡嗡“土地私有化”的“理由”和“好处”。——只有借口,没有理由:一切“理由”都是借口,一切借口都装“理由”。一旦出了问题,他们早飞跑了。
又比如,“苍蝇型文人”现在为什么拼命鼓吹“金融私有化”?因为金融私有化了,就可以通过银行倒闭把老百姓的血汗钱全部“合法”吞光。这对“苍蝇”们大大有利。至于老百姓和国家会如何倒霉,他们根本想都不想,更不当回事。所以同样全力以赴嗡嗡嗡“金融私有化”。——只有借口,没有理由:一切“理由”都是借口,一切借口都装“理由”。一旦出现金融危机、社会动乱,他们照样一飞了事。
蜜蜂的一切作为也只有一个目的:靠集体劳动创造财富,共同生存,共同富裕。“蜜蜂型文人”的一切作为也如同蜜蜂,总是离不开如何“集体劳动创造财富、共同生存、共同富裕”这个“条条框框”。这就不能不强调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容不得“绝对自由”。比如搞“两弹一星”,成百万上千万的环节,环环相扣,每环都不能有丝毫差错,“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要搞成功,就必须强调集体,强调协作,强调纪律,强调局部服从全局,就不允许自由散漫、粗枝大叶、随心所欲,就不允许有苍蝇式的“个人自由”。同样,要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中国一穷二白、任人宰割的状态,就不得不依靠集体努力、集体奋斗,集体协作,就不得不牺牲个人自由。
4.苍蝇毫无原则,蜜蜂坚持原则。
苍蝇不做窝,没有家,更不愿付出辛劳建设自己的家,而是专门到处抢别人的:看上的东西扑上去就抢;看上的地方闯过去就占。一切都只为自己眼前的需要。只要自己需要,谁的东西都抢,什么地方都去,再珍贵的东西也决不爱惜,照样糟蹋不误——扑上去揩油,拉屎,下蛆,污染病菌。糟蹋完什么责任也不负,一怕屁股就走,再去祸害下一个——一生白吃白占,没有自己的劳动创造,没有自己的家,没有自己的“祖国”,也就没有值得保卫的东西,当然更不可能有什么需要坚持的原则——除了自己到处白抢白占的“自由”。所以苍蝇没有什么是绝对坚持的,没有什么是绝对反对的。苍蝇的“原则”就是没原则,苍蝇的“道德”就是没道德,只要自己随心所欲“自由”乱飞,追腥逐臭,随意占有珍贵的东西就行,决不会不惜一切坚持什么,也决不会不惜一切争取什么,更决不会不惜一切珍惜什么。它永远随心所欲,永远毫无原则,永远有便宜就占,永远有风险就溜。
蜜蜂不辞辛劳建设自己的家园,不占别人的便宜。蜜蜂有自己的劳动成果,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祖国”。蜜蜂的家是自己辛辛苦苦点点滴滴修起来的,自己的劳动自己最懂得珍惜,所以蜜蜂有自己的原则:一是自己的家不容侵犯,自己的劳动果实要坚决捍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苍蝇则是“人不犯我,我必犯人。人若犯我,我必丧魂”)。如果有谁胆敢侵犯,则群起而攻之,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二是严格遵循采花酿蜜的客观规律,只去有花粉的地方,决不靠光顾大粪池和垃圾堆来“创收”。也就是说,遵从实事求是、照科学规律办事的原则。
“苍蝇型文人”同苍蝇一样,没有自己的劳动创造,没有自己的家,没有自己的祖国。一切都是白捞来的,也就可以毫不心疼地白送白糟蹋——只要自己还能再继续白捞就行。也就是说,“苍蝇型文人”没有值得坚持的东西,即没有原则。“苍蝇型文人”只有架子,没有自尊——不会靠劳动创造财富为生,只会靠邪门歪道掠夺财富为生。不创造财富就不创造价值,不创造价值就不懂价值,不懂价值自然没有价值观。没有价值观的人没有自尊,也没有他尊,只有靠摆架子、争面子来掩饰自己的毫无价值观的内涵。没有自尊的结果是没有原则,市侩气,只知道价格,不知道价值。所以“苍蝇型文人”永远如同苍蝇一样决不会坚持任何原则立场,谄媚成性,奴颜婢膝,永远如同苍蝇一样既贪婪又怯懦,有便宜就占,有风险就溜,有点压力立刻逃跑,有点甜头立刻上钩——象苍蝇那样毫无原则,又只认眼前的甜头,自然认定“卖国比爱国实惠”:毛泽东之前之后,中国的“苍蝇型文人”们面对西方国家的咄咄逼人步步紧逼坚持住过什么原则?“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中国主权不容干涉”?“不得向台湾卖武器”?一样也没有。倒是默认了是人家的“与台湾关系法”、“不准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人权高于主权”。口口声声反对台湾搞“入联公投”,但台湾还是“公投”了,只是没通过“入联”而已——虽然没“入联”,但仍然是搞了“公投”——从此开了个先例,默认了中国的一部分表决该部分的归属这种行为可以发生而不受惩罚。这实际认可了西方国家的“人权高于主权”可以应用于台湾。这个例子一开,所谓“台湾属于中国”的原则实际等于垮台了。而中国的“苍蝇型文人”们呢?大松一口气,悄悄放下“收复台湾,统一中国”,实际等于默认“放弃台湾”。美国炸了中国使馆,中国的“苍蝇型文人”吓破了胆,在电视台宣读个声明都在一边念搞一边浑身筛糠打哆嗦,哪还敢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如此国耻最后又是不了了之。信誓旦旦宣布了“我们跟达赖面谈的大门是畅开的,但是达赖必须放弃分裂国家的主张”(有前提有条件),西方国家一施压,立刻改口“在近日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无前提无条件了)。大原则如此,其他就更不在话下:人家要求人民币升值升值再升值以便大幅度赖掉欠中国的万亿美元,要求中国取消一切保卫中国金融市场的措施,要求中国不得触犯国内“民运精英”……中国的“苍蝇型文人”们那样没乖乖照办?就这还不算,还主动送上门“消气”、口口声声“与普世价值接轨”,百折不挠用热脸蛋凑人家的冷屁股。人家借奥运会之机煽动“藏独”大肆反华,公然在西藏搞暴力搞打砸抢烧杀,在巴黎殴打传送奥运火炬的中国残疾小姑娘,激起海内外华人的愤怒,挺身而出与藏独势力针锋相对。前方老百姓如火如荼热血沸腾,后边的“苍蝇型文人”却胆战心惊,冷嘲热讽,阴阳怪气:“我们中国人看重面子,太在乎火炬传递对中国的意义”、“不要把奥运火炬传递和国家荣誉画等号;也不要把奥运火炬传递沿途遇到的示威和抗议,当做是对中国人民的羞辱”“不应该运用民粹的方法去抵制人家政府。法国和美国都是民主国家,他们的民众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随便他们抵制。而且也尊重他们的立场”、“如果他冲撞奥运圣火仪式传递,自有警察管。就这么简单”——象苍蝇那样没有原则,自然会象苍蝇那样稍微遇到压力就立刻放弃,落荒而逃。
因为没有原则,苍蝇只会根据自己眼前的需要随时变来变去,决不会始终如一。“苍蝇型文人”也同样没有一贯的坚持,永远按照自己眼前的需要说变就变,决不在乎是否自相矛盾——谈完“民主”,就讲“不争论”(世界上有“不争论”的“民主”吗?);讲完“改革代价”,就讲“人权”(世界上有把上千万上亿人的生存权当“改革代价”一笔勾销的“人权”吗?);讲完“邓小平理论”,就讲“祖宗不足法”(“邓小平理论”有“四个坚持”,“祖宗不足法”则是“不再坚持”);刚说完“祖宗不足法”,不“坚持”了,碰上了世界粮食恐慌,赶紧又“坚持”起毛泽东的“手中有粮、遇事不慌”来了;宣扬完“特色理论”,便大谈“普世价值”(“特色”的意思是“与众不同”,“普世”的意思是“与众相同”);对内搞“市场经济”,大讲“丛林法则”,让老百姓学野兽,对外搞“普世价值”,大讲“人性”“人权”——老百姓是人,却要人家学野兽搞“丛林法则”,国际社会是不折不扣的“弱肉强食”、“虎狼世界”,却跟人家讲“人性”——对着人讲“兽性”,对着兽讲“人性”——除了不知羞耻为何物的“苍蝇型”,谁能如此善变、如此自相矛盾却又如此满不在乎?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正是“苍蝇”的“特色”:变来变去,反复无常,一切只服从自己眼前的需要。自己要嗡嗡就“民主”,别人要说话就“不争论”;对自己有利便“黑猫白猫”、“邓小平理论”,对自己不利马上不顾什么“邓小平理论”、“四个坚持”,而是“祖宗不足法”起来了——只要想想“苍蝇”的“特色”就不难理解这一切:可以一分钟前争豪宴,一分钟后抢粪汤。争豪宴时一定搬出一大堆高尚庄严的道理,抢粪汤时也一定拿得出几大车低贱下流的根据——原则主张的颠倒转换连一分钟都用不着,一秒钟足矣。能指望“苍蝇”有一分钟以上的“远见”吗?能指望“苍蝇”有值得坚持一分钟以上的“原则”吗?同理,怎么能指望“苍蝇型文人”会坚持任何原则,有任何远见?能料定的是“苍蝇型文人”如同“有甜头就上、有危险就溜”的苍蝇,谁给钱就给谁干,谁凶狠就向谁磕头。
因为“苍蝇型文人”无原则,所以只要自己眼前需要,什么法律规定都不当回事。茅于轼就公开宣布自己敢公然犯法:“比如做小额贷款,我就敢于吸收存款,不合法啊,但我不怕,认为它利人利自己就行。”“人家为我担心,说你吸收存款,要坐牢的,我就不信,是我坐牢还是你改法律?”
因为不劳而获,一切都是抢来的,所以“苍蝇型文人”对创造财富的客观规律既不了解也不感兴趣,更谈不上遵循实事求是、照客观规律办事的原则。对他们来说,是黑是白、是鹿是马全无所谓,粮食是地里长出来的还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没关系,反正自己怎么需要就怎么说。所以才会主张把耕地全毁了盖房,靠让工人下岗实现“和谐”,靠贱卖国家资源实现“富强”,靠卖光一切实现“小康”——当代版“何不食肉糜”。
“蜜蜂型文人”则同蜜蜂一样,知道珍惜辛辛苦苦的劳动创造的财富来之不易,决不让别人随意掠夺糟蹋——亲自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自然会衍生出“捍卫值得捍卫的东西”这种原则概念。要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就必须遵从客观事物的规律,就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一厢清远,“拔苗助长”。所以“蜜蜂型文人”最看重的一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二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按科学规律办事,不轻信,不盲从。不管“苍蝇型文人”如何花言巧语软硬兼施鼓吹巧取豪夺,不劳而获,“蜜蜂型文人”就是不买帐,就是针锋相对,就是据理力争。不管“苍蝇型文人”如何颠倒黑白、指鹿为马颠倒历史歪曲事实,“蜜蜂型文人”就是不为所动,坚持原则寸步不让。所以“苍蝇型文人”必定给“蜜蜂型文人”扣上“死板僵化”、“教条主义”、“极左”的大帽子,嘲讽“蜜蜂型文人”不识时务,不懂随机应变,不会投机取巧,不肯象苍蝇那样“机动灵活”、善于随时变换方向,在山珍海味和垃圾屎尿间左右逢源,香臭通吃,不费吹灰之力“捞世界”。
5.苍蝇无凝聚无组织,蜜蜂有凝聚有组织。
苍蝇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苍蝇之间没有任何凝聚力,没有任何协作,永远组织不起来,永远形不成任何集体自卫能力。攻击一亿只苍蝇与攻击一只苍蝇一样不会遭到任何抵抗。苍蝇对此毫不在意:任人消灭没关系,只要自己能逃跑就行,只要确保自己的“绝对自由”就行。
蜜蜂是彻底的“集体主义者”,蜜蜂之间有高度凝聚力,有高度协作,有高度的组织,形成了极强的集体自卫的能力。一旦蜜蜂遭受侵犯,立刻群起而攻之。所以任何人都敢欺负苍蝇,但没人敢轻易招惹蜜蜂,更不用说“捅蜂窝”了。
“苍蝇型文人”象苍蝇一样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苍蝇型文人”的生存只取决于自己的钻营,与集体劳动无关,与共同协作无关,当然不可能培养出替人着想的习惯和顾全大局的意识。对“苍蝇型文人”来说,自私自利天经地义,损人利己理所当然,永远只为个人谋私,只为自己打算,只认个人利益,只要“个人自由”,不认“民族生存”,更不认“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所以“苍蝇型文人”人人只会自顾自,毫无组织,毫无协调,毫无凝聚,有甜头有腥臭便争先恐后,有危险有困难便屁滚尿流。“苍蝇型文人”之间只能臭味相投,不能同仇敌忾,更不能生死与共。一旦“苍蝇型文人”当道,整个社会必定“苍蝇化”,毫无凝聚,毫无自卫能力,如遇强敌入侵必定象苍蝇那样一哄而散,比“一盘散沙”都不如——每当中国遭遇灾害危机,如“大兴安岭火灾”,“九八洪水”,大使馆被炸,“非典”、2008冰灾,西藏暴乱,西方反华势力捣乱奥运火炬传递……“苍蝇型文人”们无不立刻“集体失声”、屁滚尿流,象苍蝇般逃得影子都不见。等危机一过,又立刻象苍蝇般聚拢来重新神气活现大肆“嗡嗡嗡”——平时上镜只见“精英”不见百姓,紧要关头只见百姓不见“精英”。
“蜜蜂型文人”象蜜蜂一样是彻底的“集体主义者”。“蜜蜂型文人”把“群体”——“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置于“个人自由”之上,认同正当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认同“整体利益”,认同“民族生存”。所以“蜜蜂型文人”强调凝聚,强调要组织起本族类的蜜蜂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人心齐,泰山移”,群策群力,集体生存,集体富裕,使社会“蜜蜂化”,人人象蜜蜂一样各得其所,有自食其力的机会,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如果遭到外敌侵犯,则全民动员,“倾巢出动”,迎头痛击,使一切潜在的敌人望而生畏,知难而退,将危机消弥于无形。
6.苍蝇用空谈证明自己,蜜蜂用事实证明自己。
苍蝇的“价值”体现在“嘴”上——全靠整天自己“嗡嗡嗡”的自吹和彼此间“嗡嗡嗡”的相互吹捧来证明苍蝇的存在和“价值”——除了“嗡嗡嗡”,你永远找不到苍蝇们到底“创造”出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蜜蜂的价值体现在实际行动和客观效果上——用实实在在的蜂蜜和传花授粉带来的丰收等具体事实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
苍蝇永远“有理”。不管干什么,不管是“赴赃蹈粪”还是“抢宴蹭席”,必定“嗡嗡嗡”出一番“大道理”为自己辩护,决不听别人的,也不容别人发言。但苍蝇“嗡嗡嗡”的“大道理”永远说变就变:一秒种前“嗡嗡嗡”的是“吃粪合理”,一秒种之后就“嗡嗡嗡”起另一番宏论:“闯餐馆叮山珍海味是为了追求清洁卫生”。
蜜蜂则“言行一致”,总是“三句话不离老本行”,再“嗡嗡嗡”也离不开采花酿蜜创造财富。如果花丛中少了蜜蜂的“嗡嗡嗡”,农民们就要紧张了,就要想方设法让这种“嗡嗡嗡”继续出现了。而苍蝇的“嗡嗡嗡”则只能让人想起苍蝇拍——这就是区别。
“苍蝇型文人”同苍蝇一样,只能靠苍蝇式“嗡嗡嗡”的卖嘴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要问“苍蝇型文人”究竟做了什么了不起的“贡献”,凭什么高人一等,回答必定是一大堆“嗡嗡嗡”:“嗡嗡嗡”的讲话,“嗡嗡嗡”的论文,“嗡嗡嗡”的报告,“嗡嗡嗡”的书籍,“嗡嗡嗡”的教学,其他“苍蝇型文人”的“嗡嗡嗡”的互相吹捧……如果追根刨底,硬要问清楚这些“嗡嗡嗡”根据何在,究竟带来什么样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成果,创造了哪些财富,要求用确切的事实说明有这些“嗡嗡嗡”与没这些“嗡嗡嗡”究竟有何具体的不同,要求对方象蜜蜂那样用具体的蜂蜜、具体的传花授粉能增产的数字之类来证明这些“嗡嗡嗡”的作用和实际效果,结果必定只能得到一大堆新的“嗡嗡嗡”:尴尬的“嗡嗡嗡”——七拐八绕的诡辩和掩饰;色厉内荏的“嗡嗡嗡”——冷嘲热讽;恼羞成怒的“嗡嗡嗡”——扣大帽子:“你不懂,等你学会了再来说”、“没资格”、“IQ值不够”、“别有用心”、“反智”、“民粹”、“愤青”、“极左”……
“苍蝇型文人”说到底只能靠主观的夸张来证明自己,最害怕、最讨厌的就是要求他们象蜜蜂那样用实践证明自己,尤其是用实实在在、一桩一件的具体事实证明自己。所以“苍蝇型文人”永远是“狗掀帘子——全靠着嘴功”,除了“嗡嗡嗡”之外其实“一无所有”。
“蜜蜂型文人”同蜜蜂一样,不是用嘴巴,而是用看得见摸得着、确切无疑的事实证明自己:“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杂交水稻”、“优选法”、“青蒿素”、“歼十”、“神舟飞船”、《论持久战》、建党、建军、建国、独立自主的工业化体系……
7.苍蝇专挑别人毛病。蜜蜂专心自己的事情。
俗话说:“苍蝇不抱没缝的蛋”——不管多光多滑,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缺陷,立刻就会被苍蝇抓住,扑上来拼命往里边拉屎下蛆放病菌,不搞臭搞烂誓不罢休。而苍蝇自己则永远“完美无缺”,不管是谁都挑不出苍蝇有什么“缺陷”,也从不见苍蝇挑苍蝇的毛病。
即便“无懈可击”,苍蝇也照样不会放过。任何动物,只要有点分量、出了众,不管是人还是牛、马、骡、驴、象、虎、狮、豹、大熊猫等等,都必定成为苍蝇追逐围攻的目标,成群结队时时刻刻在周围转来转去,一拨接一拨扑上去猛叮眼睛、口鼻、耳朵等——只要你没力量或没功夫驱赶,苍蝇们便立刻乘虚而入嘬液,拉屎,下蛆,顺便奉送细菌一身,助你早日得病。
如果不幸身上有缺陷或伤痕,那苍蝇们则立刻兴奋得发狂,以百倍的疯狂扑上去噬血、下蛆加传播病菌,把你的躯体变成蛆虫的安乐窝,让你伤口感染化脓,小伤变成大病,直至死亡。
既便死了,苍蝇仍不会放过,仍要扑上去吃肉吮血,尽情下蛆,把个完整的躯体变成密密麻麻充满蛆虫的腐肉仍不罢休——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利用,苍蝇就决不算完,直到只剩下一堆不容纳生命的枯骨为止。
总而言之,苍蝇一辈子只干一件事:毁灭——无孔不入挑毛病,钻空子,转播疾病,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从健康完整变到疾病缠身,再变到死亡毁灭,再变到腐烂霉臭,最后除了森森白骨外什么都剩不下。
苍蝇除了破坏和死亡外不给这个世界带来任何东西。
蜜蜂一辈子也只干一件事:建设——辛辛苦苦劳动创造财富,采花酿蜜,传播花粉,传播丰收,传播生命。蜜蜂对别人的缺陷毛病从不感兴趣,从来只顾忙自己的事业。在蜜蜂面前不用担心自己有毛病被抓住往死里整,拼命给自己的伤口下蛆放细菌之类,倒是可以指望蜜蜂的好处——蜂蜜可以养人,蜂毒可以治病。
“苍蝇型文人”跟苍蝇一样,一辈子也只干一件事:毁灭,毁灭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优良传统、毛泽东思想等等;专门挑剔、诋毁、败坏一切民族英雄、一切有益于人民的人,如岳飞、文天祥、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雷锋、狼牙山五壮士、毛泽东……
“苍蝇型文人”毁灭一切的手法跟苍蝇一样,也是无孔不入挑毛病,钻空子,从思想上转播“疾病”,在名誉上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从健康完整变到疾病缠身,再变到死亡毁灭,再变到腐烂霉臭,从地球上彻底消失掉。
鲁迅说:“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苍蝇型文人”正是如此。他们把毛泽东一生几十年的每一分钟都用高倍数显微镜放大放大再放大,挑剔挑剔再挑剔,无孔不入拼命挑毛病还嫌不够,索性干脆公然造谣诽谤栽赃泼赃水,把一切能想得出的罪名全往毛泽东身上按,其手法比到处下蛆的苍蝇厉害多了。而这些“苍蝇型文人”自己呢?简直个个“完美无缺”,好得没屁眼。其实如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这些“苍蝇型文人”的一生的每一分钟也同样用高倍数显微镜照照看,也放大放大再放大,挑剔挑剔再挑剔,找出的罪状保险足够杀N次的。
(可以肯定,本文发表之后,“苍蝇型文人”们一定也会挑剔出蜜蜂的种种不是来。同样可以肯定,他们挑剔蜜蜂时,决不会用苍蝇做对照,而一定是孤立地、抽象地举出蜜蜂这不行那不对,而决不会对比证明“蜜蜂不如苍蝇好”。这正是他们污蔑毛泽东的手法:万般挑剔毛泽东时,决不会用自己做对照,以毛泽东的“错误”证明同样的时代同样的事情自己胜过毛泽东。)
就象苍蝇从不挑剔苍蝇一样,“苍蝇型文人”也决不挑剔“苍蝇型文人”的毛病——彼此彼此,谁也别说谁,同舟共济,一起“和谐”。
“蜜蜂型文人”关心的不是整人,而是做事:只要有利于采花酿蜜,“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所以“蜜蜂型文人”决不整天挑别人的毛病,叮别人的创伤,更不搞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只有碰到蓄意破坏自己的建设时才挺身而出极力抗争——但那是“对事不对人”。而苍蝇则永远“对人不对事”——不管你干什么,干得怎么样,苍蝇都照样要围着你挑毛病、搞坑害。
8.苍蝇制造假、恶、丑,蜜蜂创造真、善、美。
乍一看,苍蝇最“宽容”:不管是最好的还是最坏的,最美的还是最丑的,最香的还是最臭的,苍蝇都不嫌弃,一概“兼收并蓄”、“打成一片”,“宽容不规范”的水平简直天下第一。然而实际上苍蝇永远只把最美最好东西“和平演变”成最腥最臭最烂最丑恶的东西,把“好的弄病,病的弄死,死的弄烂”,把“好的变坏,坏的变更坏——坏的变烂,烂的变完蛋”,把“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变成“杂粪生蛆,群蝇乱飞”,把珍宝变成垃圾,永远在包容“假、恶、丑”,制造“假、恶、丑”,毁灭“真、善、美”,而不是相反。
蜜蜂则正相反,非花丛等洁净美好之地不往,非蜂蜜、授粉高产等有益于世界的东西不造。蜜蜂使美好的变得更美好,用自己的辛劳不断创造“真、善、美”。
“苍蝇型文人”跟苍蝇一样,表面“宽容”,实际在“宽容”的伪装下专门用看不见的“病菌”“和平地”悄悄地毁灭人间一切“真、善、美”,不知不觉地将其变为“假、恶、丑”——“宽容”是假的,以“宽容”为掩护消灭“真、善、美”、制造“假、恶、丑”才是真的。
比如,“同志”、“小姐”、“专家”、“学者”、“教授”、“精英”、“公仆”、“领导”这些过去都是很令人尊敬的称呼。现在呢?不知不觉全变了味——“苍蝇型文人”在“宽容”的旗号下包庇肆意歪曲的结果。
又如社会风气,自“苍蝇型文人”当道以来,贪污腐化、弄虚作假、尔虞我诈、骄奢淫逸、纸醉金迷、贫富对立、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卖国求荣等歪风邪气是越来越盛,还是越来越衰?整个社会“真、善、美”越来越多,还是“假、恶、丑”越来越多?——“苍蝇型文人”一当道,社会风气便日益“苍蝇化”,“真、善、美”“和平演变”为“假、恶、丑”——这难道不是事实?这难道没有因果关系?
“蜜蜂型文人”则跟蜜蜂一样,永远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在创造“真、善、美”——即便在“苍蝇型文人”肆无忌惮制造“假、恶、丑”时仍然如此,维系着社会免于轰然倒塌。“蜜蜂型文人”总是尖锐批判“苍蝇型文人”的一切倒行逆施,大声疾呼反对社会“苍蝇化”,所以很自然地被“苍蝇型文人”们斥为“好斗”、“愤青”、“暴力倾向”、“破坏和谐”、“不稳定因素”……
9.苍蝇虚伪卑鄙,厚颜无耻;蜜蜂真挚坦诚,自尊自重。
苍蝇不知羞耻,不知美丑,不知珍惜,专挑最赃最臭的地方寻欢,专挑最美最好的东西祸害,总是死皮赖脸地围着人没完没了地“嗡嗡嗡”,把自己的私货硬塞给别人。不管人家如何拒绝,如何讨厌,如何痛斥,如何抵制,甚至“人人喊打”,苍蝇照样赶都赶不走,照样满不在乎,照样不以为耻,照干不误。
苍蝇专门传播看不见、摸不着、似乎很“平和”、很“老实”但借助显微镜和科学的头脑便能明白是极歹毒、能致人死命东西。但苍蝇永远做出一副“无害而可怜”的样子,稍有风吹草动立刻逃跑,“绝对不抵抗”,绝对“爱好和平”,绝对“动口不动手”,绝对“非暴力”,绝对不搞“阶级斗争”,绝对“爱惜生命”,绝对“言论自由”,绝对“个人自由”,绝对“民主”“开放”,绝对“不争论”,绝对“解放思想”,绝对“与普世价值接轨”……一句话,绝对“和谐”。
苍蝇传播了疾病却从不认帐,不但一口否认自己有任何责任,而且还一边用无休止更亢奋的“嗡嗡嗡”替自己辩护,一边更起劲地向受害者进攻,一则传播更多的病害,二则拼命在受害者身上搜寻缝隙,往里下蛆,以便最终将受害者变成养育自己后代的温床,同时还不断指责受害者:开放得还不够,还应该继续扩大“开放”。
蜜蜂从来不死乞百赖把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人。蜜蜂爱憎分明,是非分明,决不两面三刀暗中使坏: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要好便有蜂蜜,要坏便有蜂毒。
鲁迅说:“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蜜蜂蛰敌,明知自己也要死,却视死如归,宁可牺牲生命,也要捍卫自己的原则——个体的蜜蜂死了,换来的结果是无人胆敢象欺负苍蝇一样肆意欺负蜜蜂这个整体,换取了无数蜜蜂同胞的免受欺负和死亡。而这在苍蝇看来就叫“傻”,叫“蠢”,叫“激进”“极左”,叫“愤青”“义和团,叫“文革余孽”,叫“不珍惜生命”,叫“暴力倾向”,叫“喝狼奶长大的”,叫“破坏和谐”……
“苍蝇型文人”跟苍蝇一样,利用把持的“话语权”一天到晚死皮赖脸地围着人没完没了“嗡嗡嗡”,把自己的私货硬塞给别人。不管人家如何拒绝,如何讨厌,如何痛斥,如何抵制,甚至“人人喊打”,同样象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满不在乎,不以为耻,照干不误,而且还反咬一口:抵制苍蝇是“压制民主”、“侵犯‘蝇’权”、破坏“言论自由”、“使用暴力”……
“苍蝇型文人”象苍蝇一样以“和平”的方式传播死亡。他们在“学术研究”、“言论自由”、“普世价值”、“理性冷静”等名义下“文明”地、“温文尔雅”地到处散布看似“平和无害”、但用科学社会主义的显微镜一照便一清二楚是极端危害国家生存的“思想病菌”,如“彻底摆脱扫除近百年遭受外侮屈辱感、全身心拥抱西方文明”、“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溶入世界,没有国家安全问题”、“从西方购买安全”……明明到处害人,却满口仁义道德:“学者的良心”、“文明”、“理性”、“冷静”、“高素质”、“宽容”、“人性”、“与普世价值接轨”、“和谐”——难怪鲁迅有此告诫:“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苍蝇从不认错,“苍蝇型文人”也从不认错——人们从来只见“苍蝇型文人”到处指手画脚教训别人,到处挑别人的毛病,污蔑毛泽东,丑化民族英雄,贬低普通老百姓,却从来没见过他们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即便事实俱在、证据确凿,他们也决不认帐。
比如最近的国际粮食危机、粮食供应紧张、粮价大涨等铁的事实确凿无疑地证明茅于轼、张维迎所谓的“困扰人类几千年的粮食问题已经彻底解决”、“现在农业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粮食已经不是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积”、“粮食多得吃不完,粮库装不下”、“万一我们的粮食不够蛮可以用进口来解决”、“大家按照市场规则做,一点也不会有供应安全的问题”、“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什么叫安全?我从来不认为粮食是个安全问题”之类“理论”主张完全错误。但面对事实,他们认错了吗?半点没有,若无其事照样当“主流经济学家”,照样到处指手画脚,就好象根本没发生过这种事,丝毫不觉得脸红。
鲁迅曾专门总结过“苍蝇型文人”在谎言被事实揭穿后赖帐手法的“演变过程”:古之常人“要抹杀旧帐,必须砍下脑袋,再行投胎。斩犯绑赴法场的时候,大叫道,‘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为了另起炉灶,从新做人,非经过二十年不可,真是麻烦得很。”到了近代就不同,“与时俱进”,大有改进:“今之名人就又不同了,他要抹杀旧帐,从新做人,比起常人的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和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造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通,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净坛将军摇身一变,化为鲫鱼,在女妖们的大腿间钻来钻去,或自以为写得出神入化,但从现在看起来,是连新奇气息也没有的。”
如今“苍蝇型文人”的赖帐手段属于最“先进”的一类:“如果这样变法,还觉得麻烦,那就白一白眼,反问道:‘这是我的帐?’如果还嫌麻烦,那就眼也不白,问也不问,而现在所流行的却大抵是后一法”——茅于轼、张维迎们用的正是“最后一法”:“眼也不白,问也不问”,谎言被戳穿就戳穿,“脸不变色心不跳”,根本不当回事,脸皮之厚登峰造极。其他“苍蝇型文人”也不甘落后,群起效尤,被抓住破绽立刻“集体失声”——当顾雏军被捕时,曾被顾雏军雇去“站台”、把顾雏军说成“代表改革大方向”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立刻“集体失声”。当2008年1月中国遭遇冰灾、中国人“全国一盘棋”奋力救灾时,整天神气活现鼓吹“市场经济万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立刻“集体失声”。当西方媒体就西藏暴乱造谣诽谤中国、鼓吹“抵制奥运”、宣扬“藏独”时,整天鼓吹“彻底摆脱扫除近百年遭受外侮屈辱感、全身心拥抱西方文明”、“与普世价值接轨”的“主流精英”们又立刻“集体失声”——“苍蝇型文人”们“心有灵犀一点通”,步调一致,见势不妙马上全部“集体失声”,采用“眼也不白,问也不问”的赖帐法,等风头一过立即又象苍蝇一样若无其事继续撒谎“嗡嗡嗡”。
“蜜蜂型文人”象蜜蜂一样,敢于坚持原则,敢于为原则奋斗,光明磊落,自尊自重,决不靠吹牛撒谎混日子,决不跟“苍蝇型文人”同流合污。当“苍蝇型文人”大肆散布种种祸国殃民的“思想”“理论”时,“蜜蜂型文人”针锋相对,大声疾呼,毫不留情地将这些似乎无害实际流毒无穷的“思想细菌”搬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显微镜、照妖镜之下,让它们现出原形,唤起人民警觉。“蜜蜂型文人”遭到“苍蝇”们的压制迫害、诽谤污蔑,但仍坚持不懈。“苍蝇”们对“蜜蜂型文人”的奋争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利用手中的“话语权”无孔不入地百般谩骂丑化:“愤青”、“左左”、“愤愤”、“毛奴”、“民粹”、“极左”、“红卫兵”、“反改革”……
10.苍蝇漫无目标乱碰乱撞盲目行事一塌糊涂;蜜蜂目标明确井井有条有计划按比例稳步发展
人们常用“没头苍蝇”来形容混乱和盲目,可见苍蝇的一大特征就是毫无目标,毫无计划,毫无章法,一切随心所欲,乱碰乱撞,撞上什么算什么——这不奇怪,既然苍蝇既不劳而获又只顾自己,只能当“个体户”到随意处乱窜找下手机会,当然不可能有任何计划和秩序。
蜜蜂靠集体劳动创造财富为生,这就决定了蜜蜂的行为方式必须密切围绕“集体劳动创造”这个中心,目标明确:采花酿蜜。因为是集体劳动,所以,各司其职,井井有条,自然而然便遵循了“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则——每天去哪块地方采、采什么花、采多少才算完等等都有一定之规,不象苍蝇那样随心所欲,只要弄够自己用的就其他什么也不管了。蜜蜂靠自己的劳动建设自己的家,而且按最科学的方法建设——现代科学已经证明,“蜂巢结构”布局最科学合理,最节省材料,相对强度最好,被人类“照葫芦画瓢”用到了航空工业上。
俗话说:“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又吃屎又劫道的苍蝇之“路”是“自由经济”;专吃蜜专创造的蜜蜂之“路”是“计划经济”:本性决定,“各得其所”。
“苍蝇型文人”秉承苍蝇“又吃屎又劫道”的“特色”,整天鼓吹象苍蝇那样漫无目标乱碰乱撞盲目行事的“自由经济”。而“蜜蜂型文人”遵循蜜蜂“专吃蜜专创造”的本色,大声疾呼象蜜蜂那样目标明确井井有条有计划按比例稳步发展。
以高等教育为例:如果是计划经济,高校招生总数、专业比例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来制定:本科多少,硕士多少,博士多少,农、轻、重、各专业比例各是多少,总之八九不离十,使毕业生大体学以致用,各得其所。但如果是“教育产业化”,那就什么比例也不管,只要把学生哄进门就有钱可赚。至于社会有多大需要,各种专业需求比例如何,学生学出来有没有出路则一概不管。于是各大学各专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用尽各种手段招揽顾客,想方设法勾引学生,“合法诈骗”。结果毕业生总数和专业比例与实际需要完全对不上号,“毕业即失业”现象越来越严重。不知多少贫寒家庭倾家荡产凑学费,花了多少钱,费了多少时间,吃了多少苦,到头来却发现一切白搭——“苍蝇型文人”轻轻松松一句话就把这一切都推翻了:“大学生不应对自己期望过高”——如此盲目造成的浪费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办教育的话。这种浪费正是“苍蝇型文人”的苍蝇式“自由经济”的代价,却全部转嫁给普通老百姓来承担。
(注:苍蝇和蜜蜂、“苍蝇型文人”与“蜜蜂型文人”的区别肯定不止这十条。仔细想想准还能再总结出若干“特色”来。有时启发思路离不开机遇。其实我一开始只总结出了前六条,后几条还多亏了吴彦——他大骂我的话声未落,“华岳论坛”就被“黑”掉了。这让我一下子想起表面上嗡嗡嗡“动口不动手”,实际上专门暗中下毒手的苍蝇:“专挑毛病”、“专找空子下蛆”。——这第一印象来自当年放牛:成群的苍蝇一天到晚追着牛和人转,一个驱赶不及就被下了一个个小黑籽,也不知道是苍蝇屎还是苍蝇卵,反正讨厌得要命——身体健康没破绽时苍蝇都要如此积极、如此无孔不入地给你抹粪下蛆拆烂污,如果不幸有个伤口,那就不得了,苍蝇就象疯了一样拼命往上扑,又吮血又下卵。如果不及时清洗包扎伤口,很容易感染,甚至长出蛆来,把好肉弄烂了。第二印象来自一部战争片:伤兵们哀号:“蛆钻进伤口里了,疼死我了,给我一枪吧!”——蛆钻进肉都这么难受,那“附骨之蛆”能让人疼得多死去活来可想而知。第三印象来自小说《战争与回忆》的一段描述:纳粹德国的“1005特别分队”把早先被枪杀的犹太人的尸体挖出来焚尸灭迹,尸体里密密麻麻全是蛆——“他们戴上皮手套接触那些尸体时,有时会瓦解成几段,吃得胖胖的蛆虫纷纷落下来”——这一切让我认识到苍蝇虽然表面“绝对不抵抗”,“绝对非暴力”,却是专门暗中下黑手、专门把活的弄病、病的弄死、死的弄烂的不干好事的“和平死神”。能总结出这一条还真得谢谢吴彦,是他的“警惕黎阳”和暗中捣鬼给了我启发。帮助我为总结“苍蝇型文人”的“特色”多加了点料。如果今后碰上类似事件,说不定还能再总结出几条来。这就要看机遇了。也许网友们能发现“苍蝇型文人”更多的“特色”,欢迎帮忙填充。——其实要理解“苍蝇型文人”的“特色”,想象一下苍蝇就够:一群西装革履、披着博士袍,也许还戴着金丝眼睛的“绿豆蝇”,一天到晚飞来飞去嗡嗡嗡,嗡嗡嗡完自己是“天使”,就嗡嗡嗡爬粪坑,追腥逐臭洗完屎尿澡过完了瘾,便嗡嗡嗡过来叮你的晚餐,然后在上面拉蝇屎。你举手要打,它们立刻魂飞魄散嗡嗡嗡逃开去。等“脱离危险区”便转着圈子嗡嗡嗡大骂你“侵犯‘蝇’权”,顺便嗡嗡翁自己多么“和平”、“理性”、“文明”、“非暴力”、“普世价值”……)
二.千古迷信,千古鬼话,千古陷阱——“苍蝇型文人”的混世秘诀
1.“苍蝇型文人”的“理想境界”
根据“苍蝇型文人”的特征,不难明白“苍蝇型文人”的“理想境界”是个什么样子:
1).不劳而获——这一条最核心,因为其他一切都发源于此。
2).不担风险——“苍蝇”本性:绝对不肯用自己的性命冒任何风险。
3).不负责任——只为自己考虑,决不为别人着想,当然更不能为别人负责。
4).不掉架子——既要白拿白占,又要保住臭架子,绝不求人。
5).不群于众——不能跟普通老百姓平起平坐,而要高人一等,至少在精神上要高人一头,成为“精神贵族”。
6).不费气力——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别人不敢反抗自己。如果一切来得比劳动创造财富还费劲,那就不合算了。
7).不受限制——“出家人不爱财——多多益善”,“固定收入”的仨瓜倆枣一点点怎够塞牙缝?
8).不丢面子——既要当婊子,还要立牌坊,白拿白占还要“道貌岸然”、“理直气壮”、“振振有词”。
要同时满足这些要求,那么:
——既然要不劳而获,把别人的劳动创造据为己有,那就排除了象蜜蜂那样自食其力,靠劳动创造财富。
——既藐视群众、脱离群众、毫无凝聚力,又不肯跟普通老百姓平起平坐,还要处处高人一等,那就排除了平等交换。
——既要白拿白占,还要摆臭架子、不屑象叫化子那样低三下四乞讨,还要不受限制,那就只能靠骗靠抢靠暴力强制。
——既要靠抢靠骗靠暴力白占,又要道貌岸然名正言顺,还要不担风险、不费气力,那就既不能象强盗那样明火执仗地硬抢,也不能象小偷骗子诈骗犯那样偷偷摸摸鬼鬼祟祟。
能满足上述所有要求的行当只有一样:当官。掌权。
不劳而获就没理。没理还要强词夺理巧取豪夺,那就只能一靠骗,二靠抢。“骗”是利用“软权力”暗抢,“抢”是利用“硬权力”明抢。骗子有“软权力”。强盗有“硬权力”。既有“软权力”又有“硬权力”的只有当官的。
中国古代有句成语:“成则王侯败则贼”——自古官府不过是成了功的贼,二者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不同的是虽然官府也象盗贼一样用暴力白拿白占,但却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不再象盗贼那样声名狼藉,反而“名正言顺”、“冠冕堂皇”——所以只有当官,至少挂上官衔,得以利用政权的“合法暴力”“合法抢夺”——不仅巧取豪夺白拿白占,而且要让受害者不得不“依法”“自愿”奉献——才能同时满足“苍蝇型文人”的全部要求。
难怪自古以来“苍蝇型文人”的全部生活只有一个内容:当官,至少勾上官府或权贵集团,借权贵集团的权力谋生。成功了,就等于蝇蛆长出了翅膀,从“蛆虫”一步登天变成了“苍蝇”,成了“精英”,或曰“精蝇”。不成功,就始终是蛆虫,只能匍匐在地,菌集在死尸腐肉粪坑垃圾堆里蠕动翻滚,一边彼此倾轧一边苦熬机会。也就是说,“苍蝇型文人”有两种状态:“蝇蛆状态”和“苍蝇状态”,或曰“孔已己状态”和“丁举人状态”——混不上一官半职、挂不上官衔、没法利用官府权力飞黄腾达的,就成了“孔已己”:穷困潦倒,整天瞎混,全凭“茴字有四种写法”、“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君子固穷”之类,“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来支撑自己“精神贵族”的臭架子。一旦混上个官位,有了官衔,沾上了官方权力,或有了权贵靠山,那就立刻成了惹不起碰不得的“丁举人”:“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
鲁迅说:“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苍蝇型文人”个个集“官魂与匪魂”于一身,一举一动处处散发官气加匪气:所谓“主流精英”哪个不是靠权力撑着的?哪个没有至少个把官衔?哪个没有权贵后盾?哪个能谁也不靠,只靠自己的真才实学吃饭?他们从不创造财富,一贯脱离实际,除了卖嘴皮子胡弄人外一无所长,又个个以“精神贵族”自居,谁也看不起,根本没学会与人平等探讨、平等辩论。碰上真正的挑战讲理讲不过,先用“官气”硬压,压不住就匪气大发,强制“不争论”,剥夺对方的“话语权”……离开官匪一家的权力,他们的那些狗屁不通的“论文”、“著作”、“报告”、“研究成果”等等有几个人会买帐?登得出来吗?卖得出去吗?最简单的例子:这些人敢不靠平面媒体而全靠上网推销自己的东西吗?根本不敢。因为网上只认内容不认头衔,你可以利用权力删除你不喜欢的东西,但你没法利用权力强迫别人看你的东西。你要想让别人愿意看,就只能拿出有分量的真东西来。而“主流精英”的东西上网会有多少人看?能说服多少人?水平如何一上网就全露馅了。平面媒体则不同,他们完全可以利用权力只登自己的东西,硬塞给读者。而“蜜蜂型文人”的东西正相反,平面媒体不登,只能送上网。尽管“苍蝇型文人”能利用权力删了又删,偏偏删不胜删,死灰复燃,不胫而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同样,“苍蝇型文人”敢在把持的平面媒体上给“蜜蜂型文人”的东西以同样的刊登机会吗?同样不敢:“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苍蝇型文人”的一切都离不开权力。他们从来没有任何凝聚力,却要别人“敬畏”、“钦佩”、“服从”、“拥戴”,那就只能靠“权力”压服,“权威”摄服。一旦没了权力他们就立刻可怜如蛆,渺小如蛆,卑微如蛆,懦弱如蛆。而只要掌握了权力他们立刻神气活现,趾高气扬,劲头十足,满天飞舞,到处乱窜,到处嗡嗡嘤嘤嘁嘁狺狺,到处拉屎下蛆,到处胡作非为,到处传播死亡——如今连一个小学校长的权力都足以把崇高的教师变成卑贱的奴隶,更大的权力会有多凶狠可想而知——权力对“苍蝇型文人”如此性命攸关,所以自古以来“苍蝇型文人”为当官掌权从不惜一切,什么阿臾逢迎卑鄙龌龊下流不要脸的事都干得出来(不信?看看《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因此而“名垂青史”的“苍蝇型文人”更是大大的:“洗鸟御史”、“狗叫侍郎”、“鹅鸭谏议”、“蛤蟆给事”……“苍蝇型文人”的所谓“清高”、“自尊”、“学者的良知”等等不过是在普通老百姓面前摆架子装门面的装腔作势的鬼话。
2.“苍蝇型文人”的当官诀窍:控制“软权力”,操纵“硬权力”
“苍蝇型文人”干什么都不行,唯独当官掌权的本领举世无双。诀窍:控制“软权力”,操纵“硬权力”。
看得见摸得着、能直接形成物质力量强加于人的权力属于“硬权力”,如政府、军队、警察、法院、法律法规等等。
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左右人的思想、主导人的意识形态的“权力”属于“软权力”,如:“话语权”、“知情权”,以及定义真理标准、是非标准、善恶标准、价值观标准、道德标准、认识论标准、知识标准、知识精英标准等等的“隐形权力”。
计算机的规律是硬件由软件控制。权力的规律是“硬权力”由“软权力”控制。掌握了软件,就能操纵硬件。掌握了“软权力”,就能操纵“硬权力”。软件出了毛病,计算机就要瘫痪。“软权力”完了,“硬权力”就保不住。
“硬权力”只能由“硬权力”来制衡,只能由“软权力”来制约。
“硬权力”只能由“硬权力”来制衡——“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要除掉贪官,只能靠比贪官的“硬权力”更大的“硬权力”。
“硬权力”只能由“软权力”来制约——“硬权力”只能强制人做或不做某事,但不能强制人想做或不想做某事。用“硬权力”可以惩罚贪污,但用“硬权力”无法使人不愿贪污。要除掉贪官必须用“硬权力”。但除掉贪官的这种“硬权力”如何才能动员而来?——“软权力”。要使官不想贪更离不开“软权力”。用“硬权力”可以强制执行法律法规,但用“硬权力”无法使人自觉自愿遵守法律法规。只有“软权力”才能令人自愿做某事或不做某事。
任何法律只有受到占主流的价值观的保护时才会被承认,被尊重,被执行。一旦失掉了主流价值观的保护,甚至与主流价值观冲突,那法律就只是一张废纸。
思想指挥大脑,大脑指挥手脚。价值观指挥“软权力”,“软权力”指挥“硬权力”——这就是价值观、“硬权力”和“软权力”的关系。
以交通规则为例。要让交通规得到遵守,光有规则不行,光有交通警察不行,还必须第一,绝大多数行人有遵守交通规则的意愿,至少没有不惜代价破坏交通规则的意愿。第二,交通警察有履行职责的意愿,至少没有故意拒绝履行职责的意愿。“遵守交通规则的意愿”和“履行职责的意愿”从何而来?“软权力”——使多数行人认为“遵守交通规则”是件应该的事,至少犯不着不惜代价去违犯;使警察认为“履行职责”是件应该的事,至少不该成心玩忽职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使绝大多数人遵守交通规则,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交通警察履行职责,强制实施规则,惩办少数违犯规则的人,交通规则得到遵守,交通秩序得到保障——“软权力”到位了,“硬权力”才能发挥作用。
一旦“软权力”失效,多数行人无视交通规则,明知故犯,视警察如无物,公然闯红灯,交通警察也不愿管,听之任之,交通规则形同虚设——丧失了“软权力”,“硬权力”也就失灵了。
交通规则如此,其他亦如此。维持军纪的是“硬权力”,维持军心的是“软权力”。一旦丧失“软权力”,军心涣散,士气瓦解,兵无斗志,必然军纪败坏,不战自乱,“兵败如山倒”,军纪再严也无济于事——“软权力”完蛋了,“硬权力”也就跟着完蛋。
历代王朝都有一整套法律法规,包括“物权法”之类,不可谓不严密周到。但王朝末日时人心大乱,什么法律法规都成了废纸,最后是王朝崩溃——“软权力”崩溃了,“硬权力”再貌似强大也没用。
有了“软权力”一定能得到“硬权力”。有了“硬权力”却不一定能得到“软权力”——当年的侵华日军、当年的“蒋委员长”和如今在在伊拉克的美国都拥有绝对的“硬权力”。然而这绝对的“硬权力”并没带来能控制对手斗志、让对手放弃抵抗的“软权力”。
“苍蝇型文人”鼓吹靠“政府缩权”、“三权分立”来反腐败,实际是要靠“硬权力”来制约“硬权力”,结果只能是越反越腐败——当“自私自利”、“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风行时,怎么可能确立“廉洁自律”、“奉公守法”的“软权力”?没有“软权力”的制约,“硬权力”再多、看得再严也没用——朱元璋杀贪官毫不手软,用“硬权力”对官员的监督最严格,仍然“朝杀而暮犯”:没有“软权力”的制约,权力在手时想的不是如何遵纪守法,而是如何钻空子捞一把。如此心思,防不胜防。“硬权力”的监管再严密又奈其何?
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政权”即“硬权力”;“意识形态”即“软权力”。要得“硬权力”,先抓“软权力”。道理很简单:政权由人组成。“硬权力”由人实现。人是有思想的。用“软权力”控制了人的思想,就控制了人,就最终能控制人为的一切,包括“硬权力”——有了“软权力”,便有“硬权力”。几千年来,“苍蝇型文人”作为一个整体,当官的不二法门一直是“控制‘软权力’,操纵‘硬权力’”。
3.千古迷信,千古鬼话,千古陷阱——“苍蝇型文人”通过“软权力”操纵“硬权力”的三大法宝
1).千古迷信——“苍蝇型文人”“有学问”
善良的人们往往从善良的愿望出发作出判断和期待。
直观现象:“有学问的人都读书”、“学问越大的人读书越多”、“越德高望重讲道理的人越有学问”。
思维“形而上学”想当然的结果:不加思索接受“逆命题”——“读书人都有学问”、“读书越多学问越大”、“越有学问的人越德高望重讲道理”。
“读书识字”曾经是贵族的特权,是有身份的人专用的奢侈。在一个绝大多数人是文盲的国家里,“识文断字”是了不得的本领,简直同巫师一样,属于跟神仙打交道的人物。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形成对书本和读书的盲目崇拜、想当然以为知识来自书本,来自理论,来自“圣贤”,与实践无关,与感性认识无关,与人民群众无关等社会舆论和习惯性思维一点也不奇怪。
由此而来的结论:本事学问书中来。本事学问的大小全凭读书多少来衡量。衡量“标准化”、“机械化”、“数值化”的结果:用“学位不等式”规定死一切人的“学问不等式”:院士>教授>博士>硕士>本科>中专中学>小学>文盲。
(这个“学问不等式”还可以更进一步细分:名牌学位、洋学位、名牌洋学位、“查三代”的名牌学位、“查三代”的名牌洋学位……总之可以花样翻新,变幻无穷,足以让当代“梁山好汉”们排出“学问座次表”来。)
客观事实:“读书人”不一定“有学问”。“读书多”不一定“学问大”。“有学问”与“有道德”、“讲道理”之间没有必然关系。
毛泽东说:
——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
——“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能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些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各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是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木之本,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对照毛泽东的认识论便可知,只会啃书本的文人最多只有片面的不完全的知识——书本知识。而“苍蝇型文人”不从事劳动创造财富,所以其自然科学的知识为零。“苍蝇型文人”整天追求的是当官抓权不劳而获,所以其“社会科学”的“知识”全是“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苍蝇道理”和官场权术。不管“苍蝇型文人”读多少书,也只会有“苍蝇”的学问、“苍蝇”的“道德”、“苍蝇”的“真理”,只对“苍蝇”有用。
毛泽东说:“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
不管什么东西,只要人们对它的认识陷入盲目性,它就会被人用来招摇撞骗,就会被骗子变成“神”拿来迷惑人、吓唬人。——哪里有盲目性,哪里就闹“神”闹“鬼”。
——对“科学”的认识陷入盲目性,就有人弄出了“科学神”。
——对“市场” 的认识陷入盲目性,就有人弄出了“市场神”。
——对“学术” 的认识陷入盲目性,就有人弄出了“学术神”。
——对“民主” 的认识陷入盲目性,就有人弄出了“民主神”。
——对“自由” 的认识陷入盲目性,就有人弄出了“自由神”。
……
对“什么是知识”的认识的盲目性导致了一个千古迷信——想当然以为“读书人都有学问”、“读书越多学问越大”、“越有学问的人越德高望重讲道理”,想当然把“苍蝇型文人”看成“有学问的人”。结果:“苍蝇型文人”历来垄断了“话语权”这个最要害的“软权力”。这就为“苍蝇”往人们的思想里“下蛆”、以“软权力”攫夺“硬权力”、最终搞烂一切提供了一个最关键的缝隙。
2).千古鬼话——“苍蝇型文人”是“神代表”
鲁迅说:“据说天子的行事,是都应该体帖天意,不能胡闹的;而这‘天意’也者,又偏只有儒者们知道着。这样,就决定了:要做皇帝就非请教他们不可。”
这正是“苍蝇型文人”给自己的“特色”“历史定位”——“天意代表”。皇帝要想坐稳龙床,就非求这些“天意代表”不可。表面上、形式上,皇帝“至高无上”;实际上、本质上,“至高无上”的皇帝处处受制于“天意代表”,甚至包括吃喝拉撒睡哭玩。作为某个具体的皇帝,面对一个个具体的“苍蝇型文人”可以任意生杀予夺,杀这个,打那个,提拔自己中意的,罢黜自讨厌的,甚至视其为“倡优”;但从整体看,从长远看,从历史的角度看,实际不是皇帝指挥“苍蝇型文人”,而是“苍蝇型文人”指挥皇帝:皇帝可以拥有“硬权力”,但“软权力”却始终把握在“苍蝇型文人”手中,最终总是“软权力”指挥了“硬权力”——不管谁当皇帝,都不得不靠“苍蝇型文人”来组建政权、任命官吏,一切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评价实际全都由“苍蝇型文人”一手包办。皇帝的旨意能不能得到贯彻,要看其能不能对得上“苍蝇型文人”的胃口——凡是试图制约“苍蝇型文人”官吏们的贪婪的,能真正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吗?如果皇帝得罪了“读书人”即“苍蝇型文人”,那这个皇帝不是干不下去,就是日子不好过、费力不讨好,累得死去活来还要落个“千古骂名”、“遗臭万年”,不管有什么作为都会被一笔抹杀——秦始皇、朱元璋、雍正都被骂得狗血淋头,不管干什么都是罪:杀贪官被说成“杀功臣”,执法如山被说成“残暴凶狠”……真正原因是他们得罪了“苍蝇型文人”。唐太宗杀兄弟篡老子位抢人媳妇,亲手砸烂“一代明相”魏征的墓碑,晚年横征暴敛,公然宣布“百姓无事则奢侈,有劳则易使”,这一切却都被轻描淡写、“隐恶扬善”,真正的原因是他会来事,善于笼络“苍蝇型文人”——“历史记载”、“历史是非”不是皇帝们决定的,而是“苍蝇型文人”们决定的。皇帝们胆敢得罪“苍蝇型文人”,死了都不得安生。
从这个角度讲,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皇权其实有两重性:既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又是不知不觉中实际受到“苍蝇型文人”操纵的工具——对老百姓是绝对的统治者,对“苍蝇型文人”则是一个供其利用的工具。
前面已经说过,“只有当官,至少挂上官衔,得以利用政权的‘合法暴力’巧取豪夺白拿白占,才能同时满足‘苍蝇型文人’的全部要求”——仅仅某些具体的“苍蝇型文人”当了官不够,仅仅“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够,仅仅一个两个朝代有官做不够,要玩命不行,太费劲不行,有人竞争不行……要同时满足这些要求,最好的法子就是当“神代表”,把众人面前拥有无限权力的“神”变成自己得心应手的牟利工具。
作家黎阳(不是本人)有一首诗:“萨满——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
“你是人,绝对是人。
可是你能够打开另外一扇门。
门后的人和身后的事。
我仰视你头戴神帽,左手持鼓,右手拿槌,
却无法预知你的节奏。
我是人,所以我无法与自然力量和谐。
唯有你的鼓、铃、歌、舞
告诉我:你是一个使者。”
在这里,“萨满”就是“神代表”——虽然“绝对是人”,但在其他“人”眼中却成了“神”,享受“神”的待遇,行使“神”的权力。——这行当真不错,又自在又实惠,又潇洒又轻松,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不劳而获,白拿白占不说,别人还得上杆子追着求你赏脸收下自己的血汗奉献,名利双收还能揽权,而且谁都不敢违抗。
这个行当历史悠久,“遍地开花”,“不拘一格”,伺候萨满神的萨满、伺候“长生天”的“通天巫”、跳大神的巫婆、神汉、算命瞎子、和尚、道士、神父、修女、阿訇、长老……总之人们信什么神,就会出现什么神的“代表”——“你是人,绝对是人。可是你能够打开另外一扇门”,使人们以为能“与自然力量和谐”。
上述“神代表”代表的是“有形的神”。而“苍蝇型文人”代表的则是“无形的神”——专管“硬权力”的“神”——“软权力之神”:你“君权天授”,我就是“天意代表”。你“君权神授”,我就是“神意代表”。你“政权民授”,我就是“民意代表”——反正不管你的“硬权力”是哪种类型,我必定要当专管这种类型“硬权力”的“软权力之神”的“代表”。不管“硬权力”形式如何变,结果都一样:由“苍蝇型文人”掌握操纵“硬权力”的“软权力”,把“硬权力”变成“苍蝇型文人”的牟利工具。
如今“苍蝇型文人”为什么那么狂热鼓吹“民主”?因为他们把“民主”变成了尊“民主神”,“神代表”就是“苍蝇型文人”,“民主”不“民主”全由他们说了算:说你“民主”,你就“民主”,再专制也“民主”(数千万下岗工人在“两会”中无一代表也照样“民主”);说你“不民主”,你就“不民主”,再“民主集中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不民主”——“民主”成了他们的看家狗,谁不听话立刻就放出来咬人:“反民主”、“民粹”、“暴民”、“暴徒”、“群氓”、“义和团”、“红卫兵”、“专制”、“独裁”……曹操“挟天子令诸侯”,“苍蝇型文人”挟“民主”盗天下,“以民主代表”的名义把持住“民主”这尊“科学神”,就实现了用“软权力”控制“硬权力”、控制国家机器、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总目标。
对老百姓来说,国家这个“硬权力”是尊惹不起、不可侵犯、不得不服从的“神”;对“苍蝇型文人”来说,国家这个“硬权力”不过是台机器,是听命于自己、由自己操纵指挥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苍蝇型文人”才是操纵控制这台机器的“神中之神”。
“苍蝇型文人”是怎么当上这个“神代表”的?自封的。自吹的。互相当“托”捧出来的。——“苍蝇型文人”不创造财富,不干实事,一切全靠“话语权”,用嘴巴“证实”——别看“苍蝇”们别的本事没有,嗡嗡嗡的能耐永远天下第一,宇宙第N,一天到晚你嗡嗡嗡、我嗡嗡嗡、彼此之间嗡嗡嗡、引经据典嗡嗡嗡……翻来覆去就一个内容:“苍蝇型文人”代表“神”,得罪了“苍蝇型文人”,如果是酋长当道就是“违抗神”,如果是皇帝当道就是“逆天”,如果是“民主”当道就是“反民主”,总之罪恶滔天。
“‘苍蝇型文人’=‘神代表’”是“政治跳大神”、“政治造大神”。“‘苍蝇型文人’=‘民主代表’”是“‘民主’跳大神”、“‘民主’造神”——造“民主”神,或曰造“狗神”,亦可称为造“神狗”……目标:造出个“走狗神:对别人是“神”,对自己是“走狗”,能威胁别人、吓唬别人、“忽悠”别人、迫使别人百依百顺而唯自己之命是从的“硬权力之神”,使自己能一劳永逸把持一切。
只要头脑不够清醒,脱离了毛泽东的认识论,没破除“读书人都有学问”的“千古迷信”,那就逃不脱“三人成虎”、“众口烁金”的规律,最终被“苍蝇型文人”们的嗡嗡嗡给嗡嗡昏了头,胡里胡涂认可“苍蝇型文人”们自封的“神代表”资格。
重复一遍毛泽东的话:“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不管是什么东西,不管名义上多好听,看起来多漂亮,不管头衔如何冠冕堂皇,“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那就陷入了迷信,就不可避免遵循迷信诈骗的规律——受骗上当。
迷信神,就会被形形色色“跳大神”的巫婆、神汉们摆布。迷信上帝,就会被神父们摆布。迷信“科学”、“学术”、“理性”,就会被形形色色的“学者”、“专家”、“理论家”们摆布。——科学本身就意味着不盲目。盲目地迷信“科学”、“理论”、“读书人有学问”本身就不科学。缺乏自觉性,盲目相信娓娓动听,只看表面不看实际,不管说多少遍“科学”,其实质仍然是迷信。有这种迷信的人不管读了多少书,在上当受骗这一点上一点不比“目不识丁”的原始土人迷信占卜跳大神更文明更进化。而打着“科学”、“学术”、“理论”、“民主”等名义把自己封为现代化的“神代表”的“苍蝇型文人”们跟最偏远地区以最原始最古老的方式“跳大神”的巫婆、神汉们本质上并没什么两样,包装不同而已——不过是一群用“教授”、“专家”、“学者”、“精英”等漂亮外衣包装起来的老土巫婆、混混神汉。
只要“‘苍蝇型文人’是‘神代表’”的“千古鬼话”得逞,剩下的一切就好办了:小小的缝隙立刻变成大大的漏洞,可以任凭“苍蝇”们如鱼得水,自由下蛆,使社会堕入“苍蝇型文人”精心设置的“千古陷阱”。
3).千古陷阱——“以‘蝇’为本”,“以‘蝇’为尊”,“以‘蝇’为师”,“以‘蝇’治国”
“千古迷信”+“千古鬼话”使“苍蝇型文人”摇身一变成了“神”,得以利用“神”的权威获得支配社会斯文的“软权力”:既然“苍蝇型文人”有“学问”,既然“苍蝇型文人”是“神”的代表,那“苍蝇”就不再是“苍蝇”,而成了“天使”,“苍蝇”的话就是“神话”,一切由“苍蝇”们说了算就“顺理成章”了。
<1>“以‘蝇’为本”——以“苍蝇型文人”为根本,以“苍蝇型文人”的价值观作为是非曲直、黑白对错的标准衡量一切。
——被“苍蝇型文人”认可的皇帝是“明君”,否则就是“昏君”、“暴君”。
——被“苍蝇型文人”认可的老百姓是“顺民”、“良民”,否则就是“暴民”、“莠民”。
——被“苍蝇型文人”认可的政治是“民主”,否则就是“独裁”、“民粹”。
——被“苍蝇型文人”认可的自由是“自由”,否则就是“专制”、“暴政”。
——被“苍蝇型文人”认可的事情是“正义”,否则就是“邪恶”、“犯罪”。
——被“苍蝇型文人”认可的“蝇权”是“人权”,其他都是“反人权”。
……
“以‘蝇’为本”给了“苍蝇型文人”“绝对软权力”——“绝对话语权”、“绝对裁判权”。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绝对硬权力,绝对腐败;绝对软权力,绝对腐败。“绝对话语权”,绝对腐败。
“绝对软权力”的结果:为把“苍蝇型文人”的“软权力”顺利转化为“硬权力”扫清了道路。
<2>“以‘蝇’为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苍蝇型文人”是“优等族群”,见面高一等。
伏尔泰说:“即使没有上帝,人类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
岂止上帝,“即使没有也要造出来”的东西多着呢。
——即使没有贵族,“苍蝇型文人”也要造出贵族来:否则凭什么不劳而获?
——即使没有奴隶,“苍蝇型文人”也要造出奴隶来:否则吃谁去?
制造贵族和奴隶的传统工具是“血统论”:老子血统高贵,所以该当贵族;你血统低贱,所以该当奴隶。
但“血统论”这套玩艺一没什么“科学含量”,二早被历史打翻在地不知多少回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富不过三代”……可见“血统”这套神话平时忽悠忽悠部分老百姓还凑和,真碰上历史关头没什么用处。
不过不要紧,“苍蝇型文人”已经“与时俱进”地“发明”出了制造“现代化贵族”和“现代化奴隶”的“科学”的“现代化工具”:“以‘蝇’为尊”——罢黜百家,独尊“苍蝇型文人”。
当然,这是结果,“能做不能说”的。奥妙全在过程——一切靠“工艺保证”。
基础和出发点:“千古迷信”——“读书人聪明”、“读书人有学问”。
第一道“工序”:巧妙制造出“人以‘聪明’为尊”的舆论——越“聪明”的人越“高级”(头脑发达),越“愚蠢”的人越“劣等”(头脑简单)。
现象一:不一定在乎说“笨手笨脚”,一定在乎说“笨头笨脑”。
现象二:不一定在乎说“身子有毛病”,一定在乎说“脑子有毛病”。
第二道“工序”:巧妙地把“聪明不聪明”与“读书多少”联系在一起——聪明不聪明,看读书多少。读书越多的越聪明。
潜台词:“不读书”的人必定是“读不进书”的人。“读不进书”的人必定“脑子笨”。
第三道“工序”:巧妙地把“读书多少”与“学位”联系在一起——用学位高低衡量读书多少,学位越高,读书越多。
“理由”:读书多少得有个客观度量。“学位”就是最客观的度量——总不能你说读了多少就算多少吧?
第四道“工序”:以学位分贵贱:没学位的人是“劣等”人、“二等公民”。
“理由”:聪明不聪明看读书多少。读书多少看有无学位。拿“学位”每一步都要经过严格考试。能拿到学位的人都是用考试证明了自己“读书多”的“聪明”人。拿不到学位的人则是证明自己“读不进书”的“头脑不发达”的人——这样的人“自然”属于“劣等”。
第五道“工序”:最后“包装出厂”——“苍蝇型文人”是有“科学根据”证明的“优等”的“贵族精英”。
“理由”:“苍蝇型文人”都是“学位优异”,能以“科学根据”证明自己读书最多、头脑最发达、智商优秀。所以“理所当然”高人一等,属于“贵族精英”——“所谓精英,就是那些有理想、有激情、有耐心,想干大事的人;那些有思想、有知识、有责任心,能被委以重任的人;那些具有科学批判精神、能理性思考问题,有能力引领社会往正确方向前进的人;那些知书达礼,能承担起传承人类文明传统重任的人;那些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廉耻之心和是非之心的优秀公民。一句话,精英就是那些可以称之为社会楷模的人。”
结论:“以‘蝇’为尊”天经地义。
只要脱离了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论的认识论,模糊了“理论”与“实践”、“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一切以读书多少为准,那就只能被“苍蝇型文人”的“理论”牵着鼻子走,把某种特定条件下才能发挥出来的特定范围内的书本知识当成普遍的知识,最后“与时俱进”地走出一个新“贵族”——“苍蝇型文人”,和一个新“奴隶”——“没有高等文凭的普通老百姓”:用文件规定只要没有高等学历,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这不能干那不能干——换句话说等于变相把普通老百姓判了个“终身苦役”,把自己抬成个“精神贵族”:新的统治阶级、新的“二等公民”就这样制造出来了。
现在的中国社会号称“平等”,实际呢?下岗工人几千万,“两会”中居然没有一个代表。农民工上亿,“两会”中代表寥寥无几,而且只有感激涕零唯唯诺诺的份。(实际要害国家大事有多少经过“两会”?“金融不设防”,“两会”管得了吗?下岗工人和农民工们就就连这不管实事的“两会”代表都捞不上,可见处于什么地位了。)——如此现象居然无人过问。如此“两会”居然还被欢呼成“民主进步”——连表面文章都懒得作了。可见那些人的的确确是“二等公民”,所以根本没人在乎号称“最高权力机关”中有没有他们的代表,有多少代表,起什么作用——这就是“以‘蝇’为尊”的必然结果。
(不是说“公道不公道,打个颠倒”吗?如果真倒过来,“两会”中没有一个“苍蝇型文人”的代表,那将会如何?)
贵族社会讲究头衔,见面就是公、侯、伯、子、男地分一通尊卑顺序。没头衔的或头衔不够高的不免矮人一等,心理上先怯三分。如今“苍蝇型文人”在中国也煽起这种“时髦”,见面就得自报“出身”供人“查三代”、定高低、分贵贱:报“学历”,按“院士>教授>博士>硕士>本科>中专中学>小学>文盲”的“学问不等式”排出顺序来——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用得着不管有事没事、不管是当选、是讣告还是自我介绍都先把学历亮出来吗?这其实一是一种自我炫耀,二是一种缺乏自信:能耐不够,学位来凑——象钱学森、袁隆平那样的,用得着报学历吗?要是真有本事有自信,就有敢于只亮名字的气概——老子的名字就是最好的招牌,用不着画蛇添足报学历。
如果谁争辩时别的不管,专门纠缠刁难辩论对手的“资格”、“地位”、“动机”等等,不用问,这是“精神贵族”的贵族精神大发作:理屈词穷时必定把“是非较量”变成“身份较量”,把“观点之争”变成“资格之争”,用自己的“身份高贵”“证明”对方的“身份低劣”,用对方的“身份低劣”“证明”其观点错误——如同“皇帝的新衣”里的小男孩喊完“他明明什么也没穿”后有人跑出来说:你是小孩,没资格管大人的事;你没有身份,不配在这里说话;你别有用心,企图自己出名;你不怀好意,蓄意伤害别人名誉……一句话:用剥夺小孩开口资格的办法回避回答要害的问题——“皇帝到底穿衣服没有”,以此掩盖“皇帝的新衣”其实一无所有这个事实,让人们不敢承认皇帝大人正光着屁股游大街这个事实。现实社会中这种事还少吗?现在谁对“苍蝇型文人”说“不”谁就会遭到这种“身份”、“动机”大围剿:“你学历不够,没资格过问”、“你不懂,等你学会再来说”、“你IQ值不够,理解不了”、“你别有用心,企图挑拨离间”……骂了半天全是人身攻击,就是不敢接触争议问题的本身——只认学历资格身份,不问青红皂白,用学历身份较量取代思想较量,凭学历身份的高低贵贱定是非——这不是等级压倒一切的“贵族社会”的“特色”又是什么?“苍蝇型文人”靠“以‘蝇’为尊”打天下,一边明晃晃地拖着一条“精神贵族”的大尾巴,一边还一口一个“民主”“平等”,实在又卑鄙又滑稽。
因为学历低就觉得低人一头的人要么当真没本事,要么自信心不足,被“苍蝇型文人”这类“新贵族”玩弄的“学历下马威”唬住了。其实学历不高但有真才实学的人碰上只会纸上谈兵的“高学历”“苍蝇型文人”不但不会觉得自己矮人一截,反而会觉得对方不够尺寸——“没学历“的白起碰上“高学历”的赵括不但不自卑,反而赶紧“隐姓埋名”,严禁部下泄露自己正挂帅对阵,惟恐把赵括这个“高学历”的吓跑。“没学历”的四野名将韩先楚碰上“高学历”的黄埔“精英”同样不觉得低对方一头,而是照打不误,把“高学历”的对手们打得丢盔弃甲,望风而逃,不约而同敬畏地送对手一个美称:“旋风部队”。可见“苍蝇型文人”的那个“学历下马威”只能唬住缺乏自信的人,镇不住有真才实学的人——看不透这点,就必然陷入“苍蝇型文人”“以‘蝇’为尊”、“以学位分化社会”、“以学位划分阶级”、“以学位制造新‘贵族’、新‘奴隶’、新‘二等公民’”的政治陷阱里去。
<3>“以‘蝇’为师”——由“苍蝇型文人”把持教育。
有了“千古迷信”——“苍蝇型文人有学问”,有了“千古鬼话”——“‘苍蝇型文人’是‘神’代表”,有了“以‘蝇’为本”、“以‘蝇’为尊”,那“顺理成章”的事就是让“苍蝇型文人”教育下一代,把持教育大权,任凭其自由自在按自己的方式培养“小苍蝇”。
结果:一代又一代“苍蝇型文人”“后浪推前浪”,层出不穷。开国元勋即便第一代、第二代不是“苍蝇型文人”,培养出来的接班人却全都是“苍蝇型”。到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迟早全部“苍蝇化”。
<4>“以‘蝇’治国”——“苍蝇型文人”当官坐天下。
茅于轼说:“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社会没有了精英,必然退步。”
黄河九曲十八弯,最终目标是大海。“苍蝇型文人”七扭八拐弯弯绕,又是“千古迷信”、又是“千古鬼话”、又是“以‘蝇’为本”、又是“以‘蝇’为尊”、又是“以‘蝇’为师”……忸忸捏捏了半天,最终目标是“以‘蝇’治国”,是“只有‘苍蝇型文人’才该当官”——以前是“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现在是“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最优的人应该搞政治”、“公务员的班子必须是专家班子”……
只要建立起“以‘蝇’为尊”的“学问不等式”,就能制造出“以‘蝇’治国”的政治武器。57年右派要求共产党下台的一大“理由”就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你毛泽东、周恩来的学历只能算中专中学,哪里有资格领导我博士、院士、教授、学者、专家?不管你通过长期实践证明了有多大本事,老子概不认帐,一切只看“本本”:你没有“高等学历”,尤其没有“名牌高等学历”,特别是“外国名牌高等学历”,那就必须低我一等,就必须“退位让贤”,就必须把流血牺牲千辛万苦打下的人民江山拱手相让,好让我“苍蝇型文人”不费吹灰之力坐享其成。——廉颇没有“学历”,再身经百战也能不算数,必须“让贤”给“高学历”的赵括,这才叫“尊重知识分子”,才叫“科学”、“理性”,才“合情合理”。
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以‘蝇’治国”,文官基本由“苍蝇型文人”组成——“苍蝇”的表面“特色”确实比较让人放心:给点甜头就干,给点厉害就散,不抱团,不凝聚,“无组织”,“非暴力”,听吆喝,不反抗,善嗡嗡——比起成群结伙、一言不合便“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亡命徒,把大权交给“手无缚鸡之力”的“苍蝇型文人”显然更觉得安全。结果:不管如何改朝换代,不管谁当权,都会“以‘蝇’治国”。另一种说法: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谁打得天下,政权最后都要“苍蝇化”。换句话说,“苍蝇型文人”用不着流血拼命就能最终“和平获得”政权实权。
三.“千古怪圈”——“苍蝇化”死亡循环
1.“苍蝇型文人”从政的主要“特色”
1).“良禽择木而栖”
既然“苍蝇型文人”象苍蝇一样没有原则、只顾私利,象苍蝇一样有甜头就上,有危险就溜;既然在“以‘蝇’治国”的大前提下,不管谁当政,“苍蝇型文人”都能最终实际上“和平获得”政权实权,那就不可能指望“苍蝇型文人”作为一个群体会当真忠于任何国家、任何政权,更不会为任何国家任何政权流血拼命、死而后已——爱国无利可图,卖国利润丰厚,“苍蝇”们当然不会算错帐。
“苍蝇型文人”从来就有跳槽换老板的传统——如果仅仅是普通“打工族”,换工作换到天涯海角都无可厚非。但当了国家官员、大权在握时还要吃里爬外、见异思迁、卖国求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而“苍蝇型文人”自古以来偏偏都好这一口:动不动就变心倒戈投靠别人,美其名曰“良禽择木而栖”——春秋战国时代朝三幕四是家常便饭。赤壁之战曹操大兵压境,东吴的文官们却集体鼓吹投降,公开闹着要换效劳对象,还一点都不害臊。大概这类事太普遍太厉害了,后来的皇帝们受不了了,于是弄出个“烈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侍二主”、“从一而终”的“道德伦常”来大讲特讲,想给动不动就“里通外国”的“苍蝇型文人”们套上个笼头。实际效果呢?历史上只见实践了“烈女不事二夫”、当了牺牲品的妇女不计其数,比实践了“忠臣不侍二主”的文人多多了——鲁迅说:“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历史上装不下去了;那么,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去。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中国历史几千年那么多文人学士,当情况不妙时当了张褰、苏武、文天祥、夏完淳、史可法等的有多少?轻而易举就数得过来。其余大多数呢?都“识时务者为俊杰”,“良禽择木而栖”去了。
为什么中国历代王朝的开国之君极少文人出身?带头造反不如待机投机合算。带头造反风险多大呀,成功几率比中彩票还低,绝大多数发起人几乎是注定要送命的。“苍蝇型文人”一不能吃苦,二不肯实干,三不愿与“下等人”同甘共苦打成一片,四不善于团结人凝聚人……让他们干这些实实在在的具体事还不如要了他们的命。“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开创局面如此艰险,失败可能又如此之大,以“苍蝇”的本性岂肯冒险?另一方面呢?不管谁得了天下都会“以‘蝇’治国”,给“苍蝇型文人”官做——既然舒舒服服就能坐享其成,又何必冒险受那个罪?小算盘贼精的“苍蝇型文人”们当然宁愿不当开国之君而要等着投机投靠了。
难怪“苍蝇型文人”历来最津津乐道如何挑老板、“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不出头,让别人冒险打头阵,自己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看谁初具规模、成了气候、大有希望就去投谁的机,再不声不响掌握实权捞取实惠。
难怪“三顾茅庐”的故事一直被文人们宣扬得如此大红大紫:这正是“苍蝇型文人”们的“理想境界”——想当官,“闭门家中坐,好事天上来”,“天上掉下顶乌纱帽”,摘都摘不掉:人家已经打好了基础,拉起了队伍,创出了名声,风险最大的起步阶段已经熬过去,已经证明大有发展余地,这时却恭恭敬敬几次三番“送官上门”苦苦央求自己赏脸,自己则爱答不理摆足了架子,出足了风头。等出了山,一上来就“剑印伺候”,全权相授,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从此大权在握,独断专行,连“临终托孤”都额外开恩:“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对于以当官为己任的“苍蝇型文人”来说,天下还有比这更理想的美事吗?大肆宣扬“三顾茅庐”其实是为自己当官造势做“托”:老子就是当代诸葛亮,快来顾我的“茅庐”呀!
为了给自己当官做“托”,所以要赞美“三顾茅庐”。为了赞美“三顾茅庐”,所以要塑造诸葛亮的光辉形象。为了塑造诸葛亮的光辉形象,所以要美化诸葛亮的老板——刘备。为了美化刘备,所以要丑化刘备的对手——曹操。于是“曹丞相”就不得不当了“苍蝇型文人”们当官需要的牺牲品,被丑化成了个“白脸曹贼”。其实刘备有多崇高?曹操至少公开宣布不篡位当皇帝,而且说到做到。而“忠心耿耿”的“刘皇叔”呢?从小就做皇帝梦:“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养倆儿子一个叫刘封,一个叫刘禅,合起来就是“封禅”——不想当皇帝,叫“封禅”干什么?一边口口声声“不忍夺同宗基业”一边老实不客气夺西川、占荆州,最终如愿以偿黄袍加身当上了“刘先帝”——三国要说虚伪,刘备数冠军。曹操一切靠自己,不依赖别人,任人唯才,能凝聚人才。刘备呢?多少年如苍蝇般到处乱窜,有甜头就往前拱,有风险就赶快溜,老婆都扔了好几回。曹操博学多才——曹操的名句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迄今脍炙人口。刘备呢?有关的“名句”只有一句歇后语:“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总结曹刘两人,论道德,谁并不比谁高尚。论才华,曹操高出一筹。论历史贡献,天下人皆知曹操干了什么,却不知刘备干了什么。从历史的角度看,至少分不出什么大是大非,不能说谁代表正义、谁代表邪恶。而一部《三国演义》却硬把一个刻画成“正面人物”,一个刻画成“反面人物”。这说到底是为了满足文人当官的需要:突出“三顾茅庐”、突出诸葛亮(实际是突出自己),为自己当官造势。《三国演义》不是历史,而是虚构的艺术加工。但因为这种虚构的艺术加工满足了历代“苍蝇型文人”当官的需要,便一直大受宣扬,宣扬得家喻户晓,而真正记载历史事实的《三国志》反遭冷遇——可见当历史事实不能满足“苍蝇型文人”私利的需要时,他们有本事让人们只记住虚构的演义而忘掉历史的事实。
古代中国与世界基本隔绝,又有孔孟之道罩着,“苍蝇型文人”们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只能在国内“良禽择木而栖”。自从中国被西方列强打开大门,孔孟之道全面破产,“苍蝇型文人”们从此没了任何限制,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放眼世界”找主子——当年的汪精卫,如今的“主流精英”,用不着人家“三顾茅庐”就赶紧“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精心梳妆打扮得花枝招展,“巧笑倩兮”送上门去“敬献忠心”:“和谐亲善”、“共存共荣”、“互相提携”、“用文明认同代替国家认同”、“融入世界”、“普世价值”、“全面接轨”、“党校办到哈佛”、“共产党改名”、“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面对这样的共产党,美国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金融不设防”、“全面开放”、“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与时俱进’的‘不割地的割地,不赔款的赔款’:‘割地’——拱手相让‘金融安全制高点’,银行全线开放不设防;‘赔款’——用中国外汇储备补贴美国”——“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将自己的制造能力同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先进管理‘联姻’,促进了全球资源的有效配置”、“中国的成功将与世界共同分享”(2006年3月31日《人民日报》——其他国家宣布过要把自己的成功拿来与中国人分享吗?)、“世界级金矿白送外资”、“过去10年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产品总计节省了6000亿美元”、“每个美国家庭每年受益625美元”(中国那么多“弱势群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老来生计无着,倒有“闲钱”每年送人家上千亿,每个家庭几百美元,真是“宁赠异族,不予家奴”)……世界上从不曾听说过哪个政府把让外国占了自己国家多少便宜算成自己的“政绩”大吹特吹的,更不用说公然宣布要把这种“政绩”当成自己的义务了。如果实心眼,看他们有“中国官员”、“中国学者”的身份就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会向着中国,那就无论如何想不通这一切是为什么。但如果明白“苍蝇型文人”“良禽择木而栖”的老传统和唯利是图、象苍蝇那样哪有甜头往哪钻的本性,那就不会犯晕乎:人家暗中换老板了,“身在中国心在外”,心早象苍蝇那样飞了;看似长了个人脑袋,其实连骨头缝里都密密麻麻爬满了不断翻滚蠕动的“附骨之洋蛆”;当的“中国官”,办的“外国事”。
中国为什么盛产汉奸?——“苍蝇型文人”。
2).“造神运动”
“苍蝇型文人”当权的唯一“根据”是自封为“神代表”:过去代表“天意神”,如今则代表“科学神”、“民主神”、“文明神”、“市场神”、“先进生产力神”……
要当“神代表”,就必须“自我神化”,就必须千方百计让老百姓把“苍蝇型文人”这一整体当成“神”来崇拜,就必须发动神化“苍蝇型文人”的“造神运动”。
“神”是不会犯错误的,“神代表”自然也不允许有错误。“苍蝇型文人”要装神弄鬼当“神代表”,就必须同样显得“一贯正确”。
“神”是“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神代表”自然也必须“高高在上”、“无所不能”。“苍蝇型文人”要装神弄鬼当“神代表”,就必须同样显得“高高在上”、“无所不能”。
如何实现?
<1>不干实事,排斥“蜜蜂”
苍蝇干不了实事。“神”也干不了实事(“神代表”们以“神”的名义敛钱另作别论)。
俗话说:“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真金不怕火炼”——有真本事的人从不怕“锥处囊中”,不怕“颖脱而出”,不怕实践检验。骗子就绝对不行。招摇撞骗原则第一条:绝对不能接受实践检验,否则就骗不下去了。“苍蝇型文人”要维持“一贯正确”神话,就绝对不能干任何具体的实事——不信让整天鼓吹“铁路私有化”的“精英”亲自去办个铁路试试看,保险立刻逃得比兔子还快,而借口必定极其冠冕堂皇——“苍蝇型文人”只会不劳而获,只会玩弄文字游戏,只会高高在上,既无任何劳动创造财富的真才实学又无实践经验,加上极端脱离群众,一干实事准砸锅。那样一来“一贯正确”的“神代表”的神话岂不立刻穿帮?那还如何保住权力?靠“滥竽充数”得过且过蒙混过关也不够高明,因为一旦碰上必须独奏的情况这套把戏就玩不转了。高明的办法是什么实事都不做——不干实事就不会露馅:即便是头蠢驴,“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一旦犯傻动真格的,来个“驴不胜恶,蹄之”,那就要彻底完蛋。所以“苍蝇型文人”保持“一贯正确”神话的第一原则就是“不干实事”。
既要不干实事,又不能被人家看出来自己是没真本事、怕干实事的草包,从而戳穿“一贯正确”的“神代表”鬼话,那就必须显得冠冕堂皇,必须从“理论”上“证明”不干实事不仅不错,而且必须,是“高级”的象征,那就必须把“劳动创造财富”等实实在在的实践贬得一文不值:“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才是“本分”,学什么劳动创造财富?没出息!——有了孔圣人这柄“尚方宝剑”,脱离实践不干实事不但不丢脸,而且理直气壮最有“派”。
这套“理论”如今已经“与时俱进”为“代表先进生产力”:象“蜜蜂型文人”那样靠劳动创造财富是“低级愚昧”的“落后生产方式”,只有象“苍蝇型文人”那样善于利用“以‘蝇’治国”摇身一变成为“苍蝇型文人”官僚、“学者型官员”,善于利用权力不劳而获、巧取豪夺、瞬间暴富,才是“新社会阶层”,才“代表先进生产力”,才是“正道”——要暴富,学会玩“读书”,“学而优则仕”,不要干实事。
那么实事由谁来干呢?——如果放手交给“蜜蜂型文人”全权处理,那就很危险:“蜜蜂型文人”要干事,就不能不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就不能不坚持实事求是,就不可能真心认同“指鹿为马”,就不可能真心认同“政绩工程”,就不可能真心认同“市场换技术”,就不可能象“苍蝇”那样毫无原则、见机行事、说变就变……如果“蜜蜂”干出了成绩,那不立刻就把“苍蝇”给比下去了?那不就容易被“蜜蜂”掌握权力?就会对“苍蝇型文人”“一贯正确”的“神代表”的地位形成威胁?那就绝对不能容忍:“卧塌之側,岂容他人酣睡?”
结果:实事自己不干,也不让别人好好干,有的让“蜜蜂”们挣扎着干,有的“分包”给外资干,剩下的干脆甩手不管谁也别干。
中国历史上在“理论”上根本不承认“蜜蜂型文人”的地位——“士、农、工、商”四民以“士”(文人)为首,但只有“苍蝇型文人”才算“士”,才算“文人”。教育系统只培养“苍蝇”,如果只会“蜜蜂”,则连当文人的资格都没有。
如今中国“开放”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了,“蜜蜂型文人”该翻身了吧?且慢——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越来越需要大量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选拔更多的学者型官员实在是大势所趋”
——“遴选学者型官员具有普适性”、“学者型官员成政坛亮丽风景”
——“具有人文、社科学历背景,这与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强调革命资历的‘革命官员’以及在改革开放初期较为倚重的‘技术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治国的本质是对国家面临的矛盾做出判断,消除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这就需要领导者具有人文、管理、法律、哲学等专业的知识结构”
——“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人才,理工科博士不应被大批引入行政管理者队伍。”
——“中国博士数世界第一,半数在当公务员”
……
“尊重科学”、“尊重蜜蜂”当成口号喊喊是一回事,但不能当真。一当真了,“书本至上”“理论至上”、“以‘蝇’为尊”的原则就保不住了。要“以‘蝇’治国”,就只能“罢黜‘蜜蜂’,独尊‘苍蝇’”——政权“学者型官员化”,“苍蝇型文人化”。古代如此,现在正在重新如此。
——难怪中国社会重“理论”、轻实践、唯书本之歪风千年不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大千界”、“书中自有圣贤道”、“书中自有颜如玉”……
——难怪中国历史上“蜜蜂型文人”从来“不入流”,从无资格成“正统”、“正道”,倍受排挤,倍受歧视。(“蜜蜂型文人”都吃不开,“蜜蜂型武人”就更容不得——一旦有成就了,那就危险了。)
——难怪中国历史上从事科技发明、劳动创造一概被斥之为“奇技淫巧”、“玩物丧志”。
——难怪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无一出自“精英”、“苍蝇型文人”之手。
——难怪“市场换技术”换得汽车“只有轮胎电瓶由中国制造”
——难怪袁隆平能当上美国科学院院士,当不上中国科学院院士。
——难怪“蜜蜂型文人”会哀叹:“工程师——中国最可悲的职业”、“工厂里但凡是个小头头就比工程师拿的多”
……
为什么中国科技发展迟缓,落后挨打?——“苍蝇型文人”。“苍蝇型文人”官僚们玩弄“不干实事”来保住自己“一贯正确”的“神代表”的鬼话、以便保住自己权力的权术需要。
<2>不说真话,诈骗到底
——敢说真话,是襟怀坦白、掌握真理、满怀信心、敢于正视现实的表现。
《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
——不说真话,是满怀鬼胎、没有真理、心亏理怯、不敢面对现实的表现。
“苍蝇型文人”当官的最大理由是“神代表”——过去是“天意神”,如今是“民主神”、“先进文明神”、“科学神”、“先进生产力神”。而这些“神”和“神代表”全是“苍蝇型文人”们用嘴编出来的——自封“神代表”本身就是鬼话。是鬼话就容不得真话。靠谎话维持的东西,当然见不得真话。“苍蝇型文人”要维持这个“神代表”“一贯正确”的鬼话,就不得不从头到脚、从始至终、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坚决不说真话——他们自己也供认不讳就是要“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拐”、“骗出一个体制来”——世界上口是心非的政府不少,但起码都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象这样公然放纵主导政府决策大计的“精英集团” 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宣布自己就是要说一套做一套、“打左灯向右拐”、就是要搞诈骗、“骗出一个体制来”而不予任何批驳惩处的国家还真是“蝎子尾巴——毒(独)一份”:一面不厌其烦地要老百姓“相信领导”、“相信专家”、“相信学者的良心”,一面又公开宣布自己就是要撒谎,就是要口是心非,就是要“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公开承认自己一肚子都是见不得人的东西,不得不靠撒谎混日子——如此“坦诚”,实在可爱。(当然也不能排除“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因素。)
<3>故弄玄虚,愚弄群众
《墨菲定律》有一条:如果不能说服对手,就把对手绕糊涂。
直截了当跟人民群众说我“苍蝇型文人”就是要白吃白占你们的劳动血汗,就是要骑在你们作威作福肯定行不通。“说不服,绕糊涂”、“正面攻不动,侧面迂回”,发挥“苍蝇”嗡嗡翁的“话语权”,大肆宣扬“千古迷信”、“千古鬼话”,花言巧语说“苍蝇型文人”不是“苍蝇”而是“天使”,处处在为人民大众着想呢?那就能迷惑不少在认识论上有盲目性的人。
目标:“苍蝇”当官,独揽大权,鱼肉百姓。借口:“神代表” “一贯正确”。要害:不能让老百姓识破鬼话,了解真相。手法:故弄玄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神龙见首不见尾”,用无数谎话、大话、废话、鬼话织成“伪装网”罩住自己的“庐山真面目”, 让老百姓永远在似是而非的烟笼雾绕中扑朔迷离,不得不任“苍蝇”们摆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故弄玄虚,意在愚弄群众。
“血统高贵”、“祖宗积德”、“命中注定”、“真命天子”等故弄玄虚的“老传统”不灵了——为此“苍蝇型文人”们暗地里不定把毛泽东骂了多少回:如果不是他大规模普及教育,消灭了文盲,如此广泛地提高了中国人的文化水平,光凭“读书识字”这一条就能轻而易举把老百姓胡弄住(难怪他们对毛泽东在中国开天辟地头一回大规模普及教育这样确凿无疑、无可非议的历史成就硬是从来只字不提)。现在靠老办法故弄玄虚愚弄群众太不容易了,不得不“与时俱进”、 “花样翻新”、“升级换代”、提高“技术含量”:
手法一:黑话暗语,用学术术语“加密”
当绝大多数人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时,普通文字就能让别人晕头转向。由于毛泽东普及了教育,现在靠这条不灵了。如今要让别人弄不懂就只好用密码——象“座山雕”或小偷集团那样用黑话暗语也凑合。平平常常的话一旦加密或变成黑话暗语,对外人来说就如同天书了。既然只有自己能读懂这样的“天书”,那就足以“证明”“苍蝇型文人”高人一等,的确是“神代表”——能看懂“神话”,不是“神代表”又是什么?(神父与上帝交流,喇嘛向佛祖汇报,那些神话咒语经文典籍鬼画符之类都是“神代表”们才有资格弄懂的东西。普通老百姓有资格弄懂吗?)其实“苍蝇型文人”的高谈阔论一旦“脱密”,扒掉那些以“学术术语”为“密码”的掩护,“还原”成普普通通的人话,就不难发现里边往往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复杂高深的东西,凭普通的逻辑常识就能判断出对错——难怪要靠“加密”故弄玄虚。
——茅于轼说:“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这是用“数学符号”“加密”。
——开口闭口“帕雷托改进”、“经济人”、“理性人”、“结构性物价上涨”之类——这是用“经济学术语”“加密”。
——喋喋不休“经济人”“和谐人”(“关注第三次思想解放:从经济人走向和谐人”)、 “正常的社会”“体制性思维”(“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一种相对轻松的体制性思维”)、 “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 权力说思想要解放,权利说思想要自由。不妨让两者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并争取让思想从解放走向自由)、“扩展自由”( 第三次解放思想实际上就是扩展经济上的自由、社会上的自由)、“新社会阶层”的“资格”“能力”的“成熟”和“政治定位”( 新社会阶层需要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在政治论坛上,他们应当放下经营之事,以政治家的视野看待、讨论公共问题,推动法治、民主建设的进程。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尤其应当多关注民生,逐渐化解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惟在具备这样的政治成熟之后,新社会阶层才能够恰当地定位自己的政治角色,成为更为公平的社会秩序的建设性力量)、“社会经济结构”的“协调”( 中国现在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协调,正是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这是用“政治术语”“加密”。
——此外还有“外语加密”、“学术论文加密”、“法律术语加密”,等等。
对那些对“科学”、“学术”的认识有盲目性的人来说,用“学术术语加密”搞“说不服,绕糊涂”最有效。
手法二:繁琐哲学,文字游戏
“说不服,绕糊涂”最有效的工具是“繁琐哲学”——把“干货”冲稀,把实质性东西“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在一大堆东拉西扯的废话之中,想方设法绕你上钩:你如果不耐烦被绕得晕头转向而看不出问题,那就正好上了我的大当。你如果小心谨慎一丝不苟,那谅你没那么多时间精力每件事情上都如此呕心沥血,结果必然顾此失彼,总有疏漏的时候。
——当年的“苍蝇型文人”就最喜欢用“繁琐哲学”整朱元璋: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份长达一万七千字奏章,朱元璋令人诵之,读到六千多字,尚未进入正题。朱元璋大怒,杖茹太素于朝。次夕,再令人诵之,当读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时才进入主题。朱元璋嘲笑道:这道奏折五百字就可,何须万言?——明知这位“洪武爷”叫化子出身,“自学成才”,肚子里墨汁有限,日理万机,时间精力有限,五百字能说清的事却故意引经据典弄出个一万七千字的长篇大论来,这不是存心用“繁琐哲学”折腾人又是什么?朱元璋倒也不含糊,先揍一顿板子,再下令禁止长篇大论——结果却催生了“八股文”:一种糊弄人的文字把戏没消灭,又冒出来另一种糊弄人的文字把戏。 朱元璋的“硬权力”虽大,但终究拿“苍蝇型文人”们的“软权力”没办法。
——现在一项很普通的交易,如银行开户,申请信用卡,买保险等等都必须先签合同协议。好些协议又臭又长,普通用户要想看明白恐怕得一字一句花几个星期。实际上许多用户都是看不懂也签字——反正没那么多功夫,即使看出了毛病也没办法:“买的没有卖的精”,只好挨宰也认了。一旦有事,用户总是处于被动地位:你早就签字画押了,能怪谁?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繁琐哲学”的应用实例。
——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那么简单易懂的十一条,61个字。目不识丁的“大老粗”都能记住背熟,严格照办,容易遵守,更容易监督——就凭这就解决了当时一切的复杂物权关系,打出了个新中国。“苍蝇型文人”搞出的《物权法》洋洋几百条,要害条款全分散隐藏到这几百个“掩体”中,让普通人一看就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休想运用自如,只好任凭“苍蝇”们自由发挥。——这一比就可以知道,搞“繁琐哲学”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帮助“苍蝇型文人”制造问题。
——堆砌一大堆美丽动听的字眼,如“特色理论”、“特色旗帜”、“以民为本”、“与时俱进”、“一脉相承”、“科学发展”、“和谐民主”等等等等,云山雾罩长篇大论了半天,就是不直接点破真正的要害:“特色旗帜不包括毛泽东的旗帜”、“特色理论不包括毛泽东思想”,让“局外人”看不到“砍毛泽东的旗”这一实质,稀里糊涂赞成通过——“说不服、绕糊涂”的“繁琐哲学”武器威力在这里简直发挥得登峰造极。
文字游戏是“说不服,绕糊涂”的另一着,也是“老传统”:如同求签问卦,“神代表”的答案永远是“天机不可泄露”,永远模棱两可,怎么理解都行,永远让你费尽心机琢磨,永远让你事后才“恍然大悟”,只能当“事后诸葛亮”。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青菜萝卜不可少不得打官司”之类的文字游戏已经老掉牙了。现在时髦的都“与时俱进”,比如“XX代表”、“XX特色”、“以民为本”、“权为民用”、“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宽容不规范”、“结构性物价上涨”、“改革产生的问题只有靠改革来解决”(照此逻辑,吃屎产生的问题只能靠吃屎来解决了)……总之都是玩弄文字以便按照自己需要随心所欲发挥解释的玩艺。
<4>消灭责任,推捼搪塞
要维护“一贯正确”,就必须“不干实事”。要“不干实事”,就必须避免一切责任,免得被责任逼着干实事。要避免责任,一是要消灭责任,造成无责任可负的状况,二是要善于推捼搪塞。
“苍蝇型文人”官僚为什么坚决反对“计划经济”? 为什么要“全卖光”?除了可以借机谋私利,更要紧的是消灭责任。
计划经济体制下当官太难了:一切归口,责任分明,无论哪行哪业搞没搞好、效果如何、有关负责人干得如何、能力水平如何几乎一目了然,再会卖嘴也不顶用。毛泽东时代的官“升官不发财”,一天到晚却要紧紧张张,难得“偷得浮生半日闲”:要不停地学习,吃透上面精神,要不停地地调查,摸清下面情况,要不停地研究总结,考虑如何“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要定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关心群众生活,改善工作方法”,要警惕敌人捣乱破坏,要纠正错误倾向,要抵制不正之风,要严格遵纪守法,要兢兢业业……一天到晚 “责任”、“责任”、负不完的“责任”,实在“费力不讨好”。没点真才实学、不善于理论联系实际、不善于联系群众、没有若干年的实践经验根本干不了那样的官。
难怪“苍蝇型文人”一定要在“市场经济”的旗帜下“全卖光”——卖光了,就掩盖了自己什么都不会干、不敢干、不愿干、不屑干的真相,什么责任都不用负了。不管出了什么问题都可以往“市场经济”身上一推了事:这是“市场经济规律”,跟我没关系。想追究责任?叫你“老虎吃天——没处下嘴”,没地方找责任人。
难怪现在的官都觉得当官不难——毛泽东时代的官必须理论加实践还得按规矩办事,现在的官有了文凭加关系就能上任,上了任自己就能立规矩,那还有什么难干的?况且治国安民的正经实事都卖出去了,当官的没那么多责任要负,一天到晚要干的“正经事”就是巴结上司:吃吃喝喝,吹吹拍拍,拉拉关系,吹吹“政绩”……其实不必负责的官只要有人“罩”着,不管是谁闭着眼就能当——溥仪不是三岁就当了皇上?相比之下,今天的“精英”“年轻化”的潜力还大得很呢。
满清时有人统计当官的70%的时间精力要用于官场应酬,只有30%的时间精力能用于办政事。现在呢?未必强到哪儿去——只要查查这些年来“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的费用数据就够了。
别的且不论,就冲消灭责任这一条“苍蝇型文人”也容不得计划经济,一定要“全卖光”——权术的需要。
<5>弄虚作假,形式主义
造“神”是个“无中生有”的工程——让人们相信并不存在的东西。
自封“神代表”是“无中生有”加弄虚作假——让人们相信并不存在的东西之外再把“苍蝇”当“天使”。
俗话说:“眼见为实”。要让人们相信不存在的东西确实“存在”,那就必须拿出点能让人看得见的东西,再一口咬定这看得见的东西就是那不存在的东西的“化身”和“代理”。——有没有实际内容不要紧,要紧的是有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样子货,或曰“神像”——看上去似乎“宝像庄严”, 一本正经地接受善男信女的顶礼膜拜,其实不过是不值多少钱的木头石头砖头泥巴之类换了个形式而已。没有这个“形式”,就仍不过是一堆没多少人太当回事的普通材料。对这些本身没什么价值的东西来说,“形式”就是命。
没什么可证明自己又必须证明自己,就只能在表面形式上玩花样,就只能卖弄形式,搞“形式主义”。
——没法证明神存在,又必须证明神存在,就只好用巍峨的教堂庙宇建筑和庄严壮观的宗教仪式等形式来间接证明了——用宏伟的表面和庄重的仪式来掩饰没有实际内涵的事实。
——没法证明自己了不起,又必须让别人相信自己了不起,就只好用浑身名牌等形式来间接证明了——用昂贵华丽的表面形式来掩饰没有实际内涵的事实。
儒教当年就是靠卖弄形式发迹的。“儒”的原始意义是“典礼专家”:大儒为王公办礼仪,小儒为先富们办喜庆丧事——敢情当年“儒家”的老祖宗混得好的,相当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混得一般的,相当于“婚丧公司”的“礼仪小姐”;混得惨点的,相当于农村专门操办红白喜事的二大妈兼吹鼓手,总之是靠“典礼”混饭吃。而“典礼”就是重大场合的“仪式”,讲究的全是演戏般的排场、秩序、礼貌、打扮、行为、规矩等等表面光的样子货。——难怪儒教那么强调“礼”:“礼节”、“礼数”、“礼仪”、“君臣之礼”、“克己复礼”、“繁文缛礼”……原来“礼”是人家混饭吃的看家本领、老本行。
俗话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卖什么吆喝什么”。 “典礼专家”儒家靠“礼”吃饭,自然得拼命夸大“礼”的作用,把“礼”严肃到“天人感应”的吓人高度——“礼”乱了,就是对天不恭,天要发怒,要降祸人间。“礼”对了,天就高兴,就天下太平。一句话,当皇帝的啥事别干,只要天天“典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克己复礼”就行了,就能“顺天承运”、“江山永固”了。
所谓“典礼”,其实就是“演戏”——一切都必须按事先规定好的剧本执行。而且这戏还是“木偶戏”: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但都事先卡得死死的,而且一切还都必须由别人提线操纵,不牵线不能动一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好象舞台上的明星迷上了台上出风头的滋味,恨不得从此处处是台上,处处被“追星”,处处受崇拜。利用自己的权力把这个“明星梦”强制变成现实,让人们时时、处处、事事上演“典礼戏”。
鲁迅说:“普遍的做戏,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杨小楼做《单刀赴会》,梅兰芳做《黛玉葬花》,只有在戏台上的时候是关云长,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所以并没有大弊。倘使他们扮演一回之后,就永远提着青龙偃月刀或锄头,以关老爷,林妹妹自命,怪声怪气,唱来唱去,那就实在只好算是发热昏了。”“独尊儒术”却正是如此:“这就是进了后台还不肯放下青龙偃月刀”“简直是提着青龙偃月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里来了。”——这也如同全社会实行“军衔制”,所有人,包括父母父子夫妻个个属于某个“军衔”,一见面先分清“军衔高低”,然后立正,敬礼,报告,指示,礼毕……地来一通,如此贯穿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在普通人看来这是“发热昏”,但在皇帝来说则不然:人人都变成提线木偶,自然没人造反了,自己的皇位不就稳了?
但如果人人如木偶般死板僵硬,如作戏般虚假,社会不就停止不前了?整个社会“生活典礼化”、“典礼生活化”,或曰“生活作戏化”,“作戏生活化”——事事都是“礼”,或曰“作戏”,言谈举止吃饭睡觉上厕所都得如“典礼”般郑重其事地作戏——如此社会焉能不呆板、僵硬、迂腐、保守、虚伪透顶、顽固不化?(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不正是如此吗?)——但是对不起,皇帝们不在乎这个,替皇帝们出馊主意的“苍蝇型文人”们也不在乎这个。人家在乎的是通过“典礼”让皇帝们当“明星”、通过“典礼化”让皇帝们天天过“明星瘾”、天天尝到被“追星”的滋味,是利用“典礼”这种形式造神:没什么可证明自己是“真龙天子”又必须证明自己是“真龙天子”,就只能在表面形式上玩花样,就正好用得着儒家的“典礼主义”——用典礼的庄严凸显自己的尊贵,用表面的尊贵掩饰实际并不存在的“神圣”内涵——只要把典礼上规定的等级尊卑规则“发扬光大”“推而广之”,渗透到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里去,皇帝是“神”的神话就牢不可破了。
(宋朝之前“独尊儒术”还有点“初级阶段”,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钳制还不那么完全彻底。但从宋朝起大兴“理学”, “独尊儒术”全面铺开,“典礼化”、“作戏化”彻底渗透到每个角落,社会的僵化、迂腐、保守、虚伪就登峰造极了。——难怪中国自宋之后再也不见有相当于“四大发明”的创新了,宋后干实事的不如卖嘴吹的了,当岳飞的抵不过当秦桧的了。)
总之要造“神”,就离不开“形式主义”。“苍蝇型文人”的老祖宗儒家靠“形式主义”造神发迹起家,一脉相承到今天。今天的“苍蝇型文人”靠造“神”当官同样离不开形式主义。
——为什么“苍蝇型文人”官僚们那么执着,拼命到处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办公楼(连个区县政府的办公楼都敢比美白宫、人大会堂、天安门)?效仿皇帝和宗教:“没法证明神存在,又必须证明神存在,就只好用巍峨的教堂和庙宇等形式来间接证明了——用庄严宏伟的表面形式来掩饰没有实际内涵的事实。”“没法证明自己是‘真命天子’,又必须证明自己是‘真命天子’,就只好用巍峨的宫殿和肃穆的礼仪等表面形式来间接证明:‘不见皇房壮,不知天子尊’——用宏伟的建筑和庄严的仪式来掩饰没有实际内涵的事实。”
——为什么“苍蝇型文人”官僚们那么喜欢给自己加封一大堆高得吓人的高帽和头衔?——“专家”、“学者”、“博士”、“博导”、“学者型官员”、“知识型人才”……用形式主义造“神”的需要:没法证明自己代表“神”,又必须证明自己代表“神”,就只好用美丽的头衔等形式来间接证明了——用“科学”“渊博”表面形式来掩饰没有实际内涵的事实。
——为什么“苍蝇型文人”官僚们那么喜欢造假作戏?——“逢年过节到处串戏,‘访贫问苦’‘特赦火鸡’。‘专业演员’专演群众,‘特色公仆’‘特色’淋漓。装腔作势吹拉弹唱,装模作样和蔼亲昵。‘光明所至’处处‘美好’,‘皇恩浩荡’个个‘感激’。头版头条连篇马屁,镜头焦点满目‘政绩’。自吹自擂自导自演,‘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用形式主义造“神”的需要:没法证明自己代表“神”,又必须证明自己代表“神”,就只好用各种造假来间接证明了——用“作戏”“表演”等表演形式来掩饰没有实际内涵的事实。
<6>高高在上,脱离实际;本本主义,轻蔑实践
这一条容易理解:事实是最无情的,能将任何谎言打得粉碎。“苍蝇型文人”只要一接触实际,其“神代表”的“神秘”、“神圣”、“神奇”等神话就保不住,就难再神气下去。为了保护“苍蝇型文人”是“神代表”的神话,就必须脱离实际。
张凯的文章《矿工的一天》是这样结尾的:“你来试试,不要你做矿工一生一世,只要一天。”——就这“一天矿工”,那些“主流精英”们,那些“学者”、“专家”们,那些“苍蝇型文人”官僚们有几个能做得到?就凭这个“一天矿工”,就可以知道什么叫“高高在上、脱离实际”,也不难明白这是为什么:“苍蝇型文人”“造神运动”的需要。
“苍蝇型文人”“造神运动”的其他种种“特色花招”多得很,总规律跟邪教造“神”的路数大同小异,原则是要不断地让人们相信某路“神”确实存在,并承认自己乃此路“神”在人间的“代表”。换句话说,邪教传教的喜欢怎么干,“苍蝇型文人”也差不多。都在这里一一列举太累赘。网友有兴趣可以自行观察总结。
3).“一盘散沙”
苍蝇天生没组织,比一盘散沙还散。“苍蝇型文人”也一样。
中国文人历来一盘散沙。因为文人从来认为成功与否只靠自己,与别人无关。既然谁也不靠,自然可以互相“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存在决定意识”。中国文人“一盘散沙”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中国文人“一盘散沙”的传统意识和价值观:“孤芳自赏”、“无师自通”、“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人相轻”、“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不管是对上、对下还是彼此之间都是一个不尿一个,有何“凝聚力”可言?结果自然是“一盘散沙”。
很少看见中国文人遵循“摆事实、讲道理”与人争辩。最常见的办法是把“是非之争”转换成“资格之争”和“人品之争”:你错,不是因为你的观点错,是因为你资格不行,学历不行,智力不行,动机不行,所以你不可能对——照此逻辑,“地球是圆的”这句话如果是个罪犯说的就必定错误。
听中国文人讲话做报告最常有的感觉是在挨训:真理全在人家手里,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和教训晚辈的口吻训导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极少碰到把自己看成跟大家一样平等相处、相互尊重讨论问题的人,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哪些我懂,哪些我也不懂,我有哪些成功的经验,有哪些失败的教训,哪些我正想弄明白,咱们一起探讨切磋——当然,这往往出自一种缺乏平等概念的潜意识,并不一定就是本人骄傲成性,存心如此。
对比读中国大学教科书和读美国大学教科书的最大感受,就是中国的大学教科书往往要把“薄的读厚”,美国的大学教科书则几乎必须把“厚的读薄”。
中国的大学教科书(至少是我见到过的中国大学教科书)经常是编得很严肃认真,但读起来很费劲:内容丰富,文字精炼,注解很少,检索不全,不便自学,要弄懂离不开课堂笔记和读书笔记:这个定义出现在某某页上,这个公式还有某某成功的应用举例……等学下来才发现教科书之外总要多出一堆笔记讲义之类,“薄的读厚”了。
美国的大学教科书则非常“与读者为善”(User friendly),总是不厌其烦,图文并茂,注解丰富,检索详细,读起来很轻松,读懂了不上课也能弄明白个差不多。但就是罗里罗唆,口水话一大罗,真正的干货往往被冲淡了,需要总结提炼,从一大堆关系不大的东西中把最要害的东西剔出来。等学下来才发现一部教科书有用的东西就那么些,“厚的读薄”了。
如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美国大学教科书的“不厌其烦”好理解:书越厚稿费越多。中国大学的教科书则只好按“文人相轻”、“一盘散沙”来理解了:别人编的教科书瞧不上眼,大家都自己编自己的印数就上不去,只能越简略越好。有了名气的嫌编教科书掉份:没什么“学术含量”还特别费力,出了差错就丢脸丢大了。不把教科书编得叫别人看不懂,怎么显出自己学术水平高,高深莫策?如果教科书编得容易自学,大家一看就会,没人来选自己的课怎么办?有的人干脆不要任何教科书,只发自己的讲义。——说难听点,不让别人看不懂,显不出自己高明。不替学生打算,靠别人的不懂来凸显自己的高明——中国文人“一盘散沙”的“特色”在大学教科书这样很基本的问题上都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在其他方面该闹得多厉害可想而知。
(现在中国大学教科书的状况如何我也不清楚。也许已经“国际接轨”,突出稿费,必须把“厚的读薄”了。如果那样,那还得恭喜中国的文人“思想改造”成绩不小,为了稿费这个共同的发财目标在教科书问题上居然克服了传统的“一盘散沙”的习气,实在难得。)
普通中国文人是“一盘散沙”是一回事。当了权的“苍蝇型文人”“一盘散沙”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们靠谎话、神话维持自己的权力,最怕老百姓团结一致——老百姓想到一处去了他们想骗人就更难了。他们坚持“神代表”一套鬼话,大权在握又高高在上轻蔑一切,说服不了人,团结不了人,更凝聚不了人——也不想中国人有凝聚。
——难怪“苍蝇型文人”从来不教人凝聚,从来不教人团结,从来不教人实践,总是推崇权术,欣赏勾心斗角、主张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难怪今天的“苍蝇型文人”对能凝聚中国人的一切都那么讨厌: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服务,理想道德……
——难怪今天的“苍蝇型文人”对有助于使中国社会处于有组织有凝聚状态的一切都那么反对:人民公社,组织,户口,档案……
中国社会为什么历来“一盘散沙”?——“苍蝇型文人”。
2.“‘苍蝇化’死亡循环”的“千古怪圈”
竖看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怪圈:王朝更替不断,但是每个王朝的经历几乎一样:成立——兴旺——衰败——灭亡,而且这个过程持续时间几乎差不多,二三百年左右。
过去总是说,这是“天意”:天命不可违,老天爷喜新厌旧了,就改朝换代了。
更合乎逻辑的解释是:这是中国社会周而复始“苍蝇化”的后果:一个王朝只要“以‘蝇’治国”,那么自成立起就开始了“社会苍蝇化”进程。彻底“苍蝇化”的结果是社会崩溃,旧王朝灭亡,新王朝取代,再“以‘蝇’治国”,在开始新一轮的“社会苍蝇化”,然后再崩溃、灭亡、新旧交替……如此循环。
只要不除“千古迷信”,就不可避免相信“千古鬼话”,就不可避免掉入“千古陷阱”,就不可避免走上“以‘蝇’治国”的千古老路。
只要“以‘蝇’治国”,社会“苍蝇化”的循环就不可避免。
任何政权要存在,就不能是一盘散沙。要不成为一盘散沙,光有制度有法律有军队等“硬权力”不行,还必须让绝大多数人有遵守制度、法律的意愿,使军队有服从调动的意愿的“软权力”。这“软权力”来自价值观。如果价值观的作用让多数人认为服从法律、遵守纪律是应该的,不需要讨价还价,那政权就能有效维持秩序,有效运转,就能存在。如果相反,绝大多数人都丧失了遵纪守法的意愿,或把遵纪守法看成是需要讨价还价的交易,那政权就离崩溃不远了。
毛泽东说:“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凡新兴的阶级、新兴的政权都必须有自己比较完整的价值体系,有凝聚、有力量、能打败敌手,建立政权。
新兴的政权里不会充满“苍蝇”——艰苦创业打天下时“苍蝇型文人”不会大批参与,只有当天下大局已定时才会纷纷前往投机投靠。
这就使新兴的政权的主流传统和价值观能不同于“苍蝇型文人”的价值观,保持住一定的朝气和战斗力,保持住维持政权所必须的“软权力”。
一旦“以‘蝇’治国”, 主导社会“主流”“苍蝇型文人”的核心价值观——“不劳而获”、“自私自利”,“目光短浅”、“不负责任”、“极端自由化”等等立刻就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从此“苍蝇化”。
有个笑话对联:
上联:天上下雨不下水,雨到地上变成水。变成水来多麻烦,何不直接就下水
下联:人间吃饭不吃屎,饭到肚里变成屎。变成屎来多麻烦,何不直接就吃屎
社会价值观“苍蝇化”过程就是“变成屎来多麻烦,何不直接就吃屎”的过程——一切都是假的,只有谋私是真的。价值观“苍蝇化”,一切只为谋私,制定法律法规的人也不例外。既然制定法律法规的人自己就带头违法乱纪以权谋私,那遵纪守法还有什么意思?——遵纪守法多麻烦,何不枉法谋私利。每一条法律法令规章制度的遵守都会变成一种单项交易,有利可图便执行,无利可图就破坏。社会风气越来越“苍蝇化”,追腥逐臭,弄虚作假,厚颜无耻,腐化堕落。社会的凝聚力越来越淡,人的行为越如同苍蝇:见甜头就抢,见危险就溜,还永远嗡嗡嗡有道理。
开国的一代两代不免会对社会风气的“苍蝇化”不满,抵制,坚持保持必要的凝聚和“软权力”,但一代又一代“以‘蝇’为师”、“苍蝇化”教育出来的后代却免不了被“同化”,彻底“苍蝇化”,最后只剩下“苍蝇”的价值观起作用,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苍蝇群,行为特征完全如同苍蝇,一切唯利是图。
明末军队要领军备,必须贿赂主管太监,否则就领不到,仓库有也不发——明明是公事,不给私人塞好处就办不成。这样的军队打败仗奇怪吗?
类似的事蒋介石政府也发生过:不行贿就领不到武器弹药,告也白告。
连军国大事尚且如此,其他小民百姓的生计命运等等就更不在话下了。
这一切都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而“苍蝇型文人”对此只能束手无策,即便想扭转局面也不可能:“苍蝇”们从来都是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要自己自由不要受人制约,怎么可能让“苍蝇”们委屈自己顾全大局?——历史上的“清官”“贪官”之争总是“清官”失败:“清官”希望抑制住贪官的贪婪,以挽救整体,而贪官“苍蝇”们却不管那么多,眼前能贪一时是一时,能捞一口是一口——“苍蝇”的本性如此,谁也无力回天。
社会价值观一旦“苍蝇化”,一切都会被扭曲,“软权力”彻底瘫痪,任何企图拯救社会免于崩溃的措施都将适得其反。
比如王安石变法,主观动机虽好,但他想不到贯彻执行新政措施的“硬权力”只听命于“苍蝇化”价值观主导的“软权力”,根本不按他一厢情愿的设想办,一切都被扭曲。如“青苗法”,本意是帮助农民度过春荒,实际执行效果却是变成了贪官污吏强行摊派敲诈勒索老百姓的借口和工具,不但没能助民,反而成了扰民——只要价值观“苍蝇化”,任何施政措施,不管动机如何,都会变成敲诈老百姓的借口,变成“宽严皆误”。
又比如“肃贪”、“反腐”,在社会价值观“苍蝇化”的大环境下根本做不到:当政的“苍蝇型文人”的本性就是只顾自己,不劳而获,哪个屁股是干净的?要当真彻底“肃贪”“反腐”,岂不连自己也完了?当然绝对不会当真“肃贪”“反腐”。一边死抱着“苍蝇型文人”的本性不改一边高叫“反腐”、“肃贪”的不过是演戏,是狗打架的招术——一群狗打架,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为抢骨头咬成一团。最大的两伙为抢最大的肉骨头咬红了眼,争奇斗艳,各领风骚:你靠清华,我靠北大;你重理工,我重人文;你靠“海”,我抱“团”……直咬得“落毛与口水齐飞,血尘共长天一色”。难解难分之际试图出奇制胜,于是来了个“反腐”“肃贪”——实际只要能啃下对方一大块肉便心满意足,何曾想把群狗(连同自己)一网打尽?“反腐”“肃贪”如此,其他措施亦如此:只要维持价值观“苍蝇化”的根本局面不变,一切好听的举措都是闹剧,都是帮派之间争权夺利的工具,改变不了社会“苍蝇化”的总趋向。
“苍蝇化”使整个社会变成爬满了蛆和苍蝇的行尸走肉,道德彻底崩溃,法纪荡然无存,矛盾尖锐激化,维系社会的“软权力”全部瓦解,“硬权力”彻底失灵,经不起任何风浪——价值观“苍蝇化”导致法律规章“形同虚设”。“法律规章形同虚设”就等于“无法无天”。“无法无天”就等于“无政府”。“无政府”就必然“社会崩溃”:社会一旦碰上重大内乱或外患,立刻土崩瓦解,彻底垮台。这时依附于旧王朝的“苍蝇”们也跟着完蛋或做鸟兽散——这一轮“苍蝇化”过程结束,轮到下一个尚未“苍蝇化”的王朝粉墨登场,开始新一轮的“苍蝇化”循环。
“苍蝇化”搞垮价值观。价值观搞跨“软权力”。“软权力”搞跨“硬权力”——维系社会存在的“软权力”瓦解,确保政权正常运转的“硬权力”失控,整个社会走向瓦解崩溃——“苍蝇化”=“社会走向崩溃”。 “苍蝇化过程”=“社会崩溃过程”。“苍蝇化程度”=“社会崩溃程度”。
“苍蝇化”循环永远伴随着死亡,大规模的人口死亡。有人统计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少次“人口大灭杀”,能杀到幸存人口仅占原来的百分之几,绝大多数人都被杀死了。仔细分析一下资料就能发现,这些“人口大灭杀”大都发生在旧王朝崩溃、新旧朝代更迭之际。——换句话说,社会“苍蝇化”是要以中国人口的大量屠戮为代价的。“苍蝇型文人”的“苍蝇化”造成的“千古怪圈”是个不折不扣的“苍蝇化死亡循环”。
——中国为什么盛产汉奸?——“苍蝇型文人”。
——中国为什么科技发展迟缓,落后挨打?——“苍蝇型文人”。
——中国为什么一盘散沙?——“苍蝇型文人”。
——中国为什么摆脱不了“苍蝇化死亡循环”的“千古怪圈”,十几次、几十次地发生“人口大灭杀”?—— “苍蝇型文人”。
这就是“苍蝇型文人”对中国“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说“丑陋的中国人”不对。应该说的是“丑陋的中国‘蝇’”,是“丑陋的中国‘苍蝇型文人’”。
四.“苍蝇”和“蜜蜂”是怎样炼成的
1.“苍蝇”是怎样炼成的
关键三条:第一只顾自己,第二有条件不劳而获,第三有绝对自由。不信看看苍蝇,是不是只需要这三条。
“存在决定意识”。不管是人是虫,只要具备“苍蝇”的存在条件,就必然具备“苍蝇”的行为特征。这点用计算机就可以模拟——不妨编个小程序:规定某种信号代表“利”,某种信号代表“害”,用程序设定充当“苍蝇”的目标光点只顾自己,见“利”就追,见“害”就躲,速度方向地点不受任何限制,绝对“自由”。“苍蝇”追到“利”的几率为100%,然后一分为十,表示一只苍蝇孵化出了十个后代,而这十个“二代苍蝇”特征与“一代苍蝇”完全相同。规定“害”撞上“苍蝇”的几率为1%,(消灭苍蝇能有1%的概率就算不错了)。撞到哪只“苍蝇”哪只苍蝇就算被消灭。“利”与“害”的出现可以是随机的,也可以人工设定。只要把这个小程序运行一下就可以发现屏幕上的“苍蝇”光点的运动轨迹跟苍蝇的活动规律象不象、苍蝇的扩展速度有多惊人了。——只要“苍蝇型文人”具备苍蝇行为特征的那三大要素,如同苍蝇一般乱碰乱撞是必然的。
中国的教育系统是最适合培养“苍蝇”的系统。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到研究生毕业,每一步都只取决于自己的考试成绩,与其他人无关,与实践无关,与劳动创造财富无关。这样的教育体系的结果是学生可以把一切成绩都归于自己的聪明才智,不必想到别人,更没有必要替别人考虑。同时也不会感受到集体、凝聚和顾全大局的必要。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学生潜移默化养成苍蝇“只顾自己”、“个人自由高于一切”的习性。再加上无孔不入的说教如:“‘人不为天诛地灭’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命题”、“所有的社会道德,完全是建立在自私人性的基础之上的。古典道德观的混帐之处,就在于故意省略了自私人性的前提”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大千界”、“书中自有圣贤道”、“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一系列古往今来的“人生观教育”和“读书潜规则教育”足以在相当多数的学生心目中培养起“只顾自己”的人生目标,养成“苍蝇”的种种习性。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长大,要学会重视实践、正确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养成劳动创造财富的信念,培养全局观念、联系实际、相信群众、联系群众、平等待人的优良作风,容易吗?要培养出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拼搏、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可能吗?这样的人不经过长期实践检验就直接掌握大权,那还不是将兵兵败,治国国亡?
但并不是说这样的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就一定是“苍蝇”。如果从此以后接触实践,靠劳动创造财富吃饭,那仍然可以是“蜜蜂”——特别是搞自然科学的。因为要其专业成功就必须照客观规律办事,就不得不实事求是,就可能“既不自觉又不情愿地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而学文的难度就大些,因为不必接触实践、不必遵循客观规律也能发挥“专业特长”。但这也不绝对。学自然科学的不一定就搞自然科学,也不一定就老老实实按科学规律办事——比如如今不择手段抄袭作假、利用权力贪污科研经费、当“科技包工头”的某些“周扒皮”“院士”。而学文的也可能走“理论结合实践”的路,变成“蜜蜂”。关键在于内因:为什么人打算。
根据“以‘蝇’为本”、“以‘蝇’为尊”、“以‘蝇’为师”、 “以‘蝇’治国”等原则,只要经过了系统的“苍蝇”式教育体系的培养,就有了当“精神贵族”的资格,就有了变成“神代表”的“许可证”。善于钻营的,获得了权贵赏识的,攀上了权力列车、利用权力不劳而获、与不劳而获的合伙牟利的,那就开始了自己的“苍蝇”生涯了。
只要“与普世价值接轨”,彻底实现“人的个性化”、“自由化”,彻底抛弃一切能束缚“苍蝇”自由飞翔的东西如“国家”、“民族”、“爱国主义”、“集体”、“人民”等等,那就“彻底解放”,变成了不受任何拘束的“苍蝇”,“苍蝇型文人”就这样炼成了。
2.“蜜蜂型文人”是怎样炼成的
说到底,“苍蝇型文人”与“蜜蜂型文人”最根本的区别仅仅是“一念之差”:为自己还是为整体?
“为自己”就必然走上“苍蝇”之路。“为整体”就必然走向“蜜蜂”之路。
比如美国华人集会保卫奥运圣火。(对于“苍蝇型文人”来说,这一切根本多余:跟自己的私利毫无关系。如果藏独给钱,说不定还会去帮他们举标语,捞点实惠。)要举办这样的集会,就要策划,要申请,要组织,要协调,要考虑到各种情况:哪里集合?哪里结束?经过那些地方?有人闹场怎么办?有人身体不好怎么办?天气不好怎么办?交通阻塞怎么办?……一切都必须考虑好,安排好。为了能顺利实现这一切,就不得不强调组织、纪律、协作、献身精神,不能随心所欲无限“自由”,让一辆公共汽车人等自己一个,不能指望赚钱,不能自己一个人横冲直撞,不能不听安排不守规则……——这一切都是“蜜蜂”的特色。要办实事,自然而然就会认同蜜蜂的这些行为特征,这不成了“蜜蜂”了?
看看“苍蝇型文人”给毛泽东安的主要“罪状”:“不自由”、“不民主”、“反人权”、“抹杀个性”、“贫穷”、“封闭”……说到底都是从“苍蝇”的价值观、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来看问题。
如果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角度看问题,结论就会完全不同。
不妨来个“政治反设计”:为了确保再也不发生“南京大屠杀”、 “八国联军”,中国人应该怎么办?
给定条件:
1.一穷二白。一无所有。
2.尝试过“绝对不抵抗”,靠别人发善心。无效。
3.尝试过“以夷制夷”,靠列强保护。无效。
4.尝试过“与世界接轨”,请别人帮忙富国强兵。无效。
显然只有一条路:靠中国自己。
一穷二白又只能靠自己,那只有勒紧裤带省吃俭用谋发展。要人民心甘情愿省吃俭用,就必须以身作则,就不能容忍少数人有特权,让别人受苦受累自己花天酒地——李自成兵临洛阳了,守城的明军欠饷严重,士气低落,太守求城里最有钱的福王拿出点钱来鼓励士气。这位王爷却一毛不拔,照样养尊处优,却逼别人饿着肚子为自己拼命。谁愿意为这样的人拼命呢?结果可想而知:城破人亡。毛泽东打天下一大法宝就是官兵一致,同甘共苦。要靠自己努力搞建设改变一穷二白的局面,仍然只能靠举国一致,同甘共苦。这就决定不可能容忍少数人发财多数人贫苦的局面。
要确保“南京大屠杀”不再发生,就必须从无到有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化国防。既然一穷二白,那就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用在最关键的地方,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能允许各自为政,就必须集中权力。要独立自主,就不能容许外国人肆意干涉中国内政,就必须对付随之而来的经济封锁。
要确保国民经济在任何情况下都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确保粮食生产,就必须确保农业。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要保证粮食供应,就必须确保有足够的人手务农,就不能允许农村劳动力在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之前能随意外流,就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如户籍制度。——这是没有其他办法时的办法。如果当时有足够的资金设备搞大规模现代化农业,自然不必对农村人口如此管制,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如此就不能确保整个民族的生存。——如果当时有炮,自然不需要董存瑞用人抗炸药包,需要黄继光用胸膛堵枪眼。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其他办法,不能因为没有更好的条件就不打仗了,没有现代化的农业就不种地了。这在“苍蝇型文人”看来就是“惨无人道”,因为他们从“苍蝇”的角度看问题,用“苍蝇”的价值观评价是非。但从“蜜蜂”的角度看,从全民族利益的角度看,毛泽东的每一项措施都是必要的,正确的。(“苍蝇”们现在洋洋得意说中国农村劳动力“解放”了,“自由”了,但长远后果呢?农村没人种地了,没人愿种地了,没人会种地了。长此以往中国农业怎么办?对此“苍蝇型文人”们从来不在乎,因为他们是“苍蝇”,只能也只愿意看眼前的东西。)
从全民族利益的角度看毛泽东和从个人私利的角度看毛泽东,结论完全相反,这就是“苍蝇”与“蜜蜂”的最大区别。
仔细分析一下“苍蝇型文人”和“蜜蜂型文人”一切针锋相对之处,不难发现最大的焦点就是从谁的利益角度看问题: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还是全民族利益?
——“苍蝇”主张“剥削有理”,永远为不劳而获辩护。“蜜蜂”主张“劳动创造财富”,永远痛斥压迫剥削。
——“苍蝇”主张全卖光,因为自己有利可图。“蜜蜂”坚决反对,因为对国家不利。
——“苍蝇”主张金融全面开放,因为自己的收入可以“国际接轨”了。“蜜蜂”坚决反对,因为不能容忍国家经济命脉从此受制于人。
——“苍蝇”主张“与普世价值接轨”,因为“接轨”了,自己就彻底“自由”了,可以自由拉帮结伙组建政党,利用话语权直接把持国家最高政权。“蜜蜂”坚决反对。因为“蜜蜂”高度警惕外国势力利用“彻底自由化”煽动“颜色革命”,瓦解中国。
——“苍蝇”主张“不保护农业”,毁地搞房地产投机,粮食靠进口。因为房地产投机有利可图。“蜜蜂”坚决反对,因为粮食危机必将导致民族生存危机。
……
所有分歧无不归结到一点:“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个根本的问题”。
一切为自己谋私利,就要当“苍蝇”。——只要有了“苍蝇”那样的“绝对自由”,那就立刻是“苍蝇”。
一切从国家根本利益考虑,就要当“蜜蜂”。——至少是当“蜜蜂”的开始,具备了当“蜜蜂”的最根本的内因:为整体考虑。不管原来的背景如何,经历怎样,只要有这种当“蜜蜂”的意愿,坚持劳动创造财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为大多数人考虑,即便有权在手也坚持不腐化……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能够在实践中锻炼出当“蜜蜂”的本领,积累经验,变成彻底的熟练的“蜜蜂”——“蜜蜂型文人”就是这样炼成的。
五.今天中国“苍蝇化”的后果
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否正在“苍蝇化”?只看看如下事实就够了:
——是“苍蝇型文人” 越来越吃香的,还是“蜜蜂型文人”越来越吃香?
——是“劳动创造财富”越来越吃香,还是“不劳而获”、“投机取巧”越来越吃香?
——是“实事求是、勤勤恳恳”越来越吃香,还是“弄虚作假、招摇撞骗”越来越吃香?
——被大肆宣扬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人有没有吸引力,有多大吸引力?
——人们的价值观是越来越接近“苍蝇”——只顾自己不管别人;还是越来越接近“蜜蜂”——顾全大局?
——中国人对未来是越来越有信心,还是越来越渺茫?
——中国人的凝聚力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是越来越同心同德,还是越来越离心离德?是越来越有组织有秩序,还是越来越成乌合之众盲目乱窜?
——社会是越来越廉洁公正,还是越来越腐朽堕落?越来越占上风的是正气,还是邪气?
——社会风气是越来越和谐、理性、宽容、深谋远虑,还是越来越暴戾、浅薄、浮躁、急功近利?
——中国是越来越“上下同欲”“政通人和”、“令行禁止”;还是越来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不出中南”?
——一切必要的规章制度是越来越得到有效的遵守执行,还是越来越形同虚设?
——清末“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的“怪圈”“连环套”是永远成了历史,还是死灰复燃了?
……
总之一句话:中国社会是越来越象“苍蝇”,还是越来越象“蜜蜂”?
实际情况有目共睹,想靠卖弄文字游戏和花言巧语瞒天过海无济于事。
要想摆脱“苍蝇化”死亡循环这个“千古怪圈”,就必须躲开“千古陷阱”,就必须拆穿“千古鬼话”,就必须破除“千古迷信”,就必须破除“苍蝇”的价值观、确立“蜜蜂”的价值观——拿什么“破除”?今天的“主流精英”能拿得出来什么有效的思想武器和价值观?
大吹大擂“普世价值”,证明现在“苍蝇型文人”们就思想体系而言的的确确已经山穷水尽(虽然仍然“理屈词不穷”,“煮熟的鸭子——肉烂嘴硬”):孔孟之道从1840年起就已经破产,“独尊儒术”是玩不下去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跟“苍蝇”的价值观格格不入,绝对要排斥。自己绞尽脑汁“独创”的“特色猫代表”“理论”虽然不遗余力拼命推销,却始终应者寥寥,连推销员们自己内心都不当真把这套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乌七八糟当回事,一边高唱“以民为本”一边照贪不误,最后自己都没劲吹了。要让“苍蝇型文人”们继续搜肠刮肚弄出点能糊弄人的“新体系”来实在已经力不从心。唯一的救命稻草只剩下西方的“普世价值”,难怪再也顾不上什么“特色”,而只管眼前的“普世”了。——“苍蝇”本色:只管眼前,毫不在乎出尔反尔。(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的“苍蝇型文人”既懒又低能:不但只会“市场换技术”,连“价值观”也只能依赖“进口”了:这些“精英”除了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制造粪便外实在一无所能。)
然而西方的“普世价值”是“内外有别”的:“自用”的“普世价值”绝对不允许是纯粹的“苍蝇”型,至少不排斥“蜜蜂”;“外销”的“普世价值”却是“苍蝇”专用。——鸦片战争时代,英国一边大肆出口鸦片,一边严禁本国百姓吸鸦片。
比如“苍蝇”式的“绝对自由”,人家就只许出口,不准“内销”——以“言论自由”为例,谁敢在美国称赞“9.11”?谁敢在以色列肯定纳粹德国?谁敢拍摄以色列版本的《色.戒》,赞美犹太女人因爱上纳粹分子而出卖同胞,并把这样的电影拿到以色列公演?——当然在“理论上”这样的“言论自由”并不违法。但前提是人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足够强大,强大得足以产生巨大的“软权力”制约住人们的思想方向,使这种不能接受的“言论自由”基本不出现,就象蜜蜂世界的价值观足以产生必要的“软权力”,使蜜蜂根本就不产生追逐粪坑垃圾堆的“自由”念头一样。当有把握确保自己后院不会起火时当然不必在乎宣布不加限制的“自由”,允许“自由放火”:反正要烧一定只烧别人,决烧不着自己。
西方国家没有“千古怪圈”,没有“千古迷信”:人家尊重文人,但不迷信文人,甚至很少见让文人气太足的人当国家元首——20世纪以来当上美国总统的似乎只有两个是戴眼睛的:老罗斯福和杜鲁门(这两个都有军旅经历和战争生涯,足以证明自己有足够的男子汉的阳刚之气,不是懦夫书呆子)。前苏联也好,俄罗斯也好,同样几乎不见戴眼睛的当国家领导人(例外的好象就一个安德罗波夫)——这也许是个“潜规则”:不能证明自己有胆有识有丈夫气而不是懦夫胆小鬼,光凭一肚子墨水和自吹自擂休想赢得一个大国的举国尊重和敬仰,更不用说得到一支强大善战的军队的真心拥戴与忠诚。——“尊重”和“崇拜”、“服从”是两回事。
因为没有“千古怪圈”的后顾之忧,西方列强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静静地等待机会:等中国“苍蝇化”自行崩溃,然后再扑上来,不费吹灰之力给中国致命一击。
——1792年英国派马嘎尔尼出使中国,看准了“乾隆盛世”的中国必将崩溃的前景。此后英国耐心地等了48年,等中国“苍蝇化”化得腐朽到了不堪一击时立即扑了上来,一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1689年沙俄国跟中国签定尼布楚条约后,耐心地等待了近170年,等中国“苍蝇化”化得虚弱到无力抵抗时立即扑了上来,割掉了中国大片领土。
——中国清朝的这次“苍蝇化”崩溃,不但使中国一再丧权辱国,人口大量死亡,而且几乎被日本灭亡。如果不是中国人拼死抵抗,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眼明手快地抓住了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领导中国人民以不可思议的决心、努力和牺牲使中国摆脱了美苏两大国的冷战夹击,中国根本没有避免四分五裂、东山再起的机会。就这样,中国仍然失掉了从外兴安岭到外蒙古等大片领土。
当中国与世隔绝时,中国社会“苍蝇化”崩溃后还有机会东山再起,重新统一。但在“全球化”的今天,这样机会几乎不再有了——旁边有人时时虎视眈眈,中国社会一旦崩溃立即扑上来分而食之,还容你再“待从头收拾了旧山河”?
——阿拉伯世界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被肢解了。
——东欧、中欧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奥匈帝国,被肢解了。
——前苏联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被肢解了。
——大英帝国曾经是一个“日不落国家”,被解体了。
曾经的世界强国一个一个都被肢解了,瓦解了。只剩下中国了——也就轮到中国了:凭什么以为人家会对中国额外开恩,只肢解别人不肢解你?
肢解中国的行动早已不声不响地全面展开了,而且效果惊人。
2008年1月,“猫眼看人—凯迪社区”有人写了篇文章说:“假如中国实行了以政党分离、军队国家化、普选、言论自由(解除党禁、报禁)、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等等为标志的西方民主制度”,则中国必将分裂。据我初步统计,在头2400个跟帖中,明确赞成国家分裂的跟贴有828个,占34.50%。(不包括主张“民主化”但未明确表示赞成分裂的,如认为“不民主才会分裂”、“民主不会分裂”等)。比较典型的说法列举如下:
——分裂就分裂,与我百姓何干???????
——如果是靠武力一统,还不如分裂得好。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和父母分开居住的.
——真分裂了,倒是福气。……退回阿富汗!
——只要百姓过的好,分裂不分裂关我P事!
——中央管理不了地方索性分裂了自谋生路。
——不同民族原则上应该建立各自独立的国家。
——满脑子只有打砸抢的FQ,不懂民主的含义
——民族自决,没听说过吗?民主国家都会支持
——fenlie起码比现在好6倍!!!!!!
——邦联制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要大一统呢?
——独立有什么不好?看一下前苏联的那几个国家
——俄罗斯分裂了,于是他的人民过上了好日子。
——强扭的瓜不甜,要吃甜瓜,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统一不是目的,人民的幸福才是最终的目的。
——统一对人民是百害而无利,我宁愿选择分裂。
——专职的统一不要也罢;分裂的民主来了也好.
——“国家”“政权”重要还是“人”的幸福重要?
——不自由,毋宁死!---美国人民的至高信念。
——如果一切与底层百姓无关,那有关百姓何事呢?
——专制下的大一统有什么好
——分裂了好。这个国家除了收税欺负人,有什么好?
——欧盟的国家好象不大吧,但人家过得比我们好多了
——其实中国各地独立后的好处简直无法用言语表达.
——请问大侠们:国家分裂和家庭分家,有什么区别?
——实行民主,过上人的日子,分就分了吧。……批谁
——天要下雨,人阻挡不了。地要地震,人阻挡不了。
——只要老百姓愿意,能过好日子,管它分合?扯淡!
——中国人都被秦始皇洗脑洗坏了。老是追求大一统。
——国家分裂为什么会带来战争?家庭分家会带来什么?
——国家越小越快活,只是皇帝,官员不快活,不开心。
——如果两口子过不到一块,离了婚更幸福,那就离呗。
——只要老百姓过的好,分裂也不怕。再来联邦也不晚。
——都是地球村了,国不国的还重要吗?++++++++
——统一,多少野心家借汝之美名而行其恶行!!!!!!
——西藏、新疆和你有脾关系,香港回归你得到了什么?
——和久必分,自然规律。楼主牵强的理由骗小孩子还可以。
——宁可生活在民主的小国享福,也不要在专制的大国了受苦
——如果要维持统一就必须专制的话,这样的统一不要也罢。
——分裂有什么不好?中国国民生活水平最好的时期,就是南宋
——没国就没有家……没家就没国,国是无数个家组成的懂不?
——如果说东欧脱离原苏联是民主的结果,那我看这样也不错。
——别人都不想留在这个家了,你凭啥还要把人强制留在家里呢?
——合久必分,分分合合,社会发展使然,不必大惊小怪。正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等小民,岂可揣测天意。
——一旦实行爱情自由你老婆必然跟你离婚。所以,还是强干好?
——别吓老子,也没有看出分裂有啥不好,省得这个核心那个周围。
——分裂如果能更好!分有什么不好?大一统对你我有什么意义吗?
——分裂有什么不好?宁做民主小国的庶民,不做腐败大国的乞丐!
——该分就分,只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能幸福,分裂就是好事!
——分裂了倒好。各个民族建立自己的国家,就像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
——各民族自己能整明白了,分裂有什么不好?大一统?好?谁好了?
——分裂就分裂了,国是什么玩意,不能维护民众利益的国,无胜过有。
——如果民主了真要分裂,那就说明人民希望分裂,希望一统的只是皇帝。
——我为什么要爱国???????这个国家爱我吗??????????
——在砖职的泱泱大国与民主的弹丸小国之间,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
——中国若民主,必分裂不假。但是,中国的未来一定是大一统为最优吗?
——分分合合才是人类生存的必然依据,只分不合或只合不分是违背天理的.
——即使民主造成了国家分裂,也比永远专制下去的悲惨境遇更令人民恐惧。
——楼主说得对,宁可把船沉喽,也不能放一只耗子逃出去!要死一块死塞.
——小国有小国的好处---稳定。人民生活好、民主自由,比什么大国实在!
——人权主权哪个更重要??!合不来就分,历史本来就是分分合合,合合分分。
——支持民主,主张以暴力方式反对暴力方式的独立,不反对和平自决方式的独立
——强扭的瓜不甜,我觉得在争取最大利益的基础上,各过各的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全民公决,每人一票。这才是真正的国家意志,想走的留不住,想留的赶不走。
……
在“太平盛世”,在没有外来威胁的情况下,公然主张国家分裂竟如此“时髦”,可见“苍蝇型文人”进口的“苍蝇专用型”“普世价值”多有效——难怪在中国的“苍蝇型文人”要受到西方国家的公开保护,敢碰就是“破坏人权”、“压制言论自由”、“独裁专制”,就要遭受“经济制裁”。
这算“言论自由”吗?不妨如此假设:对主张“苍蝇”式绝对自由的人本身也来个“绝对自由”的“言论”,“自由讨论”该如何消灭之——是砍头还是枪毙,是“千刀万剐”还是“五马分尸”,根据此人身高、体重、血型、健康状况等等“讨论”可不可以“食肉寝皮”,是否应该“出售器官”,能不能“煎炒烹炸”,血能卖多少钱,肉能熬多少油……如果如此“言论自由”,必定有人要告状:这是人格侮辱,侵犯人身自由,破坏人权,灭绝人性……容不得如何灭绝自己的议论,为什么能容得如何灭绝国家的议论?——当你的价值观认定一个国家该被消灭时,任何主张消灭这个国家的言论都会被认为属于“言论自由”。反之,如果你的价值观认定一个国家该受保护时,任何主张消灭这个国家的言论都会被认为属于“诽谤”。价值观指挥“软权力”,从来如此。
“小国有小国的好处——稳定。人民生活好、民主自由,比什么大国实在”——果真如此吗?
当年欧洲殖民主义者刚到美洲时,总人口上亿的美洲大陆的印地安人就是分成许许多多的“小国”的,而且也不反对认同欧洲人的“普世价值”。按照“小国有小国的好处——稳定。人民生活好、民主自由,比什么大国实在”的“理论”,他们应该是非常幸福的了。然而这些“幸福的人们”今何在?鼓吹“分裂有好处”的“苍蝇”们为什么只拿欧洲国家的例子津津乐道,却对美洲印地安人的例子视而不见?凭什么认定中国四分五裂后人家会把你当成欧洲国家而不是当成美洲印地安人的部落?眼睛里只看得见赢家看不见输家,这是赌场赌徒的心理,或着说,是赌场老板的“托”千方百计让人们产生的心理。
“小国有小国的好处”这样的话更合乎侵略者的胃口:当还有其他强敌牵制时就先把小的放在一边,让它们在“小国有小国的好处——稳定。人民生活好、民主自由,比什么大国实在”的美梦中自得其乐。等所有的强敌都被分裂成小国,全部牺牲品都处于被分割包围的状态、毫无抵抗能力时,那就毫无顾忌了:自己想吃哪个就吃哪个,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最后一扫而光——当年的美洲印地安人不就是如此下场吗?
以为“进口”了人家的“普世价值”,就“天地一家亲”了,人家就放过你了——历史上这样想过、这样尝试过的人还少吗?
1.当年美洲的印地安人曾经这样尝试过。最有名的例子是一位向美军军官求和的苏族酋长:他的部落愿意接受美国政府的统治,按照美国的“普世价值”当个“好印地安人”。他得到的回答是:“我所见过的‘好印地安人’都是死的。”
2.当年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经这样尝试过。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叫得最响亮的“普世价值”是“你活,让别人也活”。当时赫鲁晓夫是那么满腔热忱,那么迫不及待地要跟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 苏美两国“能够找到为了全人类幸福而协调一致地行动和努力的基础”、“能够为巩固和平和建立所有国家的真正国际合作而携手前进”。
——“当苏联人民享受到共产主义的幸福的时候,世界上又会有几亿人说:‘我们赞成共产主义!’”“那时,就是资本家也会转而加入共产党”。
——“现代两个最伟大的强国——苏联和美国,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其它的国家都远远地留在后面。”“这两个国家中的每一个,率领着一大批国家——苏联率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美国——资本主义阵营。”“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
……
毛泽东当年在《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曾这样苦口婆心告诫赫鲁晓夫:
——你们怎么能够设想,按照美帝国主义征服全球的侵略计划,最沉重的打击只会落到别人头上,而不会落到苏联头上呢?
——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怎么能够设想,这两个社会制度根本对立的国家,可以实现什么“全面合作”呢?
——美国同其它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尚且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美国必欲把它们踩在自己脚下而后已,你们怎么能够设想,帝国主义的美国,会同社会主义的苏联融洽相处呢?
——苏共领导同志们!请你们冷静地想一想吧,一旦世界上出现狂风暴雨,难道美帝国主义是靠得住的吗?不,美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任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靠不住的。
……
毛泽东的这些话全被前苏联领导人当成了耳旁风,不但听不进去,而且跟中国反目成仇。他们总以为自己属于“文明”、“强大”、“大国”的一类,又是白人,跟西方国家算是“同文同种”。只要认同西方的“普世价值”,美国人就会对自己另眼相看,不会拿对美洲印第安人那套对待自己。中国的反对纯粹是“黄种人”的嫉妒,是挑拨离间。——结果呢?
历史胜于雄辩,当年认同“普世价值”的印地安部落今何在?认同“普世价值”、热情“全面合作”的“最伟大的强国”苏联今又何在?赫鲁晓夫当年志满意得大骂毛泽东之时,想得到他的决策会让他的祖国会如此下场吗?
那个的印地安酋长也好,赫鲁晓夫也罢,当年跟美国人推心置腹认同“普世价值”,诚惶诚恐求人家“换一种思维、换一种胸襟、换一个角度”看问题,高抬贵手放我一马云云时,大概都觉得自己挺聪明、挺识时务、挺有创意的。结果呢?这些“智叟”今何在?全进了人家的猎物清单,全当了人家的标本,全成了人家的笑柄。这等老掉牙的把戏如今中国的“苍蝇型文人”们还当成“最新创意”搬出来跟人家玩,你说人家能不心中暗笑?——你不过是人家的下一个猎物,下一个标本,下一个笑柄而已。还自作聪明,还自以为得计,真是可悲可笑又可怜。
鼓吹靠认同“普世价值”便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实际是“苍蝇型文人”“理性世界”、“理性人”逻辑的延伸——世界之所以不得安宁,皆因人们不“理性”。大家都象“苍蝇型文人”般“理性”了,天下就太平了。
可惜世界上没那么多“理性”,也没那么多“理由”: 狼吃羊需要理由吗?至于借口,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看看《伊索寓言》就够了。同样,肢解中国需要理由吗?把人家的借口当“理由”,鼓吹靠“克己复礼”感化人家,以为这就可以躲过被肢解的命运,说好听点是迂腐糊涂,说难听点是为虎作伥,同谋害人。
那么多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中国的“苍蝇型文人”们为什么视而不见,一定要重蹈覆辙?
仅仅是书生气十足,智商不够吗?要真是那样倒简单了:“僧是愚氓犹可训”,只要是“可以教育好的”,正面教育听不进去,反面教育总有一天会奏效。
真正的可恨的不在于“苍蝇型文人”们看不到那样的结果,而在于为了他们的私利,不惜发生那样的结果,存心制造那样的结果。
他们的一切既不是自己艰苦创业打出来的,也不是经过老百姓认可委托的,而是耍阴谋搞诡计用尽不光彩的手段劫持诈骗来的。虽然他们绞尽脑汁在人民面前装出一付赃物来历“光明正大”的样子,但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否则就不会气急败坏叫嚷“赦免原罪”、“不争论”、“让事实证明一切”了——“没毛大虫牛二”的逻辑是:“我没钱,但我偏要你的刀!”“苍蝇型文人”“不争论”的逻辑是:“我没理,但我偏要这么着!”——到了既没理又要蛮干到底的地步,就必然“图穷匕首现”,不顾一切了。对“苍蝇型文人”来说,既然不能在道义上把自己的罪行合法化,那中国的继续存在就成了对他们在“改革”的名义下掠夺的惊人的国有资产和民脂民膏的最大威胁——中国和中国人民是这些资产的合法主人。只要合法主人存在一天,他们就一天不得安宁,就不得不担心遭到追究。只有消灭掉中国这个合法主人,他们才能一劳永逸逃脱被清算的命运——这在刑事犯罪上就叫“杀人越货”、“杀人灭口”。所以他们对西方国家要肢解中国的图谋不但不抵制,反而积极配合。他们的算盘很清楚:中国的统一强大对他们私人不但没什么好处,而且是威胁:随时可能被清算罪行。中国的瓦解崩溃对他们私人不但没什么坏处,而且利益无穷:既保住了不义之财又能狐假虎威,靠外国主子变本加厉敲诈勒索中国老百姓。——这才是不折不扣的“苍蝇”式算帐:只为自己考虑,只管自己的眼前利益。至于国家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对不起,那不是“苍蝇”们关心的事。
“猫眼看人—凯迪社区”里那些主张分裂中国的论调反映出的是不折不扣的“苍蝇”“特色”:一切从“苍蝇”的绝对“自由”、绝对“蝇权”、绝对“蝇主”的角度出发,其他一切都不在乎。如果中国社会“苍蝇化”得人人都变成了“苍蝇”,国家不垮也得垮了。
毛泽东和他们那一辈的仁人志士历尽艰辛,好容易把中国从上一次“苍蝇化”社会崩溃的灾难中挽救过来才仅仅几十年,新一轮“苍蝇化”社会崩溃的危机却已经开始初见雏形了。
如果中国不能避免这一轮“苍蝇化”社会崩溃的危机,那后果不言而喻:又一次人口大灭杀不可避免,国家分裂不可避免,战乱灾难不可避免。中国除非再出现一个毛泽东,再一次凝聚起全中国人民,再一次通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重新统一中国,否则不可避免面临当年美洲印第安人的命运:被外来势力各个击破,逐步全部灭绝,最后几乎荡然无存。但如果中国有幸再出现一个毛泽东重新统一中国,那中国举国上下必定同仇敌忾全力以赴发动一场最彻底的“灭蝇运动”,坚决消灭这个“苍蝇化”死亡循环的“千古怪圈”——当人们对“苍蝇型文人”的凶残狠毒及其致命危害全都看透了,恨透了,历史总清算的时机自然就成熟了。
无论是哪种情况,对中华民族来说,这都将是一次最后的“苍蝇化”,一场“最后的斗争”。
六.破解“千古怪圈”第一人
苍蝇无克星:见过吃苍蝇的,没见过专吃苍蝇的。所以苍蝇在全世界到处横行无阻。
中国的“苍蝇型文人”千年无“克星”,所以中国社会一直不能摆脱“‘苍蝇化’死亡循环”的“千古怪圈”。
中国的“苍蝇型文人”长期无“克星”,是因为产生“苍蝇型文人”的“克星”客观要求太苛刻,起码必须同时具备如下条件:
1.必须是文人,而且是出类拔萃、博览群书、“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那种有真才实学的最优秀的文人。
2.必须是“蜜蜂”,坚信劳动创造世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3.必须处于中国社会“苍蝇化”崩溃的动乱年代,面对乱世,奋发图强,以救国救民为己任。
4.必须打破自古“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规律,打破“良禽择木而栖”的文人投机老传统,亲身实践,亲自带头造反,决心推翻“苍蝇化”的腐朽政权。
5.必须造反成功,成为文人出身的开国元首,建立起一个不靠“苍蝇型文人”维持统治的新政权。
6.必须从新政权的发展趋势中及时发现中国社会“苍蝇化死亡循环”的“千古怪圈”。必须同时发现中国社会“苍蝇化死亡循环”的“千古怪圈”的原因:“千古迷信”,“千古鬼话”,“千古陷阱”。必须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从破解“千古迷信”开始,粉碎“千古鬼话”和“千古陷阱”的哲学基础,釜底抽薪。
7.必须有大公无私的胸怀和大无畏的勇气,敢于下定决心,挑战“苍蝇化死亡循环”的“千古怪圈”——这一条也许是最难做到的。因为这是一条“自讨苦吃”、“费力不讨好”的不归路:如果与“苍蝇型文人”合作,则不难成为新的“开国明君”,不难在历史上留个“好名声”,不难让子女后代享受荣华富贵。而挑战“苍蝇化”死亡循环,就必定断绝“苍蝇型文人”的命根子——“千古迷信”、“千古鬼话”和“千古陷阱”,就必定遭到“苍蝇”们的殊死抵制反抗和恨之入骨的诅咒——秦始皇、朱元璋、雍正等对“苍蝇型文人”不过有所得罪,就被骂了个没完没了。如果挖了“苍蝇型文人”的祖坟,那“苍蝇”们的仇恨之刻骨、反抗之激烈可想而知。不仅自己要累得死去活来,子女后代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放着“开国之君”不当,放着荣华富贵不享受,却要自己跟自己创建的政权过不去,这难道不是最难最难的吗?
大概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苍蝇型文人”才得以千年无克星,使中国社会的“苍蝇化”死亡循环千古不息。
但是这项“零的记录”被毛泽东打破了。毛泽东成了破解中国社会“苍蝇化”死亡循环的“千古怪圈”第一人,成了中国“苍蝇型文人”的“克星”。
毛泽东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建立新中国,文化大革命。
“建立新中国”是武装革命,用武力推翻一个“苍蝇化”的腐朽政权。
“文化大革命”是“文装革命”,用文力制止一个新政权陷入“苍蝇化”死亡循环。
毛泽东闹革命时,中国的“苍蝇型文人”们按照“良禽择木而栖”的老规矩袖手旁观,等待时机。——所以毛泽东的革命队伍里净是“大老粗”,没多少文化人。等中国革命大势已定,“苍蝇”们立刻摇身一变,纷纷穿上“人民装”戴起“解放帽”一拥而上“参加革命”了。接着就伸手要官要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政治设计院”、“民主化”、“轮流坐庄”……这次逼迫新中国实行政权“苍蝇化”的高潮被毛泽东当头一棒敲了回去。从此“苍蝇型文人”就跟毛泽东结了仇,找一切机会到处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毛泽东终于发现:自己一手创建的政权正在“苍蝇化”。不打破“千古迷信”、“千古鬼话”、“千古陷阱”,新的“苍蝇化”死亡循环无可避免。毛泽东下了最大的决心,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打破这个“千古怪圈”,避免让自己建立的政权变成被自己推翻的“苍蝇化”腐败政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武装革命”成功了。“文化革命”失败了。
“文化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可以总结出一大堆,但关键不外乎两方面:
1.“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鲁迅。
2.“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後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毛泽东。
要问“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积极影响,看看今天的“主流精英”和“苍蝇型文人”们有多臭就够了。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今天中国老百姓敢质疑“主流精英”们的“权威论断”吗?人家随便搬出“专家”、“学者”、“权威”、“教授”、“院士”、“经济学家”等“光芒四射”的招牌就能把普通老百姓吓个半死,只剩下诚惶诚恐顶礼膜拜了,哪还敢质疑人家的“金玉良言”?哪还敢对“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不保护农业”、“毁田盖房”、“取消福利”,MBO、“卖光国企”……等等说半个“不”字?
就我而言,如果不知道毛泽东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永远也休想看破“苍蝇”们的“千古迷信”,不可能想到文人会分“苍蝇型”和“蜜蜂型”,更谈不上理解中国“苍蝇化”死亡循环的“千古怪圈”。
毛泽东第一个破解了中国“苍蝇化”的“千古怪圈”,第一次造出了中国“苍蝇型文人”们的“克星”,“文化大革命”大大宣传了这个“克星”,中国“苍蝇型文人”没有“天敌”的黄金时代从此结束。
这就是中国“苍蝇型文人”对毛泽东恨入骨髓的真正原因,也是他们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疯狂要把毛泽东从历史上彻底抹掉的的真正原因:从历史上抹掉了毛泽东,就可以消灭毛泽东制造出来的“苍蝇克星”,就可以继续“苍蝇化”死亡循环的“千古怪圈”,继续自己的黄金梦。
对“苍蝇”们来说,光诋毁毛泽东不够,否定毛泽东不够,否定“文化大革命”不够,否定毛泽东时代不够,最好是把毛泽东的一切从历史书上一笔勾销,让后代根本不知道历史上有毛泽东这个人才解恨。如果实在办不到,那就把毛泽东的血肉生命全部剥光,在历史上只留下一具毫无生命迹象的枯骨,让后代除了毛泽东这个名字和一连串“罪名罪状”外根本不知道毛泽东的一切。这就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的一生,从文化大革命否定起,一路追杀,直否定到毛泽东出生。
——难怪茅于轼说:“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
——难怪会有三次“思想解放高潮”:
第一次:否定毛泽东,彻底改变意识形态。
第二次:否定公有制,彻底改变经济体制。
第三次:否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彻底改变政治体制。
——难怪要如此不惜一切代价搞奥运:“政绩工程”。“政治攻坚”的必须。只要开办了,就算“普世价值”了,“融入世界”了,跟西方世界成了“一家子”,“天地一家亲”了,从此没有威胁,只有和谐了,不存在侵略,不需要设防了。——革命做不到的事,改革做到了。所以“革命已死,改革当立,岁在戊子,天下大吉”——从此改写历史:不认中国革命,只认“改革开放”; 没有“新中国成立”,只有“改革元年”;没有“革命前辈”,只有“改革功臣”——一笔勾销中国革命,顺便就从历史上抹掉了毛泽东的一切。奥运作用如此巨大,为此就是再签十个“二十一条”也认了。——这个“命门”中国人清楚,外国人更清楚,所以纷纷趁火打劫,不失时机狠敲中国竹杠:西藏,台湾,钓鱼岛,东海油田……
——难怪会有聚集在“炎黄春秋”旗下的那些以否定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为“新职业”的“老革命”:退休了,没权了,如蛆如虫了,一切仰仗新主人的鼻息了。等到否定中国革命,“革命干部”的资格就作废了。“革命干部待遇”就不值钱了。为个人利益着想,为个人生计打算,必须获得与革命毫无关系、对“中国革命”毫无“香火之情”的新主人的青睐,必须“投其所好,送其所要”,做对方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以“老革命”的资格反革命,证明“革命不行改革行”,所以应改写历史,停止承认中国革命,从此只讲“改革开放”,“共产党改名”,“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救中国”……为了私利,行将就木了的还以“今日之我”的手当众打“昔日之我”的耳光,诅咒自己曾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终归是“苍蝇”本色。
……
鲁迅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虽是投机,成败之数也不能预卜的。”
只要中国社会“苍蝇化”的规律还在起作用,只要中国社会因“苍蝇化”崩溃的威胁还存在,只要中国“苍蝇化”死亡循环的“千古怪圈”还没有消灭,“文化大革命”的幽灵就不能说已经消失。“苍蝇型文人”现在就匆匆忙忙为历史下定论,恐怕还早了点。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文章原载:华岳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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