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纪要：警惕严重通货膨胀的乌云正在天边聚集

警惕严重通货膨胀的乌云正在天边聚集

              ——通货膨胀问题研讨会纪要

（通讯员 牧川）2010年11月13日上午，针对目前日益严峻的通胀形势，会议室召开了通货膨胀问题研讨会。著名经济学家杨斌、左大培、高粱、杨思远、贾根良，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知名评论员冼岩，独立学者杨芳洲等参加了会议。郭松民主持了会议。

国家应该将通货膨胀列为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与会学者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此次通货膨胀绝对不是仅限于农产品行业的结构性通货膨胀，而是涉及面广泛的全面通货膨胀，甚至潜伏着爆发大规模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当前国际形势也异常严峻，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并存在危机再次恶化的危险，为了通过各种途径对外转嫁危机损失，正采取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行动挑战中国核心利益，如美韩黄海军演、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蓄意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发动“普世价值”舆论攻势并且诱迫中国按美国意愿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美元贬值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猛涨和输入性通胀危险，国际热钱云集香港准备大举投机中国资产、商品泡沫，等等。当前国内外严峻形势的大背景下，如果政府不采取果断措施有效地控制物价和投机资本的贪欲，物价上涨就可能突然全面加速并引发严重通货膨胀，国内外各种政治经济隐患相互共振，可能诱发社会经济动荡甚至“颜色革命”。

学者们指出，国家应该将通货膨胀列为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应该成立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专门机构（类似美国总统直接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确保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像建国初期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中财委一样，调动、协调各部门的力量共同治理通货膨胀，像当年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陈云等人一样，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并采取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办法，以强有力的手段进行治理通货膨胀和投机资本哄抬物价。

有的学者认为，大宗农产品、原材料价格猛涨很快会传到各个领域，留给我们防止物价全面上涨的时间大约不超过6个月。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果断措施制止通货膨胀，而是等到物价大幅上涨之后再行动就为时已晚，国内外天量信贷就会发生共振导致流动性泛滥，投机资本就会因涨价暴利预期像饿狼一样倾巢而出，民众为避免储蓄损失也会大量提取存款抢购商品，各个领域都可能像食品一样出现两位数物价上涨，广大民众的衣食住行和工作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民众的终生储蓄就可能转瞬蒙受难以挽回的损失。

关于当前出现通货膨胀严峻形势的的重要原因

与会学者认为当前通货膨胀形成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天量信贷的投放。当前全世界和中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形势比以往更为严峻，原因是世界各国中央银行普遍效仿美联储发放了天量信贷，由于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并面临着严重的失业危机，美联储很可能继续不断推出新的量化宽松政策，不会为了控制全球性通货膨胀而采取严厉的紧缩货币政策。根据美国国会的报告，自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财政部、联邦政府机构和美联储至少投入了8．5万亿美元资金来挽救美国经济，其中主要是美联储通过各种方式滥发信贷，收购美国国债和银行的有毒资产，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美国参与的历次战争费用的总和，包括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尽管美国采取了如此大规模的刺激经济计划，取得的效果却是二战后历次经济危机中最差的。1970年美国发生经济衰退期间，恢复到衰退前的就业水平仅仅耗费了18个月时间，但是，这次危机美国依照现在的缓慢速度增加就业，至少需要17年才能恢复到经济衰退前的就业水平。当前美国政府采取的财政、货币刺激力度，达到了超过以前十倍以上的前所未有规模，但是，取得的恢复就业的效果还不到以前的十分之一，这说明美国采取的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取得的效果很差，美国这次危机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二战后历次危机。美联储滥发货币注入巨资挽救金融市场，实质上是用新的债务泡沫挽救旧的债务泡沫，这种做法迟早会导致“衰退通缩”变成“衰退通胀”。

值得担忧的是，自从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也效仿美国投放天量信贷刺激经济，据统计，2009年全国新增信贷规模迅猛扩大了9.59万亿元，同比增加4.69万亿元，相当于是2008年的2倍之多，这种情况是中国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其实，中国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理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运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办法应对危机，完全没有必要相仿美国效果很差、副作用很大的天量信贷政策。杨斌说在危机爆发之初就撰文强调应采取谨慎甄别、区别对待的货币政策，既要防止经济增速放缓和出现经济衰退的危险，又要严厉抑制出现泡沫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西方凯恩斯主义的货币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缺乏像计划调节那样将宏观、中观、微观联系起来的机制，容易引起股市、楼市泡沫投机和严重通货膨胀压力，导致经济陷入了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困境。由于有关部门效仿美国而没有继承我国建国以来的成功经验，刺激经济政策没有准确落实到实体经济和微观层面，发放天量信贷的过程中采取了笼统的、无差别的方式，事实证明大量流入股市、楼市并诱发了严重的投机泡沫，一年后才采取纠正政策措施就很难取得满意的效果。左大培也指出自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内地广义货币供给量余额M2，已从2007年底的40.34万亿元增长到了现在的68万亿，增长了63%（其中一部分是增长的外汇储备），中国的GDP是美国三分之一，但M2超过了美国，说明天量信贷政策已带来了严重的货币超发风险。这种粗放的刺激经济方法的副作用很大，长期实行必然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目前，中国食品领域的物价上涨幅度已经高达两位数，经过大约半年滞后期原材料、农产品涨价就会传导出去，导致天量信贷形成的流动性过剩骤然活跃起来，投机资本可能因涨价暴利预期像饿狼一样倾巢而出，投机炒作对象从楼市、农产品转向其他各个领域，居民也可能因通货膨胀造成的负利率大量提取存款，导致其他领域的物价上涨加速并逐渐超过两位数，出现将会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的全面通货膨胀，因此，中国应充分认识到当前通货膨胀形势可能突然加速的危险，切切不可因消费物价指数尚不高而掉以轻心。

与会学者认为，造成大规模通货膨胀的第二个原因，是庞大的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热钱及大规模的国民财富外流。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2.6万亿美元。为此，央行将增发17.4万亿人民币在国内市场流通，占据广义货币量的25.6%，此举本来就会造成通货膨胀。超过5000亿美元的热钱，涌入股市、楼市、农产品等领域，投机炒作，更加剧了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大幅增长的外汇储备并没有给国人带来什么好处，而是大量投资到美国国债、垃圾债券、垃圾股票，给外国人白白使用。伴随着美元的贬值，这部分财富已经大幅缩水。

中国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更是将大量物质财富、资源低价输送国外。中国辛辛苦苦制造出的产品，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国外，供养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帮助其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得到的结果却是被动增发人民币导致的国内通货膨胀，以及因美联储滥发货币而不断贬值的美元和美元债券。大规模变相私有化及其造成的腐败泛滥，一部分腐败官僚、买办配合外资将资源、财富低价贱卖给外资，帮助外资低价收购、控制中国国内的战略产业，也导致了巨额国民物质财富不断流失。中国国内企业在境外上市，以低于国内的价格卖给国外资本，每年给境外分红的数额，远远超过境外融资的规模，也成为国民财富流失的重要途径。这种“输出物资、财富和资源，输入不断贬值的美元和通胀”的局面必须改变。

美国等国家靠着发行美元，储备了大量的原材料和战略物资，而中国却储备的非常少。一个民族再地大物博，也挡不住这样大规模的国民财富流失。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货币供应规模，一方面是不断流失的国民财富。物质财富和货币的数量发生了根本变化，两者的平衡早已经打破，通货膨胀在所难免。这种过度依赖西方市场、资本、技术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长期实行将会导致隐蔽的经济买办化、依附化和拉美化，必须坚决贯彻党中央提出的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方针，以根本扭转这种必然诱发国内长期通货膨胀的不利局面。

关于如何遏制当前通货膨胀危险的若干政策建议

与会学者们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主要是刚刚实行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天量信贷政策，一般紧缩货币政策已经无法回笼已发放的天量信贷，必须立即采取强有力的特殊政策措施刹住物价上涨势头，避免给广大民众生活和储蓄存款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包括采取建国初期有效遏制恶性通货膨胀的计划调节措施。笼统的、无区别的加息、减息政策已经意义不大。中国仅仅依靠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宏观经济常常不是过热就是过冷。笼统的紧缩货币政策难以有效抑制投机过热，增加几个百分点利息根本比不上投机炒作的高收益率，反而会打击盈利微薄而且对借贷成本敏感的实体生产部门。

当前中国应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办法来遏制通货膨胀。解放初期，周恩来、陈云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创造出了运用“四平”理论治理国民经济的宝贵经验，成功治理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与严重失业并存的困难。有人认为建国初期的经验适合计划经济而非市场经济，其实解放初期中国面对的正是市场经济的烂摊子，尚未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且私有经济占相当大比重，失业严重、物资短缺和物价失控等困难远远超过今天，但是，周恩来、陈云运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控办法，在努力保持物资、信贷、财政、外贸平衡的情况下，克服经济危机并且实现了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无需实行天量信贷和财政赤字政策也能有效扩大生产、就业，无需采取严厉的一刀切紧缩政策也能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成功治理了国民党政府及美国顾问都束手无策的经济顽症，创造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都无法实现的奇迹。

周恩来、陈云领导的中财委将物资平衡作为“四平”的关键，将通过国营经济控制物资、商品的流通和生产，作为扩大就业和稳定物价、货币、财政的关键。薛暮桥将这种稳定物价的经验称为货币的“物资本位制”。私营企业、商业具有追逐暴利的天性，在物价上涨情况下乐于投机炒作、囤积居奇，因而控制通货膨胀的重任必须由有社会责任感和全局观念，以稳定社会经济为首要任务的国营企业、国营商业来承担。当私营企业囤积粮食、棉花、煤炭和工业原料时，国营企业却不追逐投机暴利而进行反向操作，组织紧缺物资的生产、流通并平价供应市场，这样才能在抗美援朝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困难条件下，成功实现了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人民生活稳定。

中国建国初期成功战胜恶性通货膨胀与严重失业，关键在于通过计划调节将宏观、中观、微观政策联系起来，促使宏观政策准确落实到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当时周恩来、陈云领导的中财委面对两难的宏观调控目标，没有简单采取一律紧缩或放松的货币政策，而是实行了货币政策“三紧三松”的灵活反复调节，避免了“大松大紧”导致矫枉过正的危险，即使紧缩货币控制严重通货膨胀的过程中，也对紧缺物资的收购、生产实行宽松信贷政策，银行信贷大力支持国营企业收购、生产和扩大就业，有效打击投机资本炒作哄抬物价并稳定了经济。周恩来、陈云深知商人唯利是图投机本性危害极大，不能因很难找到投机的确凿证据就忽视其存在，并善于运用行政、经济手段打击各种投机活动，有效避免了投机泛滥妨碍实施政府经济政策。

针对目前中国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学者们提出了以下若干政策建议：

1、党中央强调坚持并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方面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公有制经济应该在数量和质量上占有优势。当前中国应提高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国有经济在关键生产、流通部门的比重恢复到60%以上，这是体现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和数量、质量优势的最低限度，并且根据不同行业的具体特点摸索最适宜的比重标准，改变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比重过高的局面。当前中国面对通货膨胀的严峻形势下，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一律不允许像私有、外资企业一样追逐盈利，而首先应顾全大局服从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将维护物价稳定和社会经济稳定作为首要任务，以平价向广大民众供应各种食品和生活用品，特别是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炒作抬价的商品。委内瑞拉曾靠着这种办法维护了社会经济稳定，美国曾经怂恿私营企业、跨国公司在委内瑞拉猛涨物价，推动通货膨胀、社会动荡和“颜色革命”。查韦斯建立起了新的国营商业销售渠道，全国最大的国有连锁零售企业“梅卡尔”，向普通民众提供品种丰富的廉价食品、生活用品，其销售额占到国内销售总量的40%~50%，国营商业将商品以平价供应民众保障民生，赢得民心挫败了美国的“颜色革命”阴谋。目前私营、外资企业比重已经超过我国国民经济一半以上，流通领域中的外资大型超市更是占据过大的份额，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利于采取特殊的政策措施应对严重通货膨胀。必须严厉打击各种投机炒作扰乱市场的行为，前一段时间沸沸扬扬的绿豆炒作事件，对当事人处罚最终都没有有效执行。2009年中国发放天量信贷不久后楼市出现价格猛涨，金融监管部门称调查没有发现信贷流入楼市的证据，判断失误耽误了实行差别性信贷政策抑制投机的有利时机。

2、中国应成立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应对美国滥发货币引发的全球货币战争，以及美元贬值加剧输入性通货膨胀的严峻形势，从国际战略高度确保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美国早就成立了由总统直接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具有策划隐蔽经济金融战争能力的“国家安全规划组”，中国也应设立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机构应对挑战，统一领导、协调政府各部门和安全部门的力量，防止本位主义和部门利益干扰国家的整体战略利益，防止全球危机的外来冲击与国内不稳定因素发生共振，为国际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趁机利用制造社会动乱。中国还应像建国初期那样设立中央直接领导的中财委，统一调动、协调各部门的力量共同治理通货膨胀。货币发行量属于关系经济全局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决策，应该由中央银行上交权力给党中央领导的中财委，吸收产业部门和人大代表参与共同制定货币政策，这样有利于协调各方面利益并实现“四平”目标。中央银行缺乏协调货币、财政、产业政策的能力，为刺激经济或抑制通胀难免过度运用货币政策杠杆，或者过度投放天量信贷威胁物价稳定和民众储蓄，或者过度紧缩信贷造成企业运转和社会就业困难，难以像建国初期的中财委一样兼顾两难的宏观调控目标，成功地同时治理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的社会失业困难。中国不应效仿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制度，美联储的所谓独立性实际上是由金融垄断资本控制，制定货币政策明显偏袒金融、证券、房地产利益集团。G20峰会上奥巴马总统称无力干预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普通民众更是难以阻止美联储滥发货币威胁其储蓄和财富。

3、中国不应拘泥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认识到其财政、货币刺激政策的负作用，长期实行将会带来财政失衡和通货膨胀的弊端。中国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理论，继承陈云同志运用“四平”理论治理经济的经验，探索一条在保持财政平衡和信贷平衡的基础上，根据经济危机冲击造成的市场闲置资源数量，不增发可能造成通货膨胀的一般货币和银行信贷，而是发放有充分人力、物力资源保证的特殊凭证，在政府计划调节指导下专门用于启动闲置资源，解决社会就业困难实现充分就业和人力资源平衡，解决企业经营困难提高纳税能力实现财政平衡，改善企业偿贷能力实现信贷平衡消除金融风险隐患，充分启动内需转变增长方式实现外贸外汇平衡。美国走出网络泡沫衰退不久又爆发更为严重的次贷危机，充分说明凯恩斯主义存在“治标不治本”的弊端，因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应只提政府宏观调控而完全不敢提计划调节，不应只提借鉴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财政货币政策，而不敢提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科学理论。适当的政府计划调节非但不会限制市场经济，非但不会必然降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率，还会通过防止周期性经济危机更好发挥市场积极作用，通过启动市场闲置资源避免浪费并提高经济效率。

4、考虑到紧缩货币政策一时难以回笼天量信贷发放的货币，物价上涨过快会扰乱相比比价和价格调节功能，政府有必要采取各种行政和经济手段制止物价猛涨，特别是波及面广泛的大宗商品、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包括抛售国家物资储备、最高限价和价格涨幅限制，实行价格涨停板制度防止过度投机扭曲相对比价，形势紧急时还可冻结物价并实行全面的物价管制，争取时间扩大供给、回笼货币直到市场恢复基本稳定。不应拘泥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教条，延误制止物价上涨时机而损害广大民众的利益。几乎所有国家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当国民经济面临着重大困难的时期，无论是经济危机、战争和自然灾害，还是经济转轨或结构急需调整的特殊时期，面临物资短缺或过剩的严重供求失衡，政府都应保持比较严格的价格控制，同时采取比较宽松的信贷政策扶植实体经济，一方面遏制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危害，一方面支持国民经济迅速调整结构，扩大有效需求并且增加有效供给，消除严重的生产过剩或物资短缺，增加就业机会并维护社会稳定。一次大战时期，西方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缺乏经验没有实行价格管制，物价上涨严重损害了广大民众利益，也给政府大大增加了财政负担。二次大战时期，罗斯福总统成立了政府物价管理局，物价上涨幅度远远小于一战期间。二战后德国也长期管制工业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对于战后严重短缺的住宅的租金和价格，政府甚至实行了长达20多年管制，直到市场供求达到基本平衡后才逐步放开。尼克松政府曾经采取冻结物价的办法应对通货膨胀，遭到货币主义学者弗利德曼的激烈批评，但是，弗利德曼的弟子拉姆斯菲尔德也承认冻结物价政策深得民心。

5、政府官员不应为政绩追求10%以上的经济增长目标，这样就会违反经济规律并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潜力，必然造成经济运行过热和较大通货膨胀压力。中国应该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目标，考虑到2010年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情况，2011年经济增长率应该降到9%左右，尤其不能为片面追求增长率而增发货币。中国应努力加强宏观政策与微观经济的联系，如资金投放与刺激计划紧密挂钩不准随意支配，采取特殊信用凭证形式限制企业用于增加采购和就业，经人民银行等监督机构核实用途后才能支取贴现，杜绝刺激计划投资、配套贷款被挪用并流向泡沫经济。中国努力提高经济刺激配套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宏观政策的杠杆化和精确定向化，尽量采取财政和央行的定向政策性补贴、贴息，以较少资金作为杠杆撬动更多资源流向关键性领域，促使宏观货币财政政策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并且更准确地落实到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中国应采取谨慎甄别的宏观货币政策，在发放贷款方面仔细区分泡沫投机性资金需求，以及实体经济维持再生产和技术改造的资金需求，对于前者应该严格限制并且实行高利率紧缩政策，而对后者则应积极鼓励并且实行低利率的宽松优惠政策，不能简单实行一律从紧或一律放松的政策。

6、当前中国还应警惕通货膨胀对广大民众存款形成的威胁，确保实际利率能够随着通货膨胀灵活调整，防止突然爆发恶性输入通货膨胀侵蚀广大民众存款财富。中国对十万元以下的存款账户应该提供通货膨胀贴息，为防止热钱的利息套利应加大审查甄别力度，加大巨额热钱化整为零逃避监管的成本代价，一旦发现热钱套利就深入追查并且严厉处罚，迫使热钱因伪造身份设置分散账户的成本太大，同时惧怕一旦被发现面临深入追查和巨额罚款而放弃套利。凡发现盗用身份开设账户累计存款巨大，与盗用身份人财产和收入严重不符的情况，就应深入追查并全面掌握违规资金的运作情况，然后通过严格的防范、惩罚措施打击热钱套利。中国应借鉴欧洲国家向民众存款提供明确的无限度担保的政策，将以前国有银行全额保障民众存款安全的传统制度化和法律化，确立国有银行制度乃是保证中国金融体系安全的基石，回购中资银行被经营不善、濒临破产美欧银行持有的股份，严禁沾染了投机恶习、坏账缠身的美欧银行控股中资银行，

7、中国应优先利用本国资金并限制外资流入，逐步减少现在的招商引资模式。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累计吸引外资1万亿美元，而现在中国已经有2.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这些钱几乎都是白白给外国人使用。也就是说，改革开放至今，我们的对外投资总额比我们的吸引外商投资总额还要多。我们应该暂停这样的吸引外商投资方式，充分利用国内资金，发展国内生产。在现有的模式下，如果美国超发货币，不停的贬值，我们的人民币也就不得不超发，跟着贬值。如果我们不限制外资流入，那么热钱就一定会在我们国内兴风作浪、投机炒作。等到热钱赚的盆满钵满，就一定会兑换成美元出逃。此时国内将面临生产衰退，通货紧缩。持续升值的人民币汇率将会暴跌。此时外资又会重新回来，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国内产业。

8、中国应改变现在的出口政策。现在的政策是严进宽出，要反过来才行。应该大规模进口、储备原材料和战略物资，限制出口将商品留在国内供应内需。国内商品供应丰富可以一定程度上消化超发的货币。在进出口的时候尽量不使用美元结算。逐步取消出口退税的政策，想方设法扩大内需。转变现在的补贴方式，大幅补贴农民，从补贴富人转向补贴穷人，从补贴大城市转向补贴小城镇。政府应该投资到住房、医疗、教育这新三座大山上来，解决了这三座大山，老百姓就敢花钱了，内需就被解放出来。

正确处理粮食收购价格问题  保护农业扩大生产稳定物价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建议，国家应立即宣布2011年的粮食、棉花等收购价格在2010年基础上提高30%~50%，由国家向国有粮食收购企业提供政策补贴，以此调动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增加粮食产量。如果粮食出现抢购和非正常涨价，政府应该大胆把充足的储备以低价（高于2010年收购价10－15%的价格）大规模投放市场。市场供给大幅增加，再加上2011年的农产品增产，各种投机资金立即就会放弃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炒作，粮价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就会较快恢复正常。国家为扶植农业、保护消费者应该提供必要补贴，美国政府二十年来一直不断提高对农业的直接补贴，1995-2002年累计补贴1140亿美元。

李昌平的发言指出，从80年代至今的多次事实来看，在通货膨胀时期，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反而可以抑制通货膨胀。1988～1989年的通胀率为18％，1990年国家将粮食收购价格定到0.24元/斤，上涨100％多，1990～1993年的物价反而出现较大幅度回落。1993～1995年通胀率为13.1%~24.1%， 1994年下半年国家宣布粮食订购价格上涨，1996年粮食收购价格达到高峰0.7元/斤，而1996年却出现了通胀转向通缩的现象。

国家不能再将通胀的矛盾转嫁到农民头上。最近25年，一般公务员工资上涨了60倍左右，农资的价格涨了20倍以上，而粮食价格上涨只有6倍左右。长期依靠压低粮食价格向广大农民转嫁通胀风险的做法，是中国经济深层矛盾的根源，其结果一定是民弱国虚。譬如：农民收入低、农民工工资低（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由粮食收购价决定的）、内需不振、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困难、中国生产物资美国生产票子、经济自主性受制于外部市场约束、贸易摩擦不断、进出口定价权丧失等等，都是因为长期向农民转嫁通胀代价——持久压低粮价引起和积累的。

国务院有个千亿工程，花千亿元增长千亿斤粮食。但实际上，只要提高收购价的10%，就可以达到相应的效果。如果我们现在不提高粮食订购价格，很可能导致2010年的粮食减产。粮食减产情况一旦出现，一般就会连续多年减产，而不是仅仅一年。另外，国家应该宣布农产品的收储必须国储来做，其他企业不能做，尤其要禁止外资收购粮食。

国家应该禁止资本下乡，禁止资本兼并土地和掠夺农民。日本和台湾直到今天也是禁止资本下乡取代农民的主体地位。国家应该直接贷款给农民、农业合作社、消费者合作社，而不是将大量补贴发放到伊犁、蒙牛这样的龙头企业。应该建立农民和消费者直接接触的合作社。国家应该禁止外资下乡。最近一段时间，外资在国内攻城略地，大量收购粮食，堪比国储的规模。这在许多发达国家都是不允许的行为。我们必须禁止这种行为。

国家还应该严厉打击粮食的走私、投机炒作行为。控制农资企业的经营行为，防止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大幅涨价。国务院必须成立副总理级别的控制农产品的首长负责制度，地方也应成立相应的负责制度。农产品关系到13亿人民的日常生活，关系到1亿贫困人口的日常需求，农产品的大幅涨价，必定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警惕美国利用新自由主义和超级通胀谋求霸权

与会学者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的一些经济界和金融界人士，盲目崇拜西方理论并抛弃马列主义，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已经过时、失效了，缺少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大局意识，缺乏纵观世界格局的战略眼光。

他们盲目崇拜新自由主义的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教条，却无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其它流派。英国的崛起靠的是重商主义，德国的崛起靠的是李斯特经济学，重商主义和李斯特经济学都主张贸易保护和维护民族利益。日本和美国的崛起也是靠贸易保护主义，美国19世纪的经济学借鉴了李斯特经济学的很多理念，只是在美国崛起、强大之后，担心别人沿着自己的梯子爬上来，才开始鼓吹自由贸易。

新自由主义的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理论，只对强者有利，对于弱者不利。美国作为强者也不完全遵循自由贸易，美国实际上是实行双重标准，是西方发达国家中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国家，国际舆论对美国实行保护主义的批评随处可见。前些时美国国会通过决议，禁止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投资。中国拥有庞大的美元外汇储备，却在美国根本买不到重要的产业和技术，这些事实就是美国实行双重标准的明证。

一些经济界人士死抱着对中国不利的新自由主义教条，盲目深化对外开放不顾过度依赖西方的危险。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新帝国主义正试图通过经济依附化，像以前那样重新控制中国的经济金融命脉。学者们质疑为什么不学习西方崛起的真正成功经验，却偏要学习危害极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杨斌指出，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美国谋求霸权的国际战略工具，美国历来高度重视国际战略与经济理论的密切联系，美国政府曾积极资助芝加哥大学培养各国经济学家，通过文化交流传播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促进霸权利益。1973年中东战争爆发后才有“滞胀”和“凯恩斯失灵”，但是，早在197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就资助芝加哥培养的经济学家协助密谋政变的智利军方，拟定军事政变成功后按新自由主义改造经济的详细计划，有意将智利扶植成第一个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样板。根据1975年美国参议院的调查报告，“中情局合参与了一项全面经济计划的初步制定，该计划成为智利军政府最重要的经济决策的基础。这份长达500页计划的80%曾在芝加哥大学接受培训，75%以上的资助资金来自中情局”，这充分说明新自由主义流行的原因并非“凯恩斯失灵”，而是美国为谋求全球霸权精心策划的国际战略。[1]美国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初期遇到很大抵抗，在智利、阿根廷等国都是由中央情报局策划军事政变开路，通过被称为“肮脏战争”的大规模镇压、暗杀清除社会抵抗，然后在右翼军事独裁政权支持下推行新自由主义，充分表明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中性的学术理论。

杨斌还谈到最近他撰写的一本新著《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对美国利用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战略工具，攻击、破坏别国经济谋求世界霸权的证据进行了系统归纳和论述，包括美国总统、高官提供的宏观证据，美国经济杀手提供的微观证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提供的证据，美国华尔街策划“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的证据等，同时继承并发展马列主义的帝国主义战争理论，以及权威军事经典《孙子兵法》的传统智慧，揭示了为何在越战失败后特定的国际格局条件下，美国会选择利用经济金融杠杆作为攻击国际对手的政策武器。

杨斌指出，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通货膨胀危险，同美国为谋求霸权策划的隐蔽经济金融战争有密切联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导师、乔治城大学教授奎格利，是一位深得西方金融权势集团信任的学者，他接触过西方金融权势集团秘密谋划的各种文件，他著书透露美国垄断金融财团的御用智库早就拟定详细计划，逐步建立一种由少数金融寡头统治世界的新秩序，最终发行由少数金融寡头控制的超主权世界货币，彻底剥夺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主权，由西方金融寡头控制的世界货币替代各国的主权货币。西方金融权势集团深知将会遭遇各国民众抵抗，有意推行旨在诱发全球金融危机和长期动荡的政策，同时诱惑各国中央银行推行天量信贷政策挽救金融危机，以便在经济崩溃与恶性通货膨胀并存的全球灾难到来之时，将责任归咎于各国中央银行和主权货币作为替罪羊，误导各国民众出于对恶性通货膨胀造成极度痛苦的恐惧，愿意放弃各国的主权货币并接受金融寡头的全球统治。中国必须从抵御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到克服当前通货膨胀危险的重要性，这样中国才不会被诱骗到满载美元的泰坦尼克号，遭到金融海啸和超级通货膨胀的巨浪吞噬、淹没，而是用稳定的人民币良币驱逐美元劣币，战胜美国金融霸权的挑战并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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