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
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
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
话说1953年10月1日，首都各界40多万军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周年国庆庆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新华社1日讯是这样报道的：“今年的国庆节，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特别感到欢欣鼓舞，因为我国人民已经取得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基本上完成了肃清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各种社会改革运动，胜利地结束了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作，并从而稳步地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今年就是国家建设第1个五年计划的第1年。”
“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上，站着10000多名中外观礼者。毛泽东主席在上午9时56分登临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热烈地欢呼‘万岁！’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10时正，庆祝典礼开始了。军乐团高奏国歌，全场肃立，礼炮齐鸣。
阅兵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乘车驰过整队而立的部队前面，检阅并向他们致节日的祝贺。阅兵后，朱德总司令登临检阅台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给全国武装部队的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武装部队进入广场，开始阅兵的分列式。走在最前面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学员，他们都是身经百战和功勋卓著的解放军高级指挥员，现在军事学院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和技术。接着是高级步兵学校、高级步兵学校、步兵学校、通信学院、炮兵学校、工兵学校、坦克学校、海军学校、航空学校的学员，他们都是祖国国防建设的骨干，现在学校里学习苏联各个兵种的专门科学和技术。接着是公安部队的行列，他们警惕地保卫国家秩序、保卫生产建设，立下了许多光辉的功迹。”
“盛大的庆祝游行接着开始了。
1300名铁路工人组成的仪仗队，抬着巨大的国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金色字标，高举600面旗帜，庄严地走过天安门广场。”“少年先锋队的队伍过来了。10000名活泼、天真的孩子，在天安门前长久地欢呼‘和平万岁！’‘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无数洁白的鸽子和无数彩色气球从孩子们的队伍中飞起来。这时，全场掌声雷动。两个队员跑上天安门，向毛主席敬献鲜花，他们代表着全国少年儿童们向毛主席献出了热爱和平、热爱祖国、热爱领袖的心意。13万产业工人的伟大行列，以2800名腰鼓手为前导，以70路纵队浩浩荡荡地通过天安门广场。”
“当浩浩荡荡的欢乐的游行队伍通过广场，广场上的少年先锋队队员、机关干部的广大队伍拥向主席台，向毛主席欢呼致敬时，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向广场上、观礼台上欢呼着的群众、干部和来宾不住地招手致意。这时观礼台上的欢呼和游行队伍的掌声，像奔腾着的浪头，一个接着一个。下午2时15分，庆祝典礼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结束以后，最后一批群众还在广场上聚集着继续欢腾，经久不散。”
在这个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议室里，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正在向毛泽东汇报改变现行的粮食购销办法。
此前，全国的粮食市场还是属于自由市场，在农民缴了农业税之后，粮食就可以自由上市买卖。而经营粮食的，除了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之外，还有私人粮商，后者经营的商品量约占上市总量的三分之一。一遇到灾年，或是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粮食之时，那些粮商便同国家争夺粮源，哄抬粮价，以至于带动整个物价上涨，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活。截止到6月30日，国家收支粮食出现了40亿斤赤字，再加上东北等主要粮食产地遭受了水灾，于是便出现了经济波动，人心不稳，对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立即责成中财委拿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陈云在汇报中建议：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配售。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指示由陈云代中央起草一个《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由邓小平负责起草一个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
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首先听取了陈云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报告。尔后，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结论性讲话，他说：
“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已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
最后，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到全国粮食会议上去讲话，并嘱咐他讲粮食征购一定要联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去讲。
后来在10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决议决定：粮食统购统销从12月初开始。
10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华北局“关于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倾向后的情况及当前工作任务向中央的报告”对各级党委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
一、兹将华北局《关于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倾向后的情况及当前工作任务向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
二、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很好地将此次纠正互助合作运动偏向的工作加以总结，并对广大干部进行一次系统的教育。在过渡时期内，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乃是完成对农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任务是绝对不能放松的，否则即会产生右的自流主义错误；但在执行这一基本任务时，又必须从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这一基本情况出发，逐渐的、稳步的前进，否则即会产生“左”的急躁冒进错误。只有在运动中随时注意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才能避免可能发生的重大偏差，以保持对广大农民的巩固的团结和农业生产的稳步提高。由于在农民小生产者中必然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趋势和平均主义倾向都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这两种思想倾向又不可免地会反映在党的队伍中来，因而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左”右偏向是极容易发生的。在过去的四、五年内，就曾经发生过一些偏差，如在土地改革结束后不久老解放区的某些地方，为了稳定中农在当时的动荡的生产情绪，曾片面地鼓励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轻视或放松了引导农民组织起来的任务，因而一度产生了自流主义倾向；又如去冬今春不少地区在发展和提高互助合作组织方面发生了急躁冒进倾向。这些偏差都在损害不甚严重地情况下及时地获得了纠正。各地党委在纠正去冬今春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冒进倾向时，既注意了克服错误，又注意了保护成绩，注意鼓励群众和积极分子继续前进的情绪，一般来说是做得好的。但因为当时春耕已到，在多数地区仅仅做到暂时停止了互助合作组织的冒进式的发展，着手解决了一些由于冒进而直接影响春耕生产进行的具体实际问题，尚未能及时向广大干部逐级进行系统和深入的政策教育，对于那些“左”的冒进思想，和某些在反“左”的斗争中隐蔽地生长起来的右倾思想的分析和批判则很不系统，很不深刻。其结果就影响到有一些干部至今还没有从纠偏当中得到正确的教训，对于过去某些错误办法尚有留恋；也有一些干部至今还不懂得纠偏对于运动发展的积极意义，因而或多或少地产生了消极等待的情绪。这种已在萌芽的错误倾向如果不加纠正，很可能滋长成为大的错误。因此在现时，对互助合作运动进行一次再总结，对干部进行一次再教育，由地委级以上领导机关负责，结合当地具体经验，将工作中的正确和错误的界线划分清楚，将中央文件上所指出的党的总路线和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向广大干部，特别是县、区领导干部交代清楚，借以扩大纠偏的政治收获，为今后互助合作运动更健全更大量的发展做好领导思想的准备，还是十分必要的。如不抓住这种总结经验的机会，而只孤立地进行政策教育，是不容易收到很大成效的。这个工作，最好在秋后的适当时间内完成。至于进行方法、材料选择诸方面的具体安排，可由省委地委分头进行之。
三、华北局在此报告中，确定当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应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为中心环节，是完全正确的。在目前的条件下，从全国范围看来，互助组依然是适合广大农民群众生产要求和文化水平的一种合作形式；同时也是目前在克服生产困难和向自然灾害作斗争中，便于广泛地发挥农民群众力量的一种组织形式。认为互助组的形式业已过时，认为它简易好办，因而只满足于组织起来的百分比，放松了积极、具体和深入的指导工作等等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必须予以批判和纠正。
在晚解放区，须以互助组为目前发展的重点，这是无疑问的。即在多数老解放区，虽然组织起来的户数比例已经很大，并且已经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高级的合作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但由于互助组仍然为数最多，而且其中的多数尚处于不够巩固不够成熟的状态，也就是说将互助组大量的提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条件尚不具备，因而，老解放区在今后一定时期内集中主要力量于互助组的巩固、提高以及必要的发展工作，仍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这不是说可以放松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已经办起来的起着旗帜和首创作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如果办坏了，对整个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仍须以必要的力量放在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方面。
此件及附件均可登党刊。
中共中央 1953年10月4日
10月4日晚，毛泽东给毛月秋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月秋同志：
你给我的信收到。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不是为了祝寿。为了节约，无论哪一年均不要祝寿，此点要讲清楚），我同意你来京一行。尚有毛翼臣（不知住什么地方）、文东仙二同志过去来信，表示要来我处一看。如你及乡间其他同志同意的话，你可约同他们二位一道来京。除你们3人外，其他没有预先约好的同志，一概不要来。你们到京住一个短期仍回家乡。
你们来时，即持此信先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找那里的同志帮忙，发给你们3人来京的路费，并请他们派一人送你们来京。
另请你持此信，到韶山、石城两处乡政府及当地的两个区政府及党的负责同志处，和他们商量，如果他们同意的话，请他们将两乡两区的情况及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问题，写成书面材料，交你带来，作为参考之用（不是为了直接解决乡间问题）。你们3人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你们到京时间，以早为好，希望不迟于阳历10月20至25日。
顺致敬意。
毛泽东 1953年10月4日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毛翼臣，系毛锡臣之笔误。毛锡臣是毛泽东的远房叔祖，在革命时期资助过毛泽东。文东仙是毛泽东的堂表弟，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农会工作。
后来，毛月秋接到毛泽东这封特大的挂号信后，见落款处赫然写着毛泽东3个草体字，信笺上洒满了一行行潇洒、苍劲的毛体草书，他高兴极了，一页接一页的读着，整整5页。信上的毛体书法，龙飞凤舞，加之多处涂抹、修改，难以辨认。毛月秋又戴上老花镜，一遍一遍地读着。由于毛泽东笔误，毛月秋无法找到“毛翼臣”其人，于是，他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到大坪乡唐家圫，把消息告诉了文东仙。2人商量好于10月底上京。
10月5日，毛泽东在曾任湖南一师心理学教员的李大梁先生来信上作了一个批示。
李大梁在信中说他家庭生活困难，希望政府能够救济。毛泽东不熟悉这位先生，便向王季范询问情况，然后在信上批示道：
“此件请李维汉同志酌处。据王季范先生称：此人希望政府予以招待，请派人了解情况，商量处理。
毛泽东 10月5日
此人系民国初年湖南第一师范的心理学教员。”
接着，毛泽东又给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说：
夷初先生：
闻病甚念。务请安心休养，不限时日，病愈再工作。有何需要，请随时示知。敬祝早日恢复健康！
毛泽东 10月5日
10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批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统一战线组织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见”》：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级党委：
中央批准本年7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统一战线组织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见》，并决定发至县委、省属市委、大城市区委，望各级党委结合当地情况研究执行。
中央认为需要在这里指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不仅在过去是必要的，而且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是实现党的总路线、总任务的一个方面的必不可少的工作。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反革命残余仍然存在，由于我国经济、文化仍然落后，我们需要在加强工人阶级领导和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继续联合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代表、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分子、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中、上层分子等，团结他们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及反革命残余，并利用他们的积极作用，限制他们的消极作用，以利于国家建设；同时，经过教育和斗争，逐步地争取他们中的大部分服从或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党和工人阶级已握有日益强大的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可以而且也不能不跟随我们走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但必须认识：这是一个复杂的、深刻的、相当长期的阶级斗争过程；是过渡时期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样作，是使我国稳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是符合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因此，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不是可以减弱，而是必须加强的。
近几年来，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党内对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亦有进步。但仍有一部分同志对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必要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对于在过渡时期内教育改造上述阶级、阶层分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我党教育改造他们的力量和他们大部分被教育改造的可能性也估计不足。这种认识不足和估计不足，就会在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产生盲目冒进、关门主义、敷衍主义或迁就放任的错误。因此，各级党委必须向党内反复讲清统一战线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长期性。同时，各级党委必须把统一战线工作经常列入工作议程，定期讨论和检查，并应确定统战部门的必要的编制，调派质量较好的干部去充实统战部门，以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中共中央 1953年10月6日
10月15日，毛泽东因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外地视察，就召见了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兹将他的谈话内容抄录如次：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个到两个，至多3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要分派数字，摊派。多了冒进，少了右倾。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那就是自流了。可否超过2个？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责成地委、县委用大力去搞，一定要搞好。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就要抓紧这件事，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10月开会后，11月、12月、明年1月、2月，北方还有3月，有4、5个月可搞。明年初，开会检查，这次就交代清楚。明年初是要检查的，看看完成的情形怎样。
个别地方是少数民族区，又未完成土改，可以不搞。个别县，工作很坏的县，比如说落后乡占30%至40%，县委书记很弱，一搞就要出乱子，可以暂缺，不派数字，但是省委、地委要负责帮助整顿工作，准备条件，明年秋收以后，冬季要搞起来。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地搞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
总路线，总纲领，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10月开会，要讲一下。
“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为什么法律上又要写呢？法律是说保护私有财产，无“确保”字样。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小合作社是否也能带一点，应加研究。互助组也要帮助鳏寡孤独。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在大社之下设几个分社，这也是一种创造，不一定去解散大社。所谓办好，也不是完全都好。各种经验，都要吸取，不要用一个规格到处套。
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发展得快，例如，关中可能比陕北发展得快，成都坝子可能比阜平那些地方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东北其实不是老区，南满与关内的后解放的地方也差不多。可能江苏、杭嘉湖一带赶过山东、华北的山地老区，而且应当赶过。新区慢慢来，一般可以这样讲，但有些地方干部强，人口集中，地势平坦，搞好了几个典型，可能一下子较快地发展起来。
华北现有6000个合作社，翻一番——摊派，翻两番——商量。合理摊派，控制数字，不然工作时心中无数。东北一番，一番半或两番，华北也是这样。控制数字不必太大，地方可以超过，超额完成，情绪很高。
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出了废品，浪费农民的精力，落个影响很坏，政治上蚀了本，少打了粮食。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
在城市郊区，要多产蔬菜，不能多产蔬菜，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也都不利。城市郊区土地肥沃，土地平坦，又是公有的，可以首先搞大社。当然要搞得细致，种菜不像种粮，粗糙更不行。要典型试办，不能冒进。
城市蔬菜供应，依靠个体农民进城卖菜来供应，这是不行的，生产上要想办法，供销合作社也要想办法。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10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代表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全文如下：
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例如鄂伦春族还不到两千人，我们也要和他们团结。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国民党势力大就压迫人。他们不仅压迫少数民族，还压迫大多数汉人。国民党是做坏事的。坏事是不应当做的。我们的干部有了错误就要批评。我们在西藏的工作有什么缺点和错误，请你们讲，你们不同意的和你们认为不利于人民的都可以讲，便于我们纠正。有了缺点就马上纠正，这是我们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
过去两年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是有进步的，西藏地方对中央以及藏族和汉族之间都是一天一天靠拢的，相信将来会更加靠拢。
整个中国现在还很落后，需要发展。这是因为过去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压迫的关系。他们现在已被我们赶走了，这4年来我们就有很大进步。在国家经济恢复以后，今年开始了第一个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预计在3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的大工业就建立起来了。苏联在36年前赶走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坏人，建设了36年才有现在的成绩。我们建设起来比苏联还要快些，因为我们有苏联的帮助。中国人口很多，有五万万几千万，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土地也很广大，有3个五年计划就能建设得很好了，对西藏就会有更大的帮助了。
中央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们的一定会帮助你们。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有希望的。
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靠西藏的领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只是帮助。这点是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里写了的。但是要做，还得一个时间，而且要根据你们的志愿逐步地做。可做就做，不可做就等一等；能做的，大多数人同意了的，不做也不好。可以做得慢一些，让大家都高兴，这样反而就快了。
总之，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更加发展。
毛泽东这篇讲话，后来在1954年6月25日至27日由西藏国庆观礼团团长朵噶·彭错饶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藏语向西藏僧俗官员、人民的广播讲话中首次发表。
10月25日，毛泽东给唐家圫的表侄文九明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九明同志：
10月2日的信收到。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毛泽荣，小名宋五，是我的兄弟，住在杨林，他多次来信想来京一行，请你找他一路同来。他没有出过门，请你帮忙他。他的路费亦由自备，由我补发。你们来时如可以不找省统战部则不找，如无路费，可以持此信找统战部同志帮忙。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其他的人不要来。
毛泽东 10月25日
能于11月上旬到京为好。
文九明接到毛泽东的信，就去找毛泽荣，和将要进京的毛月秋、文东仙一起，怀揣毛泽东的亲笔信及韶山、石城两处乡政府的书面材料，准备上京。
10月2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北京召开了第3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在10月15日和陈伯达、廖鲁言关于建立农村合作社的第一次谈话内容。与会者经过讨论，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11月5日才结束。
1953年11月初，毛月秋、毛泽荣、文东仙、文九明一行4人抵达北京，住在一个宾馆里。
两天后，毛泽东派秘书到招待所，通知毛月秋等人去中南海会见。他们来到丰泽园门口下车时，毛泽东从屋里走了出来，后面跟着他的姨表兄王季范。
“主席，您好！”
毛月秋等人见毛泽东迎上来，纷纷向毛泽东问好。毛泽荣则一口一个“主席三哥”的叫着，毛泽东也一口一个“逊五老弟”的回应着。亲人们20多年未见，今日一见面，显得格外的亲热激动。毛泽东客气地说：
“你们这么远来了，真是不容易啊！快进屋坐。”
说着，他把客人迎进会客室。毛月秋刚坐下，便问道：
“主席，您还认得我吗？”
毛泽东说：
“认得。你给我写过信，你是月秋同志嘛。”
“您写给我的信，我收到了，今天还带来了。”毛月秋亮了亮手中的信，兴奋地说：“要不是您的御书，我们可来不了啰！”
“噢！”毛泽东若有所思，问道：“你是什么字派？”
“我是贻字派。”
“那你还是叔老子啰！”
毛月秋连忙说：
“不敢不敢！你是一国之君，我是一介草民。”
这一天，毛泽东没有办公，专门同毛月秋等人叙说家常。他问道：
“钟鼎夷、毛吉臣、毛明德、毛棠困、毛鸿初那几个人还在吗？”
毛月秋说：
“有的还在，有的死了。”
毛泽东又问了这几个士绅后人的情况，接着向担任农业初级社社长的文九明问起了家乡的生产和建设情况。他还特地把秘书叶子龙叫来做记录。文九明汇报说：
“土改结束了，区里、乡里，干部们没有好多事做了，说要发展生产，这样，从县到区，由区到乡，再到村，发下来许多表格。表格内容无所不包。比如，种了多少菜，萝卜多少，白菜多少。养了多少猪，肥猪多少，架子猪多少。积了多少肥，土肥多少，人粪畜粪多少，到来年春插还能积多少。区干部催乡干部，乡干部催村干部，干部们捧着表格，一户一户追着填。我说，这么多表格要填，我每天就守着尿桶茅厕房，还有猪屁股牛屁股，什么也别想干啦！这话传到区干部的耳朵里，他们就找上门来批评我，说我讲怪话，是骄傲自大。”
毛泽东越听越生气，说道：
“不是你骄傲，是他们骄傲，连中央的指示都不听，不是骄傲是什么！”
他说的中央指示，就是3月19日他为中央起草的专门解决“五多”问题的文件。他指着叶子龙说：
“你要中央办公厅查一下，在对待中央文件上，看哪些人当了耳旁风！”
中午，毛泽东设便宴招待客人，嘱咐厨师按韶山家乡风味办了8大碗，有扣肉、肉卷子、清蒸鱼和茄子等，还有文九明从家乡带来的火焙鱼。毛泽东叫毛月秋坐上座，毛月秋不肯，他说：
“天地君亲师，除了父母就是皇帝为大。你是主席，好比皇帝老子，我们是小小老百姓，哪有老百姓坐上席，‘皇帝’反坐下席的道理！”
毛泽东说：
“那是封建社会，是旧习俗，现在新社会了。老规矩要改啊！”
毛月秋说：
“那你平日开会，出席宴席，又总是坐上席呢！”
“那是国家大事。在公开场合，我当然要坐上席。如今是在我屋里，你们是客，我是主，哪有主人坐上席，客人坐下席的道理!”毛泽东说罢，又抑扬顿挫地念道：“‘在家不会迎宾客，出外方知少主人。’你们看，连《增广贤文》上面都讲了，还不坐上头？”
毛月秋拗不过毛泽东，只得勉强坐了上席。毛泽东不停地给客人敬菜，他把扣肉一片一片地夹到客人碗里，说：
“这扣肉烂了，多吃几块啰！”
毛泽东爱梳头，饭后拿着梳子梳头，一边梳一边对毛泽荣说：
“逊五，梳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你们也要保护身体，要注意劳逸结合，饮酒不能过量。”
毛泽荣本来以为三哥当了国家主席，生活一定很奢华，衣食住行都是常人所无法企及的，哪知道他的生活十分简朴，穿的是褪了色的布衣，衬衣还打了补丁；住的房子里面陈设简单，没有什么花草和书画；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没有什么美味佳肴。他有些不理解，他说：
“三哥，你当了主席，时时要考虑国家大事，要保重身体，生活要过得好一点。”
毛泽东笑着说：
“我的身体不是很好吗？生活也算不错，够得了中上水平了。”
毛泽荣不以为然，他说：
“听说当年慈禧太后的一顿饭要吃去800两银子，那当然要不得。不过，你也不要太刻薄了自己。”
毛泽东严肃地说：
“我们国家底子薄，人民生活很不富裕，我们当干部的是人民的公仆，要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不能贪图安逸和享受呀！现在和将来，我们都摆不起阔气。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两句诗警醒世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你想想，我们能不养成一种勤俭节约的风气吗？全党、全国各级机关，各级干部，都要厉行增产节约，国家才能建设好。”
下午，李敏、李讷放学回来了，毛泽东把两个女儿唤到跟前，吩咐道：
“娇娇、李讷，快过来见见长辈。”
李敏、李讷朝客人鞠了一躬，就进房间里面去了。毛月秋、文东仙等人很高兴，问起毛泽东的妻室。毛泽东用家乡话说：
“如今咯个堂客叫江青，她身体不好，长期在医院养病。”
“那你原来的爱人叫什么名字？”
“原来的堂客姓贺，名子珍，在延安时患病，去了苏联，一直在那里治疗，解放前回国。如今住在上海。她走了以后，中央考虑我身体不能长期没有人照料生活，便批准我跟现在的这个堂客结婚。”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招呼表兄王季范与毛月秋等4人合影留念。当天晚上，毛泽东留几位客人在家里歇宿。
第二天早晨，毛月秋等人吃了饭，才回到招待所。
文东仙的眼睛患了一种怪病，眼睫毛往里长，乡下人称之为“红领锁眼”。毛泽东安排他到医院治疗，开了刀，剪除了睫毛。他住院一星期，病就痊愈了。出院这天，毛泽东把他接到丰泽园菊香书屋，寒暄过后，问道：
“二十五表弟，还记得当年围炉向火的事情吗？”
“记得。”文东仙说：“当然记得！”
那还是在1921年正月初八晚上的事情。毛泽东和两个弟弟、弟媳王淑兰、妹妹毛泽建在老家韶山冲围炉谈话，决定毁家兴邦，投身革命。那时候，表哥文南松和堂表弟文东仙当时也在场。毛泽东又问起乡下的生产和医疗卫生情况，他说：
“韶山那边的情况我了解一些，唐家圫的情况怎么样？”
文东仙回答说：
“有您和共产党的领导，贫苦农民翻了身，乡下的情况比起过去好多了。”
“乡下还有闹粮荒的没有？”
“基本上没有了。”
“不，我看有。”毛泽东摇摇头说：“乡下还有缺粮户。湘乡平均每人有1亩2分田，韶山才只有9分，产量不高，面积又小，除完成国家征购外，留下的粮食就不多了。怎么没有缺粮的呢？我们要想办法提高产量，解决好吃饭问题。我们有五六亿人口，吃饭是一件大事，不解决好这个问题，人民就要饿肚皮，我们就面临危机。”
文东仙认真地听着，他感到毛泽东身居高位，心系人民，体恤百姓疾苦，真是令人钦佩。只听毛泽东又加重语气说：
“除了解决吃饭问题外，我们还要解决一个医疗问题。现在，据说农民生了病请郎中，要称肉打酒，送情送礼，花了四五块钱，药还没进口，还要花钱，这怎么行？今后，一个区要建一个医院，一个乡要有几个流动医师。”
毛月秋等人在北京的日子里，毛泽东多次陪他们，或者派人陪他们游览长城、十三陵、故宫、历史博物馆，北京的名胜、风景差不多都游到了。他们住了几天，觉得心满意足了，便去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歉意地说：
“对不住，我工作忙，没有时间陪你们。”
毛月秋连忙说：
“快莫这么讲！我们住了咯样久，您咯里招待既热情又周到，我们都领受不起了。耽误了您许多时间，还花费您不少，我们真不好意思！”
“我没有什么好的东西送你们，就送点衣服和日用品，还有一点零钱。”
毛泽东说完，叫秘书拿来礼物，送给每人100万元，一套新棉衣裤，还有内衣、鞋帽、蚊帐；另外送给毛月秋一件呢子大衣，一支钢笔、一副眼镜；送给毛泽荣青蓝色呢子大衣。
毛泽东最后对文九明说：
“这次你给我送来两份厚礼。一是唐家圫的火焙鱼很香，我感谢你。二是你那条好意见，更是金不换。这样的意见我如今难得听到，你要常来。”
秘书在送毛月秋等人回招待所的路上对他们说：
“你们这次来北京，食宿和添置衣服，都是主席自己出的钱。他的钱并不多，这个月还用亏了哩。”
不久，毛月秋、文东仙、毛泽荣、文九明4人回到了家乡。
欲知毛泽东与家乡父老乡亲们以后的交往，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3年10月15日及下一章将要说到的11月4日召见陈伯达、廖鲁言的两次谈话，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的纲领性指导意见，只要认真读一读，就会感觉到他的思虑是多么的缜密，预见性是多么的准确！一个大国领袖若无此种胸襟、智慧和才能，谈何治国强国？倘若再胸无点墨，夜郎自大，甚而至于炫耀皇帝的新装，那就只会徒留笑柄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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