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农民大叔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文化人可能有意见。但是解决农村问题还就需要懂农村的人。今天,三农问题的总根源就是小岗村的大包干。当然事物发展都是由弱变强,再由强转衰的。不能说当年大包干都不对,在一定时期还是有效果的。今天也不能全盘否定。但今天解决三农问题还就点从改变大包干政策做起。
好在在大包干环境下,还保留些象南街村这样的集体经济。三十年下来,南街村变成了市场经济下的样板,成为新农村的楷模。南街村的领路人王宏斌确实有一套办法,值得农村提倡:比如以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鼓舞群众,以外圆内方适应市场发展,以供给制和全套的保障制度搞共产主义小社区,以信仰毛泽东主义抵挡各种牛龟蛇神,以批斗心灵私自一闪念来推动大公无私的教育,以对待兄弟一样对待外来务工人员,以农业资源盘活工业基础建设等等,南街村确实是农村发展的方向,尤其是市场经济下发展的方向。在市场竞争条件下,个体农民做大做强很难,除非是官方特意树典型,各方面都扶植,那被支持者也不是农民了,该是类官员了。因此扶植个体农民,永远无法解决农村共同富裕。这其实也是通过实践证明:在农村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带动大家致富是行不通的。尤其是象小岗村当年的带头包干严小岗,很清晰地说出他发展的硬道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靠这样的人带动致富,只能是让别人穷下去,才能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也说明当年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而王宏斌的道路,却刚好相反,就是大公无私的干部与群众才能让共同富裕落到实处。这才是共产党人的追求方向,那么王宏斌的道路就有了全国的意义。
军队里能带好一个班的班长,也能带好一支部队,这是简单复制的道理。同样,推举王宏斌当副总理,在一定时期有其实践意义。当然,什么事情都不能一下子说死,就象当年的大包干一样,重新发展集体经济也不能大跃进,但走什么诸如股份化的道路在农村也可以尝试,但关键不在这。关键在于是自私自利还是大公无私支配干部群众,如果是前者你搞什么激励措施都是虚的,都难以把事情办好,都难让民心聚集,尤其是可持续性上是不行的。如果是后者,则不一样,即使回到人民公社,也能把三农问题都化解。因此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解决民心的信仰问题。
如今基督教在农村大发展,大家都在为他们心中的主服务。但一涉及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他们的主就放到第二位去了,这就是现实。真正在中国有前景就是毛泽东思想信仰。这个思想不但解决人心,还解决利益问题。王宏斌的价值就在于让这种精神与物质利益有机的结合,人民才信,也才拥护,也才具有在农村推广的价值。当然,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市场条件下,本身就是发展私心的,采取南街村的发展模式,就会出现村与村的剧烈争夺,因为每个村子分别是一个共同体,而共同体之间如果协调不好,其实依然是私有制大发展,除非最后全国农村变成一个村、一个共同体,但在自由市场下,没有千八百年是做不到的。因此,王宏斌当副总理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让各共同体之间是有机的整体,而不是剧烈竞争的矛盾体。这又回到了计划。这是个难题,回到计划前提是人心都是大公无私的。这其实也是政府的难题,按照自私自利的市场发展,中国没出路,按照大公无私的计划经济发展一部分人又不愿意。那在现阶段,就只能采取让愿意集体化的村子去与自私自利的个体农民去竞争,个体都将破产,最后他们变成壮大的集体经济的职员。这种确实是悖论的难题。但中国农业要发展,三农问题要解决,非得南街村道路不可。因此王宏斌当副总理就是指导愿意集体化的村子去参与市场竞争。政府也扶植更多的王宏斌去建设更多的南街村。看到小岗村也开始集体化了,但他的道路还是建立在引进外资和自私自利基础上,那富了的还是少数人,因此不可取,政府要真是代表人民的政府就是扶植南街村道路的壮大发展,为了这条道路能走好,就让王宏斌当主管三农问题的总理。那么就会在未来诸如医疗、教育、住房、民风等系列问题上得到大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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